2018年5月3日星期四

节日快乐!(Linhui)


刚刚因恐吓申请信息公开的学生而成为众矢之的的北京大学,在尴尬中迎来了一百二十周年的"生日"——尽管五月四日并非是其真正的生日。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北大的"生日",是因为在官方的宣传中,"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最初的参加者不少来自北大。

事实果真如此吗?经过对这段历史认真研究后,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五四运动诱因与学生撵走蔡元培

"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打败德军、已然在山东经营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则表示,作为战胜国,依据中日1915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民国北京政府还提出给日本补偿,支付其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的拒绝。

无奈之下的民国北京政府密电谈判代表、外长陆征祥可以签约。得知密电消息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学生遂联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于5月4日上街示威游行。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亲日派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据脱离官方的前高官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5月4日,北大学生是从北大旧校址沙滩红楼开始游行的。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追上学生,苦口婆心地劝阻学生不要游行。作为游行示威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站了出来,驳斥蔡元培道:"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校长给撵走了。

暴徒学生火烧赵家楼 打晕外交官员

高呼著口号的学生先是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得到风声的曹汝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被当街打死,于是飞奔回家躲避。在家门口,他遇到了北洋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但警察们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曹汝霖只有苦笑。

最终,警察们想出了在曹家大门贴封条的办法,来阻挡学生。因为撕毁政府的封条就是犯法。但显然,警察们低估了愤怒学生的能量。闹事学生仗着人多势众,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冲进了曹家,更有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幸好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事后,那丫环疼痛了好些日子)。

因曹汝霖躲在衣柜里,学生们并没有找到。但愤怒的学生并未罢休。当他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时,遂放火烧掉了曹家,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曹家起火后,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被迫逃了出来。因被学生误作是曹汝霖,被学生们围殴。有一个学生还拿起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立即晕倒。幸好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了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而使其没有被学生打死,但其经医生检查后,"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上面有令,纷纷扭头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到,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听后,立即反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军队没有进驻北京,被捕的学生也很快被释放了。虽然在全民舆论下,民国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撤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但却并没有解决青岛问题,日军一直驻扎在那里,并保持了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国牵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日本才被迫同意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也就是说,青岛的回归,是民国政府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达成的,与五四运动没有必然的关联。

五四运动没有任何裨益而言

民国政府和彼时北大对学生示威游行、打砸行动的宽容,与钳制百姓自由、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屠杀的官方,以及恐吓学生的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足以让当下的中国人羡慕不已。

是什么让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忘记了古人教导的"仁爱"?难道对政府的不满就可以随意打人?肆意放火? 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运动和对马列主义的宣传。

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起初,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也没有断裂。

具体来说,科举虽废除,但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给予了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民国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民间还有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换言之,知识分子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报纸、出版社等,继续传承中华文化。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随着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走向独裁以及军阀混战,中国走向何方成为了很多人探求的课题。其中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并提出东西方文化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应该用新的去改造旧的。《新青年》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了众多的年轻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他遂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并开始在北大宣传马列主义,《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而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即5月1日,由官方党员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五一节"May Day杂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号召在庆祝日这一天采取"直接行动"。

一方面,由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否定了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并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破坏。另一方面,对提倡暴力的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尤其是李大钊的鼓动,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人。没有人可以保证,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打伤无辜的学生中没有受到这样影响的北大学生。

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官方党员的邓中夏。无疑,官方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如冯学荣所言:"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而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各种革命的名义之下,以大的名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们要争民主,或者是为了反抗西方国家,无论是在何种名义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权。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如今还在纪念"五四"并将其作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无就是铁证。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不得不提,前段时间辽宁省会教授绯闻旧案的发酵,以及本科生某某要求北大公示相关信息的经历,令120周年校庆蒙上阴影。

某某以一个小小本科生,起而做不平之鸣。我们应该怎样看,校方应该怎样处理?作为老毕业生,我觉得某某恰恰体现了一种"北大精神":毫无功利心,奋不顾身,不平则鸣。看某某的致公众信和事后行状,内心忍不住赞一声:好一个少年(少女)!满满的少年气,真个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世上无难事那种感觉,我思之我行之,虽千万人而吾往矣。不必背负国仇家恨,不必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我觉得事情理应如此,我就这样做了。少年气满满啊!

当这个国家渐渐步入中年,一切都是套路,一切以正确为务,难得有某某这样的北大学生做雏凤之啼,举座赞叹,一校皆惊。若蔡元培校长尚在,如何处理?蔡校长曾多次与学生直接对话,蔡校长的做法万变不离两点:第一,请你表达,咱们讲道理;第二,讲完后请你回去上课,北大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不支持学生分心从事社会活动,哪怕进步事业。
(李方)

—— 战略家
zhanlu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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