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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黄一龙:我们都曾“有点精神病” ——十年前旧文,纪念王学泰先生

王学泰
主研游民文化的知名学者王学泰今天逝世。因送挽联:
待论流民登宝座
伤心侪辈失平人
("平人"为王氏常用笔名)

又,送上十年前一文,评注他与邵燕祥、陈四益唱和填词为祭。如下:

我们都曾"有点精神病"
——十年前旧文,纪念王学泰先生
黄一龙

题里的"我们",只管现年六十岁以上的人士,原因是本文所涉乃是五十年前旧事,那时十来岁的娃娃以及等而小之之辈不预焉。
所谓五十年前旧事,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按照逢五逢十必纪念大事的传统,今年自当纪念它。我本人当年头戴右派桂冠,战斗在大跃进前线,更不会无念可纪无话可说。正在琢磨何为该纪的念何为准说的话,忽得邵燕祥兄寄来一组绝妙好词,乃是他和王学泰、陈四益二位先生唱和之作,内容就是纪念该"大跃进"的。三位先生不仅和我一样亲历过大跃进的风雨,更兼身为诗坛文坛思坛名宿,他们的《蝶恋花》词三阕十八句一百八十字,字字夹带着当年的汗渍血光和沉重的历史反思,特在此转介于公众,其间也顺便把我的特殊感想或批评搭车发表。这后一点也许有损原作的光辉,可是他们既然放心把它示我,想来也不会太介意吧。
看词末原署日期,知唱和故事发生于20041026日。那天似乎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不是看准什么敏感时期故意捣乱。那天他们三位聊天聊得入港,邵词首先出笼;词曰:

蝶恋花·借王学泰警语戏成一阕
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  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题目写得明白:"首先出笼"的词虽是邵词,可是首先出笼惹起事端的"警句"却是王氏的。警句者何?比较全阕,无出"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一句之右者。衡诸以下和词,果然。

王学泰和词
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  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四益和词
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  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三词有景有情,有史有论,而为其"眼"者,非"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莫属。不在本文所指的青少年朋友们,在学校里自然也读过一点有关当年"大跃进"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关于"大跃进"的简要论说,知道那事不算天纵英明、伟大正确,而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即大吹"精神变物用",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包括"数米夜深锅灶冷"、"茫茫大地真干净",在和平时期饿死人民数千万),云云。对于那段历史,这里三位齐声描述为"有点精神病",《决议》里面就没说了。兹稍加申论。
"大跃进"者何?就是用疯狂的方法办疯狂之事。疯狂之事就是令一穷二白的中国三年"超英"并且加快"赶美"当世界头等强国,在"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实现"天堂熠熠"的产主义。疯狂方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砸锅炼铁,砍树煮钢,号令粮食"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本来,要动员群众办什么事,要求他们"有点精神"奋发向上争取胜利,自是常理;当年领袖一再申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深可理解。可是要他们办那样疯狂之事,"有点精神"就大不够用,必须加上"有点精神病"了。语云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那是讲天上的上帝。在当年的人间,则是上帝要谁跃进,必先令其疯狂!而如欲令人疯狂,就靠所谓"群众运动"。出语捅破这一秘密的王学泰先生曾另有一文,引述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对于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心理研究,认为当群众发动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以后,"他们的心智便降到最低点,容易被某种情绪所左右,缺少理性思考,更易于接受简单的、感性的口号"。回想五十年前的我们,心智的确极低,就是说,都受"某种情绪所左右",进入疯狂状态。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点精神病",是绝对混不下去的;三词所谓,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
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观察,群众的精神病,和领袖所要求的,又有一点重要区别。上面要求的是真发疯发真疯,卖傻劲拼老命,而民众呢,则至少是其中不少人,却对它略事变通,发疯变为装疯。我的这一判断,和王先生引证的庞勒先生稍有不同,或许也算中国特色吧。当年我的顶头上司、四川省雅安县红光农业合作社(其时还未建公社)第三生产队马队长,参加县里五级(或六级?)干部会回来,向我介绍经历。他说会议展开"打擂比武",人人上台大比生产计划,头天冒险报了个增产百分之五,晚上盘算回家以后怎么凑得够数,折腾一夜睡不着觉。到了次日形势大变,上面批判昨天的表现是严重右倾保守,接近右派言论了;大家怕当右派,于是纷纷上台比赛嘴劲,你增百分之百我增三百,你亩产二千我五千,最后打了个平手,个个亩产万斤,领导笑逐颜开,晚上他也安然入睡了——反正谁的话都兑现不了,还操心干吗!头天他算有点精神但无精神病,可是领导不高兴,自己也担心;次日口吐疯话精神失常了,才换得全首领而归。巧的是我后来弄当代史,发现有位县委书记也说了和马队长一模一样的话:保证增产百分之几睡不着觉,保证亩产万斤十万斤心里踏实了。他们的表现看来像是"心智降到最低点",属于精神病征;其实是在装疯。事实上靠装疯卖傻以苟安偷生,当年已成全民的通例,直到文革期间更大显神通。当年和有名的张志新烈士同样以"反革命"罪被捕的,还有另一位女士,只靠医生诊断为"精神不正常"而免去一死。她或许真正有病,未曾装疯,不过其时所有免死的中国人,发疯也罢装疯也罢,均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精神不正常即"有点精神病"之福,而毫不掩饰其精神完全正常者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先烈,就只有作"先烈"的份了。我辈因装疯卖傻而苟活,也有数千万人因整个社会装疯卖傻而横死,而我们民族的宝贵精英,则因不肯装疯卖傻而通通献身、全军覆没了!悲夫!
想到这里,再读上词,我分明看见三位可敬的老汉徘徊于当年的疯烟傻蔓疯碑傻碣之间,为屈死的冤魂吊丧,为就义的英雄招魂,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得不装疯卖傻痛哭。他们绕场转圈,遍撒纸钱,声震四野,泪流满面,哪里有诗人吟弄唱和的影子,分明在为全民族的发疯和装疯而痛切忏悔!我向他们深鞠一躬。

《杂文月刊》20086
《同舟共进》20086
收入《智者的思考》,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近见王先生对"河清颂"典有个解释,照录:"雍正四年,黄河突然变清。太常寺卿邹汝鲁上《河清颂》赞美皇帝'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的改革维新,结果大倒其霉,因为雍正认为自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于是下了刑部大狱,差点丢了性命。我曾写过一篇《歌德派的文字狱》,据统计,文字狱中的'歌德派'远远多于'缺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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