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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5日星期一

江南案: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

原题《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
来源:《翻阅日历》2008第1期
2010年11月03日



据说,近二十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虽然,他曾经也有"独夫"的恶称。

从"独夫"到伟人

  1935年,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发表了给母亲毛氏的公开信,信中说:"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有人说,这封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留下了一个沈从文《边城》式的悬念: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如果我们追溯蒋经国在台湾的经历,会发现,蒋经国确实曾经落到了"那个笨蛋的手中",所以,制造了白色恐怖,甚至远在美国的作家江南也因他而死,不过,他最终还是"离家出走",作了对父亲的最后一次背离。对此,一些学者评价说,他完成了从"独夫"到伟人的转变。

  亲民的独裁总统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随后,集会群众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运动被镇压下去,双方共200余人受伤,152名参与者以"涉嫌判乱罪"被投入监牢。这就是台湾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特务头子"执政的台湾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有它的原因。

  50年代的台湾社会动荡不安,官场也舞弊成风,地方官员对于中央的决定阴奉阳违,而且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只看上级脸色,不管民间疾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蒋氏父子想到了民主。

  蒋经国推崇的是"封闭'中央',开放地方"的政策,在蒋介石父子独掌最高权力的时候,却允许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地方的民主政治框架逐渐形成,地方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管人民死活的恶政得到缓解。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政治,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发展着,并逐渐有突破的趋势。"《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人民要求突破原有框架的尝试和体现。

  正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革命往往不在压迫最严厉的地方发生,而在人们的民主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发生,了解到基层民主意义的台湾人也逐渐意识到宪政权利如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意义。

  幸运的是,独裁者蒋经国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独夫",他有个亲美的父亲,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很熟悉,本人又有共产党的作风,注重亲民,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一文中的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

  所以,蒋经国很了解民主对下层老百姓的意义,知道民主是对抗地方暴政的有力武器。在"《美丽岛》事件"的处理上,蒋经国一方常态,没有对这些民主人士大开杀戒,而是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到1981年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有了他的相辅相成的四点新理念: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台湾化,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和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蒋经国在有生之年,就这样鲜明地结束了对民主"辣手摧花"的生涯,开启了另一片民主的空间。而这一切,还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江南案"的爆发。

 "江南案"的转折

  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撰写了《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据李敖为《蒋经国传》的序言所说,他曾劝江南注意安全,而江南认为身在美国,且为美国公民,会得到切实的保护。不过,最终还是在1984年10月15日,遭枪杀身亡,当时,江南身处旧金山。

  江南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而且还和蒋孝武有紧密关联。一时间,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事发后,蒋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镇定,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舆论的风头也一时由之改变,由谴责蒋经国,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

  最终,蒋孝武还是难逃干系,在这次风波中彻底失去了政治生命。当社会舆论发现并没有证据蒋经国和江南被杀有直接关联的时候,蒋孝武受到了更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得流放蒋孝武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从此淡出政坛。

  同时,江南案也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不久,蒋经国对情治系统作了一次更大的改革,情报部门只从事情报搜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并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

  1986年9月初,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9月28日,"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情治部门负责人迅速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不过,蒋经国没有批准,他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放开手脚,让民主发展起来。

  据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忆:"当年(1987年)的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蒋家王朝的终结

  蒋经国尽管曾经把民主化当成台湾改革的四大理念之首,不过,他还是希望培养自己的次子蒋孝武为接班人,"江南案"打破了他的部署,据说,此后他一见蒋孝武就会摔东西,大骂他是"蠢货"——正是江南案终结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美梦。

 一些小道消息说,蒋经国也曾经考虑过让弟弟接替自己位置,不过,当蒋纬国了解到哥哥的意向后,只是沉痛地说,"晚了,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兄弟之间的聊天怎么流传出来的,真实与否,都已经难以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蒋经国看到了更远的未来,他认为,与其让自己指定一个接班人,不如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领导人。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自己的任内突然死亡。据说,蒋经国去世的时候,成千上万人在街头列队致哀,岛上鲜花贩卖一空。

  遗憾的是,蒋经国在任内死亡,没有让台湾人选出自己的总统,出任总统的是副总统李登辉。蒋经国选李登辉为副手,原以为他会在本土派与大陆派之间能取得平衡,谁知李登辉为了加强自己权力,激化了二者的矛盾,以致本土化与大陆政策两项方针,由相成转而为相克。

  幸运的是,蒋经国让自己做了最后一个独裁者,台湾的人民多少多了些自由言说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民主的路很远,却已经开始了。所以,张学良赞叹:"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

  蒋经国曾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麽事情?为什麽人们赞扬我?'这一句话有著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当一个独裁者受到所有人的赞叹的时候,能够自己看出问题,看出自己做错了什么,并勇敢地进行改正时,他就是伟大的。

  蒋经国用自己的权力终结了自己家族的统治,也用自己的独裁权力推行了民主。用独裁的权力推行民主?是的,这是一个悖论,悖论之后的推动因,是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宽广的胸怀。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307/13118205.html

台湾黑歷史!迫使蒋经国不传位于子的真相


江南事件,又称「刘宜良命案」,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指使黑社会成员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宜良在1949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1984年,刘宜良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

刘宜良,笔名「江南」。(图/刘宜良纪念馆)刘宜良,笔名「江南」。(图/刘宜良纪念馆)

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而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採「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并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

江南命案。(图/搜狗百科)江南命案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图/搜狗百科)

这一事件始终未能彻底查清,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產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道,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这个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蒋经国传子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导:「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

江南事件影响甚大,使蒋经国不得不放弃传位给儿子。(图/搜狗百科)江南事件影响甚大,使蒋经国不得不放弃传位给儿子。(图/搜狗百科)

此时,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包不住火」,希望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江南命案后,蒋孝武靠其父蒋经国「护犊情深」而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採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且由于江南事件影响甚大,蒋经国传位蒋孝武的如意盘算就这样泡汤了。

——中时电子报(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cn/20160104004277-260812

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2日16:37  中国新闻周刊
1981年4月11日,台北松山机场外贸协会展览场,蒋经国(右二)参观机械展售会。图/CFP1981年4月11日,台北松山机场外贸协会展览场,蒋经国(右二)参观机械展售会。图/CFP

1977年,蒋经国在台湾的一次运动会上与民众交流。图/CFP1977年,蒋经国在台湾的一次运动会上与民众交流。图/CFP

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与子女的家庭照。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与子女的家庭照。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本刊记者/刘婉媛
  政治如同颜料盘,在其涂抹之下,政治领袖的面孔往往模糊不清。所幸有人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 Taylor)就是其中一位。
  关于蒋经国这样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目前的传记有两个知名版本,一是1980年问世的江南所著《蒋经国传》, 二是2000年出版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前者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书稿本身,更多是由于江南(刘宜良)写就此书后遭到政治暗杀的事件;而后者,则被公认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陶涵曾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上世纪60年代曾就职于台北美国"大使馆",中美建交后,转赴北京,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政治参事。如今,陶涵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陶涵著《蒋经国传》,秉承史学界传记写作的严谨态度,避免合理想象和主观臆断,以田野调查和史料考证作为叙事基础。他曾多次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和赣州等地,采访了160多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门生故旧。写作历时3年之久,其中一半以上时间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上。
  而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陶涵精研中国事务、通晓中外历史,这一背景有助于避免外国人撰写中国题材所容易犯下的"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毛病。
  陶涵所著《蒋经国传》2002年曾落地大陆,内容有大幅删节。近日,华文天下出版社重新引进了这版图书,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书中附有80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对此,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欣慰之至"。
  正如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中国大陆的评价如今更加客观、平实。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他的百转千回的命局、他的思想跌宕与智慧觉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选择,至今仍然影响着台湾、大陆,以及两岸关系。
  第一次选择:去苏联
  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就在之前不久爆发的五卅惨案中,刚在上海升入中学的热血少年蒋经国,带领着同学参加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时也被认为是镇压群众的幕后黑手。他决定把这个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的儿子送到北京念书,置于好友吴稚晖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深种于蒋经国心中,他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日后成为坚定反共分子的吴稚晖当时只是笑着表示:"你去试试也好。"蒋经国通过他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诚惶诚恐地将这个意图秉告了蒋介石,被蒋斥为"朽木不可雕也"。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日记中简单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
  为什么蒋介石会允许儿子投奔他所质疑的莫斯科?多年后,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如此告诉陶涵:"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在"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蒋介石认定苏联的物资援助对北伐依然至关重要。此外,当时他依然相信,"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给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是学校里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
  而此时,在中国国内,国共在合作3年多之后,在1927年分道扬镳,共产党员被追捕杀害。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
  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
  几天后,《消息报》又刊登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他默然接受官方给出的解释——身在"敌营"中的儿子,是被迫发表如此大逆不道的声明。
  陶涵采访的一些蒋家故交认为,蒋介石在实施清共行动前,为保密无法提前告知儿子令其自保,为此他多少感到内疚。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放逐中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找蒋经国谈话,劝告他放弃亲托洛茨基的信念和活动。
  没有任何征兆,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一年之中,蒋经国面临两次重大抉择,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当中"识实务"的一面。
  从共产主义信徒到"老蒋"的左膀右臂
  作为政治领袖的儿子,蒋经国的命运注定被政治缠绕。
  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2年。从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到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一家大型机械厂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在那里,他和17岁的金发女郎、腼腆羞涩的苏联姑娘芳娜结了婚。
  随着国共两党再次构建合作,他的回国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事实上,在国共反目期间,周恩来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在肯定蒋经国批判父亲的行为的同时,周恩来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显然,周恩来预见到将来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并认为蒋经国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大林召见。两人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一些事实多少说明蒋经国当时的心迹——1936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乘坐苏联货轮回国。
  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陪伴他们回国。途中,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莫斯科的中共党部发了一封电报:"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12年的祖国。
  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奉老蒋之命,回到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恶补中国文化。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12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
  左派的草根气息伴随蒋经国一生。和他不苟言笑、矜持严肃、生活奢华的父亲性格迥异,蒋经国个性随和亲善,终日挂着笑脸,乃至在出任要职后曾被父亲告诫要"矜持自恃"。他一生节俭,极度清廉,在他逝世之时,名下甚至没有一处房产。
  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接受他访问时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姻亲宋子文等人。文强经常劝诫他,放弃"左派"语言,避免赞颂苏联的成就。
  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
  蒋介石一生几乎从未信任过任何人,除了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安排他立足于情治系统,一步步实现了对政权的掌控。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蒋经国的转身始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期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中共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这只是台湾官方提供的估算数据。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重,以至于曾当过政治犯的李敖这样点评他的一生功过:"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不管怎么说,一个"辣手摧花"的人,为何最后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参政、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纠正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40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和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
  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后来接受陶涵采访时说,蒋经国当时指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
  当晚的集会中,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伤。
  蒋经国的"软弱"让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批评"。第二天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
  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更是一拳击中了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
  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让蒋经国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已长成如此怪物,这让他"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告诉部下,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
  最后的华丽转身
  这时的蒋经国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改革。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听到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核心层的会议上,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对此,蒋经国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党禁报禁解除;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草案,本土力量参与台湾政治的时代由此开启。
  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江南案」曝光原因 前情報頭子揭密:情治機關鬥爭

〔自由时报記者施曉光/台北報導〕「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一書,在蔣經國逝世30週年前夕發表,書中訪問當年因「江南案」被蔣經國指示嚴辦入獄的前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汪希苓披露,「江南案」曝光原因就是情治機關鬥爭,汪希苓本人出席發表會致詞時,對蔣經國多所讚揚,會後面對媒體詢問往事感想,則不願多說,只說「一切為了國家利益」。
  •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12日舉行,因「江南案」被蔣經國嚴辦入獄的前情報局長汪希苓也出席活動。(記者羅沛德攝)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12日舉行,因「江南案」被蔣經國嚴辦入獄的前情報局長汪希苓也出席活動。(記者羅沛德攝)
  •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出席的包括前總統馬英九(左二)。左起則為前情報局長汪希苓、本書作者吳建國、前情報局副處長陳虎門。(記者羅沛德攝)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出席的包括前總統馬英九(左二)。左起則為前情報局長汪希苓、本書作者吳建國、前情報局副處長陳虎門。(記者羅沛德攝)
  •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12日舉行,台北市長柯文哲(右)也出席活動。(記者羅沛德攝)
    《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12日舉行,台北市長柯文哲(右)也出席活動。(記者羅沛德攝)
而當年在美國公布「保命錄音帶」,並出面指控蔣經國政府指使竹聯幫大老陳啟禮等人,刺殺美國籍作家劉宜良(即江南),國民黨事後卻意圖要將殺手滅口的竹聯幫元老級人物「白狼」張安樂,今日特別到現場向汪希苓致意。他強調,當年行為只是為了救大哥,結果害到了汪希苓,但他也強調,自己對蔣經國一點都沒有怨恨,並對汪希苓說,「你是做你應該做的事,要我是你,我也會做。」
另一位與汪希苓同因「江南案」被蔣經國嚴辦入獄的前國防部情報局副處長陳虎門則說,雖然拿現今眼光看待,以及政策上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但「當時做一定對」,「我們身為軍人尤其是情報幹部,追隨長官,是為職責所做,我沒一絲後悔,也不認為是錯誤,只是為國家盡一分責任。」
汪希苓在書中披露,當年情報局決定派員赴美「制裁」劉宜良,並不是因當時已經出版「蔣經國傳」,而是消息傳出,劉宜良還要再寫「宋美齡傳」,要炒抗戰時期,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特使威爾基訪問重慶期間與宋美齡有一夜情的不實冷飯。最後事情曝光原因則是因為情治機關互鬥。
根據汪希苓的回憶,當時國安局清楚掌握情報局派陳啟禮等人到美國暗殺劉宜良,卻在三週後發動「一清專案」掃黑,並要求警方第一時間先逮捕陳啟禮等人,再處理其他幫派人士,過程中不但瞞了情報局,甚至國安局在第一時間就通知美方逮捕「江南案」兇嫌。
當時的國安局長就是汪敬煦,指揮「一清專案」的國安局第三處處長馬端薄,則曾被汪敬煦推薦接任情報局副局長,但遭汪希苓拒絕。

傳說引發江南命案的「蔣夫人緋聞」 是真是假?


威爾基(左一)於1942年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分訪華,與宋美齡(左二)替河南省災民募款。圖/翻攝自威斯康辛大學網頁
前高雄科大校長吳建國發表新書《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其中花了不少篇幅討論1984年的江南(劉宜良)命案。前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在書中透露,當初決定發起「制裁」原因中,包括江南想寫宋美齡在抗戰期間與美國特使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緋聞。
過去外界傳說情報局殺劉宜良,是因他在《蔣經國傳》之後,打算再寫抨擊蔣中正的《吳國楨傳》;因為《宋美齡傳》而喪命的說法,這是第一次披露。
吳建國書中提到,江南案曝光原因,是情治界的「兩汪」(國安局長汪敬煦、情報局長汪希苓)不和,汪敬煦藉江南案惡鬥汪希苓。
書中指出,情報局運用陳啟禮等竹聯幫人士「制裁」劉宜良的計畫,事前都呈給汪敬煦和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事成後也向汪敬煦報告。但就在陳啟禮等人返台不到兩周,國安局下令執行「一清」掃黑專案,並指示警方第一時間先抓陳啟禮,再抓其他黑幫人士。情報局得知消息,試圖探視陳啟禮等人予以安撫,卻被拒絕。國安局甚至向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已捕獲槍殺劉宜良的兇手」,使得事件就此曝光,汪希苓等人因而下獄,國家形象也重損。
汪希苓在新書發表會上對媒體表示,本案如能「照一般的情形」,美國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我國政府指使所為。
汪希苓在書中談到,決定「制裁」劉宜良的五大原因,包括他長期在海外詆毀國家元首,又是美國與兩岸的三面諜;另一原因是我方接獲情資,劉宜良著手撰寫《宋美齡傳》,要寫抗戰時(1942年)威爾基訪問重慶期間,與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有一夜情。
汪希苓說,先前美國曾有書籍報導此事,在蔣夫人提出告訴,並舉出人證之後,對方已正式公開道歉。但劉宜良此時再寫,一般不清楚內情的人會以為是真的,擺明了就是故意。這個情報他沒有呈報,也沒有跟蔣經國報告。
所謂「威爾基、宋美齡一夜情」的傳聞是怎麼來的?又到底是真還是假?
事情發生在1974年,美國政壇八卦秘辛作家皮爾遜(Drew Pearson)去世後,後人整理其日記出版。其中提到威爾基訪問重慶,居然與宋美齡有染,蔣委員長帶著憲兵去抓姦未果。蔣夫人得知消息後大發雷霆,要求在全美各報刊廣告駁斥。當時新聞局紐約新聞處主任陸以正(兼駐美公使)認為這樣反而會把新聞炒大,說服蔣夫人先打誹謗官司。陸以正找了當年隨同訪華的記者考爾斯(Gardner Mike Cowles)出面,作證不可能有其事。出版商眼看官司必輸,決定庭外和解,除了公開道歉,並承諾再版時刪除錯誤內容(後來從未再版)。我方也不希望事情鬧大,因此只要對方賠償700多美元的行政開銷。
「宋美齡緋聞」事件,就這樣被化解,沒有繼續流傳。但以劉宜良的背景,應該不會不記得這一段風波。
不料,當初替我國政府作證的考爾斯,卻在江南案發生後的1985年出版回憶錄,書中不僅提到威、宋兩人偷溜出去幽會,還宣稱自己試圖勸阻,卻被宋美齡的長指甲抓了一把。1995年,作家李敖在台出版《蔣介石評傳》,自然沒有忘記這一段。
不過大陸著名的「蔣介石專家」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在其作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中考證發現,以威爾基訪華的行程,根本不可能有機會發生皮爾遜或考爾斯描繪的「通姦」「抓姦」。
至於考爾斯為何在11年後來個大翻案?楊天石的判斷是,考爾斯基於商業價值,覺得還是把這段八卦塞進來,回憶錄會比較有賣點。「即使再為台灣方面發現,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皮爾遜日記》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結了嗎?」
(联合新闻网https://udn.com/news/story/11749/2929231?utm_source=udnplus&utm_medium=fb

附錄

解嚴不只因江南案 馬英九:兩岸國際影響

 
(中央社記者劉麗榮台北12日電)前總統馬英九今天出席「破局」新書發表會,提出一項不同看法,他說,故總統蔣經國在民國76年解除戒嚴,不只因為江南案或十信案,而跟當時的兩岸情勢和國際關係有關。


新書「破局:揭密!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下午在孫立人將軍故居紀念館陸軍聯誼廳舉行發表會,文中揭露蔣經國晚年權力布局改變的內幕,並指出「江南命案」促使蔣經國從保守走向開放,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催化劑。


馬英九說,他要提出一個不同看法,蔣經國解嚴不是只因為江南案或十信案,這跟當時兩岸關係的變化和國際社會發展都有很大關係。


他指出,蔣經國對台灣的4大貢獻,包括十大建設、解除戒嚴、開放探親及勤政愛民,每一項都是歷史性的貢獻。有人問,同時進行解除戒嚴和開放探親,對國內衝擊會不會太大?他說,一個是國內政治,一個是兩岸關係,看起來好像兩者並不相關,深層看,這兩項重大決策都跟兩岸關係有關。


馬英九說,中國大陸1979年與美國建交後,促使美國與台灣斷交,中國提出「和平統一」,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還提出「一國兩制」,當中共擺出笑臉,台灣還在戒嚴、如臨大敵,在國際跟兩岸處於不利地位。使得解嚴壓力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大,壓力來自台灣內部,也來自美國。


他說,蔣經國在第二任總統任期時,發生江南案和十信案,對中華民國國際形象造成衝擊,這兩個案子跟蔣經國沒有直接關連,但涉及政府部門疏失。


馬英九回憶,民國74年某天蔣經國收到美軍顧問團前團長齊柯勒拉將軍(Gen. Richard G. Ciccolella)親筆來函,信中提到戒嚴對台灣不利,戒嚴在國際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變成台灣包袱。


蔣經國把馬英九找去,問「戒嚴」的英文怎麼說?馬英九說是 martial law,根據字典的說法,有無法無天、軍事統治等意思;蔣經國皺著眉頭說:「我們沒有無法無天,也不是軍事統治。」


馬英九說,由此看得出來,絕對不是一個江南案或十信案,就完全改變蔣經國想法,而是當時的兩岸情勢和國際關係,使得繼續戒嚴和禁止台灣人到大陸,越來越不可行。蔣經國最後的這兩個重要決策,也改變台灣,至今蔣經國仍是人民愛戴的總統。


作者吳建國、前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前情報局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台北市長柯文哲、馬英九及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等都出席新書發表會。柯文哲致詞後先行離去,並未與馬英九同台。1070112
「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12日在台北舉行,前總統馬英九(左2)與前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左1)、前副處長陳虎門(右1)等江南案相關人事出席。中央社記者孫仲達攝 107年1月12日

林达:蒋经国与江南案

图:台湾民主纪念堂


今年是蒋经国的一百周年诞辰,恰好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而马英九又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的英语秘书。看电视新闻报道,马英九连续两天在宴请原来蒋经国身边的一批老人。每次祭奠悼念,马英九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蒋经国的私人感情。同时,也几乎每次都会引来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抗议,为着蒋家专权时期发生过的大量冤情。这让我想起去年参观已被改名为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当时是民进党执政,原本要强调"肃穆"的原始"纪念"设计理念,被民主进程历史展览的展品打破。半空悬挂一群鲜艳色彩的台湾风筝,从上至下占据整个大厅的展板,不乏激昂壮烈的民众抗争场面,当然有美丽岛事件甚至有自焚抗议者的照片。
  但是,今天从台湾社会整体来说,是开放和容忍了不同的表达。台湾两蒋40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会逐渐在开放的表述中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当民众在反对一个专制时期,他们反的是什么?反的应该是"我方全对、对方全错"黑白两分简化的思维,反的应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简单逻辑。假如以专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反专制,就无力与专制社会拉开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能够冷静反省复杂的蒋经国时代。
  台湾要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本质上打破专制制度本身,显然受益于这个制度的独裁者———他的个人变化对推进历史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人们今天回顾蒋经国的意义。
  台湾演进的模式绝非孤例。记得刚到西班牙,感觉佛朗哥就是蒋氏父子的集合。看西班牙历史,会感到佛朗哥之后的民主改革尽管过程曲折,可要描述是简单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解读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不需要做伤脑筋的判断。可是,内战和佛朗哥时期就要复杂得多。不论当事人还是史家,看法都有很大分歧,而且多半南辕北辙。两蒋的台湾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时期,都是40年左右,都有专制独裁必然会有的镇压和血腥的那部分,也都有向民主推进的那部分。两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台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作家江南在其旧金山寓所被暗杀。那是1984年10月,是蒋经国各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启或者在做准备的时候,仍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不论事件是否和蒋经国有关,情治部门的行事传统可见一斑。
  可以想象国际社会的震惊程度:台湾居然派了杀手到别国暗杀他国公民,只因此人中规中矩地写了一本台湾领导人传记。当然可以推想台湾内部是何等漆黑一团。但是回顾历史,又并不完全那么简单。这一类专权有它的另一面:台湾的县级领导长期是民选的,它的政治转型有更充分的社会准备,不仅在于它的市场经济从未破坏;它虽然严格控制政治社团,而其他作为"社会团粒结构"的民间社团发展正常。司法也一样,六法全书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专权会越位压倒法律;政府权力也并非掌控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记得台湾有个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在蒋经国独裁下,你还有回避政治"回家卖红薯"的空间。不仅如此,当时的台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对教育、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记得一个台湾本省教育工作者向我介绍,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们当时被鼓励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音乐和艺术,还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而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及左翼读物,则是被两蒋时代的台湾禁读的。最近大陆"文革"期间风行的《毛主席语录》就在台湾当做稀奇东西畅销。尽管如此,两蒋和民众对民主转型的思想资源并不陌生,在经济结构、民间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足,而不是突变转型。
  蒋经国时代,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衔接没有中断。由于社会并不封闭、与世界并不脱节,使得佛朗哥和蒋经国都逐渐形成对未来发展的清晰估计。作为独裁者,佛朗哥从十岁开始以极完善的教育,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未来西班牙转型到君主立宪制的国王,他只是自己无力从历史的泥淖里拔出来。同样,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伤痛,即使传到蒋经国一代,仍然难以摆脱感受外部威胁的深深恐惧。但是,蒋经国基于这种恐惧而曾经施加于台湾的严厉控制,是他真实的内心挣扎,还是一个独裁者为保护一己私利、抵制台湾的政治转型而编造的借口呢?蒋经国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有深重历史孽债在身,走出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蒋经国是一个有政治家之礼义廉耻之心的人。他曾经在江南案之后对身边的人谈起,意思是美国与我们断交是美国理屈,而江南案使我们彻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蒋经国是在意理念的,他原来安慰自己只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维持专权。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动为父子两代做出证明。两年之后的1986年,蒋经国开党禁,台湾从蒋家时代走出来;蒋经国自己,也终于从一个恒久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9-04-20

2018年1月13日星期六

王鹏:从慕尼黑到板门店——绥靖主义的幽灵在徘徊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薄弱环节获得胜利。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
一个幽灵,绥靖主义的幽灵,在东北亚徘徊。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际社会,美国、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似乎曾为驱除核武阴霾而结成统一战线。然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君不见,机会主义、愿望思维、情报误判、祸水他引、借力打力、勾心斗角、政客私利、击鼓传花……一次次让本可以终止灾难的机会付诸东流,遂使事态持续恶化至今。
如今,在核武化"伏地魔"的招魂下,绥靖主义的幽灵正从1938年的慕尼黑游荡到2018年的板门店。
今天,我们更是一同见证了这个幽灵是如何在半岛推倒"核合法化"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
"橄榄枝"还是"烟雾弹"?
就在一周前,朝鲜方面的新年贺词和清新装束似乎给善良的人们带来曙光,让和平主义者们以为"半岛问题终于出现了转机",让他们的韩国同胞"热泪盈眶",令中国学者激赏不已"美韩和朝鲜都在事实上采纳了双暂停",甚至让中国网民发出了"中国险胜!特朗普怂了!半岛危机迎来重大转折!"的欢呼。一时间,似乎处处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往往与其表象相左,且不随人们的主观善意而恣意转移。不论这次会谈取得何种成果,只要双方见面,对朝鲜就是加分。说得更直白些,哪怕会谈因为种种外因而未能成行,只要韩国热烈回应了朝鲜单方面提出"参加冬奥会"话语,在那一刻,这个"回应"本身就是对朝鲜的加分——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来之不易的对朝共识的背离,是对东北亚各国本已脆弱的集体行动的二次戕害。
要判断此次朝方示好,究竟是诚意伸出"橄榄枝"还是释放"烟雾弹",首先要明确核武在平壤政权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在朝鲜两代领导人相继于2012年5月30日将"拥核国家"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写入宪法、2013年写入劳动党党章之后,核武对朝鲜而言,已不仅仅(1)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维护(2)朝鲜劳动党政权生存(regime survival)、(3)金氏家族"白头山血统"统治合法性(legitimacy of the Paekdu bloodline)、(4)朝鲜最高领导人个人生命与权位的根本保障。这意味着,该政权及其最高领导人在面对经济压力、粮食减产、灾荒不断、底层"脱北"、中上层甚至包括驻英公使、驻华餐厅员工这样的统治阶级、精英子弟都开始集体叛逃的局面时,其远远超过所谓"绝对武器"(absolute power,基辛格语)的价值与意义愈加凸显。
明确上述核武于朝鲜之价值,我们便可推断,当前国际社会检验朝鲜诚意的最低标准就是:是否愿意把核武与导弹问题都拿到桌面上来谈——说"最低标准"是因为就算拿出来谈也未必真能做出实质性妥协;可反过来,连谈都不可谈,那就绝无诚意可言。
如果朝方愿意谈核,那么国际社会作为回报,有关承认其政权及家族、个人统治合法性、与主要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一揽子问题也当然应被一并讨论。反之,如朝方强硬坚持必须将核问题从所有谈判中剥离,始终对国际社会对半岛核威胁的深重关切置若罔闻,而只愿就其他任何不涉主旨的枝节问题或进行马拉松-拉锯式谈判拖延时间,或以恩主之姿态试图以若干句廉价的和平主义/民族大义外交辞令来换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南方邻国在制裁问题上的实质性放松,甚至企图诱使国际社会在未得到相应的、可验证的弃核承诺前就争相给予经济/人道主义援助,那么国际社会就不得不遗憾地推断:这很可能又是其一次机会主义策略的表演——平壤在过去十多年里早已深谙其道、屡试不爽。
平壤核行为的规律
以史为鉴,回顾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成功核试验以来,我们似乎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朝鲜已经逐渐发展出交替运用"边缘政策"(benchmark policy)和"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的技能,并以此屡屡成功规避国际社会的种种限制、化解压力,实现螺旋式上升,以"进一步、停一停、等等看、再进一步"的节奏"隔日拱一卒",稳步朝着"拥核国家"的目标迈进。
参照上述规律,国际社会当然有理由怀疑此次朝鲜伸出"橄榄枝"的诚意与动机,而下列事实亦可佐证上述规律。
首先,一个有趣的小细节颇耐人寻味:会后朝方代表希望全部公开谈话内容,但韩方委婉拒绝了。目前会谈的完整记录并未公开,笔者无从就具体内容而对此细节做评。但根据基本外交常识和逻辑,我们似乎可以暂时推测:一方面朝鲜是凯歌高进,从元旦致辞受韩方热捧,到首尔方面迅速拿出成套的接待朝体育代表团的方案,再到会谈引发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步步为营,件件加分,始终牢牢地把握主动权。而反观韩方,纵然其缓和的诚意之举或可赢得部分选民的支持。但如果两国长达一小时的会谈中,对朝核、导弹等韩国老百姓切身关注的生死安全问题只字不提,或者语焉不详,反而是如何接待朝方代表团、未来两国间可能的合作与援助等"单方面利朝"话题充斥了整个议程,那么势必在韩国朝野上下引发反弹。文在寅的反对者会和强硬派、感到因安全关切未得到满足而有"被抛弃感"的民众们或将联起手来反对他。而目前朝韩双方公布出来的有限的信息也同样显示,核武问题并不在此次峰会讨论之列——如果真谈了,且谈出新意,青瓦台显然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向选民表功的机会。
第二,在过去一年中,朝鲜顶住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在核武实战化的道路上急行军,连续取得了核爆和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射的成功。因此,其领导人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回过头来,在国际社会和周遭邻国面前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这意味着,在国内层面,对朝鲜国内观众而言,此刻的"软话"显然不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走狗"的卑躬屈膝,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和恩赐,故不会对其领导人的权威和权位构成削弱。在国际层面,通过一年来的对美隔空互怼、核爆威胁,朝鲜也逐渐探出了特朗普的深浅和斤两。这些都为其"转软"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但话又说回来,纵然朝鲜在核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代价依旧高昂。尤其是当中国开始切实落实联合国制裁决议后,涉及朝鲜经济命脉的领域,诸如纺织业出口、劳务输出、石油进口、重要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等,均遭打击,后果严重。尤其是石油——朝鲜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刚需,却完全不能自给而必须依赖进口。尽管我们看到,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朝鲜当前最高领导人较其前任具有明显的灵活性,相对较少拘泥于意识形态教条,因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起色。但受制于其工农业产业系统的先天局限以及多年来的孤立与制裁,可以说"勒紧腰带干革命"、"宁肯吃草也要把核搞"(普京语)的朝鲜,如今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按照国际核军控专家的判断,以朝鲜现有的财力物力、综合国力、军工-科技实力,在不解除制裁、无法获得外援的情况下,其现有的核武装水平已经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界不对朝发动攻击或增大压力,其自身也很难再做实质性的技术推进。因此,如果能通过释放缓和信号,在不承诺去核的前提下,获取韩国单方面的取消或减弱制裁的承诺,并由此打开国际社会的缺口,那么这无疑将成为朝鲜外交的巨大胜利。这些解释了朝鲜"转软"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朝鲜此次"转软",其实质为"烟雾弹"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橄榄枝",这也意味着,让韩国方面兴奋不已的所谓"转机",让中国方面颇为得意的"朝鲜事实上接受了双暂停建议",很有可能不过是缓和局势的策略手段,旨在为消解国际社会制裁腾挪空间,同时积蓄力量,以获取新的、更为强大的核实力。
作为"薄弱环节"的韩国: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政府高层人士1月8日表示,政府正考虑在平昌奥运会(2月9日开幕)和残奥会(3月9日-18日)期间暂停对朝单边制裁的方案。这位人士表示"1月9日举行的韩朝高层政府间会谈上,双方将讨论朝鲜代表团是否参加奥运会的问题","在对朝制裁的局面下,朝鲜代表团访韩受到了诸多限制,政府正在寻找解决对策"。
很遗憾,我们似乎看到,朝鲜的南方邻国可能并没有从他们历史上与平壤政权打交道的经验中汲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反而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
所谓"邪路"是指绥靖主义不仅不能促使平壤改弦易辙,反而因客观上化解外部压力、事实上提供资源和资金、道义上为其非法拥核行为开脱而襄助、促成其核野心的实现。《史记•魏世家》有云:"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在虎狼之秦历代君王将"并吞天下"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之后,任何国家的绥靖之举、机会主义之心,都只能加速他们的集体灭亡。所谓"老路"则是指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此类行为及其后果已经重复多次,故在半岛安全的语境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如何理解他们对于"绥靖主义"的重复选择以及选择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战略偏好?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在此我们可能要首先排除目前流行的关于青瓦台领导人个人层面的种种未经证实的谣言。接下来,从公开的、被普遍采信的信息来看,同时结合现实主义的结构性分析,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俄国革命设计师列宁在一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如果套用他那著名的句式,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
在国际社会制裁、孤立朝鲜的"统一战线"中,落实制裁的动机和能力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平壤不能同时战胜美、中、韩、日、俄等参与国际制裁的国家。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实施楔子战略(wedging strategy,旨在分裂、离间对手的一种外交手段)并获得胜利……首先在薄弱环节获得胜利。
进一步追问,那么谁又是这个"薄弱环节"呢?从地理邻近、综合国力、战争能力、抗压性/脆弱性、民心向背等诸多指标来看,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国家——韩国。首先,韩国对半岛战争最为敏感,因为其脆弱性最强,一旦发生战争,其国土,尤其是集中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首尔京畿地区将首当其冲遭受不可承受的打击。
第二,同一民族的固有属性使朝鲜对其始终具备一个独特的统战资源。韩国的领导人处于一个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需要唤醒高涨的民族主义为自身政权、国家合法性背书;但另一方面这种大韩民族主义越强烈,又客观上为北方强邻的"民族大义"话语自动提供背书,使其能够屡屡得手。
第三,更重要的是,从一年来朝-韩-美三方的复杂互动中,朝鲜似乎看出美韩微妙关系中的可用之端倪,并找到了"正确打开韩国/文在寅"的方式,那就是死死拉住韩国。只要韩国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而坚决反对美国动武,那就相当于为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进程再保险。只要控制住韩国(无论用威胁恐吓还是伸出橄榄枝),就能间接控制住美国。国际军控专家普遍认为,朝鲜目前离最后的目标——拥有对美国本土发起可信(credible)、可靠(reliable)和不可承受(unaffordable)核打击能力,从而形成有效威慑——还差一步之遥。所以,从技术的逻辑上讲,朝鲜在通过烟雾弹缓和当前局势、赢得喘息之机后,还有充分的理由和强大的动机再下一城。而在当前美朝尖锐对立、实际战争威胁有所上升、中国"第二次抗美援朝"绝不可能的背景下,既然中国不可信亦不可用,那么平壤就必须换一根稻草,以备下次大动作之前的不时之需。现在看来,他们找到了。
结论:看似转"机",实为其"危"
中国人有一种乐观的说法,就是把英文crisis的中文翻译"危机"拆开来看,通过"辩证地论证'危险'后往往还隐藏着'机遇'"来论证中华战略文化对"危机"的理解比英美人士的"crisis"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上述说法是否正确合理姑且不论,但至少按照其逻辑,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看似机会opportunity的表象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人们习焉不察或察而不觉的危险danger"——诚如是,则此时此刻沉浸在"和平转机"、"胜利曙光"、"快活空气"中的人们该警醒了。
(注:王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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