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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吴戈:半島局勢走向推演

即使中國採取切斷能源供應命脈等措施制朝,朝鮮是否順從並真正履行棄核義務,還很難定論。

近日,山東辱母殺人案在大陸輿論場刷屏,而前日沸沸揚揚的朝鮮半島局勢卻迅速降溫。其實,半島危機遠未真正緩解。儘管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表示要對朝動武,仍附有一個模棱兩可的前提──「如果評估朝武器項目的威脅達到我們相信需要行動的水平」。其實這話更多是用來施壓中國徹底制裁朝鮮,因為中國最害怕半島開戰而自己並不願、也很不宜再次參戰。

中國是否做出了承諾仍是一個謎,但在蒂勒森與中國領導人見面後,中方新聞通稿大談兩國元首會晤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美方聲明卻隻字不提,顯然美國不光將動武,也將包括元首會晤和經濟利益等中方有求於美之處都用作了施壓的籌碼,中國如果不能認真制朝並見到成效,恐將付出較大代價。

然而更大的懸念在於,即使中國採取切斷能源供應命脈等措施制朝,朝鮮是否順從並真正履行棄核義務,還很難定論。在近日的美韓軍演期間,朝鮮照例暴跳如雷並於3月6日和22日分別發射了4枚和1枚彈道導彈,以示對聯合國的制裁和美韓的軍事壓力毫無畏懼,事情後果不嚴重無非只是因為最重要的22日那枚中程導彈發射失敗,同時美國給了中國機會制朝,暫時未將朝鮮的挑釁行為提交安理會。

當然,即使提交安理會,聯合國的制裁也長期未逼朝就犯。即使中國完全切斷朝鮮石油供應,在石油供應極其緊張的條件下就沒法搞原子彈了嗎?請記住,中國1959年9月發現大慶油田,形成產量是更晚的事,但中國下定決心搞原子彈的596工程在1959年6月就拍板了,而且同樣是蘇聯不給的全部自己幹。也就是說,只要朝鮮決策者認定這事對其政權生存和利益有利,與外界的資金、技術和經濟聯繫的斷絕是否足以使其導彈核武器工程完全癱瘓,很難有十足把握。要知道,朝鮮有鈾礦和核材料加工能力,有導彈工業,技術水平的粗糙並不影響其政治上的核訛詐能力。

即使美國對朝動武,外科手術式的摘除其核力量也極為挑戰,那意味著多部好萊塢大片中英雄人物的好運氣全部附體。只要朝鮮獨裁者還在,很難假設他在被打擊後不對美國或周邊發動恐怖襲擊等報復。如果加上消滅朝鮮領導人及其親信的目標,則難度加倍,並同時意味著要準備接管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這一點顯然美國和中國都沒有做好準備的跡象。

另外,朝鮮還有一條極為寬廣的退路,就是做出棄核姿態,先解除美韓動武的切實危險。鑒於這一姿態必將使中國如獲至寶,中國甚至可能大力呼籲並率先解除對朝制裁。而朝鮮是否事實上棄核,無非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機制下再玩一趟輕車熟路的遊戲,這個過程費時費力,少則一兩年,多則十年都難有確切結果。除非美國像對待伊拉克那樣發動全面戰爭,否則朝鮮大可爭取到喘息之機。而中國對維護朝鮮政權的熱情和搶奪半島主動權的需要,注定了中國將全力配合並阻止美國再現伊拉克戰爭。

退一萬步,即使朝鮮真地屈服,放棄核武器,單以常規手段,照樣挑釁韓國,刺激中國,騷擾日本,攪得地區雞犬不寧,不管國際國內都有利可圖,關鍵在於只要是流氓,就有機會。這也決定著,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出於對流氓的無法容忍而聯手消滅之,才是朝鮮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但這些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注定了這種可能很小。

——东网

练乙諍:論曾俊華的政治前途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裏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人事任命權,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裏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利益分配失衡越來越嚴重,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裏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資本,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港督基本上是這些財團的政治效忠對象。但是,九十年代前後,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越來越大。

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致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裏,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裏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甚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曾的個人魅力發揮到極致;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裏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甚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曾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裏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卧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甚麼叫包容?甚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苹果日报

梁京: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近临界点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决策高层认识到,房地产泡沫已经接近临界点。做出这一判断其实不难,因为所谓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两年之间,房价在所谓"天价"水平之上,又翻了一番。这不仅令这些地方打工的主力,也就是80、90后白领阶层在当地买房彻底绝望,而且形成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要大涨的预期。买不起房的打工者或开始逃离大都市,或用自己的积蓄在还没有严格限购的地方买房,从而带动了更多城市对房价上涨的恐慌,中国房地产泡沫有全面升级的巨大危险。

当权者应该看到,两年内中国的房价总水平若再翻一番,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可以预期,决策当局今年内将不得不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周小川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公开承认货币政策导致楼市泡沫"不是预期的后果",发出了政策将有重大改变的明确信号。

当局的困难选择之一,就是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以便一面稳住房地产的名义价格,一面让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水平上升,逐步扭转房地产价格与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完全失衡的格局。但是,这个选择不仅会带来严重的通胀风险,驱使更多资本外逃,而且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尤其是可能刺激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压制中国对美国扩大出口。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比另一个选择,也就是主动捅破楼市泡沫,让楼价下跌的风险要小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并非真正由市场机制形成,而是地方财政体制的产物,也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的产物。这一安排让地方政府的收入高度依赖土地批租,因此,房价大跌将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也会让整个国有银行陷入债务危机。

虽然人民币贬值不可避免,但只要当局维持房价不能跌的预期,一线城市楼市继续上涨的压力就不可能消除,这是因为就业人口向大都市和权力中心集聚的趋势无法改变。人们相信,只有在权力中心才能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令权力中心的楼市经常性地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那为什么当局不能放弃限购,放开权力中心的土地供给,充分满足外来就业人口的住房需求呢?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导致大都市越来越难以治理,而且也会造成人口大量外流地区的治理危机。东北地区的危机就与这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仅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产物,而是有更深层的制度原因,这个制度原因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国,无法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和空间分布提供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中央集权导致经济运行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赖,从而导致了房地产价值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赖。经济普遍扩张时,这种格局似乎问题不大,一旦经济下行或收缩,整个行政权力的空间分布格局无法对做出相应调整,因为行政权力扩张很容易,收缩则很难。那些经济相对规模绝对和相对下降的地方政府,面临著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这种"棘轮效应"正是中国房地产泡沫难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局多年不敢正视房地产泡沫难题的根本原因。

最近北京决定让几个发达省份对口解决东北三省的困境,说明当局已经在寻找解决地区不平衡难题的办法。但房地产泡沫已经积聚的风险,依然可能会放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

——RFA

林忌:修补民主派的撕裂

香港特首钦点尘埃落定,林郑月娥以777张小圈子选票成为新一任特首,高民望的曾俊华,在商界最终大半投降的情况下,只得365票落败,香港得到了被喻为「梁振英2.0」的CY 2.0,又或者「撕裂2.0」,更在当选第二日以大规模拘捕占中人士作为序幕。

撕裂随著曾俊华的败选更加严重,不但是亲政府与反对派的撕裂,也包括争取民主者自己的撕裂;诡异的是撕裂的争议,却不是近五年有关港独加本土,对大中华加左翼之争,而是回到十年前的旧戏码,即以「激进泛民」的所谓「原则派」,对「主流泛民」的所谓「策略派」;以往长年反对小圈子选举,认为民主派参选是「自甘堕落」的社民连,以及加入狙击痛骂2007年参选的梁家杰与2012年参选的何俊仁是「民主罪人」及「猪狗不如」的激进派,却以「公民提名」是新鲜事为由,「打倒昨日的我」去参加这个小圈子选举,去阻止泛民「造王」,支持曾俊华;另一面部份的民主派选委,在吹捧lesser evil要撑曾俊华的同时,戏假情真变成「薯粉」,把曾俊华吹捧成圣人贤君,于是两派为此激烈争议,民主派暂别身份认同的内战,又回复到路线之争。

支持曾俊华去挑战林郑月娥的,不乏本土派与以往部份激进派或勇武派的支持者,因为这些人信奉「政治右派」,即目的结果才是最重要,而手段与过程──即使曾俊华很「大中华」,其鼓吹的信念「信任、团结、希望」其实很「左胶」也不重要;反之那些反曾俊华的,明明是以一堆左翼又自命「进步」的「左胶」为主,却偏偏对曾俊华所鼓吹的和解、和谐、团结,等正面的价值嗤之以鼻;曾俊华的支持者,多为「浅蓝丝」与「浅黄丝」,即平日政治冷感为那批普罗大众市民;然而那些平日自命「民主农夫」,要去社区深耕细作的左翼人士,却纷纷在面书上嘲弄这些人为「港猪」,甚至上载纳粹德国人民崇拜希特拉的照片,其言行一点也不「大爱包容」,却似他们长期批判的「民粹派本土」。

在当前北京的钦点下,曾俊华赢不到小圈子选举,也没有能力解决香港的问题,又或者仍然是官商勾结的「资本家」;但左翼人士一开始就以阴谋论看待其参选,视之为北京颠覆民主派的「阳谋」,例如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选前最后一星期,仍然信誓旦旦说,曾俊华才是习近平钦点的「真命天子」;结果就把「反曾」的左翼白票支持者,带领到主流市民的对立面,甚至嘲讽出力制止林郑当选的市民,以「背弃理想」、「出卖原则」、「投靠建制」的上纲上线式谩骂,情景一如早两年那些「民粹派本土」,把所有民主派都骂为「投降派」、「投共派」或「建制派」,指「与民建联冇分别」一样,完全忽视在中共极权下,大家各式其式寸土必争的重要;左翼平日骂人家民粹,不肯大爱包容,结果最不包容的平庸市民的「愚昧」,却是他们自己。

白票派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搞错曾俊华的支持者,并非只属传统民主派的支持者,是跨阶层超越了黄与蓝,因此用一贯激进姿态对主流泛民宣战,根本无法迫使民意放弃「造王」,甚至犯了众憎;在选举后期,左翼本可藉有限度撑曾,对撑曾的市民晓以民主大义,以不公义的钦点结果,增加民主派的基本盘;然而他们却忽然「民粹」,回归「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在这「民主罪人」小圈子内的一票,能够保持清白,比起教育市民,来推动长远的民主运动更加重要,甚至眼红曾俊华在爱丁堡广场集会的超人气,沉不住气在公开的面书版面上不断嘲讽。

朱凯迪议员之前公开说,担心民主派选中了曾俊华,会造成民主派另一次严重的分裂;但偏偏就其对曾俊华过度的恐惧,由偏要支持梁国雄参选,到后来白票争议的对抗,才造成民主派更深层次的分裂,一如三年前的《中大学生报》与独立媒体,竟带头抹黑温和本土派为「披著羊皮的狼」、「排外三子」与「法西斯」般,庸人自扰之,把原本可以轻易拆弹者,变成了火药库,把原本的战友,推成了敌人;这些错误原本都是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选后梁国雄接受访问时承认判断错误,一众「长毛粉」就在面书「围炉」说长先只是「客气话」,或高呼「长毛冇做错!」,令策略派更光火,结果化解争议的努力又白费了。

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源自更深层次的疑问──香港民主派在互相责怪对方拖了后腿,原则派怪人出卖原则,策略派怪人不理策略,勇武派怪人不够勇武,其实可能最终结果都大同小异;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开明检讨对错,但不要把讨论变成仇恨,在讨论后就放低再上路,才是目前环境最重要的教训──策略派选民,请一以贯之,继续「两害取其轻」,不要因为仇恨而搞「票债票偿」,民主派没有再分裂的本钱了!

——RFA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作家平路看香港新特首:最安全的人,最不得人心

图:林鄭月娥


小說家平路曾以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的身分駐港七年,她身為小說家的犀利觀察與親住香港的人生經驗,無疑是最能詮釋香港現況的觀察家。她為什麼一直記得1997年交接大典上,陳方安生穿著的那件大紅旗袍?紅旗袍與香港西環中聯新年掛著的大紅燈籠,為什麼讓香港變成不敢樂觀的撕裂社會?

這次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常常聽到一個關鍵字「撕裂」,因為香港社會的確處於被撕裂的狀態。新任特首既是林鄭月娥,最重要的觀察點是她上任後,香港社會的撕裂感會不會更加劇烈。
先說問題根源,來自於回歸之初,北京與香港之間始終欠缺信任感。
香港與中國大陸,原本的體制、社會、司法、以及對民主進程、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與想像都不相同。更何況,在北京眼裡,香港一直存有港英政府的「餘孽」;但對香港人而言,無論法治或基礎建設,處處感受得到港英殖民時代的「餘澤」,單就對殖民時代的情感與歷史解釋,就可以看出香港與北京之間的差異。
我一直記得(當時我參加「浩然營」的活動在香港),1997年交接大典上,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穿著一件大紅旗袍。為什麼要穿大紅旗袍,其實是在「交心」,不只陳方安生,那段不短的時間,香港達官富商的夫人們在各種社交場合常是一身紅,寧可撞衫或撞色,務必把自己穿得紅通通的。另外,剛回歸那幾年,包括藝人出場的時刻,都一定會唱「我是中國人」那首歌,為什麼這麼刻意?背後,其實是心虛。如果香港人自覺一切很篤定,做中國人這麼理所應當,便不需要去努力表態。

紅旗袍背後的心虛


這種隱隱然的隔閡始終都在,包括大陸領導階層對著香港人講話,常會感受到一種錯亂的節奏感。一般而言,領導已經習慣於他講什麼話,到了某個點上,台下就會拍起手來。但對著香港人,一則因為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差異,再則因為香港人不習慣中式的官場文化,一切就顯得不那麼自然。反之亦然,譬如後來一任特首位子上的曾蔭權勉強用北京話致詞,說得丟三落四,節奏跟不上,也會出現類似的錯亂感。
這種錯亂的節奏其實是隱喻。為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埋下伏筆。
如今回頭看,每一屆特首重複同樣的循環,幾乎是尷尬的宿命:因為面對北京的不自然,覺得心虛,想要努力向北京輸誠、表達他是北京的自己人,但愈是刻意表現,香港市民就愈是不信任這位特首;接著因為民意基礎動搖,特首更覺得自己需要北京力挺,對北京益發曲意示好。這種循環在這一任特首梁振英身上,看得很明白。
林鄭月娥當選恐怕更不樂觀,林鄭是北京欽定,但她的民意支持率極低,低到歷任特首上任前的最低。或者就是因為是北京欽定,香港人一開始,對她究竟是面向北京還是面向香港已經存著疑慮,這份疑慮反映在她的選前民調支持率,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後施政上,簡單說,大多數香港人從day one就沒有投下同意票。她一旦坐在位子上,信任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


兩列火車對撞危機,沒有絲毫扭轉


特首選舉已經是小圈圈選舉,如果北京放手,大可以給三個特首候選人公平競選的機會。曾俊華與林鄭月娥一樣,本來也是港府官員。但就因為曾俊華相對而言柔軟一些、公關能力強一些,比較受香港市民歡迎。有民意基礎或民間聲望的候選人,卻注定讓北京中央不放心,擔心他挾民意自重;林鄭月娥因為比較硬梆梆(rigid),中央覺得她效忠的程度不容懷疑,又因為她民意支持度低,非得緊緊靠著北京,所以北京願意欽定她。卻也因為被欽點,她發言就愈發要處處顧及北京的看法,聽在香港市民耳朵裡就愈發不順耳,這似乎變成無可避免的循環。
香港與中國兩地在許多地方原本存在許多不同,種種不對等的情況下,民間往來又構成衝突,衝突情勢若是發展下去,像兩列有可能對撞的火車。從這次特首選舉,我看不到任何跡象,足以緩和對撞的危機。
客觀來看,北京應該以大事小、應該更放手、應該更寬容。但一來北京一黨專政慣了,不習慣權力下放;二來對北京領導而言,香港「垂範」台灣的可能性,愈來愈看不到。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北京對香港有可能失控的情勢失去耐性,處理的手段愈來愈少了應有的細膩。
這會讓原本不該成為焦點的小事,累積民怨,變成問題的焦點。
其實香港人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人與香港社會的特質漸漸「被」消失,被大量的大陸來的移民與資金,再加上後面的政策,導致整個香港的特質被稀釋掉了。高鐵直通表面上是便利兩地交通,但其實是政策,方便更多大陸人到香港來。又譬如大陸人移民到香港的「單程證」,審批權全由大陸決定。這類的事情,如果北京讓出一點決策權給香港,其實結果沒有差那麼多,譬如「單程證」申請者的理由多是家庭團聚,無論是由大陸方面審批或者香港方面審批或兩地共同審批,通過申請的人可能都差不多,但象徵意義上,有機會參與審批,香港人會覺得被充分尊重。總要讓香港人對自身事務,覺得還有一點「話事」的空間(我們說的話語權)。
二十年來這類話事的空間愈來愈被縮減,香港人的主體性眼看在消失之中,這正是香港從一個非政治社會,變得這麼政治化的原因。説是愈來愈多香港人贊成分離主義,其實更類似一種直覺的反應,愈不給出聲音,就非得要出些聲音讓外界聽見。


誰放大了虛妄議題?


香港獨立本來是不存在的議題,坦白說,香港幾乎不存在獨立的條件。但現在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一個虛妄的議題,變成了現實環境的對照組,變成讓人藉此表達對現實不滿 ,say no的選項。
社會所累積的不安,造成各種撕裂與對立,其中也包括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對立。雨傘運動後,年輕人變得更激進。香港傳統家庭原本習慣的是安定、非政治、有錢賺就好(搵食艱難嘍!),但年輕人認為,如果每個個人繼續鄉愿,沒有機會說出政治訴求,香港的未來就沒有機會。
世代間的對立,政治上親中與民主、以及民主派內部的矛盾等等,讓香港社會很容易小事就沸騰,整體社會茫惑不安,在商界、在立法會的場域等等,愈來愈習慣給人貼上標籤、分別立場,一旦每個人都先有了標籤,遇到任何事情就只剩下立場的對決。
香港社會是撕裂的狀況,北京一度希望香港所謂「垂範」台灣的效果已經沒有了,自從1997以來這二十年的變化,看在台灣人眼裡,甚至有反作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讓人觸目驚心。在北京眼中,同樣也覺得「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如果不強力控管,香港愈來愈像台灣,北京覺得更糟的在於,兩獨有可能合流,香港的情勢有可能全面失控。
1997年時,如果你問我未來會怎樣,我想不到情況會這麼快起變化,想不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會這麼惡化,因為香港社會比較起任何地方,算是個很容易治理的社會。 香港人守法、有效率、運作上軌道,這是港英時期留下來的社會特質。所以1997年,北京拿到的香港不是一張壞牌。
然而,二十年看下來,北京其實頗為失敗。因為北京對這顆東方之珠的社會規範生疏、不信任、不尊重也不融入,造成如今很難扭轉的情勢,真的非常可惜。畢竟,治理香港與治理大陸很不一樣,大陸幅員廣大,「維穩」放在第一位或是形式使然,客觀說,如果替北京領導人想,整個版圖差異這麼大、那麼多問題、如此廣渺的國家,有些經濟發展議題時間表推前,有些民主議題要往後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已經高度秩序、現代化發展,有其自主能力自行運轉的地方。給予香港多一點自主性,包括普選在內,這樣的經驗將有益於整個中國逐漸民主化。
頗為可惜的是,回推至二十年前,我相信北京的意願其實不是不想在香港好好做,做給整個世界看。只可惜因為不習慣、 不熟悉、不信任,遇上北京僵硬的體制,尤其底下的人體仰上意,執行面很容易選擇寧左勿右(譬如西環北京派來治港的官員都怕出錯)。每一仼特首的選擇看得最清楚,愈是刻意選一個看似安全而服從的人,注定就是不得香港民心的人。
歷史中充滿了必然與偶然,有時候是不必如此的吊詭。香港的情勢不必如此而變成如此這般,如果情勢繼續惡化下去,有一日放在時間的河流裡看,對「東方之珠如何變成一個黯淡的中國南方城市」,不論是現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再回顧現在,這個命題將令人歎惋。
如果上述黯淡的前景成真,未來回溯地看,這次的特首選舉將是其中一個失策的例子:目前林鄭在不符合民意下出綫,對北京而言,她任期內只得一路力挺,很容易因為小事釀成治理危機,到時候一切歸咎於北京欽點,很容易激化香港人對於北京的怨怒。總之,硬要扶一位民意與親和力皆有疑義的候選人坐上特首,對北京,恐怕並不輕鬆,並不是值得慶祝或必然符合長期利益的結果。(陳一姍採訪整理)


——《天下》杂志

冯学荣:我为什么瞧不起中国历史学家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今天我们谈谈,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笑柄之一,就是看问题有双重标准,例如大清帝国的铁骑在嘉定屠城,是罪行,但同样是大清帝国的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杀干净,这叫做"平定准噶尔"。
同样是大屠杀,杀的对自己不利,叫做罪行;杀的对自己有利,则叫做功绩。
还有,匈奴不可以打进我的国土,但是我可以进攻大漠、追杀匈奴,别人杀进来是侵略,我杀出去则是自卫。汉武帝南征北战,将大片别人的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然而这件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发出过一丝的批评,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
历史学家不堪面对的是,如果没有侵略,广东只是俚人的天下,汉人的疆域从哪里来的?
打来的。
日本人吞并台湾朝鲜成为日本帝国,是侵略,然而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华,则是历史的功臣。
你所在的立场,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还有,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
还有,美国水兵在民国耀武扬威,是国耻;大清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则为国庆。
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原住民手中夺走宝岛,叫做侵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宝岛,叫做收复,而原住民作为宝岛的主 人,则在历史中失去了位置。
还有,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是侵略,大清帝国在朝鲜设租界,是亲善。
各种双重标准,各种流氓。叹为观止。
照照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
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群体,因此就算是亡国这种事情,都可以被他们写成一段优美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古帝国吞并汉人帝国(宋朝)的事情。
明明是汉人帝国亡国于蒙古,中国的历史学家却说那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叫做"元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所谓的"元",不过是当时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大蒙古帝国(The
Mongol Empire)的一部分。在当时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汉人是贱民,是被征服者,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当年忽必烈派兵进攻日本,这件事在日本的历史中叫做什么?叫做"蒙古袭来",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元朝侵略日本的战争叫做"中国侵日战争"呢?因为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所谓元朝,不过是汉人前后97年的亡国史,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华的民族英雄,元朝也不是中国人的国家。
如果一股侵略者亡了我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中后来又变成是我的国家,那么试问所谓的抵抗侵略,又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混乱。
大清帝国也一样,也是汉人亡国的历史,前后268年,大清帝国是不是中国?不是。这一点,丁汝昌邓世昌们看不清楚,然而孙中山却是看的很清楚,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急急忙忙找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干嘛?要钱,要枪,孙中山要日本出钱帮他,他要组建一支武装,在南中国和日本实现南北夹击之势,共同攻击大清帝国。
孙中山为什么要和日本联手攻击大清帝国?因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中国在1644年已经亡了。这一点,孙中山看的很清楚,当年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基本上都看的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要日本帮他推翻大清,然后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回首再看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老百姓应该帮助谁?答案是:应该帮助英国人,赶跑满清鞑子,然后在英国人的扶持下,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然后作为报酬,向英国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注意:史料显示英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英国合作并无亡国风险;且开放市场对双方均有利,此乃经济常识。
所以我们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谁挨打了?是"我们"挨打了吗?不是。是满清侵略者挨打了。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英国代表先进的文明,我们如果是有眼光的人,我们应该站到英国一边去,共同推翻大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汉人国家。
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
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狡猾的群体,他们懂得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迎合读者的喜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6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的事件。这件事今天从历史资料看来,毫无疑问,是大清的水兵先动的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图书、影视作品等,清国水兵先动手这个情节,都变成了日本警察先动手。
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你一个泱泱大国的水兵,倚仗自己的炮舰强大,到人家的国土上去动手打人,事后不但不反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历史书里公然撒谎,说是人家先动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都喜欢骂日本鬼子?自己又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仅此而已。
还有火烧圆明园,你把人家谈判使团的人给杀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谁的祖宗教导的?杀了人家使团,怪人家烧你的园林?1979年你派个使团到河内,被人杀杀看?你会怎么想?
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
阉割前因,只留后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
然而,自欺欺人只能爽一时,时间一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双重标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救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个个都是明白人,不要再做这样的骗子。
来源:作者博客
附注:
冯学荣,男,1979年出生,广东阳江人,现居香港,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优秀作家。
出版著作:
2012年4月 团结出版社《历史其实很雷人
2013年1月 香港中华书局《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2014年2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原来如此第2辑: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2014年3月 香港中华书局《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

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

沈志华: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看萨德问题

​​【本文系沈志华教授2017年3月19日在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讲座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经过本人校订】

昨天讲了中苏关系,都是解读档案,今天主要谈谈中朝关系,也是我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最近"萨德"问题很热闹,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当然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讲不完,我的这本中朝关系史的书,是从1919年一直写到1976年,整个是讲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和变化曲线。时间不够,但是有一些精髓的东西,就是我认识到的、归纳出来的问题,我想和当前的"萨德"问题联系起来谈谈,可能会有一点启示。

首先要谈的是学者的责任,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怎么看待朝鲜半岛的问题。我们现在承接了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究》,大外也是一个工作站,那么,我们学者的责任是什么?现在,教育部、中宣部一天到晚地让老师们给中央建言献策,这个是不错的,发挥智库作用,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提一些建议。但是,中国做的有点走样。为什么说是走样?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一窝蜂"地上,出了点事就让大家都写报告,都出主意。但是没有搞清楚智库的作用和功能,没有把学者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的学者的作用与国家职能部门的功能分清楚。学者是做基础研究的,理论分析。你要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国家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外交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而具体的对策不是一个学者能够做出来的。就拿"萨德"举例。"萨德"监测范围到底是500公里还是2000公里?什么设备能够针对萨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有的话,有多少,在谁手里?怎么使用?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知道,那就说明有问题了,肯定是泄密了。国家有各个职能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商贸部,他们都掌握着非常详细的信息、秘密的情报,他们也掌握着资源。所以,具体问题如何应付,在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怎么操作,人家比咱们强得多,你不要抢别人的饭碗,而且你也抢不过来。不过,他们也有问题,就是职能部门只是限于某一个方面,大概看不到全局,而且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分析。相反,这才是学者的职责和责任。你所做的事情,应该是超越具体的应对方案、措施,去考虑更高一层的战略性问题、理论性问题。提出建议,供决策者思考和选择。大政方针确定后,具体办法,我想国家职能部门有的是办法。我认为,智库和学者的责任是为国家决策者提供战略和方针的选择方案,这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位的一点。

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身为学者不敢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学者,生怕写的东西上级不满意,不接受,在写之前就到处探听风声,"揣摩圣意",这就错了。其实,国家培养你,让你当这个学者,就是要你把研究的结果和认知提供给决策部门、决策者,至于采用不采用,人家有更全面、更长远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会综合各方意见然后加以考虑,最后选择一个对策。你只管说实话就好。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有些官僚部门、利益集团,也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心,搁置不报,层层阻隔,也是有的。那个我们也管不了,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你摸摸良心,人家让你写个东西,你先探听别人怎么想,那要你干嘛啊。如果知道了领导的意图,还用的着你写吗,随便找个博士生都能写。所以,讲真话讲实话,这是作为智库和学者的本分。

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够达成了共识,那么对于中朝关系问题,包括"萨德"问题,我就谈谈我的实话,我所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有明确的战略,有了明确的战略才能制定政策和策略。现在,中央提出来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战略,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发展战略。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确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向外发展,不向欧洲、非洲发展那是不大可能的。你向东,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向东是太平洋,太平洋那面是美国,你向美国发展?所以说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做法,现在有些问题。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现在没有考虑清楚,就是你走出去的战略,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是周边稳定。如果周边都不稳定,你能走得出去吗?就算你走出去,你回不来怎么办?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首先是一个稳定周边的问题,你应该把左邻右舍关系搞好。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您这周边关系都没搞好,周边国家都不安定,您就想跨过他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搞港口也好,搞高速公路、铁路也好,你都得从脚下第一步走起。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危机四伏。现在中国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一个是消停的、安稳的,没有一个能让中国省心的。就算是蒙古,你看起来大草原十分宁静,实际上也潜伏着危机。我去过蒙古,感觉非常不好。我来到一个喇嘛庙,来来往往人很多,都是自由出入,而我走到门口却被人拦下,让我买票去。我非常不解,别人都不买票,为什么单单要我买票?"因为你是中国人"。这就反映一个问题。乌兰巴托有各种餐馆,招牌都做得不错,韩国餐馆写着韩文,日本餐馆写着日文,但是中国餐馆的招牌没有中文。我问老板为什么,老板说:晚上有人来砸。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蒙古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怨恨、恐惧。我们不想想这种情感是怎么造成的,中国应该怎么消除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给政府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去温都尔汗,考察林彪坠机的地方,路上看到很多地方在修公路,蒙古司机告诉我,这是韩国修的,这是日本修的。我说:中国修建高速公路很有经验,又便宜又好。他说:不行,我们是不会引进中国的公司来做的。所以,你想想如果周边现在是这种状况,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总体的发展战略。

说到朝鲜半岛就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朝鲜半岛从朝鲜战争到现在六十多年,就从来没有消停过,这是二战之后世界两大火药桶之一,一个在中东,一个在远东,就是朝鲜半岛。情况很相似,就是周边都是大国,大国利用当地的国家在这里搅和。不同的是,中东地区民族和宗教冲突色彩比较严重,而朝鲜半岛是同一个民族内部的冲突,再就是中东是常规战争,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核武器的层级,所以这个更危险。您就别说他扔原子弹了,就算他自己安全没搞好,自爆了,那中国也受不了啊。我们刚从延边过来,上次朝鲜核武器实验的时候,延边就"地震"了。学生从教学楼里都出来了,以为发生地震了。你想,他下次当量再增加,那问题不就更严重了?对于中国来讲,在朝鲜半岛的目标就是稳定,平静。现在中国有人提出的概念是:不统,不战,不闹。什么意思呢?不统就是不要统一,不战就是不要发生战争,不闹就是不要闹事。要我说,这就是维持现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南北双方都要统一,不统一才要闹事,甚至打仗。维持现状对中国是最不利的,现状就是分裂,分裂双方就都想统一,统一就要吃掉对方。所以这个战争升级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你不能任由他维持现状,必须尽快改变现状。说实话,现在都觉得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不是维持现状。否则一带一路向往西开展,你屁股后面就着火了。你说要是拉丁美洲出事了,美国还怎么搞这个亚太再平衡,你先回老家处理你们家后院的事吧。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看待中国的方针和目标,那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半岛问题。

毛主席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东北亚的外交格局中,这也是首先要搞清楚的。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敌我都分不清楚,怎么斗争,跟谁斗争?当然,朋友之间也会有矛盾,与敌人有时也会妥协、合作,否则毛泽东就不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人民内部也有矛盾,但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用来什么分辨敌友呢,就是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是否一致。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那就是朋友,甚至可以结成同盟。当然,同盟的意义还有不同。同盟一般都是在战争或危机的情况下形成的,战争结束了,危机过去了,朋友还可以做,但同盟就不必要了。顺便说一句,中朝同盟条约直到现在还具有法律意义,这是很奇怪的。这世界千变万化,几十年都过去了,你们俩老是同盟,怎么可能啊!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有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同盟。这世界都是变化的,但是各自国家的利益是永远要保卫的。

在东北亚的外交角力中,美国、日本的目标都是遏制中国,中国要发展,他们要遏制,中国要安定,他们要激化矛盾,目标和利益是背离的。这一点比较清楚。问题是朝鲜和韩国,看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朝鲜和韩国,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表面上看,中朝是同盟关系,美日支持韩国对抗朝鲜,这是冷战的遗产。但是,我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争斗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情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目前的格局来看,朝鲜是中国潜在的敌人,韩国是中国可能的朋友。我来说说会为什么做这个判断:

先说朝鲜问题。说朝鲜是中国潜在的敌人,意思就是现在它没有显露出来,在外交上,在两国领导人谈话中,都没有什么特别敌对的言辞。但这是不算数的,你不能看言辞,要看根本利益!就是看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朝鲜的根本利益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一致性。这就要从我研究的中朝关系的历史说起了。中朝过去的确是朋友,是盟友,那时的中朝关系,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等中朝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不过,与人们想象的不同,这种特别的友谊不是从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开始的,而是从1958年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开始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就维持着这种状态。中国出兵朝鲜没有在中朝两国之间结成友谊,朝鲜战争留给朝鲜人特别是朝鲜领导人的,是一种怨恨的情绪。朝鲜战争这三年,中国抗美援朝在老百姓当中、社会当中、军民当中建构了一种友谊,而且感情很深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确向朝鲜提供了巨大帮助,付出了巨大牺牲。还有,要特别注意到,毛泽东一再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要干涉别国内政,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是,另一方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在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中朝意见都是分歧的,如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时间的把握问题,特别是南下战略,就是第三次战役攻陷汉城以后是不是继续南下的问题,双方严重分歧。最后都是斯大林支持了中国的意见,压制了朝鲜的意见。所以金日成感到非常憋屈,情感上有一种阴影。中国是一直压制在他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1955年4月苏共中央关于朝鲜的一个报告写道,在朝鲜劳动党上层流传着一个普遍的说法,朝鲜战争未能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志愿军造成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统一。这就是朝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

战争结束了,虽然中国给了朝鲜很大的援助,1953年底,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金额,甚至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援助的总额,而且免除了三年战争所有的借款费用。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安抚金日成这颗心。因为中国还有军队在朝鲜国土上,虽然一百多万人最后撤到了四十万人了,但四十万人对朝鲜来讲也是不得了的。这就是1956年八月事件后中朝冲突的一个根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金日成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击延安派和其他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撤职查办,甚至关进监狱。毛泽东为此勃然大怒,联合苏联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一度想利用志愿军在朝鲜的机会,以强硬的手段制服金日成。因为毛泽东作了一个判断,认为那时候金日成要摆脱中国甚至要摆脱社会主义阵营。那就像匈牙利一样,金日成就是东方的纳吉,朝鲜可能在东方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后来苏联不配合,赫鲁晓夫不同意,最后毛泽东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向金日成承认错误,而且把志愿军一个不剩全部撤回国了。

正是因为毛泽东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所以金日成非常感激。1958年金日成到中国来以后跟毛泽东谈得非常好,所以从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以后中朝关系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蜜月时期。虽然后来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比如中苏分裂、文化大革命也影响到了中朝关系,但是总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就是朝鲜的大后方,朝鲜缺什么尽管到我们这儿拿,还说东北这里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将来要是打起仗来,东北就交给你啦。你不但要熟悉这里的山川地形,还要熟悉这里的干部。所以金日成才跟金正日讲,说东北就是朝鲜的。毛的意思是什么,将来打起仗来,东北和朝鲜连成一片了,这就是东北战区,封金日成做东北战区司令。他没有说这个领土是你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毛的领土观念当中,他也不大重视这个。什么边界划分,什么哪块领土,其实这个都不重要。我举个例子,我们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当时毛是怎么看待与朝鲜的领土问题了。雍正六年的时候,安南王和云贵总督打起来了——安南王就是越南王,为了一块地,大概120里一块地。后来雍正王大笔一批,说80里给安南王,40里给云贵总督。就这么分就完了。云贵总督上一个折子,说"我无所谓啊,40里就40里。但我听说安南王不满意,他想把我这40里也要过去。"雍正就不高兴了,就批了一大段话说:朕统御寰宇……,什么什么,反正意思就是天下都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给安南王就是外藩,给云贵总督就是内地,如此而已,区区40里地有什么可争的呢。刚批完,安南王的折子到了朝廷,人家安南王其实很满意,说朝廷这么关照我们,还给了我们80里地,我们世世代代要守好这块地,不让朝廷分心。雍正一听,哈哈大笑,大笔一挥:这40里你也拿去吧,替朕永守之。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东北你拿去,替朕永守之。这就是毛的领土观。所以,他在处理和朝鲜的关系的时候,做了种种让步。长白山为什么划出去,天池为什么划出去,东北几万人口偷渡移民,中国都认可了,都没有处理。经济援助就更不要说了。他要的就是一个,你朝鲜跟着我就行了。因为那时中国非常孤立。就是昨天我讲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以后,东欧国家以及蒙古都跟着苏联,越南和朝鲜是脚踩两只船,中国是彻底孤立了。所以,毛泽东绝对不能让朝鲜也跟着苏联反对中国,那对中国的安全来说就很危险了,那整个东北就被包围了,蒙古、朝鲜、苏联,还了得。所以从毛来讲,只要你跟着我,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无所谓,你都是我的,给你点地算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时,朝鲜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火药桶中生存,在一弹丸之地,生存了几十年,谁也奈何不得他,为什么?背后有一个苏联,有一个中国,两个大国在支撑着他。他怕什么啊。所以朝鲜那点钱都花去搞国防了。要吃要喝要衣裳穿,自有人送。他不在乎。甚至到70年代朝鲜的经济还要超过韩国。这就是毛时代的中朝关系,有这么一种特殊性,朝鲜要什么给什么,百般呵护,中国报纸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朝鲜的坏话。所以那个时候,中朝是朋友,是盟友,尽管是不那么协调的,不那么对称的,但仍然是朋友,是盟友,也签有条约。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毛泽东可以管住金日成。

最典型的就是1975年的4月份,金日成到北京来。当时是因为越南实现了统一,柬埔寨红色高棉取得了政权。金日成很着急,马上要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一统天下。但是他必须取得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援助。第一步,先到中国找毛泽东。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干什么来了,欢迎的规格场面那都是前所未有的,规格非常高,声势非常大,但实质问题根本不谈。你看人大会堂金日成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金日成憋了一肚子话,把整个代表团全给轰出去了,就留了他还有吴振宇,国防部长,俩人跟毛谈,就是想谈这事儿,中国能够同意他采取第二次军事行动,朝鲜完成革命运动,实现统一。但毛根本话都不让他说出来,一会谈天谈地,一会问身体怎么样,天南海北谈半天就不谈正事,金日成急的,好不容易逮到一句话,毛问金日成同志最近忙什么呢?最近我们南方形势非常紧张,刚说到这,毛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听不见了,眼睛也不好,看不见了,咱们今天就不谈政治问题了,走了,根本就没让金日成把话说出来。中国不同意,苏联也别去了,因为主要是中国的意见,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是可以管住朝鲜的,对朝鲜做了这么大让步就求得一个朝鲜能听中国的话,在大事上中国是能把握方向的。这个情况到邓时代发生了根本转变,特别是到冷战结束的时候,这种中朝之间毛泽东和金日成缔造的特殊关系已经结束了。中朝关系已经彻底瓦解,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外交。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开始,中朝联盟的外交基础就动摇了。原来中朝结盟对付美韩,目标一致,但是现在中美要联手了,中朝在外交战略关系上出现裂缝,朝鲜想拉苏联抗击美国,中国想拉美国抗击苏联,外交指向已经不同了。不过,那时这个问题没有显露出来,一则,毛泽东还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美国在口头上还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美国也是两霸之一。二则,中国在与美国谈判中充分照顾盟友的利益,处处为朝鲜着想,为朝鲜缓解压力,比如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等。但到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中美关系直线上升。毛泽东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是策略,是必须采取的安全策略,在邓小平那里就是战略问题了。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就必须依靠美国,西方的资金、技术,还有国际市场,没有美国带头,中国无法获得。所以邓小平说,二战以后跟着苏联的都穷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1985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全面升温,中朝关系越拉越远,他们在外交战略的取向上已经没有一致性可言。

第二是经济。过去联结中朝经济关系的,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链条,毛主席说过,我们之间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我们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给你们武器还要钱,我们不是军火商,我们不是做生意。到邓时代变了,市场经济不能不算经济账。企业承包,都有成本,都要算经济账。1983年朝鲜送了一批飞机到中国进行大修,这些飞机都是以前毛主席白送的。现在过了十年八年,需要大修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说了,大修是可以的,可是你得给钱啊,这是需要费用的。朝鲜人就不明白了,这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吗,咱还是兄弟吗?那不行啊,这工厂我们已经承包了,你不给钱谁给钱啊?结果闹到了外交部,航天部,最后送到邓小平手里了,您看着这事怎么办,谁给钱?邓小平提笔在文件上批了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邓小平。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不是说,邓时期中国对朝鲜没有援助,但是数量急剧下降,他要按市场规矩办事,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在是不灵了,不能白给了。于是,维系中朝关系的那种特殊的经济链条,也断裂了。

最后一点,在政治上,1992年中韩建交,彻底摧毁了中朝关系的政治基础。1990年苏联宣布与韩国建交,朝鲜非常紧张。9月,金日成到沈阳见邓小平和江泽民,就一件事,说现在戈尔巴乔夫和韩国建交了,这是对我们的出卖。因为原来朝鲜就两个大国在背后支撑着,一个苏联,一个中国,当时双方都要拉朝鲜,现在苏联不顾朝鲜的劝阻,突然和韩国建交了,这不就是把朝鲜卖了?所以金日成请求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和韩国建交,如果中国和韩国建交了,我们就彻底孤立了。除非美国承认朝鲜,否则中国不能与韩国建立正式关系。当时,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向金日成保证,中国不会与韩国建交,也就是做点生意,最多我们在汉城建个贸易办事处。但是,不到两年,突然宣布中韩建交了。中国与韩国建交,也是迫不得已。八九风波以后,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再次封锁中国,邓小平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必须打破这种封锁,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但是在金日成看来,当然就是中国出卖了朝鲜。

所以到了1992年,冷战结束的时候,老一辈缔造的中朝关系,中朝同盟,已经不存在了。在实际关系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外交、经济、政治,无论哪个方面,中朝之间的利益已经背离,同盟的基础已经瓦解。中朝同盟条约就是废纸一张了。这时的中朝关系,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了。然而,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很快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走向了敌对。这就是因为朝鲜开始了他的核战略。

客观地讲,朝鲜的拥核政策,核战略,起因于中朝关系的根本改变,起因于中韩建交。原来朝鲜有两个核大国的支持和保护,他自然可以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现在,这两个大国都先后离他而去,正像金日成讲的,朝鲜彻底孤立了。完全没有安全感了。怎么办?只有抓住核武器这个救命稻草。朝鲜先是失去了苏联这个支柱,现在又失去了中国这个支柱,你说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怎么生存?周围的国家都比他强大,比他先进,他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掌握核武器,依靠大国靠不住,没有核武器很快就会灭亡。1992年8月中韩宣布建交,半年后,1993年3月朝鲜就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后,朝核危机便不断升级。所以我想,核战略的发展是朝鲜的根本,他绝对不会放弃,这是根本利益,是生存的基础 ,他是不可能放弃的。不过,我看当时中国大概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中国的政策也是非常模糊的,没有把握时机,采取主动的姿态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必须与韩国建交,就是从自身的发展战略、国家利益出发的,现在朝鲜拥核,不断搞核试验,就是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根源,也是在中国周边制造不安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但这是朝鲜的根本利益要求的。这样,在客观上,中朝的根本利益就发生了对立。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要求周边稳定,对外发展,但自从朝鲜有了核武器,周围就没安稳过,所以中朝利益必然是对立的。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认为,朝核危机是美朝对立引起的,作为外交辞令,这样说未尝不可,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要清楚,朝鲜改行拥核政策,是中朝关系变化引起的,而朝鲜的核试验引起了韩国、日本的恐慌,美国借题发挥,采取了强硬措施,又导致朝鲜核试验不断升级,危机频繁出现。这两件事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解决朝核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采取主动,关键是不能站在维护朝鲜的立场上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要看清楚,中国与朝鲜已经不是战友了,在短期内,中朝关系不可能改善。现实的情况是,朝鲜搞一次核实验,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就增加一分,一会儿弄无人飞机过来,一会儿弄个航母过来,要不就搞个军演。而美国的军事压力,又导致朝鲜再一次核试验。你试验一次,他增兵一次,循环上升。结果呢?真正受到压力的是中国和韩国,最后倒霉的也是中国和韩国。你想,美国派飞机航母什么的过来,包括这个萨德,你说他真的是针对朝鲜,保护韩国么?我想更大的用意是指向中国。美国真的不担心朝鲜,朝鲜想要向美国发射导弹,谈何容易啊,就算他有这个能力,还有几道拦截网拦着呢。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基地都在日本,日本也不用担心。所以,美国就是找个借口把舰队放到你家门口来,不就是你家门口闹事你管不了,我来管。所以朝鲜闹事的结果是给中国增加压力与威胁。退一步讲,就是朝鲜的原子弹自爆了,造成核泄漏、核污染,受害的是谁呀?还是中国和韩国,日本隔着一道海,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呢!

回过头来我们看韩国,我为什么说韩国是"可能的朋友",主要是因为,中韩建交以后,结束了中国和美韩之间的冷战的状态,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过去了,你跟美国也建交了,也是合作关系,你跟韩国当然也就不是敌对关系了,不能用传统的观念,传统的立场来看韩国。这是首先要分清的,这二十四年以来,总体来看,中韩关系的发展是正常的,而且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经济上的交流和互补,文化上的交往,我是不看什么韩剧了,但是韩流在中国风靡,说明中韩文化交流很深。其实你到韩国之后会发现,在韩国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你要是研究古代朝鲜,那古朝鲜文献都是中文,而且都是古汉语,其实这两个民族之间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源远流长,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朝鲜和韩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上差的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而且,在我看来,韩国有些技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韩国的管理,别的不讲,就讲医疗系统,你到韩国去看看,还有教育系统。所以,从这些方面,从现实眼见的这些方面,中韩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在外交上,在战略安全上,韩国是对中国的威胁呢,还是中国破解威胁的一把钥匙呢?我们是不是能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真正在朝鲜半岛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美国和日本,这种想法没有人否认,但是美国政策的核心他是想干什么呢,他是想把韩国拉进来,因为韩国毕竟在亚洲大陆上,美国隔了十万八千里,一个太平洋呢,日本也隔着一个海呢,所以它要稳定地形成对中国压倒性的威胁,就一定要构成"美日韩铁三角同盟",而这个铁三角同盟中最弱的一方就是韩国,韩国有两个因素是中国完全可以利用的:一、就是从民族情绪上日韩的对立,这个跟中国人的历史情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笔账,是可以利用的;再有一个就是韩国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亲美的,一股是反美的。这是很明显的从历任韩国总统,到如今已经下台的朴槿惠,他们是有不同的主张的。所以,如果你外交手段玩得好,你就能够调动韩国内部的反美情绪,反美的势力,来解构美日韩这个铁三角。搞好中韩关系,就是撬动美日韩同盟的一个杠杆。你不能做敌人想让我们做的事,所以我对现在中国处理萨德的做法非常反感,我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你看干的事,把人家韩国店全给闹得关门了,然后又去砸这个,又去砸那个,中国知网把有关韩国的学术论文都给删除了。我来之前,我们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我还专门想讨论这个,我请韩国的亲华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北韩大学的一个副校长,也是我们冷战史学界长期的朋友。飞机票都买好了,结果没有拿到签证,说现在中国不让韩国人来,哪有这么干事的!说高了,你是完全没有外交头脑,你干的这个事就是敌人想让我们干的事,你现在把韩国向美日韩铁三角推了。说低了,你还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你还是不是一个文明古国,咱们至于这样吗?你让周围邻国怎么看中国?你就知道拿一个公司撒气,你不动动脑子,有点智慧没有啊?我们这样做,伤的是韩国的民心,而对待一个民主国家,争取民心和民意是最重要的。你只是搞定一届政府,那是短期行为,长远的必须争取民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是美国人和朝鲜人最想看到的。朝鲜人也非常高兴,就是现在这个萨德闹到这个结果,中韩关系的破裂,第一高兴的是美国,第二高兴的是朝鲜,朝鲜就想等着中韩分裂,你最后没办法了吧,你就得帮助他,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就说国家养我们这么多学者干什么的呢?关键时候您得出来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韩国的这种定位,如果是把他作为一个可以争取的、未来可能的朋友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外交策略、外交战略就要调整,现在敌我分明了吧,如果你能认可我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朝鲜半岛危机的起源是什么,各方的目标是什么,敌人和朋友我们都搞清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制定一个对朝鲜半岛的策略呢?

当然,在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你想破解这个美日韩三角同盟关系,你想寻求朝鲜半岛的长期的平稳和和平,彻底的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两个迈不过去的门槛,这两个问题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解决认识的办法,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躲不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第二个问题,跟美国的关系问题。

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应该持什么立场,应该持一个什么态度。我个人认为还是和平统一。当然这个口号,这个方针,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是这么说的。后来邓小平也是这么说的。一贯的中国政府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过去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性的,是口号性的,是策略性的。你看看文件你就知道了,提还得提和平统一。从金日成到金正日时代,他对统一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把和平统一作为一个口号一个策略提出来,但是呢,私下秘密的武装,武力统一的准备一直在做。他基本的做法是鼓励南朝鲜的革命运动、学生运动。这个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十年代,光州事件,那个时候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只要南方的群众一起来反政府,然后他里应外合就把韩国政府消灭,消灭了他就统一了。这是金日成到金正日的时代他们的南北政策的核心。那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韩国革命还有可能吗?没可能啦!你到韩国去看看,谁革命啊?我这次去了,参加了一百万人的烛光游行,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跟着他们的游行队伍走,我觉得韩国不会再闹革命了。你就看着百万人的游行,纪律这么好,这么安静,路线、时间,有条有井,它完全进入了一个社会法治的体系,韩国它已经变了。它已经不是民众反抗,社会走向撕裂的时代了。那个时代金日成还有可能武装统一,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他决心与美国开战。如果要和平统一的话,是没有可能让朝鲜来主导这个统一的。你说韩国可能接受让朝鲜主导吗?我们已经从军人专制走向了一个民主社会,有宪法,有选举,就弹劾一个朴槿惠都这么费劲呐,我们再请来一个皇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可能性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我可以这样讲,美国是不可能主动发动战争的。你别看他军演,那么折腾,要是中国不点头答应,美国绝不敢发动战争。美国事先不跟中国打招呼,不问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就在这里发动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的前声。他必定要考虑整个问题。所以你说中国能打这么个仗吗?中国肯定不会答应啊 。中国要是真答应了,那后边这个故事就大了。朝鲜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美国人就等着你干呢!美国人的武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如果要打击朝鲜就必须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有理,让全世界谁都说不出什么来。所以你说这点他金家不明白? 他当然明白。他动手那天就是他灭亡之日。美国就等着你呢,你发动战争,美国可能付出一些代价让世界知道,战争是谁发动的,然后翻过手就灭了他。所以我想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就是和平统一,而且是以韩国为主导的和平统一。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出路,也应该是中国持有的立场。

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朝鲜半岛统一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过去有一种说法,一直说不能让朝鲜半岛统一,因为朝鲜半岛统一是对中国有威胁的。我就很不理解说这些话的人。第一,你一天到晚嚷嚷着要统一祖国,你就不让人家统一,凭什么啊?你统一就一套理论,怎么统一,应该统一,到了朝鲜半岛你就换啦。就算是对中国不利,你也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就像咱们处理海洋问题,黄海和南海,你不能持有一个统一的原则,你将来会自相矛盾。另外,真的朝鲜半岛统一就对会中国造成威胁吗?不会的。领土问题都是无稽之谈,我就特别反对那些东北工程当时搞的,完全是胡闹。韩国是不是有人提出来渤海国问题和高句丽问题,是有。但是,他不是学术界的正宗的派系,就是学术圈以外的一批右翼的人在鼓噪,你理他干嘛啊,根本用不着你管他。我们这中央下一文件,来一东北工程,恨不得全国力量都弄进来,一下研究高句丽的全国好几百人上千人,不就为瓜分国家那点钱吗。那造成什么结果呢?造成整个韩国觉得中国就拿这个事欺负人。反过来看,我们中国十亿人里网民说错误话的少吗?今天收回这个,明天收回那个,什么外蒙古是我们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收回来,这痴人说梦的事有的是啊,人家苏联搞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工程啦?所以咱们应该动动脑子,边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的调整是可能的。中国许多网民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是完全没必要的,完全是错误的。你跟蒙古是签了国际条约的,那是经过公投的,你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啊,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人家这么怕你啊,不就是这原因吗,还让修铁路,修着修着修你们家去了。你说普京嚷嚷半天开发远东,为什么不敢利用东北的资源,劳动力、技术、设备,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领土问题。1954年,赫鲁晓夫来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事,那时赫鲁晓夫给了中国很多援助,又是钱、又是设备,还主动归还了旅顺口。毛主席也是很感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看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也应该帮你们,赫鲁晓夫说我们就是缺点劳动力,毛说好那没问题,我现在给你派一百万人过去。赫鲁晓夫没管过外交,你想他刚上来,他原来在乌克兰管农业,后来到了莫斯科市委书记,所以他不知道这里面利害关系,马上就答应啦,说好啊,毛主席咱俩说定啦。一回国,人家外交部就说,不能这样,这原来远东就是中国的,他再来一百万人,在这儿生儿育女,这不就拿回去了吗?后来这事就搁下了,一百万人改成十万人,最后就去了不到一万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很敏感的。我说这的意思就是边界是不可能改变的。韩国如果有头脑的话他也不会提出边界要求,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宪政的政府,怎么可能,就是老百姓不懂的这个道理,政府是懂得的,这不是问题。第二,就是难民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我想它也是个技术问题,不难解决。从这个九一八事变到二战,从日本占领东北,到打败日本解放东北,到朝鲜战争前后,再到五八年大跃进,中朝之间的移民来来回回走动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那些认为统一了会对我们中国不利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杞人忧天。

关键是,以韩国为主体实现统一会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呢?我们前面的分析对韩国的定位,他是一个潜在的朋友,如果定位正确的话,我觉得他的统一只会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受益最大的就是东北。东北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观上说领导干部的观念有问题,那怎么沿海其他省市都这么发达,东北老是这样,很多都是他观念有问题,但这是一方面,我也不是指责他们,我们就是客观的分析。我说的是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讲,朝鲜就像中国喉咙里一块骨头在这堵着,一旦朝鲜半岛打通了,是个什么结果?东北这盘棋就全活了,从经济上,一下四通发达,港口也起来了,交通运输物流。现在韩国就绕着东北,本来东北离他最近,应该最受益的,是谁耽误了东北?就是朝鲜。所以打通了这个通道,朝鲜半岛统一对中国只有好处,特别是对东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多值得顾虑的。

应该顾虑的,是第二个问题,要费脑筋的应该是和美国的关系。这中美关系呢,其实,它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六四,就是八九年这个事,在此之前,中美关系非常好,那是真正的战略互信。但是,八九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美国不再相信中国了。所以,为什么中韩建交,中国也要推动,其实中国也是要把韩国作为一个突破口。因为第二轮对中国的封锁,所以从那以后,中美关系就开始走下坡。不稳定,虽然后来又恢复,又搞一些合作,但是总是磕磕碰碰的,就是没有再回到原来的那个高度,那个起点。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实力膨胀,美国的这种防范的心理,也是越来越强烈。那么这出了个问题,中美这种纠纷也好,或者是这种纠葛,怎么解?能不能解?在什么层面上,中国应该跟美国,达成一种默契和共识。我有一个想法,我是学历史的,我提个什么想法呢,就是"重回雅尔塔"。

雅尔塔体系,同学们是不是都了解啊?就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召开这个雅尔塔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大国领袖在那里为确定一个战后国际秩序而召开的一个会议,制订了许多文件。简单地说,特别是它的原则,就是把世界划分成四大块。美国管北美,中国管亚洲,苏联管东欧,英国、法国管西欧。然后,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执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凡世界上大事,这五个国家必须一致同意才能执行,才能通过。然后,每个国家,管好你分内的事,亚洲出事找中国,美洲出事找美国,东欧出事找苏联,各自负起责任,这个世界就安宁了。同时,不越界干涉,亚洲发生了事,用不着美国管。这个结构,我个人认为,不公平,但是很现实。说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要让大国搞划分世界范围啊?因为你不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特别是有了核武器这个因素,所以这个大国一致的原则和这个核不扩散,是勾连在一起的。你说要是全世界各国,咱们在座的每位手里有颗原子弹,你说这世界还了得吗?所以核不扩散这是有道理的,小国搞原子弹不安全。雅尔塔体系的构建,虽然很快就被破解了,因为冷战的兴起,就把这个结构给打破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一致达成了这种构想,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再开一次雅尔塔会议,再构建一个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各自负起责任。那如果是这样,中国、美国、俄国和欧洲,达成一个共识,剩下的就是划线的问题。原来,按着雅尔塔协议,台湾和朝鲜半岛就不在美国的防御线内,那跟美国没关系(那是我们家的事,我们自己管),包括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明确讲了,台湾不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国务卿艾奇逊也讲,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内。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我们还回到原点上。包括南海,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双方要是谈好了,包括公海航行什么的,这些都得谈好。但是是谁的势力范围,就是谁的责任,如果说1945年,中国没有能力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我觉得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现在的机会是有的。你看,美国这个新总统是非常务实的,是讲实际利益的。俄国现在对东北亚心有余力不足,安倍家里着火了,韩国的左翼党派很可能当政,机会不错。但是技术上是不是能把握的好,这个我还不太敢说,中国这个外交技巧,比起美国和英国,还差得比较远,这个咱也不能不承认。

说到这了,我就要再强调一句,同学们都是学外语的,但是外语只是一个工具,除了专门研究语言,外语是做好各行各业的工具。你们将来有人要搞外事,外交,外贸,那就不是只学好外语就行了。新中国的外交官是两代人,革命的一代和翻译的一代,这两代人都不是职业外交家。不是说他们人不好,是说这个外交官的构成,那时的环境造成的。你是外交家,你当然应该懂外语了,但是革命刚成功,懂外语的这些外交官都不可信,不是反革命,就是投机分子,就是英美训练回来的,信不过别人,自己又没有,那当然就是革命家来了。所以你看我们驻各国大使,都是将军,一个字看不懂,一句话听不懂,但是他们有革命经验,至少是搞过情报的。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化大革命以后,上来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色的外语翻译出身,就原来给领导当翻译的,现在领导退休了,他们当大使了,当外交官了。他们的缺陷呢,就是缺乏革命经验,知识结构有问题,他外语非常好,能听懂别人的话,但是别人听不懂他的。不是语言听不懂,就是你说的话,你的历史知识,你对外交技巧的掌握,你对国家政策的分析,法律的了解,各个方面,都欠缺。所以中国下一代的外交官,都处在你们当中,包括你们外国语大学,还有外交学院。外语当然很重要,但这是最低要求,最起码的。如果真的想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需要学历史、法律、国际关系。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了,如何落实,如何执行,那就需要外交技巧,外交智慧了,这就是职业外交家责任了。

说到我们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对基础的东西,对历史,对法律,对国际政治,做好深入的研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报给国家。这也是很重要的,学者研究,就要尊重学术规范,不能掉以轻心。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南海问题专家写了一本书说:1952年日本出版的地图上,就将南海划给中国了,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而且这个地图是日本外相推荐给全国的,证明这是官方的立场。这个情况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很重要。外交部发言人,各报纸上都这么讲,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好好教育一下日本人。翻译这本书的学者是我们周边研究团队的,他立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至少要将那个地图找出来啊,没有原地图怎么敢这么说呢。于是找来找去,找到1952年的那张地图,但在南海的地方没有标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无法造假,学者疏忽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分析有可能在别的地图上,所以他就翻来覆去,把所有有关南海的日本地图都找出来了,最后发现,在1957年的地图上,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1957年的地图呢,他是1952年地图的改版,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中文,英文,但是这个已经不是1952年外相推荐的那张地图了,这里面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是我们学者的工作疏忽,没有认真地核对,核查原地图,这要是翻译成日文,传出去,中国可太丢人了,外交上会多么被动!日本人最善于抠细节,很精明。你本来以为抓住人家一个把柄,结果反而给人家送一条枪去。所以我的意思呢,作为一个学者,考虑问题都要非常细致,全面,以免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

好了,关于中朝关系就讲这些吧。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我是把我想了很长时间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大家交流,未必对。我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研究结果告诉我,朝鲜已经不是盟友了,而韩国已经化敌为友了。可能有些东西我也想回去给上面写个报告,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讲不讲是我们的责任。反正我是特别着急,照这样下去,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会越来越被动。如果我们定位定好了,大势看清楚了,敌我友分明白了,政策的制定就比较清楚了,至于制定那些具体的方针措施,我想中国人有的是方法。比如萨德这个问题,闹到现在你怎么转换,双方都要找台阶下。咱们现在是把怨气撒到韩国头上,撒到韩国人民头上,撒到韩国公司头上,错了!你就应该说,这个错误的决定,都是朴槿惠干的,所以她的下台是应该的!现在韩国总统大选,文在寅可能上台,他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任政府,可以这个事交给国会讨论,他退到后面,如果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要是国会不通过,他也不得罪美国人。无论如何,韩国人有韩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有准确的定位,分清敌友,至于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办法与措施,我想国家的职能部门会有很多考虑。总之,我们学者给中央提供的应该是有学术基础的、有战略性考虑的建议与意见。

——网友推荐:吴飞微议 2017-03-22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夏骏:陈汉元与《河殇》

图为陈汉元



【新世纪特稿】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老爷子是陈汉元的专称,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作者里他是佼佼者,最著名的是他在80年代撰稿的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把起源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当年那种文革化的左倾腔调格式化了一回。人性化、文学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在当年可是180度大转变,中国人从那些作品开始在电视机里才听到人的声音,此前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吼叫,这种吼叫如今全世界还有一个活着的例子,就是估计金三兄弟家的朝鲜,再过些时日,地球上也只有档案馆里才能找到那种广播腔调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一个学术采访认识了汉元,当时他是央视专题部主任,不久任总编室主任,那时的年轻人幸福,一个学生采访如此一线当权领导,不但约我到他家里给你大把时间谈,而且管饭,实际上就极其平等的把你当成了忘年的朋友。后来他劝我来央视工作,希望我参加中日合拍《黄河》摄制组,这些过程其中都有汉元的建议。他还亲自找台长协调,联系好入职央视的手续。

在我参与《黄河》摄制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汉元升职为央视副台长,80年代就是给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得到重用,那是汉元官场最顺利的时候,也是央视最具成长活力的一个时期。当然,他也分管《黄河》摄制组。

我在当时的《黄河》摄制组里是个新来的学生,组里从总导演到总摄影等一大帮资深央视老人,我只有默默适应、学习。片子出来,台领导不满意,认为太平常,没新意。怎么办?怎么救场?台领导希望再编一个片子来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

汉元同我商量,让谁来执导这个救场片?我推荐了《话说长江》总导演等几人,我建议,请他们主持,我来当助手。汉元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帮忙救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接盘,原因大概是,一来都是同事,人家没弄好,我们接手,日后关系不好处;二来《黄河》的镜头数以万计,谁接手都不认识镜头,怎么编?

汉元陷入了困境,老编导不接盘都有道理。 一日,汉元副台长又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小夏,实在找不到人了,你来吧。干好了,你就出头了,干不好,你三年别来见我,好好练本事去。"尽管是无奈中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冒了不小的风险的,用一个年仅25岁、没有任何独立作品的年轻人来执导如此题材的大作品,而且是在一个困境中救场的作品,岂不是双重风险?

此后,苏晓康与我二人关到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名为《大血脉》(刚开始还没起名《河殇》)的策划案,请汉元来审阅,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说,中国的电视要二老通过才得过,老干部不喜欢可能播不出去,老百姓不喜欢,你干了白干。

后来,他把信任给了我,直到审片,居然问都没问一句,他不干预任何创作流程。审片时,记得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播完了,天下喧嚷,喊好喊批混杂交响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早有预感,三更半夜,六个二踢脚(《河殇》六集),能不惊天动地?"

《北京青年报》采访他,他居然说"手托乌纱播《河殇》",原来确实隐约已有因此丢了副台长职位的思想准备。

记得批判之风渐烈的时候,在北京三味书屋有一次讲话,汉元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清瘦,但在风中还站得稳脚跟。

当时,追查责任中,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汉元,因为他面临大半生奋斗得来的地位的丧失,对于50年代开始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被审问组召去审问"《河殇》摄制组与赵紫阳的联系",汉元在一边陪审,现场气氛紧张。当时,我也还不到27岁。汉元担心我压力太大,居然来了一句:"你们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们想想,《河殇》整个制作、播出全部过程时期,都是赵阳当总书记期间,如果他们与总书记有来往联系,还不早就敲锣打鼓告诉你们了!"审查人员一听,也就问不下去了。

汉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温州人。海边人的性格,"中国犹太人"的进取心在他身上都有深重刻痕。他才思极敏捷,在当央视领导审片时,送审的人如果碰到汉元审片,几乎是享受,因为他能够把幽默渗透到工作的流程中,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比如,审看完一部片子,如果有原则硬伤,他会把极个别硬伤镜头指出来说:"这个镜头你要换掉,否则,我的乌纱帽没了,你的饭碗没了,你比我还惨。至于其它,我有几点建议,不一定对,你们认为有道理,就改,认为没道理,就作罢。"

他幽默地比喻中国的改革是老姑娘怀孕,难产是必然的,弄不好母子都担险。他还把中国的改革,比为"乌龟爬门槛,里外是一跤,摔到外边,虽然疼一下,毕竟奔了艳阳天。摔到里面,疼了不算,还得继续爬。"

汉元,终于因为《河殇》丢了他的乌纱帽,没有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25岁毛头小子执导《河殇》的机会,也不可能有《河殇》的顺利制作与播出。或许,冥冥之中,他也承担着一个使命以及无可回避的命运代价。

而那只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爬门槛的千年神物,令人浩叹的再一次摔到了背阳的地方,不得不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琢磨着下一个门槛的爬法。

而在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2017.3.21

(作者为《河殇》编导)

未普:改革初期的邓胡路线面临挑战——从邓胡两家长子会面说起

胡德平、邓朴方(右)
胡耀邦夫人李昭近日逝世,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赴胡耀邦家吊唁,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接待了他们。一些网友对邓胡两家子女握手言和想不通。

他们说,胡耀邦是被邓小平整死的,搞不懂他们的后人为何如此宽容大度,也许大家都是赵家人,需要团结起来才能保红色江山。这种说法不对。虽然都是红二代,胡德平却是有名的开明人物,他的一些见解包括主张中国走民主宪政之路,曾经广为流传。而邓朴方在八十年代也曾经为推动其父的改革主张而奔走,但这些年很少参加公开聚会,因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胡德平最近公开的一段文字"邓朴方与邓楠到家中吊唁母亲",却披露了邓胡两家长子的一点心思。胡德平对邓朴方和邓楠来家悼念母亲表示感谢说:"感谢您们的悼念!不能忘记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两家老人为祖国命运承担的历史重任和付出的心血。"邓朴方说:"听到耀邦叔叔去世的消息,我正坐车在回家的路上。想到他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对我的关心,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眼泪夺眶而出的含义,从此以后再无这种感觉。"

在笔者看来,邓朴方说这话的口气显示,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时,他并没有向胡德平做过这样的表白,或许是没有机会说。那时的邓胡两家,也许因为胡耀邦的骤逝,也因为邓小平在胡耀邦被迫下台中起的作用,相当冷淡。据了解内情的人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时,李昭拒绝整胡耀邦最起劲的薄一波、邓力群出席,并说"小平同志身体不好,也不必来了"。

我想,邓朴方迟到了28年的表白和胡德平的感言,似乎要表达一种对八十年代改革初期两家家长始于风雨同舟、终于分道扬镳的感慨、惋惜和遗憾。除此之外,我还问自己,跨越邓胡两家过去28年的生分与冷漠,他们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相似的危机感?

他们不会不知道,两家老爷子在改革初期的一些主张目前正受到严峻挑战。1980年8月,邓小平有一个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对共产党高度集权的制度弊端有不少剖析。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当年的豪言壮语"我们这代人活著的时候,非解决不可"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现在正在走回头路。

无独有偶,胡耀邦于1980年提出的发扬党内民主,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接受党和群众监督等主张,也被颠覆。胡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讲错话写错文章的党员,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习近平在2015年11月主持的胡耀邦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不提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这个《准则》,他后来解释说,中国国情发生了变化,应制定新的准则。2016年11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出台了,新《准则》强调从严治党,党内监督,对党忠诚,维护党中央权威等,而胡主张的党内实行民主选举和"三不主义",都不见了。

显然,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在走U型路。权力过于集中的国家领导人制度改革,在经历了集权-放权的反复之后,又重新回到高度集权的起点;集体领导体制名存实亡;党政分开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口号下,一切权力又归于党;邓胡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领袖终身制的努力,似乎也要打水漂了。

——RFA

梁京:朝核危机与中国的真难题

图:特朗普總統的重要內閣成員,國防部長馬蒂斯(右)及國務卿蒂勒森(左)先後訪問亞洲



朝核危机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是特朗普和习近平都非常不情愿,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如何解决,对两国的利害关系都太大。

此番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首次访华,给外界猜测朝核危机解决的可能方式增加了一些新信息,主要有两条,一条就是美国不排除单方面出兵解决朝核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条,就是蒂勒森婉转表示,愿意接受习近平定义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就朝核危机而言,这一表达的实质内涵就是,即使美国动手,也不会突破朝鲜南北分裂的现状,也就是说,美国无意借解决朝核危机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北朝鲜仍将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那么,美国的这种表态,是一种姿态,还是当真?我相信这次蒂勒森传达的最重要信息,就是美国绝对当真,而且,美国出兵是万不得已,只要中国主动解决朝核危机,特朗普愿付出奥巴马出于政治正确无法作出的承诺,那就是不允许朝鲜自主统一。习近平关于中美合作是"唯一选择"的表态则说明,他不仅相信了美国会当真,而且他还认识到,即使美国主动拔掉北朝鲜的核牙齿,特朗普会兑现"完璧归赵"的承诺。

这样一来,中国就再无余地面对多年来一直回避的真难题了。这个难题就是,一旦中国直接控制了北朝鲜,如何面对南北朝鲜人民坚决要求统一的长期意愿?其实正是这个难题,是中国一直拖延朝核危机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一旦中美合作,拔掉了北朝鲜的核牙齿,习近平将有什么样的选择来维持朝鲜南北分裂的格局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将是不久后习近平与特朗普会面要谈的核心问题,因为不可能把这个问题与如何去除被朝鲜的核能力分开来讨论。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会不顾忌"政治正确",愿意与习近平合作,维持朝鲜的南北分裂呢?我的看法是,支持中国维持朝鲜南北分裂,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单纯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为了朝鲜的统一而开罪中国是不利的,而把治理北朝鲜的难题丢给中国,则可以达到一石两鸟的功效。尽管这样做会在一定程度上得罪不少朝鲜人,但朝鲜人的不满主要将针对中国,而不是美国。

那么,习近平有什么选择吗?习近平的难题就在于他没有太好的选择。我相信他的首选是对金正恩施加空前压力,并且许诺巨额经援来换取北朝鲜废核。且不说金正恩很可能不接受,即使接受了,用巨额经援来维持这样一个血腥的流氓政权,对中国也非常不利。退而求其次,中国现在更可能选择与美国联手用军事手段摧毁金正恩的核能力。习近平将因此面临如何治理北朝鲜的难题。在金正男遇刺后,中国是否能够扶植一个有效的亲中政权,已成大问题。即使中国一时能稳住北朝鲜,北朝鲜人民也不可能长期接受这种安排。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干脆顺水推舟,让南韩统一北方?这虽然是一条正确的路,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国都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因为中国要对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承担重大责任,否则就会引火烧身。

不过,这个过程有可能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那就是在巨大的利害关系压力下,尤其是在局面可能全面失控的压力下,中国能够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轻率地煽动"爱国主义",只会导致害人害己的结果。



——RFA

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

王若馨:「中國製造」 攻占外百老匯


美國一名俄勒岡州婦女於2012年底,從萬聖節飾品包裝裡發現的求救信。(取自臉書)美國一名俄勒岡州婦女於2012年底,從萬聖節飾品包裝裡發現的求救信。(取自臉書)
該劇作詞作曲者李喦,攝於外百老匯59E59劇場。(記者王若馨/攝影)該劇作詞作曲者李喦,攝於外百老匯59E59劇場。(記者王若馨/攝影)

這故事 從藏在商品中的一封信說起

四年前,一名住在美國俄勒岡州的婦女,從Kmart超市販售的萬聖節飾品包裝裡,發現了一封自稱寫於中國勞改營的求救信。她打開包裝內的兩塊假墓碑後,一張折了三摺的紙片掉了出來,信上交雜使用中英文,描述他被囚於遼寧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當地的囚犯每日工作15小時,毫無休假,而且長年遭到肉體及言語虐待。

敬啟者:如果你恰巧買到這件商品,求你把這封信轉交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數以千計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壓迫的人,將永遠記得你的恩情。」信上寫著。

今年1月,一齣以此事件為藍本,名為「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音樂布偶劇,在紐約外百老匯上演。

這是包括百老匯在內的美國主流劇場活動中,極少數將焦點放在中國身上的作品。在百老匯文化裡,與中國相關的元素,長久以來只占據非常邊緣的地位,而且多數在販賣異國風情,或者是插科打諢。

根據百老匯網路資料庫(IBDB),逾百年來,約有40多部劇作的背景或劇情涉及中國;這些作品的編導絕大部分都是西方人,中國人的角色也多由西方演員扮演。

找演員  劇團花費兩年間徵選華裔工作者 

編導及演出「中國製造」的劇團「Wakka Wakka」,自2001年成立,劇團固定成員裡沒有華人。為了這部戲,他們花費兩年多的時間,徵選華裔藝術工作者參與,除了幕後人員外,作詞作曲及演奏部分,由來自北京的李喦(Yan Li)擔任,上場的七位主要演員中,則包括來自香港的彭德洲(Charles Pang),及母親為台灣人的Lei Lei Bavoil。

雖然這仍是一部走歡樂路線的戲劇,但也一反布偶劇在此前給人的兒童取向印象,而野心勃勃地碰觸多項政經及社會議題,包括老年獨居、人際疏離、過度消費、勞動剝削、人權問題…以及當前的熱門話題「美中關係」

故事敘述一名獨居的56歲白人婦女瑪莉(Mary),從大賣場購買聖誕裝飾品回家後,發現其中藏了一封寄自中國勞改營的求救信,為此她求助住在隔壁、但與她關係並不好的中國移民艾迪(Eddie),兩人在陰錯陽差下,踏上前往中國的旅程,卻因為瑪莉執意追尋信件真相,導致兩人雙雙遭人告密而身陷囹圄,並在獄中見到了死於政治迫害的艾迪弟弟冤魂。

太敏感  聽到劇情批判中國 即打退堂鼓

該劇導演關德琳‧瓦諾克(Gwendolyn Warnock)及魏吉(Kirjan Waage)在受訪時,透露了他們在挑選合作對象時遭遇的困難。

魏吉說,「原本我們計畫清一色使用華人演員…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以外國為重心的故事,而且其中牽涉到許多歷史背景,我們覺得這樣會更真實」。

然而,劇團在試鏡過程並不順利。兩人表示,由於此劇演員需要演技及歌喉,還需要具備一些操作木偶的天分,結果他們並沒有徵選到足夠的華人演員。

特別在尋找撐起整齣音樂劇靈魂的作曲家時,過程十分艱辛,許多人聽到是與中國政府有關的敏感話題,紛紛打退堂鼓。

瓦諾克說,「有好幾位原先對合作表達濃厚興趣的作曲家,聽到故事大綱之後就反悔了」。

「其中一位相當具知名度的作曲家,原本與我們相談甚歡,也展現高度合作意願,但在知道劇情可能會批判中國後,就明白地告訴我們,他以後還想去中國表演,不想為了這齣戲斷送機會。」

擔任Wakka Wakka監製的蓋比瑞爾‧布萊契諾(Gabrielle Brechner)說,「我們找上的一些中國藝術家或演員,還必須先召開家族會議,才能夠決定是否參與」。

同意了 作曲家 李喦:即使回國機會大減

這些在他們意料之外的政治考量,讓尋找合作對象過程變得非常漫長。直到2014年,他們與作曲家李喦取得聯絡。

李喦在北京出生,六歲半時跟著父母移民至加拿大,2011年在紐約大學取得音樂劇創作碩士學位後,投身紐約音樂及劇場界。除了父母與他之外,他多數的親戚都還留在中國。

李喦表示,「Wakka Wakka跟我接觸後,我去看了他們的表演,並到挪威與他們進行兩周的交流,幾經考量後才決定參與這齣戲」。

「我想,參與這部音樂劇的製作,的確會讓我回中國發展的機會大減;不過,目前回中國也不在我的生涯規畫之內。」

布萊契諾說,「其實不要說是作曲家或演員了,連我都懷疑自己將來可能都進不了中國」。在製作這齣戲之前,她獨自一人在中國旅行數個月,並打算將來再度前往。她說,中國對她有一股難以名狀的特殊吸引力。

李喦說。「我的家人對我所譜的詞曲並沒有異議,不過,劇中出現了『義勇軍進行曲』,讓他們感到有些擔心。我想,光是這個部分,就讓這部戲無法登陸中國了」。

相對於其他人,來自香港的彭德洲,較不擔心出演此劇的影響。「我覺得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不過,就我所知,像是陳尹瑩編導的『中國皇后號』在香港演出時,有幾個中國官員去看,因為戲裡諷刺了官場文化,所以他們(指劇團)當時的確有點緊張。

彭德洲表示,「我想中國官員根本不知道有這齣戲存在。但如果真的有中國官員來看,我也很想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這角色    劇中「未未」造型與艾未未神似

中國政府過去對待異議藝術家的方式,使這些人的擔憂看起來不像是無地放矢。最知名的例子是艾未未,而Wakka Wakka也特別在「中國製造」一劇中,放入一個造型與艾未未神似,名字叫做「未未」的角色。

Wakka Wakka在中國並沒有什麼知名度,不過被拒於中國門外的,也包括名聲遠不如艾未未響亮的藝術家。例如瑞士的瓦赫特(Christoph Wachter)和賈德(Mathias Jud),在2013年欲前往重慶參加藝術活動時,就遭中國領事館拒發簽證。由於兩人過去進出中國並未受到刁難,因此他們相信,是因為中方盯上了他們所進行的「啄木鳥」計畫,這個計畫幫助使用者穿越防火牆,以觀看被審查封鎖的網頁。中國領事館未說明拒發兩人簽證的原因。

也有人是飛到中國後被原機遣返。月前過世的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教授史伯嶺(Elliot Sperling),2014年抵達北京機場時,雖然持有有效期一年的旅遊簽證,卻被帶到小房間盤查並註銷簽證。史伯嶺認為這是由於他聲援維吾爾族異議學者之故。

近年包括紐約時報、路透社等,都陸續傳出駐中國記者被拒發簽證,而無法前往中國或被迫離境。

瓦諾克、魏吉曾於2012年造訪中國,他們以近一個月的時間,遊歷了廈門、成都、上海、北京。瓦諾克說,「人們對我們親切友善,一路的經驗都算是愉快…直到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目擊一名女子被幾個警察強行拖走」。

那是像六四這樣的特殊日子嗎?「不是的,當時是12月,感覺是很普通的日子,也沒有什麼特殊活動,天安門廣場上遊客很多。突然間我們發現廣場上起了騷動,警察逮捕了一個樣貌像是中國人的女子,那名女子不斷向警察求饒,現場氣氛為之凝結,雖然有不少人在廣場上,卻宛如死城,沒有人發出一語。」

瓦諾克與魏吉當時正在構思創作一個愛情故事,在那之前,他們並沒有想過要在新劇內加入中國元素。

待他們自北京返美後,他們讀到了那則求救信的報導。

買冥紙 導演問「我們可以拿這個做什麼?」

瓦諾克說,「由於我們自己剛從中國回來,所以這則新聞馬上抓住我們的目光。後來我們讀了更多關於中國人權紀錄的資料,包括文革、六四等,整齣戲的構想一點一滴成形」。

李喦表示,從接受這份工作邀約後,他就持續接觸與當代中國相關的新聞、書籍及紀錄片。「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中國了,所以在創作過程中,我時常要去面對自己對中國的情感,與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因為我既具有對加拿大的強烈認同,也以自己繼承的中國傳統為榮。

李喦說,「所以我既要在劇中呈現自己的想法,也會一直注意自己是從一個外部及移民的角度去觀看中國」。

彭德洲是目前該劇班底裡,唯一在華語地區度過成長階段的成員。「我覺得Wakka Wakka的兩位導演,相當願意聆聽華人演員的意見。」彭德洲表示,Wakka Wakka的方式較接近於「協同創作劇場」(Devised Theater),給予演員很多自由發揮空間。

他舉例,像是導演從中國買了冥紙回來,就拿來問演員:「我們可以拿這個做什麼?」冥紙後來被用在該劇的下半場,作為對中國貨幣經濟的諷刺。

這台詞  引用自王毅在加拿大有名的發言

彭德洲說,導演常安排成員一起觀看關於中國的報導及紀錄片,因此許多台詞及劇情,都脫胎自真實事件。

比方劇中在中國經商的角色Dick Mills與Miss Millions,對瑪莉怒斥時說:「沒有人權,中國可以繁榮穩定嗎?把六億人民脫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你問這個問題,你去過中國嗎?你慬中國嗎?最了解中國的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你!」就是悉數引用自中國外長王毅,去年在加拿大回應記者的發言。

劇中主角瑪莉的鄰居,即另一位要角「王艾迪」,則明顯參考了吳弘達等流亡異議人士。吳弘達曾說,他逃到美國展開新的人生,卻發現他在美國也坐牢—坐的是心裡的牢,因為前塵往事仍緊緊糾纏著他,這不啻是劇中王艾迪的最佳寫照。

彭德洲說,「他們為了這部戲,對中國議題的投入比我還深」。

誰來看   華人觀眾稀少 反應也不一

「『中國製造』的主要客層,是住上東區(Upper East Side)的白人居民,華人觀眾非常稀少。」說到這點時,彭德洲露出了帶著些許遺憾的神情,「來看的華人幾乎都是演員的親友。」

華人觀眾少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由於紐約的華文媒體,幾乎沒有報導該劇,而這一部分也是因為該劇組及公關,未與華文媒體接觸。當被問到雖然主題與中國高度相關,但卻沒有在華人圈宣傳時,兩位導演頓時有點語塞,如同當地華人對他們不熟悉,他們對此間的華人社群及網絡也不太清楚。

關於華裔友人觀看後的反應,彭德洲說:「大多數都表示他們很喜歡,覺得這部戲的藝術成分很高。」他表示,自己曾問過幾位朋友,戲中對中國的批評,會不會使他們產生被冒犯的感覺,「大家的回答都是不會;他們說,完全沒有朝那方面想。」

然而,在劇團成員的友人之外,有一些華人觀眾則表達出較為不同的意見。

來到紐約四年的中國藝術家張璐,在看過此劇後表示,此地提到中國的劇作很少,所以她會期盼看到這些作品,能從各種不同角度,去接觸、描述中國,「中國不僅僅是像劇中呈現的那樣」,她說。她希望該劇對中國的描寫能更加多面化,而不只是傳達負面訊息。

張璐所憂慮的,似乎與許多中國年輕世代相去不遠,比起他們的父母輩,這些人更頻繁地接觸西方文化,卻發現西方人士對中國社會的評價不是那麼正面。反過來說,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批評,中國人也不怎麼想要概括承受。

譚海俊:我擔憂是否刻板印象再製

亞美博物館策展人及展覽部主任譚海俊(Herb Tam),則更關心華人在美國的形象及再現政治。他指出,劇中大量使用美國人熟悉的文化符碼去指涉中國,像是熊貓、竹林、舞龍、雲霧繚繞的山岳等,然而他想到的是:「要表現中國特色,只能透過這些方式嗎?」

劇中演員在為艾迪配音時,刻意使用帶有中國口音的英文,也讓他擔憂這是否為刻板印象的再製。

不過,艾迪的角色設定,是成年後才從中國逃出,如果這是真實存在的人物,他的英文帶有中國口音也不無道理。只是,美籍華人在尋求能見度與文化認可的角力場上,可能不太需要再看到一個蹩腳怯懦的典型角色出現,特別是當他們在主流舞台上尚未具有自己的代言人時。

關注點  是否複製「美式」英雄主義敘事 

也許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點,是劇中的中國人角色,大抵不出兩個典型:不是可憐的,就是可惡的;以及該劇是否複製了「美國人出馬拯救弱者」的英雄主義敘事。

除了主角瑪莉之外,劇中較少呈現立體、細膩的中國常民視角。劇中沒有告訴我們艾迪為何走上了與弟弟不同的道路,也沒有剖析一般中國人民,面對國家經濟發展與基本人權衝突時的心境。

雖然劇中大開嘲諷,調侃美國人對中國(或整個亞洲)的「無知」,如艾迪告訴瑪莉「莎喲哪啦」是日文,並不斷糾正她對「王」字的錯誤發音,然而,他從頭至尾,都沒有告訴觀眾自己的真名,只有在瑪莉稱他「艾德華」(Edward)時,他說:「叫我艾迪。」

如同「艾迪」這個名字,這些敘事方式似乎是開了方便之門,好讓美國普羅觀眾容易理解。

對於劇裡對中國的描寫,是否過於簡化或邪惡化,身為導演之一的瓦諾克,給出了她的解釋。她說,這齣戲是從瑪莉的視角出發,就像是瑪莉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所以瑪莉不見得真的到了中國,她在旅途中所見所聞,也可能是出於她自己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

如果這趟旅程是瑪莉的夢,那就可以說明為何除了瑪莉,其他角色都略嫌扁平;然而,如果她看到的都是幻境,那就失卻了該劇對中國批判的力道,而這也會變成一齣寫實劇:像瑪莉這樣的一般美國人,對中國的理解,仍是停留在表面。

一封信  就能把個案與中國製造畫等號嗎?

另一位白人男性觀眾說,他雖然相信「中國製造」的劇情皆有所本,但由於工作關係,他長年走訪中國多家工廠,「我親眼所見的中國工廠,絕大多數制度良好、工時合理,薪資也持續成長,中國每年傾銷數以億萬計的產品,只因其中一件傳出夾帶抗議信,我們就能把這件個案與中國製造業畫上等號嗎?」

愛荷華州立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韓綱,與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教授王秀麗,在2015年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中國製造』與國家形象傳播:美國主流媒體報導30年內容分析」,文中提到,美國媒體形塑的「中國製造」,呈現的不僅是產品形象,也是中國的國家形象。

文中表示:「美國媒體報導一方面突出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另一方面認為中美兩國政府、企業和個人對此負有責任,並暗示美國人應購買非中國製造的產品。」

「中國製造」的一些劇組人員,並不認為這部戲對中國的批判太過火。演員曼賈克(Andy Manjuck)說:「我們聽到,一些中國觀眾因為這齣戲對中國的負面描寫感到不快,但是戲中同時批評了許多美國的現象,卻沒有人對此有意見。」

駁批評  她肯定此戲在揭露人權問題的努力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資深東亞研究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針對這些批評,提出了她的看法:「中國既巨大又複雜,所以無論任何戲劇要描寫這個國家(或其他任何國家),大抵都只能聚焦在特定主題。」

她提醒,中國的政治情況,在「自由之家」進行的多項公民權利與自由度評估中,都被列為「不自由」。

「這部戲所參考的背景,對許多中國人而言都是真實情況。我曾親身訪問過許多遭到政治或宗教迫害的中國人,他們在獄中遭受到的待遇,與那位在Kmart禮品中夾帶字條的勞改犯,幾無二致。」

庫克表示,「但是許多中國人,以及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美國人,都選擇對中國社會及歷史的陰暗面避而不談。為此,我肯定這部戲在揭露這個問題上的努力」。

看完戲   走出劇院 觀眾能做什麼?

「中國製造」迎來的是皆大歡喜式的結尾,瑪莉與艾迪接納了彼此,然後他們決定要將這封信上傳臉書(Facebook)、投書紐約時報,還要寫信給CNN名主播庫柏(Anderson Cooper)。艾迪問了句:「那麼福斯電視台(Fox)呢?」瑪莉說:「好啦,也給他們寄一份。」

然而,主角最後將希望都放在西方主流媒體身上,彷彿他們是包青天般的存在,這種仰望適不適當呢?

在現實中,這封來自馬三家勞改營的信,引起了西方媒體高度關注。CNN報導他們找到了撰寫這封信的作者,在經過事實查核及字跡比對後,認為該男子所言屬實。當時這名男子已獲釋。紐約時報也對這名男子進行了專訪。

出售這項萬聖節商品的Kmart母公司西爾斯控股(Sears Holdings)指出,經調查後,他們並未發現證明該商品來自勞改營的證據。但西爾斯亦表示,已終止與這間中國公司的合約。

一名白人觀眾在落幕後說:「看完了戲,我只想問,具體上我們到底能做什麼呢?」

庫克對此的回應是:「如果民眾關心的是整體的情況,我會建議打電話給國會代表,要求他們在會晤中國官員時,向中方提出他們對人權議題的關切,或對致力於幫助中國勞工的人權組織表達支持。」

「如果情況是個案,像是發現這封求救信,我會建議聯繫該特定產品或公司,並通知人權組織,例如『自由之家』或『國際特赦組織』,這些組織會幫助投訴者,透過有效管道採取行動。」

她表示,在媒體高度曝光後,中國官方成立了調查組,在2013年年底,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廢止勞改制度。庫克說,「不過,雖然勞改制度在中國似已廢除,但是一些勞改營只是換成勒戒所等其他名目,而許多政治犯與刑事犯仍被迫進行勞動。因此,當人們購買架上的中國製造商品,他們仍有可能買到政治犯被迫勞動而做出的產品」。

有一說  這是『美國製造』的〈中國製造〉

「戲裡對於『中國製造』流露出的恐懼,其實讓我搞不清楚他們擔憂的是中國人權問題,還是這個彷彿要吞噬美國人的強大經濟體。」一位白人觀眾馬克(Mark)表示。

「我覺得這仍是一部從美國中產階級視角出發的戲劇,在我看來,這是『美國製造』的〈中國製造〉。談到中美貿易關係時,則是酸一下美國政府及自己,表示我們有在反省;等於是說『中國製造』,你我都推了一把。」

不過,他也認為,正是因為有人努力把這樣的戲劇搬上主流舞台,才開啟了更多的思考與對話。就像那封從中國花了數年,才抵達一個美國人手中的求救信,這個蝴蝶效應仍在繼續,它影響了一批人同樣投注數年光陰,去促成一部戲劇的誕生。

談核心  導演:透過愛情展現對人的愛與關懷

瓦諾克表示,這部戲在創作及排演過程中不斷修改,到最後唯一不變的原始設定,是兩個鄰居的愛情故事。「對瑪莉與艾迪而言,這是他們追尋自我救贖的過程。對人類的關懷與愛,仍是這個故事的終極核心。」她說。

就如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信裡人生〉寫的:「親愛的,請繼續寫。你的信一定會寄到我這裡來,你可以用你真正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字體。我會把它拿到燈前來看。我會用我的愛將它放大。

「中國製造」在紐約演出落幕後,將分別於3月23日晚7時30分到Keene Sate College、3月31日及4月1日晚8時到Dartmouth College巡演,並正在安排前往華府及挪威的演出。更多資訊可瀏覽網站:wakkawakka.org/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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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家工廠正在生產川普面具。(Getty Images)中國一家工廠正在生產川普面具。(Getty Images)
「中國製造」裡瑪莉在瘋狂消費後,發現一封夾帶在商品中的求救信。(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裡瑪莉在瘋狂消費後,發現一封夾帶在商品中的求救信。(Heidi Bohnenkamp/攝影)
「中國製造」中的角色「未未」(左)與艾迪。(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中的角色「未未」(左)與艾迪。(Heidi Bohnenkamp/攝影)
戲裡瑪莉(左)與艾迪因為追尋求救信真相,而身陷囹圄。(Heidi Bohnenkamp/攝影)戲裡瑪莉(左)與艾迪因為追尋求救信真相,而身陷囹圄。(Heidi Bohnenkamp/攝影)
「中國製造」裡的瑪莉(左)與艾迪,遭遇象徵中國強權的巨龍。(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裡的瑪莉(左)與艾迪,遭遇象徵中國強權的巨龍。(Heidi Bohnenkamp/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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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中的主角瑪莉(左)與艾迪,經歷一場中國奇幻之旅。(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中的主角瑪莉(左)與艾迪,經歷一場中國奇幻之旅。(Heidi Bohnenkamp/攝影)
「中國製造」大幅著墨中國政治及人權議題。(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大幅著墨中國政治及人權議題。(Heidi Bohnenkamp/攝影)
「中國製造」中的主角艾迪(左)與瑪莉。(Heidi Bohnenkamp/攝影)「中國製造」中的主角艾迪(左)與瑪莉。(Heidi Bohnenkamp/攝影)
——世界日报《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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