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7年10月30日星期一

林忌:叫郭文贵滚出美国的笑话

上星期五所谓「华侨」在美国纽约曼克顿集会,向流亡在美国的郭文贵「抗议」,要求郭文贵「滚出美国」,报导指由千多人至大会声称的3000人;集会发言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表示︰「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祖国好,郭文贵整天侮辱国家,诋毁国家领导人,美东地区华人华侨看不惯他的做法。他整天在社交媒体上胡说八道,唱衰中国,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能够将郭文贵遣送回国接受法律制裁」,更指郭文贵「涉贿赂官员」、「强奸前助理」、「强奸犯」、「经济犯」、「国家的叛徒」,美国的华人「不欢迎」郭文贵云云。

对华人来说,这些所谓「华人社团」的所作所为,绝对是在「鼓励」其他美国人对美籍华人的「歧视」,因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海外的华人究竟是向哪一个国家效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这些自称是「中国人」者,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假扮向美国效忠而实际上是中国的间谍?一旦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华人将向中国效忠还是向美国效忠?究竟这是个人的行为还是有组织的行为?背后是否受到在美国的中国领事馆操控?

事实上郭文贵在美国的言行,只要符合美国的法律,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度,用中国外交部平日的说法:「这属于别国内政,外国不得干预」;作为「中国人」,有甚么资格去质疑美国的入境政策呢?作为「美国人」,则反问郭文贵的言行哪一点不符合美国的法律?至于所谓「唱衰中国」、「侮辱中国」、「诋毁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又有何关系?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就算「唱衰美国」、「侮辱美国」、「诋毁美国的领导人」也可以,为何不可以在美国「唱衰中国」呢?

既然如此不满美国制度上的言论自由,为何不效法几十年来「报效祖国」的华人前辈,返回他们热爱的中国去?中国今日如此强大,大国崛起,这些人既要美国的绿卡,拿美国的护照,交美国的税款,却内心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放弃双重国籍与效忠,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难道是美国政府阻止他们「回国」吗?难道是国际刑警对这些人发出「红色通辑令」,阻止这些「爱国者」回中国去吗?既然美国政府「包庇」郭文贵,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何要赖死在美国不走呢?让美国留给郭文贵之流,中华儿女回国去吧!呼吁美国政府为这些留美的华人登记一下,帮助他们达成「爱中国,回中国,报效中国」的梦想,不要让他们竟要和流亡的郭文贵一样,竟要在自由女神像下过著痛不欲生的生活,不能活在天安门的毛主席的怀抱之中,真在太悲凉了!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四十一)——《柏林孤勇》

这是我"状告海关案"的第41篇"跟进报道",写就的情势已与前40篇完全不同:八月底,出版《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突然停业;九月底,香港《争鸣》杂志与读者和作者惜别。可是九月十三日我才刚刚将父亲李锐特为《争鸣》创刊四十周年而写的贺词发给编辑,父亲在贺词中还说:"生活在大陆保持了独立思想的人,去年丧失了最后一块可以发出声音的阵地——《炎黄春秋》。我今年已经101岁了,该说的话早就说够了,该写的意见也早就写了,不过头脑还是难平静,因为宪政何时大开张呢?我还在思考,还要不断地从比我年轻人的文章中汲取营养,活到老、学到老。因此衷心地祝愿《争鸣》越办越好,继续为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们提供一块交流和争鸣的阵地。"《争鸣》在本应与大陆不同制度的香港戛然失声,其猝然,预示着香港步大陆后尘,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已为时不远。
针对我的"跟进40",有位读者来电说:"看了你的跟进,想到两点:一,你状告机场海关,如同你告你爸爸,能有结果吗中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吗?谁都知道在中国人治大于法制,那些法都是对老百姓才有用的,你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其实,在过去一篇篇的"跟进"中,我不倦地表述,不断地强调的是:在中国一党独裁的现行体制下,我打这场官司,并不在乎结果,而是坚持程序的公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看来读者并没有领略到,这让我很感挫折:如何继续"跟进"?
十月十三日,我从旧金山乘机回大陆探亲,在飞机上看到电影"Alone in Berlin"(我将它翻译成柏林孤勇》),如饮醍醐。影片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素材:二战时柏林的百姓生活在纳粹的统治下,噤若寒蝉。一对劳动阶层的夫妇,先生奥托·甘格尔在一家木材厂工作,妻子安娜·甘格尔是家庭妇女,他们像其他的柏林人一样在纳粹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活着。一日,他们收到独子在前线阵亡的通知,儿子的死,使他们不再惧怕,决心行动,揭露纳粹对人民的欺骗,谴责它所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奥托对妻子说:"从此,我们将是柏林的孤勇。"他用蘸水钢笔,一笔一划地在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上写下他和妻子的心声。他和妻子日复一日,将这些明信片置放在柏林不同的街区,不同的公共场所,而后被人们一张张地捡起交给警察,送到警察局长的手里。甘格尔的明信片从1940年写到1943年,警察局长费劲心机,却始终无法查到它们的真正写手。直到盟国的战机开始轰炸柏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末日将近,警察局长终于抓到不慎将明信片失落在自己工厂车间地上的甘格尔。审讯中,局长问甘格尔一共发出了多少张明信片?甘格尔平静地回答:"283张。"局长得意地笑了:"啊哈!你知道吗?你的卡片只有18张发出去了,其余全部在我这里。"甘格尔艰难地仰起淌着鲜血的面颊,用近乎祥和的目光注视着局长,什么都没有说。经过第三帝国"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甘格尔夫妇同被判处死刑。铡刀落下的当夜,警察局长呆呆地站在办公室的墙壁面前,那里挂着一张柏林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小旗,它们标识着发现甘格尔明信片的地点。局长机械地,一面、一面地取下小旗,面对着空空的地图,愣怔了好一阵、好一阵,颓然地跌坐在办公桌前。局长打开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甘格尔的明信片,他用双手抓起这些纸片:"奥托,除了18张,我是唯一收留了你发出的所有明信片的人。我读了,我一张张地读了,我都读了,奥托……"局长捧着明信片痴呆地走到窗前,将它们抛向窗下的广场,纷纷扬扬的雪花伴着明信片随风飘落、飘落……镜头摇向地面,扫过一双又一双停下的脚步,一只又一只手出现在鞋边,捡起了纸片……画外传出"砰"的一声枪响。
恍然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灭亡了72年,"免于恐惧的自由"却依然没有降临与德国同处一个半球的那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时代变了,互联网将地球联为一体。我不再需要用脚、用手去散发我的"跟进",它的读者比之读到甘格尔明信片的人数,超出的一定不止成百上千——我自己的群发就从第一篇"跟进"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近三百人,这些人遍居于中国和世界各地,而且大多拥有不止一个微信群。此外,我的律师还用快件将"跟进"寄到三中院我案合议庭长贾志刚的名下,第38篇之前,除了一篇,寄单回执上都有三中院收发室的签收章或贾志刚的签名。与甘格尔夫妇相比,我实在没有理由沮丧!甘格尔先生是一名机械师,我与他同行(háng);甘格尔的勇敢、平实、坚韧,我以为楷模,与他同行(xíng
《李锐口述往事》的述者李锐,是刚刚过去的中共十九大列席代表。我在写第一篇"跟进"之前,曾经给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过一封公开信并附文《"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我在该文的结尾说:"'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如何处理,确是一块试金石。若关乎共产党元老权益的官司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遑论百姓乎!所有高调,都可休矣。" 十月廿四日中共十九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党领导一切"赫然其中。有读者来信预期,十九大后我的"状告海关案"三中院会很快开庭审理。无论是开庭,还是继续延审;无论是败诉还是胜诉,"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这块试金石不会褪色。
我的"跟进"在创刊四十周年的《争鸣》上恰恰发到第四十篇,是巧合?是宿命?从今以后,"跟进"就只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盼朋友、读者帮我继续传播。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宪政在中国开张,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李南央
 2017.10.31 

金鐘:對兩個核心口號的質疑


中共十九大閉幕後,一直期待新黨章的公佈。迄今尚無消息。黨章的法定地位不亞於習近平的報告,而報告中若干新的提法勢將寫入黨章。這是令人關注的。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中,我曾對某些涉及意識形態問題提出過批評,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十九大會場內外貫穿著兩個壓倒性口號——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口號已經成為習近平思想的核心價值,並大力的推廣到全國範圍。

【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是習近平報告中要求貫徹落實的基本方略第一條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提出的:「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報告最後部分「黨的政治建設」中,又一次提出要求全黨在政治的各個方面「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問題何在?這口號顯然違反中共歷來視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在18大通過的黨章(2012年)中,對此有極為明確的規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除了從下而上,全黨服從中央的層級紀律外,並無要求黨員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文字,同時強調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員主體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在原則問題上進行思想鬥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黨員權利上規定:「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直至向中央提出。」
中共雖非民主政黨,但在規範上仍然強調民主集中制,尊重黨內不同意見,既是出於「列寧建黨原則」的傳統,也是來自歷史教訓。毛的獨裁專制正是1959年廬山會議將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元帥、張聞天打成反黨集團而開啟浩劫之門,一路到文革,萬馬齊喑,結果是一場空前的大悲劇,黨內外傷亡之慘烈超過內戰何止數十倍!其頂峰是以個人崇拜上台的林彪名言:「一句頂一萬句」「理解執行、不理解也執行」,最後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習近平及其幕僚的高度一致論,和林彪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已嚴重背離了鄧小平一代提出的「防止權力高度集中」的原則。也凸顯他們的權力不安全感,這是所有非民選統治者的共同心理,他們總要尋求一些直至魔咒般的教條來控制民眾的思想,這是中國、朝鮮的共黨頭目每人上台都要搞一套所謂理論、思想的原因。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口號在習近平上台後獲得大肆鼓吹。在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出現頻率之高,數一數二,已為億萬人所目睹。更重要的是,這8個字被習近平欽定為「大會主題」,並定為中共歷史使命的基本闡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比之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個頗有感召力的口號,宣傳效應超過夢想的追求。比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更有氣魄。但是,這個口號有嚴重的缺陷。首先,在理論上,缺乏依據,有空穴來風之感。通常用「崛起」描述一個國家的成就,「復興」則明顯含有找回昔日輝煌之意(如文藝復興打破中世紀的黑暗恢復希臘羅馬的繁榮、希特勒要恢復第二帝國的光榮)。習近平對此的解釋非常貧乏,他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創造了燦爛文明、為人類作了卓越貢獻,是偉大民族——但歷史早有公論,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王朝,近代以來更是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皇天后土,愚昧落後,有何貢獻世界可言?無興可復而侈談復興,只會煽起盲目的民族主義狂熱。
    復興論在政治上,也和共產黨綱領相悖。中共從1921建黨以來反帝反封建一直是其鮮明的革命目標,將千年封建制度作為否定和打倒對象,並以社會主義制度取代之。從來沒有歷史繼承和復興的概念。中共發動的革命,從來是以最徹底的反叛圖新為己任。作為這個保守的黨的領袖,在十九大高揚民族復興旗幟,將其放在中共既定的政治綱領之上,而實質上並沒有突破現存政治體制的規劃,那不是一個嚴肅的明智決策,必然招來風險而難以持續。

【個人崇拜的後果】——習近平執政五年,實行明顯的兩極政策。一方面利用全球化之利,大幅度的資本引進輸出,外貿領先,新科技躍進,取得經濟快速發展成就。另一方面在政治體制、人權保障、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等方面則肆無忌憚地開倒車,強姦民意,逆潮流而行,毫無反省之意。對於鄧時代已經起步的「黨政分開」,他隻字不提;強調的法制建設,卻公然要求「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18大黨章明文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他改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而18大有「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廣開言路」等承諾,習近平報告完全迴避。
    在接班人問題上,習近平也是刻意不提,就如十九大政治局常委「60後」全出局一樣,顯示他有意為20大連任鋪路。如果新黨章果如報導說,習將與毛鄧並列,突破領導人在位時,姓名不得列於黨章的慣例。那麼可以認為,中共十九大將習拱上神壇的目標已經實現。而這一切都是透過「個人崇拜」的手段達致的。不僅違反黨章第10條、16條的規定:
「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
而且後果堪憂。一旦權力衝出籠子,極權主義走向法西斯,是20世紀最大的歷史教訓。1979年中共高幹任仲夷曾就割喉處死的張志新案在全國人大上說:「從張志新被害事件中,人們更深刻地理解到,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法西斯專政。」——按照歷史百科全書的定義,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致的民族主義,其方案涉及政治文化的復興,創造新民族性格和新國民,廣泛部署高度入侵性的社會工程和壯觀的政治儀式,營造復興神話,建立「政治宗教」,將民族與國家神聖化。這是意大利和第三帝國法西斯政權的特點。他們必然拋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和沒有道德和法律限制的內部清洗和外部擴張。
這不正是中共政治的當前趨勢嗎?十九大所鼓噪的高度一致的民族復興的熱度,已經臨近法西斯的邊緣,從關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到羞辱西方著名媒體拒之於常委記者會之外,他們已沒有公共道德和價值觀的底線。量他們還沒有納粹侵吞歐洲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豪氣,但是,對台灣變和統為武統,卻是獨裁者的一念之間。習近平已經宣示未來五年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是「完成祖國統一」。我們知道,台灣是當今僅存的不利於偉大復興的政治實體。
我們仍然待新黨章面世,不妨拿18大黨章加以對照,檢驗一下本文所議。
   
 2017-10-27紐約)

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胡少江:习近平王朝人事布局的四个特点

图为纽约时报漫画:十九大习近平的独角戏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政治权力的扩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树立习近平思想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二是大规模、超常规地改组了政治高层。习近平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真正的意义在于树立习思想的过程和结果,它们体现了习近平对前两代领导人政治地位的超越,也体现了现行大部分中共高层对他的臣服;而高层的人事改组则体现了习近平在政治权力安排上已经一言九鼎。可以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习近平体制已经建立,或者说习近平王朝已经开始。
与以往的高层布局相比,习近平王朝的人事安排有四个显著特点。首先,习近平对各派政治势力表现了强烈的不妥协立场。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安排人事的时候都不得不接受前任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约。即使是权力极大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在高层人事安排上也都需要或多或少地体现某种政治妥协,例如毛泽东即便是在权力达到顶峰的文革中,也不得不接受一些他视为右倾的政治老人;邓小平在政治局也安排了一些其他老人阵营中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员。
习近平在人事安排上要"任性"得多,在新增的政治局委员中,一半以上是他同学、朋友以及过去的直接部属,还有一些近年来不断在公开场合向他表达个人忠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带有极强的政治投机色彩,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人格低下和缺乏节操。尤其是,如此众多高官竞相使用谄媚的语言吹捧最高领导人,在文革以后的中国并不常见。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眼中,习近平的近臣不乏为人不齿的极品,可以比肩王朝时代的宦官和奸臣。
十九大人事安排的第二个特点是习近平重启了最高层政治安排的非规则性。中国高层政治斗争以前经历过两个不同时期,一是毛邓时期,二是江胡时期。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曾经以政治路线不同为名大规模地清洗高层领导人,邓小平时代也曾经因为政治路线分歧先后废黜了三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从江胡时期起,中国政治最高层更迭的规则变得比较清晰,政治局成员基本上都是到达一定年龄后体面退休。习近平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些规则。
此次年龄尚未到线而出局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有四个︰李源潮、刘奇葆、张春贤和杨晶。迄今为止习近平还没有对他们提出有关政治路线或者个人腐败方面的指责。这表明习近平采取了一套并不明朗的规则。除非这些规则更加公开透明,并且形成制度,实质上是以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为转移的政治洗牌,这将造成高层人人自危,从而迫使潜在政治对手转入地下。如此一来,中国高层政治斗争的阴谋化和常态化局面将表现得更加激烈、更具有不确定性。
十九大人事布局的第三个特点是断然拒绝安排接班人。十九大之前,习近平突然撤换了入常热门人选孙政才;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又拒绝了被视为接班人的胡春华入常。其实从经历上看,胡春华并不亚于此次入常的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赵乐际等人。胡被拒入常的理由无外乎有两个︰一是习近平不愿意在下一届党代会上按现有规则退休;二是习近平不满意胡春华作为接班人,狙击胡春华是为了培养自己看中的人选,使其在未来与胡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十九大人事安排的第四个特点是,大量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工农兵学员、专科生和没有知识含量的"在职研究生"进入高层。从总体上看,经过正规本科训练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入学前后也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理应成为现在政治高层的主体。习近平对他们的排斥和对非正规学历的人员的偏重体现了他面对知识结构优秀的同辈们时不自信,他本人知识上的欠缺和嫉贤妒能的性格也会在治理现代大国中产生致命的局限。
——RFA

高新:原来总书记和军委主席都是习近平自己选了他自己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公开亮相之后,外界媒体都注意到了《人民日报》次日头版的习近平巨幅照。与五年前的《人民日报》关于十八届一中全会产生中共领导层报道排版的巨大区别是,此次刊出的习近平巨幅照片是五年前习近平照片的四倍大小;五年前刊登了习近平之下比习近平照片尺寸稍小的其他六位常委的标准照,而这次六常委的标准照被一张合影照取代。
毫无疑问,这是刚刚升任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的王沪宁、 刚刚升任政治局委员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暂还未被公开宣布其中宣部长职务的黄坤明,刚刚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正在与栗战书交接班中央办公厅主任工作的丁薛祥三人共同审定的为习近平师法毛泽东的宣传方式。
五年前习近平刚刚当上总书记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之后,他和众常委们权力和权位的的区别形象地体现在人民日报上同版刊登的七张标准照尺寸的区别上,其他六常委的照片同样大小,习近平的照片排在上面一行,尺寸稍大。
经过五年时间的努力,"新时代"的总书记习近平与其他六常委之间权力和权位的实际区别更形象地体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照片尺寸和所占版面上。头版一张习近平单独的巨幅标准像----明显仿照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的标准照连第二版的位置都配不上,被一起甩到第三版上了。
说句稍嫌夸张的话,在"新时代"里习近平与其他六名常委在实际权力和地位上的区别,就如同他习近平在这份人民日报上的巨幅照片的尺寸与下面那张合影照里每个常委的尺寸一样。所以才有外界媒体说本届政治局常委会"由一个胖子和六个小矮人组成"。中共官媒已经有文章用"历史巨人"来阿谀习近平,所以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由一个"历史巨人"和六个"政治侏儒"组成。
正如有外界媒体所总结的那样,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势执政时期正式开启。《人民日报》刊出习的巨幅照片、规格堪比当年毛泽东,当中的政治讯号不言而喻。
更有细心的评论人士排列出《人民日报》关于历次中共领导层产生的报道不同排版的集合。对比一下,只有习近平和毛泽东使用了巨幅标准照(见图)
多家海外媒体转载的这份"关于历次中共领导层产生报道的不同排版的集合"选用的是"文革"期间1974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版面上的毛泽东黑白标准照与如今本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习近平彩色标准照同样巨幅。而外界媒体们都没有关注到的是43年前的这份人民日报与如今习近平主持修改的党章内容的直接关系。
43年前的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毛泽东巨幅照片下方是通栏标题的人民日报社论 《党是领导一切的》。
文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43年之后,习近平毫无疑问是重温了当年这份充满陈词滥调的人民日报极左社论,照葫芦画瓢,在他的"习氏党章"里加入了如下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43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声称:"加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43年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声称:"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智慧……"
人们应该还记得习近平党内登基的次年3月14日上午举行的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的选举中,习近平以2955票的高票当选军委主席,只有一票反对票和三票弃权票。有网友据此写文章分析说:"1949年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也有一票反对票。对这唯一的反对票,代表们认为是毛"伟大谦逊"的表现;不过另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毛并没有像代表们想象的那样谦逊,投反对票的另有其人——他就是燕大教授张东荪。据称毛泽东事后曾彻查此事。

"时隔六十余年之后,习仲勋的儿子,挟太子党之威的习近平高调上位,利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掌控了局势,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和毛当年当选主席一样,习近平这次也收获一张反对票,而且是唯一的一张反对票。这唯一的反对票到底是谁投的?是习近平自己还是他在中共党内的死敌?是中共政治表演的本能还是党内民主的体现?这个谜底也许只有投票者自己清楚了。"
除了上面引述的这篇幅评论文章,笔者记得当时更流行的猜测是习近平本人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 "他绝对是那个投票反对自己的人",一个微博客写道,"这是作为他谦卑的标志"。
笔者当时也倾向于相信是习近平本人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但如果是这样,如今的习近平可就没有那么"谦虚"了。人民日报刊登的《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狂热吹捧说:"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一系列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倾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人民情怀,彰显着党中央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展现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雄才伟略和领袖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统筹内政外交国防,统领治党治国治军,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不畏艰险、殚精竭虑,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坚强核心。在选举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选举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雷鸣般的掌声一次次响起,经久不息……"
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一张张选票代表党心民意、一次次掌声传递信任期望——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党之大幸、军之大幸、民之大幸……"
全部都是"全票当选",可见习近平本人在投票时也深深相信假如没有了他自己,那就是党的大难,军的大灾,民的不幸,所以说什么也要投上自己一票!
——RFA

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

管见:“十月革命”的教训

图(左起)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去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据说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送来了列宁主义,后来,实际影响更大的是斯大林主义。

"十月革命"之前,"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形成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并存的局面。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进入临时政府,各社会主义党派在立宪会议中占据多数。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俄国尚未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列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他和托洛茨基联手,领导武装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此后两个月,就解散了立宪会议。

考茨基严厉批评此举,他指出,"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做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

"十月革命"号称"社会主义革命",但它的一党专政趋向显露出来,走向了反面。

■从"四月提纲"到《国家与革命》

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到俄国。他发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

在这个提纲里,列宁态度鲜明: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

随后,列宁写了一本当时未能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对"四月提纲"再做较详细的说明,可以说它是小册子版的"四月提纲"。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断言,俄国革命中出现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即"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七月事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织武装示威,迫使苏维埃夺取政权,预演"十月革命",结果失败。形势一度更不利于布尔什维克,于是列宁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过时。再度转入地下之时,他倾注心血写作《国家与革命》,到"十月革命"后,才发表与出版。这部著作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可以说是上升到理论著作版的"四月提纲"。

这三个文献,实际上构成为"十月革命"的政治理论和策略的基础。

尽管列宁在宣传中主张以立宪会议解决国家问题,看上去十分重视立宪会议,但他的革命纲领已明白无误地宣称"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国家理论,强调巴黎公社的经验,即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公社式的新型组织──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国家,由此而论述"国家消亡"。

列宁强调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时所说的,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他强词夺理,试图造成一种印象,议会制共和国在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组织出现之后,就已过时,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在欧洲,巴黎公社失败后,议会制共和国仍在现实政治中发展,工人政党也参与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就此指责工人政党"背叛"巴黎公社原则,相反,特别是恩格斯,为工人政党参与议会、参与政党政治,做了理论的总结,明确否定了"不断革命"。

俄国在社会发展中较欧美落后,就更不可能毕成功于一次革命,而列宁却在出现革命形势之际,匆忙地对马克思学说做出他自己的论述,为革命设定"不要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对建立公社式新型组织赋予无限的期望。

议会制仍有成长空间,而公社式新型组织在发展中会经历挫折和失败,在此背后的现实就是,国家消亡的基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能逐渐地形成。列宁要以他的革命一步跨过去,以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共和国,但是,他在书里论述国家消亡,现实中的国家却不能消亡,于是,"十月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回避议会制发展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

列宁的锋芒所向,直指对他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观念持反对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考茨基等领导人──这些反对意见的依据,正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认定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是否"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意义。列宁以嘲笑对待基于这种观念的批评。他此时已经同托洛茨基站到一起,主张立即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即托洛茨基所谓"不断革命"。

■基于"不断革命论"的错误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考茨基的判断为依据,即在"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甚至在现时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就意味着,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落后的俄国发生革命,也就纳入其中了。

托洛茨基认为,"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即使在俄国也可以"不断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没有做这样的一番分析,他实际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在革命形势中,他放下了他与托洛茨基的分歧,在"不断革命"上达成共识,举手迎接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他立刻就迎头撞上严峻的现实:现实中的俄国,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民主政治,仍有其发展空间。

列宁正视现实,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转向市场经济,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在政治上也要做相应的转变。他讲话、写文章,提出建议,这些建议被人视为他的"政治遗嘱",其内容基本上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修修补补,未能反思他"不要议会制共和国"的轻率与错误。

在《国家与革命》里,列宁专门写了一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他写道,"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

这样的论述,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现实中,却是另一番光景。

当时,在欧美及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资本家作为企业家,面前还有数十年或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路程。他们尚未失去其现实性或合理性,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远未结束。这时剥夺资本家,可能有短期的好处,主要是政治的好处,而就长期而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会打乱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秩序,而关闭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一定会阻碍而不是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在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中,就更是如此。

很快,列宁就意识到,不能不请那些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来帮助布尔什维克管理他们的军队,管理他们的工厂或企业,他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成效不大。

列宁的论述,无异于断言资本主义当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主要是阻碍而不是推动,或者基本是阻碍而难以推动,就和他断言帝国主义乃"垂死的"资本主义一样。这样的判断,看似正确,其实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理论与现实之间

"十月革命"之际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两个政府机构,一是人民委员会,以列宁为首,成员都是布尔什维克,一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占到60%以上。随后不久,立宪会议被解散,政权似乎归于苏维埃,但实权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政府机构手里。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大讲"打碎"旧国家机器,强调马克思之所说,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只有议会制随着立宪会议解散而确定被取消,至于其它的,全都走了样,流于形式──

普选制和随时撤换公仆,实际逐渐恢复为官僚体制;

常备军,先是被红军和工人赤卫队取代,逐渐仍然恢复为国家的常备军,而中共的军队则干脆就是它自己的党军;

而"组织起民族的统一",也逐渐恢复为帝国对各统治民族的压迫;

……

而这一切,都罩在"社会主义"光环之中,罩在共产党专政的光环之中。

有意思的是,列宁高度评价苏维埃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地位,他似乎已超乎党派利益之上,但苏维埃的状况更不利时,他就视其为反动机关,宣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口号过时。尔后,情况再变化,布尔什维克成为多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也再度高昂起来,而夺取政权的政变一旦成功,权力并没有真正落在苏维埃手中。这样来看,苏维埃即使被视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其实也未必可靠,它与议会相比,因为失去政党政治的内涵,其命运是沦为橡皮图章。

同样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等其他多数领导人一度与列宁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漫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中产阶级民主政府时期已经开始,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很相近。这不奇怪,因为在当时,这是有其权威的主流观念。不过,斯大林很快转变,站到列宁的一边。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看到它所谓"新型国家"实际上败絮其中,才力图补救。

列宁力主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倒退",严厉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玩花样、耍聪明。现实则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玩花样、耍聪明,他们对人民许下极其漂亮的诺言,但很少兑现。

"十月革命"展现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某种希望,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现实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即着手创立他的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从此,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面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直到它们一个个地崩溃。

列宁看到了苏维埃俄国国家机器的实际状态。他写道,"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建议,"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他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他直接求助于工人,以及农民,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使我们机关成为旧机关",可以避免"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

这种建议,后来在中国也有反响。先是大革命失败后把向忠发选为中共总书记,后来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一些工人、农民党员选拔到中央来工作,所谓"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甚至一度作为毛的接班人来培养。

但是,列宁的这些努力,为时已晚。

■"十月革命"在"通常的历史顺序"面前黯然失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是以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正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额头上写着的公式,即"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这是一种异化的状态,然而只有在这样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市场经济的现实性,或合理性,是市场经济的辩证法。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这里栽倒的。

列宁争辩说,"十月革命"开创所谓"社会主义"实践,其实只是"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变化。通常的顺序是,文明发展到一临界点,导致政治变化,即"十月革命"的批评者之所谓"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文明"。列宁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为文明创造前提",即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建立新政权。

要命的是,新政权在发展工商业文明或市场经济方面,一直受阻于它自己的"计划经济"实践,相应地,披着巴黎公社式新型国家组织外衣的共产党专政,则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也有很深的造诣,然而,他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他的把握和理解,有重大的缺陷。在革命形势出现之际,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明显地倾向于忽略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意义,低估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的现实性,断然否定议会制民主的发展潜力,片面强调不可以从苏维埃向议会制"倒退",从而为走向一党专政开辟了道路。他强调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指责批评者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而他的灵活性,恰恰表现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缺陷,对苏俄的实践造成严重的影响。

20世纪后期,"通常的历史顺序"终究显示出它的决定性。

东欧国家出现政治变化,苏联共产党试图以政变阻止苏联的变革,终于被人民抛弃,苏联随之解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得以发展,这些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中。

不过,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关于国家消亡的观念,是做出了贡献的。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了一篇导言,其中,他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列宁大段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认为恩格斯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那些东方国家的某些人的"教训",因为他们"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不幸的是,所有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有着浓厚的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甚至把国家所有,或国有体制,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出了个怪胎

"十月革命"后不到四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新生的党成立不久,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且其党员加入后者。但是,共产国际谋求以中共取代国民党,加上中共的激进,致使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中共武装反抗,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共和与议会制都被撇到一边。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过,他实际坚持的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真把民主主义放在眼里。取得政权后,他就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断民主政治发展而改行一党专政,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趋向一致,而其显露出的对马克思学说的虚伪态度,更为明显。

中共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它基本上不理会什么巴黎公社的实践或原则,因为它听命于共产国际,接受的基本上是从苏俄传过来的列宁主义,而这个主义,再经过斯大林主义的加工,马克思学说在其中已所剩无几,列宁本人的思想也经过滤,变了模样。中共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的理论家,它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东方色彩极其浓厚,很适于毛泽东之类的共产党人掌握,也很容易对它"中国化"。

不过,"文革"开始时,毛泽东要打倒"走资派",要改造"走资派"控制的国家机器,突发奇想,搬出了巴黎公社原则来为自己所用。"十六条"援引了巴黎公社原则,后来为了对付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又先是纪念列宁百年诞辰,再纪念巴黎公社的百年,算是让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也有了些回声。

然而,毛泽东以"继续革命"召唤"不断革命"的幽灵,惨遭失败。

中共手中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因为它吸取教训,艰难曲折地接受了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党内保守派击败开明的改革派,阻止了政治改革进程,而党专政的体制无法抑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易,于是党专政得到经济增长的支撑,孕育出新型权贵阶层,致使中共全面向右翼政党蜕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徒具一副空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完全背离马克思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立即被权力崇拜与金钱诱惑所包围,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趋向则在党专政的严厉压制下被窒息。这样,党国在蜕变之中,腐败愈益猖獗,以其难以遏制之势,铺天盖地般地向全社会蔓延,同时,民族主义狂热伴随着经济崛起而来,中国复兴的梦想中萦绕着古老帝国的幽灵。

习近平掌权之际,全面的腐败已经对党专政本身构成威胁。他一面铁腕反腐败,在选择性地打击腐败势力的同时,不懈地维护腐败之温床,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和红色权贵的垄断地位,一面复兴红色意识形态,压制公民社会,抑制民间反腐败的自发努力。

具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反腐败的铁腕难以阻止他领导的这个专政党本身蜕变和腐烂的趋向。他要将他的红色帝国向全球扩张,难以依靠市场力量的自发蔓延,而需要以行政计划强力推动,运用资本与各国权力相结合,从而不可避免地,与二战后自由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冲突。

习近平曾斥责苏联共产党在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表现的是他本人的无知与狂妄。

斯大林反复清洗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几乎全都遭其毒手,而苏联共产党则匍匐于他一人脚下,早就丧失了男儿气概。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壮起胆子反斯大林,反个人崇拜,苏共才又有了一些人气,再几经周折,才迎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领导苏共,居然以男儿气概放弃了它的政治垄断地位,并着手重新塑造苏联。无奈,苏共暮气已深,保守派悍然发动政变,遭到反击而失败,终于走到了亡党、继而苏联解体的地步。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他的所谓"接班人六项条件",每一条都申明"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如何如何,而他领导下的中共,与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一样,匍匐于毛泽东脚下。即使毛氏集团已丧尽人心、党心,叶剑英等人也深怀恐惧,声言"投鼠忌器",到毛泽东死后才发动政变。

然而,民间尚有男儿气概,反对毛泽东专制之声此起彼伏。丙辰清明抗议活动,此后演变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学潮和八九民主运动,一再表现出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和向往民主自由而英勇不屈的精神。

在民众感召之下,中共开明派决心改革开放,但他们在政治上终究脆弱,不敌一再发起攻击的保守派,终于面对"六四"之际的政变和镇压而一败涂地。中共再度逐渐恢复匍匐于一人或几个寡头脚下的姿态,而习近平,看似呼唤"男儿",其实他敌视真男儿气概,恐惧真男儿血性,喜欢山呼万岁或"主席好"的党卫军或习家军,喜欢他自己一言堂。

很可能,习近平根本不懂"十月革命"故土上发生的事情,他至今还在先前那"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中陶醉,迷迷糊糊地梦游呢。

***

社会主义尚未成熟。"社会主义"的实践千奇百怪,最终要么失败,要么蜕变,回归到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中。

这一实践,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出现在欧美社会,而是出现在俄国与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如马克思所说,出现在那些"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尽管一度兴盛,形成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难以持续,"通常的历史顺序"恢复其势头,计划经济也终于失败。

这不奇怪。"十月革命",标志着共产党"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它们背离马克思学说。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宣传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消亡"的判断,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完全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结果,从被迫到自觉,越来越倚重政权的力量,完全把马克思学说抛到一边,将国有体制奉为"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屹立不倒,甚至渐渐地再度显现"东风"要压倒"西风"之势。这其实也不奇怪。"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实践曾经试图御资本主义与国门之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在融合资本主义与其自身的路上,其"社会主义"现在只是中共一党专政的代名词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有可能正在成熟。以互联网为代表,生产力在其发展中展现出新的特性、新的态势,而各种社会矛盾,也在展现新的面貌。

"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人类社会更为复杂、多元。或许人们以为还难以分辨"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却显而易见,新的大变局就在眼前。

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鲍彤:国无需既定“接班人” 摆脱溢美才是新时代

图为在李锐101岁生日庆宴上的(左起)李锐、鲍彤、杜导正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10月26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专访表示,他认为这次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新时代思想"很多都是50年前的毛思想,毫无新意。而一个没有既定"接班人"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共和国。

鲍彤被当局禁言一个多月后,于本周四在北京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专访。对于中共政治局新一届常委会名单显示,"六零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未能晋升常委。鲍彤表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无需事先安排"接班人"。他说:

"好像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共和国要有接班人。宫廷政治肯定有接班人,太子、王储。现在这是回归世界潮流啊,那就是不需要接班人了,如果是终身制也不需要接班。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会把中国当作一个共和国来看待"。

在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诞生之前,外界流传多个政治局常委班子的人选搭配。当本周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全体常委公开亮相后,引起各界解读。鲍彤说,正是因为选举不透明,所以引起诸多揣测:"所以大家都要研究'中南海学',就像过去研究(前苏联)'克里姆林宫学'"。

鲍彤表示,他对宫廷政治没有研究,但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却有印象。他说:

"我脑子里面,新时代只有一个时代,就是列宁的时代,这是列宁自己说的。后来斯大林也说了,斯大林说的用意是要推出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要有列宁主义?因为时代变了,是资本主义走向垂死,世界无产阶级要革命。进入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产生这么一个思想,就是列宁主义思想"。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鲍彤认为,汉高祖刘邦的新时代是开启汉朝,共产党的新时代应该是从毛泽东执政开始。他对此提出疑问:

"现在这个时代以什么为特征,要有'新时代'就得有一个新思想,现在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写进党章,这句话也不是新思想啊,是毛思想。这个已经是五十年前的旧思想,旧得不能再旧了,现在怎么变成新思想?我也搞不清楚"。

被问及十九大有无新亮点,鲍彤说,习近平带领新常委与记者见面时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颇有新意:

"因为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喜欢溢美之词,就是歌功颂德。从共产国际以来都这样。既然共产党也可以不需要溢美之词,这倒有点新意。如果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溢美之词,我看这也许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开辟了共产党不需要溢美之词,不需要歌功颂德的新时代"。

而一些在报道中很少给予中国"溢美之词"的西方媒体,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就在中共新领导班子集体亮相当天,没有收到采访邀请函。当晚,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表示,上述媒体单位的记者被排除在外,使人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拒绝他们参加和报道习近平讲话,是为了告诫媒体不要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这种用采访机会来告诫媒体不要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的做法,严重违反了新闻自由的原则。


——RFA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嘉華 网编:李想

没有接班人的“新时代”:习近平大权独揽( 储百亮)

中国新的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亮相。从左至右:韩正、王沪宁、栗战书、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中国新的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亮相。从左至右:韩正、王沪宁、栗战书、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
北京——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仪式本来旨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新领导层,几十年来,这个精英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在试图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治理国家,有时会被比作公司的董事会。
但这次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活动更多是在展现习近平五年内积累的政治权力。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其他成员都与他不在一个级别,也不会被视为其潜在对手。六人身着黑色西装,僵硬地站在舞台上,每个人都在习近平介绍到自己时鞠躬。
在念过他们的名字后,习近平几乎是随口加了一句:"在媒体上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
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权力最高层,委员们的首次亮相给为期一周的共产党党代会划上了句号,这个党代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庆典,庆祝习近平大权独揽式的统治风格,以及他要让中国复兴,站到世界中心舞台上的承诺。
"过去的5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还要接着做下去。"习近平说,他的新同事都是60多岁的男人,面对摄像机前站成一排。"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新一届常务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将被培养成接班人的年轻成员,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次。推迟确立继任者的决定打破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在饱受分裂和清洗困扰的邓小平时代之后,这个惯例确保了中国领导层交接的相对稳定。
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了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把世界上的这个新晋超级大国推向了新的、可能会很危险的政治领域。本周二是党代会在最后一天,64岁的习近平被提到了与开国领袖毛泽东一样高的地位,"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
"如果习近平孤注一掷,打破先例,不打算有序、和平地进行交接,那就等于是在背上贴了一个靶子,可能会遭到其他有野心的政治人士的攻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L. Shirk)说。
"通过这样的冒险,他表现得比我们原本以为的更像毛泽东——通过推翻建制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她表示。
习近平的集权主义做法本意是在经过前任胡锦涛时期的多年停滞之后,加快政策制定的节奏。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本身也会产生瓶颈,因为官员不太确定如何执行政策,或是害怕偏离自上而下的要求。
没有潜在的继任者可以被视作一个迹象,说明习近平打算在2023年下一个五年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习近平或许也需要更多时间来考验可能的接班人,同时避免在继任者等待接班期间自己大权旁落。
可能是为了化解对习近平掌握太多权力的担心,五位新常委中大多数都并非他的老同事,尽管他们都曾和他有过工作上的交集。李克强总理是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唯一一个继任委员,曾被视为有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对手。
新成员包括副总理汪洋和曾任上海市长的韩正。汪洋在中国南方的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把自己宣传成一个乐于尝试的改革派;韩正则因带领上海发展成为中国闪耀夺目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备受赞誉。在习近平2012年成为国家主席之前,两人都没有和他长期亲密共事的经历。
其他几名新成员与习近平共事过一些年。他们包括他多年的朋友加助手栗战书,和教授出身的党内意识形态负责人王沪宁。王沪宁参与了习近平多个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身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王沪宁还担任过习近平前任们的顾问。他曾根据六个月的访美经历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反对美国》。
第七名成员赵乐际曾负责党内人事,并将接替王岐山领导共产党的反腐机构。王岐山或许是习近平权力最大的副手,尽管有人猜测习近平也许会努力把王岐山留在常委会,但他还是按计划退休了。
"对这个名单习似乎选择了宽宏大量,"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当然,当你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两个核心目标——让自己成为党内无任期限制的意识形态权威,并将接班信号按下时,这么做并不难。"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意味着下月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他对权力掌控以及对于党内对其强硬外交政策的支持,都会比以往更有信心。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表示,他们还预测,在用过去五年消除异议和收紧对党和中国另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军队的控制后,习近平会更加重视改革经济和整顿金融。
其中一个迹象是提拔了他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长期倡导控制债务和金融隐患的刘鹤。作为政治局的新成员,刘鹤似乎可能会对政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政治局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委员会,由25名成员组成,权力小于其常务委员会。
在周三的发言中,习近平指出明年是邓小平把中国向市场开放40周年,并誓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他希望身边有一个执行其构想的团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亚洲事务高级主管麦艾文(Evan S. Medeiros)说。"在经济问题上,我们可以暂且说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会比当前阵容更具改革思想。"
在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统治时期,共产党面临接班安排的难题,多次以清洗和分裂告终。后来,通过从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举措,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条件下,提前安排潜在的接班人进入常委会的模式。
在2012年掌权之前,习近平本人早在2007年就进入了常委会。在他之前,胡锦涛在常委会待了10年才接替江泽民。
中国的国家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但习近平可以留任其他职位,比如党的领导人或军队主席,或者为保住权力而设立一个新位置。其他专家则认为,在挑选出确信会坚持其政策的接班人后,习近平将在五年后正式退休。
共产党把一大批忠于习近平的官员提拔进了政治局。进入政治局的15名新成员中大约三分之二曾在习近平手下任职,或是和他有其他长期联系,包括一些被视为潜在接班人的年轻领导人。
其中就有57岁的陈敏尔。本世纪初两人同在东部省份浙江为官时,陈敏尔曾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官员。一些专家曾猜测,习近平可能会尝试让陈敏尔一跃进入这一届常委会。
但陈敏尔成了年龄在60岁以下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他可能会被当作五年后领导中国的候选人,但条件是习近平放弃掌控权。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

赫海威:“万能主席”习近平,诸多头衔背后的权力加冕

七月,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内蒙古的军事游行上。他的许多头衔与军事和国家安全有关。
Li Tao/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七月,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内蒙古的军事游行上。他的许多头衔与军事和国家安全有关。

  • 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头衔如此之多——超过10个,而且还在增加——以致于有人称他为"万能主席"。
他的头衔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是好几个领导小组的头,工作范围涉及从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等不同领域,还并奉为党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的多个称号反映了他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现代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周三,他获得了又一个五年的党的总书记任期,并且向国人介绍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导致人们猜测,他打算在传统的两个任期结束后继续统治中国。
所有这些头衔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头衔很重要?下面是一个指南。
党中央
习近平最重要的头衔是总书记,这是共产党内权力最大的职位。在中国的一党制下,这个地位让他对政府有几乎毫无约束的权威。他已利用他的总书记地位,发起了一场严酷的反腐败运动,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强加于学校,还监禁了数十名活动人士异见者
但"总书记"对习近平来说可能不够,他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旗鼓相当的人物。
一些分析人士已在猜测,习近平可能想恢复使用共产党主席的头衔。这个职位在1982年消失了,当时中共试图远离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习近平已经拥有"国家主席"的称号。但自从1982年以来,"国家主席"的官方英文翻译是"president"(总统)。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采用了这个翻译,是为了更像其他现代国家。
控制军队
习近平的许多官方职位都与军队和国家安全有关,这反映了习近平加强控制共产党权力的一个关键支柱的野心。
习近平和前任一样,都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国家的武装力量。
他还领导着几个他建立的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内事务和外交政策上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制定反间谍法。他还是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试图打破军用与民用研发之间的障碍。
习近平一直在寻求新方式来证明他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工作,他想有一支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媲美的现代军事力量。去年,他穿着士兵工作服出现在位于北京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亮相了自己的又一个头衔:"总司令"。
推行政策
在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习近平的身影无所不在。他已成立了许多所谓的"领导小组",担任着好几个小组的组长,负责推行包括金融、网络安全和台湾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其它机构也在这些领域做决策,但领导小组把习近平放在了政策制定的中心。
"习近平显然认为,只有'总书记'的头衔不能让他有足够的权力推动自己的议程,"研究中国政治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员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增加新的、听起来具有权威性的头衔表明了体制内部的一种合法性。"
"领导核心"
用不用主席的头衔,习近平都已明确表示,他把自己当成领导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改革人物。中共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在去年命名他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个称号把他置于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一样的地位。虽然这个头衔不带来任何具体权力,但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习近平不可挑战。
歌颂在继续。在本周结束的党代会上,试图证明自己忠心耿耿的官员们对习近平使用了许多溢美之词,包括称他为"舵手",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伟大的舵手"这一著名别称。
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他的头衔可能会继续猛增。
布兰切特说,"习近平的权力越大,来自下属的崇拜之声就越响亮。"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Iris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

未普: 习近平的全球野心空前膨胀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做了个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报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外交领域,这个新时代是"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对此,中国官媒自吹自擂,称习总书记的说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外媒称,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及其全球野心引发忧虑并遭到抵制。
习近平的全球野心由来已久。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习近平酝酿数年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习近平的积极外交政策主要源于他自身的志向、信念和战略要求。"他在刚上台时,国内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新领导层在外交方面,应会延续以前的政策,不会特别积极。但习在外交上的新战略和主动出击的大动作让专家们很快跌破了眼镜。
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战略最早披露于2012年。他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时表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应推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反应冷淡,主要是因为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边际不清。
2013年"大国外交"战略成型。根据3月20日《朝鲜日报》报道,2013年3月,中共正式确立了"大国外交"路线,并构建以美中关系为中心的习近平式"大国外交"。习的外交智囊王沪宁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据知情人士说,习与王沪宁的观念相似,两人一方面钦佩美国,想学习美国长处,另一方面支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只在国内进行有限改革。这个"大国外交"将摆脱以邻国和经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立足世界谋求中国的利益,同时承担国际义务,即"国际责任中国化"。
2014年11月,习近平就外交政策对领导层发表公开讲话,并进一步提出,让中国梦走向国际舞台。他说,中国目前不断发展壮大,要善于驾驭世界危机,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机遇;"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要把注意力放在推动自身朝著赢得"国际地位"的目标努力。习近平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厌其烦地谈他的中国梦,在2014年的讲话中,他表示,现在是时候让中国梦走向国际舞台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们总算看懂了习近平的全球野心,认为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就是习近平为当代中国标注的历史新方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上个月刊文说,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围绕国家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围绕保障复兴的进程来展开;以中共十九大为新的起点,中国将续写尚未完成的大国外交使命,实现中国外交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重要转变。
应当说,习近平的政治运气相当不错。几年前他就认为,美国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即将终结,而特朗普的当选无疑给了他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特朗普退出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与气候变化的领导权,让习近平以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力及其外交战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前所未有的领袖角色,并试图影响其他国家。这使得习近平的全球野心空前膨胀。
但习近平实现他的全球野心,并不总是顺风顺水。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对中共的出格做法感到反感并抵制。《纽约时报》10月23日刊出Jane Perlez的文章"习近平力推大国外交,全球野心引发忧虑与抵制"。文章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的一些做法遇到了强烈抵制。譬如鼓励中国商人参加当地政治竞选,招募中国学生在教室里宣传中国政策,动员当地的中文媒体与中国官方媒体进行合作报道等。
澳大利亚情报机构主管刘易斯(Duncan Lewis)警告说,中国的做法"对我国主权、国家机构的廉洁和公民权利的行使构成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中国的一党政权正在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选择,它的手伸得太长了。"
一党专制试图影响世界并领导世界,西方国家对此已经有所警惕。习近平的全球野心"正在路上",它能否实施,能实施到什么程度,且让我们密切观察。

——RFA

戚凯:中国朝核外交中的关键失误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正视这些失误,是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

朝鲜于9月初进行了第六次核武器试验,并宣称已具备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氢弹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对朝鲜执行新的制裁措施,朝鲜方面则毫无畏惧,甚至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非法"制裁决议通过,朝鲜将让美国尝到"最大的苦痛"。
从2002年美国与朝鲜针对核武开发问题再起争端算起,本轮朝核危机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时间,并且已经陷入了一次更比一次恶化的梦魇当中。从基本的事实角度来看,这15年间朝核危机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甚至也是唯一变化就是: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数十次各式导弹试验,从一个只有核反应堆的小国变成了拥有真正核武器的"强大国家"。如果朝鲜政府有关自己核武实力的宣示属实,那么就意味着它在远程核武打击领域,超越了英国的技术水平,而仅次于美俄中法四大国。
在这十五年里,中国为缓和乃至解决朝核危机付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以北京六方会谈为核心机制,包括期间一些特殊时期的紧急斡旋、多边磋商和联合制裁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笔者看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正视这些失误,是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
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失误有哪些?
2009年5月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核实验,朝鲜军方宣布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笔者认为此事件意味着中国积极推动的"以多边、和平、外交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是此轮危机的真正起点,那么未能防止第二次核试验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没有换来期待的成果,在此之后,中国逐步丧失了应对朝核危机的主动权。
从结果角度来看,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性失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层面,没有阻止(甚至连延缓、遏制也没有做得很好)一个有核国家迅速地出现在距离中国国土如此之近的距离之内,而且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专制独裁、时常缺乏理性的国家。民主和平论关于独裁国家军事威胁的理论让人高度担心中国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可能性。持核非民主国家由于透明度不够,信息不对称,政策非连贯性而加剧了核风险,因此朝鲜更易倾向于激进核政策,并且难觅去核化的合作者。自由化政府由于国内国际势力不允许过激核政策导致国际制裁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核合作,而不是过激的核政策。而独裁的民族国家则缺少上述国内政治的限制。
另外,朝鲜常年遭受技术与设备封锁,其核设施安全水平令外界极为担忧,一旦由于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造成核反应堆重大事故,中国东北极有可能遭遇严重的核污染,从而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无人区"。从技术角度来说,与试验核武器相比,核设施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与危害程度都要更高。
从弹道导弹威胁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正式列装的导弹中(尽管朝鲜一再声称本国在中远程导弹领域已经拥有先进技术与实战武器,但实际情况却是信息黑洞),只有大浦洞1号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美国很难造成有效的威胁,而韩国、日本与中国北方则处于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第二,传统现实主义者反复强调在外交中绝不要把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风险的窘境。从战略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正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状态,并且成为完全的利益牺牲国。一方面,如果为了对朝鲜施加压力而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将会面临双重的风险:其一,朝鲜经济崩溃导致的难民潮会给中国东北造成巨大的压力,1990年代中期,朝鲜饥荒正处于最严重时期,由此导致大量饥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迫于压力,1996年5月中国政府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以缓解朝鲜难民偷渡压力。其二,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朝鲜政局不稳,增加朝鲜军方在崩溃前夜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一点从朝鲜军方断然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多次寻衅韩国军队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继续维持或增加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则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外援经济负担,仅以海外学者挖掘到的有限数据来看,2004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煤和油共计价值2.2亿美元,另外,根据两位朝鲜经济问题专家史蒂文•哈盖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的研究,中国对朝鲜关键物资的贸易,绝大部分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友情价格"出售给朝鲜,或者以延缓支付方式的名义免费援助给朝鲜,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养痈贻患、养虎伤身的风险。
第三,朝核危机拖而不决至今,传统上中国由于经济援助而对朝鲜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丧失,中国更多的成为外交中的被动角色,对外政策很难实现对朝鲜的提前遏制和引导,反而需要事后补救。在2003年第一次六方会谈召开前,朝鲜一开始并不热衷,但是中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将对朝鲜的输油管道暂时关闭了三天,朝鲜很快明显转变了态度。这证明在朝核危机的最初阶段,中国还保有对朝鲜较大的影响力,占据主动地位。但是随着危机的进展,朝鲜逐渐占据主动地位,而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六方会谈停滞多年,朝鲜对该机制毫不在乎的现实是中国被动地位的最佳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一:外交定位
中国朝核外交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在于外交定位、认知与具体操作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说,中国对于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与事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忽视了摩根索所强调的"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的原则。中国在全部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忽视了朝鲜的真正意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严重的认知和执行政策的失误。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一,与朝韩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二,并不反对并部分乐见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三,中国能够保持对朝鲜传统的影响力;四,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增强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且可以增加与美国、日本在此地区博弈的权力空间。然而,这几个根本目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事实证明,希望既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又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朝鲜与韩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之朝鲜战争期间的旧怨,使得朝鲜对韩国历来充满仇视和警惕心态。中国任何对于韩国的亲近举动,都会危及朝鲜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到朝鲜对半岛分裂局面的态度,使得中国同时承认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在朝鲜看来,无异于承认并支持朝鲜半岛分裂的合法化、固定化和长久化,这是对朝鲜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同时,中国与韩国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会直接导致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和中国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得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在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共同期望使其他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朝鲜作为一个对自身安全环境极其敏感的国家,中韩的接近会自然而然让朝鲜对中国产生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并且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这一点已经为朝鲜在中韩建交前际对中国的极端愤怒表现出来。1992年7月15日钱其琛赴朝就中韩建交事宜向金日成做通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据钱其琛的回忆,访问仅仅为一天时间,朝鲜和金日成一改往日对中国代表的热情,无论在接见规格还是时间上,都是最简单、最短暂的一次。朝鲜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已经从曾经的血缘兄弟变为一定程度上的"敌人",这个敌人背弃了朝鲜,而和自己的对手韩国日益亲近,既在根本上危害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又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威胁朝鲜的安全。
第二,受累于上述原因,中国想对朝鲜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虽然中国依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援助来源,但是援助并没有明显增进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反而,由于难民问题的存在,援助逐渐成为了朝鲜胁迫中国的重要手段。担心朝鲜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大量难民涌进中国东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在难民和援助问题上,中国面临着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1997年,中国对朝鲜的谷物出口由此前1996年的50万吨剧增至100万吨,在1998年又跌回至40万吨。1997年如此反常的数据,证明了哈盖德和马诺兰德的研究结果和上述中国遭受朝鲜胁迫的观点---1996年5月中国政府由于不堪承受朝鲜难民偷渡中国东北的压力,无奈之下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对朝鲜难民问题的担心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朝鲜的核试活动已经屡屡激怒中国,但中国对朝鲜难民问题却依然无计可施。
第三,中国原本的外交期望是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这样既能够保证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力量均衡,有效协助中国缓冲来自美日、美韩同盟的威胁,又能保证中国以和朝鲜友好的事实为筹码,提高在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力。但是事实却是,在缺失了中朝友好的前提之后,又加上由于中韩日益靠近导致朝鲜对中国敌意的加深,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反而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对中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更进一步的是,中朝关系的冷淡乃至恶化,加剧了朝鲜投向美国怀抱以抗拒中国威胁、替代中国援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朝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美国相较于中国,更有能力也更乐于向一个亲美的朝鲜提供更多的援助,对于朝鲜而言,美国相较之于中国,是一个威胁更小、受益更大的潜在替代品。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在朝核危机期间时不时会通过一些事件显示出来,最典型的证据就是2008年6月朝鲜在炸毁宁边核冷却塔后向中国提交的核申报单却是朝美商定达成一致的结果。时至今日,美朝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依然存在,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即使在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朝美完全存在友好相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二:认知与操作
总的来看,中国的朝核外交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认知和操作上的失误。第一,中国在推进朝核危机解决过程的一开始,就以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对朝鲜核武潜在能力的解除为目标,这种看似良好的意图却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实。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忽略了朝鲜渴望拥有核武的国家决心,中国简单地将朝鲜对核武的渴求判读成其希望以潜在的拥核能力为工具来向美韩日敲诈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外交地位,却没有认识到朝鲜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极其敏感,拥有核武是其必然要实现的国家根本安全目标。朝鲜中央社在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核实验后,播发金正日的一段讲话,"祖国统一问题最终要靠武力解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展核武,是朝鲜'先军'的体现……发展核武,朝鲜才能在国际社会以'小而大的国家'显示尊严。朝鲜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哪怕在经济上付出代价。"无视朝鲜对于核武的迫切需求以及其坚定决心,中国却希望在六方会谈中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这是对于朝鲜心目中的核心利益的严重侵犯。因而朝鲜必然不会听命于中国。
第二,中国在六方谈判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偏执。中国在心理上将六方会谈视作推进自身影响力、展现大国能力和风采的重要机遇和舞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六方会谈取得自己期望的实质性成果-----即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会谈启动时,中国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24小时追踪报道方式对其进行采访报道,举办六方会谈的钓鱼台国宾馆会场也第一次以100元人民币/人次的价格向公众开放参观。对这种荣誉目标的过度心理渴求,使得中国失去了外交上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误判了朝鲜对六方会谈的真正目的,也低估了金正日、金正恩父子高超的外交才能。朝鲜希望拥核的国家决心是不会更改的,因而六方会谈实际上是对其国家目标的最大阻碍。但是朝鲜并没有直接抵制中国的呼吁,而是采取了虚以委蛇的态度和方式,对六方会谈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工具性利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参与,时而退出,在这种外交烟幕弹下,悄悄实现了拥核的目标。中国却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始终没能清醒地认识到朝鲜的根本目的,依然一厢情愿地呼吁朝鲜的参与与配合。譬如,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后,中国立刻展开了积极而高频度的斡旋外交以期有挽回的余地,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先后致电美国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潘基文;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赴朝访问;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大使宁赋魁3月中旬访问华盛顿。虽然在11月份将朝鲜拉回到六方会谈框架内,但此次会谈仅仅持续两天,12月6日,朝鲜再次威胁可能不参加六方会谈,这次抵制持续了长达12个月的时间。直至朝鲜在2006年10月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后,才于12月重返六方会谈。
第三,中国对六方会谈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朝核危机的操作空间。这种限制典型地体现在朝鲜第一次核试后,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中国虽然表面上同意制裁,但是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严格遵守决议,大幅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关键物质供应。这种情况为海内外各家媒体记者的实地考察所证实。这固然和中国担心完全切断援助会加剧朝鲜崩溃的风险的心理有关,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委曲求全,以援助为工具讨好朝鲜,不希望完全切断援助从而彻底的和朝鲜交恶,那样会造成六方会谈的彻底破产,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尴尬局面。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女士曾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智库成员的话,"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我们可以通过它(六方会谈)检测我们是否可以在本地区及世界事务方面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是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活跃,他们对世界事务有更大的野心。"
失误背后的启示
十五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外交努力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期望与事实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同时在认知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失误。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出一些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值得深思,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切实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维。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让国家的影响力扩大,而失败的外交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应有的羞辱、损失和地位下降。
一,国家在推进外交前,要对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有准确的把握,不能将一般的、短期的利益视为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更不该将二者混淆。
二,对于国家外交的目标,要有基于事实可能性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心理愿望出发,不能设立会自相矛盾的外交目标。同时要牢记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关于外交原则的教诲之一,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且需要一定的国家权力支持。中国在遏制、阻止朝鲜拥核的过程中,为朝鲜所胁迫,缺乏必须的权力后盾,不能对朝鲜造成足够的威慑是其忽视这一原则的重要表现。
三,要避免将自己置于严重的两难状态。一旦出现囿于两难的局面,要做出决绝的判断,舍弃短期利益而保证长期利益的安全,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两难的危险境地。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长远眼光,对朝鲜未来的国内政治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对于难民和援助的两难问题,要从朝鲜未来可能的政治态势出发,做出果断的抉择。
四,推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应该是利益为先,而不该让虚名为先。要想法做到在增进国家利益的同时提升国家名誉。如果做不到,那么应该主动放弃虚名追求实质性利益,不要做为追求虚名而以国家利益为牺牲代价的事。当六方会谈的根本目的---朝鲜去核化---已经彻底不可能实现后,迅速的抛弃陈旧的外交思维和方式,而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必要的。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专家委员、研究员。)
——FT 金融时报中文版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