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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

胡平:北戴河会议开过了吗?

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观察中共高层动态的最大看点莫过于北戴河会议。眼下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反习势力节节败退。如果反习势力不甘失败,那么,这次北戴河会议就是他们互通声气、联手反击的最后机会。

然而从近来官媒的报道来看,中共若干高官都在外地活动。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赴内蒙古参加庆典和调研,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级别的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以及人大副委员长张平、政协副主席王正伟、解放军总政部主任张阳等中共高层。两位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和韩正,前段日子各自在本地忙于各种活动,分身无术,不可能出现在北戴河。另据官媒报导,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于8月13日至17日出访中印共同的邻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假如今年北戴河果真举行重要会议,各派势力必定全力以赴,倾巢而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缺席呢?反过来,有这么多要角缺席,北戴河就算开了会,也不会有什么戏。

被马云买下的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今日发文称,今年北戴河根本就没开会。我觉得这则消息比较可靠,因为它一来和上述官媒对若干高官人在外地的报道相吻合,二来它符合习近平一派的利益。如此说来,反习势力连最后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了。

8月8日、9日,中科院院士柯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先后去世。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张高丽分别发电哀悼,七常委中唯独王岐山缺席。这自然引发外界揣测,怀疑王岐山是否遇到大麻烦。不过有网友提醒,中科院院士陈士橹、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分别在2016年4月、今年1月、今年7月举行告别式,也只有习近平、李克强等6个常委发电哀悼,也是独缺王岐山。相关信息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此说来,在这种场合下,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缺席是常态,不足为奇。

郭文贵海外爆料,拥习反王。这种策略叫"清君侧"。历史上不乏成功先例。只是这一次"清君侧"搞得太晚了。如果两年前、三年前就发动"清君侧",那时,习近平的权力还没这么大,习王结盟也还没这么深,应该是有胜算的。

2014 年2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短评"习近平的反腐败遇到了大麻烦"。当时,习王反腐遭遇来自党内高层的阻力,双方僵持不下,形成暂时的妥协。这种暂时的妥协对习王更有利,因为如我在文章里所说,习王拥有"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可以"从长计议"。按说对方一定会不放心,"对方可能会提出'清君侧 ',削弱中纪委的权力。
这样,被官场视为公敌的王岐山很可能首当其冲"。因此我预测,中共上层将爆发一场以"清君侧"为名义的恶斗。

可是,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清君侧"并没有发生。直到今年4月,郭文贵海外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总算是"清君侧"了。考虑到现在才搞"清君侧"已经错失良机,反习王派已经相当被动,我当时就指出,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

从现在情况来看,
反习王派是输了。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清君侧"的策略无法成功。习王的结盟--哪怕只是权宜性的结盟--已经走得太远。习近平应该很清楚,如果他今天抛弃王,明天垮台的就是他自 己。所以他势必会全力保王。另外,就在这两三年间,习近平极大地强化了其个人权力,与此同时,元老们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再加上反习王派从来就锣齐鼓不齐, 很多人满足于利益勾兑,没什么人敢正面挑战。是故,北戴河波澜不惊。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当今中国的困境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两者都不是好东西。到目前为止,中共高层这场内斗依然只是黑帮内斗。
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由于双方的彼此攻击乃至自相残杀,进一步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至于其内斗结果,无论是极权获胜还是权贵复辟,都是很坏的。相比之下,极权获胜更坏。只有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好的,那就是两派恶斗激化导致破局,斗出了两个司令部两个党中央公开分庭抗礼,这就会释放出真正的健康力量,为历史转折提供机遇。

遗憾的是,在眼下,最好的可能性最不可能出现,最可能出现的倒是最坏的可能性。


——《纵览中国》首发

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王军涛:习近平遭遇政变与中国新变局路径图

图:孙政才、习近平

 

年初以来,中国海外流亡商人以现代信息技术在美国揭露中共腐败,掀起舆论关注狂潮。这股狂潮为党内其他力量活跃提供机遇。笔者以为,开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中国政治博弈的空间已经是整个世界。那些中共无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20177月中旬以来,习近平异动频频引起中国观察家高度关注。人们纷纷揣测这些事件背后的事实和意义。笔者认为,中国政局诡异微妙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大的想象力,才能合理推测和揭示真相。为此,笔者冒昧估测:习近平正在全力粉碎十九大前反对者的政变;目前中国政治博弈表现出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格局;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局也会循新的图式演进。

 

7月中国政坛异动

 

2017715日,中共中央专人赴重庆宣布,陈敏儿接任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各地洗刷原书记孙正才的印记。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接着,坊间传言,孙政才是713日在北京开会时被约谈,但迟迟官方正式没有解释;只有海外媒体传播各种流言。除说孙有违背政治纪律、贪腐、男女关系问题之外,还传言他的秘书、妻子和司机一同被扣押审查。2017724日,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才发布一条简短消息。显然,这与过去现抓周围人再充分造舆论最后水到渠成抓人立即宣布理由不同。笔者综合上述反常迹象认为,孙政才是在京开会时与习近平发生冲突而临时被抓,因此举措仓促,且至今善后措施也没完全到位。

 

孙政才被抓后,习近平立即召集一次高层会议。据报道,726,中央为各省市领导举办一次规模少见的集体学习。与以往学习不同,学习地点没有选择党校,而是军队绝对控制的京西宾馆。与会者也不是什么轮训学习班,而是几乎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和各地重要官员。会上禁止参加者做任何记录。会后,北京高层又故意通过各种渠道透这次会议的一些信息,会议传达孙政才的问题,重申严明政治纪律,十九大前最大政治就是警惕和防止野心家挑战习核心。这不仅佐证孙政才的问题是一次挑战习核心的突发事件;而且是习近平严厉宣布政治禁令。

 

这个诡异的高层会议刚完,730日,习近平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一次阅兵。这次阅兵的总指挥不是朱日和训练基地所在的北部战区军事长官,而是拱卫京都的中部战区军事首长。阅兵消息是阅兵前十几个小时才发布。据直播阅兵的中央电视台报道,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是刚结束实战演习的部队;演习是各战区的红军轮流对抗蓝军。从画面看,参加阅兵的一万两千人的个头和身段显然不是一个建制中参差不齐的兵员。如果比较参加阅兵的将军职位和口头报告,并以将军身高为参考,这次阅兵显然是集中挑选的全军精锐,很可能是全军精锐全部集中于此。这次阅兵的唯一阅兵者是习近平,没有其他常委,受阅官兵不再喊传统称呼首长,而是问候习近平"主席好"。还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阅兵前,中央规格文艺团体到基地慰问参阅官兵。显然,这支军队在解散前直接效命习近平。

 

习近平正在弹压政变

 

综合三个异动,笔者认为,习近平刚刚粉碎一场未遂政变;或者正在弹压一场预谋中的政变。联想到此前习近平在201773日到8日曾外出俄罗斯和德国,笔者估计,那些想在19大前或19大上挑战习近平的力量开始行动,图谋政变。孙政才在其中是重要角色。后来的高层会议和军队精锐集中,都是为了弹压政变。

 

即使没有这三个异动,中国政局的现实态势也该出现推翻习近平的政变。习近平上台五年,先紧紧控制纪委-政法-军队系统,然后以反腐名义党内三十年形成的各个山头,许多骨干甚至被灭十族,初步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然而,由于中共人事基本格局仍然是江胡两朝的布局,习近平还无法全面控制党国,既有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甚至被推翻。特别是经济、宣传和地方系统,他虽然可以暂时震慑稳住,但远没有纳入自己的系统;一有风浪,他们会颠覆习近平。他需要在中共19大上确立领导核心绝对多数,然后自上而下清洗所有异己。要确认习近平的绝对权威。过去四年多经验使得其他力量也明白,一旦中共19大后习近平成为绝对权威,他们会因贪腐而被灭十族。19大前,他们必须拼死抵抗。这是政变发生的基本动因。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习近平正在与政变苦斗。目前,中国铺天盖地地造神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急速改写人事提拔成规和其他中共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反腐进入金融领域。这些都是本该在19大之后做的事情,习近平不顾19大前忙碌的时间表提前到19大前做。这表明这些领域出现足以威胁他统治的政变。即使这个政变还没发生,也是蓄势待机而发。

 

政局变迁路径图

 

笔者曾长期参与中体察中国政局变迁的动力机制。到哥伦比亚大学后,笔者主要研究各国政治转型,以此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演进格局。现代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大规模政治风潮破局结束旧政体圆桌会议制宪建立新政体大选行宪巩固新政体。中国目前阶段是如何破局。在哥大,笔者就知道,西方政治转型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治转型。迄今为止,西方的政治转型都是探讨非极权社会的政体民主化。在这些政体中,多元利益和多样意见存在。转型前,这些政体中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派系,社会有独立的力量掌控者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军事资源和制度化活动方式。这些国家有体制内促成转型的势力和方式。西方政体转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体变化。中国与西方理论研究过的政体不同。在数千年大一统集权政治中,中国体制内没有促成体制转型的大规模组织化力量。在中共建政后,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古代集权政治体制加国家掌控经济资源、组织空间和信息渠道的极权体制,产生共产党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你看不到任何体制内变革力量可以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此,西方观察家普遍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没有信心,因为统治集团和党国机器中没有变革的力量的规模存在和活动迹象。

 

近年来,笔者从中国两千年古代中国改朝换代和现代革命的政治史中,找到理解中国政体变革的机制的线索,并以此探讨未来变革的路径。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机制是:当朝廷堵死言路和灭绝异己后,体制内不再有启动变革的组织化力量的空间;此时,江胡盗匪成了启动变革的力量。中国两千年变局,如果不是外部入侵,都是从盗匪造反起义打破专制统治的紧密控制。然后,有抱负的封疆大吏、地主豪强、朝官士子见机跟进,结束一个强大的暴政。中国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也是与江胡会党结合,才制造了一些震动朝野的事件。

 

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是高度集权、而且将所有资源都国家化,现代国家组织加上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彻底消灭了江胡。这是中共统治比古代王朝统治稳定的主要原因。但改革后,中共严密极权统治出现了缝隙,出现独立的经济组织和资源。笔者近十年一直讨论,民间群体事件风起云涌早晚会酿出大规模政治风潮;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启动转型。年初以来,中国海外流亡商人以现代信息技术在美国揭露中共腐败,掀起舆论关注狂潮。这股狂潮为党内其他力量活跃提供机遇。笔者以为,开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中国政治博弈的空间已经是整个世界。那些中共无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动向》2017年8月号

管见:时局札记



习近平拿下孙政才,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秘密会议,同时,建军节之际他再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行动则是,他独自一人代表中共,到朱日和基地阅兵。这三个动作,王军涛认为是"习近平刚刚粉碎一场未遂政变,或者正在弹压一场预谋中的政变"。

这个说法大概应该有更多的意思。王军涛先前也曾说,"习近平执政以来,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场政变"。这样说来,反对习近平的"政变"应属于正常现象,如王军涛所说,"中国政局的现实态势也该出现推翻习近平的政变"。

中国政治中的确有反对习近平的力量,其中,中共党内的若干势力,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北戴河会议之际,要有所动作,并不奇怪。不过,这是否真能够算是政变,或者这些势力是否"必须拼死抵抗",尚须仔细观察。

孙政才与胡春华,被广泛视为在中共二十大上接任总理、总书记的人选,体现胡锦涛交班之际中共高层达成的政治交易。胡春华被人称为"小胡",对应"大胡"胡锦涛,无疑是作为"团派"新星,而孙政才的面目就比较模糊。现在来看,以胡锦涛的力量,能安排两个"团派"人物形成未来接班格局,是过高估计他了。孙政才未必是"团派"人物,以其与各派势力保持良好关系来看,似乎与登上大位之前的江泽民类似,是党政官僚之人,只是他们往往会与共青团有某种关系,容易被人视为"团派"。

表面上,孙政才的大罪是所谓"清除'薄、王'遗毒不力",然而,这很蹊跷。薄熙来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试图在党内竞争中脱颖而出,前者正合中共保守派心意,后者却犯了忌讳,于是他被打翻在地。而习近平,他貌似要"清除'薄、王'遗毒",实则更坚定地举起毛泽东的旗帜,与薄熙来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或区别,只是在权力斗争中不免相撞。而孙政才,他到重庆可以感受到薄熙来在当地民众中仍有不小的影响,有所顾忌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孙政才有"储相"身份,在政治上受到严密注视。他或许圆滑,而一旦被察觉其真面目,甚至如王军涛所说在"政变"中成为"重要角色",就不得了。胡锦涛连任十年政治局常委之后,才成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之"韬诲"为期五年,当然也深知其中滋味,那么,他若能抓到孙政才的政治把柄,自然不会放过。

中共历史上,"文革"开始与结束,以及"六四"镇压,都以政变而成事,但"文革"开始时作为借口的所谓"二月政(兵)变",则子虚乌有。后来的所谓"二月逆流",老帅们反对中央文革,特别是反对张春桥,貌似政变,倒是很正常的政治斗争,而林立果等人的确谋划军事政变,但他们的本事或实力实在太差,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如今反习近平势力的"政变",恐怕还缺乏昔日老帅们的胆魄,或许只能与林立果们比肩。

若论政变,在中共党内,曾庆红创造过堪称辉煌的战绩。江泽民从上海到中央,担任总书记,他追随保守派,追随李鹏,大反"和平演变","左"到了差点儿被邓小平打倒的地步。幸亏曾庆红施展权谋,利用杨氏兄弟的跋扈而刺激邓小平,兵不血刃,稳住了江泽民的地位。如今,反习近平势力要想政变,或许仍以曾庆红为主谋,孙政才的所谓"重要角色",或许能充任"大将",却未必能作"先锋"。但是,孙政才出师未捷而被拿下,曾庆红看来宝刀已老,今非昔比了。

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尊为"核心",这样的态势面前,很难想象中共党内有什么样的势力能"拼死抵抗"、能发动"政变"。但是,有什么风吹草动而被习近平抓住,则他完全可以视其为"政变",对其大动干戈。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别的中共领导人未露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独自一人阅兵。这一出现代"拍案惊奇"大戏,习近平看上去很是享受──看上去是比照他去香港阅兵,却让人不以为然。

于是,人们推测,"主席好"代替"首长好",因为"主席"更合习近平心意。模糊的"首长"可以不止一位,甚至可以说,胡锦涛阅兵时,将士们致敬的"首长"其实另有其人,即掌实权的"军委首长"。而"主席"很明确,就是将士们眼前这位曾经抬左手疑似行军礼致意的习某人。再进一步,则也许意味着,中共将重新设立大权在握的中央主席职务,以免总书记被人误会为秘书长。

看来,"主席梦"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中共"主席"的来历,的确有强烈的个人意味。

中共建党之初,陈独秀为中央最高领导人,数年之中,从一届到五届,都是他担任中央书记或委员长,或中央总书记。六届中央,向忠发为中央主席,后来仍改为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被害,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遵义会议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当时的中共中央,职务名称的官气还不大。总之,到六届中央,中共最高领导人多为总书记,很少称为主席。

而政府职务则不同。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他不再是"毛委员",从此成为"毛主席"了。

这样的状况,与苏俄有类似之处。列宁是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领导人,取得政权后,他在作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里担任主席,而斯大林担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当时还主要是党务职务,在斯大林手上逐渐成为大权独揽的位置。毛泽东当时还无法同列宁相比,他当主席时地位还很脆弱,中共中央进入苏区,他更是迅速失势,直到遵义会议才翻过身来。

张闻天不大善于运用或把握权力,更多地是作为"国际派"的理论家。他这样的性情,成全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毛泽东在七大上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从"国家主席"成为党主席。他担任主席之职,从七届到十届,一直到他逝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终身主席。

毛泽东将"主席"从党外带到党内,使其从政府职务延伸到党的最高职务,体现着中共的"国家化"倾向,中共治下的国家,则成为党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在毛泽东身后的十二届中央恢复总书记,取代主席,与此同时努力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毕竟有其进步意义。当然,其中显现胡耀邦的心态,也有邓小平的个人算计,

此后,逐渐形成所谓"一人两任十年",而以年龄划线,则是"六四"镇压后这个平庸时代里处置竞争的平庸之举。平庸之举往往不可持续,红二代,特别是"太子党",最有突破这一束缚的冲动。

习近平奋力破除"改革开放"年代形成的政治规矩,设立尊他为"核心"的新规矩,而且还有一大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东西据说已成体系,而"文革"时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已经翻新再现,出了不只一个的新版本。

朝鲜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有巨大的年龄优势,而习近平得到大位时已近花甲之年,不加掩饰的世袭制似乎有其年龄优势。不过,十年对习近平而言似乎还是太短,毕竟延长一任五年或更长一些,从60岁左右干到七老八十,只要最后仍以退休结束,就还不算终身制。

不过,习近平要做的事情,以"推进治理现代化"取代邓小平视为"革命"的"改革开放",在党专政下控制利用市场经济以壮大党国,前方隐约已见瓶颈之端倪,而以"全球治理"谋求区域霸权,进而为问鼎全球霸权开辟道路,也面临重重障碍。要做成斯大林、毛泽东都未能竟其全功的事业,不能靠自封"核心"乃至自封"主席"、"元帅"之类,权谋之外,要有真本事。


从中共喉舌的造势看,"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主义",简直呼之欲出,让人觉得中共如今思想上也"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的思想硕果。

近来的消息,显得有所收敛,据说收获的将是所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这样一来,与江泽民差不多──江某人以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著称,那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而习近平,既然以"推进治理现代化"重新定义了他的"改革",则其建树为所谓"治国理政思想",就算顺理成章。两者又有不同,习近平以其姓名而冠其"思想",比江泽民高出了一些,而未能以"习近平思想"或"习近平主义"与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并肩,还是留下遗憾。

名称之差别,背后是思想及其论述的差别。

习近平效仿毛泽东,但他的思想与论述,无法与毛泽东相比。

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走向共和之际,思想的自由,或者百花齐放,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还不算夸张。而毛泽东创建的中共党国则不同,思想与文字都束缚在党国的笼子里,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即使鲁迅尚在,不会有好日子过。习近平作为党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继承权力是他的幸运,扩张权力是他从党国学到的本事,而他的思想与论述,当然也带着党国的烙印,体现其僵化及八股特色,在毛泽东面前,就逊色了。

习近平的年纪,与中共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相仿,但他缺少走向共和的自由环境滋养。而受家庭影响在民间历练,只数年就进入中共官僚机器,受其束缚,他的思想难见鲜活并不奇怪,只有力求文字鲜活,以及更多的文字修饰手法,予以弥补。

毛泽东在世时,他的选集出了四卷,他逝世后出了第五卷,同时中共宣布将编辑出版他的全集。然而,毛泽东著作的大问题是,其出版不是注重文字编辑,而是内容修订,尤其要命的是,其内容不是传统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要能够放之各个时期、各种社会环境而皆准。尽管习近平断言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其间毕竟天翻地覆。毛泽东时代受到严格限制的市场经济,已被毛泽东视为"与旧社会差不多",而今,中共被迫接受市场经济,而它坚持一党专政,宪政被束之高阁,权贵不受约束,依恃仍居支配地位的国有体制,更借助市场经济发展之力,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相互辉映,盘踞在党国之中。毛泽东的思想与著作,因为他的局限性,已完全过时,他的选集或全集,当然受此连累。

习近平的著作也在结集出版,在市场上到处都是,但乏人问津,因为人们对它们没有真正的兴趣。一度,习近平到处宣扬他的书单,然而,对照他的思想与论述,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阅读过他列举的许多西方作者的著作。这样的怀疑,对习近平伤害极大,中共喉舌再怎样宣传,也难以抵消。

所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正在隆重出笼。也许,马克思已在叹息,共产党国家里,跳蚤真是多呵。

2017年8月19日星期六

丁学良口述:为邓小平“8·18讲话”写“奉命文章”

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丁学良撰写的阐发邓小平"8·18"讲话要点的文章《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学CCOI顾问。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定价一元。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文选出版后,要对其中最重要的议题组织写文章,阐发要点,受命出面组织的是《人民日报》。这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1977年起的大转折年代发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邓"8·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当时,中央书记处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习仲勋。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比如农村改革主题找的是副总理万里,写承包制的来龙去脉,等等。
有两个主题找人很难,一是军队改革。有的人思想开明,但资历不够老,那时部队里很讲论资排辈,别人一问就是:长征时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极端,部队要讲团结,几方面都能接受为好。最后是李德生写军队改革的文章,他参加过长征,资历不算最老,但毛当年对他印象很好。毛表扬李,说你是个政治将军,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刘邓大军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长),所以李是各方都认可的。
邓"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把我叫去说这个事,是在于光远的副手苏绍智家里,他邻居是汪道涵。在苏的大客厅里有两部电话,于光远、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几个理论界老前辈一个个跟我在电话里讲怎么写才合适,怎么把好尺度,既能发表出来,又要有新意,为推进政治改革讲清道理。他们教我千万要拿捏好分寸,但没跟我讲写这篇文章后面的那些内幕风险,我后来才知道详情的。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刊登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的《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胡耀邦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人,包括习仲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温故是为了知新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朱夏莲: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分析人士之一认为,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出6.8万亿美元,并警告称,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使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朱夏莲(Charlene Chu)曾效力于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那里建立了中国银行业分析师的声誉,她是最早警告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带来风险的人士之一。
如今,她最先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如对于中国各银行把高风险信贷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担忧,已成为分析师们的共识。
"大家都知道中国存在一个信贷问题,但我发现人们经常忘记问题有多大。这个问题对全球都很重要,"身在纽约的朱夏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朱夏莲在2014年离开惠誉,协助建立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业务,该公司专业分析金融机构。
朱夏莲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为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五倍以上。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远高于上述两类贷款在6月底5.3%的官方比例。
中国的借款问题在本周受到关注,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如下问题发出警告:北京不愿意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
IMF把北京方面容忍高债务水平归咎于其在2010年至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规模翻番的目标。"中国当局将为实现2020年GDP目标采取一切必要行动,"IMF表示。
朱夏莲从2011年起受到关注,原因是她对中国债务总额作出了自己的估算,在央行数据基础上加上了她自己对官方数据没有捕捉到的隐藏信贷的评估。
朱夏莲是最悲观的中国观察家之一,也有一些分析师质疑她的方法。尤其是,她得出的51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估算结果,是基于11个其他经济体的平均信贷损失,这些经济体以往经历过与中国可比的快速债务增加,包括1985年至1997年的日本,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美国。
但北京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国经济学家陈龙表示,这种方法隐含地假定中国最终会发生经济崩溃。
陈龙认为,信贷损失与经济表现高度关联:不良贷款在增长放缓时上升。如果中国能够防止一场急剧下滑,信贷损失将会小得多,尽管杠杆出现不寻常的上升。
"如果发生经济崩溃,当然会有大量的信贷损失。没有人不同意那一点。但问题是崩溃会不会真的发生。她认为那是一个免不了的结果,"他说。
他说,朱夏莲未能考虑本世纪头10年的韩国,以及1997年后的日本等案例,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债务迅猛增加,却都没有损害经济增长。
朱夏莲承认,眼下看不出急性危机迫在眉睫的迹象。中国政府对借款人和贷款人双方的影响,使其能够把问题的爆发大大推迟——这是更大程度上由市场驱动的系统所不可能做到的。
北京方面可以下令国有银行继续向亏损的僵尸企业(或者依靠短期银行同业拆借资金的较小银行)放贷。
但朱夏莲表示,相比在经济主体单纯针对市场激励作出回应的经济体中,拥有避免承认损失的能力,会使问题发酵地更久,同时变地更大。
"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当局是如何策划一切的," 她表示,"优点是这样能创造稳定性。缺点在于它可能酿成一个人们本以为绝不可能的大问题。我们正在进入这一境地。"
——FT中文版


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

王丹致黃之鋒的公開信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之鋒:



按理說,跟你寫這封信,我應當充滿憤怒,難過和不捨;按理說,我應當讓各種情緒在心中糾結翻滾。但是我沒有。在你走進監獄的此刻,我寫這封信給你,我心理非常平靜。這是因為,我知道,此時此刻的你,內心一定也是非常的平靜。



認識你的時候你才16歲,幾年下來,對你的了解越來越深,所以我才有這個信心:我知道,你內心會非常平靜。對於一個因為政治原因而坐牢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保持內心平靜更重要的了。我也相信你一定已經做好了入獄的思想準備。你也一定知道,政治反抗的道路上,監獄是很難繞過的障礙。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其實,我的叮囑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既然進去監獄了,就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首先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的讀一些書。天下沒有比監獄更好的讀書環境了,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儘量爭取多看書。對你來說,未來的路還很長,要堅持下去需要內功的修為。而這份內功,主要就是通過閱讀來修煉的。



充分利用每一分鐘去多看書,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提升你的思考能力,它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好處,就是會讓你面對這樣沒有自由的環境,能夠經由閱讀,在自己的內心建設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殿堂。請一定要努力讓自己多沉浸在這個你自己建設的精神世界中,這樣你就可以不用理會太多外在的壓力。而且你知道嗎?這樣,時間也會過得快一些。多讀書吧,讓你的朋友給你送大量的書進來。我也會給你送書的。



其次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鍛鍊身體。看到這裡你可能會笑起來,你可能會認為你還年輕,身體完全可以支撐監牢生活的煎熬。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當年我坐牢的時候,也覺得身體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逐漸到了中年,我才慢慢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竟不如很多同齡人,我認為這還是跟我年輕時坐牢有關的。坐牢對人身體健康造成的傷害,往往不會直接體現出來,但它會在你的身體沉澱下來,形成暗藏的傷害。



人在監獄中,難免會有情緒的波動,這些也是對健康的傷害。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多運動,要給自己排一個時間表,養成每天固定運動的習慣。你太瘦弱了,如果能夠用這半年,把監獄當成健身房,出來的時候成為一個更加健壯的青年,我覺得也是對於極權政府的一個小小的報復呢。



最後,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進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香港已經進入黑暗的時代了,你們這些年輕一代身上的擔子會更重,你們面對的黑暗力量更是很難對付。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需要好好想想。在外面的時候,你的思考會受到很多干擾;在監獄中思考,你反倒更可以在安靜的環境中認真對面對自己,給自己的未來制定一些計劃。這畢竟是你自己的一生,還是要你自己決定。趁這個機會,想多一些,想遠一些,未嘗不是好事。



好啦,我要說的,其實也就是這些。雖然我知道就算我不說,你也會做到;但是我不說,我自己會覺得內疚,你就當做是為了我,聽聽我的嘮叨吧。



之鋒你保重。等你歸來!

胡少江:在政治抗争的同时坚守香港法治

图: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左二)罗冠聪(左一)、周永康三人,入狱六到八个月

昨天,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进行宣判,判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监禁六个月、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监禁七个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前常委罗冠聪监禁八个月。他们的罪名分别是"参与非法集结"和"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这个案件本来在去年八月已经由地区法院进行判决,当时分别对三人判以社区服务和缓刑。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认为量刑过轻,向高院提出刑期覆核上诉,最终导致高院这次更改量刑。
无疑,这是一个有著浓厚政治色彩的案件。两年前的抗议行动是一个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在运动中一些学生领袖和抗议者的过激行为的确违反了法律,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法律惩处无可厚非。我从来都认为那场抗议运动是一场香港民众要求民主权利的正义运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激烈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压制民主的顽固立场和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挑衅态度;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事实的另一方面,即一些抗议中的行为违反了香港法律。
正因为如此,我在道义上坚决声援两年前的市民抗议运动;同时我也认可法院对有些抗议者作出的违法认定并且加以适当的处罚。其实,这些学生领袖和其他运动参与者也是知道这个后果的。他们并不主张暴力,而且也做好了牺牲个人自由、承当法律后果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政治抗议者的理性选择,也可谓求仁得仁,对此我给予理解和支持。我敬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勇气,期待他们平静地接受判决,以此向社会昭示他们对道义的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公民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命的行为并不罕见,其中包括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也包括历史上一些受歧视的弱势种族和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兼具政治诉求的正义性和违反当时既有法律的双重性质。他们有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或者是为了凸显现有法律的不合理性,从而要求更改一些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或者是为了显示他们在现有政治制度下的绝望,期待以激烈的行动来唤醒和警示当局和民众。
中央和港府在政治立场上的非正义性十分明显。但是我仍然主张在反对政治不公的同时坚守法治,并且坚持认为这是香港人民的利益所在。我这样主张首先是因为香港有一个基本良好的法律体系,而且有一个基本守法的执法系统。前不久法院对非法殴打示威青年的七位警察和对前特首以及其他受贿高官的依法惩处都证明了香港法院执法的公正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在警察殴打示威者一案中无视法律的建制派,如今却齐声要求法院对抗议者进行严厉判决。
我希望在政治抗议的同时坚守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假如香港的法律制度遭到破坏,从中得到最大益处的是大权在握的北京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藐视法律、为所欲为的那一套复制到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地破坏香港的法治,从派遣特务越境绑架这样的下流伎俩,到公然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和违反基本法这样的胆大妄为,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的最大危险。
毫无疑问,港府律政司在这个具体案件中的所作所为有著明显的政治动机,我也十分藐视他们的政治动机。但是他们采取起诉和上诉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而法院对这些年轻人的违法认定也是有著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法律条文的合理性应该是政治层面解决的问题,但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认定则是执法者的职责。我希望香港未来的政治抗议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且相信这样的政治抗议一定会赢得更多香港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RFA

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

未普: 言论控制越收越紧——十九大动向之三

被京师范大学解聘的副教授史杰鹏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采取各种方式紧缩言论。在十九大即将到来之际,言论紧缩的趋势越发明显。整个言论界和舆论界除了官媒一花独放之外,几乎已是万马齐喑。

言论紧缩在教育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进入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有好几个教授或副教授因为发表"错误言论"而被解职或被处分。一月,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因为"多次在其新浪个人微博中贴发"错误言论",而被行政记过并处分,他被要求"停止其在校内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

近期又有两例。7月底,北京师范大学解聘了副教授史杰鹏,理由是,史杰鹏"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人大教授张鸣为此而批评校方的做法,其微博随后被禁言180天。8月初,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政府解聘在党校挂职的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副教授李默海的职务,山东工商学院随后责令李默海"停职检查",理由是他"在网络上发布错误言论"。

言论紧缩在党内也不例外。8月1号中共中央公布新规定,下令对8千9百万党员的言行和互联网活动加强监管。该规定一方面禁止党员干部发表和传播有损中共形像、政策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和言论,一方面严禁党员干部登陆"违禁"海外网站。近来,中共党员干部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惩处的例子屡屡传出。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左春和,就因发表错误言论被免职。

发表错误言论是这些教授、官员被解聘被处分的共同原因。什么是错误言论?从他们的言论看,批评毛泽东是错误言论,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是错误言论,批评党史是错误言论,批评中共树立的英雄人物是错误言论,批评公有制是错误言论,传播党和国家的负面信息是错误言论,批评"人民"是个虚假概念也是错误言论,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更是错误言论。

错误言论何其之多,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北师大对史杰鹏的指控"逾越了意识形态管理红线",提供了一条判定标准。这就是说,中共有一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凡是逾越了这条红线的都是错误言论。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这让人联想起四年前,一份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9号文件,其中的"七不讲",很可能就是北师大称道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管理红线"。"七不讲"包括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司法独立。

这份文件是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在各高校传达,事后一些高校不敢公开承认,也许是因为这个"七不讲"实在太逆历史潮流了。今天,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四年前在高校鬼鬼祟祟传达的"七不讲",就是这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这条任意伸展的红线也是当下言论紧缩的始作俑者,而"红线"的始作俑者,谁都知道,是今上习近平。

如果说四年前的中共对"七不讲"还犹抱琵笆半遮面,2017年的中共已经堂而皇之地公开祭出强力灌输意识形态的大旗。7月19日,北京网信办约谈搜狐、网易、凤凰、腾讯、百度等知名网站负责人,责令网站立即对自媒体在"曲解政策违背正确导向"、"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等方面,进行清理,并要求他们灌输爱国主义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所有关于社会弊端、时政、历史、人物等议题,只要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就属于"错误言论";这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可以随著党的意志,任意伸展。第二,中共用这条任意伸展的红线整治知识分子,整治党员干部,整治自媒体和网络;在这条红线下,学校已无学术自由,互联网和微信的自由已经大打折扣。第三,"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在2017年进一步延伸,是为十九大造势;十九大要开成一个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拥护习核心的大会,任何不一样的声音都不被允许,舆论一律显然是必要条件。


——RFA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请以凡人来看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殉难的杰出诗人刘晓波


         
                                                        
         刘晓波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凡人。许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六四"後逃出了中国,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刘晓波却遭到了监禁,并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1993年後,正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刘霞,使刘晓波获得重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刘晓波被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刘晓波遭受长期迫害而去世的今天,中国和全世界无数人士悼念他、纪念他,但海外围绕他却发生了许多争议。有人宣称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对他如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如何全面地评价他,对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刘晓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众视野。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向美学权威李泽厚 挑战;二是在六四大屠杀前夕,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宣布绝食;三是创建独立笔会和民主中国网刊;四是因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奖并被迫害致死。
                      刘晓波刘霞
              青年时代向李泽厚挑战
              李泽厚比刘晓波年长二十五岁,是中国著名的哲家学、美学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作品,影響巨大。在文革前,我就与李泽厚同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开始时,李泽厚三十六岁,当时他够不上"学术权威",也不是"造反派",大体上属于逍遥派。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哲学所几十人住同一大间军队营房,每天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所有人都只允许在自己床位前读毛选和马列,我当时把马列当作历史来读,而李泽厚不简单在于,居然在毛选下放一本康德哲学的书,军宣队走过他床位前时,他读毛选,军宣队不在时他读康德。李泽厚的学术成就是他几十年积累的成果,作为哲学界的同行,当时无人会向李泽厚挑战。文革后几年刘宾雁调入哲学所,在外国哲学研究室作翻译,他对李泽厚也只有钦佩之情。一九八六年,刘晓波在《中国》七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向李泽厚提出挑战。
            李泽厚诉诸康德和黑格尔,建立了"理性积淀说"这一美学理论,刘晓波则引证弗洛伊德和萨特,建立了可以称为"个体突破说"的美学理论。这里不谈这两种理论的具体内容,我要指出的是,李泽厚长期在诉诸理性的哲学界生活,突然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诗人般的美学研究者刘晓波,理性主义的李泽厚怎么能够与充满强烈突破愿望的刘晓波进行交手呢?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中说:"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
                     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灭亡的起点。
          刘晓波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方式,可以从《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中找到答案。刘晓波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刘晓波写道:"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纵览刘晓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刘晓波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目标,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在天安门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运动中,如何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著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麽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张伯笠、李录、熊焱、项小吉等因当时参与对话而广为人知。天安门广场几千名大学生的绝食,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但不可能有一位没有参加对话的绝食学生会被人们注意。刘晓波对重大历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一种"为刘晓波留下痕迹"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视的群众运动。就像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引起美学界注意一样,刘晓波以"四君子绝食"的方式引起全世界对他的注意,而且刘晓波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说法写进 《绝食宣言》。刘晓波这些与众不同的作为,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他"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张伯笠要我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作了演讲後,有两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帮助我离开了当时人山人海的广场,十一时多回到建国门家中。这时大屠杀已经在复兴门外远处开始。六四大屠杀,不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把数以万计的和平抗议者关进监狱。刘晓波勇敢面对红色恐怖,遭到了逮捕,我却在六四上午逃离了北京。
         学卢梭《忏悔录》另辟蹊径
       "六四大屠杀"後两天,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報》發表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但劉曉波在压力下竟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上作證,说没有到見解放军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一九九0年九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一九九二年,在台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他自己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是了解刘晓波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刘晓波的《忏悔录》。我觉得刘晓波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丧失信心,他企图另辟蹊径,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归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涯,为自己在政治以外开辟一条新路。
      卢梭《忏悔录》封面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独白 封面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内有许多刘晓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刘晓波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著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刘晓波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像卢梭一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像给刘霞写情诗一样,怀着他所认为的"大爱"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完全是一个追求内心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家的"獨白"。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後,许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而历尽苦难的人,竟然把刘晓波多年来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獨白",错当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而对刘晓波大加指责。这正是现在对"我没有敌人"无尽争论的重要原因。
           刘晓波的重新振作和转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刘晓波以及其後他的表现,广为人知。他出狱後,正是由于他看到天安门母亲多年的苦难,在丁子霖、蒋培坤的影响下,在与北京与他一样的六四受难者的交往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为六四翻案呼吁,为中国前途写作。王军涛说,天安门母亲改变了刘晓波,使他从一个"狂人"转变为为中国民主前途奋斗的勇敢的战士。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也是促成刘晓波转变的一个原因。六四後,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刘霞进入了刘晓波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刘晓波因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而遭到软禁,后来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到大连去探望刘晓波。刘霞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她不屑现实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从刘晓波和刘霞两人的诗,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刘霞在《风 —— 给晓波》里写道: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在《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里写道:
                          你对我说
                         一切都能承担
                         你顽固地让眼睛对着太阳
                        直到失明化为一团火焰
                        火焰把海水全部化为盐
                        亲爱的,让我隔着黑暗对你说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骨碴会划破信纸
                      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字
                      碎裂的笔触刺痛了你
                       烧灼中的不眠之夜
                       让你为自己而惊奇
                      一块石头承担了天地
                      以其坚硬猛击我的后脑
                       白色的药片由脑浆制成
                       毒死我们的爱
                       再用这中毒的爱
                       毒死我们自己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和刘霞在大连劳教所中领取了结婚证书,正式成为夫妻,刘霞便以妻子的身分到劳教所探望丈夫。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后,两人在北京定居,刘晓波从事自由写作。从这时到二00八年,是刘晓波刘霞陪在警察和国安监视下,一面为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网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而努力,一面与刘霞一同追求为超脱现实痛苦的生活。         
                         零八宪章的唯一献身者
       《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走向民主的伟大宪章,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国内第一批簽署者有張祖樺、劉曉波丁子霖劉軍寧、江棋生、温克坚、高瑜等三0三人。国外的第一批簽署者有方励之、郑义、王军涛、杨建利、王丹、苏晓康、严家祺等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後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法学和宪法理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在二00五年就已经写就了后来称为《零八宪章》的几万字文稿。艾晓明在二0一0年四月二日与刘霞在视频上有一次对话。刘霞说对艾晓明说:"《零八宪章》不是晓波起草的。"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时,她在三年前就已经看到《零八宪章》"这个东西"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溜着"。
        為了紀念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原定二00八年十二月十日這一天在北京舉行会议,發表《零八憲章》。在十二月八日这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因被监禁和参与《0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00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 张祖桦说:" 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08宪章 封面                                          
         张祖桦虽然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全中国和全世界巨大影响与劉曉波丁子霖密切相关。正是丁子霖希望劉曉波联系更多人签名,《零八宪章》才获得许多人签名。六四受难者江棋生在回忆刘晓波时说:"在零八宪章最后定稿的时候,我加上了一句话,就是'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句话我加了以后,晓波很高兴,放进去了后来的签署人都认同了。"
        现在一些人说《零八宪章》是"向皇帝上书",江棋生说的好:"《零八宪章》不是向皇帝上书,不是向皇帝谏言。零八宪章是说给全社会听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要促成一党专制制度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文本。"刘晓波不仅是六四受难者,而且是唯一一位为《零八宪章》献出了生命的人。
         在整个人类史上,并不是所有首脑人物都有改造世界的大志,胡锦涛作为一个首脑人物,是一个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懦弱无能、欺软怕硬的人物。胡锦涛视野是卓娅和苏拉,居然把一个仅仅追求言论自由的作家、诗人刘晓波投入监狱,同时也因刘晓波被监禁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二0一二年十二月,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三天後,我写了一篇《中华民族复兴的四大步骤》,希望刚刚当选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能够听取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释放刘晓波。我在文章中说: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三天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是代表了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医学、文学领域和为促进世界和平,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无意与关押刘晓波的中国政府过不去,他们是凭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定刘晓波的"罪状"是因为发表了胡温政权不容的"言论",是"以言治罪"。从一六一六年开始,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扬罗马教会所不容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会认为"违背圣经",受到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定罪刘晓波与定罪伽利略一样,都是扼杀人类的自由思想。中国至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经济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充分的思想自由,以致在科学领域人们的思想也受到无形的束缚。中国在清王朝灭亡一个世纪後至今走不出"治乱循环",其首要原因,就是到今天的中国,都不容许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大脑去探索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任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都被与"颠覆政权"联系起来。所以,"以言治罪"的目的是维护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维护专制。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变成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三件事没有完成,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三是,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刘晓波的一生,不仅是为中国民主化、而且实质上是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斗一生,是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的人。
     刘晓波的負疚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的政治,是复杂而残酷的政治。宫廷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被杀"的方式有十多种。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胡锦涛胆小如鼠、无所作为,除了性格和能力外,主要是深知中国首脑职业的高危性,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皇帝、共产党首脑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共产党首脑人物为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自知,所以,共产党首脑人物的家庭大都支离破碎,毛泽东追求独裁权力,导致江青在他身後被判处无期徒刑、自杀身亡,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这是全人类的至理名言。           然而,刘晓波不知道,在专制政治下,任何特立独行都不容许,当他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时,却给他的妻子、儿子和所有亲人带来了无穷尽的不幸。当然,刘晓波和他亲人的不幸的制造者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但刘晓波没有躲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刘晓波才焕然觉醒,他對前妻陶力,感到"對不起她",對劉霞"充滿負疚歉意"。劉曉波前妻陶力,他們在中學開始相戀。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寫道:"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着心;在驚嚇中渡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劉曉波又提到:"當我在廣場上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過她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還在滴血。因此,陶力與我離婚,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我從事民權運動,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無非痛苦、驚怖、焦慮,而她不但病骨支離,還要勉力撫養孩子,和我離婚,是合理合情的。"
       劉曉波曾說:"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在千百個女人的身上發掘不同的美。"直到與劉霞相愛,刘晓波才有改变。他說:"如今,我終於在一個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劉曉波由八十年代的風流浪子,蛻變成專情的丈夫。劉曉波於二0一0年入獄前發表的《我沒有敵人》文章,表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就是得到了妻子劉霞無私的愛。他又寫道: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
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
你的愛,
就是超越高牆、
穿透鐵窗的陽光,
扶摸我的每寸皮膚,
溫暖我的每個細胞,
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
充滿了負疚和歉意,
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撼天动地,超越監獄的枷鎖,傳達到對方心中。
         有一位长期遭受监禁的、受苦受难的民运人士在刘晓波去世後在网上撰文说,"七年前,刘晓波以欺世盗名的手段,骗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事实是,刘晓波本人丝毫没有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想法。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後,杨建利、李晓蓉等人与哈维尔、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由哈维尔、达赖喇嘛等人提名,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与他写给刘霞的爱情诗一样,并不是为制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是为成就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而写的。二0一二年十二月, 当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今年六月,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刘晓波和他病弱的妻子刘霞到美国治疗。习近平竟然置若罔闻。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凸显了充满人性弱点的刘晓波追求爱情和"大爱"的伟大。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贤人"是道德境界的标准,"贤"就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理解。"刘晓波不比印度的特蕾莎修女,还没有"成圣"。刘晓波是一位寻常人,是为追求爱情和"大爱"、为《零八宪章》献出生命的"大写的人"。共产党要把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宣布"我没有敌人"、崇尚爱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关进监狱并置于死地,这为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哀之上添加了新的悲哀。正如刘晓波的挚友陈军所说:"因为刘晓波,我们時代在对良知的守卫上才没有崩塌。刘晓波对苦难的见证,黑暗中的坚守,以自己的殉道将中华民族的苦难提高到了人类共同记忆的高度,同时也为我们几代人的共同追求及理想注入了一种更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美。"                
   (写于2017-7-27 ,Washington DC,本文刊于香港《前哨》杂志2017-9-1,现在发表有个别地方补充改动)
刘霞:我厌倦了(2016-9)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 我的白色药片
我厌倦了 我对你的笑
我厌倦了 火车上的厕所
我厌倦了 你的名声
我厌倦了 我的心累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 只能看不能走的路
我厌倦了 肮脏的天空
我厌倦了 哭泣
我厌倦了 所谓一尘不染的生活
我厌倦了 虚假的语言
我厌倦了 植物死去
我厌倦了 无眠的夜晚
我厌倦了 空空的信箱
我厌倦了 所有的责骂
我厌倦了 失语的年年月月
我厌倦了 身上醒目的红字
我厌倦了 牢笼
我的爱我厌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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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前哨》杂志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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