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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王超华:痛悼晓波,心系刘霞


始终无法相信刘晓波真的一病不起,又一厢情愿地想像党国当权者仍尚存人性,遂一直盼望他能和刘霞同赴海外。孰料刘晓波"保外就医"不到三周就遽然离世,刘霞至今仍毫无音信。每一思及,心痛难已。

刘晓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和刘霞一起,向世界展示出他们共同享有的纯粹精神和高贵品格。外界从极为有限的信息中,特别是他们两人在医院共处的照片里,看到质朴单纯的精神升华。政治压迫和政治解读不可能穷尽其丰富的人性内涵。刘晓波和刘霞的美好,映照出专制政权的丑陋。党国企图以卑劣羞辱他们的尊严,用与世隔绝否决他们最基本的人道要求,而且还在继续扣押无辜的刘霞和她弟弟刘辉。刘晓波的生命,再次印证了北岛的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但是,与当权者的设想相反,今天这一场美好与卑劣的对峙,这一幕美好遭致毁灭的悲剧,正在唤醒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心目中沉睡良久的理想主义种子。比起刘家亲友和那些曾亲身经历八十年代的人们来,年轻一代的反应更明确地指向刘晓波的道义力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许仍然占有多数,但超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生命追求,有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特征,不会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绝迹。而且,不同文化传统里对超越价值的类似追求,正是普适价值得以存在并且能在不同文化间传播交流的基础。刘晓波为追求普适价值付出生命,正在引发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反省、质疑。这些思考未必都会导致和刘晓波意见丝丝相扣的一致结论,但至少,这不会是中西对立的文化相对论。这正是中共统治集团所惧怕的。中共喉舌小报《环球时报》发出社评说"刘晓波是被西方带入歧途的牺牲品",将中国缺乏价值观支撑的经济高速发展说成是历史主流,诋毁刘晓波提倡普适价值是逆潮流而动。其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眼光局限在实利层面,阻断他们思考和追问的可能,以对抗刘晓波逝世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尤其是要对抗青年一代潜在的理想主义渴望。

认可刘晓波道义力量的年轻一代,并不关心那些所谓的"民运"内斗,也厌恶从蛛丝马迹搜罗动机污点的诛心之论。他们的直观认知恰恰与刘晓波二十多年来思想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相呼应:一是他的持续自省;一是他"没有敌人"的立场。从八十年代叛逆张扬的文学"黑马"到后来的谦卑,刘晓波向持续自省的转折始于1989年天安门抗争和其后的"六四"镇压。毋须讳言,"六四"后他曾在狱中与当局配合认罪悔过。重要的是,1991年出狱后他曾受到社会无形谴责并曾遭丁子霖、蒋培坤两位教授拒绝,但他并未一味为自己辩护开脱,而是痛苦反省,幡然憬悟,此后便深怀愧对亡灵的负罪感,终生未变,成为以丁子霖教授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忠实支持者。这一过程又始终伴随着他与刘霞的结伴同行,反映在他大量的写作中。据不少友人各自不同的记述可以看出,他直率开朗的性格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些从诗歌和文字中溢出的谦卑,更多是他出自内心的精神感悟,而且明确地聚焦在六四亡灵。 例如,八九后对当时某些具体行动有所反思自省的人并不多,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述中坦承,"六二绝食"开始后,再次掀起民众热潮,并没有稍减当局镇压决心,反倒有可能造成了更多伤亡。他并因此自责当时对此没有认识。多年来,他的自我反省伴随着他和"天安门母亲"的交往——"天安门母亲"促使他将反思集中在自身,将关注聚焦在亡灵。这样的关注,本身带有超越意义,为坚持争取自由维护了底蕴和高度。他其实一直在为"天安门母亲"争取国际认知和诺贝尔和平奖。在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立刻表示,这个奖项属于那些亡灵。其中那种深切感受到的救赎意涵,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谦辞。

但晓波并不后悔当年他执笔起草《六二绝食宣言》时表达的认识。这份宣言以四个排比惊叹句开头:"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强调戒严令之后发起绝食不再是请愿而是"抗议",这很可理解;但为什么要在这个紧迫关头"忏悔"?我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并没有好好读完这篇宣言,没有认识到忏悔和自省正在成为刘晓波重要的问题意识。宣言中的另一个重要母题,就是他二十年后因《零八宪章》受审时所做最后陈述的标题:《我没有敌人》。虽然未被允许当庭朗读,但这篇陈述的中英文版本已被诺贝尔奖官网列入获奖演说栏目,原文不难查找。其中明确指出,"没有敌人"的基本态度首次出现在《六二绝食宣言》,多年来始终未变。2009年年底庭审宣判后,世人再没有听到过刘晓波本人的公开发言。由此,刘晓波作为政治异议人士的后半生,是被这两份自述性文字明确地首尾串连起来的。他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1989年天安门抗议之前,已经出版三本有影响的著作。1989年之后,他在自己的祖国被噤声,只能借助海外平台和友人帮助传播自己的文字。他在这期间发布过各种政治言论。但是,任何人要平心公允地评价他的政治立场,都不应该离开从《六二绝食宣言》到《我没有敌人》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字所构筑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同时包含了忏悔自省和不设敌人这两条主线,前者如前所述,在这二十年里愈益深刻地与面对六四亡灵的救赎感相连接,而后者则是他在最后时刻特别希望向世人表明的一贯立场。

刘晓波的最后陈述公开发表后,引起很多争议。由于他在文中提到多年来数次遭关押,观察到了看守所和监狱管理向文明化人性化的缓慢转型进步,并将其作为自己"没有敌人"立场的说明,海内外同为异议人士特别是经历过中国监狱酷刑的人们曾严厉批评他,指责他因自己个人的特定待遇经历而不顾这种言论对其他遭受虐待的政治犯将产生的负面效应。但实际上,从阐明立场的角度看,当他在最后陈述中提到《六二绝食宣言》时,这两篇文字就建立起密切的互文关系。"没有敌人"的政治立场,在宣言中有着比在最后陈述中更为清晰的表述,绝不仅仅是出于他对自己所经历关押环境的直观结论。宣言在论述部分的段落之后,简洁地提出四个"我们的口号":

1、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我们首先是公民!
4、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在于他们针对中共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反对通过在国民之间认定敌人,反对用强加的外在标准制造恐惧自审来达成社会控制。他们自我认定的身份"首先是公民"。这一认定也出现在2009年最后陈述一文的结尾:"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与宣言直接呼应。也就是说,从总理李鹏到抗议学生,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个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各人可能观点立场"敌对",而且可以针对观点或政策展开不懈论辩乃至抗争;但在个人层面,公民之间不存在"敌人"关系,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之权利——这些是建设民主而公平的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根本条件。这些条件还没有在中国实现,所以我们都需要反省并努力践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刘晓波的自省和"没有敌人"立场,与宗教基于普救众生的宽容也有重要的不同;他的表述,兼有超越层次和对中国社会作为成熟现代政治社会的想像。

"六二绝食"的参与方式与上述这些理解相对应:参与者基于个体公民意识的自由意志,平等自愿地参加,不存在自愿结合之外或超出这次绝食活动的其他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组织"决策或纪律约束。十九年后,同样没有组织形式、只是基于个体公民社会责任意识而自觉自愿参加,成为《零八宪章》的基本形式。根据不同参与者和知情人的描述可知,虽然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发起人,但他在修订和征集签名阶段起到了重大作用。修订期间,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设法协调不同意见,力争放宽内容限定,以便争取更多签名人。《零八宪章》的内容表达了明确的政治意愿和要求,当然非常重要。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其参与方式同样重要。从刘晓波想像未来中国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其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他看重的是每一个人能够端立直行,自觉自愿而且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此建设并达致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中国。这正是他在因《零八宪章》受审而做的最后陈述里所说的: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这篇文字写于2009年12月23日。两天之后,刘晓波被判入狱十一年。一年之后,在他无法出席的授奖仪式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那张著名的空椅子。由于他的写作中曾表达过"全盘西化"的观点,亦曾表示支持美英新世纪初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战争,一些批评者在不满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同时,攻击刘晓波获得的其实是"诺贝尔战争奖",又举例细数"全盘西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这类批评,一方面将刘晓波作为个人表达对国际政治的意见混同于同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基辛格、奥巴马那种掌控发动战争主动权的大国首脑,将刘晓波因致力于以和平手段提倡人权保护而获奖混同于具有国际或国家决策权的政治家因改变政治格局而获奖(如联合国及当时的秘书长安南、金大中、芬兰前总统等获奖组织和个人);另一方面,这类批评完全无视他一年前清晰表述的长达二十年的政治立场基本框架,无视上面引文所显示的,他所强调的政见公开供民众选择的进路。

这些批评当中,在香港任教的严海蓉和沙伯力合写并于2010年12月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英文评论尤有误导。这篇英文评论发表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和六篇网络文字而获刑一年之后。两位作者没有勇气为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倒也罢了,他们却在文章一开始就引用调查数据来证明他对年轻一代并无影响力,轻飘飘地表示其实"没必要"关押他,却绝口不提他已有二十年在中国境内被全面噤声,根本无法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任何言论。他们引用他在1988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提到的,除非被"殖民三百年"否则中国搞不好的说法,却没有说明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将其呈现为他似乎始终坚持不变的政治立场。他们在他已有一年时间无法在境外公开答辩的时候用上文提到的那些逻辑错乱的方式指摘他的具体观点,暗指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选择刘晓波受奖是因为委员们和他一样都支持美英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更糟糕的是,他们评论中有一处在提及晓波因之入狱的《零八宪章》之后,立即巧妙地转接到"他领导的组织"接受了美国国会民主基金会的赞助,却没有明言这个"组织"其实是"独立中文笔会",并不是《零八宪章》,借助行文技巧给读者留下《零八宪章》得到美国"官方"资助的印象,似乎中国判监刘晓波并非仅仅是因言治罪。这样的批评,即使不说是恶意地走在钳制言论自由的统治集团前面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知识思想界内极为颟顸愚蠢的作为。

刘晓波不幸重病不治之后,严海蓉和沙伯力的这篇旧文忽然又在网络广泛流传,而且中英文版本兼有。联想到中国大力投资建设网络监管的硬件软件和人力配置,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新一轮流传的背后有官方力量在操作,因此也就更有必要指出他们文中的错误,还公众一个全面认识刘晓波的机会。何况,刘晓波从病重到离世,过程疑点重重,此时此刻重拾吹毛求疵以偏概全的批评,难道不是在帮助责任者转移视线吗?!

从刘晓波正式入狱服刑的2010年春季开始,刘霞就向监狱当局反映晓波有肝脏旧疾,并在七年时间里通过律师帮助反复申请保外就医,始终无果。今年6月26日律师向外界公布晓波肝癌晚期"保外就医"消息时,实际上他病情急剧恶化至少已经有一个月了。刘霞曾对友人说,狱方曾在4月份给晓波检查身体,但却拒绝告诉晓波和刘霞检查结果。晓波不幸离世后,官媒《环球日报》连续发表社评诋毁并借机美化政府"全力"救治。可是,从官方自6月底以来释出的录像和病情版本里可以看出:至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刘晓波曾接受数次CT扫描检查(但他本人和家属都未能得知结果);我们还在(显然是)狱方监控视频中看到他告诉医生说自己有二三十年肝病历史;狱方公告又说他在"保外就医"之前曾"持续发烧两周",却没有任何表示说,这两周里已经作为危险信号立即施救。许多细节迭加显示,刘晓波的肝癌绝不可能是直到刘霞被告知已经"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的极晚期程度才刚刚被发现。隐瞒病史,拖延治疗,放任病情恶化,中共政权对刘晓波离世负有不能推卸的直接责任,也有永远洗刷不掉的政治谋杀罪恶。

他们两人二十多年的同行道路上,刘晓波被羁押和服刑的时间超过十年,刘霞也曾数度既与外界失联,又无法保证能按时探视晓波。作为"国家的敌人",刘晓波的私人生活也被置于无可逃逸的监控下,成为"国家"伺机要挟的牺牲品。因为刘晓波,全世界都曾看到刘霞流泪,听到她泣诉,但同时也看到她性格中独特有力的一面。当她弟弟刘辉被恶意判刑时,她曾一针见血地质问当局,难道作为刘晓波的妻子有罪吗?为什么不敢起诉她本人?她情愿在法庭上跟他们辩论!刘晓波"保外就医"消息传出,外国政要和媒体反复追问,中国外交部坚持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刘晓波案件是中国内政。《环球时报》也反复声称刘晓波只是服刑中的"罪犯",西方国家无权过问。但这两家对外发言的机构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刘霞被无故软禁七年,失去人身自由,至今无法和外界联系。刘晓波葬礼后,由于国际关注骤增,辽宁官方匆忙表示,刘霞"过于悲伤",身体不适,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她"。这是七年来有关刘霞处境的第一次官方表态,也许能解释一时,却完全无法回答对她长达七年的漫漫煎熬,属于什么样的"法治"。何况,刘霞至今无法与多年来的私人好友联系,这个强加于她的"保护"不过是在继续非法剥夺她的自由。

但刘霞并不仅仅是刘晓波生命的背景色彩。在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刘霞与外界失联的日子里,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的艺术界人士相继为她办了摄影展,让人们认识她的天赋和才华。那时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丑娃》黑白摄影系列里面的作品,十分震撼。她的每一帧照片都蕴涵着反抗"主旋律"和抵制"美好"的倔强,影像本身携带着一种介于苦思和质疑之间的力量,不待文字解说而直视观众内心,既超出现实呈现,又并不特指确定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有着透过镜头和影像凝视生活凝视世界的质感。这些作品展示出艺术家丰富顽强的内心世界,那种精神又时时提醒观众刘霞生命中的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他们两人并肩而立相濡以沫。尤其是晓波病危期间两人同在、视身外如无物的照片,已经看在全世界善良人们的眼里。他们两人各自的诗篇里都曾写到,国家机器的压榨使他们历久不变的爱情承载了额外的重负,却没有黯淡他们在各自心目中的光彩。在生命最后时刻,刘晓波为刘霞摄影作品集写下序言,读来感人至深。他们的影像与文字,已经贡献于民族文化超越意识的底蕴积累,无从抹煞。

中共当局对刘晓波刘霞夫妇的非法迫害,制造出强权压迫自由意志的悲剧,并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高强度表演其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长期施行的丑恶"连坐"实践。但从西方媒体不分左右的反应来看,刘晓波已经令这个政权在社会价值方面的信用破产。对中国政府来说,想要继续在国际上推行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已经离世的刘晓波将成为比他在世时更难回避的挑战。在国内,中共政权的高压政策令人想到,刘晓波提出"没有敌人"是同时针对执政者和每一个公民的,他的着眼点是要改变依靠制造"敌人"、镇压"敌人"来建立"新社会"的错误思路,具体行动时又是从反省自身入手,所以是"我没有敌人",也是坚持作为公民的独立思考和政治表达。与他的主张相对,专制政权的两手是,一方面制造敌人制造政治恐惧症,另一方面愚民,防止人们独立思考。就在晓波离世前后,中国政府接二连三宣布了一系列文化社交生活领域加强管控的措施,愚民紧箍咒与制造敌人的条条框框同时出场。面对这些变化,年轻人迷惘困惑惊诧之际,就是刘晓波的意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之时。这是政治愿景的意义,也是文化升华和生命旨归的意义。政治强权的愚昧短视无法理解,也不可能阻止其沉淀和流布。感谢晓波,让我们再次为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而自豪!

痛悼晓波!
心系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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