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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

自由與記憶:從曉波承諾到老廖現演(余世存)

刘晓波、廖亦武



一.
  一個人活到了自覺拒絕社會流行的時候,他對榮譽幾乎是本能地拒絕。當獄中人員告訴曉波,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曉波哭了;他對妻子劉霞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在我的印象中,前年決定授予曉波為2008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得主的時候,我把有關材料工作做完後,就離開了北京,第二天在大巴車上接到曉波電話,他笑駡我給他獎也不提前告訴他,他還是從網上看到的消息。我聽他的口氣,他得到這個漢語獎有些不以為意和朋友間的怯情,這中間的微妙,我能理解。他很快寫了一篇獲獎感言,也沒有給我看,就發佈了。我讀他的文章,很感動。
    今年8月初,我寫下"夢中的老崔"一文。我幾乎忍不住了。我寫下這樣一句話:"崔健是少有的可以獲得當代漢語貢獻獎或諾貝爾文學獎一類的中國男人。"這篇文章放了一個多月,多次修改,我卻沒把這句話的意思表達精准。結果文章在九月底的最後幾天發表在南方的報紙上,我多少有些後悔沉澱不夠。十月一日,我讀到了劉霞公佈的1997年曉波寫給她的書信:"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拒絕,不是出於憤怒和仇恨,而是出於寬容和愛。"我感動異常。我想我本來可以把男人的尊嚴、榮恥和明德表達得更好的。
  十月八日下午,曉波獲得諾獎的消息在網上流傳。中國人的自由精神和記憶力終於得到了承認?我一時不敢確信,動了久不翻牆的念頭,爬到牆頭上匆匆掃了一眼外網,結果看到的網文還是舊文,直到在外媒上看到消息,心裡才落實下來。曉波得獎了。曉波得獎了。曉波被揀選了。中國人沒有被忘記。……
  我坐在家裡,有一陣子失掉了思維。生存的諸種艱難、漫漫長夜的無明、周圍親友的閑碎和關愛,誘惑又挑戰了我們的心智,但現在似乎突然間大地震動、天際現出真實不虛的霹靂閃電來了。我多次引述過這樣的話:儘管我們天各一方,我們同居一城,我們為活著所苦,我們易受誘惑,我們犯下罪錯,但無論如何,這世上還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處總還存在的一位高人和聖者,他是全知的心靈和畏憫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麼在地上就還沒有滅絕,將來遲早會傳到我們這裡來,像預期的那樣在整個大地上獲勝。
  是的,今天,我們勝利了。雖然,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二.
   一個人的人類情感認知、生命的本義和當代真相、言路和思路的上帝形式、大道似弱和儒俠如懦般的眼睛……要越過市井和中國的虛榮和荒涼,抵達人心的柔軟處或高貴處,多麼困難。要讓自己進而民胞物與獲得適得其所的安慰和救濟,有著不可通過的當代高牆。要做自己的主人,並有所服務於世界,往往報願無門。在無可奈何的日子裡,我經常想起自己和千千萬萬的苟且、沉淪和坎陷,我經常想起愛因斯坦的話來:我的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是的,我們必須努力回報這個世界。但一切都艱難,考驗著我們的耐心和毅力。我從邊陲回到首善之區,說我仍相信自由、正義和良知,這"弱弱的"一聲表決卻難以穿越社會的重重黑幕。
   在網上跟人聊天時,不少人激動起來,告訴我,他或她哭了。是的,這個獎終於讓暗夜中的人們痛快了一次,讓多年來專橫的官商、庸俗或幫兇的無良文人一再蹂躪摧殘的人心得到了一次撫慰,讓人們以為全球化即資本、權力、異己知識相勾結一體化的生存事實由文明、價值、弱者等教訓了一次,讓幾個世紀以來中西方的"公理與強權"、"遺忘與自由記憶"之怨恨爭訟在一個對抗專制生活和帝國的個人那裡得以集中表達或展示……
  當天晚上跟人飯醉時,我給北大的朋友敲出手機短信:大快人心事,曉波獲諾獎。其由來也漸,當習大直方。我希望我且醉,朋友續。朋友問後面是什麼意思,我回復說是大地之歌"坤卦"中的意思。朋友說難。我們酒友則忙於接收各地朋友的問候。陳丹青的手機上收到一朋友的短信,是手寫在一張紙條上的,因為曉波是敏感詞,那位朋友居然手寫照相發給了丹青。80後的朋友則毫不顧忌地發來向劉曉波老師祝賀的短信。不少人發短信說,向你們祝賀;他們把此獎看作是一群人的榮譽了,我當然有"與有榮焉"之感,但更願意把此獎看作是曉波實至名歸的榮譽,更願意把此獎看作是對英靈、志士、中國人民的承認。同樣讓人感動的是,居然有不少六七十歲的人,即曉波的上一代人,表達了他們的激動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把打油詩敲完整了:大快人心事,曉波承諾獎。其由來也漸,龍戰血玄黃。東方法西斯,正聲何微茫?上昏下暴戾,圍觀變群盲。朝三生暮四,中國劫何長?倖存忠貞士,人生涵憲章。言行抗俗處,敵意在括囊。畫地自獄時,何懼三牢房?且有西風起,天牧又天放。華夏路德金,念茲絕彷徨。中夜浮大白,何人無夢想?和平爭自由,正道是滄桑。
  
  
三.
  想起前年底,我為胡佳、楊佳、曉波寫的一幅對聯:大漠生胡楊,千年荒涼;古井起曉波,死水微瀾。曉波得獎了,曉波、胡佳以及曉波並不喜歡的一些人還在獄中,曉波也不太認同的楊佳仍是孤魂野鬼。曉波得獎並不能改變什麼,倒是關於曉波得獎的過度詮釋和謾駡文字一時撲面而來。這種文字,或者仍是死水中的微瀾。
  關於曉波得獎的左右評論已經並正在大量生產著,但這種評論除了隨喜或隨怨沒有更多的意義,我國國是問題也並非左右翼的單口相聲或對口相聲可以解答。左翼分子、自由及其派別、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民運和它的愛好者們,直到今天和未來,仍必須解答它們各自的正當性,其次有效,最後才是因名因信稱義。每一個人並非一旦會開口說話、上推表決就有著合眾或完善群己的能力。民主運動的愛好者、毛份子、現世安穩的維穩者、求做奴隸不得和做穩奴隸位置的類人孩、憲政或國家主義的信奉者們,如果仍只是份子或分子,就要麼在浪費人民大眾即納稅人的血汗,要麼在做歷史進程的搭車者。
  這些分子往往以為自己是精英或成功人士,今天隨著現代技術的加持,他們也強化了自我良好的感覺。有時候我能理解人們的這種感覺,更多的時候我仍想抱持一種曉波說的那種"拒絕"。我寫"老子傳"一書的時候,從個人本位即自由的立場理解了老子絕聖棄智一類的想法。老子的同代人表現了喧嘩騷動,但利己少,益人處不多。沒有任何人有權力要求他人去多讀書、逼迫他人致富、命令他人表態或去做戰士……一個自由的心靈必須拒絕這一切誘惑、逼迫或影響。在我看來,分子或信徒們如能棄絕耍小聰明的機會,如能拒絕顯示自己智而聖的機會,真正皈依生命、歲月的大道本身,人們的自處或相處才可能和諧圓滿。記得記者們曾問諾獎的另一得主特蕾莎修女,修女,我們能幫您什麼,能做什麼?修女回答說,回家去,愛你們的家庭和親人。這就像我們中國的另一位聖哲胡適所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沒有立足于個人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歷史記憶,一切熱鬧都是泡沫、權宜、瞞和騙的把戲;沒有介入社會演進,就沒有正義,更沒有個人自由。但我們大多數人以為避席即得個人自由,以為參觀、赴宴即得正義;我們大多數人不約而同或說"合謀"地做了盛世的悲喜劇材料,紙上談兵地推演歷史的演進、評點人物的高低,卻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做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者。用年輕朋友的話說,多是假的阿隆信徒,假的胡適分子,真正的阿隆和胡適傳人是少的,真正魯迅和薩特式的人物是少的,真正加繆、沈從文、陳寅恪、錢穆式的人物是少的……
  從現象觀察,書齋、文字、表態中的信名稱義、智力自負或道德優勝,多無濟於事,多成全了自己一時的私欲。很多不曾捅破天花板的朋友,或腹誹或在天花板外面叫駡,或在眾人面前低聲說話做俏皮相或冷幽默者,多半是孤家寡人,甚至是二醜,是作踐我們人類勞動的絕物。相反,我願意在幾代人面前作證說,曉波雖然拒絕這個社會長達二十多年,雖然他的毛病仍為各種分子或聖者智者們層出不窮地翻出來,他卻是我們中間少有的人脈最廣、人緣最為真實、生存最為純粹的人之一,用我自己的話,他的社會化程度是極為充分的。
  
  四.
  以我的理解,曉波活得真實,正在於他盡命而活,本份地活著自己人生發展的過程。在他的青春時代、他的文藝批評時期、他的政論時代、他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期,他的言行並非都"政治正確"或"知識正確",並非周密自洽,而是矛盾、莊嚴與嗑巴、冷嘲和熱諷、輕蔑與愛……等複雜的統一。曉波受過嚴格的哲學訓練,卻是一個"操蛋"不離口的凡夫俗子。他對朋友的關懷、對劉霞的愛為人稱道,卻是一個出語驚人的社會生活的旁觀者。他是戴著眼鏡的東北漢子,是一個自覺於世俗的精神個體。
  問題不在於曉波過去有錯現在正確,也不在於他應該如眾人所願,而在於他是否將自己的歲月鍛造成一個可觀的作品。這種可觀,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個人自由和歷史記憶的統一。確實,曉波雖在獄中,卻比絕大多數國人更為自由,更能得到自由對他的護念。曉波雖不曾參與時代社會的主流遊戲,卻比絕大多數國人更記得我們時代世道的來處、現狀和未來,他是蘇格拉底意義上的"牛虻",是我們社會演進的護法。
  但我們社會的各類分子們,無視這一人生作品,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如跟曉波的某一時期同行過而受過刺激,如記憶特別得只記得曉波說過軟話、錯話、大話、狂話……如看到曉波某個階段的言行可以顯示其知識或思想或道德判官的高明,如對國運民膜的觀察自以為可以教訓曉波,從而言談之間總是把曉波置於自己想像的位置作踐、耳提面命,他們甚至以為這一二十年的一部人生作品,這種人生的拒絕、犧牲當作自找的笑話或有其謀劃的名利。這種思維方式或人生邏輯,其實正是官學威福或大行其道的基礎。
  這種思維方式或人生邏輯,甚至就是當下大陸社會的生態。斷章取義、攻其一點、捕風捉影……一類的作法,除了顯示心理的卑怯,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他們是不自由的人,他們生活在現代,卻跟原始人的意識相差無幾,他們的心智處於極低的階層。他們以學者、過來人、大師、知情者、通儒、成功人士、權威、網友、才子、偶像等等名義,組成一個喧嘩甚至猙獰的漢語江湖,污染毒害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十幾億人、數代人的生命展開,無能有著人生的創造,在世界知識、精神和物質創造性服務方面貢獻幾可忽略不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害於我們自己的這種誇誇其談嗎?"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猶太民族,大創造不及白人民族。"數代人的生存如同空過,還自以為賺過掙過值得過有資質教訓他人……自有史以來,還有此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經濟實體或欲望動物嗎?
  這種創造力的匱乏一度引起有識之士的不安。不少人因此研究極權國度的精神奴役現象,並感歎同樣專制,華人世界不如俄羅斯民族、法蘭西民族、拉丁美洲人……在文明精神高端的創造;結論往往是中國專制文化更強大,"不是我們無能,是中國式專制太狠"。這種研究成果,隨著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及今天幾乎同步的全球化生存秩序,早就成了一個笑話或偽命題。是的,這種成果,跟專家研究如何永久保存粉筆字寫出的"新家園會有的"一樣,是一種知識笑話,甚至是一種腦殘的精神毒素。
  
  五.
  我華人世界的精神自由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外部的奴役觸目即知,精神的彼此絕緣和孤苦無助卻難為外人道。人們除了參加權力、市場遊戲,就是在圈子的假面舞會裡忘乎所以,人們很少給自己和周圍提供足夠的勞動創造。
  在我看來,公開承認這一點日益重要,即真正擁有現代精神自由的人極少,且在眾人及其遊戲裡向隅或為其放逐,他們是各種力量躲避或合謀打擊、默殺的純粹精神。即使今天異族文明技術使普通人也獲得了錦衣美食和文字等美和精神方面的簡單擁有感,但對共同體或人類情感認知的此時此刻有清醒意識的,對生命和文明有加持能力的,只是少數人。那些真正生活在歷史長河裡以及生活裡此時此刻的人,實際上寥寥無幾。他充分意識自己作為個人的存在,並為此有著最緊張最廣闊的時空意識。由此,我們也知道,儘管歷史熱遍大陸社會,有歷史記憶的專家學家眾多,他們最欠奉讀者大眾的恰恰是民族歷史演進的真相、真精神和遺產,因為他們缺乏真正的精神自由。
  擁有精神自由的人是命中註定的孤獨者,但其生命力之波動廣闊、創造力之強悍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們朝著精神自由的極境趨進一步,就更遠地遠離了他的名利欲望和本能因循地對社會群體的烏合參與。他們的人生精進一步,即意味著自己同圈子人群生活於其中的輿情、權力或協從羅致能力相脫離。他們在很多時候因此顯得是"非歷史的"、"非社會的",他們的被OUT跟與時俱進者之間有一條鴻溝,他們仿佛犯下了不識時務世故的罪孽。但他們站在時代社會的邊緣,從徹底的孤獨和虛無中生長一切,守望著同胞和文明。
  與此同時,大眾同胞及其精英們日益失去明認精神自由的勇氣和能力。事實上,在我國近年享用人口、人民和全球化紅利的喜慶、富貴或要債心理中,一大幫沒有價值的人跳過了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各個階段,並無視自己作為類人孩的心智進化和權力爭取、正義實現等人生任務,由不差錢的偽善、飲食男女的傻美和微博客式的現眼示眾精神,裝飾自身以小康、文化、成功一類的虛假的現代氣概。
  這種虛偽的現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無論如何混世或悲壯,誠如孫中山當年感歎,在精神的專橫和破壞性上,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值得痛惜的是,他們及其影響的大眾,遮蔽了真正的人類之子,這也是文明史的一個規律性現象。直到今天,我們社會所謂的各類有識之士仍以類人孩式的智力、記憶一較人生短長,老革命黨人的餘熱不過是"宮女說玄宗"的變種,毛澤東的奴僕們則以發現其智力缺陷進而發現馬克思的低下為成就,至於社會病症原因的原因的尋找者們,當然會以記取康有為、孫中山、魯迅等歷史人物的卑下為滿足,示眾以明哲威權之士,自然會從曉波一類的人生犧牲中尋覓並放大其創痕和錯誤……
  
  六.
  我在雲南生活期間,曾跟孩子般純粹的廖亦武多次酒肉歡聚。在飲食、簫聲等"鐘鳴鼎食"般的日子過後,回蕩在我們心頭的是東方陸沉和親友淪落的惆悵。我們多次談起世運人心,感歎社會的艱危和生活的無望。我們共同數過那些穿越時間的玫瑰,那些堅持生命理想的朋友,那些拒絕時髦、流行和各種體制圈子的志士,那些在豬圈泥濘裡仍特立獨行並仰望天空的同胞,那些長年奔走服務于底層的聖賢。我們都希望為這些人做點兒什麼。
  老廖以打卦奇准見長,多次蔔得"明夷"、"剝"、"井"之卦,我開玩笑說,善易不占,此時占亦無好卦,世運不過是"渙"卦下的大小變種。老廖深以為然,並很快蔔得"渙"卦。我們為渙散的社會生活謀,以為世人雖不差錢,在錢權之外,也該有力量夯實價值系統。我們以為以如此不差錢的華人社會,可以有條件彰顯同胞中的人格人生成就。雖然明知真正夠格的人和產品不多,但代不乏人,十數億眾,仍有一些國家社會和文明層面的人格人生。只有鋪直他們的道路,把他們從人群中提撕出來,我們這個蒙昧的社會才堪立心立命。在此之前,社會不過是黑暗中摸索,或混世坐穩小康成功和求做小康成功不得的日子。
  我們因此商議創辦一個文化中國大獎,老廖甚至為名字費了一番事,在他看來,種族的歷史記憶快要喪失了,故該叫種族記憶大獎。我說給一人的獎金必十萬歐元以上,老廖懷疑,你能找誰要這個錢呢?華人社會出得起這個錢嗎?隨後又同意,是需要這樣的做法,才能在課題費研究、市場商業寫作之外,給世人尤其年輕人安慰,才能在華人社會重建人生價值。
  這樣的創意當然不了了之。有時候想起跟老廖的"白日夢"來,不免歎息。我們當時都明白,這個獎一旦創立,那麼老廖自己,包括曉波等人,都是當之無愧、當仁不讓的得主。曉波不用說了;老廖經年累月,在底層生活,他極度悲觀甚至不無殘酷地打量民眾,因為人性的殘酷比他揭示的更為慘烈,他幾乎玩世卻極為悲涼地為無名的國人記錄人生。我們開玩笑又莊重地談起,老廖的寫作已經在司馬遷式的和馮夢龍式的寫作之間轉換自如。我們應該表彰老廖。這種獎勵,不僅在於給經濟動物般的東方生活一種參校,而且可以真正以價值觀輸出或交流對話來服務于文明世界;這種獎勵,也是對老廖等人長達一二十年堅持個人自由和族群記憶的遲到的安慰。雖然我知道,老廖需要錢,更需要去外面的世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去為那些自由的心靈表演他的即興音樂。
  
  七.
  遺憾的是,我大陸社會至今難以在價值和價格統一的高度為人生立法。用先聖的話,這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是有條件人慣常表現出的"肉食者鄙"。因此,無論大陸社會如何成功,如何有勢,我們沒有或平易或高標的人生之道,我們沒有可以演進可以說得出口的價值觀。
  東生西裁。當大陸社會無能無力說明自身的正當有效時,當我們不足以捍衛我們的道統並教訓廟堂江湖的虛偽醜陋,當我們難以成全自身的價值系統,我們大陸社會就跟外部世界合成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大陸社會的權力及其他各類子民可以以生存權、家累為自己辯護,但將不得不接受其他社會的打量、審判、裁決。如果我們仍不能明認我們的男女之愛,仍以二奶、包養情人來為大陸國情張目,那麼不僅另外世界的愛情來收編我們校正我們,而且生命的性情本身也會教訓我們。如果我們仍以騙出一個新體制或混出一個新生活來自欺欺人,以為經濟學規律政治學規律因果規律不適於大陸社會,那麼無需外面世界的提醒,我們自身也將持續地生活在維穩的高風險壓力中。……在生生不已的數代大陸人生中,人們確實接受了"末日般"的命運和悲憫裁判。
  當我們無能為曉波加冕光榮的荊棘冠時,當我們無力聽取廖亦武的音樂時,……那麼,自有另外時空的慈悲認可他們的價值。
  
  八.
  曉波承諾,這是多麼苦難的歷程,而且仍在進行時。老廖現演,經歷幾十次的申請、被拒絕、逃亡,終於在異邦痛快淋漓地"耍"了一次。一如自由和文明記憶回報曉波的,文明和自由也回報了老廖。很多人不解老廖的執著:既然人家不給你到自由世界呼吸的機會和權利,你就不必堅持,死了那條心吧。但老廖卻一次次地碰壁、試探、努力,終於出去了。我和他都不是基督教徒,但用得上"曠野呼告"中的意思了:"你仍然要持守你自己的純正嗎?棄掉你的神死了吧?"老廖沒有死,他仍持守著自己的純正,跟拒不出國的朋友一樣,在持守純正的個人自由中取得了勝利。因此,老廖雖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他仍義無反顧地回國。
  有時候想起師友們,曉波、老廖、高爾泰、王康、毛喻原、野夫、陳建霖、王兵……都生活得不容易,一些人的經歷慘苦難為外人道,一些人今天仍為生計奔波;但這些人,無一不活出了個人自由意義上的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保存著民族和時代的記憶。他們爭取了自己自由生存的權利,拒絕了各種熱鬧,拒絕了飯碗,拒絕了聰明、技巧和所謂的道德、派別。他們活著自己,也活出了中國人的風骨、氣象和關懷。
  在社會生活中,一些朋友不僅是自由的象徵,甚至在記憶缺席時也充當了在場的角色。我們社會欠缺的東西太多,自由是其中之一,想像力是其中之一,哲學理論是其中之一。人們一直這麼理解老廖,他是詩人,王怡說他有"肉體意義",但在孤苦的生存中,老廖居然也有理論家風範了!因為沒有多少人思想,沒有什麼人提供思想資源,老廖不得不一身多任地充當了這些角色。他不會說體制生存與自由一類的話,但他說他知道吃自己的口糧;他理解司馬遷,但他說馮夢龍的偉大是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們至今低估的;他喜歡編故事,但他說他從未在中國作家筆下看到比現實更有想像力的東西,……都可圈可點。
  這一次,曉波獲獎,老廖的看法同樣同非一般。他對媒體發表的談話說:"劉獲獎是20多年來,中國記憶的勝利,中共及漢學家及告別革命的文人共謀的遺忘黑幕終於撕破了。"這種認知跟80後年輕朋友們的認知一樣值得我們重視:"劉得獎讓許多我的同齡人,或者比我還小很多歲的青年,受到了一股清新振奮的世界主義眼光的薰陶。這一次的教育,左和右,革命和改良都否認不了。"年輕朋友告訴我:"話說幾個朋友去租房,胡同裡老北京房東問他們知不知劉得獎了,房東發覺年輕人居然知道,更為激動,連呼牛逼。"
  牛逼是市井語。我們說說可以,但作為一個無時不在經驗自由並表達自由的人,卻需要活出並說出更多的東西。我們承認曉波、老廖或一些朋友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有一些前後變化不同,但是,不能因為前面有錯就否定之,後面有價值就神聖之。我們承認的是整個的人,是對自由和記憶的追尋、失而復得的中國人生。曉波、老廖等人值得我們尊重並介紹給世人,正是因為他們活著此普通而自由的人生。正如羅曼·羅蘭在駁斥所謂有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托爾斯泰的論調時所說:"只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愛他整個,因為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聯。"
  
                                       2010年11月7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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