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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余世存:權力的實行方式

刘晓波

  我知道劉曉波很早,認識他卻較晚。1986年考上北大,第一次聽演講就是聽他的。幾百人擠在大講堂,聽劉曉波在臺上口若懸河;一個北師大的年輕人,據說是中國人文界的"黑馬",來北大演說,所說多驚世駭俗之語,比如說他對知識份子的生存悲哀,他路過友誼商店,看到一瓶酒值幾千元,想到知識份子一月工資也就幾十元,一下子感覺被打倒了,他說這裡面有問題。當然,他也罵了知識份子,說新時期文學暴露了他們的低能、軟弱,罵了一些所謂的大家學者愛以溫柔女性之手來撫摸年輕人,他還罵了屈原的奴性忠君之類。我那時可能土得掉渣,還未接受什麼北大精神的洗禮,就當然地站在北大人的立場上聽一場演講,不免為北大無劉曉波遺憾。演講結束,大家提問,才意識到劉曉波有些口吃。問答了些什麼,我多半忘掉了。只記得劉曉波念著一張張的條子,回答問題,期間念說,劉曉波,我想揍你一頓!曉波說,這,這是誰,誰呀,上來呀……全場轟然。
  顯然,我的這一回憶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當年在場者多了去了,他們可能有另外的記憶。我珍愛自己的歷史記憶,雖然自那時起我就明白自己不是一個檯面上的英雄,但我不吝惜有機會為歷史中的英雄致意。
  從那以後,劉曉波就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他有很多非常可怪之論,但仔細想來不無道理,或說有著片面的深刻。那些言論多半能夠校正我們自己的思維,讓我們學會自己思考問題,讓我們想到肩膀上扛著的是自己的腦袋。到了1989年,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胡耀邦去世時,劉曉波在海外,他發表言論說,大家悼念胡耀邦先生有合情理的一面,但要切記,跟葉利欽相比,胡的黨性大於人性,胡的作為是不夠的。這樣的話很啟人心智。很快地,不知道他怎麼竄到天安門廣場上,做了舉世矚目的"四君子"。我那時基本上算逍遙派,幾乎沒去幾次廣場。等鎮壓過後,在官方發佈的說法中,劉曉波是"六四"的黑手。
  劉曉波入獄,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到90年代中後期,我主持《戰略與管理》雜誌,跟編輯同仁們經常討論國內國外形勢。在海外的網站上看到了劉曉波的名字,原來他已經回到家中,靠寫時評過日子。那個年代的知識人好像在轉向似的,思想淡出、學術突顯是不用說了,更糟的是騎自行車的人去為開寶馬的辯護、無權力的去為主權辯護,學術、知識、理論之類最後都被架空,徒然地為混跡其中者遮羞。所謂的知識人紛紛小康、中產。騎自行車者變為股東、無權者變為學官或合夥人……良知、正義、立身處世的正當等等,這些東西似乎隔世;由魯迅開創的雜文戰鬥文體,也在所謂的雜文家手上變成了貌似聰明的二醜秀。在那樣一個犬儒鄉願的時代,曉波忽然發聲了,他的文字有著激情、是非、理性和理想。他不是持或聰明或成熟或世人皆醉我獨醒之理論者,他是持自己意見者。他不是公民寫作,他是政治背書。這一意義,直到今天人們還未能完全認知,這也是他跟國內外寫作者和維權者們之間多有張力的原因。
  當然,那時的劉曉波跟今天作為一面旗幟的劉曉波還有距離。這種距離需要時間、需要"人書俱老"的經驗和作品積累,來縮短並成全。事實上,直到我認識他以後,我仍聽到過不少關於他的是非和議論。比如說他曾經的軟弱,說他文字日臻成熟而在道義上的欠缺,說他做人上的漸趨完滿而在理論上的盲區……但總的說來,朋友們承認,他在變,而且往最好的方向變。
  大概是02年前後,一個北師大畢業的朋友托我認識一下劉曉波。朋友年輕,在商場上打拼,問他見劉曉波有什麼事,說是沒什麼事,就是因為校友,想認識一下,請劉曉波吃頓飯,如此而已。我只好托人問到劉曉波的電話,打電話自報姓名,說他有一校友想見一下。我們就這樣見了。整個飯局,三個人,似乎一直是曉波在說話,無非最近的新聞而已,他的口吃確實比較厲害;而對曉波的印象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似乎他就是那個樣子。飯後各自回家,曉波給夫人劉霞打包一份飯。
  再以後,就是因為國際筆會的中文筆會而發生聯繫了。我和曉波都是會員,筆會有一些很美好的設想,比如幫助會員完成他們的創作計畫,資助他們交流訪問,等等。還有些會員希望我能為大家開拓一個創作基地。我跟曉波為此交流了不少,但曉波是悲觀而謹慎的,他說能夠為會員做一些實實在在的服務工作就可以了,至於創作基地,那是白日夢。
  儘管如此,筆會仍發展得出乎意料。這其中,餘傑等人的貢獻尤其大,餘傑筆耕之餘的活動也極頻繁,他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到處介紹筆會,發展了不少會員。餘傑還要求筆會日常工作的正規化,其中的一個努力就是他跟美國一個大基金會談,希望基金會支持中文筆會辦一份會刊。基金會為餘傑的誠懇打動了,決定支持中文筆會,雙方談到細節時,基金會問誰來主持這份刊物,餘傑提到了我的名字。基金會的官員當時表示不解,因為據他們對中國的瞭解,餘傑提到的這位余先生是一位戰略專家。其時只跟我照過幾面的余傑可能費了一些口舌,說明我雖然研究過戰略,但文學是我的看家本領。
  餘傑的熱情也感染了我,以至於我有很長時間都在規劃一本文學雜誌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我也因為曉波等人的勸告而競選為筆會理事。但真的進入一個文人圈子做事,我的不適應很快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因此,會刊辦了一期我就退卻了,理事也幾乎掛名。在這種對規範化事務的本能排斥之外,我反而能夠接受那些請客吃飯、溫良恭儉讓一類的活動。比如我更願意參加曉波太太劉霞們的飯局,那才輕鬆而寫意。我還注意到70後、80後朋友的漂泊狀態,為此跟他們一起混了不少日子。
  官方很快地注意上筆會,而且把筆會定性為反動組織,打壓得無所不用其極。但在那個時候,年輕朋友反而從中獲得了不少人生經驗。那個時候,新千年第一個十年的中期,應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年輕朋友人生成長的黃金時期,他們其時的交往、認同決定了此後的人生內容。筆會被打壓的事也為他們所知,我們組織的在昌平舉辦的自由寫作獎頒獎儀式,參加者多為年輕朋友,一些人甚至以為自己在參與歷史。
  但自此以後,官方就再沒讓我們舉辦過類似公開的聚會了。倒是我在一年的年底,以個人名義邀請過四五十位年輕朋友舉辦茶話。"陽春照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就是一次茶話的橫幅。不知道參加者個人的記憶如何,在我自己,卻是很想念那一兄弟般溫暖時刻的。當然,這樣的聚會也就堅持了兩年。第三年年底,一些朋友問我何時舉辦茶話時,我已經被政府保護得要與世隔絕了。第四年又有人問時,我發現天下筵席沒有不散的,年輕朋友開始成名了,有社會羽毛了,也需要過日子了,在維權、政法系、都市新媒體、學院、志願者組織一類的碎片上,成就成全了不少新人。再以後,我遠走邊陲、壯年投荒,真正與世隔絕。而人們的自組織形式也日新月異,非我所能想像。
  比起這種社會加速發展或創新的局面,曉波和我似乎都要保守一些。我們不是時尚。在舊有的社會結構關係沒有調整以前,時尚的誘惑力量或外壓力量不足以解決自身的問題。當然,作為筆會會長,曉波的生活比我的要繁雜得多,資訊更前沿而靈通,他甚至跟時尚、新秀、弄潮兒們交流不少。他可能更能理解時尚中的脆弱一面。據說,有一段時間,他每天有半天時間都在接聽電話。先是筆會內部的事務:文人紮堆處,不用外人挑唆,就有無窮是非;不少人向他投訴、建議甚至耳提面命。後來就是外部事務:誰誰誰窮得沒錢花了,誰誰誰的家屬情緒不好了,網上誰誰誰打架了,都會向曉波求助。在這樣的狀態裡,劉曉波仍堅持高質高量的寫作,實在是我所不及。
  05年春,我被中日友好醫院的大夫們手術失敗,二次手術將一腳趾鋸掉,住院一個多月。曉波到醫院看我,見我無聊,就在病房給我講他最近讀的書。從《延安日記》講到史達林的成長史,說細讀一遍收穫不小。我當時還奇怪,這樣的書他還需要細讀嗎,這不是浪費時間嗎?曉波口吃,加上一口一操或他媽的口頭禪,病房的病友及家屬們開始不以為意,到後來,大家都支起身子,靜聽曉波講話。兩個小時,曉波把史達林的發跡過程講了一遍。講完後沒有多餘的話,曉波起身走了。病友們懇切地問我,你的朋友明天還來嗎?這讓我對社會啟蒙加深了理解。
  我知道曉波是夜貓子,除了流覽大量的資料,也會跟朋友網聊。我只是有一兩次跟他網聊過。我們的聊天較為學術,聊起彼此喜歡的人物、書籍。曉波問我對福柯的看法,我說我沒讀過福柯,他很驚訝,說是一直覺得我的文體酷似福柯,以為我受其影響。我說,法國人的文章我確實認真研讀過,但那是薩特、龐蒂等人。曉波說,那你應該讀一讀,你們很有相似處。
  我奇怪自己的游離狀態,即使跟曉波的交往也是如此;今天想來不免對曉波歉疚於心,實際上,這種歉疚已經長久於心了。曉波承受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但我對曉波關心瞭解得不夠。曉波一直在"一線"(借用朋友們批評我的話),而我基本上自絕於一切體制,自絕於人。我的所謂關心也只是從自身的問題意識著眼,比如我關心過中國手術成功之後的狀態,曉波說,他那時不會抱什麼希望,他可能會隱居起來,或者出國。曉波的這一說法就曾讓我很是贊同。
  當然,我的游離狀態需要時間來張顯其意義,一如曉波的旗幟意義仍需要我們的社會來消化,用官方的話說,需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就在曉波日漸"人書俱老"時,他也沒有擺脫人們對他的非議、批評甚至否定。甚至有人直言不諱地指明我跟曉波的區別,曾有農村子弟跟我談說,我是他們的一分子,而曉波不屬於農村農民。但這不妨礙我高蹈游離,也不妨礙我為曉波辯護,我甚至覺得我能夠為他做很好的辯護。
  曉波是一個有個性的兄長,他自始至終沒學會虛情假意待人。我們曾經為對人物的評價爭論過多次,對詩文的爭議就更多了,比如他看不上我的一些自以為是的詩歌,我也曾據理力爭,讓他承認我的文字的正當性。我希望他理解,他是旗幟,但他不是標準,不是惟一的尺度,不是終極裁判……現在,想起那些交流,真是溫暖異常。
  現在,曉波在福柯未必理解的囚徒身份裡又一次地修行他的中國生活,我在顛沛流離中想起他來,不免起一種無來由的中國情懷。今天的中國,正行進在現代化最險惡的一段旅途上,方生方死的詭異令無數人迷不自知,也令無數人自以為是。作威福者、自以為強權強勢者、持知識歷史觀者、中產階級生命邏輯者、自由民主運動的愛好者、毛粉者、無權力者、高峰或特殊體驗者……奇特地同居而絕緣。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權力,去尋找權力,去懇請權力,但沒有人理解什麼是權力,什麼是權力的實行方式。
  20年前,1989年的7月,署名鄭旺和季蒯的兩個人編輯了一本《劉曉波其人其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首印即達五萬冊。這在今天是出版界的一個驚人數字。該書前言引述了劉曉波"文壇黑馬"、"東北虎"的綽號,前言說:"選編在這本小冊子裡的劉曉波的言論,堪稱為反動狂人寫下的反共奇文,我們願和讀者諸君共同賞析、批判,以期把這些毒草連根剷除,化作肥料,用來壯大、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該書的內容提要是:1986年9月以一篇新時期文學評論而發跡,1989年6月初以一場"72小時有限絕食"鬧劇而隕落——這就是劉曉波。劉曉波究竟何許人?做了何許事?本書以有力的批判和確鑿的證據材料,揭露和暴露了這個號稱"黑馬""東北虎"的反面教員的真面目。本書勾畫的劉曉波從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到走上反共反人民道路的軌跡,有助於震醒那些迷戀劉曉波神話的善良人們和青年。
  重讀這本書,真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能夠在今天再版此書,以便"震醒善良的人們和青年",或"鞏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這本書說要把劉曉波當做肥料,當做反面教員,因為劉曉波光芒四射,痛快地在我們這個奴隸奴才充斥的社會裡做了一個人,官方打壓他也是希望人們能夠老老實實地做好順民、臣民、市民或所謂建設性的公民角色。
  這本書說劉曉波的隕落,實際上,加上這20年來官方對待劉曉波的方式,曉波跟鄧小平一樣三次或多次隕落了。這種奇特的國民待遇或歷史人物待遇,似乎只有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才會出現。但政統中的鄧顯然不能跟道統中的劉曉波相比,在對一個時代的旗幟性影響中,曉波大概跟傑克遜可比。他們都是自我充實、能量四射、不斷給外界提供光熱的精神個體。他們或從流行音樂,或從思想啟蒙、時代見證的角度,有力地啟示並安慰了民胞物與,他們對人心人生的影響是永恆的。
  福柯說過,我們只能通過真理的生產來實行權力。真理二字雖然在我們社會裡被污染糟蹋,但一旦它名實相符,它就是權力。傑克遜做到了。劉曉波做到了。那些不明權力為何如何的人,確實可以從劉曉波20多年來的人生中得到啟示,儘管在官方的語彙裡,曉波是一個反面教員。
200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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