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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

管见:“历史文件”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今年"七一"之际,习近平到香港宣讲他的"一国两制"观念,突出强调他的所谓"底线",即不准"挑战中央权力",同时,外交部发言人公然声称,"《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还说,"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也没有监督权"。

习近平的宣讲,尽管他的强硬清晰可见,毕竟裹着漂亮的包装,而外交部的表态则赤裸裸地透出一股蛮横的霸气,把这个党专政的专制政权的嘴脸,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这个表态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共如此看待《中英联合声明》,那么,中美三个公报,中共与国民党的所谓"九二共识",以及,诸如此类,中共的所有中外联合声明、条约、协议及"关系"、"共识",其现实意义全都笼罩在疑问之中

眼见事情不妙,外交部官员出面澄清,称《中英联合声明》"不能说没有(法律)效力",但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收回香港,随着香港回归,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与英国相关的权利亦已履行完毕",英国没有监督的权力。

当然,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背弃它的承诺。笑蜀先生曾编过书,名为《历史的先声》,记载这个党取得政权之前的言论,与现实做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党不愿意这样被人提醒,竟然查禁了这本书。然而,这一次由外交部出面背弃承诺,如此公开、正式,如此理直气壮,还真是少见。

■"一国两制"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双边文件,两国政府首脑郑重地签了字。如果要说它"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或者其"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至少在形式上,不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

这份声明的现实意义,或其核心内容是否履行完毕,不是随便一说就可以消失殆尽的。

如果这份声明只涉及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权移交期间的过渡安排,那么,从20年前主权交接完毕,的确可以说,它成为了历史,不再有多少现实意义。然而,在这份声明中,双方政府先是声明确认了主权移交之事,然后,第三条,中国政府说明它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项说明,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这份声明的主要篇幅,就是这个说明。其中写明,"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将制定香港基本法予以规定,"并在五十年内不变"。这意味着,这份声明,在香港主权移交开始的五十年内,有其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把它"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说明,写进《中英联合声明》,是向国际社会做出郑重承诺的开明姿态。由此,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就有监督之权,而特别是英国,它移交了它对香港的主权,失去了治权,但是,它更有监督之权。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份声明只是"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或者再澄清说其"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是什么意思?

或者,外交部是说,那第三条,是中国政府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不属于"联合声明",根本就是题外话,多余的话,本来不必写进这份声明。

或者,外交部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明,已经"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显然,中共的外交部官员,他愚蠢,他蛮横,他与今日之文明世界格格不入。

不过,实际上他说的是今日中共当局的心里话。

或者说,他的可爱之处,正是他的愚蠢。

练乙铮先生提醒人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4年6月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实际上,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次,习近平到香港,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

依照《中英联合声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基本法中,也有这样的规定。

这相当于一种联邦制的安排,意在珍视香港的发展现状,寄希望于它的自治,体现"无为而治"的治理境界。若能落实,香港可以在一国之中保持其不同于内地制度的另外一制的运行,不失其"东方之珠"的风采。这在中国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这样一种构想,出现在"邓胡赵"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之时,表明当时的中共尚有其活力。

但是,不难想象,一国之内,香港实行另外一制,两制并存的现实中,相互影响不可避免。

"一国两制"之灵魂在于"两制"。两制并存,那另外一制,以其经济繁荣、世界闻名的国际都市这一现实,证明它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它纳入到一国之中,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自然会对内地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说"一国两制"构想伟大,那么,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寄希望于香港的发展现实和发展趋向,能够对整个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在保持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时间里,改革开放的变化或许会使得"两制"区别渐渐消失,不会再出现香港须经"社会主义改造"而融入内地的问题。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香港化"。

或许邓小平在其构想中有这样的不甚清晰的意识,善良的自由派的人们也愿意这样去理解这一构想。不过,即使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意图相当开明,他对"三权分立"敌意,却众所周知。这位政治家性情复杂,他思想中有矛盾状态。他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进步,然而,他深知他的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有其种种的弊端,且积重难返。他希望,收回对香港的主权而同时保持其制度不变,或许会为他的改革开放带来希望。

可以说,邓小平的构想中不乏美好的愿望,但是,他对共产党专政的坚持,其实注定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须遵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一样,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国香港化"只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更为现实或更为权威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是"香港中国化"。

"中国香港化",意味着香港体现的商业自由会影响内地,这是邓小平所希望的,而在自由熏陶下,公民社会在香港市民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则邓小平并不感兴趣。这种状况对内地发生影响,公民权利对内地民众产生吸引力,使得中共对"中国香港化"保持警惕,将公民权利对其权力的自然而然的挑战视为敌对或颠覆。

而"香港中国化",在经济上体现为权贵资本侵蚀香港社会,在政治上体现为将"两制"局限于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持续"大陆化","行政主导"取代"三权分立","普选"也被"小圈子"和"等额"之类"中国特色"改头换面,同时,公民权利的空间也渐渐缩小。

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一定就成为问题。两制在一国并存,意味着不同治理方式并存,表明这一体系的多元性,展现它的包容程度。然而,"国家治理体系"本身以专制为基础,缺乏包容性,这正是"一国两制"构想试图保护香港的特色不受侵犯、使其避开"国家治理体系"魔爪之初衷,现在习近平之所为,实乃反其道而行之。

"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管治",与"自治"大相径庭,完全背弃"无为而治",而所谓"依法"云云,在中共的字典里,倒真的是"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于是,中央政府"实行管治"的权力不容挑战,"高度自治"就确实"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中共或许以为,它没有说"实行管制"或"军事管制",对香港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中美三个公报

与《中英联合声明》相反,在中共看来,中美的三个公报,绝对不能说它们"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它们有所不同,《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说明了"两制",而中美三个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表达"一个中国"。基于这样的区别,中共越来越不在乎《中英联合声明》,说它"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中美三个公报,含有中美两国对"一个中国"的不同解释或立场,又有一个其身份为美国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牵制着,它们作为历史文件,对于中共,其现实意义简直大得不得了,生怕人家说它们"不具有现实意义"。

三个公报,先是"上海公报",为中美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而美方那个著名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实为神来之笔。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或为中华民国之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与表述实际上有分歧,"中国"对他们来说其实各有独特涵义,这在公报里没有明确说明,却是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或者可以说,这个说法,是后来台湾人所谓"各自表述"的先声。

然后是建交公报。它与"上海公报"之间有数年之隔,显然这一步走得不容易。日本人被基辛格访华及"上海公报"所震撼,但中美外交关系在政治作用下更为复杂,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反而走在了前面。

中美建交,这一步终于成功,客观规律却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即《与台湾关系法》,让中共见识了"三权分立"的现实作用。

为求补救,就再弄一份"八一七公报",否则,前面的两个公报,除了建立外交关系没有改变之外,"一个中国"似乎要变得"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了。但是,这个公报,其力度终究不及美国那个法案,美国对台军售得以延续至今。

关于"一个中国",中共的官方论述,传统上是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的立场,承认两头,去掉中间,不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所谓"一个中国",却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什么,要由"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自己解决,但不可以武力解决。

"一个中国",中国和美国"各自表述",中国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不能强迫美国政府放弃它的表述,只好含糊其辞,强调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尽量模糊美国的表述。或许,中美的三个公报,其"现实意义"就特别在于中美之间不同表述的差异;倘若美国不再坚持它的表述,这些公报的"现实意义"就差了许多了。

特朗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接了蔡英文总统的电话。他直呼"台湾总统",随后还发推特直言,接个电话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并不触犯什么。这样的举动,似乎是表明,中美三个公报要被这位总统宣布为"不具有现实意义"了,中共心里岂止不是滋味,更有震惊和愤怒。

经过这一场风波很,照理说,中共应该小心谨慎些,对于所有的历史文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要有切实的把握,不可以粗心大意。依照外交部的说法,中美三个公报,至少前两个公报,其"核心内容"乃两国外交关系,那么,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其"核心内容"履行完毕,就失去其"现实意义"。然而,《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包含对香港"两制"的说明,中美三个公报的"核心内容"包含对"一个中国"的说明,更隐含着中美对"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都不是随着主权移交或建立外交关系而"履行完毕"。

看来,外交部的丢脸表演,还没有结束呢。

■"九二共识"

所谓"九二共识",本身有很大的模糊之处,中共对它的态度也几经变化。如今,把它打造成为完全体现中共自己意志、与"一个中国"划等号的一大神器,大肆挥舞,强迫台湾人屈服。

关于"一个中国",中共有其官方论述三段论,台湾方面,则坚持"一个中国"为中华民国。这样,双方分歧很大,很难谈得拢。

一度,中共试图开明一些,尝试推出一个新的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它的涵义,可以解释为"一个中国"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局限于中华民国,"只要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试探,即"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明确为"包括国旗、国号及国歌",而且"国号的问题没有预设框框",选项之一,据说是"中华联合共和国"(United Republics of China),还据说,"叫什么国号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在大陆至少有人提过十多个统一后新国号的讲法"。也就是说,一种联邦国家的选择,一度浮现出来。

不过,中共本身,保守性根深蒂固,强悍有力,开明的状态则很不稳定。走向开明的"新三段论",如今似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这样,就毫不奇怪,要经过周折,才有所谓"九二共识"。

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1992年两岸两会沟通协商,双方各持己见,而台湾方面展现灵活性,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是,中共以保守、僵硬著称,对此不能接受,于是贻误了达成书面共识的机会。后来,它有所醒悟,于错过时机之后才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算是达成了所谓"九二共识"。

交流协商之当时未能形成文件,双方分歧之下,一方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口头建议,后来,另一方书面表示尊重这个口头建议,如此而已。

这个所谓"九二共识",其共识应为两点,一是双方同意坚持"一个中国",二是双方默许对方坚持其"一个中国"的解释。因此,这是一个主要为象征意义的共识,一个尊重对方坚持自己观念的权利的共识。用习近平在香港讲的话说,这可以说是标准的"求大同,存大异",即在"一个中国"的大同之下,存着关于"中国"的对立的观念。

此后,中共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各表"所涉及的对方涵义,曾再度摇摆。这表明,中共根本就不具备"存大异"的包容之心。

再后来,形势变化之中,中共真正开了窍,转而将自己塑造为所谓"九二共识"的坚定的坚持者和捍卫者,而它的巧妙手法,是利用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衰颓,强势地将所谓"九二共识"突出为"一个中国",压制对方的"各自表述"。而国民党,因为力求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则竭力拉拢中共,为自己执政制造有利态势,对自己的表述保持一种屈辱的低调状态。最为典型的就是,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马总统未公开讲"各自表述",据说只在双方闭门会议上坚持了这一所谓"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

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其实是象征性的,相当脆弱,其实质意义,在于双方有权坚持各自对"一个中国"的理解。中共意欲推进统一,以强化象征意义而压迫实质意义,使得原本"求大同,存大异"的"九二共识"变了形,"大同"逐渐压倒"大异"。

国民党勉强支撑,但台湾人不满意,换为民进党执政。蔡英文总统宣称,"尊重"九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和谅解"这一"历史事实",认为"两岸都应该共同珍惜与维护"九二后"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这样的说法,对所谓"九二共识"没有明确承认,也没有予以否认。她试图扭转局面,重新平衡"大同"与"大异",这很正常──共产党的政府与国民党的政府之间达成所谓"九二共识",不能要求民进党的政府一定要接受,否则就"地动山摇",就动手实施制裁,压迫对方屈服。

不过,考虑到中共的所谓"求大同,存大异"其实只是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姿态,这也就并不奇怪。而这也恰恰表明,"求大同,存大异"的所谓"九二共识",作为九二交流协商之当时未形成文件、后来一方书面表示尊重另一方口头建议的"历史事实",其本身已"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中共现在全力坚持、力图使其"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是"大同"压倒"大异"的另一个历史故事,是虚幻的"九二共识"。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八)——刘晓波走了……

三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囚徒",左起卡尔·冯·奥西茨基、昂山素季、刘晓波

今天是提笔写"跟进"的日子,"自由亚洲电台"刚刚确认了刘晓波先生去世的噩耗,打开电脑,穹宇间已播散着如涛似涌的哀思。刘晓波走了,在他的身后掀起了呼唤中国民主的滔天巨浪。

我开始真正地崇敬刘晓波并不始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天,而是后来从"美国之音"的节目中听到他曾经说过:"中国应该做三百年的殖民地"而遭人诟病的那一刻。他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变得高大——若有一天他能像曼德拉一样走出牢狱成为国家的领导者,我将信赖他。也许,正是刘晓波先生在众多中国人心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地位,五年来,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动用了举国上下的宣传机器,声情并茂地歌颂习大大、习核心、习思想……却连望其项背都做不到,让习和他管制的共产党妒恨、恐惧,哪怕刘晓波垂危的生命已经发不出声音,也不敢给他一分一秒的自由。

德国记者、作家,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于1933年被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1935年在狱中获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当局不允许他前往挪威领奖。两年后,他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去逝。6月26日刘晓波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呼吁,香港呼吁,中国大陆数以千计万计的人权人士和普通百姓呼吁,欧盟呼吁,美国国会呼吁,154位诺贝尔获奖者呼吁……:让刘晓波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国医病,给他以自由。习近平面对这所有、所有的呼吁作出的回答是:我与德国纳粹同道,你们奈我何?

一介书生刘晓波,面对强大的专权宁折不弯,那是气节;"一国之尊"习近平绝不通融的"男儿气概"是愚蠢、是蛮横,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7月13日,习近平和他的党终于"成就"了刘晓波,奠定了他第二位被囚禁致死,未能领取诺贝尔奖得主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这片盛产奴才、奴性的土地上,竖立起一座栖身于世界英雄之林的丰碑。

《李锐口述往事》"我的延安经历"一章中有这样两段: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一九八0年萧克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对打AB团,富田事变做个结论,清算一下。后来组织部由陈野苹牵头负责,结论都搞得差不太多了,王震起来反对,又放下来,不了了之。"

"现在,一二九参加共产党的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要死光了,我们是等不到真正、彻底地搞清楚那场抢救运动来龙去脉的一天了。但是对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做出个定性的历史决议,根据至今公开出版的当年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两岸目前公开的档案,材料应该是足够了。将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一二九参加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欠下的这笔账继续欠下去,对我们是无所谓了,但是对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是个考验,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勇气,做出个'第三次历史决议',包括清算'六四'风波,以史为鉴知兴替呵!"

作为一名中共的老党员,李锐期盼着"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拿出勇气,经受考验,清算党在历史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他从江泽民盼到胡锦涛,从胡锦涛盼到习近平,不但没能盼到共产党对错误的清算,连自己那点儿在江、胡时代可以"上书",被称为"老人特殊民主"的权力也被剥夺了。鲍彤先生对我说过,"胡耀邦的反思是从头'平反冤假错案'——从文革上推到打AB团,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都要予以平反。赵紫阳的反思是根本否定阶级斗争哲学,他认为共产党的基本理论'阶级斗争'错了"。共产党从党内杀到党外,从建党初期立足未稳直杀到执掌政权六十七年之后,这种杀戮根本就不是它犯的什么"错误",而是它在基本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的必然。鲍彤先生还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明了一切。在这个党的眼里是没有人的,只有敌人和朋友。敌人不是人,对待他们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朋友也不是人,是工具,要当奴才,要听话。一旦有了独立的思考,不听使唤了,那就成为敌人,就必须斗,且残酷无情地斗。"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后,我亲身经历了毛泽东的"十亿人不斗成吗?"是如何地把中国变成无时无刻地制造仇恨,制造敌人,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的浑浊、邪恶,黑暗的社会。共产党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教化出心理阴暗的几代人。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一审法庭上所作的陈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 中国这片被共产党污染了半个世纪的土壤上,破土而出了一株"爱"的嫩芽。呼唤着人性,将爱的清馨沁入被敌人意识毒化中国人的心灵了人文复兴的希望之火

整理、编辑《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让我知道了我的爷爷拥护并积极支持了孙中山先生以暴力的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让我了解了我的父亲在以暴力的革命推翻"蒋家王朝"的共产党队伍中一生的历程。这两场革命都没有把中国带出王朝轮替的怪圈。我爷爷那辈人,让黄龙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我父亲的这一代在一九四九年将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那以后,曾经存在于晚清和民国,由自己个儿掏钱开办的报馆归政府包了圆儿;近三十年进入"现代化"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好不容易长出了一棵私资的独苗苗——《炎黄春秋》,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被"抄了家"。白茫茫大地又落得个"真干净"。这一切都让我信服于刘晓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才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正确思维。本文的开篇我说了,刘晓波以"中国应该做三百年的殖民地"一语赢得了我这张选票。这是因为他不但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和平理性地与专治的政权抗争,还看到了此路的坎坷和漫长。他认识到中国这个被皇权被共产党的革命毒化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须由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来培植现代文明社会之民主、自由、宪政的土壤。非如此,在政府中供职的公务人员不能具备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理念;非如此,中国人走不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认知盲区,膺服于以程序的公正取代只争朝夕地追求正义;从而形成民主、共和、宪政制度基本架构的社会基础。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执掌公权力的人才会自然地将手中的权力视为服务于民的工具,中国人才能普遍地将自己视为公民,时时警惕和对抗公权力对自己私利的侵害,形成公权与私权互为犄角的态势,保持社会在各种思维和理念间摇摆着向前稳步推进。

我重温了刘晓波因之获罪的"08宪章",它是这样开篇的:"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刘晓波用自己的生命明义了这开宗之言。他的死,让我更加看清了中国被抽离了普世价值和应有基本制度架构的所谓"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灾难之路。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但知道自己会因为刘晓波的离去而加倍坚韧,更执着地一篇篇书写我的"跟进"。他留在世间的"爱",会一直温暖着我,鼓励着我,为中国的宪政开张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在上一篇"跟进"中告知读者,5月底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第十二次延审通知,但是忘记提请读者记住我案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审判长:贾志刚,代理审判员:董巍,代理审判员:陈金涛。真希望身着法袍,却干着为党把大门的活计的这几位先生,当清夜晓波在天之灵俯瞰着他们的时候,会扪心自唾:"呸,我干的叫个什么事儿"

 

2017年7月29日星期六

胡少江:习近平拿下孙政才一举三得

今年入伏之后,不仅北京的天气炎热异常,中国最高政治层面角逐的热度也急剧升高。执政党召开十九大的日子日益逼近,各方政治势力正在加紧在最高层人事安排上的争斗。这次大会之前的人事安排,既是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过去五年巩固政治权力成果的一次检阅,也将对今后五年中国的政治走向至关重要。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次大会的结果将能揭示习近平是否能够在五年之后的二十大上打破现有关于最高领导人任职年龄年限等不成文规矩,继续留任最高领导人。

最近发生的最具震撼的高层人士变动是孙政才的出局。两周前,孙政才被免去了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取代他的是习近平长期的盟友陈敏尔;本周一,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进一步宣布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孙政才是现有中央政治局中两位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成员,另一位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他们两位一直被视为是上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安排的隔代双星接班人。孙政才的出局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习近平而言,拿下孙政才是一举三得的政治战役。首先,在临近十九大时拿下最有实力竞争常委的人选,这是对党内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狙击。 在十九大之前,在任和卸任的领导人都希望在下一届的人事安排上发挥影响力。这些人事安排上的竞争常常与路线、政策甚至行事风格方面的争斗纠结在一起,很容易令党内争斗白热化。习近平快速拿下孙政才,旨在震慑政治对手以及潜在的入局或者入场的竞争者们,加大自己主导十九大准备的力度。

第二,通过拿下孙政才,习近平还表明,它不仅有愿望、也有实力打破一些不成文的党内规矩。例如,自六四以来,隔代指定最高领导人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矩。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安排了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显然不是江泽民属意的接班人选,但是顾及到当时仍然在世的一些党内大佬,江泽民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让胡锦涛按计划接任。后来的胡锦涛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属意的李克强,接受了江泽民安排的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继任人选。

根据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安排,胡春华、孙政才在十八大上成为进入政治局的仅有的两位60后委员。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他们能够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从而为他们在习近平之后的二十大上进行党、政"双接班"做准备。习近平拿下孙政才,表明他根本无意按照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行事。既然这个规矩可以打破,那就意味著其他类似的不成文规矩也可以打破。这表明,习近平很可能要挑战最高领导人任期和常委年龄限制的常规,在二十大后继续执政。

第三,毫无疑问,拿下孙政才也为习近平安排自己信任的官员进一步扫清了道路。在现有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上任后无法很快地组织自己的领导团队。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难题,无论是从有效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考虑,还是从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考虑,习近平都不得不打破常规快速提拔自己熟悉的官员。接替孙政才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是习近平在浙江时的旧班底,这几年进入提拔快速通道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人。

——RFA

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未普: 十九大动向之一:孙政才出局

最近,胡锦涛时代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有可能入常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免职,被立案审查,在中国官场引发一场地震,也引发外界广泛猜测。这场政治地震,跟十九大有关系吗?有多大关系?

笔者认爲,和十九大有关系,且关系很大。如果今年不开十九大,孙政才可能还会在他现在的位置上存活一段时间。但是十九大转眼即至,在习近平要处理的问题清单上,孙政才可能名列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铁定要在十九大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党内约法,处理孙政才的问题,因而极具紧迫性。隔代指定是由邓小平发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无不亦步亦趋。邓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江隔代指定了习近平,胡隔代指定了胡春华和孙政才。到了习近平时代,一心要超越胡锦涛、江泽民甚至邓小平的习近平,显然不想就此接受胡给他安排的接班人。这显示,中共的已行之有效30年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很可能会寿终正寝。

这种接班人制度可能会寿终正寝的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两任后并不想下台,他希望在2023年后继续掌权,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持久地发挥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由于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限制党的总书记能担任多久,爲了他的中国梦和世界梦,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延长自己的在位期限。当年同样被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也可能凶多吉少。因此有分析家调侃说,即便是储君也不可高枕无忧,"今天还是太子,明天就可能变成狸猫"。

第二,是否向习核心看齐,坚定不移地拥护习近平权威,是十九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否上线的硬标准,孙政才显然没过这一关。咋一看,孙政才是个"错误的人物,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倒霉蛋,其实不尽然。孙政才的问题除了被隔代指定这些"先天不足",还有政治方面的"后天失调"。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2016年1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中央巡视组对重庆开展巡视,结论是,重庆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等等。这些结论都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指控。这些指控被7月15日中央组织部长赵乐际到重庆宣布中央决定时所证实。赵在宣布免去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时特意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显然,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孙政才出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一向谨慎低调的孙政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时,已经too late!几天前,他还在肉麻地吹捧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发誓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现在却已经被"双规",弄不好还会以腐败或与某政治大案有关联而被治罪。

第三,安排习近平亲信进入中共高层,很可能是十九大人事布局的主旨。一向被看作习近平亲信的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空降重庆接掌市委书记,陈敏尔因而可能会在十九大上取代孙政才进入政治局。非亲信下,亲信上,这种人事更换的模式,已非新鲜事。今年5月,习近平把在主政福建和浙江时的"政治心腹"蔡奇以三级跳的方式安排爲北京市委书记,之前,习近平也换上了忠于自己的上海市长应勇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这4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或市长,十有八九会在十九大上晋身政治局。另外,有报道称,习近平已经更换了三分之二强的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他们进入政治局,这就意味著,在十九大産生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委员会忠于习近平。而这个人事布局的步伐,会因十九大即将来临而进一步加快。

总之,三个因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习近平立志要在中共高层建立习家帮,致使曾经的接班人孙政才笃定成了政治上的倒霉蛋。至于其他罪名,是不是欲加之罪,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RFA

2017年7月25日星期二

梁京:一个人的革命能走多远?

看郭文贵几乎每日不缺的视频直播不仅已经成爲不少关心政治的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所谓"郭文贵现象"也成爲各国观察中国政治的专家们不得不密切关注的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视频提供了中国政治腐败大量的惊人细节。对任何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人来说,能获得如此大量的细节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看来,"郭文贵现象"正在让我们见证一场由一个人发动的政治革命。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网络技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问题是,这场一个人发动和推动的革命能走远吗?它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能産生长远影响吗?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存在非常不同的判断。

郭文贵本人的判断是,凭著他个人的资源和才智,凭著他对中国内幕的了解和掌握的大量内部信息,也凭著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他能够从海外对中国的高层政治産生足够大的压力,以致推动中国朝著法治和民主的方向转变。与当年也以海外爲基地发动革命的孙中山相比,郭文贵的政治策略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他似乎选择了一种混合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政治路线,他的这个选择既反映了中国的内部形势与清末的某种相似,也反映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而已经成爲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也正是这后一个因素,令不少中国人认爲,郭文贵的"一人革命",最终成不了大事。从中共当局最近的强硬反应来看,他们认爲时间对自己有利。六四那麽大的风浪都过来了,只要硬著头皮顶住,不自乱阵脚,就能熬过这个难关。有意思的是,郭文贵也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而不主张他的支持者采取过激行动。他自称有一个三年计划,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但至少反映了他不会轻易放弃的决心,而且有足够的资源把这场"一人革命"坚持下去。

我认爲双方的这样一种态度和态势,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那就是通过不同层面和不同形式展开的思想和政治对话,能增加中国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活跃程度、知识水平和参与规模而言,当今中国的思想交流和交锋是史无前例的,但从中也不难看到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著不易克服的深层危机。

郭文贵的"一人革命"对于中国人直面社会和文明的危机,带来了多重的贡献。从政治层面看,郭文贵的爆料让当局无法回避他们以爲能回避的现实,特别是让当局不得不面对"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灾难性后果。从社会和思想层面看,郭文贵强调自己"农民儿子"的身份和视角,打破了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对塑造变革话语的垄断,爲中国关于未来选择的辩论注入了语言和思想的活力。

郭文贵以"农民儿子"的"草根"身份发动的"一人革命"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他展现出的才智和人格魅力对于当权者试图利用农民的"奴性"来维护专制统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中国文化精英强烈的差序意识和身份自负带来的社会鸿沟,对中国的理性变革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而郭文贵的"一人革命"则有助于鼓励更多农民的儿女不做专制的帮凶和炮灰,而选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RFA

邓律文:从吕不韦到郭文贵,中国权贵资本家的潜规则

郭文贵对共产党反腐运动的效果进行了批评。

万达、乐视、融创、复星、海航等几家近年来在海外频繁大手笔并购和投资的巨头企业,最近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敲打,它们在国内的信贷和公司发债等业务被排查与限制。而在过去,其海外并购和投资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和扶持。这除了反映中国严峻的金融状况外,也暴露出这些巨头企业和中国政府扯不清的隐秘关系。
资本与权力、资本与政治从来是孪生兄弟,这无关社会制度,不过,在当下中国,资本与权力或政治的密切程度要超过多数国家,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来就一直把权贵资本主义视作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对的。
  • 查看大图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贺国强(左)、习近平(中)与贾庆林。
    How Hwee You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贺国强(左)、习近平(中)与贾庆林。
    今年以来,几个顶级富豪相继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贵外,股市大鳄肖建华、安邦掌门人吴小晖、地产商人黄如伦先后遭中国政府调查,舆论将之与中共十九大挂起钩来,认为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对权贵资本开刀。包括万达等企业最近的遭遇是否有这个含义我不作猜测,但防止权贵资本在十九大前"兴风作浪"对习近平来说却是必要的。设想一下,假如在这个关乎习近平历史地位的党代会前中国股市出现2015年那种崩盘景象,会发生什么?当局最近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是嗅到了金融危机正在逼近的风险。谁有能力在中国制造一场金融危机?非权贵资本莫属,一些权贵资本,控制着万亿资产,如果要在资本市场掀起一场风浪,是很容易的。有种看法就认为,肖建华参与了2015年的股灾。所以,对习和中共高层而言,决不能让类似2015年的股灾在十九大前重演,破坏这个精心编排的党代会,酿成经济危机甚或政治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整肃这些资本大佬。
    除此之外,这些资本大佬与中共高层亲属曾经或目前仍有股权或其它官商勾结的关联,让高层的公信力与内部稳定面临一定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不说郭文贵未经证实的轰动性指控,称高层亲属和海航高管合作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将国有资本化公为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也曾通过对离岸公司的调查披露高层子女如何利用父辈权力和影响力参与商业活动和利益交易。故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当局正在协商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情况下,为竞争上位,党内高层不排除有人在此敏感时刻放料,制造内部矛盾,打乱习中央的人事部署。为防此种情况出现,当局需要采取动作,将那些有可能导致高层内乱的资本大佬予以控制,以免出现更多的郭文贵。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证之中国资本大体是合适的。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资本都是肮脏的,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如果不跟权力紧密地勾结起来,参与一些肮脏的腐败交易,很难做大。
    原因不主要在于资本想主动作恶——尽管不排除一些富豪在获取第一桶金时或者以后主动投靠权力,而在于,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作恶的体制。在当局垄断主要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资本要想发展壮大,就不得不去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和权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赢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以黄如伦来说,前不久被天津市检察院以行贿罪起诉,其行贿的对象包括云南前省委书记白恩培。后者已经被判死缓。黄生于福建,后移民菲律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福建,据许多海外媒体报道,同当时主政福建的某前国家领导人攀上了关系,该领导人后来上调北京,黄也跟着上北京,开发了一个名为世纪金源的地产项目。黄后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复制了该地产项目的模式,以低价购得土地、又以建筑队垫资等方式将项目做起来,可以说,与该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是黄发达的起点。
    黄如伦的地产发迹史在房地产行业颇具代表性,但其他行业也一样。比如吴小晖的安邦保险,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保险公司,2011年注册资本金变更为120亿元人民币,到2017总资产已经达到1971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的原因,同吴小晖与邓家联姻,以及几个红二代成为安邦的隐形股东大有关系。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私有化和金融市场化,几乎在每个行业,都产生了一批富豪。如同黄如伦和吴小晖,权力(政治)介入资本,资本也介入权力(政治),两者高度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形成了权贵资本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之后差不多20年时间,是权贵资本高速发展的时期,并在电力、金融、珠宝等行业,出现了几个政治家族垄断的现象。
    中共放行权贵资本以及权力和资本向各自的领域渗透,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有意为之。前者是合法性的需要,后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要想赢得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办法就是发展经济,让商品成为拜物教,使人们沉醉在发财梦中。只要能使经济得到发展,让人们能够发财,不管用什么方式,无论白猫黑猫都行。不过,党国虽然鼓励全民致富,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并不是人人都能致富,党国还是希望把发财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子弟,所以才会有改革初期的"赎买"政策,即赋予官员或者官员的子弟一些特权和特殊政策,让他们经商做生意,当然,这个政策有一个好的"目的"——减少改革的阻力。
    但这个政策一泛滥,在实践中就不仅止于高干子弟和下海官员,而必然波及权力本身,谁离权力最近,谁的发财致富机会就多。它打开了官商勾结的"潘多拉"之盒。现在回过头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实际上赋予了权贵资本一种"正当性"。
    江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之后中共一次成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型,它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把中共从过去的工人阶级政党改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党,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的合法性问题。但"三个代表"客观上也导致权贵资本的壮大。因为要将资本家也纳入党的队伍里,就不能不赋予他们一种政治身份。而这种政治身份必然会成为资本的护身符。所以整个江泽民时期,是权贵资本的蜜月期。
    江之后的胡锦涛时期,权贵资本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社会对权贵资本的不满增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2004年出现的一场全民性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为回应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胡提出了"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但"和谐社会"企图通过调和方式来抹平资本和大众的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权贵资本在胡时期并没有受到真正约束,还在继续壮大。
    最近几年,权贵资本通过将杠杆运作到极致化,已经触发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对中共来说,权贵资本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中共想把权贵资本限定在经济和资本领域,但资本的本性是扩张,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要向政治领域延伸,在国家机器中寻找代理人,何况权贵资本本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结合的产物,扩张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有条件,通过干扰国家的产业、经济和金融政策以及人事安排等,进一步维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优势。可这样一来,势必使权贵资本和其他资本的矛盾加深,并从整体上损害党国的利益,导致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
    权贵资本虽然在其发展初期有助于经济增长,增加中共"合法性",然而,一旦权贵资本坐大,在经济上,它将扼杀市场竞争和效率;在政治上,加重权力腐败,制造和大众的对立。所以,权贵资本有利于整个权贵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例,这几年进入胡润富豪榜的亿万富豪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很多中产阶级有可能再次滑入贫困阶层。中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高水平,制约了发展后劲,使中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不过,即使在权贵阶层,这种利益也不是均分的,有些权贵获益多一点,有些权贵获益少一点,从而引发权贵内部的不满和分化。
    对最高统治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权贵阶层维持大体平衡,不能让某个权贵势力坐大,挑战自己权威;另一方面,也多少要兼顾全社会利益。当某个权贵资本在他看来有坐大之势,引发权贵阶层其他势力不满,且也不利社会利益时,就需要对其清理了。因此,习近平是否要对前述几个顶级富豪进行整肃,给十九大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环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他们被抓肯定是在资本和权贵的勾连中有违法行为,触犯了党国利益),关键是,不是这个富豪,就是那个富豪要遭到整肃。总有些人因为某种原因要成为权力整肃的对象。
    虽然资本做大后,可以支配权力,但在党国体制下,终究是权力支配资本,尤其是当资本过于招摇,染指政治或者卷入政治斗争中,它遭到打击几可肯定。历史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吕不韦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他靠投机和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腕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和相国摄政,在秦国政坛呼风唤雨几十年,为秦国的稳定和最终统一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当他的权势触及王权本身的利益后,也就埋下了祸根,最后被秦始皇逼得服毒自杀。胡雪岩是中国商人的又一偶像,相比吕不韦,他是以红顶商人的面目出现的。他的发迹得益于左宗棠等人,早年,他作为权臣左宗棠的幕僚在镇压太平军中有功,被慈禧赐予二品顶戴,但在晚年却陷入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斗争,成为左李权斗的牺牲品,虽然保得性命,终一贫如洗。吕不韦和胡雪岩,相隔两千余年,一个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一个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然而最后的命运却很相同,在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决定游戏规则的制度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种游戏规则在今天也没有本质的改变,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如那两个时代,因为少了道德的约束。所以,权贵资本虽然是最有权势的资本,然而,在权力面前,尤其是在最高权力面前,它又是一个弱者,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出于政治需要而打压和牺牲掉。说得难听点,包括权贵资本在内的中国富豪,在权力面前,不过是一只养肥了待宰割的羔羊而已,他们和其他商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权力的庇护。可权力一旦不庇护,他们的命运也就好不到哪儿。
    为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清理权贵资本,然而,若只清理权贵资本而不改变权贵政治,约束权力本身,虽然割了一茬韭菜,宰了几只羔羊,它仍然会"顽强"生长起来。顶级富豪们的下场再次说明,当一个政权由少数人决定,指望资本不腐败不现实。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和时政评论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王超华:痛悼晓波,心系刘霞


    始终无法相信刘晓波真的一病不起,又一厢情愿地想像党国当权者仍尚存人性,遂一直盼望他能和刘霞同赴海外。孰料刘晓波"保外就医"不到三周就遽然离世,刘霞至今仍毫无音信。每一思及,心痛难已。

    刘晓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和刘霞一起,向世界展示出他们共同享有的纯粹精神和高贵品格。外界从极为有限的信息中,特别是他们两人在医院共处的照片里,看到质朴单纯的精神升华。政治压迫和政治解读不可能穷尽其丰富的人性内涵。刘晓波和刘霞的美好,映照出专制政权的丑陋。党国企图以卑劣羞辱他们的尊严,用与世隔绝否决他们最基本的人道要求,而且还在继续扣押无辜的刘霞和她弟弟刘辉。刘晓波的生命,再次印证了北岛的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但是,与当权者的设想相反,今天这一场美好与卑劣的对峙,这一幕美好遭致毁灭的悲剧,正在唤醒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心目中沉睡良久的理想主义种子。比起刘家亲友和那些曾亲身经历八十年代的人们来,年轻一代的反应更明确地指向刘晓波的道义力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许仍然占有多数,但超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生命追求,有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特征,不会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绝迹。而且,不同文化传统里对超越价值的类似追求,正是普适价值得以存在并且能在不同文化间传播交流的基础。刘晓波为追求普适价值付出生命,正在引发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反省、质疑。这些思考未必都会导致和刘晓波意见丝丝相扣的一致结论,但至少,这不会是中西对立的文化相对论。这正是中共统治集团所惧怕的。中共喉舌小报《环球时报》发出社评说"刘晓波是被西方带入歧途的牺牲品",将中国缺乏价值观支撑的经济高速发展说成是历史主流,诋毁刘晓波提倡普适价值是逆潮流而动。其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眼光局限在实利层面,阻断他们思考和追问的可能,以对抗刘晓波逝世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尤其是要对抗青年一代潜在的理想主义渴望。

    认可刘晓波道义力量的年轻一代,并不关心那些所谓的"民运"内斗,也厌恶从蛛丝马迹搜罗动机污点的诛心之论。他们的直观认知恰恰与刘晓波二十多年来思想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相呼应:一是他的持续自省;一是他"没有敌人"的立场。从八十年代叛逆张扬的文学"黑马"到后来的谦卑,刘晓波向持续自省的转折始于1989年天安门抗争和其后的"六四"镇压。毋须讳言,"六四"后他曾在狱中与当局配合认罪悔过。重要的是,1991年出狱后他曾受到社会无形谴责并曾遭丁子霖、蒋培坤两位教授拒绝,但他并未一味为自己辩护开脱,而是痛苦反省,幡然憬悟,此后便深怀愧对亡灵的负罪感,终生未变,成为以丁子霖教授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忠实支持者。这一过程又始终伴随着他与刘霞的结伴同行,反映在他大量的写作中。据不少友人各自不同的记述可以看出,他直率开朗的性格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些从诗歌和文字中溢出的谦卑,更多是他出自内心的精神感悟,而且明确地聚焦在六四亡灵。 例如,八九后对当时某些具体行动有所反思自省的人并不多,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述中坦承,"六二绝食"开始后,再次掀起民众热潮,并没有稍减当局镇压决心,反倒有可能造成了更多伤亡。他并因此自责当时对此没有认识。多年来,他的自我反省伴随着他和"天安门母亲"的交往——"天安门母亲"促使他将反思集中在自身,将关注聚焦在亡灵。这样的关注,本身带有超越意义,为坚持争取自由维护了底蕴和高度。他其实一直在为"天安门母亲"争取国际认知和诺贝尔和平奖。在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立刻表示,这个奖项属于那些亡灵。其中那种深切感受到的救赎意涵,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谦辞。

    但晓波并不后悔当年他执笔起草《六二绝食宣言》时表达的认识。这份宣言以四个排比惊叹句开头:"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强调戒严令之后发起绝食不再是请愿而是"抗议",这很可理解;但为什么要在这个紧迫关头"忏悔"?我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并没有好好读完这篇宣言,没有认识到忏悔和自省正在成为刘晓波重要的问题意识。宣言中的另一个重要母题,就是他二十年后因《零八宪章》受审时所做最后陈述的标题:《我没有敌人》。虽然未被允许当庭朗读,但这篇陈述的中英文版本已被诺贝尔奖官网列入获奖演说栏目,原文不难查找。其中明确指出,"没有敌人"的基本态度首次出现在《六二绝食宣言》,多年来始终未变。2009年年底庭审宣判后,世人再没有听到过刘晓波本人的公开发言。由此,刘晓波作为政治异议人士的后半生,是被这两份自述性文字明确地首尾串连起来的。他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1989年天安门抗议之前,已经出版三本有影响的著作。1989年之后,他在自己的祖国被噤声,只能借助海外平台和友人帮助传播自己的文字。他在这期间发布过各种政治言论。但是,任何人要平心公允地评价他的政治立场,都不应该离开从《六二绝食宣言》到《我没有敌人》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字所构筑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同时包含了忏悔自省和不设敌人这两条主线,前者如前所述,在这二十年里愈益深刻地与面对六四亡灵的救赎感相连接,而后者则是他在最后时刻特别希望向世人表明的一贯立场。

    刘晓波的最后陈述公开发表后,引起很多争议。由于他在文中提到多年来数次遭关押,观察到了看守所和监狱管理向文明化人性化的缓慢转型进步,并将其作为自己"没有敌人"立场的说明,海内外同为异议人士特别是经历过中国监狱酷刑的人们曾严厉批评他,指责他因自己个人的特定待遇经历而不顾这种言论对其他遭受虐待的政治犯将产生的负面效应。但实际上,从阐明立场的角度看,当他在最后陈述中提到《六二绝食宣言》时,这两篇文字就建立起密切的互文关系。"没有敌人"的政治立场,在宣言中有着比在最后陈述中更为清晰的表述,绝不仅仅是出于他对自己所经历关押环境的直观结论。宣言在论述部分的段落之后,简洁地提出四个"我们的口号":

    1、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我们首先是公民!
    4、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在于他们针对中共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反对通过在国民之间认定敌人,反对用强加的外在标准制造恐惧自审来达成社会控制。他们自我认定的身份"首先是公民"。这一认定也出现在2009年最后陈述一文的结尾:"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与宣言直接呼应。也就是说,从总理李鹏到抗议学生,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个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各人可能观点立场"敌对",而且可以针对观点或政策展开不懈论辩乃至抗争;但在个人层面,公民之间不存在"敌人"关系,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之权利——这些是建设民主而公平的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根本条件。这些条件还没有在中国实现,所以我们都需要反省并努力践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刘晓波的自省和"没有敌人"立场,与宗教基于普救众生的宽容也有重要的不同;他的表述,兼有超越层次和对中国社会作为成熟现代政治社会的想像。

    "六二绝食"的参与方式与上述这些理解相对应:参与者基于个体公民意识的自由意志,平等自愿地参加,不存在自愿结合之外或超出这次绝食活动的其他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组织"决策或纪律约束。十九年后,同样没有组织形式、只是基于个体公民社会责任意识而自觉自愿参加,成为《零八宪章》的基本形式。根据不同参与者和知情人的描述可知,虽然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发起人,但他在修订和征集签名阶段起到了重大作用。修订期间,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设法协调不同意见,力争放宽内容限定,以便争取更多签名人。《零八宪章》的内容表达了明确的政治意愿和要求,当然非常重要。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其参与方式同样重要。从刘晓波想像未来中国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其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他看重的是每一个人能够端立直行,自觉自愿而且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此建设并达致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中国。这正是他在因《零八宪章》受审而做的最后陈述里所说的: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这篇文字写于2009年12月23日。两天之后,刘晓波被判入狱十一年。一年之后,在他无法出席的授奖仪式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那张著名的空椅子。由于他的写作中曾表达过"全盘西化"的观点,亦曾表示支持美英新世纪初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战争,一些批评者在不满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同时,攻击刘晓波获得的其实是"诺贝尔战争奖",又举例细数"全盘西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这类批评,一方面将刘晓波作为个人表达对国际政治的意见混同于同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基辛格、奥巴马那种掌控发动战争主动权的大国首脑,将刘晓波因致力于以和平手段提倡人权保护而获奖混同于具有国际或国家决策权的政治家因改变政治格局而获奖(如联合国及当时的秘书长安南、金大中、芬兰前总统等获奖组织和个人);另一方面,这类批评完全无视他一年前清晰表述的长达二十年的政治立场基本框架,无视上面引文所显示的,他所强调的政见公开供民众选择的进路。

    这些批评当中,在香港任教的严海蓉和沙伯力合写并于2010年12月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英文评论尤有误导。这篇英文评论发表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和六篇网络文字而获刑一年之后。两位作者没有勇气为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倒也罢了,他们却在文章一开始就引用调查数据来证明他对年轻一代并无影响力,轻飘飘地表示其实"没必要"关押他,却绝口不提他已有二十年在中国境内被全面噤声,根本无法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任何言论。他们引用他在1988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提到的,除非被"殖民三百年"否则中国搞不好的说法,却没有说明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将其呈现为他似乎始终坚持不变的政治立场。他们在他已有一年时间无法在境外公开答辩的时候用上文提到的那些逻辑错乱的方式指摘他的具体观点,暗指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选择刘晓波受奖是因为委员们和他一样都支持美英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更糟糕的是,他们评论中有一处在提及晓波因之入狱的《零八宪章》之后,立即巧妙地转接到"他领导的组织"接受了美国国会民主基金会的赞助,却没有明言这个"组织"其实是"独立中文笔会",并不是《零八宪章》,借助行文技巧给读者留下《零八宪章》得到美国"官方"资助的印象,似乎中国判监刘晓波并非仅仅是因言治罪。这样的批评,即使不说是恶意地走在钳制言论自由的统治集团前面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知识思想界内极为颟顸愚蠢的作为。

    刘晓波不幸重病不治之后,严海蓉和沙伯力的这篇旧文忽然又在网络广泛流传,而且中英文版本兼有。联想到中国大力投资建设网络监管的硬件软件和人力配置,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新一轮流传的背后有官方力量在操作,因此也就更有必要指出他们文中的错误,还公众一个全面认识刘晓波的机会。何况,刘晓波从病重到离世,过程疑点重重,此时此刻重拾吹毛求疵以偏概全的批评,难道不是在帮助责任者转移视线吗?!

    从刘晓波正式入狱服刑的2010年春季开始,刘霞就向监狱当局反映晓波有肝脏旧疾,并在七年时间里通过律师帮助反复申请保外就医,始终无果。今年6月26日律师向外界公布晓波肝癌晚期"保外就医"消息时,实际上他病情急剧恶化至少已经有一个月了。刘霞曾对友人说,狱方曾在4月份给晓波检查身体,但却拒绝告诉晓波和刘霞检查结果。晓波不幸离世后,官媒《环球日报》连续发表社评诋毁并借机美化政府"全力"救治。可是,从官方自6月底以来释出的录像和病情版本里可以看出:至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刘晓波曾接受数次CT扫描检查(但他本人和家属都未能得知结果);我们还在(显然是)狱方监控视频中看到他告诉医生说自己有二三十年肝病历史;狱方公告又说他在"保外就医"之前曾"持续发烧两周",却没有任何表示说,这两周里已经作为危险信号立即施救。许多细节迭加显示,刘晓波的肝癌绝不可能是直到刘霞被告知已经"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的极晚期程度才刚刚被发现。隐瞒病史,拖延治疗,放任病情恶化,中共政权对刘晓波离世负有不能推卸的直接责任,也有永远洗刷不掉的政治谋杀罪恶。

    他们两人二十多年的同行道路上,刘晓波被羁押和服刑的时间超过十年,刘霞也曾数度既与外界失联,又无法保证能按时探视晓波。作为"国家的敌人",刘晓波的私人生活也被置于无可逃逸的监控下,成为"国家"伺机要挟的牺牲品。因为刘晓波,全世界都曾看到刘霞流泪,听到她泣诉,但同时也看到她性格中独特有力的一面。当她弟弟刘辉被恶意判刑时,她曾一针见血地质问当局,难道作为刘晓波的妻子有罪吗?为什么不敢起诉她本人?她情愿在法庭上跟他们辩论!刘晓波"保外就医"消息传出,外国政要和媒体反复追问,中国外交部坚持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刘晓波案件是中国内政。《环球时报》也反复声称刘晓波只是服刑中的"罪犯",西方国家无权过问。但这两家对外发言的机构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刘霞被无故软禁七年,失去人身自由,至今无法和外界联系。刘晓波葬礼后,由于国际关注骤增,辽宁官方匆忙表示,刘霞"过于悲伤",身体不适,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她"。这是七年来有关刘霞处境的第一次官方表态,也许能解释一时,却完全无法回答对她长达七年的漫漫煎熬,属于什么样的"法治"。何况,刘霞至今无法与多年来的私人好友联系,这个强加于她的"保护"不过是在继续非法剥夺她的自由。

    但刘霞并不仅仅是刘晓波生命的背景色彩。在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刘霞与外界失联的日子里,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的艺术界人士相继为她办了摄影展,让人们认识她的天赋和才华。那时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丑娃》黑白摄影系列里面的作品,十分震撼。她的每一帧照片都蕴涵着反抗"主旋律"和抵制"美好"的倔强,影像本身携带着一种介于苦思和质疑之间的力量,不待文字解说而直视观众内心,既超出现实呈现,又并不特指确定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有着透过镜头和影像凝视生活凝视世界的质感。这些作品展示出艺术家丰富顽强的内心世界,那种精神又时时提醒观众刘霞生命中的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他们两人并肩而立相濡以沫。尤其是晓波病危期间两人同在、视身外如无物的照片,已经看在全世界善良人们的眼里。他们两人各自的诗篇里都曾写到,国家机器的压榨使他们历久不变的爱情承载了额外的重负,却没有黯淡他们在各自心目中的光彩。在生命最后时刻,刘晓波为刘霞摄影作品集写下序言,读来感人至深。他们的影像与文字,已经贡献于民族文化超越意识的底蕴积累,无从抹煞。

    中共当局对刘晓波刘霞夫妇的非法迫害,制造出强权压迫自由意志的悲剧,并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高强度表演其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长期施行的丑恶"连坐"实践。但从西方媒体不分左右的反应来看,刘晓波已经令这个政权在社会价值方面的信用破产。对中国政府来说,想要继续在国际上推行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已经离世的刘晓波将成为比他在世时更难回避的挑战。在国内,中共政权的高压政策令人想到,刘晓波提出"没有敌人"是同时针对执政者和每一个公民的,他的着眼点是要改变依靠制造"敌人"、镇压"敌人"来建立"新社会"的错误思路,具体行动时又是从反省自身入手,所以是"我没有敌人",也是坚持作为公民的独立思考和政治表达。与他的主张相对,专制政权的两手是,一方面制造敌人制造政治恐惧症,另一方面愚民,防止人们独立思考。就在晓波离世前后,中国政府接二连三宣布了一系列文化社交生活领域加强管控的措施,愚民紧箍咒与制造敌人的条条框框同时出场。面对这些变化,年轻人迷惘困惑惊诧之际,就是刘晓波的意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之时。这是政治愿景的意义,也是文化升华和生命旨归的意义。政治强权的愚昧短视无法理解,也不可能阻止其沉淀和流布。感谢晓波,让我们再次为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而自豪!

    痛悼晓波!
    心系刘霞!

    吳祚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為什麼要致劉曉波於死地?

    北京政權因為恐懼以「擊鼓傳花」的方式扼殺了劉曉波的生命,而中國和平的符號象徵被扼殺,全世界都默然承受暴政在邪惡地崛起。(美聯社)



    一、《零八憲章》只是理性、和平地提出一份政治主張


    《零八憲章》在2008年12月發佈,主要宣導的政制理念是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要求修改憲法、三權分立、直選立法機構、保障人權等等。
    BBC中文記者蔡曉穎在她的專稿《劉曉波如何參與零八憲章》中,提出了一個話題:劉曉波並沒有宣導推翻中共政體,而零八憲章中的內容,多與國家憲法一致,當然,與中共延安時代的宣導更無矛盾衝突之處,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劉曉波被處於重刑?蔡曉穎介紹說:「有分析指《零八憲章》主張聯邦共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是最觸碰中國政府神經的一條」,中共真的對一位異見學者提出的聯邦共和制視若寇讎麼?
    現在看來,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劉曉波十一年刑期,無異於對他判處了死刑,特別是,劉曉波被發現肝癌並很快就進入晚期,仍然無法出境得到有效治療,中共將人權置於自己的政權之下,任意迫害欺淩,全世界都在見證。
    海外媒體也有討論,是不是中共蓄意謀殺了劉曉波,當然,現在難以有充分的證據予以佐證,但監獄裡面的食物與環境,對一個身患肝病者來說,誘發更嚴重的病症,也是極有可能。流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貴在視頻中也說過,國安高級官員親口告訴他說,中共不會讓劉曉波活著出去。
    如果劉曉波離開了被控制的監獄,他又將成為一個有號召力的政治英雄,特別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的每一個行動與公開的話語,都將產生世界性的影響,這當然也會使中共無法忍受。
    所以,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共不願意看到健康的劉曉波獲得自由之身,對他充滿畏懼,因此施加迫害,最終給沒有敵人的和平主義者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從廣場和平撤退,到起草零八憲章,劉曉波一直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促使中共和平轉型,並提供自己的「建設性」綱領文本甚至具體的方案,人們一直有一個疑問:這一切是為什麼?
    中國《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徐友漁(右2)在紐約出席研討會,表示中國學術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時期(美國之音)
    中國《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徐友漁(右2)在紐約出席研討會,表示中國學術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時期(資料照/美國之音)

    二、鄧小平、江澤民無意置劉曉波於死地

    關於劉曉波,還得從八九廣場說起。
    鄧小平要的是奪取天安門廣場,這是一種權力象徵,象徵著他與他的團隊的政治實力,也象徵著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趙紫陽等人的政治征服,而屠城,則是手段,同時也是宣誓自己的血性威權獲得勝利,從成立之日起,中共的血性政治一直沒有和平轉變,槍桿子與流血,決定他們的政治生命。
    鄧小平政治集團完全清楚,劉曉波與一些學生領袖,不可能掀起這樣大的政治風波,媒體把劉曉波宣傳為民運黑手,也不過是一種象徵性說法,為他入獄找到一個藉口。打擊一個人或一些人,警誡更多的人參與民運。
    無論是和平撤離廣場,還是劉曉波入獄後出獄,鄧小平均無意於置劉曉波於死地,鄧小平及其政治繼承人們用的方式是「嚴防死守」,他們不再想用天安門屠城的方式再次製造血案,因為,無論是國家社會,還是他們政治集團,都無法再次承受這樣的風波。
    鄧小平與江澤民時代對劉曉波,相比後來胡溫時代對劉曉波零八憲章的處理,可能更「寬容」一些,譬如,他們看到了劉曉波等四君子在勸學生撤離廣場之時的影響與價值,在劉曉波「配合」官方說明廣場上並沒有見到「死人」之後,釋放了劉曉波,此後劉曉波仍然能夠出境。
    而從劉曉波後來在臺灣出版的文字看,曉波對其配合中共的見證,有恥感,他沒有聽朋友勸說,通過政治庇護流亡國外,而是回到國內,繼續從事民主運動,某種意義上,他後續的政治行為,都在雪恥,他甚至「希望」有機會入獄,做一個純粹的極權國家的政治囚徒。
    大的政治環境與背景還有:鄧小平晚年與江澤民接手政權之時,由於九十年代初的再一次開放,此時的鄧小平要防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需要西方信任與市場進入,所以對劉曉波等異見分子並沒有嚴加迫害,所以劉曉波還是能夠在1993年自由出行澳大利亞與美國,並在境外接受紀錄「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
    某種意義上,劉曉波也是一位「黨主立憲」主義者,黨主立憲,或者讓中共自我覺悟,兌現歷史的承諾,和平轉型,這對於中國社會與中共本身,都是代價最小,但中共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無意於主動政改,1995年2月20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連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 5月,又和陳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並與14人發起連署,這一系列行動招致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對其單獨關押,直到1996年1月才被釋放。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因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美聯社)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因肝癌末期才獲得保外就醫。(美聯社)
    劉曉波第二次被捕:1996年8月,劉曉波與王希哲向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對當前我國若干重大國是的意見》,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基礎問題、西藏問題、關於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問題、釣魚島問題等四項,就這麼提出一份和平的建議書,按中共自己的說法,屬於積極的、有建設性的政治文本,也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
    這些相比零八憲章事件,儘管都屬政治打壓與迫害,但並沒有被抬升到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這個高度當然就是成為國家公敵,顛覆國家政權罪。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鄧小平在八九屠城之後,還是有一份自信,對知識份子們的言論與追求,只要不至於引發「動亂」,在自己可控範圍內,都不會過於上綱上線,致異見者於死地。
    鄧與江當時最大的敵人,當時是趙紫陽,加之江與鄧在權力交接過程中,所以,劉曉波並沒有過於吸引當權者火力,沒有招致致命的迫害。

    三、胡溫時代為什麼出手如此殘酷

    鄧小平在1989年6月9日講話中說:六四風波遲早會來,遲來不如早來,早來,有我們這些老同志在(大意)。
    鄧小平與王震、薄一波等一批所謂的「老同志」,就是敢於殺人放火的革命家,六四風波因為這些老革命家,而變成一場人類史上罕見的災難。如果這些政治老人不在了,如何辦?像胡錦濤這樣的政客,即使想痛下殺手,也會處境危險,因為他們在軍中沒有像鄧小平等人那樣的威望,也沒有那樣的殺機、殺心。
    那麼,後鄧小平時代只有次差選擇(不是次優選擇),就是花巨大代價,把任何民主運動的星星之火,消滅於萌生狀態。任何風吹草動,都如臨大敵,對任何政治組織、政治抗議甚至政治動議,都嚴加防範、及時扼殺。對他們來說,無論花多大代價,都由全社會來承擔,無論花多大代價,都比開坦克在北京屠城,受損害更小。
    整個江澤民時代,有民運人士成立民主黨派,當局也是毫無留情。但由於當時沒有網路影響力,所以對個別地方形成的政治力量,及時處置之後,並沒有造成重大的社會影響。
    再則,江澤民時代最大的迫害與打擊,一是針對極左力量,極左力量對鄧小平開啟的市場化,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予以強烈的反制,江澤民打壓了魏巍等人的中流雜誌、前線雜誌還有理論思潮刊物等,因此無力投入更多的力量,來廣泛地加害民運人士。
    而當時整個知識界多捲入市場經濟,或得到市場經濟利益分享,當局與知識界整體上是相對和諧的,或者說是一種比較曖昧的關係,整個知識界無力於政治抗爭改變命運,但可以通過新開啟的有限自由市場,來獲得市場利益與經濟自由。
    江澤民另一隻手致力於打擊民間信仰者(法輪功),完全用一種運動整肅的方式,大面積打擊法輪功信仰者,甚至以滅絕人倫的方式,這一打擊,也緩解了江時代對異見者新思潮的打擊,一些人之所以懷念江時代的某種開放,是因為上述多種原因,當然,來自上海的江澤與與朱鎔基在觀念上,相對還是能接受西方文明思潮的,特別是市場化與開放,上海人有天然的、習慣性的接受。
    江時代對仍然起事的劉曉波,也持續打擊,但並沒有把他看成重量級的政治對手,只是通過監視居住、勞動教養方式,進行迫害。
    話題回到零八憲章,這麼一份和平憲章,如果在江澤民時代,也許還是勞動教養或拘禁三五年時間,據劉霞本人介紹,劉曉波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樣一份和平的憲政綱領,會招來如此大禍.
    對劉曉波的重拳打擊,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十一年徒刑,原因多重。
    一是參照1998年(江澤民當政時期)中國民主黨成立者判刑時限,當時的發起人王有才等人均被判十年以上,但在江澤民時代,通過與歐美的政治經濟交易,會不定期釋放政治犯,以換取中共的國際經濟利益,而到了胡溫時代,這一方式幾乎被停止。所以現在人們看到的政治案件,國際社會無論如何呼籲,都無濟於事,中共鐵了心地要嚴厲處置政治領域的挑戰者,哪怕是劉曉波這樣的和平憲政主張者。
    二是國際大背景,從東歐巨變,到茉莉花革命,使中共產生巨大的危機感,我記得胡溫當政之初,我曾與一位國務院退居二線的局長聊天,說到國際變局,他非常激動,他認為:民主憲政派上來了,就是要中共人頭落地。他們對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以極刑,感同身受。所以任何萌芽狀態的政治行為,都會被視同顛覆國家政權,要置中共高層於死地。
    茉莉花革命之後,突尼西亞不時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美聯社)
    茉莉花革命讓北京政權心生恐懼。圖為突尼西亞在茉莉花革命後不時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美聯社)
    六四之後,中共保守勢力或極左勢力占上風,他們對西方甚至對改革開放充滿敵意,在將政治經濟主要權力瓜分到自己後代手中之後,形成權貴政治同盟,扛著紅旗悶聲發大財,幾個大家族手上染上了國人鮮血,海外又轉移了巨額財富,整個國家無法和平逆轉。加之江澤民時代對民間信仰的運動式大規模迫害,中共高層極其恐懼政治清算,害怕齊奧塞斯庫的命運與茉莉花革命帶來的後果。
    三是,劉曉波如果僅僅發表一篇關於民主憲政的宣言,可能不會受到如此嚴厲的懲處(即使內容中有聯邦制),其一是發起簽名,形成廣泛的社會效應,這對中共來說,就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與組黨一樣,擔憂會引發他們無法預計的後果,必須扼殺于萌芽時期。其二是,憲章涉及對六四(鄧、李家族)、對法輪功的平反(江派與政法系、員警系統),這樣就引發幾大政治勢力的警覺與聯手,使胡溫不得不施以重手。
    知情者透露,劉曉波還沒有完全修改好零八憲章,早前徵集到的簽名,或者說第一批公佈的簽名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定稿文本,就被「及時收審」,這顯然並不是看到了零八憲章已產生了重大影響,或引發了社會事件,而是認為,它可能會造成社會事件,必須將重量級人物劉曉波控制住。被收審控制之後的劉曉波,當然成為中共體制內各種勢力刀俎下的政治符號。他們要把自己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仇視、對可能興起的民主運動的恐懼、對自己家族利益的維護,都集中發洩到了劉曉波身上,殺一人以警天下。
    中共體制內曾有一種關於政權危機的說法,就是「擊鼓傳花」,中共政權高危,不知達摩克利斯劍何時落下,所以擊鼓傳花,都在等著鼓聲嘎然停息下來。
    極度恐懼生殺機,而這樣的殺性、殺機,對於劉曉波來說,也是被當局以一種擊鼓傳花的方式加害、謀殺。
    鄧小平把殺害劉曉波的機會,讓給了江澤民,江澤民把加害劉曉波的機會,讓給了胡溫,胡溫則把劉曉波死亡的契機讓給了習中央。
    習中央可以勇敢地讓劉曉波出國救治,以緩解自己的加害之嫌,但習還是被恐懼籠罩內心,他害怕自由的劉曉波,害怕劉曉波的自由,他無法改變體制內的壓力,只能讓世界和平獎得主病死在自己的牢獄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極權政制通過擊鼓傳花方式加害或謀殺了憲政民主的和平精神象徵。他們擊鼓所傳的花,當然是惡之花。用別人的鮮血,塗抹紅色極權的冠冕。
    這個政制,就是每一個主事人與當事人,都沒有責任,都沒有良知與恥感。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對其有效懲處。不僅海外民運人士無法參與拯救劉曉波,連國際主流社會,在這一事態上表現,也是非常無力。中國和平的符號象徵被扼殺,全世界都默然承受暴政在邪惡地崛起。
    *作者為獨立學者,時評專欄作家。原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
    ——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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