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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4日星期日

吳國光:犧牲成就領袖——祭趙紫陽

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作者注:2002年,《時代》周刊 (The Time magazine) 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我當時為《時代》撰寫了這篇文章。文章是用英文寫作和發表的,一直沒有中文版本,雖然偶有網上中文文章引用此文第一句話或者文中其他個別段落。今天,紫陽走了。謹將這篇舊文譯成中文,加了副題,遙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趙紫陽做出了正確的事情。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時近午夜。中國的領導人們正在確定他們的軍事戒嚴計劃,準備鎮壓天安門廣場上有上百萬人參加的民主運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可以是在廣場一側的人民大會堂里,與那些解放軍指揮官一起正在召喚軍隊進城。可是,他卻來到群集的學生面前,疲憊地站在那裏,雙眼含淚,在黑暗中呼籲學生撤離廣場,不要等到一切太晚了。

事實上已經太晚了。無論對抗議者來説,還是對趙紫陽本人來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就要來對付民衆,趙紫陽對此完全不能贊同。他發自良知的反對行動,等於擋到了坦克面前。接著,他被剝奪了權力,他在中國的最高權位被來自上海的江澤民取代。自此之後,十三年了,趙紫陽,還有他的妻子梁伯琪,一直生活在軟禁之中。

趙紫陽為什麽要選擇這種政治上的自我毀滅?這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有人說,他來到廣場,希望以這個和解的姿態贏得學生支持,以便對抗包括李鵬在内的強硬力量。但是他失敗了,那是嚴重失算的政治伎倆。另一些人説法相反,認爲趙紫陽過於天真,他以爲自己是安全的,他錯誤地判斷了自己與黨決裂所可能承擔的風險。

可是,那天夜里,我對趙紫陽探視廣場學生的舉動完全不感到驚奇。我知道,他在試圖保護學生,也在捍衛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記得當年我從《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工作崗位上,參加到趙紫陽所組織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班子的時候,我曾經預期將會和一個善變的、沒有原則的、精於自我保護的共產黨官員一起工作。可是,一九八六年九月,當我第一次面對面地和趙紫陽一起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我在面對這樣一位領導人和這樣一個悖論:他堅定地承諾要改變那個支撐他的權位的政治體系。

隨著對他的了解日益加深,我明白了這是爲什麽。趙紫陽把政治改革看作'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進步與民主變革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早在一九八六年,趙紫陽就首先主張實行差額選舉,讓選民有權利選舉從村民委員會主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各級領導人。歷史地看,他的經濟政策也同樣進步。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實際上就是在中國實行從現實社會主義轉型的理論。這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一九八零年代,趙紫陽被許多人認爲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作爲一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溫和而有魅力。記得在會議上,他常常會舉出一些包括個人經驗在内的事例,不時還會引證古典著作或外國小説,來闡述他的觀點。有時候,鮑彤,他的首席助手,會激昂地與他爭辯。趙總是微笑著全神聆聽。他絕不是那種不容爭論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領導人。他重視對話和溝通,不僅僅是在這樣的高層内部會議上。他建議舉行全國性的對話,提高政府透明度,讓一般老百姓也能了解甚至參與決策過程。

這是因爲他相信人民。他曾經與人民一道經受磨難。在廣東省工作期間,他屬於那種共產黨里少見的具有良好民間聲望的領導人。在四川,趙紫陽早在一九七零年代就著手推行經濟改革。'要吃糧,找紫陽',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據説,今天監管趙紫陽的那些警衛戰士,必須定期輪換。一旦他們在這裡執行任務超過幾個月,他們就變成了這位老人的朋友。在八十多歲的風燭殘年,他不對任何人構成任何政治威脅。可是,他認爲中國要走民主道路的這種歷史遠見,卻被認爲是危險的。十多年了,今天,趙紫陽還會引用他喜歡的——也是馬克思所喜歡的——那句話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正是這樣一位領袖的寫照:他明白,權力需要高昂的代價,而堅持理想,則需要更高的代價。


(2005年1月17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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