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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作家平路看香港新特首:最安全的人,最不得人心

图:林鄭月娥


小說家平路曾以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的身分駐港七年,她身為小說家的犀利觀察與親住香港的人生經驗,無疑是最能詮釋香港現況的觀察家。她為什麼一直記得1997年交接大典上,陳方安生穿著的那件大紅旗袍?紅旗袍與香港西環中聯新年掛著的大紅燈籠,為什麼讓香港變成不敢樂觀的撕裂社會?

這次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常常聽到一個關鍵字「撕裂」,因為香港社會的確處於被撕裂的狀態。新任特首既是林鄭月娥,最重要的觀察點是她上任後,香港社會的撕裂感會不會更加劇烈。
先說問題根源,來自於回歸之初,北京與香港之間始終欠缺信任感。
香港與中國大陸,原本的體制、社會、司法、以及對民主進程、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與想像都不相同。更何況,在北京眼裡,香港一直存有港英政府的「餘孽」;但對香港人而言,無論法治或基礎建設,處處感受得到港英殖民時代的「餘澤」,單就對殖民時代的情感與歷史解釋,就可以看出香港與北京之間的差異。
我一直記得(當時我參加「浩然營」的活動在香港),1997年交接大典上,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穿著一件大紅旗袍。為什麼要穿大紅旗袍,其實是在「交心」,不只陳方安生,那段不短的時間,香港達官富商的夫人們在各種社交場合常是一身紅,寧可撞衫或撞色,務必把自己穿得紅通通的。另外,剛回歸那幾年,包括藝人出場的時刻,都一定會唱「我是中國人」那首歌,為什麼這麼刻意?背後,其實是心虛。如果香港人自覺一切很篤定,做中國人這麼理所應當,便不需要去努力表態。

紅旗袍背後的心虛


這種隱隱然的隔閡始終都在,包括大陸領導階層對著香港人講話,常會感受到一種錯亂的節奏感。一般而言,領導已經習慣於他講什麼話,到了某個點上,台下就會拍起手來。但對著香港人,一則因為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差異,再則因為香港人不習慣中式的官場文化,一切就顯得不那麼自然。反之亦然,譬如後來一任特首位子上的曾蔭權勉強用北京話致詞,說得丟三落四,節奏跟不上,也會出現類似的錯亂感。
這種錯亂的節奏其實是隱喻。為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埋下伏筆。
如今回頭看,每一屆特首重複同樣的循環,幾乎是尷尬的宿命:因為面對北京的不自然,覺得心虛,想要努力向北京輸誠、表達他是北京的自己人,但愈是刻意表現,香港市民就愈是不信任這位特首;接著因為民意基礎動搖,特首更覺得自己需要北京力挺,對北京益發曲意示好。這種循環在這一任特首梁振英身上,看得很明白。
林鄭月娥當選恐怕更不樂觀,林鄭是北京欽定,但她的民意支持率極低,低到歷任特首上任前的最低。或者就是因為是北京欽定,香港人一開始,對她究竟是面向北京還是面向香港已經存著疑慮,這份疑慮反映在她的選前民調支持率,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後施政上,簡單說,大多數香港人從day one就沒有投下同意票。她一旦坐在位子上,信任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


兩列火車對撞危機,沒有絲毫扭轉


特首選舉已經是小圈圈選舉,如果北京放手,大可以給三個特首候選人公平競選的機會。曾俊華與林鄭月娥一樣,本來也是港府官員。但就因為曾俊華相對而言柔軟一些、公關能力強一些,比較受香港市民歡迎。有民意基礎或民間聲望的候選人,卻注定讓北京中央不放心,擔心他挾民意自重;林鄭月娥因為比較硬梆梆(rigid),中央覺得她效忠的程度不容懷疑,又因為她民意支持度低,非得緊緊靠著北京,所以北京願意欽定她。卻也因為被欽點,她發言就愈發要處處顧及北京的看法,聽在香港市民耳朵裡就愈發不順耳,這似乎變成無可避免的循環。
香港與中國兩地在許多地方原本存在許多不同,種種不對等的情況下,民間往來又構成衝突,衝突情勢若是發展下去,像兩列有可能對撞的火車。從這次特首選舉,我看不到任何跡象,足以緩和對撞的危機。
客觀來看,北京應該以大事小、應該更放手、應該更寬容。但一來北京一黨專政慣了,不習慣權力下放;二來對北京領導而言,香港「垂範」台灣的可能性,愈來愈看不到。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北京對香港有可能失控的情勢失去耐性,處理的手段愈來愈少了應有的細膩。
這會讓原本不該成為焦點的小事,累積民怨,變成問題的焦點。
其實香港人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人與香港社會的特質漸漸「被」消失,被大量的大陸來的移民與資金,再加上後面的政策,導致整個香港的特質被稀釋掉了。高鐵直通表面上是便利兩地交通,但其實是政策,方便更多大陸人到香港來。又譬如大陸人移民到香港的「單程證」,審批權全由大陸決定。這類的事情,如果北京讓出一點決策權給香港,其實結果沒有差那麼多,譬如「單程證」申請者的理由多是家庭團聚,無論是由大陸方面審批或者香港方面審批或兩地共同審批,通過申請的人可能都差不多,但象徵意義上,有機會參與審批,香港人會覺得被充分尊重。總要讓香港人對自身事務,覺得還有一點「話事」的空間(我們說的話語權)。
二十年來這類話事的空間愈來愈被縮減,香港人的主體性眼看在消失之中,這正是香港從一個非政治社會,變得這麼政治化的原因。説是愈來愈多香港人贊成分離主義,其實更類似一種直覺的反應,愈不給出聲音,就非得要出些聲音讓外界聽見。


誰放大了虛妄議題?


香港獨立本來是不存在的議題,坦白說,香港幾乎不存在獨立的條件。但現在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一個虛妄的議題,變成了現實環境的對照組,變成讓人藉此表達對現實不滿 ,say no的選項。
社會所累積的不安,造成各種撕裂與對立,其中也包括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對立。雨傘運動後,年輕人變得更激進。香港傳統家庭原本習慣的是安定、非政治、有錢賺就好(搵食艱難嘍!),但年輕人認為,如果每個個人繼續鄉愿,沒有機會說出政治訴求,香港的未來就沒有機會。
世代間的對立,政治上親中與民主、以及民主派內部的矛盾等等,讓香港社會很容易小事就沸騰,整體社會茫惑不安,在商界、在立法會的場域等等,愈來愈習慣給人貼上標籤、分別立場,一旦每個人都先有了標籤,遇到任何事情就只剩下立場的對決。
香港社會是撕裂的狀況,北京一度希望香港所謂「垂範」台灣的效果已經沒有了,自從1997以來這二十年的變化,看在台灣人眼裡,甚至有反作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讓人觸目驚心。在北京眼中,同樣也覺得「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如果不強力控管,香港愈來愈像台灣,北京覺得更糟的在於,兩獨有可能合流,香港的情勢有可能全面失控。
1997年時,如果你問我未來會怎樣,我想不到情況會這麼快起變化,想不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會這麼惡化,因為香港社會比較起任何地方,算是個很容易治理的社會。 香港人守法、有效率、運作上軌道,這是港英時期留下來的社會特質。所以1997年,北京拿到的香港不是一張壞牌。
然而,二十年看下來,北京其實頗為失敗。因為北京對這顆東方之珠的社會規範生疏、不信任、不尊重也不融入,造成如今很難扭轉的情勢,真的非常可惜。畢竟,治理香港與治理大陸很不一樣,大陸幅員廣大,「維穩」放在第一位或是形式使然,客觀說,如果替北京領導人想,整個版圖差異這麼大、那麼多問題、如此廣渺的國家,有些經濟發展議題時間表推前,有些民主議題要往後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已經高度秩序、現代化發展,有其自主能力自行運轉的地方。給予香港多一點自主性,包括普選在內,這樣的經驗將有益於整個中國逐漸民主化。
頗為可惜的是,回推至二十年前,我相信北京的意願其實不是不想在香港好好做,做給整個世界看。只可惜因為不習慣、 不熟悉、不信任,遇上北京僵硬的體制,尤其底下的人體仰上意,執行面很容易選擇寧左勿右(譬如西環北京派來治港的官員都怕出錯)。每一仼特首的選擇看得最清楚,愈是刻意選一個看似安全而服從的人,注定就是不得香港民心的人。
歷史中充滿了必然與偶然,有時候是不必如此的吊詭。香港的情勢不必如此而變成如此這般,如果情勢繼續惡化下去,有一日放在時間的河流裡看,對「東方之珠如何變成一個黯淡的中國南方城市」,不論是現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再回顧現在,這個命題將令人歎惋。
如果上述黯淡的前景成真,未來回溯地看,這次的特首選舉將是其中一個失策的例子:目前林鄭在不符合民意下出綫,對北京而言,她任期內只得一路力挺,很容易因為小事釀成治理危機,到時候一切歸咎於北京欽點,很容易激化香港人對於北京的怨怒。總之,硬要扶一位民意與親和力皆有疑義的候選人坐上特首,對北京,恐怕並不輕鬆,並不是值得慶祝或必然符合長期利益的結果。(陳一姍採訪整理)


——《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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