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

苏晓康:岂容青史尽成灰

【新世纪特稿】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老话。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波托巴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是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难者》新近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王友琴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此刻,沙龙现场的屏幕上,投放了遇罗克版画头像和卞仲耘遗像,两位受难者交替凝视会场。主持人谷安民介绍了这次请来的两位讲员: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卞仲耘的学生张敏,两位"红八月"的见证人。
五十年前的8月4日,张敏所在班级里,开了一场"女学生批斗会"——她此刻演讲,第一次披露了这种"文革奇观":教室里课桌统统靠墙摆放,留出当中空间,"红五类"一律坐在椅子上,约二十人(这是一所党中央常委的女儿们必读中学),"非红非黑"(教师、医生、职员出身)的学生们只准坐在地下。这里的一个"潜规则"是:坐椅子的可以打人,坐地下的只允许批判。
"黑五类"一字排开低头站在黑板前,一共十名,至少四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还有美国归来的石油专家、小业主等。他们被勒令逐一大声报出自己的出身、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同时还要唱歌和念白,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张敏记得,当时的女孩子们还不习惯骂脏话,"他妈的"说得都不流利。期间还伴以殴打,浆糊、墨汁浇头。如此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教室门开了,来了一个高年级女生说"可以了"。一切似乎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张敏不懂的是,"红卫兵"为什么知道每个学生的档案资料?
"大操场上烟尘滚滚,所以王晶垚说那衬衣口袋里还有尘土,人又多,又都在活动,又推又搡,又打又闹……卞校长他们后来又被带到小操场挖土……。"张敏接下来叙述第二天她所目击的现场,她被同班的女红卫兵押解到广场上来"观看"批斗黑帮。"我离卞校长最近时大概两米远,看到这么多同学,有人手里拿着桌椅腿儿,上面是带钉子的,眼看着钉子刮破卞校长的衬衣,打进皮肉,就是一个紫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卞校长的乳白色衬衣,是柞蚕丝的……。"她质疑,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是众人失手,还是有指令让她们可以打死,至今是一个谜。
遇罗文其实是在张敏前面演讲,他提出一个极富深意的命题:群众骚动与权力的关系。他先简略介绍了"红八月"中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榄杆市事件",厡在张学良军队做军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红卫兵批斗,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当场被打死,但这个事件却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报复",不久国家总理周恩来,又在公开集会上宣布判处李文波夫妇死刑,李的妻子刘文秀后来也被政府处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遇罗文写过一本《大兴屠杀调查》的书,他介绍当时大兴县一个公社就杀死了325人,22户绝户,年龄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说,刚才我们看片子里"红八月"打老师的场面,好像是学生自发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实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凡是这一类不可思议的坏事,政府不允许就绝对不会发生
从五十年前大兴县屠杀,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韩货,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权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线。遇罗文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民间发生的大规模事件,不可能自发产生,不是当局背后操控,就是默许的,是政府行为;这个当局,也必定是最高层。"

扬天衡:打貪能手擅玩貪 諜網巧誘美女官

西方社會一直站在道德高地睥睨中國式腐敗,他們自信地認為民主制度就是最完善。

一款以世界大戰為主題的遊戲把中國設定為最有效率的國家,致命傷卻是極高的貪污率,但時移勢易,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清廉的國家(至少表面上)。中共危機意識極強,經過雷厲肅貪打虎,官場除去瘀血,也除去了執政的不穩定因素。這是一種功利的自律道德,執政者預視最壞結果繼而防患未然,與人民的監察無直接關係。

西方社會一直站在道德高地睥睨中國式腐敗,他們自信地認為民主制度就是最完善,有民眾授權和監察,能避免了最壞結果。不過,法國大選前哨戰揭發了候選人菲永和瑪琳勒龐僱用親信吃空餉,更揭示類似做法在歐洲議會已成為政壇的潛規則,說明了沒有誰比誰高尚。相比中共,歐美反而缺乏誘因清除陋習,傳媒一樣被操控,人民一樣被愚弄,一樣藏污納垢。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在經貿上利誘諸侯,各國奉行利大於義,本身已屬腐敗;在鎂光燈背後,中國的情報機構更巧妙地覷準這種腐敗,找機會下刀,甚至比任何國家的間諜更懂得利用「貪污」去謀情報。國企瘋狂收購各大城市的商住物業,為華諜提供了溫床。對付八方而來的駐華使節,官方亦熱情款待,暗設重重圈套。近日,美國拘捕了一位在國務院任職多年的資深女外交官克萊本,她涉嫌收受中方人員報酬,洩露美方的機密,妨礙司法公正及和向FBI作假證供。
 图为代理助理国民安全总检察长麦克科恩(Michael McCord)在2014年发表谈话。麦考尔(Don McCord)于3月29日宣布对Candace Marie Claiborne进行联邦指控。
此案例讓我們更了解中國間諜的操作。克萊本的墮落之路緣於被派駐北京和上海工作,供詞透露她案發時與一位「小白臉」在上海同居,向他抱怨欠稅9000美元,錢不夠花。很快兩名中國情報人員主動接觸,幫她在上海找了住處,送贈iPhone和電腦等財物,每年匯入兩萬美元生活費,及為「小白臉」支付了上海東華大學設計學院五萬美元學費。克萊本想送「小白臉」繼續深造,唯力有不逮,於是接受了中方的殷勤。其後「小白臉」觸犯了刑事案,中方人員也利用關係幫助脫身,間接馴服了克萊本。

法庭沒有提及「小白臉」的身份,最大的陰謀論是當局施以美男計擄獲克萊本的芳心,作為先頭部隊了解目標的弱點。即使這不是事實,也看得出華諜的心計。他們不會一開始就提出交易,而是採取一連串行動降低目標的戒心,所送的厚禮多到對方不好意思承受,因而自覺虧欠,不得不以情報作為報答。到2011年,克萊本有份參與國務院內部對中美經濟對話的分析,她趁此機會將報告洩露給中方。

2012年,異見人士陳光誠逃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中方人員亦傳接觸克萊本套取大使館內的情況,方便日後部署。直到去年FBI開始懷疑她,派人假扮中方人員接頭。幸虧她拒絕交易,才沒有被當場抓痛腳,可以選擇不認罪。她與華諜接觸的這五年正正是奧巴馬治下中美關係的黃金五年,在習特會前夕鬧出此等風波,未免太過巧合。

粵諺說得好:「牛不喝水不能按下牛頭。」克萊本若被判囚實屬咎由自取。不過,故事引伸出一個非常深刻的隱喻:中國可是貪腐方面的專家,懂得對付國內毛病,也懂得對付你們外國這些初學的貪婪者。在外國政客眼中,中國是個撈油水的好地方,但誰都沒法在這個大醬缸中自清,背後又出賣了多少國家利益?中國在他國政壇扶植自己勢力是遲早問題,在一帶一路沿線容易,在歐美困難,但反過來力抵外國勢力干預,卻做到滴水不漏。這算是立於不敗之地了吧?
——东网

胡少江:林郑当选乃“中国式政治经济学”移植香港

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没有悬念地成爲下届香港特首。梁振英是回归以来最不受香港人欢迎的一位特首,林郑则被称作"梁振英2.0",这表明尚未走马上任的林郑月娥在香港人中非常不受欢迎。在北京控制了大多数成员的选举委员会中,林郑得票数爲七百七十七票,大大领先于其他两位候选人,但是在选前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中,北京不喜欢的候选人曾俊华的民衆支持率至少都是两倍于林郑。由此可见,这个选举结果离真正的民意究竟有多远。
电视上刚刚宣布林郑月娥的当选,两位香港青年朋友便立即告诉我他们的感受:一位发来短信说,香港的年轻人又要难过五年。在我看来,他是低估了北京操弄香港政治和社会的决心:只要共産党还在台上,香港的年轻人不会有开心的时候。另一位与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则指著电视上那些油头粉面的富商名流对我说,看到这个选举结果,看到电视上这些人的无耻言行,我有一种深深的悲伤,因爲他们根本不代表我们,而我们则拿他们无可奈何。
不要以爲这两位是无所事事的街头愤青。他们都是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勤劳青年,一位任职于香港的纪律部队,另一位则就业于服务业。他们都是那种典型的爱护家庭、关心朋友、关注社会正义的香港八零、九零后。他们的选后感言绝不是个别人的愤世嫉俗,而代表著香港年轻一代的主流民意,代表了香港青年此刻拥有的那种对现状的极度沮丧感和对改变现状的无力感,这是任何一个生活在香港而又没有政治偏见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内心悲哀的香港青年与弹冠相庆的社会名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从这个对比中感受到香港当前社会矛盾中对立两方的水火不容。其实,当前香港社会的矛盾,不是什麽西方思想和东方文化的矛盾;也不是自由的新一代与保守的老一代的矛盾,而是一种鲜明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既带有经典意义上的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之间的对立,更具有赢者通吃的权势集团和全盘皆输的底层民衆对立的特性。
自从北京政府接管香港之后,权力者和富有者的勾结便成爲路人皆知的香港政治经济游戏规则,香港富人只要投靠北京政权,就会得到一张到大陆发财的通行证;而本来就是输家的社会底层,则连说话的机会也失去了。因爲绝大部分的香港媒体都被亲大陆的富商们买走了,而他们买走媒体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北京献媚,从而争取更多的积聚财富的机会。这种权贵和财富的联姻是典型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在香港的移植。
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资本本来是在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然后産生了与统治阶层的矛盾,于是就有了争取民主的"第三等级"。而现代中国资本发展则采取了另一条路径:通过暴力取政权,通过政权夺民间资本,再通过国家的渠道将这些民间的财富转变成权力者的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成了彻底的无用之物。这种中国式道路彻底杜绝了不与权力者配合的社会群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升迁,使社会更压抑、更不公平。
香港的资産者和社会精英们十分精明,他们从大陆的政治、经济演进中看到了积聚财富和走向权力的"中国式道路"。而且对于少数权贵者而言,这是一种更爲节省成本的道路,只需要放下尊严向北京表示忠诚便可以得到财富和权力。但是对于社会底层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社会。在政商勾结的环境下,他们深切够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却无力改变它。香港年轻人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受民意欢迎的香港新特首,而是一个看不到前途的香港未来。
——RFA

高新:习仲勋当年最坚决否定的正是习近平如今最积极确立的(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总书记兼总统是领导一切的)


图片:习仲勋与习近平旧照(网络资料)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总书记兼总统是领导一切的》中 已经预测过,在习近平当政期间肯定会出台的"习氏宪法"不但会恢复全国人大是党的从属机构的"文革宪法"内容,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且也会赋予"党管干部"以"法律依据",依"法"规定在全国人大上"选举"产生的所有国家政权机构领导人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名。

在目前仍然有效的"八二宪法"的基础上习近平很可能还要更改的更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体现在宪法总纲里。

现行宪法总纲的第一条是对国体的定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七五文革宪法"中的总纲第一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七八宪法的这一部分是在七五宪法基础上又加进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前后不同时期的宪法总纲从强调到"回避"党的领导,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曾在彭真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领导下参加"八二宪法"起草工作的高楷先生的《关于党的领导:一九八二年宪法的重要修正》一文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和分析。

高锴先生说: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1982年宪法(以下统称现行宪法)序言中多处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这是对宪法的误读。

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讲述立法经过、历史背景、立法宗旨等,但它不是宪法正文,而是宪法的前言;是解释和说明宪法,引导人们去正确理解宪法,以利于宪法的维护和施行。宪法序言提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它不是宪法本文。

序言中有三处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都是用的叙述性语言,讲述历史事实和展望未来,并不是法律规定。

现行宪法的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共138条,全都用的是规范性法律语言,这才是法律规定。但是,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任何条款中都没有出现"共产党"一词,也自然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了。

高锴先生回忆: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不在宪法正文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回忆一下1975年宪法,这部宪法是"文革"后期,左倾路线猖獗时制定的,宣扬以党代政、以党治国。这部宪法总共只有30条,在它的第2条、第13条、第15条和第16条中,都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甚至在第26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首先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文革"结束以后,在华国锋主持下,制定过一部1978年宪法。由于存在着"凡是"思想的影响,这部宪法的法律条文中仍多处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词句,仍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高锴先生介绍说: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制定现行宪法前不久,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还明白提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高锴先生评论说:党在国家之内,党在人民之中,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摆正了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摆正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应运而生。

据高锴先生透露:1982年宪法制定前两年,全国人大就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吸收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同时,起草者也很重视外国的立法经验,关于宪法中写不写"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参照了外国的经验制定的。

当时,高锴先生所在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曾根据领导指示查阅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发现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专制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号称"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由某党或某位大人物领导的。

高锴先生总结说:"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国家由人民做主,由人民共同管理,否则就不配叫"人民共和"。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却又规定公民必须服从某党或某位大人物领导,这还能叫民主吗?这是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颠倒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任何执政党都要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动员人民一道来实现党的政治理想。但是,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执政党,这只能由人民自愿抉择,而不能由法律来规定。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不是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可以选你,也可以不选你;以前拥护你的,以后也可能不拥护你……决定权在人民手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用法律来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

高锴 先生还透露说:当年他有幸参加全国人大的许多会议,直接看到、听到主持人大工作的彭真、习仲勋等人讨论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文革"这类错误重演。彭真和习仲勋无数次告诫大家,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坚持反对"人治",反对"以党治国"。

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修改制订1982年宪法时,断然删除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正文中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词句,删除了"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也删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个人的名字,无论这些人物多么伟大,宪法遵从的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拒绝把政党和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现行宪法的条文中删除了"共产党"一词,却出现了"各政党"一词。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数百倍于八个民主党派的总人数,对国家的贡献更不知大多少倍。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行宪法中也被列入"各政党"之内,这体现了各政党无论大小,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高锴先生打出邓小平的旗号,说邓小平同志从来反对"以党治国",他在1941年就写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布到我们党内来"。现时,有人仍坚持主张用宪法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用法律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正是"以党治国"观念的翻版。

令高锴先生感觉非常悲哀的是,重新恢复"以党治国",正在研拟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重新确立"法理依据"的人正是当年摈弃"以党治国"态度最坚决的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 


【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总书记兼总统是领导一切的(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六年后的习近平:党总书记兼总统还是人大委员长?》中 已经预测过,在习近平连任第二届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距离二十大召开的时间越近,党内群谏他习近平为了党国大业不能轻言退休的呼声就会越强烈,以至出现已经推到台面上的接班人培养对象劝他接班都死活不从的局面。如此一来,届时的习近平"不负重望"的方式还会有多种,比如效法当年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只任军委主席,用枪指挥党。或者是借党章中没有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的方便,从二十大开始只出任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把国家主席一职再次虚化。

假如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第三届党的一把手之后,仅仅是为了对外风光的需要,也不愿意自己没有一个行政职务,笔者认为届时的他以党的一把手身份兼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可能性也比为自己修改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任期之规定的可能性大一些。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既然已经重新喊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时代最强音","领导一切"的同义词就是"总统",六年以后的中国老百姓把"习主席万岁"改成"习总统万岁"也比直接把现行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由两届改为三届或者"无限"更冠冕堂皇一些。

而如果把习近平六年之后改兼总统和改兼人大委员长这两个选择比较一下哪种可能性更大,笔者 的看法是:改主席为总统的前提如果仅仅是改个称呼,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不排除在宪法里重新定义"国家元首"的责、权、利,在此前提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统制",按照丁学良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要实行总统制"还有一种可参照的安排方式是"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的安排"模式。

在丁学良先生文章的启发下,笔者相信如果习近平手底下的幕僚们确实已经在替他习近平研讨"总统制"的可行性,那么最容易被习近平接受的可能是国外的"半总统制"加上中国的一党执政。

中国大陆的的百度百科对"半总统制"的解释是:是一种具有总统制的实质,但在形式上保留议会制的外衣,而且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又在实际上掌握行政权力的政治体制。

总统为国家真正的权力中心,由国会选出的内阁总理只是辅助性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半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因为半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拥有解散议会权、提议举行公民投票,甚至可以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行使非常权力,而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般不具备这些权力。所以半总统制国家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成了围绕总统的权力,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总统都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

当然习近平不会原样照搬如上内容----比如"提议举行公民投票"之类,但不排除他会在"新宪法"中吸取外国,比如法国"的半总统制"的"可以借鉴"的部分。而最可以借鉴的部分就是在未来的"习氏宪法"中对"国家元首"的定义中,"法定"他习近平以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身份出任的国家元首实际上可以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意即"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总统是领导一切的",把权力"统一"到总统一人手中。

至于届时中国总统的产生办法当然是最不能借鉴外国的。最可能的方式就是在"习式宪法"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是国家元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名……"。 

笔者在《"习氏宪法"将恢复全国人大是党的从属机构的"文革宪法"内容?》一文中已经介绍过:中国现行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一九七五年的"文革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定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两者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文革宪法"虽然是一部最荒唐的"宪法",但实话实说到是体现出了它的"难能可贵"。"可贵"在它是以"宪法"形式堂而皇之地公开宣称"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下属机构"。

自习近平上台来,因为他的一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口号已经进一步延展为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和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直到最后把"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文革"极左口号重新祭出。

习近平在强调党和立法、司法机构的关系时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 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 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 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在人大网站上学习习近平讲话的文章中还透露了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强调过的内容:人大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党执政的重要载体。强化党的领导,增强制度自信。 

通过如上信息,笔者相信的"习氏宪法"应该会对现行宪法中还会对已经回避了的党的领导的关键部分进行再修改,根据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的要求,恢复"文革宪法"中的"合理部分",在"习氏宪法"中旗帜鲜明地宣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谁都知道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被区分为"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但事实上真正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只是那部"五四宪法"。接下来的"七五宪法"是"文革宪法",而"七八宪法"也可简称为"华国锋宪法","八二宪法"则可以说是"邓小平宪法"。

"八二宪法"出台后,陆续进行的多次修订都是小修小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习近平在位期间对宪法进行大手术的可能性接近百分之百。

除了前面介绍的把党对人大的领导体现出来,"党管干部"也会恢复"文革"宪法的提法。 
谁都知道"八二宪法"出台之后,全国人大每届大会上进行的人大本身和国务院、国家主席,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人事换届名单,都是在大会上明确说明"根据中共中央提议","文革宪法"中对此也是开诚布公、实话实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一九七八年公布的"华国锋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习近平在不久前被"封核"的六中全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执政党对干部进行管理,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党管干部是党执政地位的重要体现。我们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党管干部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有理由相信,未来被习近平主持修订的中国宪法里,也会赋予"党管干部"这一"根本原则"以"法律依据"。

习近平可能对"八二宪法"作出的更重要的修改内容,下篇文章里继续介绍。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四)

李锐、李南央
【作者按:我的父亲本月13日进入他人生的第101年,我也收到三中院第11次延审通知。三中院的延审通知若发到第101次,将是22年半以后,我那时离101岁还有日子呢。借助我奶奶、我父亲的长寿基因,我将奉陪三中院创造"吉斯尼记录"。】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四
——"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尼采)
上一篇"跟进——与'人民代表'的对话"发出后,收到读者和朋友的回馈多于以往。在这里摘录一些,有互动,我的"行为艺术"才有生命。
读者和朋友的反映
这个"代表"的智商和奴性跃然纸上。也许有回复总比不回复强。他(她)回复了,说明他(她)的自信。于是他(她)就兼有了低智商、奴性、和自信,而不自知。(低智商+奴性+自信)恐怕等于(愚昧+自负)。
人大代表都是举手鼓掌的代表他们是即得利益者维稳的正能量不可能为人民服务,是为D服务的。
很难想象,我们国家的法律条文还要某人"赋予"政治含义,难道它本身没有政治含义?"代表")一定在体制内一辈子,多年受党的培养,中国式思维根深蒂固。
你算幸运的找到了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了自己的提案接了给了书回答相当详细相当坦率——虽然拒绝提交……中国从上到下都有四大班子人大政协但是一体。除了政协的少数委员之外都是"吃皇粮"当然要维护一体的利益。那回信大抵是某团体的意见秘书文笔。如是代表个人之见下届代表他当定了。
"跟进33"已读。针锋相对,驳论犀利这正是那位代表企望的。他翘起屁股,喊你打,他可以炫耀,邀功,请赏。
能否转告南央,将这位"人民代表"的大名公布于世,让更多的人领教领教这付党棍流氓嘴脸?尽管90%以上的"人民代表"都大体如此。
介绍一下这位"代表"
朋友和读者对所谓"人大代表"的实质是点透了。但是具体到这位代表,我想多说几句,人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我跟这位"代表"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他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同住一楼,他青年时的"贱民"地位,我感同身受,将心比心,十分同情。去年十月跟他唯一的那次见面,还有其他几位朋友在场。我跟他说,我觉得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选举,他很诚恳地纠正我,说他就是经过选举程序当的代表。我询问详情,他说他的单位属社科院系统,一起共有八个名额下到湖北省参加选举,如果不选他们这些中央下派指标的代表,名额也不会转给省里,所以他们八个人都顺利过关。我说:这怎么能叫选举呢?他认真地说:经过了正式的选举程序,当然是选举。我又问:那你是如何获得提名的呢?他不无骄傲地说:是由单位提名上交中组部,经中组部审查后获得代表资格。我不客气了:这算什么民主选举,你根本就是共产党指定的嘛!他一点都不因为我的态度而生气,不温不火地解释、说明,让我理解这就是民主选举。他讲一句,我驳一句,句句紧跟,结果是旁边的朋友将话题岔开,结束了这场我这个人民和他这个代表之间关于何谓民主选举的争论。这位代表因为有事提前告退,没有参加朋友们的聚餐。他走后,一位朋友说我:你刚才有点太咄咄逼人了,他是体制内的人,那么想一点都不奇怪,你用不着这么认真。
尽管我同这位代表对民主选举的理解南辕北辙,那次见面后还是按他的要求将所有的材料发给了他,因为他给我的印象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但也绝不是学官,是个挺恳切、平和的人,这让我抱有希望。可是材料发给他后便石沉大海,我不得不向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询问。朋友说既然拿了你的材料,他不会不办的,否则没有必跟你要材料,当面就回绝了。拖到今年二月份,我知道无望了,写出"跟进32——所有法律程序都被阻断",在群发单中加进了这位"代表",这才得到他的回复。他发电邮时,我在国内,谷歌上不了网,没有看到。晚上介绍人朋友给我来了电话,"代表"将给我的电邮也抄送与他。朋友转述了电邮的内容,感概地回忆他们当初一起在农村插队的时光,"代表"那时所处的逆境和他的理想,说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说,其实对于他不愿意在人代会上帮助提案,我并无多少意见。所不能接受的是,他十月份收到我的材料,说看过后会答复我,却一直拖着不回,让我一直等着,耽误了在两会前再寻找其他代表的时间,这属于不地道了。
《争鸣》刊出"跟进33——与'人民代表'的对话"后,我发给了这位"代表",同时附了几行话:
Xx恕我直言,你可能更多地把"人民代表"看成了自己在体制内的一种地位,但是对于我这个根本就找不到"人民代表"的普通人来说,能够找到你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以为你会把自己获得的这个"地位"当成传达人民意愿的渠道。可是你这个渠道是死的,我对这个体制至此彻底绝望。本以为你会比你的父亲活得明白,活得有尊严。我更多地是悲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真是一架绞肉机,要不彻底服从,要不将你碾得粉身碎骨。但是这个体制也催生了一批勇敢的律师,一批像xx(按: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这样有历史担待的人。
后来也分别给认为这位"代表"拒绝我的提案是为了邀功的读者,和希望披露他的大名的朋友回了电邮,大体是一个意思:虽然没想到这位代表会是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但是说他是党棍和流氓,我的直觉还不是这样,他可能是因为父亲的遭遇被吓破了胆。他回复,我觉得是要对自己的灵魂有个交代,毕竟不是一个无耻的人。人真的是很复杂,我非常地怜悯他,特别是曾经有过那样悲惨的境遇。
我为什么不放弃"状告海关案"
今年的2月2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给我发来了第十一次"延审通知","美国之音"作了跟进报导。我看了这个报导后面读者的跟帖,有这样几段:
法律是解决不了政治问题的。顺便提醒一句,中国人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公民,其实你只是居民,不服的话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上面明明白白、显显赫赫的标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李女士还是别打官司了,拖延审理期限已经说明他们输了,就像64暴乱最后变成风波一个样
佩服李女士不屈不挠抗争精神,但是,她想中共当局能同她一起坐在现代法制文明框架下用法治原则解决纷争,结果一定是水中捞月。
这些读者以为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再继续这个官司不会有结果,意思也不大,第一个跟帖还提醒中国人不要自以为是公民。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映证着读者的看法。审案的三中院、依法监督三中院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修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将人民挡在"公民权力"之外的三道铜墙铁壁,一介草民的我要想冲破它们,希望确实是"零"。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政治体制顶层的人物,特别是"一把手",对法律从来就没有过起码的敬畏。毛泽东公开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习近平则说:"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叙述方式迂回了,多了一个党的幌子,实质没变,还是"最高"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现状非但不构成我应该放弃"状告海关"的理由,反而是我必须坚持的动因。
一个人如果选择作臣民尼采的告诫:"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便是他/她应该接收的后果,抱怨公权对自己的不公,自然毫无意义。但是一个人若选择作公民,依据法理与滥用的公权对峙,便是关乎生命价值的、意义重大的人生过程,孰赢孰输相形之下并不紧要。一个人是不是公民,不是当政者恩赐的,因此也不是当政者可以剥夺的,身份证上的"居民"称呼伤害不到他/她的公民自诩,公民是个人的自我认知,是植入内心的。在美国这样自由民主的国度,人即公民是公理;而在皇权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上"不承认此一公理,"下"以为公民需"上"赐予,那么多的人到北京上访呼冤,甚至到美国拦截习近平的车驾递送状纸,既是臣民心态的表现,不明白从"青天大老爷"那里讨来的公道,也会被施恩者的同伙覆手为云地夺走。从上看到下,宪政在中国开张是多么地遥不可及。这就是我不放弃"状告海关案"的根本原因。我希望用自己的不懈"跟进",我在美国学到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传给更多的人。将我理解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力,公民的责任用自己的个案讲述出来。不求能够被接受,只期盼有人读了会"哦!"一声:这件事有人如此想,如此做。
我所知道的身边人争取宪政的努力始于我爷爷,继承于我父亲——而我爷爷参与的推翻满清的努力,没有在中国实现宪政;我父亲参与的共产党的革命,非但没有在中国实现宪政,反而愈行愈我没有爷爷和父亲的地位和官职,非常草根,但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努力"的意义可能更为普遍。我不认为推翻共产党的政权,搞革命运动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我爷爷和父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失败;而以为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在此一意识普遍觉醒的土壤上共产党内部出现改革开放报禁、开放党禁之后,由公民选举出实践立法、修法的人民代表形成执政党只能为民效力的上下共识,那时宪政才会在中国露出曙光
为中国出现第一位真正意义的法官而努力
那位"人民代表"和今天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不为老百姓办事而选择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大说到根上,是制度的错误造成的制度不改,这些"代表"和官员的行为也难改。若改了,就不会继续当官,继续做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代表"了。但是只有法官例外,他们不能躲在制度的背后为自己蔑视法律的恶行开脱。只要他们身上披着法袍,"顶戴花翎"不是科员、科长、处长……他们吃的就是法律的"饭",他们的"主子吩咐"只能是法典他们的"其位"是公民权守护神的"其位",他们的"其事"应该是秉公执法的"其事"。我不否认中国法治的现状正在大步地向后倒退,以我案为例:以前我的各期"跟进"都由律师快递寄送给贾志刚合议庭长,快递公司的回执上或盖有三中院的收发公章,或有贾志刚的签名;但自"跟进32"开始情况有变,"跟进32"无回执,快递公司说快递小哥弄丢了;"跟进33"虽有回执,上面却没有三中院的公章或签名,无法证明是否真正被接收了。但是只要三中院大门口那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招牌没有被换成"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三政法委员会",贾志刚——我案合议庭长的头衔还是法官,没有被换成中共政法委合议庭长,那么三中院的贾庭长一天不审案,我就会一天不停止追究其蔑视法规的罪责。中国需要挺直起脊梁,对法典说"是",对共产党说"不"的法官。我会珍惜"状告海关"获得立案的历史机会,以我的个案推动中国出现第一位真正的法官。
人们啊,请记住尼采的话:"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请记住《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吴戈:半島局勢走向推演

即使中國採取切斷能源供應命脈等措施制朝,朝鮮是否順從並真正履行棄核義務,還很難定論。
近日,山東辱母殺人案在大陸輿論場刷屏,而前日沸沸揚揚的朝鮮半島局勢卻迅速降溫。其實,半島危機遠未真正緩解。儘管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表示要對朝動武,仍附有一個模棱兩可的前提──「如果評估朝武器項目的威脅達到我們相信需要行動的水平」。其實這話更多是用來施壓中國徹底制裁朝鮮,因為中國最害怕半島開戰而自己並不願、也很不宜再次參戰。

中國是否做出了承諾仍是一個謎,但在蒂勒森與中國領導人見面後,中方新聞通稿大談兩國元首會晤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美方聲明卻隻字不提,顯然美國不光將動武,也將包括元首會晤和經濟利益等中方有求於美之處都用作了施壓的籌碼,中國如果不能認真制朝並見到成效,恐將付出較大代價。

然而更大的懸念在於,即使中國採取切斷能源供應命脈等措施制朝,朝鮮是否順從並真正履行棄核義務,還很難定論。在近日的美韓軍演期間,朝鮮照例暴跳如雷並於3月6日和22日分別發射了4枚和1枚彈道導彈,以示對聯合國的制裁和美韓的軍事壓力毫無畏懼,事情後果不嚴重無非只是因為最重要的22日那枚中程導彈發射失敗,同時美國給了中國機會制朝,暫時未將朝鮮的挑釁行為提交安理會。

當然,即使提交安理會,聯合國的制裁也長期未逼朝就犯。即使中國完全切斷朝鮮石油供應,在石油供應極其緊張的條件下就沒法搞原子彈了嗎?請記住,中國1959年9月發現大慶油田,形成產量是更晚的事,但中國下定決心搞原子彈的596工程在1959年6月就拍板了,而且同樣是蘇聯不給的全部自己幹。也就是說,只要朝鮮決策者認定這事對其政權生存和利益有利,與外界的資金、技術和經濟聯繫的斷絕是否足以使其導彈核武器工程完全癱瘓,很難有十足把握。要知道,朝鮮有鈾礦和核材料加工能力,有導彈工業,技術水平的粗糙並不影響其政治上的核訛詐能力。

即使美國對朝動武,外科手術式的摘除其核力量也極為挑戰,那意味著多部好萊塢大片中英雄人物的好運氣全部附體。只要朝鮮獨裁者還在,很難假設他在被打擊後不對美國或周邊發動恐怖襲擊等報復。如果加上消滅朝鮮領導人及其親信的目標,則難度加倍,並同時意味著要準備接管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這一點顯然美國和中國都沒有做好準備的跡象。

另外,朝鮮還有一條極為寬廣的退路,就是做出棄核姿態,先解除美韓動武的切實危險。鑒於這一姿態必將使中國如獲至寶,中國甚至可能大力呼籲並率先解除對朝制裁。而朝鮮是否事實上棄核,無非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機制下再玩一趟輕車熟路的遊戲,這個過程費時費力,少則一兩年,多則十年都難有確切結果。除非美國像對待伊拉克那樣發動全面戰爭,否則朝鮮大可爭取到喘息之機。而中國對維護朝鮮政權的熱情和搶奪半島主動權的需要,注定了中國將全力配合並阻止美國再現伊拉克戰爭。

退一萬步,即使朝鮮真地屈服,放棄核武器,單以常規手段,照樣挑釁韓國,刺激中國,騷擾日本,攪得地區雞犬不寧,不管國際國內都有利可圖,關鍵在於只要是流氓,就有機會。這也決定著,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出於對流氓的無法容忍而聯手消滅之,才是朝鮮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但這些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注定了這種可能很小。
——东网

练乙諍:論曾俊華的政治前途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裏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人事任命權,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裏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利益分配失衡越來越嚴重,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裏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資本,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港督基本上是這些財團的政治效忠對象。但是,九十年代前後,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越來越大。
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致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裏,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裏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甚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曾的個人魅力發揮到極致;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裏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甚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曾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裏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卧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甚麼叫包容?甚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苹果日报

梁京: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近临界点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决策高层认识到,房地产泡沫已经接近临界点。做出这一判断其实不难,因为所谓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两年之间,房价在所谓"天价"水平之上,又翻了一番。这不仅令这些地方打工的主力,也就是80、90后白领阶层在当地买房彻底绝望,而且形成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要大涨的预期。买不起房的打工者或开始逃离大都市,或用自己的积蓄在还没有严格限购的地方买房,从而带动了更多城市对房价上涨的恐慌,中国房地产泡沫有全面升级的巨大危险。

当权者应该看到,两年内中国的房价总水平若再翻一番,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可以预期,决策当局今年内将不得不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周小川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公开承认货币政策导致楼市泡沫"不是预期的后果",发出了政策将有重大改变的明确信号。

当局的困难选择之一,就是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以便一面稳住房地产的名义价格,一面让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水平上升,逐步扭转房地产价格与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完全失衡的格局。但是,这个选择不仅会带来严重的通胀风险,驱使更多资本外逃,而且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尤其是可能刺激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压制中国对美国扩大出口。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比另一个选择,也就是主动捅破楼市泡沫,让楼价下跌的风险要小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并非真正由市场机制形成,而是地方财政体制的产物,也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的产物。这一安排让地方政府的收入高度依赖土地批租,因此,房价大跌将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也会让整个国有银行陷入债务危机。

虽然人民币贬值不可避免,但只要当局维持房价不能跌的预期,一线城市楼市继续上涨的压力就不可能消除,这是因为就业人口向大都市和权力中心集聚的趋势无法改变。人们相信,只有在权力中心才能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令权力中心的楼市经常性地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那为什么当局不能放弃限购,放开权力中心的土地供给,充分满足外来就业人口的住房需求呢?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导致大都市越来越难以治理,而且也会造成人口大量外流地区的治理危机。东北地区的危机就与这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仅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产物,而是有更深层的制度原因,这个制度原因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国,无法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和空间分布提供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中央集权导致经济运行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赖,从而导致了房地产价值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赖。经济普遍扩张时,这种格局似乎问题不大,一旦经济下行或收缩,整个行政权力的空间分布格局无法对做出相应调整,因为行政权力扩张很容易,收缩则很难。那些经济相对规模绝对和相对下降的地方政府,面临著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这种"棘轮效应"正是中国房地产泡沫难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局多年不敢正视房地产泡沫难题的根本原因。

最近北京决定让几个发达省份对口解决东北三省的困境,说明当局已经在寻找解决地区不平衡难题的办法。但房地产泡沫已经积聚的风险,依然可能会放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



——RFA

林忌:修补民主派的撕裂

香港特首钦点尘埃落定,林郑月娥以777张小圈子选票成为新一任特首,高民望的曾俊华,在商界最终大半投降的情况下,只得365票落败,香港得到了被喻为「梁振英2.0」的CY 2.0,又或者「撕裂2.0」,更在当选第二日以大规模拘捕占中人士作为序幕。

撕裂随著曾俊华的败选更加严重,不但是亲政府与反对派的撕裂,也包括争取民主者自己的撕裂;诡异的是撕裂的争议,却不是近五年有关港独加本土,对大中华加左翼之争,而是回到十年前的旧戏码,即以「激进泛民」的所谓「原则派」,对「主流泛民」的所谓「策略派」;以往长年反对小圈子选举,认为民主派参选是「自甘堕落」的社民连,以及加入狙击痛骂2007年参选的梁家杰与2012年参选的何俊仁是「民主罪人」及「猪狗不如」的激进派,却以「公民提名」是新鲜事为由,「打倒昨日的我」去参加这个小圈子选举,去阻止泛民「造王」,支持曾俊华;另一面部份的民主派选委,在吹捧lesser evil要撑曾俊华的同时,戏假情真变成「薯粉」,把曾俊华吹捧成圣人贤君,于是两派为此激烈争议,民主派暂别身份认同的内战,又回复到路线之争。

支持曾俊华去挑战林郑月娥的,不乏本土派与以往部份激进派或勇武派的支持者,因为这些人信奉「政治右派」,即目的结果才是最重要,而手段与过程──即使曾俊华很「大中华」,其鼓吹的信念「信任、团结、希望」其实很「左胶」也不重要;反之那些反曾俊华的,明明是以一堆左翼又自命「进步」的「左胶」为主,却偏偏对曾俊华所鼓吹的和解、和谐、团结,等正面的价值嗤之以鼻;曾俊华的支持者,多为「浅蓝丝」与「浅黄丝」,即平日政治冷感为那批普罗大众市民;然而那些平日自命「民主农夫」,要去社区深耕细作的左翼人士,却纷纷在面书上嘲弄这些人为「港猪」,甚至上载纳粹德国人民崇拜希特拉的照片,其言行一点也不「大爱包容」,却似他们长期批判的「民粹派本土」。

在当前北京的钦点下,曾俊华赢不到小圈子选举,也没有能力解决香港的问题,又或者仍然是官商勾结的「资本家」;但左翼人士一开始就以阴谋论看待其参选,视之为北京颠覆民主派的「阳谋」,例如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选前最后一星期,仍然信誓旦旦说,曾俊华才是习近平钦点的「真命天子」;结果就把「反曾」的左翼白票支持者,带领到主流市民的对立面,甚至嘲讽出力制止林郑当选的市民,以「背弃理想」、「出卖原则」、「投靠建制」的上纲上线式谩骂,情景一如早两年那些「民粹派本土」,把所有民主派都骂为「投降派」、「投共派」或「建制派」,指「与民建联冇分别」一样,完全忽视在中共极权下,大家各式其式寸土必争的重要;左翼平日骂人家民粹,不肯大爱包容,结果最不包容的平庸市民的「愚昧」,却是他们自己。

白票派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搞错曾俊华的支持者,并非只属传统民主派的支持者,是跨阶层超越了黄与蓝,因此用一贯激进姿态对主流泛民宣战,根本无法迫使民意放弃「造王」,甚至犯了众憎;在选举后期,左翼本可藉有限度撑曾,对撑曾的市民晓以民主大义,以不公义的钦点结果,增加民主派的基本盘;然而他们却忽然「民粹」,回归「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在这「民主罪人」小圈子内的一票,能够保持清白,比起教育市民,来推动长远的民主运动更加重要,甚至眼红曾俊华在爱丁堡广场集会的超人气,沉不住气在公开的面书版面上不断嘲讽。

朱凯迪议员之前公开说,担心民主派选中了曾俊华,会造成民主派另一次严重的分裂;但偏偏就其对曾俊华过度的恐惧,由偏要支持梁国雄参选,到后来白票争议的对抗,才造成民主派更深层次的分裂,一如三年前的《中大学生报》与独立媒体,竟带头抹黑温和本土派为「披著羊皮的狼」、「排外三子」与「法西斯」般,庸人自扰之,把原本可以轻易拆弹者,变成了火药库,把原本的战友,推成了敌人;这些错误原本都是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选后梁国雄接受访问时承认判断错误,一众「长毛粉」就在面书「围炉」说长先只是「客气话」,或高呼「长毛冇做错!」,令策略派更光火,结果化解争议的努力又白费了。

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源自更深层次的疑问──香港民主派在互相责怪对方拖了后腿,原则派怪人出卖原则,策略派怪人不理策略,勇武派怪人不够勇武,其实可能最终结果都大同小异;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开明检讨对错,但不要把讨论变成仇恨,在讨论后就放低再上路,才是目前环境最重要的教训──策略派选民,请一以贯之,继续「两害取其轻」,不要因为仇恨而搞「票债票偿」,民主派没有再分裂的本钱了!

——RFA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作家平路看香港新特首:最安全的人,最不得人心

图:林鄭月娥


小說家平路曾以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的身分駐港七年,她身為小說家的犀利觀察與親住香港的人生經驗,無疑是最能詮釋香港現況的觀察家。她為什麼一直記得1997年交接大典上,陳方安生穿著的那件大紅旗袍?紅旗袍與香港西環中聯新年掛著的大紅燈籠,為什麼讓香港變成不敢樂觀的撕裂社會?

這次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常常聽到一個關鍵字「撕裂」,因為香港社會的確處於被撕裂的狀態。新任特首既是林鄭月娥,最重要的觀察點是她上任後,香港社會的撕裂感會不會更加劇烈。
先說問題根源,來自於回歸之初,北京與香港之間始終欠缺信任感。
香港與中國大陸,原本的體制、社會、司法、以及對民主進程、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與想像都不相同。更何況,在北京眼裡,香港一直存有港英政府的「餘孽」;但對香港人而言,無論法治或基礎建設,處處感受得到港英殖民時代的「餘澤」,單就對殖民時代的情感與歷史解釋,就可以看出香港與北京之間的差異。
我一直記得(當時我參加「浩然營」的活動在香港),1997年交接大典上,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穿著一件大紅旗袍。為什麼要穿大紅旗袍,其實是在「交心」,不只陳方安生,那段不短的時間,香港達官富商的夫人們在各種社交場合常是一身紅,寧可撞衫或撞色,務必把自己穿得紅通通的。另外,剛回歸那幾年,包括藝人出場的時刻,都一定會唱「我是中國人」那首歌,為什麼這麼刻意?背後,其實是心虛。如果香港人自覺一切很篤定,做中國人這麼理所應當,便不需要去努力表態。

紅旗袍背後的心虛


這種隱隱然的隔閡始終都在,包括大陸領導階層對著香港人講話,常會感受到一種錯亂的節奏感。一般而言,領導已經習慣於他講什麼話,到了某個點上,台下就會拍起手來。但對著香港人,一則因為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差異,再則因為香港人不習慣中式的官場文化,一切就顯得不那麼自然。反之亦然,譬如後來一任特首位子上的曾蔭權勉強用北京話致詞,說得丟三落四,節奏跟不上,也會出現類似的錯亂感。
這種錯亂的節奏其實是隱喻。為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埋下伏筆。
如今回頭看,每一屆特首重複同樣的循環,幾乎是尷尬的宿命:因為面對北京的不自然,覺得心虛,想要努力向北京輸誠、表達他是北京的自己人,但愈是刻意表現,香港市民就愈是不信任這位特首;接著因為民意基礎動搖,特首更覺得自己需要北京力挺,對北京益發曲意示好。這種循環在這一任特首梁振英身上,看得很明白。
林鄭月娥當選恐怕更不樂觀,林鄭是北京欽定,但她的民意支持率極低,低到歷任特首上任前的最低。或者就是因為是北京欽定,香港人一開始,對她究竟是面向北京還是面向香港已經存著疑慮,這份疑慮反映在她的選前民調支持率,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後施政上,簡單說,大多數香港人從day one就沒有投下同意票。她一旦坐在位子上,信任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


兩列火車對撞危機,沒有絲毫扭轉


特首選舉已經是小圈圈選舉,如果北京放手,大可以給三個特首候選人公平競選的機會。曾俊華與林鄭月娥一樣,本來也是港府官員。但就因為曾俊華相對而言柔軟一些、公關能力強一些,比較受香港市民歡迎。有民意基礎或民間聲望的候選人,卻注定讓北京中央不放心,擔心他挾民意自重;林鄭月娥因為比較硬梆梆(rigid),中央覺得她效忠的程度不容懷疑,又因為她民意支持度低,非得緊緊靠著北京,所以北京願意欽定她。卻也因為被欽點,她發言就愈發要處處顧及北京的看法,聽在香港市民耳朵裡就愈發不順耳,這似乎變成無可避免的循環。
香港與中國兩地在許多地方原本存在許多不同,種種不對等的情況下,民間往來又構成衝突,衝突情勢若是發展下去,像兩列有可能對撞的火車。從這次特首選舉,我看不到任何跡象,足以緩和對撞的危機。
客觀來看,北京應該以大事小、應該更放手、應該更寬容。但一來北京一黨專政慣了,不習慣權力下放;二來對北京領導而言,香港「垂範」台灣的可能性,愈來愈看不到。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北京對香港有可能失控的情勢失去耐性,處理的手段愈來愈少了應有的細膩。
這會讓原本不該成為焦點的小事,累積民怨,變成問題的焦點。
其實香港人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人與香港社會的特質漸漸「被」消失,被大量的大陸來的移民與資金,再加上後面的政策,導致整個香港的特質被稀釋掉了。高鐵直通表面上是便利兩地交通,但其實是政策,方便更多大陸人到香港來。又譬如大陸人移民到香港的「單程證」,審批權全由大陸決定。這類的事情,如果北京讓出一點決策權給香港,其實結果沒有差那麼多,譬如「單程證」申請者的理由多是家庭團聚,無論是由大陸方面審批或者香港方面審批或兩地共同審批,通過申請的人可能都差不多,但象徵意義上,有機會參與審批,香港人會覺得被充分尊重。總要讓香港人對自身事務,覺得還有一點「話事」的空間(我們說的話語權)。
二十年來這類話事的空間愈來愈被縮減,香港人的主體性眼看在消失之中,這正是香港從一個非政治社會,變得這麼政治化的原因。説是愈來愈多香港人贊成分離主義,其實更類似一種直覺的反應,愈不給出聲音,就非得要出些聲音讓外界聽見。


誰放大了虛妄議題?


香港獨立本來是不存在的議題,坦白說,香港幾乎不存在獨立的條件。但現在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一個虛妄的議題,變成了現實環境的對照組,變成讓人藉此表達對現實不滿 ,say no的選項。
社會所累積的不安,造成各種撕裂與對立,其中也包括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對立。雨傘運動後,年輕人變得更激進。香港傳統家庭原本習慣的是安定、非政治、有錢賺就好(搵食艱難嘍!),但年輕人認為,如果每個個人繼續鄉愿,沒有機會說出政治訴求,香港的未來就沒有機會。
世代間的對立,政治上親中與民主、以及民主派內部的矛盾等等,讓香港社會很容易小事就沸騰,整體社會茫惑不安,在商界、在立法會的場域等等,愈來愈習慣給人貼上標籤、分別立場,一旦每個人都先有了標籤,遇到任何事情就只剩下立場的對決。
香港社會是撕裂的狀況,北京一度希望香港所謂「垂範」台灣的效果已經沒有了,自從1997以來這二十年的變化,看在台灣人眼裡,甚至有反作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讓人觸目驚心。在北京眼中,同樣也覺得「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如果不強力控管,香港愈來愈像台灣,北京覺得更糟的在於,兩獨有可能合流,香港的情勢有可能全面失控。
1997年時,如果你問我未來會怎樣,我想不到情況會這麼快起變化,想不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會這麼惡化,因為香港社會比較起任何地方,算是個很容易治理的社會。 香港人守法、有效率、運作上軌道,這是港英時期留下來的社會特質。所以1997年,北京拿到的香港不是一張壞牌。
然而,二十年看下來,北京其實頗為失敗。因為北京對這顆東方之珠的社會規範生疏、不信任、不尊重也不融入,造成如今很難扭轉的情勢,真的非常可惜。畢竟,治理香港與治理大陸很不一樣,大陸幅員廣大,「維穩」放在第一位或是形式使然,客觀說,如果替北京領導人想,整個版圖差異這麼大、那麼多問題、如此廣渺的國家,有些經濟發展議題時間表推前,有些民主議題要往後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已經高度秩序、現代化發展,有其自主能力自行運轉的地方。給予香港多一點自主性,包括普選在內,這樣的經驗將有益於整個中國逐漸民主化。
頗為可惜的是,回推至二十年前,我相信北京的意願其實不是不想在香港好好做,做給整個世界看。只可惜因為不習慣、 不熟悉、不信任,遇上北京僵硬的體制,尤其底下的人體仰上意,執行面很容易選擇寧左勿右(譬如西環北京派來治港的官員都怕出錯)。每一仼特首的選擇看得最清楚,愈是刻意選一個看似安全而服從的人,注定就是不得香港民心的人。
歷史中充滿了必然與偶然,有時候是不必如此的吊詭。香港的情勢不必如此而變成如此這般,如果情勢繼續惡化下去,有一日放在時間的河流裡看,對「東方之珠如何變成一個黯淡的中國南方城市」,不論是現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再回顧現在,這個命題將令人歎惋。
如果上述黯淡的前景成真,未來回溯地看,這次的特首選舉將是其中一個失策的例子:目前林鄭在不符合民意下出綫,對北京而言,她任期內只得一路力挺,很容易因為小事釀成治理危機,到時候一切歸咎於北京欽點,很容易激化香港人對於北京的怨怒。總之,硬要扶一位民意與親和力皆有疑義的候選人坐上特首,對北京,恐怕並不輕鬆,並不是值得慶祝或必然符合長期利益的結果。(陳一姍採訪整理)


——《天下》杂志

冯学荣:我为什么瞧不起中国历史学家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今天我们谈谈,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笑柄之一,就是看问题有双重标准,例如大清帝国的铁骑在嘉定屠城,是罪行,但同样是大清帝国的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杀干净,这叫做"平定准噶尔"。
同样是大屠杀,杀的对自己不利,叫做罪行;杀的对自己有利,则叫做功绩。
还有,匈奴不可以打进我的国土,但是我可以进攻大漠、追杀匈奴,别人杀进来是侵略,我杀出去则是自卫。汉武帝南征北战,将大片别人的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然而这件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发出过一丝的批评,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
历史学家不堪面对的是,如果没有侵略,广东只是俚人的天下,汉人的疆域从哪里来的?
打来的。
日本人吞并台湾朝鲜成为日本帝国,是侵略,然而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华,则是历史的功臣。
你所在的立场,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还有,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
还有,美国水兵在民国耀武扬威,是国耻;大清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则为国庆。
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原住民手中夺走宝岛,叫做侵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宝岛,叫做收复,而原住民作为宝岛的主 人,则在历史中失去了位置。
还有,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是侵略,大清帝国在朝鲜设租界,是亲善。
各种双重标准,各种流氓。叹为观止。
照照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
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群体,因此就算是亡国这种事情,都可以被他们写成一段优美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古帝国吞并汉人帝国(宋朝)的事情。
明明是汉人帝国亡国于蒙古,中国的历史学家却说那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叫做"元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所谓的"元",不过是当时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大蒙古帝国(The
Mongol Empire)的一部分。在当时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汉人是贱民,是被征服者,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当年忽必烈派兵进攻日本,这件事在日本的历史中叫做什么?叫做"蒙古袭来",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元朝侵略日本的战争叫做"中国侵日战争"呢?因为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所谓元朝,不过是汉人前后97年的亡国史,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华的民族英雄,元朝也不是中国人的国家。
如果一股侵略者亡了我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中后来又变成是我的国家,那么试问所谓的抵抗侵略,又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混乱。
大清帝国也一样,也是汉人亡国的历史,前后268年,大清帝国是不是中国?不是。这一点,丁汝昌邓世昌们看不清楚,然而孙中山却是看的很清楚,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急急忙忙找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干嘛?要钱,要枪,孙中山要日本出钱帮他,他要组建一支武装,在南中国和日本实现南北夹击之势,共同攻击大清帝国。
孙中山为什么要和日本联手攻击大清帝国?因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中国在1644年已经亡了。这一点,孙中山看的很清楚,当年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基本上都看的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要日本帮他推翻大清,然后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回首再看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老百姓应该帮助谁?答案是:应该帮助英国人,赶跑满清鞑子,然后在英国人的扶持下,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然后作为报酬,向英国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注意:史料显示英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英国合作并无亡国风险;且开放市场对双方均有利,此乃经济常识。
所以我们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谁挨打了?是"我们"挨打了吗?不是。是满清侵略者挨打了。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英国代表先进的文明,我们如果是有眼光的人,我们应该站到英国一边去,共同推翻大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汉人国家。
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
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狡猾的群体,他们懂得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迎合读者的喜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6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的事件。这件事今天从历史资料看来,毫无疑问,是大清的水兵先动的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图书、影视作品等,清国水兵先动手这个情节,都变成了日本警察先动手。
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你一个泱泱大国的水兵,倚仗自己的炮舰强大,到人家的国土上去动手打人,事后不但不反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历史书里公然撒谎,说是人家先动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都喜欢骂日本鬼子?自己又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仅此而已。
还有火烧圆明园,你把人家谈判使团的人给杀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谁的祖宗教导的?杀了人家使团,怪人家烧你的园林?1979年你派个使团到河内,被人杀杀看?你会怎么想?
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
阉割前因,只留后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
然而,自欺欺人只能爽一时,时间一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双重标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救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个个都是明白人,不要再做这样的骗子。
来源:作者博客
附注:
冯学荣,男,1979年出生,广东阳江人,现居香港,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优秀作家。
出版著作:
2012年4月 团结出版社《历史其实很雷人
2013年1月 香港中华书局《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2014年2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原来如此第2辑: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2014年3月 香港中华书局《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