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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

黄东:對遼寧號的感言

遼寧艦不應是「宅男」,更不應是麻煩製造者。

文首先對世界一流的俄羅斯國寶,俄軍亞歷山大德羅夫紅旗歌舞團全體在空難中殉職,表示深切哀悼。筆者曾有幸欣賞他們的專業演出,印象深刻。該團亦成為後來所有共產軍隊歌舞團的楷模,包括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當然兩者的藝術水平不能相提並論。

不過揚善亦不能隱惡,對曾經被蘇聯及俄羅斯入侵或統治過的國家,紅旗歌舞團幾十年來為軍隊塗脂抹粉,不能說完全沒有道德責任。例如這兩年俄軍參與敍利亞的反恐戰爭,究竟是真正對付伊斯蘭國的行動,抑或借反恐為名,妄圖維持自己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支撐殘民以逞、風雨飄搖的阿薩德獨裁政權,乘機屠殺平民,阻礙國際救援行動,明眼人一清二楚。

紅旗歌舞團今次赴敍利亞勞軍,可謂與庫茲湼佐夫號航母一文一武互相輝映,是否正義之師見仁見智。今年聖誕節也是蘇聯解體25周年,對這宗空難,各方大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最近國內又再度泛起一股哀悼、痛惜蘇聯解體的復闢復古思潮,中國往何處去實在值得反思與警愓。中國夢如果只是強國夢與強軍夢,而不是強民夢與強法夢,恐怕只會夢醒太難過。蘇共前車之鑑不遠,紅旗歌舞團就是歷史的見證者。

言歸正傳,除了曾九次訪華的紅旗歌舞團,以及蘇聯解體前夕,狼狽逃出黑海艦隊的庫茲湼佐夫號陽春航母,相信更多華人關注的,是蘇聯時代另一國寶級遺產遼寧號航母。近月來該艦活動異常高調,今年聖誕終首次衝出第一島鏈,隨之而來是一片眾聲喧嘩、山呼我朝無敵、超俄趕美的笑話。中國的確是全球首個受航母侵略的國家,但受到航母的傷害只算皮毛,絕對無法與75年前珍珠港的重創混為一談。反而是世界上具有最深航母情結的國家,當中黨政軍長期渲染的航母崇拜,委實功不可沒。

中國的航母崇拜發端於30多年前的冷戰後期,是繼兩彈一星後,被推高到不能或缺地步的戰略武器工程。在我朝還懂得韜光養晦的八九十年代,筆者亦曾為建航母而鼓與呼,並打算加入捐款建艦大軍行列。後來因緣際會之下,與今天的遼寧號結緣,至今已經整整18年了。這就是筆者為什麼評論遼寧號,比其他議題多的真正原因。跟現在趾高氣揚的狂熱民族主義驅動的新世紀航母崇拜,並沒有任何關係。

十八年一條好漢,見到今天該艦終於初見成效,心中自然有比其他人更大的歡愉與更複雜的感受。只是近年中國走向一條不見得正確的武力崇拜之路,實在不能不替該艦的前途擔憂。武器本身沒有善惡之分,但航母崇拜,已經異化為對狼圖騰似的崇拜;愛好和平的民族,亦逐漸異化為噬血的狼族,這才是比擁有航母更可怕的憾事。

炒作大規模外敵入侵的無限上綱陰謀論;在虛假歷史教育下,渲染狂熱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對付同胞比對待外族更凶狠,這都有很多機會,置遼寧艦於險境,甚至覆沒危機之中。走過憤青歪路的年華,自然更懂得狹隘民族主義如何禍國殃民。踏足過除法國外的五強航母,自然對真實的航母有更切身直觀體驗。那些只懂對筆者胡說八道的五毛憤青,根本連說三道四的資格都沒有。

航空母艦如何先進與龐大,本質都是沒有靈魂的海上移動機場,各自都有其弱點,不可能天下無敵。是否用得其所?用於自衛自強抑或用於威嚇、內戰,以至對外擴張甚至侵略,全在乎政客與軍頭一心。遼寧艦衝出渤海、穿越島鏈、以至未來走向遠洋,不再當內海宅男,實在值得支持。客觀分析近日成編隊遠海訓練,從練兵角度和技術累積而言,也沒有任何不妥。只不過高層如何觀之,這才是問題所在。

眾所周知,中國未來幾個航母戰鬥群,都會以海南三亞為主要母港。目前的港口只是未成熟前,為方便維護、保障、訓練的權宜之計,因為相關的工廠與院校、訓練基地,都位於東三省內。由於上海以下地區,都不具備東北那樣的生產、保障、訓練條件,換句話說可見將來,以遼寧艦為首的起碼兩艘航母,都會來回穿梭於渤海與南海之間。

而航母來回於兩海之間,只有兩條主要航線,一是像幾年前那樣通過台海,二是像今次那樣繞過台灣東岸航行。既然已試過不太適合航母運動,水淺、狹窄又難以展開的台海,廣闊的太平洋就成了必由之路。當然這會引來美、日、台群雄跟蹤監視,但這是避無可避的現實,遲早必須學會以平常心面對。因此今次無論博奕雙方,實際上都只是做必須做的事而已,並且一定會常態化地繼續出現。

問題的核心是高層究竟以怎樣的心態,看待今次航母艦隊遠海之行?回顧近月空軍多次組織了多款遠程機種,組成十多架至四十多架機群,穿越宮古海峽與巴士海峽,圍繞台灣作遠海訓練。其實是故意招來美、日、台三方監視陪練,達到相對真實的實戰效果。然而此舉本身就有強烈的對三方偵察目的,示威挑釁意味甚濃,對東亞和平穩定並無益處。

因此雖然遼寧艦編隊,從戰術技術上有必要從台灣東岸航行到南海,不過從戰略上是否企圖效法空軍,藉訓練順便偵察武㬨台日?則是高層才清楚的又一機密了。然而外界看來的確難脫這一疑慮,尤其是殲15相對高強度的飛行訓練,與美、日、台的空中偵察與反偵察;跟蹤與反跟蹤;監視與反監視鬥法,必定前所未有地激烈。

如果這又是高層深謀遠慮的戰略目的,則只能夠像空軍獲得相同的評價,那就是製造不必要的緊張氣氛,不利於東亞和平穩定。特別是對台灣的印象來說,肯定是十分差劣的。今年以來,北京對台態度更趨強硬與傲慢,動輒以挑起戰爭相威脅,令全球華人搖頭嘆息,也不能不令周邊國家更加不寒而慄。

在王道已死,武道當立的年代,只希望老朋友遼寧艦能走正道置身事外,堅持原則做好自己的本分,避免將來引火燒身,更不要內戰內行。需知道它今天所謂的強大,只是以中國無從比較的標準而言,若要面對美、日、台聯軍,只能說送羊入虎口,因此實在不希望看到有這一天。器物再強,只能強於一時,沒有王道始終走不遠,以德服人才能名垂千古。學習美軍,不能只學器物硬件,甚至學不該學的無道。忠言往往逆耳,但願這些能成為遼寧艦的艦訓,直至其光榮退役,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海軍幸甚!

——东网

刘未未:到此為止的「雷洋案」在自掘墳墓

「雷洋案」更大意義在於,證明撬動既得利益之難,如果確實有人真心撬動這些利益的話。

2016年12月23日,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檢察院以「犯罪情節輕微,能夠認罪悔罪」為由,對「雷洋案」中邢XX、孔X、周X、孫XX、張XX等五名涉案警務人員玩忽職守案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在此之前,「雷洋案」遲遲不見進一步消息,雷洋案代理律師陳有西發文稱「上面很重視,已經立案的刑事案,誰也不可能不了了之」,使得更多人對該案的走向很樂觀。然而,「不起訴」讓人無法相信這是「上面」重視的結果。28日,雷洋家屬放棄全部訴訟行動,與責任方達成協議,獲得「巨額」賠償(傳有1200萬元人民幣)。

「不起訴」公布後,微博或微信兩個平台相當繁忙,它們要不停地刪掉相關信息,網友也在不停地轉發這些信息。在這一刻,應該沒人敢說這個案件讓人民群眾「感受到」了「公平正義」。老先生張思之說過,根據事實,依據法律,他們是不堪一擊的。

經不起推敲的「犯罪情節輕微」,因為執行公務,生命就輕如鴻毛了?這會不會成為警方以後辦案推托責任的「標配」?或者成為所有公務部門解釋其野蠻粗暴行為的不二選擇?何況,他只不過是個「嫖客」(央視新聞稱,檢察院也如此認定,網友認為結婚紀念日嫖娼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總時長大概十分鐘左右)?有無必要下此狠手?「吃的太多」要雷洋為自己的死負責,如果沒有警方的這些野蠻行為,吃的太多會死嗎?如果真是吃的太多容易死掉,那每天都要死多少人啊!

不用告訴我們你依據了什麼法律,你的決定能說服我們就行。豐台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沒能說服多少人,所以網上對這個決定的質疑批評屢刪不盡。因此,位於保利大廈酒店三層的「保利俱樂部」被掃黃,被解讀為轉移「雷洋案」的視線,緩解北京檢察系統的壓力,確實做到了;律師陳有西,被同行大律師楊金柱痛批,質疑其在雷洋案中的所作所為,要求其「自殺以謝國人」,無奈成為無處發泄憤怒的網友的出氣筒;傳言北京四千警察以辭職威脅北京市委市政府,似乎更佐證著這個惹得天怒人怨的決定,人們願意相信背後的政治因素。然而,當這些擋箭牌無用的時候,民眾的怒火該轉向何處呢?

實際上,所有類似案子結果的最終出台,幾乎沒有人認為是純粹的法治因素使然。

「雷洋案」也一樣。在強大的既得利益群體──警察──壓力下,當局不得不考慮安撫他們,遭到他們集體怠工的後果很嚴重。這個邏輯,多年前腐敗相當嚴重時出現過。傳言是某大人所說,總不能把所有官員都殺了吧,總得有人幹活吧。似乎離了他們,地球不能轉了。4000人辭職幾乎不太可能,無論從哪個角度判斷。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願意相信「雷洋案」背後的政治角力,至於哪個層面,局外人不好判斷。但是,也正好印證了法治進程的艱難。

「雷洋案」只不過是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個小小的注腳,甚至不會停留太久。即便雷洋家屬不服要繼續為其討說法,即便眾多吃瓜群眾要為雷洋抱不平,即便雷洋的人大校友繼續為此奔走呼籲,但也僅此而已。「雷洋案」的更大意義在於,證明了撬動既得利益之難,如果確實有人真心撬動這些利益的話。網友評論認為,「一個警察的錯變成了警局的錯,市局的錯,市府的錯,央視的錯,檢方的錯……一錯再錯,一個可糾正的偶然錯誤變成一種必須堅持的必然錯誤,變成一種制度的錯誤,一個政權的錯誤,各位大人們真的覺得很合算嗎?」

雷洋家屬放棄訴訟行動,使得「雷洋案」的真相不會再有大明於天下的機會。作為局外人,自然無法一探協議達成的內幕,但是,於雷洋家屬而言,也算是悲劇之後無奈的相對較好的結果吧。遺憾的是,這場有機會成為限制公權力的大戲,卻如此落地無聲。或許,不起訴的決定就是基於這種考慮。

——东网

高新:习近平的“文革”复辟先从政治局会议开始

从去年开始,中共党内高层的所谓"民主生活会"俨然已经形成制度,每年岁末都要召开一次,而且一开就是两天。

去年的那一次召开于2015年12月28日和29日,名之为"专题民主生活会"。

日后网上对此多有评论,笔者所读到的最有见地,而谓一针见血的评论内容有二,一是余杰先生的评论,他说:党内整肃过程中,习近平就像皇帝戏弄军机大臣一样对待政治局的下属(再也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同僚,他只有下属)。习在体制内推动一场"小型文革",让官僚集团苦不堪言。比如,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习下令召开连续两天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政治局委员"不能有地位上、权力上的优越感",政治局成员责任重大,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需要成为"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表率,"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在会上,"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党中央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习近平本人当然可以免于自我批评和被他人批评。

余杰先生认为:此种"民主生活会",是对有限的党内民主的破坏,邓小平就曾经用"民主生活会"的形式非法罢黜总书记胡耀邦;习近平继续玩弄此种权术,以此羞辱和警戒政治局成员,将自己与他们拉开距离,让党内同僚为为皇帝服务的"军机大臣"。

其二是一篇署名"昭明"的文章,题目是《"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习近平大清洗政治局的信号》,干脆就认为习近平搞的是一种"假民主之名,行党内斗争之实"的政治把戏。其文章中说:2015年底的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成了习近平的一言堂,他是会上唯一不需作自我批评的家长式人物,其他与会的每个委员都要发言作自泼脏水式的自我检讨。习、王反腐,在于制造紧张局势,就像毛发动文革一样,每个省市地区,每个行业部门,都要揪出一定比例的走资派、大老虎,形成一股运动,由下而上,人人自危,最后顺理成章地打掉政治局与常委会。如果哪个省市地区、行业部门完不成揪老虎的指标,就是对不起中纪委,对不起王岐山、习近平,就变成落后分子,最后还是会被习、王数落批评拿下。

昭明的文章认为,从去年的那次从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以上习近平的讲话要求做逆向分析,则可隐约看出如下事实:

一是许多政治局委员未能向"习中央"看齐,都在底下纷纷"妄议中央",对习近平造势的"新四人帮"阴谋政变理论有不同看法。

昭文的文章中说:不错,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滥权、受贿、权色交易,这些事实不假,中央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包括习近平本人,否则如何解释王健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窜升为首富的现象?但把上述这些人打成"新四人帮"阴谋政变集团,而又拿不出"结盟政变"的证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令有图谋,这就不能不让许多政治局委员怀疑习近平的政治动机,是不是"毛病习随",习近平在效仿毛泽东整出个反党政变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好打倒整个书记处与政治局,用中央文革小组去取代。既拿不出具体结盟政变证据,又要向党内同僚表明拿下"新四人帮"的正当性,所以习近平只能用虚幻夸大之词以势压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二是什么叫政治局委员要向党中央看齐?党中央应该指党的中央委员会,但在中共的现实政治具体运作中,只有中央委员会中的政治局委员才能有资格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全会休会期间,所有重大决策均由政治局作出,所以长时间以来,政治局里的多数就代表党中央。 今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提出一个新概念,强调政治局委员们应主动向党中央看齐,而这些政治局委员中有的还是政治常委,在习近平的"看齐"要求中,当然也就包括如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俞正声、张高丽这些政治局常委们在内,也就是说这些个常委也不再代表习近平嘴里所说的"党中央",那么习近平嘴里的"党中央"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人,变成"习中央",习近平话里话外透露着,只有他才代表党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与 常委们都要向他习近平一个人看齐。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党内强调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就这么轻易地被习近平偷换概念废除掉,这充分暴露了习近平欲复辟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个人独裁的野心倪端。

再有,向"习中央"看齐,麻烦就来了,党内高层谁人都知道是习派造势了"新四人帮"阴谋政变理论,但习近平又不马上抓人,而是天天在国内外媒体上叫嚣令计划是"新四人帮"主谋,叫嚣了足足两年,才抓捕所谓的"新四人帮"主谋令计划,这明摆着是逼着令家人携带大量机密外逃,一手导演令家人叛党叛国。然后习近平先后借栗战书、孟建柱的嘴说出来,来掩饰推脱自己一手幕后导演的责任。如此看来,习近平对党内高级同僚是搞阴谋诡计的,向习近平看齐,向"习中央"看齐,就是向"阴谋鬼计"看齐,向"设局陷害"看齐,这叫一众政治局委员、常委们怎么看齐啊?合不能每个政治局委员、常委都象习近平一样相互间耍阴谋诡计设局陷害吧,那中央还不乱套了!

习近平对待党内高级同僚这一套,与孔子《春秋》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郑庄公,对自己的亲兄弟共叔段,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震惊。因此孔子春秋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日后历史学家们在给习近平定千秋罪状的时候,别忘了习近平是如何逼反令计划一家人的这笔帐。

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与常委们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是要相互拆台并自泼脏水,只有他本人例外,不用自我批评,这样做就可以把习近平自己凌驾于政治局与常委会之上。

习近平把自己凌驾于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之上早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是昭明文章中关于习近平"构陷"党内"新四人帮"的分析,有些太过阴谋论,在政评界应该是"和者盖寡"

另外,无论是去年的还是今年刚刚开完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主持其召开的主要目的笔者也不认为是为了"政治局大清洗",而是为了令包括李克强和刘云之等诸常委在内的所谓政治局成员对他彻底臣服.

中共官方的报道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会议要连开两天,因为二十多名包括李克强等常委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们,每个人都要被主持人习近平要求先做"自我批评",然后就是众出席者在其"自我批评"之后再让他"红红脸,出出汗"。

官方的报道内容中还透露说:"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准则》、《条例》提出了要求。""习近平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

经历过文革和整个毛时代的中国大陆人读罢如上这段内容,应该都会自然勾起对"阶级斗争年代"的痛苦回忆。

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的"轮流表态,人人过关"导致"人人告密,人人自危",,甚至一个家庭的亲人之间都被迫互相揭发,互相出卖的恐怖记忆,如今居然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场上重演。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RFA

吴戈:盼打仗已成大陸人民生活樂趣

台海硝煙對亞太地區、對兩岸人民的幸福至關重要,卻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當作「狼來了」的遊戲玩得不亦樂乎。

最近,極左的《環球時報》借2017年會,放出了「鷹中之鷹」王洪光退役中將,直接對台灣發出戰爭威脅。而且這次連個具體把柄都不要,遵循的邏輯是:民進黨一定獨,獨就一定打,現在民進黨在台上,因而現在就必須打,隨時都應該打。如果這個邏輯還不夠,王中將還提供了一個:台灣戰後留下了80萬日本人,現在已在2300萬人裏佔600萬之眾,日本人能不支持「台獨」?所以,從「殺光日本人」的中國根本利益和戰略目標來看,台灣也必須打個粉碎。時間宜早不宜遲,2020年前肯定軍事衝突,隨後就爆發戰爭。

還好,《環球時報》不代表中共中央,這一點西方在多次上當後搞明白了。當然,他們不搞明白會很慘,按該報的戰爭恐嚇,總統一夜被嚇得尿床好幾次怕是起碼的。

面對如此恐怖的戰爭輿論,台灣一定很委屈,我最近沒招惹你啊。其實,這不需要台灣招惹,這是大陸的內需,而且內需的好處在於自說自話,收放自如。可惜事不如願,美國的招惹不請自來。

剛剛由奧巴馬簽署的《2017國防授權法案》要求「改進美台軍事交流」,加強台美資深將領與官員互訪,還禁止美國國防部採購來自中國大陸的軍需物資。說得明白一點,這相當於突破了目前美國現役將官以及助理國防部長不得訪台的限制。

對此,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先後表示「嚴重關切」、「堅決反對」,但後果僅限「奉勸美國不要開歷史倒車」,加上互訪和交流並不為迷戀武器的中國愛國敏感人群看得上,因而此事並未在大陸社會掀起多大波瀾。

可是大陸輿論的一大特點在於,事情全看你怎麼說。果然,12月26日,一個名字風花雪月的微信公眾號──「上海感悟生活」赫然揭露驚人事實:「美悍然突破一中底線48小時,大陸陷可怕沉默」。大陸公眾這才從美夢驚醒,一面瘋狂轉發,一面慌了神:「是啊,政府都沉默48小時了,照當今『雖遠必誅』的民族英豪氣魄,能忍這口氣?一定在憋大招啊,會不會火箭軍已下發發射密碼,在港的核潛艇又突然全部消失了吧,核大戰要來了,我家的口罩頂用嗎?」

實際上,這個公眾號一目了然,就是一個商業營銷號,最終目的顯然是要經商賺錢的,但經商的前提是吸引人氣,而當今大陸什麼最能吸引人氣,當然是「要打仗了」的消息啊。還別說,這個號的寫手明顯學過國際關係,即使是添油加醋的誇張,他也知道說成「此舉就是實質上恢復了美台軍事同盟」。

當然,寫手不會操心的是,軍事同盟意味著第三方進攻其中一方則視為進攻另一方,另一方將以武力幫助,這不光消滅了大陸武力攻台的希望,在法理上也已經觸動了可怕的《反分裂國家法》中規定的必須開戰的條件。

而且,大陸佔絕對多數的此類輿論,以及官方喉舌都不願觸及的是:「一中」原則,以及中國一整套貫徹的制度本身就千瘡百孔,美國不加以破壞不過是出於重視中美關係和相信中國政府,但要說破壞,從一開始也不無破壞之舉,比如《與台灣關係法》。

因此,什麼叫「破壞『一中』原則」,是個彈性很大的說法。尤為有趣的是,「上海感悟生活」的這篇文章在政治上還極為清醒(當然也可能是發現在大陸雞血充斥的輿論場以相反套路炒作更有商業價值),直言大陸高層在中美對抗中能打的牌不多,而且應當堅持和平崛起,警惕民族主義戰爭叫囂。

可惜他未能點明的困境是,美台即使不到恢復軍事同盟的地步,共同防範中國的需要和動機也已足夠強烈,而這種戒心與本文開頭提到的戰爭叫囂當然有直接聯繫,但這種聲音即使符合高層依賴極端民族主義的利益,也明顯破壞外交大局,而中共宣傳部門卻好像根本控制不了。

以大陸當前的形勢,對這些動輒喊打喊殺的雞血愛國人群反感的人也日益增多,他們甚至不無樂見當朝被逼得不動武不是,動武又打不贏的局面。只是兵戈之事,鮮血淋漓,台海硝煙對亞太地區、對大陸每個家庭的幸福至關重要,現在卻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當作「狼來了」的遊戲玩得不亦樂乎,而現實中「美台軍事同盟」這樣原本不可想像的挑戰卻完全可能被這種遊戲玩成事實,實在是可笑而可悲。

——东网

木然:中國價值撕裂體現在對毛澤東的態度上

從網上針對毛澤東的讚揚與抨擊言論上,顯現出中國價值的撕裂。

內地官媒微博日前以《今天,紀念一位偉人》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今天,毛主席誕辰123周年。重溫話語,紀念偉人!」這樣的紀念,顯示了微博小編的水平確實不高。對毛澤東的思想言論的總結,既不客觀,也不全面。問題關鍵是缺少基本的良知和價值判斷。

到目前為止,針對此微博的評論最少有900條。在微博被不斷刪帖的情況下,900條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字。激烈的微博評論顯示的是「微博管家已為您隱藏了部分轉播評論。」正是這種隱藏評論的方式,使得人們難以形成左右思想互動、思想交流和思想交鋒。

不過,通過存在的微博評論,仍然能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左右的價值撕裂。這種撕裂讓人看到了中國思想的不健康性和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卻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毛澤東就不得不成為章立凡先生所說的「負資產」。背負著這樣的負資產行進,終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棵稻草。

據此,有人在微博批評毛澤東,列舉式的跟進微博如:「他最不堪之處在於他生了。」「他最偉大之處在於他死了。」「把惡魔美化成神,人民日報功莫大焉。」「南京大屠殺才三十萬人,你媽的天天叫,三千萬沒人說過,權力大於法律是真的,不敢面對和正視自己的錯誤,只會天天歌功頌德,叫囂偽幸福,自欺欺人,還會離滅亡遠嘛?」

還有人把毛澤東有關係的女人列出來,這些人是:「陶斯詠、楊開慧、李一純、賀子珍、江青、史沫太萊、吳莉莉、馮風鳴、章含之、丁玲、俞珊、上官雲珠、李雲露、張善蘭、孫維世、唐聞生、夏菊麗、言慧珠、謝靜宜、姚淑賢、吳旭君、邱桂榮、劉鳳英、王愛梅、白玉蓮、楊麗清、俞雅菊、胡敏貞、董若英、岳美緹。」

據此,有人讚揚毛澤東,列舉式的跟進微博如:「在這個忘恩負義的時代,我們年輕人要學會感恩,就算他犯了一點小錯也要學會包容!」「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況且將功贖罪也算是個好人。永遠記住這句話: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讓受苦受難的人們翻身做主人,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人民永遠懷念他!」「偉人與日月同輝,思想永放光芒!」

據此,也有貌似公允的評論如:「贊同功過分明。歷史決議也有局限性,此後不少人和事都有新結論,還有一些在討論或待討論。」這種公正的評論實際上無法公正,因為毛澤東在建國後的錯誤在那裏擺著,想公正也公正不了。

批評毛澤東的與讚揚毛澤東的在同一微博後面出現,一場罵戰不可避免。雙方互罵腦殘,中國罵也不絕於耳。這種罵戰,既是價值撕裂的集中表現,也是現實貧富分化、權力濫用、公平正義難以落後的強烈抗爭。在這種情況下,取得共識非但不可能,就是追求最大公約數也成為不可能。

中國的左與權力集權已經合流,毛澤東與當今的執政者已經合流。侵犯了毛澤東就等於侵犯了中國的執政者。左與集權的合流,使得批評毛澤東的右派和自由主義者的思想空間和活動空間極大地壓縮。

在這種網絡罵戰的同時,現實中擁毛的紀念毛澤東活動也在展開。這些人相信團結的力量。團結本身就是力量。當自由主義者還沒有團結起來的時候,擁毛的人早就團結在一起。他們一直團結著,只要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團結的力量就可以排山倒海。希特勒就特別相信團結的力量。

這是一個搞笑的年代,也是一個荒唐的年代,這也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悖論的時代。毛澤東經常講唯物主義,他是人不是神。但現在有人把他神來對待,那就是違背了唯物主義。但更多的人,既不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都在利用毛澤東,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利用毛澤東來發政治財和經濟財,這又違背了毛澤東的心願。因為毛澤東反對市場經濟,反對政治上的野心家的。毛澤東主張平均主義,反對發財致富,他認為發財會產生資本主義,人們會走資本主義道路。

利用毛澤東的富人、機會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政治家同時登場。在這其中的博弈充滿了不確性、粗鄙性、風險性。也可能,在如此難以對話、價值如此撕裂的中國,就此進入動盪年代。

——东网

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

未普:政府和警察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谈雷洋案

环保工作者雷洋今年5月离奇死亡,引发大陆民众对警察的为所欲为普遍愤怒。经过七个月的调查,中国官方最近宣布对这些警察的错误和不当行为免于起诉,使民愤进一步沸腾。

据律师梁小军说,"这个案子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它已经升级到维稳的高度"。对雷洋一案的决定,显然不是由下级机关就可以做出的。笔者赞同这种说法,它直接关系到最高层对社会的控制和维稳。

有一种说法认为,雷洋一案"明明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却非要掺和进来。"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在"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下,法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依法治国"只是个幌子,中国特色才是真格的,政府从来也不想让法律解决实质问题。第二,在中国特色下,政治一定要临驾于法律。法律能解决的问题,政治要掺和进来;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政治更要掺和进来。这既是这几年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更是其基本实践。

在雷洋一案上,政治掺和法律,等于是把民众对警察的愤怒转移到政府身上,这似乎很愚蠢。但是,习近平政府若想摘清自己在雷洋案中的作用,其实很难,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警察根本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为所欲为激起民愤的警察和愤怒的民意之间,政府选择为警察背书,一点也不奇怪。政府为了自己的维稳利益,必须袒护警察,宁可搭上自己的信誉。雷洋之死不过是警察越来越放肆滥用暴力的最新证明。

警察滥用暴力这几年趋于失控,普通民众遭警察暴力对待,甚至导致死亡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一些有思想的异见者遭到控制和镇压,也越来越多。去年在20多个省份,有数百名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异见人士、NGO成员被喝茶、约谈和警告,有的遭到绑架、逮捕、失踪,有的被上电视,被判刑。这些镇压行为就是由警察和国安(秘密警察)执行的。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现像,中国是个典型的警察国家。

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指的是一种政府自称为人民的监护者及拥有法定权力,在缺乏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控制人民及违反人民意愿,指导人民如何生活的社会(见维基百科)。在中国的案例中,中国政府自称为人民政府,以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和国安,还有国保等行政力量违反人民意愿,实施社会控制。警察和国安是习近平这几年控制社会,保持高度维稳的直接打手,已经被他们打压的领域包括企业、高教、媒体、智库、互联网、NGO和法律界,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遭到严密和镇压性的控制,表达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观点遭到严格限制,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警察国家以集权主义和社会控制为主的基本特征。

中国这个警察国家,和北朝鲜及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和埃及的警察国家相比,几乎毫无二致,只是规模要大的太多。这些国家都设有超级维稳力量,都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都严厉镇压反对派和异议分子。在警民发生冲突时,政府几乎都无条件地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郭建龙)"。一些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中国发生了。

在中国,警察和秘密警察们为所欲为的结果,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随意致民众于死地而不受惩罚。这种权力的恶性扩张已经让整个中国不寒而栗,让所有的人失去了安全感。就像埃及Saeed被警察暴力殴打致死,引发整个社会的愤怒,导致反抗导致革命一样,雷洋之死也已经引发了由人大校友发起的全国各高校的抗议。这个抗议会不会扩散到整个社会,政府如何对应,很值得关注。

——RFA

2016年12月27日星期二

吴虞:天亮啦別睡啦 雷洋案都不起訴啦

輿論對雷洋案已演變為對警權擴張、司法護短的憤怒宣洩。

這個聖誕節,關注內地法治、人權的萬千網民注定不會過的平安,因為雷洋案。在經過了7個多月的紛擾、起伏之後,這起備受關注的涉警案件,最終還是被有司高舉輕放,化解於無形。12月23日,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檢察院對邢永瑞等五名涉案警務人員玩忽職守案作出了不起訴決定。或許是擔心這個決定「吃瓜群眾」接受不了,檢方隨後又發布了一則長達3800餘字的「答記者問」,從十個問題角度對此案作了解答,「然並卵」,哪怕北京警方也出來站台,表示將對邢永瑞等人依紀依規作出嚴肅處理,都無法沖抵不起訴對公眾的刺激。

如果說2016年還有甚麽司法案件能與前不久平反的聶樹斌案相提並論,那麽我想就要數雷洋案了。與聶案一樣,雷洋案也是壹波三折。要是將5月7日雷洋身亡雷案引爆,到6月1日北京檢方對邢永瑞等五人立案偵查這一段,視作「第一季」的話;那麽此次的不起訴決定勢必引發「第二季」的圍觀,就像律師段萬金所言,從司法程序來講,這遠不是結束,而是真正的開始。下一步,家屬還可以持不起訴決定書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當然,鑒於目前的形勢,估計沒幾個人會對刑事自訴的結果抱太大希望。

在「第一季」中,雷洋的家屬、其人大校友,以及媒體記者、律師群體輪番上場,勠力追問的無非是案件的細節與真相:雷洋究竟是怎麽死的?他到底有沒有可能嫖娼?在所謂的抓捕過程中,警方到底對他做了些甚麽?對於這些細節上的摳問,豐台區檢察院這一次在通報及隨後的「答記者問」中,倒是基本都給出了詳盡的答覆。但細節是有了,真相和正義卻依然還在飛。通報及「答記者問」不僅沒能平息爭議,相反,其行文中多處不自洽的表述,甚至激起了更大的輿情反彈。 

比如,檢方一方面承認「在制服和控制雷某過程中,邢某某等人對雷某實施了用手臂圍圈頸項部、膝蓋壓制頸面部、摁壓四肢、掌摑面部等行為」,「邢某某等人對雷某實施了腳踩頸面部、強行拖拽上車等行為」,並認定警員「執法行為超出合理限度,致執法對象發生吸入性窒息」,且「事後故意編造事實、隱瞞真相、妨礙偵查」;但另一方面卻又根據一些籠統的諸如「統一執行公務」、「雷某妨礙執法」等模糊理由,得出了邢永瑞等五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結論。難怪「人民日報評論」都忍不住要假公號留言之口質問:輕微的標準究竟是甚麽?事實與結論是否邏輯脫節? 

至於雷洋死因部分的表述,由於出現了「不排除與死者生前在飽食狀態下……等因素有關」的字眼,更是喚起了許多人對於「喝開水死」、「睡姿不對死」、「躲貓貓死」等中國特色離奇死法的記憶,也為段子手的創作提供了最新的素材。一時間,圍繞「吃得太飽」的段子,以及「別吃太飽」的奉勸鋪天蓋地。有的說,天蓬元帥要不是吃得太飽喝得太醉,也不敢調戲嫦娥,不調戲嫦娥,也不會被貶下凡脫胎成豬;還有的問,知道「wuli朝鮮」為啥能夠三代世襲還固若金湯嗎?就是因為始終堅持不讓百姓吃飽。 

和在霧霾事件中的表現一樣,段子雖然無法給出答案解決問題,卻往往一針見血直指癥結,並能夠避閃正面評論的言說風險,所以仍不失為一支輿論奇兵。當然,雷洋案又不完全等同於霧霾,活生生的一個人之死,無論如何讓人也沒法像面對霧霾時那樣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只是正面追問何其之難,在互聯網上,「雷洋」二字早已成為敏感詞,就連人民日報旗下公號「俠客島」上那篇純粹歸納梳理的文章《不起訴》,在發出短短幾個小時後也遭刪除。清博公司的輿情專家傅文仁老師肯定知道,這種時候愈是刪帖,愈可能將輿論引向陰謀論的方向。只是傅老師似乎忘了及時將這些人生經驗賣給他的客戶,否則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當然,這些還都是技術層面的細節問題。事實上,雷洋案發展到這一步,至少在輿論層面,細節問題已經不是最受關注的了,輿論的出發點也不全是基於事件本身,而演變為對警權擴張、司法護短的憤怒宣洩。在這方面,無論是公安系統還是整套政權體系,又實在有太多的把柄。民眾無需列舉太多案例,只要不動聲色地反問一句:如果雙方掉個轉,一群草民打死一個警察,結果又會怎樣?就足以讓有司的各路喉舌啞口無言。 

也正是基於此,面對輿論洶洶而來的憤怒、質疑和指責,政府方面毫無還手之力,其拙劣的應對技巧,更每每適得其反。就像不起訴決定作出後,北京政府新聞辦發的那篇《法律面前,雷洋和警察首先都是無辜者》,初衷是想洗地,結果卻火上澆油。睽諸此後的輿情走向,可以說,平反聶樹斌案所好不容易收拾起的一點「吃瓜群眾」對於法治的幻想,又被毀壞殆盡,相反楊佳的名字卻一再被人提起,受到肯定。

這當然是雷洋案的外圍影響了,對於雷洋家屬來說,它已不是重點。但就像我此前在評論賈敬龍案時提到的那樣,就社會心理、社會情緒而言,正是這些外圍影響積累起民眾對於政權對於體制的怨念。大變局的結果,倒還可能真如北京政府新聞辦的洗地僧說的那樣,雷洋和警察都是無辜者,當然,不是首先,而是最後。

——东网

乔木:霧霾政治經濟學

內地粗放底發展引起的空氣污染禍害,短短幾年豈能化解。

霧霾再次來襲,東北淪陷、華北淪陷、華東淪陷,就連當年日本鬼子都進不去的大西南,也淪陷。網傳照片,成都一教室裏的小學生幾乎人人戴口罩上課,令人痛心。最近全國多地啟動霧霾紅色預警,許多中小學停課。偌大的中國,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在霧霾最嚴重的北京、天津、河北,有五名律師,向法院起訴京津冀政府,狀告其未能履行防止和治理轄區內大氣污染的職責。儘管從法律的角度可訴,但中國的法院事實上都歸同級政府、黨委政法委管轄,這樣的案件往往不予受理。就像許多涉及網絡刪貼銷號、政府訊息公開的起訴,由於法律背後的政治,法院也不受理。

這些年中國各級政府在治理霧霾方面,表態、舉措、加稅、投入巨額預算,決心不可謂不大,但具體效果如何,不光沒有好轉,反而是愈來愈厲害,而且決策不透明,責任難追究。以北京市為例,從2014年起政府將投7600億元治理霧霾。市長更是表態,2017年如果實現不了空氣治理的好轉,就「提頭來見」。結果2017年沒到,市長換了。

這就是中國的「三拍」官員:拍腦門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官員的升遷任免由上級決定,同級的人大代表沒法監督,民間更沒辦法知曉經費的投入和使用情況。起訴法院不受理,要求訊息公開,又說不在公開的範圍。儘管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開的應該是常態,不公開的是特殊,但在具體執行中,卻變成不公開是常態,公開是特殊。

霧霾表面是氣候現象,而且只要刮風,就能緩解消除,氣象部門也準備把霧霾作為自然災害來應對,但誰都知道背後是政治。一方面是過去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長,用政績來維持穩定,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否認、忽視、拖延環境問題的存在和解決,導致愈來愈嚴重。

事實上霧霾一開始就是當政治問題處理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美國有幾名運動員對空氣不適,戴上口罩,遭到中國官媒的圍攻和民眾的憤慨,認為是給中國抹黑。2011年,美國大使館開始公布北京的PM2.5指數,供在華美國人參考,指數顯示北京空氣污染經常是「有害」水平。

當時的《環球時報》對此發表社論,認為美使館搞PM2.5監測並公布數據,有很大的「私心」,想多爭取美國政府的駐外使館人員補貼,從利益上說,不排除有意把中國空氣質量往差了說的動機。

而中國環保部更是認為此舉違反了環境保護的規定,中國的監測和數據更精準,完全能夠滿足公眾的需求。敦促美國使館尊重中國法規,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量訊息。

政治的調門很高,也激起了民眾的反美情緒,但掩蓋不了日益惡化的空氣。現在中國也在公布PM2.5指數,民眾在不停抱怨的時候,是否該反省被政治耽擱的環境問題?

現在倒是想治理,但幾十年粗放發展排出的廢氣塵渣熱量,豈是短短幾年能化解的?何況還在繼續排放。另外空氣是流動全局性的,北京投入大、轉移多,但周圍的河北乃至全國都得協調,以鄰為壑、地方保護、邊污染邊治理,如何解決?

霧霾沒有解決,霧霾經濟應運而生。各種口罩、淨化器銷售火爆。在霧霾最嚴重的12月20日,清華大學主辦「霧霾經濟學研討會」,結果外地的代表一大半沒來。有飛機降落不了的,有高速公路封閉的,有出了高鐵站身體不適返回的。

這就是北京,政治經濟、為人民「服霧」的中心。

——东网

梁京:从雷阳案看习近平的治理危机


圣诞前夕,中国当局公布了对雷阳案的涉案执法人员不予起诉的决定,从而暴露了习近平正面临著空前的治理危机。种种迹像表明,这个决定与习近平严查和严惩这些明显违法的执法人员的初衷完全相反。习近平为什么违背初衷,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决定?这是许多评论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终于认识到,如果他坚持严查和严惩这些违法的执法人员,有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这个后果就是大批执法人员,特别是当局高度依赖的第一线执法人员,其中包括北京等特大城市"维稳"不可或缺、数量庞大的来自农村和异地的所谓"协警"们的极度不满、怠工乃至离职,从而令中国正在急剧恶化的治安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当然,正如许多人都认识到的,对雷阳案的嫌疑人不予起诉的决定,同样会导致非常危险的严重后果,但两害相权,习近平不得不做出现在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既是执法部门坚持向习近平施压的结果,也是基于他们这样一个严峻的判断,那就是严查和严惩这些严重违法的一线执法人员,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判断固然有执法部门强烈的既得利益考量,但也有非常真实的现实依据。

理解习近平治理危机的关键之一,就是理解当前中国的治安危机。目前中国的治安危机已经很明显。习近平虽然有效地打压了民间政治力量对中共合法性的正面挑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刑事犯罪却越来越猖獗,令执法能力面临越来越不堪承受的压力。习近平显然低估了这一点,因此试图用对付贪官同样的办法,也就是拉下脸来"立规矩",严查严惩。但雷阳事件终于让他明白,这一套对一线执法人员不灵。原因很简单,一线执法人员不仅可以学官僚们进行"软对抗",也就是不作为和假作为,更可以选择离职不干,因为大量的所谓"协警",事实上是一线执法人员中的"农民工"。他们的待遇极低,而且在社会上得不到任何尊重。如果不允许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搞点"钓鱼执法"来养家糊口,他们另有选择,包括与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同流合污,从而令已经十分严重的治安危机完全失控。执法部门之所以敢对习近平严查严惩的批示拖延不办,以致对习近平说"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有消息说,在起诉涉案执法人员后,当地警方已经停止抓嫖,直至这次宣布不予起诉)

由于对雷阳案涉案执法人员毫不掩饰、完全无视法律和法理的公然开脱,雷阳案不仅有可能加剧中国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而且毫无疑问正在加剧习近平的政治危机。许多人认为,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将是中国政治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因素,现在看来,治安危机其实是一个更可怕、更危险的因素。因为只要国家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并不是那么可怕,毕竟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已经有了空前的国力和回旋余地。

正因为如此,雷阳案暴露出来的中国严峻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有可能比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更有效地迫使习近平反思自己的"治国理念"。我认为习近平不得不在执法部门的压力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收回成命,主要原因就是他看到了全面失序的严重风险。

去年底,我曾预言2016年习近平要过大关。现在看来,习近平虽然成功地给自己赢得了"核心"地位,但并没有真正过关,因为这一年他给这个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失序风险。2017年,习近平将面临比2016更严峻、也更复杂的挑战。习近平如果对自己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对自己一言堂的领导作风不做痛苦调整,他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危机和风险。

——RFA

林忌:对纳粹党与共产党的双重标准

左起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
台湾新竹市私立光复高级中学的校庆活动,主题为扮演「古今中外历史人物」,由各个班级民主投票,自行选出扮演的人物;某些班级经过两轮投票,选出希特拉为扮演人物,根据该班的历史教师刘习正表示,校方已经要求「没有杀戮、偶像崇拜或口号呼喊,没有血腥」,但事件仍然变成了国际事件,德国与以色列都对此表达抗议,引发该中学的校长道歉再「引咎辞职」。
诚然扮演纳粹德军,而没有把这背后的血腥及杀人如麻的道理解说,是非常的不适宜;可是对华人更为羞耻的,是同日各班级不但扮演了纳粹党,据报导更有扮演英女皇、草船借箭以及中共的红卫兵。为何如今大家都只说扮演纳粹德军有问题,但扮演中共的红卫兵却没有问题呢?
无论中国与台湾,很多在血统上属华人者,长期歌颂国族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常说「血浓于水」、「龙的传人」甚至仍高声自称「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何华人只对和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犹太人被屠杀感到不堪,却对自己的「同胞」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感到麻木不仁呢?为何纳粹党就是禁忌不能扮演,但解放军与红卫兵却不是禁忌,属于可以扮演?为何只不容扮演希特拉,却可以扮演同样杀人如麻,甚至杀人更多的毛泽东以及史大林呢?今年为庆祝中共的国庆,香港甚至有人推出一套新的粤剧《毛泽东》,去歌颂这个魔头呢?
请问老师如何解释这个双重标准呢?是因为中共势大,而纳粹战败了吗?是因为共产党至今仍然是成功者,而纳粹德国已经化为灰了吗?还是因为德国和以色列这些「洋人」的抗议,在「现实政治」比较强势,因此要对他们低头,至于「中国人」,他们如今仍然有如纳粹德国统治下的那些人,仍然非常迷恋极权的独裁统治者,绝容不你对「中国元首」毛泽东,说任何「不敬」的说话吗?
近年东欧各国,包括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都分别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标誌,等同纳粹党与纳粹党的标誌作出全面禁止;事实上纳粹党和共产党都是二十世纪的孪生兄弟,不但同样杀人如麻,更把这种独裁政体推广到其他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如今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共产政权转化为纳粹政权,今日的中国与纳粹德国,在体制上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的独裁专制,同样的压迫国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反政权的人,同样的经济成就,分别只是不再有如「文革时代」或赤柬般,如此公然杀人如麻,以及纳粹德国是「经济、开战、杀人」,中共是「杀人、赤贫、经济」再过渡到如今的军国主义的分别。
当大家不容许「爱纳粹德国,不爱纳粹党」,这种所谓「爱国不爱党」存在,连角色扮演也不可以,那么为何大家可以接受「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爱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双重标准呢?香港有些年年去参加六四集会的爱国人士,却走去钓鱼台举五星旗,五星旗上面最大粒那粒代表共产党的星,这些「爱国不爱党」的人士,又为何可以故意忽略呢?爱德国,不可以爱「纳粹德国」,因此爱中国,同样不可以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是「爱国」华人应有的态度。
——RFA

高新:美中关系当然是“美共关系”

美中关系走向令人关注(资料图片)
美中关系走向令人关注(资料图片)

近日从一家海外网络媒体上读到一篇专访,标题是《专访陈光诚:美中关系不是美共关系》。未细读内容之前,笔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美中关系不是"美共关系"又是什么?是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当然不是。

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政权"是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的,而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是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开始被联合国认可的。在此之前的"美中关系"当然还不是"美共关系"。

当时,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尼亚等国提案的中心内容是"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的"取代投票案"。

在同意和反对的双方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时任美国大使老布什连同日本等十七国(后增至十九国)提出临时动议,主张将决议草案分段表决,其中"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内容作为另一项议案。动议如果能获得足够的赞成票,有机会促成"双重代表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常任理事国身分参与联合国,同时中华民国仍然保持其联合国普通会员国的席位,但此动议在表决中以61票反对,51票赞成,16票弃权的结果未获通过,换言之当时中华民国的六十五个友邦中出现了严重倒戈,再加上当天又有与台湾关系友好的沙乌地阿拉伯大使白汝迪奉其国王指示帮忙中华民国,不断地发言且坚持自己的提案比阿尔巴尼亚提案或者是双重代表权案都好,导致众多成员国不耐烦,因而帮了倒忙。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周书楷上台发言,表示对于即将进行的投票案感到相当遗憾,中华民国决定自行退出以维护立场。

随后中华民国代表团愤而离席,最终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投票案"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然而中华民国退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中国席位是空缺的。

而在中共政权宣传中,从来都是故意回避这段历史的重要细节,令中国大陆老百姓至今相信中华民国的驻联合国代表是被"当场驱逐"。

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将其坚持多年的"汉贼不两立"的政府为弹性外交政策所取代。

1949年,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移至台湾后,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争联合国"中国席位"的反对,"汉贼不两立"而成为其口号之一。在这个口号中的"汉"指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完整中国主权;"贼"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它视为叛乱团体。

在当时的中华民国中,"汉贼不两立"是在蒋中正总统时期,对于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与政治意识型态一种非正式表述,出发点当然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坚持固守的"一个中国政策",意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中国大陆的完整主权,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或进行政治谈判,拒绝在国际组织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享中国代表权,同时也拒绝中华民国邦交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交流。

事后总结,如果当然的台湾中华民国政权没有因为蒋中正的所谓"民族大义",而是赶在在韩战结束后即以"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指导其对内对外政策,当时的美国政府即西方主要国家,甚至当时的苏联政府都只会坦然接受同时承认"两个中国"的"分治"现实和在此基础上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权的客观存在,在此前提下,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两岸关系"就相当于今天仍然处于僵局的南北韩关系和过去的东西德关系。

回过头来再"美中关系"何时才正式成为"美共关系"。

回顾当年,除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中正墨守陈规,没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当时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为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所严重束缚。导致它在联合国层面的步步被动。试想,假如当时的美日等国早一些想出"双重代表"的提案内容并付诸实施,联合国里那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友们很有可能不会抛出他们的"取代案",此其一。

其二,假如当时的联合国通过了"双重代表案",当时的毛泽东政权会因为一句"贼汉不两立"的"反分裂"理念拒绝进入联合国?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理念继续主导,使得中共政权进入联合国之后,外交层面的"美中关系"在若干年内仍然还是美国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如今我们说的这个"美中关系",是随着中国的几次改朝换代而内容不同而对象不同。太远的不说,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后近三十年的"美中关系",都是中共政权所说的"美蒋关系"。自1979年美国抛弃事实上只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与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美中关系"正式成为"美共关系",其全称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政府)的关系"。而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则开始被称之为"美台关系"。

历史回顾到此,笔者细读了陈光诚先接受专访的具体内容之后,才发现《专访陈光诚:美中关系不是美共关系》的标题根本就是误导读者,和文中被专访者陈光诚先生的意思满拧。陈光诚先生的原话是:"其实所谓的美中关系,我认为就是美共关系。"

陈光诚先生还说:"以后不要说什么'中国政府',对它最准确的称呼应该是'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共专制,中国就永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陈光诚先生说得没错,但从外交的角度,所有与中共政权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专制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好,称中共政权为"中国政府"也是理所当然,更何况"政府"也好,"政权"也好,都是中性词,这个世界上有"独裁政府","专制政权",相对立的则是"民选政府"和"民主政权"。

至于"中共"二字,本来是"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的共产党"的简称,恰恰是中共政权自己把它当成了"贬意词"。

2002年发生的一则故事是,针对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李元簇出席亚太经合会(APEC)非正式领袖会议受到中国阻挠,中国外长唐家璇于APEC部长级会议联合记者会指称台湾未按谅解备忘录规定,背后显然含有微妙的政治图谋,而有特别打算;唐家璇随后还制止台湾代表团的发言,当场"纠正"发问的台湾媒体对中共的称谓。

当时台湾某电子媒体记者向唐家璇询问"中共如何处理李元簇的与会问题"时,唐家璇陡然变险,声嘶力竭地怒斥道:"这里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上海,妳口口声声'中共、中共',这名词我以前听过,现在已经是历史名词,但却出自妳这个台湾记者口中"。

不但这个台湾女记者吓得花容失色,其他所有与会的台湾记者也都被震唬得诺诺连声。接下来的提问中,当然没有台湾记者敢再提"中共"二字,但没想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继而又训斥一位台湾记者不该说"大陆"二字,声称"中国就是中国",不是什么大陆。

由此推论,既然"中国就是中国",相对应的当然是"台湾就是台湾"。所以从那以后,据说台湾记者中再无所谓"统派",连"两个中国"都不支持了,全都是"一中一台"论者了。

最后还想与陈光诚先生讨论的是,陈先生说他对川普当选后的一些做法非常认可,因为他不受陈规旧套束缚,是一个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希望他和他的团队能找回、推动、重振美国的基本价值,把人权作为所有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的首要准则。但笔者相信川普先生未来的对华政府无论强硬与否,从人权的角度都会令陈光诚先生失望。道理就在于川普的对华政策肯定是经济至上,贸易第一。美(中)共建交以来的历届总统,川普肯定会和奥巴马一样最不看重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奥巴马不敢,川普不想!

——RFA

2016年12月24日星期六

郭建龙: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

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埃及的循环往复

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乌托邦里的维稳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

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

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

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

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

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

2016/05/12

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

黄东:狡辯的中國軍事邏輯

轟6K掠過玉山的假照片,是對台心理戰一部份。

2016年顯然是中國走向軍國主義的元年,面對近期周邊局勢惡化,任何愛好和平的人類特別是中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向那些極左狂熱民族主義分子說不。以期令中國避免陷入將來萬劫不復的深淵,拯救社稷於兵連禍結之中,重回依法治國、與鄰為善、和平共處的正軌。對那些天天炫耀的新式武器及百萬雄兵,暫時提不起興趣去評論。大國若要崛起,不招人忌及圍堵才是庸才,若沒有處之泰然的平常心,自大又自卑地天天鬧得周圍刀光劍影、雞犬不寧,那就別奢望當強國好了。

今年以來,日本已處於守勢;菲律賓已經臣服;所謂台獨港獨只是迫出來的心魔;美國軍力從來存在,不是今年才突然加強;怕得要死的南海仲裁案也暫告結束,本來今年下半年,東亞軍事形勢總體上應趨於緩和才對。然而有人卻抱著半世紀前「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冷戰思維,到處炮製假想敵方休。甚至包括澳洲、南韓、新加坡,亦紛紛進入中南海的新瞄準鏡視野。至於美、日、台、越、印,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瞄準鏡半分,真是我的敵人遍天下了。

中國崛起,海軍西行就可以;澳洲崛起,海軍北行且說幾句公道說話就不可以,這是什麼邏輯?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非一日之寒,但天朝幾年來慢郎中,又不堅決制止北韓大搞兩彈一星,且還繼續輸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怪誰才對?新加坡跟台灣軍事合作42年,哪請問蔣經國、馬英九時期的合作,又算不算支持台獨?改革開放新加坡出了多少力?李光耀時代維持兩岸和平,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處身南海難道連自身安全與和平的權利也沒有?李光耀屍骨未寒,就把人家軍方財產連車帶船劫走,這合情合理合法嗎?

好了,中國特色的軍事笑話還陸續有來。吉布堤「只是後勤支援補給基地,不是軍事基地」,連成千上萬的軍人都有能力收容,又不提供民用服務,天下間竟然有這樣有趣的民用基地。其創意真令人刮目相看,更萌生出參觀的衝動。

南海無風三尺浪,海空遍佈中國的飛機、戰艦、潛艇、偵察船、武裝漁船,島礁上遍佈高炮、導彈、遠近搜索雷達、電子偵察儀器、水聲監聽器材。但卻依然「沒有軍事化、要塞化」,聲稱是為民用服務的。甚至搬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30多年前要求中國協助,在南沙島礁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云云。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禁令人想起當年血洗京城後,那位鼎鼎大名的袁木名言:「只是死了23個人,當中沒有一位學生。」

假如官方再狡辯下去,大概會出現如下金句:戰艦本身就是漁船;核潛艇用途是深潛科學考察;未來新航母是為了發展海南郵輪經濟產業;南薰礁、東門礁、赤瓜礁的陸盾2000反導近防炮是打魚驅鳥用的;紅旗6導彈用於驅散颱風;雷達是氣象和導航之用。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上的軍用機場,是與大陸運輸補給用的。看來網民比這樣的發言人還要清醒,有人說:填島就是軍用,你以為賣門票旅遊啊?

哪請問一下軍方,最近出現在衛星照片上,南沙一些島礁上的新型蜂窩狀建築群,又是幹什麼用的?這樣的結構,與納粹德軍二戰時在柏林、漢堡、波恩等城市興建的防空堡,以及駐台日軍在台灣各地興建的馬特洛塔,顯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軍方或外交部諸官真的會這樣回答:這是給島上居民和漁民避風用的設施。阿彌陀佛,真是功德無量啊!

當然被外媒迫得緊了,外交部和國防部發言人,對軍事化還是不認不認還需認的。例如上周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答稱:南海諸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在自己國土部署必要的防衛設施完全正常,這些設施與軍事化沒有必然關係云云。首先請他自己先搞清楚,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到底小到什麼程度?何時才涵蓋南海?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在定義上有何不同?在自己國土部署必要防衛設施當然正常,問題在於性能和數量上超出必要的防衛需要,有些甚至達到進攻性程度,這還算正常嗎?這還不算軍事化,難道又想重彈民用的老調?

至於國防部的回應,這次比較坦白得可愛,對軍事化行為直認不諱。但反問「別人在你家門口耀武揚威,難道你還不能準備一個彈弓嗎?」哪請問中國海空軍及外交言論,幾十年來對南沙不作為,忽然如夢初醒,就跑到東盟各主權爭議國門囗耀武揚威,人家又應該準備多少個彈弓來恭候大駕呢?中國手上又豈止一兩個彈弓來恐嚇別國?濫用填海造陸及軍事化怨怨相報、以牙還牙,泱泱大國卻不懂運用軟實力化解矛盾,就算暫時把南海變成內湖,也不能變成和平之海。

上月25日和本月10日,中國空軍機群繞飛台灣,曾引來台日戰機跟蹤監視。其中日本F15J戰機的確有近距離監視轟6K轟炸機,因為後者每次都掛著長劍20巡航導彈,射程足以威脅日本,此舉十分正常合理,且其距離與護航的SU27戰機並無分別。然而在雙方防空識別區重疊處,中方卻倒打一耙,斥責日機干擾飛行安全。

事後連中方亦直認不諱,曾危險地用火控雷達從後鎖定日機,後者本能反應當然是拋出紅外干擾彈機動脫離,情況與今年六月相同。但中方卻刻意妖魔化地將之描述為「近距離發射干擾彈」、「危害中方飛機及人員安全」誤導世人。稍有軍事常識當知道此說如何荒謬,情節有如八十年代電影《火狐》中,擊落蘇聯MiG31戰機的神話橋段。

這還沒夠,內戰內行的當權者又豈會放過台灣?只要蔡英文不說出九二共識就是台獨,文攻武嚇陸續奉上。大陸空軍又玩弄假照片,引導網民聯想到轟6K曾掠過台灣玉山及蘭嶼附近,令人以為台灣空防不堪一擊。同時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壬洪光亦坦言,2020年前後奪取台灣,只以小時計即可。不過此君竟誇口稱,曾親眼看過漢光演習的想定與詳細過程,又在炮製台灣不設防似的假象。

凡此種種皆使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對中國軍隊近年在周邊的行為深感失望與擔憂,尤其台灣更可能成為第一件祭品。六四事件揭開了解放軍的真面目,近年軍中大老虎曾出不窮,對外又頻頻展示霸氣,中國軍隊往何處去?已經是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迫在眉睫大問題了。至於中美水下潛航器之爭,牽涉問題需要大量篇幅,待有機會再談。

——东网

吴戈:中美潛航器事件復盤

對於這艘潛航器對中國潛艇構成的威脅,中國最終隻字不提。

關於12月16日中美潛航器事件,全世界匪夷所思之處不一而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完全不禁止在國際水域的軍事偵察,何況是公開搜集軍民兩用的海洋環境數據,與侵入領海領空的間諜行為完全是兩碼事。中國自己也大量利用太空、國際空域/水域、軍民兩用平台和遠程技術偵察合理合法地搜集軍事情報,並積極利用海洋環境科學領域的國際合作引進技術,提升水平。

雖然在對國際法從來一竅不通也完全不認的大陸民族主義分子眼中,哪怕離菲律賓海岸只有百十公里,連「九段線」也兜不住的南海水面,也是中國的「家門口」,中國有權「截獲」、「扣留」甚至「繳獲」,但中國政府部門不會不清楚這在國際上行不通。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也難以相信這一行動得到了中國最高層批准,更不用說精心策劃。因而,即使中國官方用海軍發現不明裝置後對其進行了識別查證來辯解,但不顧主人充分的所有權聲明當面竊取,能叫作「負責任」?撈回來才認出上面的英文,稱得上「專業」?

經過與專業人士的探討,筆者不妨大膽推演一下這個行動可能的來龍去脈:雖然不可能是中國高層明確授意,但從行為的挑釁性來說,又很難說沒有高層「適當挑戰美軍在南海行動,配合應對川普否定『一中』原則帶來的中美關係震盪」一類模糊授權;美軍的確高度重視搜集中國潛艇情報,中國(核)潛艇也渴望擴大在南海活動範圍,發揮更大作用,當時很可能有較為敏感的中國潛艇在附近活動,中方水面策應兵力極為緊張。對美軍使用的偵察裝備,中方船長可能信息不足,卻貿然判斷其具有搜潛能力,因而既有關鍵情報泄漏之憂,又有此前撈獲高價值裝備受到表彰的誘惑,但對派出的水兵而言,美軍潛航器上雖有文字,水兵卻未必有足夠情報素養,也不願空手而歸。當然,中國軍工部門需要相關技術,要求海軍用這種方式竊取的可能不大,這畢竟太露骨而且不一定湊效。

結果整個行動看似得手,實則闖禍。一來美軍船隻就在身後聲明所有權,「撿」成了「偷」,「偷」成了「搶」;二來即使對方獲得了關鍵情報,只撈走兩個潛航器中的一個,而其情報早已通過衛星傳走,能阻止泄漏嗎?如果說像以前多次幹過的一樣,想給美軍一個警告,將其偵察設備破壞即可(這仍然非法且挑釁);三來既然敢到國際海域活動,卻又指望通過粗暴驅趕而不是自身水平躲避外國海軍的偵察,這和官員搶記者的錄音筆有什麼兩樣;最後,對於這艘潛航器對中國潛艇構成的威脅,中國最終也隻字不提啊。

實際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9日三度強調兩軍保持著順暢溝通,將妥善處理,這顯然既是針對美軍少有地將此事捅給大眾媒體而非像以前一樣在軍方之間關起門來(給中國留足面子)有事好商量的一點埋怨,也是極為隱晦和模糊的一點「不好意思」。

可惜,雖然中國政府專業部門顯然明知理虧和丟臉,高層卻絕沒有給他們為此道歉的任何空間。相反,要滿足高層的政治偏好和需要,近年中國外交部早已越來越嫻熟地掌握了一門絕技──豪言壯語迎合民族主義情緒。為此發言人以「在街上撿到東西有權查證後才歸還」來辯解,被外國記者反問「中國海軍發現潛航器的時候難道認不出屬於美國」時,只好柳眉一豎卻不夠聰明地反嗆「難道你認為南海是美國的囊中之物嗎」。

對當前中國大陸社會,上述那點「不好意思」幾乎無人能體會,最後這句反嗆卻被所有媒體又以「罕見強硬質問」一類的煽動性標題大肆傳播。不止於此,發言人竟不顧事發地逼近菲律賓領海,再次提起「美軍艦機長期在中國當面海域頻繁抵近偵察和軍事測量,對中國的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質問「美國軍方到底在那裏(事發海域)幹什麼」。結合中國軍方將自己行為美化為「為防止危及過往船舶航行和人員安全進行查證」,又大有借「南海防空識別區」一類舉措強化「整個南海全部屬於中國」之勢。

這些咄咄逼人,顯然又與中國最近從菲律賓得到一些投機性成果,以及美軍在南海並不願與中國激烈衝突不無關係,但除了煽動和收割民族主義狂熱,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實際利益和南海等問題的真正解決並無益處。但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不如此,發言人無從加官進爵,媒體無從安全生存,這才是當前中美關係中嚴重影響中方理智的制度性、結構性和社會性因素。

還好,過度激怒美軍也是中國政府上下的共同憂慮。儘管事件上周五一發生,軍事網站和自媒體就開始煽風點火,這股勢力的教主《環球時報》也在次日得意中國「賺翻了」,中國官方還是於本周一迅速表態,周二交還裝備,堵住了這些已基本不受高層控制,卻因符合「民族正確」而不受打壓的勢力進一步煽起狂熱,令政府的妥協置於「賣國」境地的空間,但這樣的局面今後很難每次都那麼可控。

——东网

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

梁京:2016——美中关系的转折年

2016即将结束,我不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未来一代人回顾历史的时候,2016年将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历史意义?毫无疑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味著历史正在发生重大的转折,无论对美国内部,还是对整个世界,这个转折究竟意味著什么,尚有待时间展开才能逐渐清晰。

去年底,我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多年来一直持"亲中"立场的美国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反悔。最近,我又看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诰烽副教授的评论,题目是"亲中派大佬的悔悟?华盛顿对中战略大变局背后"。(见微信公众号:阿尔法工场)评论的基本观点与我一年前得到的消息一致,那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的对华思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也就是认为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善意而强大,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国的仇视和敌意。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才有了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事件。

这意味著,2016年有可能成为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年。我们都知道,发生在45年前的美中关系转折,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那么,这一次美中关系的转折,其历史意义也将非同小可。

这样看,是否夸大了美国少数精英对华态度的转变对历史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样强调美国部分精英对华态度的改变,会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本月15日,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办的50周年庆祝活动时,基辛格发出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合作紧张会加剧,世界将分裂为拥中和拥美两派,并早晚会失控"。他的这个表态,代表了对美中走向对抗深感忧虑的人,同时也进一步证明,美国精英对中国敌意的增长,确实是一股强大的潮流。

那么,作为一个追求进步和自由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精英中的这个潮流呢?是应该悲观还是应该乐观呢?

我的看法是,美国精英的这个敌视中国的潮流的显性化有深刻的利益和文化根源,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的迅速崛起,确实得益于美国对中国的巨大支持,而美国本来是有机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的。比如说,在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种选择就是全面制裁中国,并全力支持俄国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老布什总统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对美国乃至对世界更好的选择,这也是许多美国精英后悔的主要理由。

但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如果老布什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产生的世界格局就一定会比现在的更好。中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经济突飞猛进,但政治体制却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实现民主转型,这确实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风险,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给中国社会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巨大进步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从长远来讲,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个进步的积极意义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更为重大。因此,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后人很可能认为老布什当年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他有机会做的更好。

在承认中国崛起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风险这个事实的同时,对美中关系的历史转折过于悲观的态度,对于历史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害无益。未来虽然受到历史的约束,但未来永远是可以选择的。持一种审慎和求实的乐观态度,将有助于做出好的选择。美中关系紧张固然会增加对抗乃至战争的风险,但也将极大地促进两国在技术革命时代的制度变革竞争,促进两国内部的变革。我坚信,美中关系的历史转折,将在两国带来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RFA

未普:美中两国关系面临重大拐点

美中关系这两年一直龃龉不断。最近,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之间的一通电话、一只被中国捕获的南海海底无人潜航器,和美国白人蓝领对全球化受益者中国的愤怒,把两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推上了新的龃龉高峰。可以说,美中两国关系面临著自建交以来最微妙、最敏感、也最有可能擦枪走火甚至爆发重大冲突的转折时刻。

此时的美国政界、学界和外交界,正面临著对华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对华关系的乐观派转为悲观派,亲中派转为反中派,主张以合作为主派转为以竞争为主派。这种对华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变,以学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政界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为最。

兰普顿在2015年两次谈到美中关系处于临界点,2016年7月再次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说,美中两国正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局面:两国人民都视对方为更大的威胁,两国军方也把对方视作最大的敌手。他还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赢得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有人批评,兰普顿的这种关于中美关系面临"临界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夸大了当前中美关系消极面的影响。可是政界和外交界的重要人物白邦瑞要比兰普顿走的更远。他曾在尼克松时代主张"联中抗苏",是一个典型的亲中派,但现在是反中派。他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中国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策略》中表示,中国自1949年以后就有一个要在百年之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复兴梦,而这些年中国用一种伪装的很好的假像,使美国产生了中国没有野心不会称霸的幻想。他因此而承认"我们这些亲中派都彻底错了",并敦促华盛顿放弃幻想,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对像。

白邦瑞的论断"我们这些亲中派都彻底错了",似乎已经被川普接受。前惠普女总裁菲奥莉纳十二日和川普会面,花了不少时间谈中国大陆,之后她透露,中国大陆"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对手及崛起的对手",这应当就是川普的意思。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似乎将会成为川普上任后对华关系的主要基石。

而在太平洋彼岸,此时的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动向似乎也朝著不利美中两国关系的方向发展。12月17日,《环球时报》召开了一个年终座谈会"世界深陷窘境,中国加快转型"。据蔡慎坤博文,这个会上最具煽动性的话题就是台海必有一战。在讨论中,包括军界人士和国台办前高官,都在鼓吹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断言,2020年前后台海必有一战!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还引用了一大串数据,称《环球时报》的民调显示:7亿网民中有93%支持用武力解放台湾,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读者中也有83%同意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统一台湾。这些强硬派认为,中国的和平诚意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时机正在成熟,川普对"一中政策"的挑衅,已经为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打开了机遇之窗。他们还认为,中国应当对川普采取更严厉的回应。

还有一个月就要宣誓就职的川普,一旦认为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会如何反应呢?从川普强硬的政治个性看,他很可能不甘示弱。即便川普本人并不知道美中关系的水到底有多深,他背后的鹰派团队,却大有可能要成心试探一下中方的底线。

中国方面一直把南海和台湾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之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停地对外亮剑的习近平,是不会容忍外力触动自家"奶酪"的。习近平虽然公开表示,中美两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他的精英们大都认为,一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争战,是难以避免的。

鉴于此,南海和台湾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有可能酿成美中两国之间的巨大风暴。进入2017年,美中关系将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

——RFA

高新:习近平和川普谁会是“打架不要命的”?

笔者上个每星期在本专栏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习近平咋不和特郎普"蛮对蛮"?》,内容中介绍川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从"两害择其轻"的角度,中共当局,其实就是习近平本人,应该是比较希望川普败选,因为如果川普当了美国总统,那就是"川蛮子杠上了习蛮子,看谁蛮得过谁!"这世界真的就有好戏看了。

此文刊出后,王丹先生在自由亚洲发出一篇评论文章《横的遇到愣的》。文中说,在北京长大的小孩,都知道"横"是什麽东西,遇到"横"的人都躲开一些,因为惹不起。但是,也只有在北京长大的小孩,才会知道另外一句话,叫做"横的怕愣的"。

所谓"横的怕愣的",正好可以用来形容习近平遇到川普的麻烦之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上是有一些规矩的,这些规矩充满了厚黑学,作为类似于黑社会老大的人物的习近平,在这样的规矩中占儘优势,所以所向披靡。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愣头青"川普,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些规矩,而且朝气蓬勃,横冲直撞。习近平和中共所有那些原本用来对付讲规矩的人的下流招数,现在遇到川普统统失效。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横的遇上了愣的,以后,习近平的麻烦大了。

笔者的孩童时代也熟悉"横得怕楞的",后面紧接的一句是"楞得怕打架不要命的"。所以,自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拿"一中"政策调侃了一番习近平和他的中共政权之后,那些恨台海不乱,恨中美不战的爱国文贼们立刻重弹"武统"老调,爱国武贼们则故意向美国军方挑衅,在公海上偷了一架美国水下无人潜航器向习近平邀功。

中共海军某舰艇的艇长船员们的如此冒失之举是否会从习近平那里换得一枚"军功章",留待本文后半部分分析。这里先说说胡锦涛时代一直都是以"器不如人,不能技不如人"为训练口号的的中共军方是如何随着习近平的登基而突然自信满满,宣称"我国500年器不如人时代终结,装备质量直逼美军"。

中共治下的爱国贼们肯定都记得习近平上台不足一年即亲自登上"瓦格良号"的滑跃式甲板的"威武霸气"。当时内地的几家"强国强军"网居然以《习近平登上中国第一艘航母:解放军准备打仗》为题大肆渲染习主席对航母战斗力建设特别关注、寄予厚望,临行前特别要求要让这"中国的第一条航母""尽快形成战斗力、保障能力",,撩拨得众多爱国网民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网上有网友"透露"说,习近平登上瓦良格号之后,对当时的舰载机还只能在陆地上的水泥滑降台上训练很是遗憾,说是瓦良格号滑跃起降的甲板高高上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秦汉帝王的冕冠,有人叫它"冲天冠",不使用弹射机,我们的舰载机在这块滑跃式甲板上也会一飞冲天。

正是从习近平登上瓦良格号之后,中共军方开始宣称中国海军已经"走向深蓝",意思大概是说可以到远洋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实兵对抗了。

在习近平亲自登舰的鼓舞下,一个叫张召忠的海军少将公开宣布中国海军在"走向深蓝"的同时,自己的近海防御已经有了终极武器--沿海渔民养殖的海带。对付可能入侵的美国潜艇绝对有效。

张将军首次披露这一"军事机密"的时间是在习近平登上瓦良格之后几个月的时间,经他本人一再炒作之后,已经冷却了两年多时间了,如今再度引起高度关注,是因为河南科技大学有位叫马磊的研究生由于受张将军的启发,将"海带缠潜艇"申报了国家专利,并于近日得到了国家专利局的批复,也就是说"海带缠潜艇"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级的头衔-一本专利的证书。

有评论说:这说明了"海带缠潜艇"的想法是一个招之能来,来之能战的好想法,如果象专利所有人马磊所宣称的那样再辅以一些高科技的手段,那么不仅尼龙绳的担当能力会进一步的加强,而且海带的威慑力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这将使中国的整体军力大大的提升,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海岸线较长的国家,这些海岸线的浅水区内基本上都适合种植海带,同时它也符合高科技"海带缠潜艇"的专利实施要求,假如在中国所有的浅海区内都实施"海带缠潜艇"的高科技规划,中国新的海上万里长城就可以大功告成。

这个重要的武器专利申请被批准是今年十月左右的事情,有理由相信中共海军某舰艇的艇长艇员们因此更深信中国的海防已经固若金汤,根本不用再畏惧美国海军,所以才大胆的偷取了美国海军的无要潜航机,以示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惩罚和报复!

有境外媒体的"阴谋论"者因为"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而坚定认为中国海军如此行为显然是接受上级批示而为,但如此行为虽然再次令内部的爱国贼们欢欣鼓舞,声称"大涨了中国海军的示气,大灭了美国海军的威风",外部媒体也以"中国不再忍气呑声"为题,认为此事件标示了对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的试探性报复行动的第一步。

一个姓吴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方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释放了这样的信号:美国进行抵近侦察,威胁我的国家安全,我有反制措施。2001年的撞机事件,2009年的"无暇号"事件,在很多事情上,中国只能"哑巴吃黄连",忍气吞声,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一个叫杨毅的中共海军少将"霸气地表态"说:"送上门来的,该收就收,现在他们(美国)"也拦不住我们"。
杨毅还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围绕南海的冲突可能更为剧烈。杨毅说,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比如说,特朗普还未正式上台就拿台湾问题——最敏感的问题来挑战中国。
毅表示特朗普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探测中国的底线。所以南海问题上,不能排除特朗普可能走一些险招,对这个事情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美方如何辩解,美国军用船只在南海的活动是为其军事需求服务,绝不是所谓"纯民用的"。
美国人把这些东西"送上门",我们收回来研究一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美国的调门越高,说明他们越心虚。

但是,从中共官方的正式表态内容来看,一开始就报怨美国方面不该公开炒作和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就等于是变相认错了。

截止本文发稿,按照中共国防部新闻局的正式说法: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12月20日中午在南海有关海域顺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

之所以强调是"友好协商",,毫无疑问是说起自己国内听的,意欲令自己相信中国政府此举并不是因为向美国屈服而致。

但是,用一句"文革"语言形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网友的评论说:什么"顺利完成",分明是乖乖地交出。既然是乖乖地交出,何必当初偷人家的,有本事没收,永不交出?这給全亚洲一个信号,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中国无力,无心,也无胆进行挑战。

更损的一句网友的评论是:"美国接受了我们的退赃,就是说可以原谅我们了。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习包子今夜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以笔者之见,如今明目张胆地在公海上窃取美国潜航设备的中共海军"某部",很象是当年在公海上空挑衅美国空军的中共飞行员王海,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自认为如此爱国主义行为既会受到上级表扬,又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决策层,即使是要报复川普,也不会出此下策。而积极退赃的行动,说明习近平截止目前还没有准备和川普"打架"。

不过呢,人们应该和记得过去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时曾经警告过一句"兔子急了也踹鹰",把个奥巴马吓得够呛,所以才一再以中共"台办"发言人的口气公开警告川普"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一中政策"比摸老虎屁股更危险。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归根结底只是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而他的对美政策句子更短,只有四个字,"韬光养晦"。

如今,习近平的"强军梦"已经进入梦醒时分,随着中共国产飞机已经能够从瓦良格号弯屈的甲板上"滑跃"上天,中共对美政策随由"韬光养晦"滑跃到"兔子急了也会踹鹰"。而"兔子急了也会踹鹰"的更接地气,更能鼓舞中国人民爱国反美士气的形象表达,就是习近平小时候曾经用来警告在足球场上老是不带他玩儿的薄熙来的那句"横的怕楞的,楞的怕打架不要命的"!

 ——RFA

黄一龙:两期《同舟共进》杂志的风波——兼怀萧蔚彬前主编


图:萧蔚彬




中国大陆各级党政工团所办报刊杂志,长期名叫"党的喉舌"即宣传工具,现在则获赐姓"党"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都是站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角度,宣传党的理论政策,为党在"宣传战线"上打仗,所以军规军容大致相同。也有异类,例如创立于1988年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的那本《同舟共进》。当年省政协主席(前任省委书记)吴南生对它提出的办刊方针,乃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云推进,就非现成,就须探索;就非成命,就须议论。而探索议论的对象乃是"主义""政治",这就更须挣脱"舆论一律"方针,认真实行"百家争鸣"了。所以她一经创刊即放异彩,吸引各界关心国事的读者,也吸引各路思想家作者。不才于对她期期必读学习领会之际,也深受感染,冒昧投稿,且蒙不弃,得附群贤骥尾,抒陈千虑一得;因此也拜识了当时的主编萧蔚彬君,且建莫逆之交。——他不幸于日前因病逝世,愿他安息。


创刊十六周年之际突被秘密免职


话说公元2004年9月2日,该刊创办刚过十六周年之际,蔚彬主编突被秘密免职。其实在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之下,此事发生在那十六年间任何一天,均非意外之事;特别是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就是改变党国专政体制的意思,不能见容于权贵,乃是当然之事。至于发生在当年当月当日,乃因以下一事触发了机关。

提前出版于当年7月30日的该刊第八期,刊登了对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的专访《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提出和论证了"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往往有意无意绕开的若干问题": 一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二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三是"关于小平同志的不足"。三个问题,三副药方,副副指向体制病根,指向若干"理论家和政治家",特别是指责"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依然实行"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踩向既得利益集团和原教旨主义诸公的底线,于是危机爆发,惩罚随至。只是碍于读者对该文欢迎强烈,一时洛阳纸贵、赞声如雷,未能大张旗鼓对刊物公开声讨,而是于密室里检查商酌一月以后悄悄把蔚彬免职,连他本人都是多日以后才从旁得知。他乃向在职顾问任仲夷、吴南生等报告事态并发出致《同舟共进》顾问函,说:

这些年来,社会上某些部门某些个人对《同舟共进》的办刊宗旨、方向有不同意见,甚至产生某些误解,我觉得完全应该理解,也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必隐瞒自己的观点。第8期卷首的《答客难》,以假设答问的文体,正面表明了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实将会证明,这篇短文阐明的本刊立场,其观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同舟共进》创刊之初,南生、应彬同志确定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办刊宗旨;十六年来,在历届主席、顾问的扶持爱护下,在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读者作者的关心支持下,编辑部按照这个方针努力办好刊物,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以相信,我们这份杂志,以及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辟议论,必将载入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史册,载入中国新闻出版的史册。

函中所说的《答客难》,属于蔚彬先生每期必撰的卷首语,篇篇义正词巧,好看难驳。当期所答的"客",大约有预知的"讨伐派"在其中。它说:

本刊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性刊物,自然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参政议政"本是政协职能之一,"参政"之前提当系"议政",惜乎此等常识,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忽略一旁。夫议政者,议论政治,议论国家大事之谓也。即以本期所发文章而言,有访谈本刊顾问任仲夷长文一篇。任老年届九十,与一后生放谈国是,纵论政治,思路敏捷,新意迭出。先生所谓"政治家",孰能及之?


陈绍基李东生对该刊的共同迫害


查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因而有权批准或指使处置该刊者,当是当年到任的原政法委书记陈绍基。不过由于这种暗算首要的针对者为广东省的老领导任仲夷、吴南生等,陈某个人谅无此胆。据我后来所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乃是去穂"处理"此案的御史大臣。这位虽任"副"职但管尽广播、电视、宣传、公安、"邪教",权倾朝野的"正部级"长官,和那个陈绍基一样,此后都陆续露出盗贼本相,分别因巨额贪腐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不过他们迫害《同舟共进》的行为肯定不在法院审判的罪行之内,或许相反已经成为他们减罪免死的功绩,也未可知。

在李、陈策划此案期间的《同舟共进》编辑部,于八期付印以后,就开始为九期集稿编辑。这时一篇《"两类矛盾"随想》的拙文为蔚彬及编辑部同仁选中,且定于首页"同舟视点"栏刊出。因为它直接批评的是世传"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的御旨"两类矛盾理论",我也写得特别细心:它说我国存在两类矛盾我说存在三类,它定划分两类矛盾的标准我指那标准只能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打成敌人,均属有理有据。这样的文字,虽然直违廷训,但是总属"摆事实讲道理",在全党全国正式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应该拥有参加"百家争鸣"权利吧?但是正对杂志进行严密审查的李、陈者流在杂志付印前坚持指示拆掉该文。那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被撤职的萧蔚彬坚持抗命不果,最后以杂志目录已经付印为由,把该文题目保存于目录,而在撤了稿的"同舟视点"天窗里,补上了……《马克思论报刊的使命》!其中选用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报刊检查令》两则和另一篇《<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则。马爷爷那些直指专制政权书报检查的文字,特别是共产党人应该耳熟能详的"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好像是直接质问李东生陈绍基及其同志们的。我在看到以后,真心深深感谢马克思,感谢萧蔚彬,感谢《同舟》的朋友们!——顺便提一句,编辑部的同志们也没少为将该"存目"之举遭受麻烦,老受读者电话追问为何你们的目录和内容不一样呢?

据蔚彬后来行文说,和拙文同时被勒令撤销的,还有另外三篇,"中包括省文联和广州军区读者高度评价任仲夷访谈录的两封来信摘要"看来他们确有收拾任仲夷的尚方宝剑呢。


以专制主义为后盾的舆论导向


而任仲夷等担任杂志顾问的老领导,乃发函表示他们对于李、陈及其尚方宝剑的严正态度:

《同舟共进》编辑部
并请报社长、副社长和有关领导:

考虑到《同舟共进》今年第九期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觉得已不适宜担任贵刊的顾问,请允辞并请在今年第十期起,不再刊登我们为贵刊顾问的名字。 ( h   专此,并候
撰安
                                        任仲夷 郑 群 祁 烽 杨应彬 吴南生
                                                   2004年10月19日

至此,当年《同舟共进》所遭受的风波悄然落幕。比较起今年当局掀起的霸占《炎黄春秋》之役,它只算得阴风皱水,无足轻重了。不过,那小小的池浪,未必不是惊天潮汐的预兆。在当年就有一位知名学者杜光看出某种征兆,并且把它的实质"舆论导向压制独立思考"说了出来:

与发扬帮闲精神相对应的,是对独立精神的摧残打压。这是体现舆论导向的专制主义本质的两手政策。就在报刊媒体大肆歌功颂德的时候,广州发生了一起舆论导向压制独立思考的典型案例。月刊《同舟共进》第八期上发表了年高德劭的老革命家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文章,居然受到舆论导向的责难。接着,第九期的目录上载明首篇是黄一龙的《两类矛盾随想》,正文却变成了《马克思论报刊的使命》。这个处理方式,向读者揭露了控诉了舆论导向的黑手迫害。作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抗舆论导向的后果,该刊主编萧蔚彬遭到了缺席枪决,在他离开广州时被下令撤职。这是以专制主义为后盾的舆论导向的又一杰作。……舆论导向剥夺了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对宪法的直接违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如果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依法治国!

杜光此文,题为《可耻的导向和无耻的帮闲》,一个"可耻",一个"无耻",也可道尽本文所述风波以及继起之大小风波的炫目色彩了。

2016年12月4日于不设防居





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

程映虹:为什么华人不在乎“种族政治正确”?

(程映红,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曾经视特定群体成员具有某种本质的社会,要接受和传播用种族标准来划分自我和他者,并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图为2016年2月14日,美国纽约,人们在唐人街庆祝农历新年。摄:Andrew Renneisen/Getty

图为2016年2月14日,美国纽约,人们在唐人街庆祝农历新年。摄:Andrew Renneisen/Getty

早前很多在美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改以往沉默少数的形象,以公开动员和呼吁的方式,支持在竞选期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种族主义态度的特朗普,引起了公众注意。

批评者虽然理解这些华人在社会、经济甚至宗教方面的理由,但难以接受如此高调和毫无批评性的亮相,认为这些人置特朗普现象的种族主义背景和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于不顾。但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却认为恰恰相反:华人群体本已是种族问题上的牺牲品,因为美国民主党、自由派和左翼势力长期以来有偏袒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性"。

这场争论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延伸效应,就是公众开始注意华人族群整体的种族观念。广义而言,这也是一个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国族认同和海外华人问题上长期被忽略的话题。

华人学者面对中国人种族观念的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华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与种族因素有关。他说:"很多大陆人在中国肯定都生活在一个高度种族单一的环境下,对其他种族的文化、习惯没有起码的认知",所以缺乏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培养的基本意识。他说"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对牵涉种族方面的言论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认识的中国人里面,即使有各种高等学历的中国人,发表和种族有关的言论时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和忌讳。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特朗普和好多中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一个荒唐的规矩,是禁锢言论自由的。"

黄教授进一步就这个和种族因素有关的假设说:"有可能大陆的中国人有一定的种族歧视倾向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我们也缺乏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此相关,黄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裔,总体在种族问题上"政治正确"的意识比他们的长辈要强。

在中国和华裔学者中,就种族问题而言,黄教授这方面的意见是很少见很尖锐的。这不是说他们不讨论种族问题,而是说当他们讨论时——至少在公开场合——针对的或者想到的多半是西方的种族主义,很少反思自己这个族群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是否应该引起重视。

我同意黄教授的观察,但对他的解释感到有必要补充和发挥。例如,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虽然就世界范围而言,整个东亚地区在种族成分上相对单一。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论述民族与民族国家时,曾经说中国是族群单一的历史民族中,最极端的国家类型,很多学者都把这话视为对中国的常见误解。和其他多族群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当然也不乏族群压迫的惨痛经历。我理解黄教授只是在一个非学术的话语背景下涉足这个话题,但他的解释让我看到了很多华人学者对待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时的一些常见问题。

政治正确性的界限

有关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我曾用中文和英文发表过很多文章。我对这话题的兴趣最初和黄教授上述的一个观察有关:在美国长大和系统接受教育的华裔第二代,在种族问题上和他们的长辈有根本差别。

多年前,我有一次探访在新泽西的表妹,和她一家外出。新泽西是一个各族群聚居的州,族群差异很明显。我们坐在车里就此随意议论,从华人说到墨西哥人、犹太人、韩国人、黑人、白人、印度人等等。忽然,我表妹那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他完全能听懂中文)插嘴说:"你们怎么这么种族主义?"("Why are you guys so racist?")我听了一惊,心想我们大人不过是"实事求是"地议论了一下各个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偏好和特征,并无褒贬之意,怎么在你这个小孩听来就成"种族主义"了?这帽子也太大了。

但今天,我承认那来自一个华裔小男孩的"种族主义"评论,显示了两代华人在美国社会环境下,对种族问题敏感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是由不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造成的。我相信一些华人家长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议论左邻右舍时如果经常用"那个印度人家"、"那个黑人家"或者"那个犹太人家"时,他们的孩子会不满地说:"你们怎么搞的,他们难道没有名字吗?"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太习惯用集体身份来指称个人,说那个河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甚至笼统地说"外地人"如何如何。但在美国,经过几十年政治正确性的教育,个人身份已经重于群体特征。例如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当你和某人交谈中提到另外一个人却想不起他/她的名字时,一般尽量不说"那个华人"、"那个日本人"或"那个黑人",而是提到此人的其他身份特征例如头衔和工作等等。

那么,这是不是说群体身份就成禁忌了呢?答案恰恰相反: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从政治、学术到媒体,族群和种族又是最常见的话题。这里的规则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和个人打交道时用群体身份来指代甚至判断个人,但在社会的层面上却必须正视由群体身份引起的有关问题,必须开放和鼓励对族群问题的讨论。

与此相反的情况,不但不正常而且危险: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个人的社会身份由他们的族群或者种族特征决定,并因此受到习俗性的、公开的,甚至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但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媒体遵循另一种"政治正确",对此类歧视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族群,甚至种族差别、敌意及矛盾,只看到媒体对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津津乐道。在媒体和主流舆论的掩盖或者回避下,主流族群对这样的问题甚至危机基本缺乏认识甚至意识,直到它突然爆发出来。

黄教授认为中国人也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性",这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有种族歧视。我同意这个说法,也理解在谈到中国人是否也有种族歧视时,身为中国学者或者华裔学者的谨慎。因为在这个特定圈子里,牵涉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和海外华人自我意识的议题时,有一定的政治正确性。这个政治正确性,令这些学者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选择性地使用与"种族"有关的概念。它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第一,在种族问题上,中国人历史上仅仅是西方和日本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现在也仍然如此,而在美华人由于美国社会过分强调的政治正确性,甚至成为有色人种中的受害者;

第二,种族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性有关的概念,种族主义主要是白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问题,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关;

第三,中国是一个种族很单一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和阶层性概念中不包括种族观念,至多是族群概念;

第四,在中国的族群问题上套用种族观念甚至种族主义,是迎合西方的学术甚至政治兴趣。

所有这些说法,我相信多半都经不起深思熟虑和考诸事实的。它们也让我想起了当阶级和性别这两个概念被介绍进中国时引发的抵触和争论,反对者认为它们都是西方社会的区别概念,不符合中国国情。

此外,我也知道很多华人其实意识到自己难免有种族偏见,但他们认为和其他族群的种族观念相比,自己的不过是一点态度问题,而且是被身处的环境逼出来的(例如他们所感受到的白人的歧视和黑人的欺负)。

正因为此,我想强调一点:支撑上述民族主义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错觉:种族主义一定是对抗性的、压迫性的、和特定种族意义上的"他者"相联系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习惯。对种族主义的这个错觉,令大众只注重它的一些极端表现方式,忽视了它观念上的根源,也因此忽视了它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什么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在观念上的根源非常简单,它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相信人类区分为各个种族,它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别,其根源是生物性的,不可改变的,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意义上说,属于某个种族的个人先天就带有这些种族特征,个人的身份首先是由种族特征决定的。通俗地说,你的外貌看上去属于某个种族,你身上就流淌着那个种族的"血",你在群体意义上就是那个种族的成员。

第二是相信各种族之间有优劣、智愚和美丑之分,其差序在世界或国家范围内形成一个等级结构。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把个人的社会身份本质化:它是不可改变的,是先天就有优劣的。

种族在科学上是否有根据,这里限于篇幅难以讨论,但种族观念和种族主义是客观存在,并成为研究对象的,正如主流科学至今认为没有鬼魂,但鬼魂想像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一样。相信种族主义的人不但坚信自己属于某个血缘共同体,而且会为自己的种族在种族优劣的阶梯中对号入座。所以,很多人在认为自己比某些人优越时,也会承认比另外一些人低劣,例如很多非西方人相信自己比其他非西方人优越,但不如西方人。很多西方人也在承认自己在社会组织能力、心智和道德水准上先天优越的同时,不否认非西方人的很多所谓的先天强项。

当你有了这个有关种族优劣之别的本质化观念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供你仰望或者俯视的"种族",就不过是一个时机和场合的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基于种族优劣而产生的轻蔑和仇视(或者反之,嫉妒和恐惧),导致你在社会上压制、排斥,甚至在种、类意义上消除某些特定群体。纳粹的灭犹和美国的种族主义都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黄教授的这段话有保留:"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如果没有种族意识是因为缺乏和其他种族的接触和了解,那为什么来了美国之后会单单歧视某些种族,而不是采用一个比较中立的观察的立场呢?

中国人有非常明确的种族观念

所以,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中国人来美国之前在种族问题上决不是一张白纸没有偏见,而是早就接受了相当程度的种族观念,不但知道自己的种族身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种族阶梯定位非常清楚,而且对一些其实从未接触或接触很少的种族已经有了成见。他们到了美国后所生活的那个圈子,让他们所看到这个社会表面的很多现象和他们的种族成见一拍即合。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非洲裔族群的歧视。很多华人来到美国,甚至成为移民后,他们有限的生活圈子中接触到的非洲裔族群成员,在教育、教养和行为规范上其实并不能代表这个族群的其他圈子或者层次,例如黑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等。但很多华人会以他们狭隘的生活经验对整个非洲裔社群产生本质化的偏见。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白人的态度,也是根据自己原先已有的种族观念:白人是最高种族,自己其次。

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从奴隶制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很多华人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本谈不上同情,更难以想像自己在美国享受的自由和其他少数族裔历史上的受难和奋斗分不开。很多第一代华人对亲身经历的母国晚近历史都淡漠处之,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百年前承受的奴隶制和半个世纪前的种族隔离,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痛恨当然难以理解。作为在美国生活多年并对两个群体都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对这两个族群对历史记忆完全不同的态度有深刻体会。

中国近代以来的种族观念

对如何理解中国人(或者华人世界)的种族观念甚至种族主义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奇迈可(迈可.科瓦克)于2011年出版的《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最近出了中文版。这本书分析了黄种人这个种族概念是如何在19世纪被西方构建出来,并置于对世界秩序的想像中,也对这个概念如何在中国被接受做了介绍,但重点在前者。科瓦克认为,西方种族主义者构建出黄种人这个概念,表达的其实是对东亚人种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的历史渊源是东亚文明的成就和蒙古帝国的扩张,现实因素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量海外劳工移民。在这个意义上,黄种人的概念实际表达的是西方19世纪建立世界秩序时,西方种族主义者面对东亚文明和人口资源时感受到的威胁,而不是强调它对白种人的种族低劣,这就和对其他非白人种族(所谓的棕色、红色和黑色)的想像有根本的区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在20世纪上半期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并不承认自己"黄种人"地位的日本帝国。

但西方构建出来的黄种人概念,以及包括黄种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种族等级理论,却在有悠久"华夷"之辨和"天下"视野传统的中国,获得了广泛接受,成为很多中国人自认为不及白人但强于其他非西方人的根据。

在奇迈可之前,冯客的那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也有中文版,最近又出了英文的修订版)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介绍和分析。冯客认为,"黄种人"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种族概念的核心和区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晚清的革命派、改良派、保皇派和各类知识分子在国族认同上共享这个种族概念。"黄种人"成为中华民族——其实基本上就是想像中的汉族——自我认同的种族内核,从晚清一直继承下来。

在国际种族问题的研究中,冯客质疑主流的"散布论"(diffusion paradigm),即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种族观念和种族主义完全是由西方传播来的。他提出"交互性生成模式"(interactive model),强调种族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的原生性,认为它至少在认知(cognitive)意义上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和说法,加上另外一些案例,在冯客看来就体现了"交互性生成模式"。

当代中国身份认同中的种族观念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学术概念的梳理和争辩,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就等同于黄种人这种观念,确实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所当然的种族身份,甚至中国人之外貌特征就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以种族特色定义中国人在流行文化中尤其普遍,几乎成了爱国主义的符号。有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有这样的歌词:"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不但如此,还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这类毫无根据的种族自大。这首歌被很多中小学选为表演曲目,其歌词也被作为诗朗诵的材料。

以黄种人为核心的种族观念还包括了血统、祖先、土地等等生物和自然的因素,它们共同建构出一个本质上不可改变的自然——血缘共同体,据说其历史在世界各文明或者民族中最为悠久,甚至上溯到旧石器和直立猿人时代,成为当代世界诸族中,中华文化与制度独特性的史前甚至原始渊源。这套种族话语跨越当今中国各种诉求和阶级、阶层的区分,甚至超出国界,成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象征,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之外的种族民族主义话语的回归。毫无疑问,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这套种族性话语在强化主流族群凝聚力的同时,不利于非主流族群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后种族主义时代"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似乎被认为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但最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很遗憾的是,不但在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与种族有关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敌意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它们在有些国家是沉渣泛起的老问题,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正在出现的新问题。在一个公然用财富、地位、美貌(如"颜值")甚至"低端人口"这样的语言来区分人群、评估个人价值的社会,一个有着视某个特定群体成员具有某种本质规定性(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等等)的历史的社会,要接受和传播用种族标准来划分自我和他者,并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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