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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陈破空:“习核心”出炉——威胁、妥协与交易(附《解读“习核心”:境外媒体简单化》)

"核心"出炉:威、妥与交易

破空

2016年10月底,中共举行十八届六中全会,为期四天。会议发表公报,第六段出现这样的造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后一段出现这样的造句:"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鉴于会议公报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由此示,近平被正式称"核心",言之,"核心"正式出台。近平本人梦寐以求的,苦熬四年,总算有了一个果。"习核心"来得并不容易。细读公报全文,处处充满玄机和微妙。实际上,"习核心"最终出炉,是威胁、妥协和交易的综合产物。

所谓威胁,笔者指的是,六中全会前夕,习王阵营的一系列舞剑动作:安排香港《成报》公开挑战江系常委张德江和刘云山;中纪委查办由张德江主导的港澳办和中联办;中纪委推出八集反腐电视大片《永远在路上》,赶在六中全会前两天播完,意在震慑高层。习王舞剑的潜台词是:习近平必须称"核心",反对者恐遭中纪委利剑。

至于妥协和交易,就隐现于六中全会公报的字里行间。比如公报中的这一段文字:"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紧接着,用了三个"任何",造出一句:"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这段文字与三个"任何",只能解读为对习近平的制约。必是习近平的对立派系如江系常委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等人提出,意思是:若要我们接受你为"核心"
,我们有条件,那就是,继续坚持常委分工,各管一摊。

这段文字,等于追认了1980年中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该《准则》确立文革后中共集体领导制度。当然,事实上,手握实权的邓小平随后破坏了这一制度。这是后话。

习近平在一时无法拿下这些政敌(现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下,行威胁之余,也被迫妥协,与对方做交易,意思是:只要你们同意我当"核心",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条件。于是,在重门深锁、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里,各方激烈争论
,字斟句酌,讨价还价,没日没夜。极可能,王岐山和刘云山都各自草拟了一个文本,互相攻防,反复较劲,取舍,综合,最终达成了这么一份充满妥协和交易的文件:六中全会公报。

类似的妥协和交易,在公报全文中,随处可见。比如:"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以及,"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鉴于过去四年,领导人中,只有习近平一人受到了吹捧,这些话,明显针对习近平。还有,关于干部选拔,公报强调:"坚持五湖四海。"暗示,不能让"习家军"一派独大。

公报继续保持中共近年来的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种陈述,竟然在公报中两次出现。(第二次提到,是讲"党内监督"时,意在制约王岐山和中纪委。)

毫无必要的重复,显示习近平对立派系的用意:要求习近平不得否认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和历史地位。其重点,是要保住江泽民("三个代表"是江思想的代名词)。因为,对习而言,毛、邓、胡都不是问题,江才是问题,是习急于抹去的。身为江系常委和江的代理人,二张一刘保江的企图,也是要保他们自己,以及江系一众高官,无论在任的,离任的,或即将离任的。

在这里,习近平也妥协了,或者说,暂时妥协了。与这一妥协对应的是,六中全会前后,分别有江泽民秘书获任新职、江泽民之妹露脸参加国际活动等消息流出。

公报中对中纪委的角色与功能,充满约束性文字,应该都是习王的政敌所拟。公报强调:对党内监督工作,"要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并进一步阐述:"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完全不提中纪委,而只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纪律检查机关"代之。

获得"习核心"称号,习近平并未大获全胜,而是半胜。原因在于,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即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包括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并非习近平"组阁"的人马,而是政治老人主导下的格局。与其说是同志,不如说是监军。其中,占多数的,要么是江系人马,要么是团派人马,亲习近平者为极少数,高层则只有王岐山和栗战书两人。这是习近平一上任就成立众多工作小组的原因,用"小组治国"
,避开这个不属于他、而只会掣肘他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再者,习王反腐、打虎,更直接得罪了这三大机构的委员们,其中大多数人心怀不满。当外界以为习近平"大权在握"时,习却继续遭遇权力抵抗。这股力道不小的"软抵抗",不在中下层,也已经不在地方大员,而就在上层,就在政治局常委会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六中全会结束后,在记者会上,身为习近平亲信、陕西同乡的中组部副部长齐玉一语惊人,也是一语道破:之所以制订新的《准则》和《条例》,就是针对"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

面对这样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历经四年苦斗,能取得"
核心"称号,已算成绩不俗。借助于王岐山掌控的中纪委,习王联手,双剑合壁,天下无敌。习王以少胜多,实现政治突围,已算奇迹。

但要真正做到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还须指望明年十九大的人事换届。习近平须力保,十九大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里,至少有60%以上的人属于习或忠于习,在"习家军"的近身拱卫下,"习核心"才算当真。到那时
,回头看今日习近平之妥协,或可视为暂时的妥协,策略性的妥协。

2016年11月1日)

解读"核心":境外媒体简单化

破空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推出"习核心"称号。纵览外国媒体和港台媒体,充满了这样的描述

"'习核心'正式确立,地位比肩毛邓。"(美国《纽约时报》)
"习近平成为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强人领导者。"(英国《卫报》)
"习近平核心称号,中共中央委员会一致赞成。" (台湾《中国时报》)
"确立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核心地位。" (香港《苹果日报》)
……

然而,中国政治,远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般简单。这一回,外国媒体和港台媒体就充满简单化的误读。针对这些媒体的说法,笔者不得不回应如下:

习近平已经上台四年,"习核心"封号,姗姗。仅今年内,就一波三折。一月
,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带头喊出"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显然来自习王阵营的授意,用"这个核心"(习核心)挑战"那个核心"(江核心)
。先后有十一个省市一把手跟进。但不久,这一口号夭折,归于无声无息,显示江泽民一派反扑,习近平受挫。十月,六中全会前,已经升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
,再次喊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显然也是来自习王阵营的授意,但无人跟进,直到六中全会后"习核心"称号正式出炉。

顺便说一句,善于表现的李鸿忠,近期受到中纪委公开表彰,可谓独一无二。此人官运看好,可能连升三级。隐约间,或已跻身为习近平潜在的接班人选之一。

习近平的"核心"称号,并非中央委员会"一致赞成",而是威胁、妥协和交易的产物。虽然号称"核心",习近平距离"党内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还有路程,至少,还有一步之遥,那就是,有待于人事全面换届后的十九大。

可以预见,未来一年,中南海权力斗争依然风急浪险。诸如王岐山能否留任、习近平是否超期延任、谁可能成为习近平接班人、哪些人"入常"(成为政治局常委)、哪些人"入局"(进入政治局)、以及,哪些人还要落马?等等,各派必有几番恶斗和较量。或斗倒政敌,或再行妥协、交易,端视习王胆略与智识。

毛泽东时代,毛独步天下,无须称"核心"。"核心"一说,源自邓小平。主导六四屠杀后,邓有意退休。引退前,邓佯称毛是"第一代核心",邓自称"第二代核心",顺便钦定江泽民为"第三代核心"。当然,笔者早就指出,邓是冒充的"第二代",他原本与毛同属开国的"第一代"。邓之所以冒充"第二代",乃是蓄意抹煞曾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地位,自己取而代之,或独占。

江泽民受邓小平钦定为"第三代核心"之后,权欲私欲膨胀,轻狂自恃,忘乎所以
。以至于,当他交班给胡锦涛(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时,竟拒不转让"核心"称号。让中共仅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连"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都不肯说。江及其随从的潜台词是,胡虽名为总书记,但江仍是"核心"。果然,江垂帘听政,胡遭架空十年。

如今,习近平取得了"核心"称号,意味着,"习核心"正式取代了"江核心","江核心"终于过时。但"习核心"的地位,眼下,才刚刚超过胡锦涛,与当年的江泽民打平,远逊毛泽东、邓小平。

"核心"者,按邓小平的解释,就是"能拍板"、能个人说了算。习近平能否达到这个标准?如前所述,试看十九大。

至于历史地位,习近平能否比肩毛邓?还须再看五年、甚至十年。毛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自有其历史地位;邓颠覆毛,让中国经济大翻覆,自有其历史地位。习若只是继承毛邓或师法毛邓,半毛半邓或亦毛亦邓,政治崇毛,经济崇邓,则绝无可与毛邓比肩的资本和底气。习若要取得与毛邓比肩的历史地位,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或曰,走出毛邓不曾开创、不曾走过的路,即,不同于毛邓的第三条道路,比如,开启中国民主化之路。

以民主政治取代一党专政,让中国跨入文明世界,此可谓,政治上超越毛;以政治改革深化经济改革,扫除政治体制的积弊,进而拧开经济体制的瓶颈,此可谓,经济上超越邓。

近平追求"核心"地位,苦苦斗争四年,才勉如愿,明中共接班人制度的无效。纵观民主国家,领导人靠选举上台,得到人民授,一旦当选,立即就成了领导核心,权力集中,可以放手施政,根本用不着通与同僚展开力斗争来"核心"地位,更完全用不着跟政治老人死拚。

四年时间选领导人而言,心治国理政,已干满一个任期。但在中国,被小圈子指定的领导人仍陷于力斗争的漩苦苦扎。证明,一党政日渐走入死胡同,终将溃败。中共喉舌嘲笑美国大,不如嘲笑自己一党政下的闭门恶斗。仅此一点,就可警示习近平:若要比肩毛邓、超越毛邓,只有推行民主政治。非如此,别无他途。

走笔至此,笔者愿再次申明:客观分析,加善意奉劝,并非有对谁抱幻想之意。

2016112日)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二十九)——实践依法办案,谁为法官第一人?

一位朋友看了"跟进二十八",打电话过来跟我聊,他说:"其实办案的法官挺可怜的,他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不可能有自己的任何主张。"我回答说:"你说的没错,是实情,可是不应该以此为贾志刚不办案开脱。就像当年守卫在柏林墙东侧的士兵,那堵墙倒塌之后,德国的法官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过是前东德专政机构的奴仆和工具而赦免他们杀人的罪责。因为他们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不在柏林墙服役(柏林墙的士兵有特殊津贴);将瞄准越境者的枪口抬高一寸。"朋友在电话那头想了想:"你说的有理。"
我为什么指名道姓地不放过贾志刚合议庭长?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经过去九十二年了,现时居住在中南海内共产党的大佬统治的国家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中国历代皇朝有多少的不同呢?大概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有皇帝时,那些"天高皇帝远"须由地方自治的地界很多,而改为"党天下"之后,"党的光辉"普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没有一处"阴暗角落"。其次:皇权时代有暴毙于廷杖之下的死谏忠臣;党领导的时代,1959年庐山会议,党内高层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文化大革命中怀仁堂中共政治局碰头会议,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解放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掀起二月逆流";1989年"六四"时中顾委中有七上将:叶飞、杨得志、张爱萍、陈再道、宋时轮、肖克、李聚奎和四文职:杜润生、李锐、李昌、于光远,反对军队进城。而如今党内那些高官中无一人"妄议中央",即使权位高至顶层也守一人所定规矩,个个噤若寒蝉,轰轰雷鸣的只有瓦釜。我因之对这个党已是彻底绝望,中国改变一党专制体制的所有希望仅存于中国人民之中。贾志刚坐在法官的位置上,不行法官之职——依法办案,以近乎于无赖的方式拖延审理我的"状告海关案",与贾志刚讲理,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为中国拥有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政府,结束政权拥有国家的现状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一百二十多年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人类走到今天,对生命已有了大彻大悟、不同于昔日的尊崇,任何政党、任何宗教,都不能要求其追随者和信徒为了它的利益,为了它所信奉的教义以命相许。但是谭嗣同那种为了国运之昌"请自嗣同始"的凌然而无畏的决绝之精神,依然是我从心底敬佩的;当今社会中,那些将一己私利置于职业道德之后,具有"请自我始"谭嗣同般气节的律师们,则是我看到的现实生活中作人的榜样。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从业律师,"709"一案,即有数十位律師及他们的亲属遭到逮捕、传唤、刑事拘留,范围面及二十三省。而每一位被捕律师的身后立即站出一、两位律师为之辩护;如果这些辩护律师再被抓捕,我相信一定还会有律师挺身而出——抓、辩,再抓、再辩……这个不惧强权的群体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全无被斩尽、抓绝的可能。若要列出国内各界支持这些被捕律师人士的姓名,即以孤陋寡闻我之个人,写出的已然是无论烈日多么骄炎也不会被蒸发掉的一潭清泉。
六十七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赶到台湾;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不思长进,仍如在野时一样骑在马背上治理国家,像个地下党,秘密操作一切,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路上走得当年的蒋介石只能望其项背。在如此的集权之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还是催生了一支捍卫宪法尊严、依据法律,为被强大的政府送上法庭的被告辩护的律师队伍。这支队伍是我这样被滥用公权欺压的平民的依靠和勇气的源泉。反观中国的法官们,则尚未出现一位男子汉被百姓争相传颂。
一位国内两次替农民代理诉讼案件的老先生给我发来邮件说:"看国徽,扪良心,亵渎法律,背弃誓言,竟然习以为常。愧对人民,失信于人民,明目张胆,故意不作为,难道不知有错,不觉有罪?蛮横无理,欺压当亊人,蹂躏法律,为所欲为,有恃无恐,你们说这是什么法院?是光明正大,黒白分明,合法讲理的法院?是有法必依,严守程序,严格执法的法院?请问炎黄春》被强占强抢,诉诸法院,法院为什么不予立案?李锐合法著作,被海关非法扣留,立案两年有余,为什么至今不审不判?世界哪一囯法院,是如此违情悖理,荒诞无稽,脸面丟尽,还恬不知耻的我义务代理民亊诉讼,参与两亇案件,时间有六七年,方知沒有一份判决书沒有文字差错审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叫你气得吐血。一笔糊涂账!法官架子十足,错了仍是对的有些案例,简直可谓纵恶,添乱。"中国的法官遭人耻笑太多、太多,遭人唾弃太久、太久,法官几乎成了懦夫和小人们趋之若鹜的行业。但是物极必反,正因为如此,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站立出一位不再甘心被国人蔑视,下决心拒绝党的领导,不趋从上级指示,毅然置个人利益于脑后,将法律条款放在一切之上的真正法官。万事开头难,只要出现第一位真正意义的法官,就会有人跟上他的步伐,一个不逊于律师的法官群体一定会慢慢出现。
1994年1月,父亲李锐应一位企业老总之请,为他的企业自办杂志题词:"为全方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大声疾呼;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必须同'左'永远告别;靠实际、靠实事求是,吸收借鉴,把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全部拿过来;要让民主与法制成为生活必需品,舆论监督成为时代最强者,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希望——寄托于民间的希望。
1994年12月,父亲去广州参加"李杜杯诗词大赛",曾拟诗稿:
李杜歌诗代代传,岂能冒说不新鲜?
感时痛哭生民苦,遇事长怀家国安。
但纵清狂开醉胆,常将白眼傲当权。
风流人物今何在?鸦雀无声几十年。
(正式发表时七、八两句改为:诗仙诗圣今如在,是否风骚胜昔年?)
 "风流人物今何在?"我相信那第一位站出来依法审判某一知名度高,敏感度高、案情具有"触一发动全局"案列的中国法官,必将引领风骚胜昔年,被国人所称颂。问题是:谁会是那实践依法办案的第一人呢?中国人还要等待多久?

黎学文:虚假的共识与真实的撕裂

近些年,大陆知识界一直有人在努力构建共识。不但有人联署发表各种共识言论,如许纪霖等人的牛津共识,被查封了的思想类网站共识网更是着意标举。一拨又一拨的人试图构建共识的努力正好折射出大陆知识人的集体焦虑:面对一个日益撕裂的中国社会,如何呈现知识人在公共领域的集体认同?知识人对当下中国无力又不甘的精神危机处处闪现。尴尬的是:这些主要由大陆知识精英发起的共识呼吁常常被现实消解,也常常遭到民间反对者的嘲弄和无视,他们构建共识的努力几乎流于空谈。何以如此?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源于大陆知识精英对社会现实的严重误判;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民间思想市场如今已经是一个严重撕裂的所在,试图构建共识的努力不可避免的会失败。在一个遍布撕裂的社会场域,构建共识看似必须,但由于对社会现实的认同严重撕裂,所谓构建共识就常常成为小圈子的自说自话,成为试图在沙滩上打造大厦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想。
以历史的的眼光来看,《零八县长》可称得上是大陆民间最辉煌的一次共识努力,《零八县长》揭橥的理念是八*九之后大陆民间主要是知识界的一次集大成的异见呈现,以刘黑手为首的大陆异见联盟持续多年的努力如火焰般照亮晦暗的时代。至此以后,大陆民间围绕着改良与革命、变革路径、各类热点交锋,呈现出越来越撕裂甚至碎片化的局面。
国人在专制社会浸淫太久,对思想的大一统具有强烈的心理期待和潜意识趋同倾向。在一个健康的尤其是法治的社会,基础性的共识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主流民意的集中反映,也常常是一种集体认同的政治正确。一个没有基本共识的社会必然会土崩瓦解。然而在大陆,基础性的共识已然不在。每次社会热点事件出来,意见市场都会出现迥然有别的极化撕裂。如前不久的钱杨事件、考拉事件、《炎黄春秋》事件等,每一次卷入论争的群体都不同,但呈现出来却是严重的撕裂。某种意义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大陆社会不再是文革时代的只有一个脑袋的万马齐喑的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本来就是观念市场的正常生态。大陆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市场社会发育,极权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初步的意见市场已经雏形毕露。在这个意识形态破碎不堪而转型尚未开启的晦暗时代,撕裂于是成为人们目睹的日常生态。
如果说在2012年以前,民间还有所谓共识的话,在新极权之后,民间共识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在江胡时代,民间的主流思潮是公民社会、渐进转型、经改推动政改等话语,然而2012后,新极权的扫荡让这些曾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观念基本破产,改良梦呓在新极权的铁幕面前成为惨淡的笑话。那些仍然在鼓吹政改、持改良立场的人经常会在争论的时候对于反对观念进行猛烈回应,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殊不知,碾碎改良梦幻的并不是反对者,而是新极权的现实。反对者们与其说是对改良者的批判,不如说是对残酷现实的诚实描述与回应。正是面对新极权的残酷现实的分歧,民间才呈现出观念的极化与严重的撕裂。应该说,是新极权的暗黑现实成为民间撕裂的主要原因也有敏锐的观察者揭示出,几年前的茉*莉*花事件才是民间撕裂的源头和开端。当民间在该事件中遭遇大规模暴力的时候,以公知群体为主的知识精英却视若无睹,依然在一些伪公共议题上与当局虚与委蛇,逢场作戏,这着实让人深感恶心和无耻。
其实,撕裂是一个非正常社会的必然,如果大陆纷纭芜杂的社会生态呈现出来的不是撕裂而是共识,那才是咄咄怪事。撕裂是观念市场的常态而不是病态,撕裂也是思想活力的体现,撕裂并非是为撕裂本身,而是通过撕裂进行观念辨识和立场厘清,既然虚假共识已然不在,那么真实撕裂就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撕裂其实是为了构建真正的共识,是为了指向未来的努力。如尹春博士所言:"撕裂并非与共识是对立的,撕裂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摧毁共识,而恰恰是建立真正共识的过程。通过撕裂,持有各种理念的人分别建立属于自己的共识圈,撕裂摧毁的仅仅是以前没有认清的'伪共识'"。
诚实的观察者会承认:曾经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渐进转型论、公民社会发育等思潮,其实是业已被证明的"伪共识",这样的虚假共识如同涂抹在暗黑中国上面的彩色泡沫,虽然能迷惑许多人的眼球,寄托犬儒、苟且的国人的意淫想象,但再迷人的泡沫毕竟还是泡沫,搓破它才是唯一正确的事情。既然皇帝没有穿新衣,那么说真话的孩子就是正义的。只有说真话的孩子越来越多,真正的共识才可以构建出来。
由此看来,真实的撕裂貌似激烈的交锋,其实也是思想市场上自我净化的良性发育,尤其是对于长期在专制下生活的人们而言,撕裂即使容易走向极端,也是公民理念矫正与成型的自我训练的必由之路。回想一下大陆自有互联网以来,公民们从论坛、BBS上的讨论和骂战,到社交媒体时代的微博、微信、推特、Facebook的表达,公民们的观念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经历了罕见的成长,但凡网龄有五年以上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发生在大陆社会的线上或线下的撕裂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撕裂不过是撕裂社会的观念反应,一个撕裂的社会必然会引发观念市场的撕裂,撕裂的社会是观念撕裂的土壤,无视这个撕裂的土壤存在而迁怒于观念市场的撕裂,不过是虚伪而愚蠢的乡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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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苹果日报:「習皇帝」造神運動再現 輿論要求延長任期

今次十八屆六中全會,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前奏,對強化習近平權威、建立「習氏帝國」十分重要。六中全會前,官方又掀起新一輪為習「造神」運動,甚至有「民間輿論」發公開信或提案要求習「延長任期」,大有民國初年袁世凱想稱帝、兒子造勢「勸進」之狀。亦有迹象顯示,習謀求在中共二十大後繼續掌權,甚至要做「終身領袖」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今年1月開始,地方諸侯開始發聲,使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這個不同尋常的稱謂。至2月底至少有12個省區一把手使用「習核心」來敬稱習近平,該尊稱迅速擴展到國企、軍方高層。一時間,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四大意識」論,充斥中共政壇。

官媒民調為習「核心」加冕

由於外界高度關注,並惹來習近平「要超越江澤民、胡錦濤稱帝」等質疑,此波造神行動一度冷卻暫停。不過,臨近此次六中全會,造神聲浪再起。10月18日,官方人民網屬下人民論壇發出「重磅發布」,標題為「大國崛起呼喚強大領袖核心:當前公眾的核心觀念與核心意識調查報告」,打着「民調」旗號,實際上為習做「核心」推波助瀾。
報告稱調查逾1.5萬名受訪者,得出五大結論,顯示「強化核心意識、明確領袖核心」勢在必行,毫不忌諱宣稱,習近平有「大國領袖特質」,而且「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由衷認同」,「社會各界對進一步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高度期待」。大有為習「核心」加冕之意。
更有甚者,內地民間開始出現要求習近平「延長任期」的呼籲。3月30日,「民族復興網」發表署名為河北邯鄲市磁縣磁州鎮沙營村黨支部黨員李信的公開信「關於延長習近平總書記的任職期限的建議」,一時間被廣泛轉載。六中全會前的10月初,又有一個「關於延長習近平總書記任職期限的提案」,在內地微信圈流傳。

民間公開信撐繼續反腐

這些公開信、提案等觀點大同小異,無非是表示中共官場腐敗不堪、社會積重難返,而習近平任總書記後厲行反貪、重典治黨,率領人民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社會有希望;習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最得黨心民心的領袖,為使黨的反腐大計不至半途而廢,使中國夢得以實現,「建議延長習近平總書記的任職期限二十年」。
分析人士認為,雖然無證據顯示這些勸進文字與官方有關,但作為輿論,毫無疑問已對社會產生影響。誠如民國初年的袁世凱,想做皇帝,於是其兒子袁克定專門印制一份假的《順天時報》(袁世凱日常閱讀唯一報紙),天天刊載社會各界「擁護帝制」的消息,令袁世凱終下決心「順應民意」登基稱帝。可惜的是,袁的皇帝夢只做了83天,便一命嗚呼。
《蘋果》記者 


旧制度遭遇新核心:六中全会后,中共政治走向何方?(陶仁)

反腐纳入党统,"习核心"徐徐登场。在这背后,却也包含着更多的博弈与伏笔。


中国北京街道上挂上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头像的宣传海报。
中国北京,街道上挂上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头像的宣传海报。摄:Thomas Peter/REUTERS

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十九大之前最后一次有实质议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从严治党"。会议中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相当于为四年的"反腐"工作定性、总结。
此外,六中全会也涉及即将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历经四年官场整肃,仍躲过明枪暗箭并,笑到最后的正式中央委员,将成为下届政治局乃至常委人选的基本盘。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六中全会将反腐纳入"党统",与此同时酝酿人事布局,"习核心"徐徐登场。在这背后,却也包含着更多的博弈与伏笔。

六中全会后,"核心"冉冉升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六中全会的公报在27日晚六点半发布,以配合晚间的《新闻联播》。当时,多数人通过微信和手机新闻移动端收到这一推送。人们用拇指下拉公报全文时,看到了这句不同寻常的表述。
比起前任,"核心"的意义不言自明。更何况,这也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在任内自封"核心"。
1989年6月,临危受命的中共新总书记江泽民得到邓小平的站台支持。已宣布退休的邓首次提出了"毛、邓、江三代领导核心"的说法,并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自此,"三代核心"的说法一直延续,直到十七大胡锦涛意外表述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胡锦涛的这一头衔,被看作是权力分散、集体领导的象征。而此次习重提核心,不来自于任何他人"钦定",且在第一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已确认,规格空前。
一方面,"习核心"在六中全会成功进入中共官方话语体系,表明对习近平的个人形塑,已从自我宣传走入党内法定程序。带有"习核心"的公报能够获得通过,代表习近平有能力争取到相当数量中央委员的支持。
另一方面,为何涉及最高领导人地位评价的新表述,未等到十九大全代会上与"新思想"一同正式确认,而要抢在六中全会提前力推呢?可能的解释是:经过大规模反腐之后,中共党内团结问题不容乐观,在严明党纪的同时,强化"核心",既适时又顺理成章;同时,十九大换届可能带来不稳定性,且会议公开程度更高,反而不适合提出政治约束。
类似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众所周知的中共七大,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一次全代会。然而实际上,毛的地位,是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和1943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立的。1938年,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毛泽东取代张闻天,成为实际最高领导人,并通过一系列政治纪律决议,取消了毛的对手王明在南方的领导地位。1943年,毛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增设"政治局主席"一职,创立"主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新制,成为名实相副的最高领袖。
以此为例,最高权力的进退,更多会在中央全会,而非全代会上布局、操作。

新"核心"背后,是否潜藏博弈?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在增添"核心"的同时,也增加了对领导人"禁止吹捧"、"坚持集体领导,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的条文。在习近平外部形象和内部权势都迅速扩展的气氛下,以如此绝对化的语气,将"禁止吹捧领导人"与"集体领导"写入公报,十分耐人寻味。这背后,极有可能存在著政治博弈。由于外界无法得知开会的讨论过程,我也只能依据过往的中共政治规则提供两种解释:
可能性之一,是这两条规矩并非针对习本人,而是用以规训中共高级干部和地方党委书记,淡化其他干部的明星效应,防止如薄熙来式的魅力型地方领袖再度出现,防止挑战中央权威的情况发生。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阵营,对"习核心"的反击。中共的派系之争从未停止过,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作为十七大时异军突起的接班人,习近平在北京的根基并不牢固,上任后四年的反腐,也势必会大量树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并非没有对立阵营。
尽管"习核心"的提法可以强势获得通过,但对手似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有所限制,便重申了对集体领导的坚持。因为在对手看来,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重要的不是在民间有何反响,而是这种反响会不会助力于实际权力的增长,让习近平在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中有更多专断的资本,使其他政策也都像"反腐"一样,具有不可颠覆的民意基础和正当性。
此外,对手能够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样毫无回旋余地的措辞,试图维护住"集体领导"的底线,则说明习对于中央委员会的控制还不够,对手选择在"核心"这一名义称谓上让步,来保住现有制度的实体。
这种博弈,为何会在中央全会上出现?事实上,它与中共形成的制度传统密切相关。

中共制度四十年来的既成守则

中共的制度传统,是一整套长期形成的内部制约框架,包括一套特殊的中央选举制度。它成为中共近四十年来政治运作的基本守则。
鉴于毛时代中共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的决策灾难,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提高了中央委员会的效能,通过将党代会定期化、实行差额选举、取消党主席等方式,恢复了"集体领导",增加中央委员会选举高层领导集体的权重。
这样,历次下届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的人选,就会先由高层拟定候选名单,再交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最激进的改革出现在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实行甚至实行了党代表直接差额选举,导致一批内定者出现落选"意外",原本内定为进入政治局的邓力群,连中央委员都未能当选。到了中共十五大,又退回到间接选举的轨道上来。
邓小平死后,强人政治不再,这套选举制度却被保留下来。此后,中共的派系分歧,多利用中央委员会和全代会职能,为自己争取更多"隔代政治局成员"的席位。所谓的"接班人"——即能够在下届全代会跻身常委,从而在十年后的隔届全代会上跻身最高权力的人,必须保证在本届成为中央委员,且足够年轻,资历够深,方有被选举资格。这一原则,几乎不会被轻易改变。
此外,自十七大开始,中共又增加了所谓"七上八下"原则(即67岁履任政治局常委的年龄上限,若换届时已达68岁,则需退休),"五零后"、"六零后"干部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媒体争相聚焦的重点。
选举制度的相对稳定,使外界几乎可以猜出侯任的"接班人"。两位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的"六零后"官员胡春华和孙政才,最为民间所看好。两人都十分年轻,且历任省委书记,理应有资格向最高权力中心更进一步。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政权交接、决策贯彻,都有赖于这套由选举办法、年龄限制交织而成的制度传统,和不断修正的交接原则 。习所定义的"改革",似乎正在利用,甚至打破这种"制度化"。因此在外界看来,习总是不断释放打破常规,甚至谋求超期连任的信号。实际上,他本人是否连任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一整套存续近30年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他所掌控的新制度代替,这将是他未来维系控制力的关键。

新核心撼动旧制度,从人事布局开始?

既有制度守则是否在发生变化?从习近平的人事布局,即可看出端倪。
首先,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原则不变,不代表一定干部擢升会按部就班。在常委问题上,虽然"干部年轻化"趋势,必定会让一至两位有过地方省委书记从政经验的新世代委员进入常委会,但从现状来看,胡春华与孙政才并不能保证悉数入常,反而此前是"习家军"核心成员的陈敏尔,更值得关注。
四年的"反腐",罢黜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成员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一个颇具潜力的官员,不管是否确有其事,只要被中纪委调查并冠以腐败的帽子,不论职位多高,都将断崖折戟。在"反腐"已然常态化的今日,根据年龄、资历"猜接班人"将变得不具意义。
而新出台的《守则》,终归是人治下的辅助工具,如果与情势相悖,随时可以有所变通。撇开因天安门事件黯然出局的胡启立等人不谈,在1980年代以41岁跻身中央委员、44岁成为中办主任、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最终也离开权力中心,被后来者居上。51岁成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曾经一度被外界看好,如今更是已身陷囹圄。
同样是"六零后"的陈敏尔,是将制度守则精妙变通的最佳范例。自2002年,陈就在浙江辅佐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前,他突然调任贵州任省委副书记,恰好在贵州原省委书记栗战书调离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后,迅速补入中央委员会分配给贵州的配额名单。他随即又擢升省长、省委书记,在短期内被塑造为"有地方省委书记任职经历的中央委员",拿到了进入最高权力的门票。
就在全会一周前的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每天晚八点黄金时间,播放由中纪委拍摄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各路落马官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村干部,悉数出镜做自我检讨,为不同类型的腐败案件充当反面典型。
与之相反,在片中出镜的省委书记只有五位,除反腐干将王儒林(山西)和谢伏瞻(河南)外,其余三位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吉林)、夏宝龙(浙江)、陈敏尔(贵州)皆为"习家军"的核心成员。在当下人人官途未卜之时,能够在反腐片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多半是高层最为信赖的干部。
对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来说,重要的不是年轻干部多,而是自己人多。在他缺少传统派系子弟的背景下,打破年龄藩篱,几乎是他最有可能的选项。
由此,任职年龄是否还会遵循十七大以来的"七上八下"原则,也并不能确定。而这,就涉及到一些关键部门领导的留任问题,其中包括王岐山所在的中纪委。随着常委会"九龙治水"格局的逐步瓦解,关键领域的实权部门,将成为超越固定年龄和级别的新看点,级别的静态序列有可能被打破,权力中枢的不稳定性将会更大。
在中国大陆六十余年的特殊架构下,中共高层选人、用人制度最为隐性。但其重要性,远在人大、政协、政府等显性政治制度之上,它才是实际政治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而本次六中全会之后,这种机制将如何变动,会如何影响进行中的诸多改革,仍需时间的检验。
(陶仁,自由撰稿人)
——端传媒

何清涟:国际社会为何对习核心如此反感?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曲终人散,人们期盼的人事调整消息杳然未见,倒是看到了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海外舆论哗然,普遍看法是:这意味着政治和机构改革的大后退,习近平将建立毛邓式的强人政治。
在习之前,江泽民早就是"核心"了,但无人据此将江泽民称之为政治强人,原因何在?
"江核心"与"习核心",形成条件不一样
称习近平为核心其实并不突兀,相关的舆论工作一直在做,比如今年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后来一度沉寂,但大概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1个月左右前又再次出现,六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习的核心地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在干满两届之后,谋求连任三届。
对习近平将来的政治动向,其实无需猜疑,今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只要不出现":"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指出"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习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不再改变,不再像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要想不出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整五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以来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比如是延长任期,还是变总书记为总统制,这些都是枝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有他撑着,党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但习近平与毛邓不同,毛挟中共建政之功,邓有改革开放之绩,党内对毛泽东是崇拜,对邓小平是服气。习近平这核心地位的形成也与江不同,如果要将两位核心与中共利益集团成员的关系做一个精要的概括,那就是:江泽民是利益笼络的共同分赃制,放纵家庭成员与所有官员贪腐,以"闷声发大财"而得到拥护,成为核心;习近平则是将反腐利剑架在官员脖子上,用威慑树立了核心地位。如果对此有怀疑,请看中纪委几天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已经有一百万党员因贪腐问题受到处分。
国际社会为何接受"江核心"而拒斥"习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如果说江泽民的形象是"开放",习近平则是"封闭"。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半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禀赋不同。
江泽民1989年6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多,柏林墙倒塌,世界从此进入全球化时代。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他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施罗德等人一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就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全盛时期。
克林顿的8年任期(1993-2001)正好与江泽民的13年(1989-2002)重合。尽管他竞选时曾宣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成为总统后立刻走上务实路线。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与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次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在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让美国感受到他的"开放诚意"。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严肃刻板不同,江泽民在各种外交场合表现得活泼率性,尤其是他用英语大声朗诵葛底斯堡宣言,取得了美国好感。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与克林顿之间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也给美国朝野留下比较人性化的开放形象。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喜欢谈"独立自主",而江泽民则强调"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让中国慢慢进入国际体系的愿望。高盛公司的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为江泽民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观感。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定下的美国对华外交国策"接触、说服、影响"——即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启动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让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响应并配合。从那时开始,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美欧政府及基金会资助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到胡锦涛接班时,已达数千家之多。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以来,内政外交都展现了一种强硬姿态。对内打压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严格管制舆论,加强对外国在华NGO的管制,强烈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政治上有向毛时代的强专制回归的倾向。对外则将原来奉行的与国际接轨变成了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在南海海域的强硬姿态更是让邻国深感不安。凡此种种"崛起"的强硬姿态,让世界极不舒服,因此,所有评论都忘记了江泽民曾有过"核心"称号,批评习成为核心是让中国回归强人政治。
世界格局的改变于中共有利
但不满归不满,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国际格局正在改变这一现实。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美国与欧盟国内的民众正通过陆续到来的大选,表达自己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欧美国家今后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种种问题,很难再像80-90年代那样全力推动专制独裁国家的民主化。就算是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总统,其外交政策也有现实的一面。今年4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中东四强人相继垮台之后,该地区陷入乱局,美国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思考: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国家强行推动民主化,结果往往与愿望背离。
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希望中国崛起(至少能够控制住内乱),与希望中国领导人不是政治强人有点南辕北辙。胡锦涛是弱主政治、九龙治水,局面失控,下有每年10多万起社会反抗,统治集团有难以扼制的腐败,权力交接刀光剑影,如果局面不清理,还真是要衰落下去。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采取措施防范颜色革命、清理外国NGO,其时处于强势的西方对此亦无奈其何。如今欧洲自顾不暇,美国也有自身的麻烦,习近平只要能够将中共党政军大权名至实归地掌握在手,国际社会对他的"强人政治"也只能隔岸遥观了。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然也会因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而延后。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
——VOA

韩连潮:中国社会转型呼唤博塔

图:1986年7月21日,南非总统博塔 (P.W. Botha,左)和黑人主教图图会谈了将近两小时
世人都知道曼德拉对南非社会的民主正义转型的丰功伟绩,甚至也知道与曼德拉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的殊勋,但是很少人了解南非白人政府中的博塔 (P.W. Botha)、库瑟 (Kobie Coetsee)、巴纳德 (Neil Barnard)等人所作的重要贡献。
绰号叫"大鳄鱼"的博塔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从1978年到1989年,博塔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份统治南非11年。执政期间,他无视国际社会压力,坚持种族隔离政策;拒绝给黑人公民和政治权利;他打压言论自由,抓捕了成千上万的批评和反对其政策的民众,其手下的安全部队杀害了无数的反对派人士;博塔被国际社会视为八十年代的希特勒、残酷的种族主义独裁者。
另一方面,博塔推进宪法改革,企图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他让有色人和印度人同白人分享权力,分别建立议会立法议事; 博塔还废除了种族之间不准通婚的法律,取消《通行证法》和对多种族政治党派的禁令,放宽了种族混居的限制。他还建立黑人家园,给黑人更多的自治权。博塔当时的一句名言是,"不改革求变,就是死路一条。"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位独裁者博塔启动了南非"协商式革命(Negotiated Revolution)",最终实现了南非社会的转型。
早在1985年,博塔就授权司法部长库瑟主动与正在狱中服刑、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曼德拉接触和对话; 库瑟与曼德拉的绝密谈判在前者的家中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打下了互信的基础;1988年,博塔又让学者型的南非情报头子巴纳德率3人团队接手谈判,直接向他汇报。
博塔认为曼德拉是共产党人,其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接受苏共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他担心南非共产党掌控政权后会将白人置入死地。虽然博塔多次提出释放曼德拉,但坚持要求曼德拉必须放弃暴力。曼德拉的立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暴力,但由于黑人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谈判一次次被拒,被逼得只有使用暴力争取权利,他坚持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准备在南非推行共产主义,并表示新宪法谈判开始后共产党即不复存在。这些立场的澄清,共识的达成,主要得力于巴纳德团队多次与曼德拉沟通,改变博塔的观念而实现的。
在巴纳德的说服下,博塔1989年7月5日与曼德拉首次会面。这次会面是在中共镇压八九六四民运几周之后,中国的民运或许也对博塔有所触动,促进他实现了此次的历史性会晤。曼德拉描述称,这是一次极为平等的会面,博塔彬彬有礼,外人根本看不出两人谁是总统谁是囚犯。
博塔1989年中风,随后被德克勒克等同僚逼出局,回到偏僻的西开普省韦尔德尼斯(Wilderness )的家乡过着隐居的生活。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后仍然高度评价博塔,并多次前往探视,相谈甚欢。曼德拉曾表示,他一生中最令人失望的事情之一,是未能与博塔完成谈判,而不得不与德克勒克打交道。
博塔2006年去世后,南非政府下半旗致哀,并拟为其举行国葬,因其家人反对而放弃。曼德拉向博塔的家人发出唁电并表示:"对许多人来说,博塔先生仍旧是种族隔离的象征。但我们也应当铭记,他一步一步地铺平了道路,最终让我们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达成解决方案。"
情报主管巴纳德为曼德拉和博塔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他不仅利用情报信息引导博塔正确决策,而且也为曼德拉出谋划策,教他如何与博塔谈判,并给予曼德拉应有的未来国家领导人的礼遇。1994年,巴纳德又参与宪法起草工作,在南非社会转型上起了关键作用,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人们会问,当时博塔的国民党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拥有在非洲大陆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可以通过武力镇压来保证占总人口不到15%的白人继续执政,统治其他85%的人民。但是为什么博塔选择了对话呢?很多学者认为,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给南非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削弱、孤立了白人政权。还有的认为南非国内的动乱和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逼得博塔找到解决方案。
当然,这些都是推动变革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另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是,博塔南非白人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意识到,尽管他们大权在握,但是却没有来自被统治者赋予的执政合法性;继续坚持拒绝与大多数人民分享权力,既没有道德基础,又不符合联合国原则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政治模式难以为继。因此,越来越多的白人精英们在能保证白人权益的基础上,愿意让占多数的黑人执掌政权。
其实,博塔在开始授权与曼德拉谈判之始,就已经做了这个准备。譬如,情报主管巴纳德曾努力使博塔意识到,与曼德拉谈判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一个由其担任总统的多数人掌权的政府。博塔回答说,"你不必对我进行说教,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中共目前的处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非白人政权本质上颇为相似。统治中国的权贵不足1%,不仅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中共8800万党员的绝大部分也并不享受这些权利,甚至所谓党内的"民主权利"同样是形同虚设。统治者由最高层指定,买官卖官大行其道。从这点来说,它连南非的国民党都不如。此外,主要的资源和财富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占有,统治集团的制度性腐败,以及利用专政机器强取豪夺、拒绝国内外改革的呼声、严厉打压批评意见、使用暴力维稳来为其长期执政保驾护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丧失了执政的道德基础,因而出现执政安全危机。
我听说习近平主席最害怕别人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极力打造一个坚决捍卫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男儿"形象;他以拯救中共为使命,企图以中共的大救星青史留名,但却一叶障目,没有看到共产党寡头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内在致命矛盾,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质,反而得出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是理想信念动摇的结论。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呼唤中国的博塔与习近平上台前人们呼唤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天真可笑。不过,我个人还是对习近平抱有一线希望。虽然他是党内各派利益平衡的产物,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其本人和家庭也曾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很难相信他内心没有像其父亲那样反思这个体制。
特别考虑到习近平几年前讲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如果此话当真,自由派、民主宪政派、左派就和习近平有了对话的基础,可以通过程序的设置,落实马克思的权力观。如果是谎言,他只能欺骗民众一时,无法欺骗他们一世,人民迟早要觉醒,不再需要被代表,而要抗争维权。全国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抗争事件,以及最近上万老兵包围军委维权都说明不可能永久地唬弄老百姓。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改革困境是体制所致;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会重犯毛时代致命错误;选择性反腐和权斗,以及强化党纪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救不了党,反而造成懒政、不作为的局面;除引起各国的猜忌和焦虑之外,撒币外交交不到真朋友;官民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济的L型下滑、潜在的房屋泡沫和金融危机、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言论和政治空间的巨大萎缩、海峡对面台湾民主成功发展等等,从各个方面挑战着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我们呼唤中共中博塔、巴纳德式的人物,是希望中共领导人应当像当年的南非白人政权尽早认识到少数人执政的政权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难以为继,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防范不了突发事件引发的坍塌和暴力革命,而在这场革命中,被统治者或许失去旧枷锁,得到新枷锁,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损失最大的群体恐怕则是权贵精英们,他们不仅会失去巨额财富资产,还将失去安全。
像南非一样,启动中国的"协商式革命",开始中国社会有序的、和平民主正义转型,虽然不能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但能确保权贵精英的安全和利益,绝对不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同时又能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落实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权力观,让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道路。何乐而不为呢!
我希望习近平主席以民族国家大局为重,以真正男人博塔为榜样,将刘晓波等人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开启全国各派的政治协商谈判,至少应按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让党内民主先行,逐渐推而广之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我也希望习近平主席周围的谋士们,不要光吹喇叭、抬轿子,尽出馊主意,而应学习巴纳德,高层次地为主上排忧解难。
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任重道远,势在必行,而当务之急是需要体制内的博塔、巴纳德式的务实思想家、政治家来启动, 我肯切期冀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有勇气承担这一重任。
——VOA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吴亦桐书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

【书林漫步之记者看书】吴亦桐书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
【书林漫步之记者看书】吴亦桐书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

邓小平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带给中国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即使是毛泽东,其口碑都难与邓小平比拚,很多中国公众对邓小平都不吝赞美,认为他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的神话,他的"摸著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著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成为如"圣经"般的指导性思想。

2013年10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悄然推出了颠覆公众对邓小平传统认识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全面解析邓小平的政治生命,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皇权主义者",本书开篇从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谈起,指出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是核心",作者认为邓小平的"核心说"也体现了邓小平坚持中共专制思想的基础。

本书还指出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一向以改革形象示人,但实际上他从未触动过中共"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只是成功的用"经济改革"的成果遮蔽其政治上的保守。邓小平是中国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

本书用最多的史料披露了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的改革悲剧,及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经过。辅以当时听命于邓小平下令开枪的李鹏、杨尚昆的日记,显示邓小平一手制造了"六四屠杀",书中一个细节为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召开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及三位老红军,邓小平当时布署了戒严和镇压。

该书作者尹振环,一位并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中共党史专家,在中国大饥荒年代,因向中共当局上书"粮食问题"而获罪。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贵州党校。

他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邓小平从"总设计师"变成了"总射击师",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带来巨大的倒退。

尹振环:"他(邓小平)没办法洗掉的,最后做决断的时候邓小平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是最高的决策者。"

本书出版之时正是习近平上台近一年时间,尹振环在当时曾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表示,习近平政治左行、经济右行与邓小平路线不谋而合,这会将中国带往一个更加危险的方向。

本月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公报中首次明确提出"习核心"概念,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时代不再使用的"核心"一词回朝,尹振环所担忧的终成现实,对中国未来表示悲观。

尹振环:现在的极权主义定型了,还加固了,看不到转机。

重读《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即使抛开邓小平"六四屠杀"这个最大的政治污点,他推行的"经改政不改"所带来的恶果,如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价值观和信仰缺失等早已呈现。被当作邓小平政治杰作的"一国两制"也以北京对香港愈加严控显示出欺骗性。以史为鉴,我们应该清醒的知道,推进反腐运动、从严治党却闭口不谈政治改革的习近平,无非是另一个皇权专制主义者"邓小平"。

——RFA

文革: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专制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夏业良)

图:美国洛杉矶"主席"餐厅内模仿"文革"宣传画的装饰画

时至今日,文革的思维倾向并未在中国消失,反而在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影响下,在中国大有死灰复燃的态势,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出现了一部分顽固延续文革思维与行为的无耻华人。
今年是二十世紀世界四大惡魔(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之首毛澤東發動文革五十周年,到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多的相關回憶文章與文集出版。有朋友發問:文革為什麼會造成慘絕人寰的惡果?文革與恐怖主義有何關聯?


  若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並且提供充分的論據,足夠寫出兩部博士論文式的研究專著,限於刊物篇幅,筆者只能就其要點予以簡答。

  恐怖主義的定義與實質

  恐怖主義一般是指那些為了達成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而蓄意攻擊平民(非軍事化戰鬥人員),有意製造族群或社會恐慌的暴力行為及其相關理念。

  需要警覺的是,「恐怖主義」的概念可能帶有政治及情感上的含意,其精確的定義往往難以辨識,從學術研究層面上說,可以找到上百個有關恐怖主義的定義。其定義極具爭議性,因為有些國家的統治集團往往會把政治上反對力量或政治異議人士劃歸到「敵對勢力」,在此情況下,就會通過國家宣傳機器抹黑政治反對力量,試圖把政治異己的抗爭活動非法化。一旦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簽,就會使社會上的同情與聲援活動望而卻步,從而使國家機器(包括警察與武裝部隊)理直氣壯地消滅反對力量。

  事實上,恐怖主義以廣義的政治組織形式實現其目標,這些組織通常包含左翼或右翼政黨、極端民族主義與宗教團體、盜用「革命」名義的極權分子以及控制國家機器的專制暴政。這些組織的共性是它們濫用針對平民的暴力來達到其組織/群體的集體訴求。

  雖然在相當長的社會政治史中,恐怖暴力是由政府來掌控和實施的,但現代的恐怖主義通常是指私人團體對無甄別性之無辜群體的濫殺,通過媒體集中報道以吸引社會公眾的廣泛注意,同時對其敵對目標施加心理壓力。

  自一九九四年至今,聯合國大會再三譴責恐怖主義襲擊,企圖引起公眾恐慌的暴力行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無論其政治目的如何,這些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無論其背後目的之意識形態、觀念、種族、宗教等均不能使之合法化。

  恐怖主義往往被極端民族主義或宗教團體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恐怖主義的攻擊對象或犧牲品/受害者往往只是恐怖主義分子為實現其訴求而採用的特殊手段與工具,這些恐怖分子眼中的「象徵/工具/符號」通過媒體與大眾傳播,向社會釋放恐怖信息與氛圍,從而向特定目標施加壓力與影響。

  國家恐怖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有些官員與政府機構以它們所認定的行動之合法性或非法性來定義恐怖主義。在專制政府的操控下,恐怖主義的行為往往被視為合法的行動,比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行徑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各種手段迫害並奪取生命的所謂「革命行動」。

  在專制政府的許可下對村莊和平民實施轟炸或炮擊,往往被冠以「平叛」的名目,而不會被定義為恐怖主義暴行。這樣就掩蓋和否認了「國家恐怖主義」的存在。然而,在文明世界中,恐怖暴力行為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與授權並不能夠成為否認其行為本質的依據。

  有關恐怖主義的大多數定義並沒有考慮到平民使用合法暴力予以反抗的可能性與正當性。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定義,恐怖主義是指對群體或財產實施暴力行為,以恐嚇或威逼政府、平民,從而達成其政治或社會目的。

  學術界近年來關注「國家恐怖主義」的討論,比如,美國是否有權使用原子彈殺害幾十萬日本平民?如果造成幾十人死亡的炸彈謀殺是恐怖主義,那麼造成幾百萬甚至數千萬中國人死亡的文革是否「國家恐怖主義」行為?

  廣義的法西斯主義有三項核心要素:即極端的民族主義、革命、以及復興。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核心概念則提倡一種「有機」、「種族」或「整合」的國籍/民族認同概念,強調國家與民族認同的首要地位,對同質性文化、共享歷史、或民族的歸屬感。

  民族復興神話的含糊不清本身,是法西斯主義運動能獲得各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之支持的關鍵。通過復興神話和營造宗教情感、集體歸屬感,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引向瘋狂化。在法西斯主義取得權力後,將傾向於建立一種「政治宗教」,將民族和國家神聖化和符號化,並以此建立新秩序。

  這種通過塑造神話般的天才及全能型「魅力領袖」,集體效忠與盲目服從,通過各種政治與社會活動消滅異己思想與行為等高壓政策,使得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宗教」儀式的做法顯得蒼白無力。

  文革思維與行為死灰復燃

  文革不僅具有法西斯主義的特徵,而且還具有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特徵。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曾經是無政府主義的狂熱追隨者,他曾向去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提及他那時的思想傾向。而且後來毛的行為也證明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伴隨著他的一生,比如他在文革中號召「砸爛公檢法」,甚至蓄意讓各級黨政組織與國家機器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在我看來,文革與恐怖主義有諸多共通性(簡稱共性)。比如它們都具有反文明/反人性/反人類的特徵,它們都是通過洗腦宣傳教育的手段來煽動民眾(尤其是青少年)來消滅與他們政治/宗教觀點不同,甚至被它們任意想像為敵人或魔鬼的被消滅對象。

  文革通過「非人化」手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所有異己甚至並無實際個人政治觀點的無辜百姓都貼上可置於死地的標簽,從而輕鬆地簡化或消除一切消滅其肉身前可能存在的法律程序與社會認同障礙。

  希特勒及其納粹國家機器將猶太人看作是「非人類」的怪胎,主張全部消滅,以確保雅利安人種的純淨與高貴,而文革則使用少數幾條簡單的教條來甄別「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個人,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消滅一切異己甚至只是態度不夠狂熱的無辜者。

  近三十多年來,曾經追隨毛澤東的助紂為虐者又蓄意給自己的反人類行為貼上政治合法性的標簽,公然宣稱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由他們的子孫來繼承權力是理所當然的。通過強調「紅色血統」的合理性,直接否定民主政治與平民參與的普適性。

  綜上所述,文革與恐怖主義有著諸多直接和間接的關聯與共通性,同時文革還具有顯著的法西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特徵。時至今日,文革的思維傾向並未在中國消失,在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影響下,文革思維與行為在中國大有死灰復燃的態勢,甚至在西方民主國家也出現了一部分頑固延續文革思維與行為的無恥華人。我們必須堅決地抵制與聲討文革思維與行為的泛濫,絕不能容許文革思維與行為再度危害幾代中國人。五十年之後毛的陰魂依然不散,作為中國人,你不感到恥辱和悲哀嗎?


作者为加图研究所全球自由与繁荣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动向》杂志2016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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