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

萧瀚:政治海洛因——帝国崛起的幻觉


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愛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界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
  一个国家会不会强大与权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间未必关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帝国既可能成为周边国家威胁的强大国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为国际祸害。在"宪法这头狮子"和"帝国崛起病"这两篇里,黄钟通过美国的有限对外战争与日本走向灭亡的两个案例表明,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共和国就意味着一定不会产生帝国行为,比如当年的美西战争,黄钟强调两种不同政体的制度安排,差异体现在别的方面,这远比是否会发生帝国行为要深刻得多。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不同政体最重要的差异,是在纠错能力上,安排得当的民主制可以及时制止错误的帝国行为,能够为愚蠢的狂热降温,而专制制度则更依靠专制者的偶然行为,日本帝国没有获得这种偶然的止损决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灭亡之路。
  黄钟用美国的对外战争(包括其侵略战争)和德日的对外战争中民间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言论自由度来区分两种政体安排的差异,充分展示了权力获得制衡的共和国,与权力不受限制的帝国,特别是在战争中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因为权力受到约束而更容易获得及时的止损决策,后者则常常会在权力的偏狭恣意中走向毁灭。
  其实,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也曾因为堕落为民粹的伪民主制,而走向远征西西里的灭亡之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其持续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权得到长期持续增长性保障的副产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结果。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强大也未必能顺延到未来的强大。
  黄钟在讲述这些帝国兴亡盛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详尽展示不同政体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所有那些给本国和外国制造巨大灾难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权力缺乏分立与制衡。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独裁权力,缔造纳粹德国;日本明治宪法的错误制度安排,使得军部趁机建立法外的暴力统治,直到它将半个世界推入火海。
  与之相对的,是从华盛顿开始,美国一直孜孜以求将权力分散,并且创造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一项权力能够获得独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兵权成功地纳入到文官领导的权力体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轰然倒塌的帝国废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远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实帝国未必总是会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黄钟总结的:"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这样的总结很冷酷,但它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关于权力安排的不同制度,会使得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走向人间还是走向地狱,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强大,而是要看权力分立与制衡设计是否足够优越,同时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也意味着保护甚至提高/压制甚至摧残各种公民美德。
  不同政体中人的命运
  研究帝国崛起病的要点并不在于帝国会不会灭亡——共和国也会灭亡,共和国也未必时时正义,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可以说,黄钟讨论的帝国崛起病,其症状并不在于病人会死,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这是黄钟思考的核心命题"人怎样才能在权力面前不显得渺小"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黄钟眼里,帝国崛起之所以是一种病,是因为它离开了一个国家本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内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样需要服从这一准则,因此善待他国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在他讨论的这些德日苏等著名帝国崛起和崩溃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地破坏制度攫取非法的无限权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着怎样的重大缺陷,导致了政治罪犯们获得可乘之机,使得非法权力获得恣意运行的危险轨道,从而残贼人权——包括本国。
  德日苏等兴亡如白驹过隙的帝国废墟,首先是本国国民的人权坟墓——虽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国的人权,其次才是一个帝国废墟。正如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共和国未必都强大),首先是因为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家实现了其初始和最终的目的:让人获得尊严,如德国现行基本法的第一条所昭示。对于共和国来讲,强大从来就不应该是它应当追求的目标,瑞士就从未强大过。强大、尤其是一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更多的要素,比如领土、人口、资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两次分家"篇,黄钟通过讲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印度的独立运动经过,表明"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英国虽然给予印度和平,但并没有给予他们尊严,虽然带来文明,却是以野蛮的手段实现的,这与美国战后扶助德日是相当不同的。"创造怎样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体如何带来和平与繁荣。纳粹德国曾经横扫欧洲,版图迅速扩大,一扫"一战"以来的抑郁阴霾,国民一度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疯狂发动世界大战,德国落入最可怕的地狱之境。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吸取魏玛宪法的失败教训,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联邦德国,抛弃了仇恨,抛弃了帝国战略,在短短数十年里再次迅速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与纳粹时代完全不同,德国不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还完成了两德的和平统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德国,人民没有那种眩晕而虚荣的帝国荣耀,但有着切实保障的人权,德国人用不着像纳粹时代那样担心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用担心被逼迫愛国。
  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正确引领下,走上了真正的宪政之路,这是一条通往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可以安全并宁静享受殷实富裕、国际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与国家强大与否无关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帝国崛起病》从正反两面提醒读者,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伊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纳粹德国人、苏联人、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不但无法在本国获得正常安宁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遭受怨恨。曾经煊赫一时的虚幻辉煌,如一缕青烟消失。顽固吸食帝国崛起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们,殷鉴未远,帝国面纱背后无尽的血污与如山的骷髅,时刻警醒人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这段话出自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之口。黄钟在书中一前一后两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书的最后一句,可见其对这段话的同理之向往。
  我不揣冒昧的揣测,黄钟研究帝国崛起病的病例,探寻帝国崛起病的病理,无非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人求个"面对权力不显渺小"的可能。

黄钟
——网友推荐

胡少江:万达的“廉洁秀”能否说服国人?

万达又一次出现在媒体的头条,这一次的风头来源于万达自己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国万达集团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关于对冷传金、韩玉秋处分决定》。决定称,集团从媒体得知,时任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冷传金和财务副总经理韩玉秋在2007年至2009年前后,向时任大连市西岗区区长、区委书记金程行贿30万元现金,行贿的目的是"为其经营发展提供便利"。
万达对冷、韩二人的处分是: 免去冷传金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职务,解除劳动合同;涉案的另一员工韩玉秋由于目前已经退休,不追加行政处分;同时,万达集团董事会还决定暂时冻结冷、韩二人持有的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权,停发二人股权分红。至于其中涉及的股权数额和股权分红的金额,处分决定没有透露。
初读这则消息,似乎让人感到万达集团和集团老板王健林充满正气。果敢地处分行贿官员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尤其是在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靠向政府官员行贿来求生存、求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万达集团和它的老板表现出与腐败高管切割,向腐败的政府官员和社会风气公开说不的正面形像,这样做似乎是向中国全面腐败的社会注入一种正能量。
但是再想想,觉得王健林们似乎并没有那么高尚。相反,王健林的做法怎么看都有一种"危机公关"的意味,而不是真正地反对腐败。因为冷传金、韩玉秋的行贿行为并不是万达自己揭发出来的,而是媒体透露的。最近相关法院对已经升官至大连市委常委的金程进行审判,"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著揭露出,在向程金行贿的众多企业名单,大名鼎鼎的万达位列其中。对万达和号称首富的王健林,这是一个大丑闻。它发出的处分决定,不过是一种所谓"坏事变好事"的公关策略。
冷、韩二人向程金行贿的时间是2007至2009年前后,已经过去了八、九年,期间万达集团有无数次的审计,均没有查出这笔行贿款,现在一旦被媒体披露,立即快速切割,但是在切割的同时,完全没有提及这笔款项在万达的账上是如何处理的?法庭判决中提到的"为其经营提供便利",这个"其"究竟是冷、韩两位个人,还是万达公司?其中的便利具体是什么项目?这个便利为万达带来了多少利益?这些利益现在是否应该充公?处分决定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不置一词,显然不是真诚反腐,而是做姿态自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冷、韩二人的行贿是为了个人的经营。在我看来,他们的行贿更多地像是职务行为,是为了公司经营从事行贿。如果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两个人甘愿承担个人的法律和财务风险,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来行贿?我想更多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行贿应该能够从公司走帐。假如这是真的,那说明这类的账目在万达集团是一种常态,而且公司高官们对如此账目都有默契。
其实官员与万达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媒体的焦点,《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曾经发文称,王健林打造万达商业帝国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与中国政府以及高官权贵的密切关系。他更具体的透露了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都曾经是一家投资万达的公司的控股人。王健林本人也曾经不小心证实了这侧消息的真实性。
从齐桥桥到金程,不知道在万达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有多少类似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们参与,也不知道王健林"中国首富"的桂冠上曾经有多少肮脏的手曾经染指。王健林现在通过惩处两名管理人员来上演一出"廉洁秀",恐怕只要稍微有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嗤之以鼻。老百姓都明白:中国社会已经溃烂透顶,中国的高官显贵和手眼通天的企业老板是腐蚀中国社会的两只重要力量,滋生这两支力量的正是至今为中国显贵们誓死捍卫的极权体制。
——RFA

陈婉莹:香港,孤独地反抗


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1998年,在纽约当了20多年记者后,我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香港。我受雇在母校香港大学开办一个新闻课程,训练新一代记者,以讲述香港、中国和亚洲的故事。这是一项重大却又及时的任务。
在我回来的10个月前,被英国统治了156年的香港被移交给中国。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安排:北京将享有主权,但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保持50年。这神来之笔的目的是打消国际社会和香港民众顾虑。
这些政治规则的制定是为确保亲北京的力量能够控制香港的立法机构立法会,而香港民众会愿意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制度,是寄望将来能成长起一个更具责任心的政府。1998年,当民主党在移交后的首届立法会选举中赢得50个席位中的13个,成为占优的反对党时,很多人欢欣鼓舞。
和大学时代的朋友叙旧闲聊时,我和他们一样,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感到兴奋。不少资深活动人士的想法是,民众享有言论自由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可能会激励内地的民主变革。
快进到2016年。本月早些时候,我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er)总监的位置上退休。四天后,香港又举行了一次立法会选举。选民选出了六名以呼吁自决为竞选纲领的候选人,这是在向北京发难。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均不到40岁,都认为"一国两制"形同虚设。他们在嘲弄北京,而北京则认为这类言论是对国家的背叛。
选举结果预示着香港陷入了更严重的政治停滞和两极化。尽管独立不切实际,也不太可能实现,但独立的呼声反映出,在对这座城市的治理以及对其事务的干预上,北京和它在当地的代表所采用的方式正引发越来越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年轻人中特别严重。
民众还不满于高企的房租、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赤裸裸的裙带主义。香港的不平等情况在全世界数一数二。2014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将香港列为全球裙带主义指数榜单的第一位。
内地发生的镇压活动是另一个让香港民众感到担忧的根源,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律师、记者、活动人士和其他异见人士被捕,并在官方的电视节目上示众,供认自己的"罪行"。而且,北京无处不在的触手似乎已经伸到了香港:因为一些被北京认为有冒犯之意的出版物,香港多名书商遭到绑架,并被带至内地接受审讯。北京对香港的新闻媒体等机构的控制也日渐增强。
在不少香港民众看来,两年前的雨伞运动的结果就是最后那根稻草。在79天时间里,成千上万人在街头露宿,要求得到更广泛的代表和真普选。他们未能获得北京的让步。
但随着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都争相取悦北京,立法会里的反抗者及支持他们的民众显得越来越孤独。最近几十年,内地和香港的境况发生了反转。
内地曾是香港的穷亲戚,现在却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了取悦北京并获准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跨国公司卑躬屈膝。当中国的最高互联网监管官员在硅谷拜访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时,他处心积虑地在桌上摆了一本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辑选。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数据终端业务,彭博(Bloomberg)对一篇调查性报道进行了自我审查。该报道涉及中国的一名顶级富豪。后来,哈佛大学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主要资金正是来自这名大亨。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它有时会四处显示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南海。同时,中国正在打造另一种世界秩序: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旨在将60多个国家联系起来,覆盖亚洲、中东和欧洲大片地区的"一带一路"计划,都是中国为制衡美国而领导的行动。
与此同时,香港却失去了一些光彩。曾是通往中国的门户的香港,现在却要和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竞争。香港的集装箱港口也正在被深圳赶上。香港经济对内地的依赖增加。
尽管最近几年,年轻的反抗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需要争取与北京达成和解。他们中有些人对内地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同时也让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持欣赏态度。还有很多香港人因为个人、职业和生意原因而与内地的往来日渐增加。在最近的一项民调中,超过一半的香港市民对独立的诉求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对,有的则强烈反对。
事实是,香港的命运永远和内地连在一起。因为历史、文化和地理方面的原因,这是其命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没有独立的可能。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香港民众不得不接受内地日渐崛起,变得更加强大这个现实。
我的学生将不得不准备好讲述已变得更黑暗、更复杂的香港故事。他们将不得不在香港、内地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中穿行。作为市民,他们将不得不尽力接受一个事实,即在这场企业利益和世界大国之间展开的全球大博弈中,香港可能只是一枚棋子。

陈婉莹是香港大学的荣誉教授,同时也是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的特聘研究员。思汇政策研究所是香港一家独立的公共政策智库。
翻译:陈亦亭

——纽约时报

徐贲:为什么媒体认为特朗普输了辩论,民调却完全相反?

原题:美国选民的政治自欺和确认偏误

2016年9月26日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场辩论后,许多中国人的反应是"希拉里碾压特朗普"。在美国,如果由媒体来投票决定这次美国总统竞选结果的话,那么,希拉里无疑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卓奇报导(Drudge Report,美国的一个保守新闻网站)的网上民调却显示,80%的回应者认为特朗普在辩论中获胜。另一项由Time.com所做的民调(参与投票者的人数是130万)显示,特朗普领先希拉里4个百分点——52比48。福克斯新闻的网上选民表决结果是,认为特朗普或希拉里赢得辩论的胜利的人数分别是50%和35%,其他15%认为,谁都没赢。
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民众反应呢?是不是"这届美国人不行",公民素质和政治思考能力特别低下,或者缺乏应有的判断力呢?其实未必,正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早几年在《自欺是政治失败的根由》(Self-deception as the Root of Political Failure)一文中所说的,由人的认知和情绪偏误(bias)所造成的自我欺骗(自欺)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问题。这次美国大选中两位竞选者都有严重的品格缺陷,许多民众对他们有强烈的厌恶和嫌弃,激烈的情绪使得一些选民的政治自欺越发暴露出来。这种投票结果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最后结局,现在还很难说。
人在政治行为中的自欺,用考恩的说法,指的是"对可以自由获得的信息采取无视、摒弃和另行诠释的行为"。这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考恩指出,在美国这个以个人主义为文化核心的国家里,"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政治见解比那些训练有素的聪明人要高明。在经济问题上,选民很少会听从经济学家的意见。"比起听取别人的意见来,他们更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这种错误的自以为是就是自欺的结果。
人的自欺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并非今天美国人才有。从荷马和柏拉图开始,自欺一直是希腊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和17世纪的道德家那里,如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自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休谟、洛德·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都特别关心人行为中的自欺。萨特哲学中的自欺(bad faith)也曾是中国"萨特热"中被讨论的问题。自欺的问题也许应该在当今中国思想讨论中重新受到重视。
在政治选择中(当这种自由选择是可能的时候),自欺的主要表现是,即使在公共信息公开、透明、易于核实的情况下,选民仍然按自己的目的或需要选择和重新诠释公共信息中的事实。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场辩论之后,美国媒体迅速提供了对他们引述的数字和事件的"事实核对"(fact check)。美国也有一些专门为选民提供较可靠政治信息的"事实核对"网站。特朗普在辩论中有许多不符事实的言论,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对一些选民的政治选择发生什么影响,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更是如此。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默利(Alfred Mele)在《脱去面具的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Unmasked)一书中指出,人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或立场,就会对公开信息采取两种自欺的方式,一是只挑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事实选择),二是对某些事实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重新诠释(选择性诠释)。社会心理学家称此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也叫"肯证偏误"或"验证性偏见",也就是,人坚持自己的成见、猜想,无论自己的想法是否合乎事实,这个倾向都难以改变。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头脑里选择性地回忆、忽略或排除矛盾的资讯,选择性地搜集有利的细节,并加以片面诠释。
新闻资料图: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新闻资料图: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考恩指出,在政治性的自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价值观和附属感(affiliation)。这种价值观并不是独立思考和批判性辨析的选择结果,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来的或预先决定的"。"个人总是出生在特定的种族、宗教、区域或家庭关系中,而这些缘于'自然赋予'的特征会影响他的感觉:什么对他是好的,他属于哪个政治阶层。个人背景和家庭史影响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这是众所周知的。"符合这种价值观和附属感的政治选择让人有"骄傲"感,让人觉得自信、安全、感觉良好,因而也觉得符合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
心理学研究证明,自欺与良好的自我感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欺者比不自欺者的幸福感要高。一个人不能自欺,甚至会成为他沮丧、忧郁的主要朕兆。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管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否真实,是否有根据,都比较有可能取得成功和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更乐观自信,进取心更强,更愿意承担风险。而且,自欺还能使人更专注于一些主要的目标,如物质享受、社会地位、性。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解释,自欺是一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保护机制,它能帮助人排除忧虑和不安,减少干扰,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经过思考和积极选择,就从自然赋予的价值观和附属感获得自信和良好感觉,那么,这样产生的"骄傲"自我感觉就会不利于公共辩论。考恩对此写道,"如果涉及骄傲——政治经常是这样——那么个人就会回避真实。就算他在辩论中最后胜出,一般的辩论也不会让他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一般人宁愿在私人生活中觉得自己天生优秀,而不去理睬或另行诠释与这一感觉相冲突的信息"。在公共辩论中,谁都不能避免遭遇对方的质疑和挑战,这对于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肯定是有害无益的。而且,一般人"希望相信,他们的优秀是无需疑问的。他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对他们的附属性或品格说三道四,哪怕是公正和公开的讨论中也不行"。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与其听了心烦和不高兴,还不如不听为好。
理性、逻辑的公共说理和说服在政治辩论中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理想,现实与此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在政治和宗教辩论中,很少有一方被另一方说服的情况。双方的激烈辩论都做是给自己支持者看的公开表演,也是说给第三方或尚未选择立场的旁观者听的,以期能对他们有说服的效应。对立的辩论双方只会在辩论过程中越来越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样。双方都越来越觉得对方不可理喻。自己一方越正确,对方也就越愚蠢、越可恶。
新闻资料图:纽约街头的黑人青年新闻资料图:纽约街头的黑人青年
考恩指出,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交换意见很少有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但是,在其他领域,譬如关于日常生活的常识信息,交换意见则经常可以取得许多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以为街角拐弯的地方有一家饭馆,有人对我说,你肯定弄错了。我就会听他的,同意他说的。在政治讨论中,人们不是这样作出反应的。造成顽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各自骄傲,不是因为已经认同了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那么,也许会更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政党政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利用选民自然赋予的"附属感"。正如考恩所说,"政党会不择手段地利用选民的自我欺骗,而且,我们确实可以把政党视为专门为此目的(当然还有别的目的)而打造的组织工具"。这是一个不幸的,目前还看不到改变前景的政治现实,也是一个会长期阻碍民主政治的因素。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党派认同或附属感可能严重膨胀和极端化,几乎无限度地加剧许多选民在政治活动中的自我欺骗和确认偏误。美国政治家艾伦·辛普森(Alan K. Simpson)1979年至1997年任共和党籍参议员,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有两个政党,一个是邪恶党,另一个是愚蠢党,我是属于愚蠢党的。"这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知道政党政治是多么不可救药,他也知道,如果我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对手比我更糟糕,因为他是邪恶的,不管我多么不好,我的对手都比我更糟——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自我欺骗。
——《大家》

王思想:讓日本「回歸小國」的荒唐

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對經濟影響巨大,若其經濟排名再被印度等國超越,日本也不至於衰敗為小國。
看到一篇文章《回歸「小國」是日本的宿命》,該文提出一個觀點:隨著中國經濟、印度經濟超越日本,日本將回歸小國,並且日本應該「安心歸位」。這個文章的觀點令人吃驚。

因為中國、印度經濟已經和即將超越日本,所以日本就要回歸小國,這個邏輯太荒誕。美國早已經全面超越英國,日不落帝國衰敗多年了,至今也沒有誰敢說英國是個小國。如果英國是個小國,英國的退歐行為就不會震驚世界。

文章的作者是羅天昊。跟他比較熟,所以我就與他進行了比較直接的商榷。羅天昊答覆說:我說的是日本未來回歸小國,不是說現在。那麼,「未來」是什麼時候?10年?50年?100年?對此,羅天昊顯然回答不出。

討論大國、小國問題,我們得有個標準:何為大國,何為小國。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標準答案,但你若來討論大國小國,且提出某國要回歸小國,那麼,論點的提出者有義務告訴讀者他的標準。

要說標準,也簡單,無外乎:1,國土面積。2,人口數。3,經濟實力。4,軍事力量。5,宗教文化影響……將這些因素進行數學語言的描述,就是國際關係學上的克萊因公式,衡量國力Pp─(c+e+m)*(s+w)。Pp是可感知的國力, c是關鍵實體(人口、領土),e代表經濟實力,m代表軍事實力,s代表戰略意圖,w代表實現戰略的意志,通常指媒體動員。

日本人口1.2億,經濟總量長期在全球前3位,無論如何是一個大國。從經濟地位來說,在亞洲,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無疑都是大國。

在大國、小國很模糊的情況下,我們基本可以說:G20成員國都要算大國吧。G20之外也未必都是小國。比如,以色列算大國還是小國?僅看其國土面積、人口,肯定是小國;但是看看以色列的科技力量、軍事力量,尤其是以色列對中東格局的巨大影響,很難把以色列說成是小國。以色列的宗教地位,堪稱超級大國。

羅天昊也承認日本現在是大國,他強調日本正在衰敗、未來會衰敗為小國。關於日本的衰敗,從數字上來看,似乎勉強可以稱之為衰敗。但我們必須知道: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確實對日本經濟影響巨大,但就算日本經濟排名再被印度等國超越,日本也不至於衰敗為小國。因為,日本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和創新能力。如果允許閉著眼睛推測的話,我至少可以推測日本100年內還是大國。

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彭定康這樣評價日本:「自2002年以來,日本人均收入增長高於美國和英國;即便在經濟衰退最嚴重的年份,失業率也從未高於5.5%,2012年底的失業率為4.1%;社會凝聚力依然強大;通過巨額海外投資,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當大的優勢,保持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從平均水平講,日本國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國公民的8倍。」

大國一定不會衰敗嗎?是有一些大國衰敗下去了。喬木教授舉過兩個衰敗的例子: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國家依靠殖民地成為世界強國,但本土一直沒有發展起來,結果,殖民地體系一終結,葡萄牙、西班牙就衰敗了。這與日本完全是不同的情況。

單純導論大國小國,其實原本沒有意義。小國如何?大國又如何?過去在專制時期,國家之間侵略不斷,大國才好。現在人類已經進入文明時代,國際貿易異常繁榮,大多數國家對領土的侵略擴張動力早就衰竭了。也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殘存著你死我活的領土爭端,其他國家不那麼在意領土大小了。北歐國家都不大,貌似也算不上大國,可北歐人生活幸福,各國都羨慕。

大國小國的話題,對於像中國這樣還未完全進入文明觀念的國家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對羅天昊的文章反應非常強烈,也僅僅是因為中國國情。

羅天昊的文章,一開頭就是:「中日戰爭,世代不忘」──為何要世代不忘?難道要讓仇恨延續100年、1000年?文章的結尾又是要求日本回歸小國的時候「安心歸位」──貌似大國就很優越。羅天昊不承認這一點,他說:大小是客觀,我並沒有說小國不好。大國小國都有好壞。但我從他文章中讀出了對日本的蔑視。不是說不能蔑視日本,而是說在當今中國,這種情緒有百害無一利。

前幾年「大國崛起」的叫囂,就非常令人厭惡。這麼多年來,我反複呼籲:中國經濟依靠低人權優勢取得的所謂成就,絲毫不值得自豪,而是值得痛心、反思。任何「大國崛起」論調都阻礙了我們最需要的反思。

羅天昊解釋說:我文章隱藏的前提,是鏟除權貴階層。據我對羅天昊的一貫了解,他絕對不是「大國崛起」輪的支持者。他的好多文章都是表面鼓吹大國崛起,實際要求鏟除權貴+依賴底層民眾。但可惜,由於敘述上的顧慮,他的文章總是被人誤讀。這篇《回歸「小國」是日本的宿命》更是從標題到內容都被人誤讀。某種程度也是他對讀者的誤導。

李光耀生前曾說過,不把日本當回事是「愚蠢的」。此話長期有效。
——东网

吴戈:中國海軍有傳統嗎

海軍首艘風帆訓練艦「破浪」號準備交付,據悉此艦有傳承海軍文化、培訓遠洋航海技能等重大意義。
最近,大陸海軍首艘風帆訓練艦「破浪」號準備交付的消息令很多海軍迷激動起來。據說此艦有傳承海軍特色文化、培訓遠洋航海技能、開展對外軍事交流的重大意義。然而在該艦設計圖上,船首的龍紋又引發議論,有人說它寓意「龍的傳人」。可是,「龍」所代表的中華文明,其航海傳統早已斷絕,風帆訓練艦上的一整套型制和航海術均創自西方列強。在中國正統教科書上,這種帆船被稱為「堅船利炮」,純屬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怎麼好說成是「龍」傳下來的呢?

不料,研究近代海軍的專家介紹:中國海軍第一艘此類軍艦是福建船政的「福星」號炮艦,此後又有「建威」、「揚武」、「威遠」、「康濟」等風帆訓練艦,自抗戰中「通濟」號風帆訓練艦自沉於江陰阻塞線後……

且慢,福建船政?原來,專家顯然是將從清王朝和民國直至今天融為一體,統稱「中國」,由此而直奔海軍教育正規化、海軍傳統和海軍精神而去。這當然在法律和語文上都沒有什麼錯,因為民國在政治上推翻滿清,同時又在法律上繼承滿清的領土和人口,今天的中共政權亦如此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而,我們且不去糾纏台灣依然以「中華民國」為名的政治難題,只從「傳統」二字來看,這顯然是個精神概念。我們可以說滿清海軍的精神(比如專家口中的「龍紋傳統」)傳給了民國海軍,民國海軍又將其傳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了嗎?

當然不能。實際上,只能說,從滿清到民國,直到中共政權,都看到了西方軍事的強大,將其作為學習的對象,在學習的成果上出現了武器裝備、服飾、編制、管理和技能等物質層面的相似現象。同時,滿清海軍又作為腐朽舊王朝的統治工具,作為民國的敵人而存在,民國海軍以此類推,只是歷史演進中,舊政權的崩潰都較為乾脆,滿清和民國海軍包括這些風帆艦在內的裝備、人員均被新政權俘獲而已。因此,在精神上自然也絕不存在什麼從滿清起就有的中國海軍傳統和精神。

當今大量專業人士和公眾不約而同、自然而然地默認存在這樣一個甚至上至五千年前一以貫之的「中國」,不過是一種極為籠統而含糊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已。正如「國慶節」所指的「建國」,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今天當然是統治習慣上稱為「中國」的這個地理概念的政府,但同時也有人以「祖國生日」之名,油然而生上至炎黃的自豪感,就會遭遇為何歷史如此悠久的「祖國」卻只聲稱它才67歲的尷尬。

近年,這種出於政治和情感需要,在現政權和歷史之間隨意跨越和取用的現象十分普遍。比如大陸武警消防部隊在抗戰勝利日突然感覺自己與抗戰怎麼也扯不上關係,於是順手查到抗戰時期重慶消防部隊在日機轟炸下奮勇保境安民的事跡,頓覺「與有榮焉」,立刻將其封為自己的光輝傳統,感動一番。

可是別忘了,有多少在1949年前的民國政府當過包括警察在內的公職的人士,自1949年起一夜成為「偽職」,即使有抗戰功勛也被一筆抹殺,在隨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大量被鎮壓和歧視,直到今天其幸存者依然拿不到因為「國」抗戰而應有的養老等保障。

此時,又怎麼好意思將他們的功勛從「鎮壓反革命」的血水中撈起來,洗都不洗就戴在籠統的「中國」頭上,再將自己的頭擠進鏡頭,喊道「茄子」,一起合影留念?

另外,從滿清起就被學習、模仿的西方海軍,其海權思想等精髓到底被理解了多少?其軍隊與政黨、國家、公民的關係為何又被視為洪水猛獸?在大陸相當廣泛的輿論和人群中,今天的西方已儼然成為上述狂熱的「中國」崛起之絆腳石,其世界領袖地位大有將被武力推翻,取而代之之勢。對真正懂得西方海軍傳統和實力的人,他們大多承認西方還很強大,中國還只學到了皮毛,但在將現政權海軍進展納入五千年「中國」一體自豪的過程中,這種清醒就不過只是技術層面的了。
——东网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张璐诗:中国作家残雪的中西时差

中国作家残雪的作品倍受欧美文学批评家追捧,作品屡次获奖,与在中国的境遇截然不同。个中原因是什么?



63岁的残雪戴着下巴绑着固定绳的白色遮阳帽,在2016年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作家与媒体区内毫不显眼。可是几小时之后,这位中国老太太被巴黎美国学院的教授Daniel Medin请上图书节的舞台。同时担任2016国际布克小说奖评委的Daniel语气激动:"残雪的作品从1989年就有了英译本,但直到今天她才第一次来到英国。"我记得,去年初在爱丁堡采访图书节总监Nick Barley时,他就提到过想请残雪来做嘉宾,并为此努力了好几年。
第二天图书节发布新闻,将残雪称为"中国先锋作家中的巨人",并引用已故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对她的评价:"如果中国有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残雪莫属。"我在图书节上约见残雪,她说前一晚与通信二十多年的英国资深书评人Tonkin Boyd第一次见面,饭局上聊文学聊到午夜。Tonkin是今年国际布克小说奖的评审会主席,他也是《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创办人,两个月前我与他见过面,了解他在从事书评工作的30多年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读过所有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小说。残雪迄今在英国出版过《五香街》和《最后的情人》两部作品的英译本,Tonkin都写过书评。2015年,《最后的情人》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这部作品也同时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提名。残雪还获得了美国纽斯塔特小说奖的提名。
在西方之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就已大量翻译出版了残雪的小说。2009年,甚至有一本名为《残雪研究》的杂志在东京创刊。残雪自己撰写的文论也曾在英美的主流报刊上刊发。
与英国文学批评界奔走相告的热烈形成反差,残雪在中国国内文坛与批评界的受众可以一个"冷"字去形容。至今残雪从未获得过中国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大奖。她30岁才开始写小说,成长时期遇上文革,父母被划成右派。在写小说之前,原名为邓小华的残雪当过工厂工人,并与丈夫一起开裁缝店。"残雪"这个笔名取的是"高山顶上的白雪"、或"来年春天被人踩过的雪,已融成水"的双重涵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残雪与余华、梁小斌等人一同被视为中国先锋小说的领航者。
残雪1985年出版处女作《黄泥街》,就立即与中国的现实主义写作分清了界线。她的作品多被文学批评归类为"女性主义",文本意识的尖锐和怪诞令许多批评家一筹莫展。残雪很快打发掉狭窄的"女性主义"标签,她认为中国国内批评界大多戴着社会、历史的镜片,而极少从艺术角度去解读自己的作品。在极少的与媒体交流中,她表现出一种与世故脱节的"冷傲",当我问及这是不是她对抗外界的一种方式,她回答说是"自信"。可是在爱丁堡约见她时,残雪却爽快地以长辈的姿态提出请吃饭,见我明显在纳闷,小说家提醒我:"我是开裁缝店出身的,待人处事习惯了。"在极短时间内,残雪令我体验了"傲慢"与"亲切"这两种互不相干的特质。
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讲座现场,主持人Daniel提及西方书评界对于残雪文本的一种多年解读:卡夫卡式的实验小说。而残雪在谈及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人对自己的影响时也解释,自己并非照搬西方审美,而是结合中国文化底蕴,创造自己的中西混合体。"中国文化指的是我们每天吃饭穿衣,待人接物。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从这里面攒出来的。"她将中国国内批评界"看不懂"自己作品的现象归结为中国作家不愿意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人是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的,但又不愿意通过镜子去看自己的后脑勺。"
在爱丁堡的5天里,残雪每天早晨跑步锻炼,然后每天坚持写作一小时。残雪主张肉体与灵魂一致的哲学观,身体硬朗才能出好作品。"我现在要抢时间。人的生命就那么几十年,我已经老了,(写作)越到后面东西越好,我要是停下来,担心会没这么好了。"残雪迄今已发表的著作包括有小说、文学评论、哲学和散文等。她刚完成了花七年时间写完的批判萨特存在主义的文论集,最新的长篇小说《黑暗地母的礼物》也刚刚出版。在离开英国之后,残雪将到纽约、波士顿等几个城市去做巡回演讲。
——FT中文网

杨彼得:政治投機復興時代來臨

忠高於能,實幹不如空談政治,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一個深刻變遷。
近日內地微信朋友圈紛紛轉發一篇文章,題為《李鴻忠論「忠」》,文章作者顯然是把現任天津市委書記、原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當成了「忠」的正面典型,但朋友圈則視之為一個政治笑話。一則李鴻忠的「忠」並不為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所認可,二則李鴻忠的「忠」只是一種投機行為,並非真的赤膽忠心。

第五代核心重用原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的確是因為他近兩年一直在表忠心。這不僅是對李鴻忠本人表忠心的獎賞,而且是對第五代用人原則的一次公開宣示。這個原則,就是習近平一直強調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其中核心意識就是承認習近平的第五代核心地位,看齊意識就是聽話。

用群眾的眼光看,李鴻忠的政治人格很差。他除了搶奪女記者錄音筆的醜聞,2013年4月18日還讓湖北官方網站搞了個「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十堰站趕火車」的現場直播,畫面中李鴻忠以普通乘客身份夾雜在人流中,準備坐火車從十堰返回武漢。背景是當天新華社報道稱,3月1日習近平在北京乘坐出租汽車從鼓樓西大街附近,前往釣魚台大酒店,共行駛8.2公里,用時26分鐘,以體察民情。李鴻忠現炒現賣,消息傳出當日就有模學樣。只可惜中央因為某種原因稱新華社報道失實,李鴻忠也命令將直播刪除。

但李鴻忠的跟風投機特性,由此可見一斑。社會上有很多人把他當一個笑話來看待,孰料世事如棋,投機分子眼看著成了從龍之士,據猜測明年還有可能更上層樓,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發展前途不可限量。從中我們不難體味到某種價值顛倒,人民知根知底、不滿意不答應的人掌握了更大權利,似乎領導就是要跟人民對著幹。

這顯然是對鄧小平以來中共組織人事工作務實傳統的一個徹底反叛。鄧小平時代反右,但主要是防「左」,在人事安排上摒棄那些只會搞政治鬥爭、對抓經濟一竅不通的幹部,而大量重用懂經濟、敢改革的人。誰行誰不行,誰上誰下,由GDP數據說話,這樣就排除了很多私人感情、利益交換的因素。像胡耀邦,就是敢於糾正「左」的錯誤,支持發展商品經濟,當上了中共名義上的一把手。趙紫陽、萬里都是「唯生產力論」者,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說法,後來兩人都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相反,那些極「左」政治的闖將干將,被鄧小平分類為「三種人」,遭到永不敘用。現在則倒了個個兒,每日空談政治的人上位,實幹家反而被視為「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此輪黨內權力洗牌中受到冷落。

第五代之所以敢反鄧小平之道而行之,自然緣於他急需穩固自己的黨內核心地位。李鴻忠得到提拔,就是因為他在黨內最早公開宣布第五代是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具有雄才大略。發現政治新風向後,李鴻忠就再也不談經濟和發展,而言必講政治、論忠誠。第五代搞「政治掛帥」,還因為他的兩個判斷:一是中國經濟具有很強的韌性,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二是深化改革的目標是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領導幹部越是少插手經濟,中國經濟越自由,也就發展的更好。

還有一點,就是第五代認為,只要有忠誠可靠的人管控權力,就可以在經濟管理上達到由臂使指的效果。前不久第五代將西藏書記陳全國調任為新疆書記,陳上任後宣布組建兩套班子,一套保穩定,一套抓發展。這意味著經濟工作在黨內地位的下降,經濟建設已經由中心工作變成政治的一個附庸。

忠高於能,實幹不如空談政治,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一個深刻變遷。它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還有待觀察。但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第五代重政治,各級幹部必定傾向於投機。毛澤東大搞階級鬥爭,林彪、康生、「四人幫」就趁勢而起、應運而生。現在是李鴻忠言必稱「忠」,將來會不會有新時期的林彪、康生、「四人幫」成長起來,我們只好拭目以待。
——东网

郝明义:“开放台电”与开放政府


过去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过去的资产变负债;在这么大的变局中,民主社会里的人,不能光想依赖自己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解决所有问题。

图为台湾台北输电设施。
图为台湾台北输电设施。摄:imaginechina

从2013年投入反黑箱服贸运动开始,一路到今年做"开放台电"研究计划,我一直相信的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超越只是以选票来表达意志的阶段,来到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参与政治,并以民间力量来推动政府的阶段。
"开放台电"的源起,在于今年六月初,行政院长林全表示,有鉴于5月31日台电就供电吃紧,有缺电危机,因而准备重启核一厂一号机,造成轩然大波。最后蔡英文总统出面,强调"非核家园"政策不变,不会让人民在"缺电"与"核电"中二选一,风波才平息。
同一时期的民调显示,台湾有六成的人不信任台电,而民进党政府才上台不到半个月,就在如此重大的政策上摇摆不定,因而我写信给林全院长,希望由民间来进行这个"开放台电"的研究计划。
"开放台电"的全名是:"开放台电 解开'缺电'之谜"。而整个计划有两个重点:一,要求台电开放52项资料,当作持续会议和研究的基础;二,透过这个过程,来破解"缺电"之谜。
就"缺电"之谜而言,我们设定了短期和长期两个焦点。短期焦点,就是今年5月31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林全想要重启核一厂一号机,惹出偌大风波?长期焦点则是想𨤳清:是否"缺电"就必须诉之于"核电",继续这个两分法的争议??
经过两个月,这个计划完成,结案报告及所有相关资料都放在网站上。最近看到廖英凯的《郝明义的"开放台电"留下了什么?》(以下简称"廖文"),议论我们的工作方法。我撰写此文,一方面择要回应,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和"开放政府"有关的背景信念。

林全手上四张纸的答案

在廖文对我们所发现的"缺电十匹狼"的评语中,我很高兴看到他并没有否认这"十匹狼"的存在,并肯定我们"确实促成部分资料揭露,以及部分公开资料有更完整清晰的解释"。
而该文对"十匹狼"最重要的质疑,在于"发现其跟52项开放资料间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密",以及"有部分批评显得不合时宜,或资讯含量太低。至于与政治或政策相关的结论,也与相关会议上所花费的诸多时间心力无关。相对于过去环保或能源倡议团体累积的论述,本计划在许多议题上并没有更多突破。"
在这些陈述里,我认为比较遗憾的是:廖文忽略了我们"破案"的事实。
如前所述,我们研究"缺电"的一个焦点就是:5月31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林院长想要重启核一厂一号机?就这一点,我们在结案报告的第二、三章分别说明了我们的发现和经过。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林院长曾经说,他是因为看了属下提供的四张纸的报告,而做了那个决定;他也很乐意让我们看看那四张纸来研究。当时其他官员说涉及机密,而我们又坚持只看公开的资料,所以没能看。
后来,我们是透过台电公布的编号22-1附件证明,5月31日那天备转容量率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3.14GW 的机组大修。所以我们在结案报告(第三章)里很不客气地说:
"这些主管台电的官员,从能源局长到经济部长到政务委员,为什么不是质问台电为什么要在尖峰用电期排这么大规模的大修,反而是要鼓动林院长去启动核一厂一号机?新政府刚上台的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长到底是怠忽职守,还是才上任十天就已经受既有的文化影响了?"
而林院长在8月31日对我们结案报告所做的回应里,第二点正是确认了我们所言:
"针对今年5月31日供电吃紧的情况,我也特别要求台电注意岁修时间的安排,因应气候剧烈变化,不应该将岁修时间排在用电尖峰的月份。台电也表示明年提早至5月20日完成岁修,避开高用电量时间,避免造成今年5月31日供电吃紧的情形再次发生。"
事实上,不论经济部,还是其他为台电说话的人,后来的辩解都集中在今年异常高温提前到来,所以当时已经排定的岁修调整不及。且不论这些辩解有其漏洞,以及未来到底该如何安排岁修排程,至少没有人否认5月31日的供电紧张,主要原因就在于那天有3.14 GW的机组在岁修。
"开放台电"要解开的第一个"缺电"之谜如此破案,有清楚的线索、证据,还有当事人的承认,廖文中却完全没有提及,令人遗憾。

核电利益裙带联系的发现

"开放台电"要"解谜"的另一个重点,是想𨤳清是否"缺电"就必须诉之于"核电"。
5月31日的供电紧张,既然是只需要检讨岁修计划就可以改善的事,为什么一路夸大为"非启动核一厂一号机不可",很耐人寻味。
长期以来,政府与台电一说"缺电",就要端出"核电";一说不要"核电",就要端出"缺电"。到了2008年马英九即将上台之际,台电更进一步,竟说除了核四,还需要另外再加十个核电机组,换句话说,台湾需要十八个核电机组。所以很多人说"核电"绑架了台电。但怎么绑,到底是谁在绑,没有人说得清楚。
这次我们在研究过程找到一丝线索,循线而下,发现经济部之下,有一个许多历任部长、次长和其他部会首长担任过董事长的中兴顾问社,其转投资的子公司和孙公司在承揽台电的核电业务。我们在结案报告第三章《狼与黑手》专写这件事情和其影响──尤其是经济部和原能会这两个台电的主管监督机关,都纵容所属单位去承揽台电业务,破坏政府治理的原则和伦理。
所以,林全院长在8月31日回应的第一点就说:"对于'开放台电'研究团队所揭露,各界质疑经济部、能源局,与中兴顾问社、中兴工程、吉兴工程的从属关系,以及监督者承揽被监督者业务之不当,我们已经在8月19日(换下原董事长施颜祥)任命中兴顾问社新任董事长曾参宝,请他进行评估与检讨。......我们要求他必需重新检讨过去中兴工程顾问社及其子公司与台电之间在核电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从属关系,杜绝不当利益群带联系"(应为"裙带联系",原本新闻稿误植)。
这是台湾四十年来第一次有行政院长正式承认:政府部门及其单位之间,有核电的不当利益裙带联系,并且宣示要杜绝。
这个里程碑的大事,在廖文中被淡化,是我感到的第二个遗憾。
廖文承认我们有"针对政府策略、政府与台电周边组织的关系和批评",但他质疑这些发现是"非来自于52项资料或会议上的额外发现"。此外,他也认为这些发现没有新意,说去年就有立法委员质疑台电与包商吉兴工程顾问的关系。
中兴顾问社和经济部与台电的错综复杂关系,虽然不是从52项资料中发现,但却是访问台电董事长朱文成过程中听出线索所追查而出。说这是"额外发现"而贬低其价值,应不恰当。
至于说之前就有立委质疑台电与吉兴的关系,好像我们在重炒冷饭,更有失公允。看结案报告里整理的厂商关系图就知道,吉兴不过是"中兴顾问社"的孙子辈转投资公司而已,两者哪能相提并论?并且立委质询,厂商也只是虚应,不是这次由行政院长证实核电利益"裙带联系"之存在,并且矢言改革的意义所能比拟。
总之,我们认为"开放台电"工作结果中最重要的两点,事实上也是林全院长回应中最突出的两点,在廖文中却不见或淡化,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不做需求管理"和"V接电压器"的问题

我们结案报告"结论"所列的"缺电十匹狼",其相关的证据都写在结案报告的前三章里。一般读者也可以看我另写的一篇简要版本。另外,台电公布的52项资料,有些文件名称和编号和原来有差别,我们也另外整理了一个对照清单
廖文其他看法,我不一一回应,但有两项可以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是廖文提到台湾行政院2012年才核定智慧电网总体规划,所以目前给用电占六成的高压电用户装好智慧电表,只剩四成的低压电用户没装,必须两个月手抄一次电表,如果因而指台电"不做需求管理","似乎过于严苛"。
事实上,我们不只是指出低压电用户没装智慧电表的问题,我们同时也指出:高压电用户,台电虽说都有装智慧电表,"但是没有针对用户分类,所以与需求管理决策或内部绩效考评等攸关决策之资讯,目前均无。也因此,台电也无法进行研究用电行为模式。"光从这一点来说,讲台电不做需求管理,也不为过。
第二点说明,和"V接电压器有关"。
廖文花了相当篇幅,叙述我们对台电提出有关"V接电压器"的质疑,但也指出以此为例,"有些问题虽然抛出却未充分阐述;当台电初步回应后,'开放台电'小组也未能再行追问厘清。"
陈谟星博士是"开放台电"顾问团成员,他一直认为台电使用太多"V接电压器"而有可能造成"漏电"严重及其他问题,所以希望研究小组向台电提出这个问题。
而我们在结案报告中,为什么没有对台电的回复继续追问,其答案就在廖文所提的问题中。
为了𨤳清这个争议,我们希望回到由数据讲话的基础,所以"研究小组在最后一次与台电的会议上,曾请台电提供'北、中、南各地各有多少具 V 接电压器,占各地变压器的百分比例是多少?每具 V 接电压器的 KVA 各有多少?可能造成的不平衡有多少?'"而"台电回应指出:现有方法与人口稠密的日本相同,据文献指出损失率仅有 0.0796%。虽然使用三具单相变压器或一具三相变压器供电能提升效率,但因变压器体积庞大,会影响街景与公共设施配置。"
所以,台电没有具体回答问题。我们要的是全台湾到底有多少这种V接变压器,其数量、百分比,以及各自的KVA,但台电回答的主要是V接变压器的性能与效率。因此,这个讨论卡在那里导致"资讯含量太低",不是我们的问题。
事实上,陈谟星博士对台电的回应也提出了意见,只不过到8月31日才给我,我也在9月1日特地寄信给台电朱文成董事长,请台电再回复。但因时间因素,来不及写进结案报告。现在我也把给陈谟星博士的追问,和我给朱董事长的信,都另外整理贴在我们官网上,请大家参考。
在"V接电压器"与台电漏电的议题上,我感受到廖文有想要追根究柢的急切。这的确是件重要大事。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先要求台电正面回复陈谟星博士要求的数据。

卡邦故事激发的研究策略和团队

廖文有很多地方在讨论"开放台电"研究小组成员的背景。虽然不像另外一些人,质疑"没有电力背景的人怎么来查缺电",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成员过于集中在"财务"和"管理"方面的疑问──尤其在李慕约和方俭退出之后,"成员立场的同质性,可能会影响结论的广度与周延"。
其实,这是我从开始就设定的方向。我是从1930年代,美国政府如何对付芝加哥黑道超级老大卡邦(Al Capone)得来的灵感。司法系统一直想办他,却找不到证据,因为卡邦黑白两道通吃,芝加哥警界都是他的兄弟,被他买通。最后美国政府从财政部查税的途径下手,逮到他逃税的证据,把他送进监牢。   今天在台湾要查台电的问题,也有类似困难。有关电的生意,台电都独家垄断。先不说和台电有生意来往的人,即使学界也不能不让他三分。
我参与反黑箱服贸的时候,看到很多学者站出来发声,顶著很大的压力。但是这次做"开放台电",才发现这个压力只大不小。原先同意公开支持我们的学者,下一次联络就退缩了;还有人愿意支持我们,提供协助,但坚持不能公开姓名。   台电被核电帮绑架,核电帮的势力又人人皆知,谁敢站出来挑战?一般人要挑战,他们就说你没有专业;专家要挑战,他们就说你不懂最新发展、没有数据。到目前为止,学电,而又敢在台面上站到台电对面、核电对面叫阵的学者,海内外加起来也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从开始就决定要走不同的路。就像对付卡邦,要改走查税的路;对付台电,也要改走查他们管理之路。因此我们要查的重点就是:台电身为一个企业,有没有做好"需求管理"(用电)、"供给管理"(发电和输配电),以及如何做供需有缺口时(停电)的风险评估和管控。
方俭是"开放台电"研究计划中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最开始,当我想到要走不同的路的时候,第一个找的人就是他。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并且在初始阶段设定研究方向的时候,贡献良多。但偏偏在离我们要结案前十天的时候,因为我对方俭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另有"布局"的话有了疑问,要求他做利益揭露,他宁可选择退出
廖文对方俭有不少质疑,最后也因而有这样的评语:"这一以公众福祉为出发点的公民研究,在计划尾声却有个别成员被质疑有牟利阴影,殊为可惜。"
我直到今天都不明白方俭的"布局"是什么,也不想预作结论,只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只给"开放台电"研究计划带来莫大干扰,对他自己想必也有影响。但我确定他并没有看到或拿走什么机密资料,否则我相信台电会第一个跳出来举报。
负责数据处理的李慕约,则是在研究计划刚开始没多久,因为无法参与每周与台电进行的实体会议,就退出研究小组。因为是开始阶段,李慕约也和我仔细讨论过如何为他的退出声明等善后,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这样看,到最后阶段,我们研究小组成员的同质性是很高,但这并不违反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从财务、管理著手的策略和方向。何况,任何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就像在职业球赛中,明星如林、各有风格的球队,经常不如团队凝聚、密切合作的球队。
就这一点来说,我感谢研究小组里李宗黎、林蕙真、陈季芳三位不受最后阶段种种动荡影响,坚持到最后完成工作的伙伴。也感谢监督团里的陈谟星、王涂发、徐光蓉、刘黎儿等各位,他们也是和研究小组一起工作到最后,一起完成了解谜任务,交出结案报告。

推动"开放政府",也防范其倒退

最后,廖文虽然指出"开放台电"许多值得改进之处,说这是一个"尚难被视为值得效法的范例",但却也肯定这是一个"实践开放政府的勇敢尝试",并承认"因'开放台电'而起的'台电开放机制'与'台电黑客松',人们对资讯揭露的重视,以及对机敏资料的判定和保护的相关辩证,才是'开放台电'弥足珍贵得以长期影响社会之处。"
我虽然感谢这些肯定,但是我对"开放台电"到底能留下什么,可能还不如廖文所写的那么乐观。
正如廖文所说,要"推动资讯揭露、开放资料,与开放政府愿景",还有重重迷雾与障碍。廖举例说,他自己身为"经济部政府开放资料咨询小组的民间委员",向能源局索取一份与过往核能政策有关,六月以前还可以在网路取得的资料,现在却被拒绝。这个例子说明,"开放政府"不但往前有障碍,还可能随时会倒退。
以我自己来说,我虽然肯定林全院长以直球对决的方式,要杜绝核电利益的裙带联系。但是他的决心和执行到底能推进到什么程度,目前我能说的也只有"审慎地肯定"。
而我们发现"缺电十匹狼"之后,往好处想,如果大家努力,将来不但短期电力调度不会成问题,连提前实现"非核家园"都是可能的事。可是,也正像结案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任由这十头狼继续存在,那可以说,我们不但可能缺电,并且台电根本就会成为一个制造缺电的机制。"
所以我不敢说"开放台电"能留下什么;我只能说:我希望"开放台电"能分享什么心得。
这个心得还是和我这几年所相信的一样:今天的时代和世界都在剧变,过去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过去的资产变负债;在这么大的变局中,民主社会里的人,光想依赖自己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解决所有问题,不切实际——不论他是总统还是市长。
所以,如果自己当真认为某个社会议题是紧急、重要的,那就该亲自投入、督促政治人物来改善。中央级的议题就和中央政府,地方级的议题就和地方政府。不要怕自己的力量不够、人手不足,更不要怕挑战权威,在一切公开、透明的立场上,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来推动更开放的政府,也监督他们不要倒退。大家需要参与政治,和政治人物一起协同合作,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来到今天这个阶段的必然。
我们亲身参与改善社会的过程,不只是在享受民主发展的成果,也是对社会的回馈。希望更多人投入自己关切的领域,为这个社会共同努力。
(郝明义 ,出版人、"开放台电"联络与协调人)
——端传媒

吴霭仪:世代更替──香港民主的新路向

雨伞运动显示政党本身也能变成不民主的权力──至少公众有这样的观感。

编按:"雨伞运动"已踏入两周年。去年此时,公民社会仍困在伞运"失败"的愁云惨雾之中,聚焦于追究"失败"责任谁属。接著的一年,一连串事件包括区议会选举、旺角骚乱、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不但将伞后新势力带进议会,改变了民主派的政治势力板块,更开始扭转悲愤无力的整体氛围,令公民社会重新起步,思考和实践更多的可能。
经历了两年的酝酿沉淀,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伞运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新的反省和想像?为打开新的讨论,《端传媒》筹备了"雨伞两周年"检讨与前瞻专题,于9月28日开始陆续发表。今天两位作者吴霭仪、朱江玮,分别从议会和地区组织工作两条路,思考民主运动的新路向。

2014年11月10日,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在旺角占领区游走。
2014年11月10日,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在旺角占领区游走。摄:Lam Yik Fei/GETTY

2016年9月4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标志著雨伞运动的重大胜利。伞后选民,坚决地运用他们的选票,做到了议会的世代更替,既保住了民主派在地区直选议席的过半数,及全体议席的关键少数,同时又选出了可观数目的新世代议员,包括多名雨伞运动的活跃分子:"大台咪手"邵家臻、"民主自决"的朱凯廸、刘小丽和罗冠聪,以及"独立自决"的梁颂恒、游蕙祯和郑松泰。
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8名"伞兵"素人当选,"本土主义"抬头,传统泛民失势受到关注。今年年初,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梁天琦异军突起,显示"勇武"得到支持,论者预见今届立法会选举会情况混乱,激进力量壮大,议会将会由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这股新的激进力量进入议会,究竟会进一步暴露议会失效,还是有方法加强议会力量,抗拒西环透过特区政府控制香港?
"带动政治的,从来不是理念而是事件( event)。"这句名言没有说错。横洲事件,意外地因朱凯廸誓反"官商乡黑勾结"受到死亡恐吓,而迅速被媒体广泛报导,成为带动新一届立法会的议题,朱凯廸也成了万众瞩目的头号人物。他要求政府全面披露相关文件,向立法会公开交待。梁振英建议政府设立讨论平台,邀请朱凯廸加入。他拒绝加入,并向公众解释:
"要推动立法会成为令香港政治有希望的机构,议员就要把握立法会的工作,而不是很快就被行政当局吸纳。"

议会及议员应走的路

他的回应,清楚肯定议会及议员应走的路:加强议会的能力,令香港人对香港政治感到有希望。这与捣乱议会,证明议会无能的目标刚相反。我相信至少其他两位"民主自决"派候任议员也是同样态度。
横洲议题深远重大,涉及土地政策、规划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不能应付社会需要和不公平不公开透明,直接伤害香港市民的基本居住利益,打击政府的管治威信,坐大地方势力。调查事件、探究问题、推动改革,正是立法会的核心职能,也只有立法会才能担任这项工作。社会期望所有议员无分党派,积极加入。事实上,已有多位候任议员加入,特别是建筑界别的姚松炎,而连任的郭家麒则已通知立法会秘书处,要求将成立专责委员会的建议摆上内务委员会议程。
朱凯廸兼容共议的个人理念,跨越政治党派,还以"城乡共生"、原居民与非原居民利益一起得到公平对待为目标。推动这个理念,也是有利议会的工作得到社会认同。

以下而上,民众包围议会

以我的观察,29名民主派议员之间,按议题合作的空间远大于分裂的倾向。在竞选过程中,杨岳桥与张超雄、长毛梁国雄与慢必陈志全一起站台拉票;罗冠聪得到跨世代跨党派的推许,而他网上广传的竞选演说,强调不同世代对争取民主都付出了努力,新世代须承先启后,这不是目空一切的排他宣言。对合作明显表示有保留的,主要是"独立自决"三人,但至今还未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表现。
来日议会中民主派是团结还是分裂,主要观乎议题。现在看到的议题,多数是逼切的民生社会问题,例如退休保障、小贩政策。这些议题都有利团结合作。
民生政策议题特别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涉及不同利益的组群,这些群体的共同商讨,谋求共识,正是伞落社区要推动的从"下"而"上"的决策程序和模式。这套程序应随著伞兵当选而带入议会,改变议会内部运作模式和习惯,这是程序上的"民众包围议会"。
过去立法会民众实体包围立法会的事件,包括2003年7月9日晚上反对23条立法、08年12月反高铁拨款,以至上届支持"反对版权法修订条例草案"的拉布、支持"反对医务委员会修订"的拉布;这是民意亲身直接参与立法会决策的例子。来届应有更有秩序的民众参与,成为惯例,令立法会的表决,成为公民商讨的最后一个步骤。
今届当选的议员,比谁都熟习这个商讨和决策的模式,因为这正是他们选举工程的模式。他们庞大的平民义工团队,应能继续推广和改善、加强,使它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成为这个社会的正常规律。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新议会就真正能为香港民主开辟新路向。雨伞运动告诉香港人,追求民主不能盲目地走老路。原路不通,就要另辟蹊径,绕过障碍,抵达目标。

议会内外以程序打造民主

回顾争取民主香港的历程,过去一年复一年争取双普选,是企求以制度实施民主,不断钻研不同的政改方案,希望得到当权者接受;组织政党,以壮大政党在议会的影响力,是以组织推动民主。人大8.31决定显示制度民主已不可得,雨伞运动显示政党本身也能变成不民主的权力──至少公众有这样的观感。伞后的议会,藉议员在所有重要的政策上在议会内外发动商讨民主程序,其实是以程序打造民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个发展。
史有前例。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发现无法在九七前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他于是不管立法局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决意在政府当局创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把立法局当是下议院,要政府部门制定服务承诺,要政策官员向立法局负责。他始创港督到立法局答议员提问的习惯,模仿下议院的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这些程序,一直到特区成立之初还自动发挥力量,直至董建华2002年创辧了问责制。
程序民主,也试验于2006年特首选举,迫使特首选举有竞争、有公开辩论、有公众参与、对公众承诺。雨伞后的特首选举,其实可以用程序逼出公民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自动是选委,如果有一个150名选委的选委团,宣布只要有5万名选民提名某人,选委团就会提名这人为候选人,用全民投票模拟特首选举。谁能阻挡?这总比300人"造王"选委团的旧思维来得进步。

2047前途自决,民主派没重大分歧

2047后的香港前途,包括香港独立,必然会成为来届议题。我不相信在"自决"议题上,民主派由民主党到青年新政,会有重要的分歧,而在"港独"方面的分歧并不重要,因为这不是一个有独立生命的议题,而是对中央违反一国两制、打压香港自治的反抗,特别是在中联办与特首挑衅之下的回应。
至于政改方案,必然会有民主党派提出"重启",中央必然会重启政改,希望民主派纠缠于讨价还价,闹个人仰马翻。我不认为该在由上而下50年不变的程式上花太多时间。好,则收,不好,则否决,可以了。
2047年的题目内容丰富得多,辩论的空间和意义也大得多。这不是30年后的事,30年后如何,今日就要辩论。特别是连结起实质政策,更加意义重大,例如土地政策,例如关于地契的续期、关于大陛与香港特区的边界、关于普通法制及法治的延续、关于司法独立的保障等等。越早展开辩论,越能令年轻一代建立对香港前途的投入。今日的大学生,2047正适龄选特首。
但是在这个大议题上,我只看到民主派有一个完整的光谱而不是"分裂",由民主党的中间偏右,到公民党的中间偏左,到"独立自决"的最"左","民主自决"的在公民党之左、"独决"之右,等等,正好鼓励更广泛热切的公众商讨。

政治素人的两大危险

整体而言,在选举后短短的一段日子,新任的议员已令香港人精神一振,他们能否完成使命,还有待日后表现。政治素人的两大危险:一是立法会本身也是一个官僚系统,繁文缛节,易令人意志消沉、忘记初衷;二是传媒的诱惑,传媒老板往往只对某些角度感兴趣,例如政府高层的争权夺位,议员抵抗不住诱惑,就会失去了对真正议题的把握。
直至现在,横洲议题有幸未失焦点,但随著立法会开锣,争选主席、宣誓小动作惹起舌剑唇枪,往往就会令视线转移。唯有深深系足民间,毋忘雨伞之约,新世代才有望完成任务,打开能持续的民主新局面。
(吴霭仪,前《明报》督印人、副总编辑,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员)
——端传媒

戴耀廷:“雨伞”影响无远弗届

转眼间,"雨伞"启动已是两周年。由2014年9月28日开始的占领,历时79天,不少人都问经历过了两年,能否评估"雨伞"是成或败?或问"雨伞"的影响是否已消退了?
明白非暴力抗争或民主转型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要成功,需时通常起码是十多二十年。香港真正有大规模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去争取民主,始于2014年9月28日的"雨伞运动",至今只是两年,要评定得失,实在言之尚早。我相信到了"雨伞"十周年,"雨伞"在香港民主发展的作用,才能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但即使只是经过两年,因香港政情转变极快,两周年与一周年之时的感受,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过,无论如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雨伞"的作用仍不断在香港社会内发酵,更大的影响可能还未见到。
回想"雨伞"一周年之时,当时刚否决了政改"袋住先"方案,区议会选举将临,离立法会选举还远,民主的前路仍是不明。那时候,气氛仍是非常灰暗的。这种低沉的情绪其实一直延续至2016年9月4日立法会选举那天。但在选举日当天,选民踊跃投票,投票率创下了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有选民更要排队至凌晨才能投票。
本来大家以为今次选举,因非建制派碎片化,甚至可能连关键的三分之一议席也保不住,但最后虽然有一些民主派老将落选,惹来感伤,但亦见到不少年轻人成功接棒,带来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及新的气象。在选举结束后的数天,新人们已能力逼政府左支右拙地回应横洲事件,暴露了管治不济的丑态。香港的民主之路,虽然仍是前路漫漫,但我们终等到一点的曙光出现,重燃希望,为大家能坚持下去,打下了一支强心针。
从最近的发展,我们已看到两年来"雨伞"的影响,实是无远弗届。在今届当选的新人,不少都或多或少受"雨伞"的影响,甚至曾积极参与占领行动。由"雨伞"的占领开始,不少过去都不太关注政治的公民,都开始积极投入香港民主发展的行动,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停过。过去两年,我相信香港公民社会的政治活跃程度,是难以想像的,也必是受"雨伞"启发而爆发,及受它持续的影响而得以推动下去。
在今次立法会选举中出现了大规模的策略投票,我相信也是由"雨伞"触发出来的。"雨伞"是不少人的政治启蒙,故才有今年的破纪录投票率。但也因"雨伞"之后,非建制派碎片化,令大家非常担忧今次的选情,在严峻的政治情况下,这些刚觉醒的公民,政治的成熟度急速增加起来,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参与策略投票,希望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因他们的努力,虽然议席并没有很大增长,但至少守住了局面,更有一些进帐,为香港民主自主的未来,孕育出新的盼望。到了下一届选举,策略投票应会更大规模、更有组织,有望抢夺立法会一半议席,打破现在的政治困局。

未来三方面挑战

当然民主自主的前路仍会是难阻重重,我们有三方面的挑战:
一、香港民主自主的运动,面对北京政府强硬的立场,需要有新的纲领,去带领大家在此路不通下另辟新径。但要凝聚共识,会是非常困难,也必会经历阵痛。怎样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透过商讨,把碎片化了的政治力量重新结连起来,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二、也因为香港自主运动需要经过一个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以前的组织模式必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除了要在运动纲领寻求突破,也要在运动的组织模式,跳出以前的框框,建立起新的组织模式,既能连结各方,但又让各自的多元性能保持。
三、"雨伞"的特点就是公民直接参与,及公民间以对等的网络而非层级的方式联系起来,因此在建构共识的过程,及建立新的组织模式,也必须让公民能直接参与及对应,并充分利用这网络的特性。
虽然,继续向前走是绝不容易,但我相信,有著"雨伞"为我们打开了的缺口,只要大家能坚持下去,并能抱持开放及包容的心,共同努力,到了"雨伞"十周年之时,甚至是更早,我们绝对不用伤春悲秋,而是可以在这里一起庆祝香港民主自主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此文为戴耀廷副教授于"9.28雨伞运动两周年纪念集会"的发言稿

杜耀明:雨伞运动只是个开始

雨伞运动让人伤感,是那份万劫不复的挫败感。真普选争取不到,不少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彷佛掉进万丈深渊,即使未至于陷入永劫轮回之中,却躲不开内心的歉疚和沮丧,困扰和自责。

不错,雨伞运动的确没有带来真普选,而真普选亦确是港人保障高度自治、免受北京干预的希望所在。但老实说,这场社会运动七十九日,在此之前,有谁相信过单凭占领街头,就能瘫痪特区政府运作,扳低北京的庞大阻力,令真普选水到渠成?更何况,占领运动到了后半,声势已成强弩之末,日走下坡呢?

大家应还记得,两年前9月28日占领运动的打开,是由于官逼民反。数以万计的市民,当时从四面八方涌至金钟,声援政府总部外面集会、快要被警方铁腕镇压的示威学生和群众。面对群情汹涌,当局不去缓和,反而不惜激起民愤,由警方发放八十七枚催泪弹,以求武力镇压。但民众毫不畏缩,继续留守多处街头,警察只好暂时退场,占领格局亦初步形成。

民众强烈不满粗暴镇压,政府民望插水,使街道占领者不仅处于道德高地,更有民意支持。但运动参与者又难免错判形势,误以为民意支持不会倒向,单凭占领闹市地段,终可难倒中港两地政权,迫使北京为真普选开绿灯。

无疑,实现真普选是大家的梦想,但若说一仗可以功成,未免不切实际。其实起初策动罢课,以至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时,都没有这般美丽的想像。甚至是占领中环,也不是可望一击即中,而是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占领、拘捕、检控、审讯,循环往复,从而瘫痪执法和司法部门,以换取政制改革的谈判本钱。

只不过乘住民意谴责暴力,民怨升温,雨伞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期望亦不断拉高,成功似乎在掌握之中。这种想法既让他们满怀希望,一往无馀投入运动,但也把他们推入死胡同,当占领运动不能带来真普选,就等同彻底失败。部份人感到意兴阑珊,既然79天的占领行动已尽所能,却依然丝毫拉不动现行的政治体制,日后也再难有寸进,因为他们不知凭什么可以汇聚更巨大的政治能量,推动政制走向真正的普选。

但哪一场社会运动必定成功,谁说得准呢?由甘地追求印度独立到曼德拉破除南非种族隔离,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漫长的抗争中,他们在乎每一仗,但也不是单凭哪一仗去取得胜利,而是不断的尝试、检讨、更新,不断累积力量,赢取民心,再把运动推前一步。

曼德拉由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行动,甘地由非暴力抗争通住新生活实验,都在于让人看到希望,而希望在于更多人的醒觉、认同和参与,投身社会改革,令集体抗争、命运自主的路越走越阔。他们不确定哪次才是集体抗争的最后一役,但只要站在公义的一方,还有越来越多人加入行列,与公义同行,改变命运的历史时刻始终会来临。眼前这一仗当然要全力以赴,但能否毕其功于一役,真的如此重要吗?

有人说,失败之为失败,更在于无法从事件之中吸取经验,记取教训。如果雨伞运动只懂追求根本无法一蹴即就的目标,却又觉得一次失败便从此认命,而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其实这种放弃既不能解决问题,更成为问题的一部份。

在金钟清场那天,由中环通向政府总部的马路两旁拉着一条横额,上面用英文写着:「这只是个开始」。不错,在那天,战役已到了最后一刻,但对数以万计的参与者来说,经过今趟占领运动的洗礼,他们显然得出跟运动组织者不一样的结论——雨伞运动的确未竟全功,却拉开了港人争取命运自主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RFA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