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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

格丘山:中国共产党的罪行要不要清算?

引子

五雷轰顶在独立评论上发了一个贴子:" 清算是一种文明记忆,否则人类将永远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文明是靠记忆而不是靠遗忘形成的.只有邪恶的人才怕清算,如果你害怕清算,那就立即停止作恶。 清算是制止罪恶的有效途径,也可以避免历史重演。 "

这个贴子引起了反弹,主要的反对意见如下:
1、清算是报复,一报还一报,他以为这是公平,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暴力崇拜论的论基础。
2、中国人清算是反向迫害。他们走不出这圈子。
3、巴黎和会充分清算了德国的罪恶,于是历史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
4、对于中共,以后不要提"彻底清算",现在更不能提"彻底清算"。中国的和平演变或称渐进民主,只有中共能完成。如果出现清算的叫嚣,只能使中共内部保守派更不敢掉以轻心,客观上等于堵死进一步开放之路。
5、目前国内没有强有力的反对派,更无任何威胁中共政权的武装力量,因此民主的道路无可奈何的只能借助中共分化。现在提出清算,是绝对愚蠢的。
6、 民主以后也要控制实行"彻底清算",除非你保证"清算"不至于导致中国战乱。中国党员过多,政治运动过多,牵涉进去的人过多,人际复杂关系过多,清算不利于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稳定。
7、欢迎您把我家阿共揍扁,最好连跟阿共眉来眼去的世界500强一起扁 。
8、问题是:鱼肉如何跟刀徂清算?清算?连死人数目都搞不清。嘻嘻。

这些讨论引发我写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要不要清算? ", 谨在这里感谢从正反二面启发我产生这篇文章思想的网络作家。

对共产党清算, 还是被迫接受现实?

历 史尚未过去太久,我们仍然记得,共产党初得政权时,以解放穷人为理由,以历史反革命为罪行,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洗劫一空,将地主和旧政府、旧军队的工作 人员、 甚至他们的父老子女关押管杀。 四十年后, 同一个共产党以远比当年地主、资本家剥削丑恶万倍的手段大发横财,变成了比国民党中国的地主、资本家、官僚还富万倍的世界富豪, 使中国堕入比国民党中国更触目惊心的贫富对立。对于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前后矛盾,共产党丝毫没有对死者的歉疚,丝毫没有感到对今天被他们逼迫到穷困 境界的穷人的羞愧,反而诬蔑重提他们历史罪恶的人是煽动仇恨,甚至嘲笑被他们剥削到赤贫境地的穷人是无能和充满仇富心态。对这样一个毫无廉耻的党,有朝一 日专制统治结束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们实行血腥清洗,使千万沉冤地下的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官僚能够瞑目,还是从中国的未来着眼,为避免中国堕入另 一场血光之灾而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呢?

对共产党清算,还是被迫接受现实,这是中国人未来无法回避的题目,本文想就此主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清算,顾名思义,就是对于个人、群体犯罪行为的责任追究。它与一般法律责任追究的区别是, 一般法律责任追究的只是特定人、特定群体的特定案件。 而清算是对于常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未受到惩罚的大量犯罪行为的犯案人、和犯罪群体的总体法律责任追究。

清算有二种:一种是暴力清算;暴力清算不通过法律程序,而在一个宏观的原则下,利用革命暴力挑动社会的一个群体,在不给辩护权利的条件下,去迫害和屠杀另外一个群体。共产党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例如土改、 反右、 文革等等都属于暴力清算。

还 有一种清算是通过法律审判来定罪的; 法律审判是在允许犯罪人充分辩护的条件下,对于每一个个案逐一的分析,例如二战后的战犯审判就属于法律清算。法律定罪有没有冤屈的,有,但是相比于暴力清 算它要严格得多,冤屈要少得多。 而且人们的历史在不断进步,法律也不断在完善,冤屈会愈来愈少。

有了这二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对共产党官员要不要清算和怎样清算了。

不能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共 产党开国后,所有的前政党和前政权的官员和地主都被看成历史反革命和吸血鬼,共产党采用暴力清算的方法,残忍地杀害和镇压了千百万国民党的官员和地主富 人。众所周知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是违反国际公约的人类不齿的野蛮行为,那么杀害这些根本没有武器和反抗能力人的是不是应该属于完全灭绝人性了呢? 共产党的政权就是在这样残忍的杀戮中拉开序幕的,从此这个政权就在杀戮的腥风血雨中书写着它的一个个春秋。一个旧政府供职的人员和一个富人就一定有罪吗? 按照这个逻辑, 共产党灭亡的时候,所有的共产党不都应该被砍头吗? 共产党在这一点上错了,我们不能再错。我们的处置不是报复,不是反向迫害,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能以共产党处置他们的敌人的方法来处置他们自 己。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好像平了冤,但是却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上了灭绝人性的老路。我们这样做不是对共产党慈悲,而是中国决不能走上冤冤相报的互相杀戮的 死结中。

但是不对共产党实施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不意味着共产党当年的杀戮就是对的,应该被遗忘。正相反,我们必须正气凛然的对共产党 的历史错误从法律上做出结论,写入史册,公布于世,让人民千秋万代记住这个历史。不仅如此,我们还应为共产党的孽债擦屁股。未来的政府和人民应该以国丧公 开悼唁被共产党杀死的无辜死者,为他们书记念碑,将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在这里我们悼念的不仅是死者,我们悼念的是我们的良心,悼念的是我们中国已经失去 了近一个世纪的人命关天的信念。用这样的悼念使我们从无法无天的一个世纪的胡作非为回到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来。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我们不能以共产党杀人 的方式去杀共产党。

为什么我们要对共产党清算?

我们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对共产党,也不意味着我 们应该承认和接受共产党用专制造成的不平等的事实。专制独裁政权官员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必须得到追究,他们非法得到的财产必须追回,他们凭藉权 力所得到的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必须结束,他们的作恶必须受到恰如其分的应得的报应。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对共产党报复,而是为了维护法律的 尊严,为了维护人类的公义。

为什么只有对共产党清算,才能恢复中国人的道德和对法律的公信?

让我们看看,中国为什么现在充满欺骗,充满谎言? 中国人为什么现在堕入道德沦丧的地狱之中不可自拔呢?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民族是不是以说谎欺骗为主要标志呢?

显 然不是,中国民族曾是一个刻守贞、义、 忠、孝这些僵硬的教训到了顽固不化,固步自封的民族。那时的中国人不管识字不识字,都知晓苦守寒窑,对男人目不旁视的,等待丈夫十八年的王宝钏;引吭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北国的荒原上悲壮而去的荆轲;财色不能移志,宁杀头,也不负旧情的忠义候关云长……。这些中国人崇拜的英雄中,都 弥漫着一种一诺千金, 重义轻利,宁可失财丧命也不能失信失诺失去做人准则的严格的中国道德。

那么今天的世风靡烂,民德俱失是从那里来的?是不是这个责任要归之于那些正在用欺骗、谎言在这个以欺骗、谎言为荣的国家中苦苦挣扎的中国民众?

也显然不是,虽然每个时代都有欺骗、谎言,但是欺骗和说谎成为堂而皇之的国粹和正统,欺骗和说谎可以发迹,而老实忠厚变成无能和犯罪却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的。

首 先中共的宣传部就是明目张胆的说谎部,他们专门将对共产党不利的消息去掉,将这些作者抓起来,他们专门制造歌颂共产党的新闻,就是在他们的控制下,中国的 报纸,在三年人灾乡村饿死人的时候,仍在报告大跃进。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将贫瘠得几乎崩溃的市场,临时放上活鱼鲜虾,上下班人员用专车接送,不上班的人由 居民委员会组织学习,平时热闹的街道变成空无人迹,这种举国弄虚做假,对于已被共产党的说谎搞得麻木的老百姓, 已无人感到耻辱。

如果这些报喜不报忧,尚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人性弱点,那么下面的说谎欺骗可是伤到这个国家的筋骨了:

空 前,未必绝后的反右运动,就来自共产党的公然背信弃义和欺骗。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帮助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而后将提意见的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轻者被罚天天扫垃圾,掏大粪,重者被送到劳改农场,幸运者象畜生苟且话了下来,不幸者抛尸荒原,尸骸 被饥饿的同伴分食。反右就象一把刀子戳进中国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后的中国文人告别了礼义廉耻、告别了自尊、告别了道德、告别了信仰、沦落为在共产党的 暴虐下求生的蝼蚁。

反右后的中国人失去了"不讲话的自由"。 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残忍和狠毒表示赞扬,必须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和亲戚右派,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 否则就要殃及池鱼。 在这样的压力的恐怖下,中国文人无法再顾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 只能说谎,在谎言中求生,昧着良心去痛骂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

我上大 学时有这么一个外事系统的(可能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女学生,拒绝批判她的右派父亲。她说"我父亲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但是他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 正直的人"。对于出身不好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在会上痛哭流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六十年代的北京,这简直是造反。小组对她批判,她仍坚持自己的说法,班级 批判,她不变,年级批判,系批判,她仍不变,最后院批判,批判完的时候,公安局的车已经在会场外面等她。听说,当警察用手铐去铐她时,她勇敢地伸出了双 手,这个刚强的女孩子为了不说谎,为了对她父亲的爱,付出了她的前途,青春,自由,也许生命。

反右后的中国在阶级斗争烈火的烤炙下,只剩 下了二种人,被整者和整人者,但都在说谎,被整者为了活下去说谎,整人者为了升官说谎。这些整人者中的佼佼者,彻底冲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线,以反右精神的 霸道,理直气壮的上纲上线,编造罪行,一边将这些实际已与奴隶相差无几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狱,另一边到处抓潜在的所谓新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官僚体系的蜘蛛 网中努力向上爬,飞黄腾达。

那时中国就像一个蒸笼,下面是阶级斗争的烟火,上面在冒烟。一年,二年,五年,十年,这个蒸笼的水气的上升下 降,将人送到了各自的位置,那些说谎技术最挫劣的就沉到炉灶的底层,变成了煤灰,而能向上升腾的,就升腾,那些升得最高的都是说谎欺骗的人精,他们就是我 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满脸横肉的头发染得墨黑的穿着一身黑西装的像一群黑乌鸦的中国领导人。

什么树结什么果,如果用八股选出来是书呆子, 那么用阶级斗争选出来的当然就是连朋友、同学、同事、亲戚、父母都可以出卖的人精了,对于这样视人命为草、人血为水、无同情心的人,一旦从毛泽东的好战士 变成邓小平的猫时, 偷盗窃据公有财产、弄权勒索敲诈、变成千万亿万富翁实在是不算什么了。

在这样不公平和沉冤堆砌起来的沃土上,要老百 姓和谐,五讲四美,讲道德岂非笑话。老百姓一边连说带骗还输得赤条条,如果还要诚实只能入地狱了。而欺骗说谎的祖师共产党的官僚们一个个飞黄腾达。欺骗, 谎言的深渊就来自共产党几十年来威胁逼迫身教力行,他们向人民显示了在这个国家中,要想富,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行恶,老实诚实在这个国家是无能和倒霉的 同义词。

正义不张,邪恶者得利得道,而善良老实人穷困潦倒,我们怎么有权利去责备人民道德和良心堕落?,怎么有权利责备这个国家充满欺骗 谎言呢?国家又用什么去制止这些用暴力阴谋谎言取得成功的人的骄奢淫逸和继续横行无忌呢?万里之途,始于足下,恰如其分地清算这些人,是恢复人民对道德和 正义的信心,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唯一起点。反之为求稳定,或用不发生战乱为由,不敢对这些歹徒的罪行追究,就意味着法律正义公正向邪恶贪污盗窃屈服和投 降。这种新政府与旧共产党政府同出一辙,换汤不换药。它不但不可能将中国民族从欺骗谎言对道德丧失信心的迷途中拉回来,而且中国人养肥了一批吸血鬼后,很 可能又要去养肥新的一批吸血鬼。我们的目的不是换一个不是共产党的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换一个与共产党不同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法律,道德和公正去与邪恶交易 一个新政府,要这样的的新政府有什么用呢?

要想恢复人民对道德和正义的信心,恢复法律的尊严,我们必须对共产党清算。

对共产党罪孽实现法律追究, 就会引起国家大乱吗?

现在我们讨论对共产党的罪孽实现法律追究, 是不是必然引起国家大乱? 必然引起不稳定?

首先这是纯粹的威胁和讹诈,当中国共产党大杀地主和历史反革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会国家大乱呢?这个无耻的威胁的潜台词就是,是的,我们是在抢在偷,但是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们就不惜动武,你们在被奴役和被杀害中选择的话,还是以不要反对我们为好。

如果这个威胁和讹诈有效,那么我们还应该生活在秦始皇,甚至奴隶主时代。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君主和权贵不是大富大紫,他们都有强大的军队,他们都不愿意自动交出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可是六朝往事,如流水行云,他们的辉煌勋迹如今只有在考古的地底下才能找到痕迹。

在 共产党的长期误导下,人们已经习惯非黑即白,非屈服即战争的思想方法。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历史就不会有今天。时代在变化,中外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能够像他们宣传的一样,永远不亡。这种变化的哲理,从人类诞生 以来,就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最根本的法则之中,就如是人的生老病亡,自然的阴晴圆缺。历史的变化也并非如共产党一样,战争是唯一的动力。只有一个封锁和堵 塞一切政治变革的政权,才将变革的可能压缩到大乱和战争之时。变化的最本质是老化,千年来的岩石都在风吹日晒下腐化,何况人的政体呢?当共产党这个政体被 它自己的腐化堕落抽丝到骨髓都成空洞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一触即倒的老翁了,那就是它的灭亡之时。

历史上大部分专制政权的灭亡,战争和动 乱只是象征性的最后一击,本质是它本身的老化、腐朽和没落。历史决绝不会因为害怕动乱而不向前演化,当这个变化到来时,所必须付的代价,就像一个老人垂死 时要经历的痛苦,就像是一个新生儿分娩时母亲必须付出的阵痛,那是谁也无法控制的。

当一个垂死的老朽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威胁和讹诈时," 你们不许动我的财产, 不许审判我, 否则我就破坏天下的稳定!" 世界和人类会害怕吗?

在 共产党灭亡的时候,除了一小撮在这个政权下发疯得利的共产党官僚和转化成各种形态的太子党向隅而泣外,不要说那些与它所谓"眉来眼去的世界500强"不会 为它惋惜, 就是它的难兄难弟(越南古巴朝鲜)如果还健在的话, 也不会为它烧香吊丧。而且他们现在用低价雇用的在网上破坏正常自由言论的五毛党也不会掉眼泪,因为没有人像他们和他们的同仁们,恰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 记者们,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们更清楚这个政权有多肮脏,更知道一个人被利益,威胁牵着鼻子而不得不出卖良心的痛苦,那将是一个树倒猢狲散的情景。

关键不在于老的怎么死去, 关键在于一个新的政权用什么来向中国人民, 向世界宣布它的新生?

我 们说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对官员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只是政治秀。因为贪官抓贪官,除了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以外,被抓的贪官本身也不服,老百姓 也只是看闹剧。那么新诞生的体制与专制独裁政权的最本质,最鼓舞人心的区别就应该是对于旧官员和官商勾结所犯的杀人罪,贪污罪,陷害罪,非法聚财罪等等在 神圣的法律下的清算。新政权将用这个神圣的号角吹响贪污,欺骗和谎言在这个国家的死刑,新政权将用公正和清算解放被统治者玩弄于掌上的司法,恢复人们对道 德和法律的信心。 新政权将用清算向人民宣告自己与专制腐败的决裂, 同时新政权也将用清算开始中国艰难的民主进程。

一个经过清算杀人 罪、贪污罪、陷害罪、 非法聚财洗涤的国家和政权是将面临着更大的混乱,还是享受在真正在道德和法律的阳光普照下的稳定和和睦呢?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答案。反之如果这个新 政权不敢去触动遗留的不法行为和不法财产,那么这个社会在旧有的财团势力和操作方法控制下,新政权很快就会沦落为下台共产党的代理人。

是 不是一个经过清算后的国家从此就不会再有贪污腐败了吗?一个以法律、正义和道德立国的国家从此就再没有荒淫、谎言、不公平了吗?不是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巴黎和会充分清算了德国的罪恶,但是不久后历史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是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千年后,还会有犯罪,但是人类的制度和法律会越来越完善, 使犯罪得到越来越好的控制。我们不能因为一千年后还会有犯罪,就认为对犯罪的惩罚是无用的,法律和道德是无用的,要求取消法律和道德,取消清算,取消对犯 罪的惩罚。一个经过清算的国家,道德和法律成为国家的正统, 荒淫、 谎言、不公平和腐败不能再像企鹅一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昂首阔步、神气活现、贪污和欺骗只能退缩到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变成一个真正偷偷摸摸的不齿于人类 的行为。

这个民族未来的兴亡不决定于共产党的灭亡

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不是共产党的灭亡,而是这个民族在共产党灭亡后,向那里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正等待的不是共产党的灭亡,而是共产党灭亡后会出现什么。

在 历史迷茫的大海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航程是不远的。就像清朝灭亡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几十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比清朝更专制更个人崇拜的政权;就像五四文化烈火 熊熊燃起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几十年后,中国的主流文人会完全失去肩梁,除了为权势歌德以外一片沉寂;就像我们在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人热爱毛主席 已到了感激和忠诚之涕随时可流,谁也想不到短短的几年后,毛的遗孀被捕的时候到处是鞭炮的庆祝声;即便在当今邓小平的猫各显神通的时代,从共产党官僚深不 可测的贪婪和荒淫无耻的腐化技俩中,我们也难以想象正是这批官僚,三十年前穿着褪色和打着补丁的人民装口若悬河地教育人民学雷锋和斗私批修。

中 国历史的步伐是如此诡谲,我们无法断定共产党灭亡后的时代,是换一个政党和君主的新一轮中央专制?是一个地方割据的各自为政的政体?是一个军队色彩浓厚的 军政府?是一个以爱国和民族主义膨胀起来的要称霸世界的新法西斯?我们知道的只是近百年来历史总在与中国人开玩笑,那个中国人叫得最凶的最理直气壮的将 来,那个统治者拍著胸脯保证得最坚决的要给老百姓的时代,却是肯定不会出现的,而出来的总是中国人最想不到的又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与中国政治家和政党描绘的 蓝图最相反的时代。在这种种要出现的可能中,离中国人最近,同时最遥远的也就是民主时代。民主时代就像是天上的月亮,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却又离我们如此遥 远。

说民主离我们最近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简单明了,除了共产党的职业和御用文人不得不违心挖空心思去找民主的毛病以外,差不多每个人(包 括共产党)心里都明白,它是人类至目前所知道的最公平的制度,根本不需要用大块大块的文章来论述和证明。它的精髓精神就是社会的管理人必须由社会公选,而 且必须像防贼一样让社会紧紧看住这些社会公务员不去以权谋私。 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大家都公认和理解的好制度被人们和社会接受和选择应该是无须置疑的。

但 是从人性上说这个制度又是离中国人最远的。因为任何人一到那个无束缚,天马行空,想怎样就怎样的权力顶峰,实在是舍不得放弃它。慈僖太后也知道民主宪政 好,但是她希望等她死后再执行;共产党在延安写的反对国民党专制,要民主的文章,其道理之清楚,说服力之强不亚于现在的民运文章;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时鼓吹 大民主,他的大民主气如壮牛,对所有人而言,却将自己抛出去了,自己牢牢不放地骑在民主身上,俨若霸王;邓小平初登国君宝座的时候,还说起政治改革的事, 后来等到邓小平的猫尝惯了权力的鱼腥的时候,政治改革从愈谈愈少,到最后干脆绝迹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最开明的分子也只是说中国人现在还不配享受民主,将 民主改革归之于遥远的下一代。至于目前的民运分子,拼命要民主,因为权力是在共产党手里,一旦自己拿到权力的时候,舍得放弃它吗?从他们目前显示的气质来 看,并不乐观。事实上中国人不肯接受民主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正是由于当权者无法抵抗自私本性的诱惑。这也正是中国与专制变成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的悲剧 所在。几千年来盛产善以揣摸当权者心意的无耻文人的中国学界,经常以人民要求的方式对于专制制度加以改善和发展,已将中国的权力位置雕塑得滚圆滚圆,坐上 去特别舒服,威风,正是美女自己往上送,钱财自动向里滚,身旁笑脸将腰弯,全家鸡犬升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一登这个宝座, 就快乐得不想再下来。

民 主之不能在中国降临,实在不是一个政治、哲学、认识、或者技术上复杂得难以实行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性问题。说白了中国人在民主前无法跨越人性的挑战,无法抗拒那种权力无约束的天马行空的极乐世界的引诱。这个挑战实在不下于卫星上天核弹爆炸, 而今回看,才能知道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在二百五十年前跨越的那一步,真正的才是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因此中国民族的希望,并不在共 产党的灭亡,而在中国人自己的身上。在于中国人一旦大权到手的时候,有没有RAEDY和成熟到在权力的面前抵抗钱财的引诱,而甘心将自己的权力套上法律、 道德、国会和新闻监督的枷锁。 所有这些可能,在台下的保证,许诺和激进都是无效的,那都是对别人的,其中很难说清有没有狐狸吃葡萄的寓意。只有真正拿到权力伽杖时候的一刻,才是真正的 试金石。如果中国人有愈来愈多的人跨越了这一步,那么中国在共产党灭亡后出现民主制度的可能就愈大。

一个本身不准备告别专制的政体是不会 去打翻专制体制的。只有一个真正决心要告别专制政体的政权,才会理直气壮和有勇气去清算共产党的罪行,走上与贪污腐化欺骗谎言决裂的第一步。也只有清算了 共产党的罪行,让欺骗谎言发迹的人将他们非法所得吐出来,并对他们的罪行绳之以法之后,人民才能重新对道德,法律具有信心,才能中止这个像洪水猛兽一样正 在吞噬中国的欺骗谎言贪污。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才有脸要求人们诚实和廉洁,自由民主的体制才能呼之欲出。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诚实的民族,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制度,会从一个国家经济,财富被共产党太子家族控制的社会中诞生和成长起来。那样的政 体即便有着柔嫩的民主萌芽,最后也会沦落为大财团的操纵之中,使中国走上一轮新的贫富对立的死圈。

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是什么在等待中国的未 来,但是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封锁和堵塞一切政治变革的政权,实际是将变革的可能压缩到未来的大乱和大灾难之中,虽然我们也无法确切的知道这个大乱是以战争, 是以天下大抢劫,还是以类似于六四那样的和平请愿暴发出来,这就像,天空久旱,久旱,树都枯了,地都裂了,人们都在盼雨,盼雨,啊!一旦那场暴雨来临时, 会是多么狂怒,多么可怕!

总结

作为总结本文阐明了以下观点:1。 在共产党灭亡的时候,我们不应用共产党当年屠杀地主和旧政府,旧军队人员的方法对待共产党。共产党在这一点上错了,我们不能再错。我们的清算不是报复,不是反向迫害,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但是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意味着和承认共产党做的是对的,我们对他们的宽恕,不是仁慈,不是对他们反抗的畏惧,而是中国人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死 圈。为了承认这个辛酸和不得不吞下去的苦果,我们要代替共产党向被共产党无辜杀死的人求得饶恕,对他们的冤魂公开祭奠。

3。 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共产党用强权,用欺骗造成的现状。共产党必须退回他们的不义财产,共产党人违反人性的贪污、掠夺、欺诈和迫害的罪行应该得到法律清算。

4。 社会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信仰和理想的丧失,不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不能通过强制和教育来恢复。它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几十年来身教力行向人民显示了在这个 国家中,要想富,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行恶,欺骗。老实诚实在这个国家是无能的同义词。对行恶、欺骗进行法律清算,恢复法律的尊严,恢复人民对道德的信 心,是将这个国家领出共产党后遗影响的唯一道路。

5。共产党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当共产党这个政体被它自己的腐化堕落抽丝到骨髓都成空洞 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一触即倒的老翁了,那就是它的灭亡之时。但是共产党的灭亡不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和目的,任何一个为了让共产党灭亡,而用正义、道德、和 法律与共产党的腐败、专制、妥协和交易的新政权都会将中国引入新的灾难。

6。中国的未来的希望和关键不在共产党的灭亡,而在中国的新一代 是否从思想上,道德上,政治策略上RAEDY和成熟到将从共产党专制的遗迹中成功地领到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这里的成熟不仅指新一代政治家,学者和人民本 身的民主素质是否苏醒,还决定他们能够成功地对抗权力转化后的腐蚀,对抗下台后的共产党的捣乱。中国共产党灭亡后的中国并不必然走向民主社会,它有可能变 成新的专制政权,变成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权,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政权等等,而民主政权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7。 中国的将来最终决定于中国民族的综合素质,中国是走向西方民主,还是换一个专制政权,还是走向民主又回到专制,甚至走向无控制的混乱社会并不取决于共产党的灭亡,而是更取决于中国民族目前的道德,信仰取向和状态。

轉自《獨立論壇》

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

李南央:夏霖一案的影响

2013年11月之前,我与夏霖律师并不相识,他签约了我的"状告首都机场海关案"委托书,他的命运因之便与我有了息息相联的切肤之感。

如果记忆不错,夏霖应该是2014年11月8日被拘留的,2016年6月17日终于等到一审开庭。在七位法学家"关于夏霖被控诈骗罪一案意见书"中法学家们说:"自夏霖被拘留至今,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先后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和延期,几乎已将诉讼程序上的可用時间全部用滿。"足见夏霖案的无中生有——公安搜集证据,检方罗织罪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夏霖一案是在检方所称"被害人"坚决否认夏霖——检方所指"诈骗人"有诈骗行为的情况下,由检方越俎代庖"被起诉"的。我曾两次看到中国访民在美国以命相拼,拦下习近平专车那惊心动魄的视屏。中国人冤案在中国状告无门,飞到大洋彼岸寻找可向"当今"直递状纸的机会。在中国司法不作为,让习近平在国外自觉脸面丢尽的现实中,北京的公安竟自觉积极地对夏霖进行侦察,检察机构亦为一桩好借好还的民间借贷激情"作主"定为诈骗:坚决断了贷方夏霖挣钱还款的可能,彻底灭了借方收回贷款的希望,如此匪夷所思的"拔刀相助",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另有所图"。

夏霖是在代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一案时被拘捕的,常识告诉我"夏霖案"是执政党在维持自己统治稳定性中,用非意识形态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制造的一桩假案。在愚昧的人们面前,谎言重复千遍会变成真理,但是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具有了公民意识的中国人面前,假的就是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无论北京二院如何判决,在关注夏霖一案人们的心中,"夏霖无罪",这是铁定的事实。当局可以将夏霖关入监狱,但是锁不住中国公民的头脑。夏霖案的影响一定不会是 "造假者"所期待的,他们骗不了人,也吓唬不了人。夏霖案会让更多的后进加入中国维护公民权利的律师队伍,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壮大。七位法学家中有六位是育人的园丁,他们的公开意见书真是让人看到希望!

李南央

2016年6月26日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李洪林:我的“党性”和“人性”

 

问:您曾说过,您当时为了闹革命,把父母丢弃一边,让党性吞没了人性。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中并不罕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党性和人性?您认为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造成了党性吞没了人性?

 

党性和人性互不相容

李洪林:我入党是在上大学时,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耐心教育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从思想上有了一些认识的结果。不过把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清楚,我还没有这个水平,所以只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在常识范围内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的知识面很窄,只在共产党的文献中看到"党性"。而被划入其他阶级的人,好像没有谁自称属于什么"阶级",更没有谁炫耀自己具有什么优越的"党性"。所以"党性"应该属于共产党所专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 "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所以没有私利需要保护,因而最大公无私,革起命来也毫无顾忌,所以革命性最彻底。又因为工人所从事的是最有前途的现代化的大生产,所以最有远见,最有前途,而且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也是我年轻时之所以能够"六亲不认",舍身入党,并以能够从事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自豪的原因。

当时正是有了这种"觉悟",我才能把父母抛在一边,把个人安危和得失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

其实为了某种神圣目的而献身,本是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属于一个人内心的情操或道德自律,不是外来的命令或纪律。而"党性"则是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纲领、策略、组织纪律、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的总和。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简单地说,只有六个字:"个人服从组织"。所以对于党员来说,"听党的话,跟党走"就够了。"党性"和他的内心情操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

然而,不管是内在的道德操守,还是外来的组织纪律,都应该有个大前提:它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为它献身值不值得?而衡量这个意义的唯一标准,恰恰就是"人性"。"回顾所来径",只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才发觉自己恰恰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过问题。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人性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底线

人是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不管是"生物进化"也罢,"上帝造人"也罢,反正人是地球上万物发展的最高成就。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已经从野蛮进入文明。所谓"人性",应该是"人"的特征之总和。但是生物都有"返祖"现象,是否与保有祖传基因有关,我不懂得。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的说法,却已经为事实所证明。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过程。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是人性的第一要义,也是文明的起码标准。和它相伴随的,是对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的尊重,因为没有这两项,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便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而只能沦为牲畜或奴隶。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权,正是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这三个基本条件,即生命、财产和自由,做为生而具有的三项天赋权利,给以法律上的保障。

人性的含义当然不止于此。生命要延续,生活要维持,便产生了人类的血缘和非血缘的社会关系。从而衍生了亲情和友情,并且交织成千丝万缕、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在古今中外,都能打破时代和国界,同样激动人心呢?就是因为它的情节里面描画出真正的人性。我们怎样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怎样评价一种主义的价值,又怎样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呢?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人性的态度和作用,也就是看它究竟是保护人性,促进人性发展、提升人性水平,还是压制人性、扭曲人性、摧残人性、消灭人性?或者简单地说,是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还是使之倒退回"野蛮"?

人类社会至今都免不了战争,战争就要死人。但我国古人造字,以"止戈"为"武",就显示了不崇尚杀戮的人道主义精神。《孙子兵法》是专讲打仗的,但也强调对开战要谨慎,因为"兵,凶器;战,危事",所以主张"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都是为了少流血或不流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最初的部落战争,把俘虏直接杀掉或吃掉,所遵循的还是野兽间的丛林法则。后来把俘虏当做奴隶,不再杀掉,便是向文明前进了一大步。所以现在谁要杀害俘虏便是犯了战争罪。日本战犯不但在战争中滥杀无辜,而且直到现在,他们的当权者还把战犯的牌位供在靖国神社,并且坚持年年参拜,这就表明日本这个民族还没有摆脱野蛮阴影的笼罩。已经享受人类文明生活的日本人,应该为这种野蛮遗迹感到羞耻。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的"党性"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表现的"党性",多年来都被赋予最高尚的品格。其实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把它美化了,事实不是那样。

先说"一无所有"和"革命彻底性"。共产主义"经典"鼓励无产者起来造反的名言是:"你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其实中国民间早有一句俗语,表达了这种意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连鞋子都没有的人,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所谓"革命彻底性",就是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肆无忌惮的加以破坏。也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在做人上可以没有底线,在政治上也可以没有底线。原来还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底线。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向全世界宣告了,他们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和一切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既然人类一切文明传统都要砸成"废墟",还有什么值得珍惜,还有什么底线可言呢?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彻底革命"的样板吗?

再说无产阶级因为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劳动,所以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因而"最有前途",也"最有远见"。这也是共产主义"经典"和小册子最大的误区之一。大工业里是有很多工人在劳动,但大工业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脑力劳动的产物。

 

脑力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它使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从野蛮进入文明。当然,人类也为这个分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大多数人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使一小部分人解放出来,升入脑力劳动的殿堂,专门从事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以及组织生产、治理国家和传布宗教等等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这个分工的由来,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 ,而群体中个体的差异和公权力的存在,又酿成实际上的不平等。能够挤入文化殿堂,靠别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生活,专心致力于脑力劳动的,总是比较精明或握有公权力的少数人。因此,这个伟大的分工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成为阶级矛盾的伴生物,甚至脑力劳动都成为掌权者和富人的特权。而广大的体力劳动者中间,只有极少数有天分并有机会的人,有幸成为脑力劳动者。不知有多少天才幼苗,都在广大的草根阶级当中被埋没了。

但是,不管社会为这个分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不管这个分工伴随着多么大的不合理,脑力劳动者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都是不能抹杀的。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人类文明的,只能是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知识就是力量",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翻开人类的历史,没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怎么能有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也正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社会各界的精英和领导者,必定出于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高贵,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类文明传统的"载体"。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片面地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而把脑力劳动排除在外,认为一切脑力劳动者都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参与瓜分剩余价值,也就是属于剥削者。而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又用一知半解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划成了他所说的各个阶级,把知识分子贬为"皮上的毛"。更极端的是,他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美了流氓地痞的野蛮、无知和下流,而批判了人类文明的传统"温良恭俭让"。等到他一手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就完全颠倒了。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最为严重,它充分唤醒并激发了他们潜意识中的"兽性",让残忍、凶暴、邪恶的腥风血雨横扫中国大地,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下子倒退到野蛮时代。

作为这种吞没人性的兽行之典型案例,是文革时一个孩子向当局"揭发"他母亲反对毛泽东,要求处死他的母亲。当举行"公审大会"并真的当场枪决他母亲时,这个孩子居然亲自出席观赏!应该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比野兽世界更野蛮了。"虎毒不食子",野兽都有与生俱来的母子之情,连这种最原始的亲情都被 "党性"颠覆了。

 

第一个从内部批判"党文化"的思想家

已故的中共原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当代中国第一个从根本上对共产党的"党性"作出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他把共产党的"党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把它叫做"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不仅限于党员的个人修养,而且是这个党用来改造社会摧毁人性的强大武器。

朱厚泽指出: "党文化"的特征是以"党"的名义、"集体"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垄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它在经济上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消灭私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党专政;在文化上就是钳制全社会的思想,消灭一切异议。

这种"党文化"的根源正是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原教旨共产主义要和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它要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由共产党集中操控的"大机器",所有的人都是它的零件和螺丝钉。用党的语言,就是"党领导一切"。这种社会不可能容忍个人自由和独立个性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也就是作为一个"人"的特点或品格,这正是概括起来叫做"人性"的那个东西。所以"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或谁高谁低的问题。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作为一个党员,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所以必定有人性,有良知,这是与生俱来的。至于党性,这是后加的,当他入党宣誓时,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支配了,否则便不配作党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这就是"党性"的最高境界。但是党员的人性又不能自动泯灭,所以二者的矛盾便一直存在。他如果能用党性克服人性,就是"党性很强",否则就是"党性不纯"。一个党员身上这对矛盾的消长,对他的人生轨迹起着决定作用。

 

胡耀邦的光辉人生和悲剧结局

开辟了当代中国历史新篇章的胡耀邦,也是在"党性"和"人性"的矛盾运动中,达到自己光辉的顶点又走向悲剧结局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人性光辉的领袖。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精神,为历年冤案平反昭雪,从而使"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家属(大约牵涉到一亿人),一下子摆脱了长期遭受凌辱、可以随便被人"踏上一只脚"的悲惨境地,能够抬起头来重新获得"人"的尊严。这是当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搬开 "党文化"的重压,使亿万人的"人性"得以复苏的创举。

在解放这些"贱民"的同时,胡耀邦又领导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源头上,对"党文化"给以沉重的一击。因为 "两个凡是"就是毛泽东作为传家宝留给中共的"党文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片言只字,还有他在纸上画的圈圈——所有这些,全党和全国都必须照办。其实,正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党文化"统治了中国三十年,才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难道还要让中国人继续在这种"党文化"的愁云惨雾里讨生活吗?洞彻中共所面临的困局,胡耀邦毅然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勇敢地和"两个凡是"宣告决裂,这才为当代中国历史转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思想前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胡耀邦解放了"党文化"奴役下的亿万"贱民",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那条经典"党文化"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上改革开放的大道,从而使中共度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换句话说,胡耀邦之所以能把党挽救过来,是因为他冲击了"党文化"。

 

一场大梦

1946630日晚饭后,我和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校园里散步。谈到当前政局时,我焦急地问他:"不知哪里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当时我大喜过望,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天天给我讲革命道理、指导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友,就是我一直寻觅的共产党!原来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来的一个特委书记,已经考察了我五六个月,认为我已经具备入党条件,于是当即批准我入党,没有"候补期"。他还着重叮嘱我两点:一,今天是我"政治生命"开始的一天,要记住这一天,要一生忠于党。二,要"灰色"自己,就是注意隐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万一被捕,务必保守党的秘密,绝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们俩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上下级关系。所以他所要求于我的"党性",既是党的组织纪律,也是我的道德自律。我觉得把此生献给党,也就是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很长时间都未曾觉察有什么矛盾。所以从那时起,确实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党了。1947年全国大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六二大罢课"时,我一面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一面给指挥部起草罢课通电。同室同学黄琇是三青团员,反对罢课,但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他告诉我小心点,因为三青团正在"注意"我。但我并没退缩,因为此时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已经离开学校,我和他单线联系,自己是独立作战,与学校的地下党没有横向关系,不怕当局"注意"。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我不过就是一个"左倾"学生罢了,不可能从我身上找到什么"组织关系"。所以我不但继续参加罢课指挥部的工作,还在自己主编的《农经通讯》上,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西北农学院参加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大罢课"。

我是学农业经济的,毕业时,台湾糖业公司给学校来函,要聘用一名毕业生。那时学校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套,而是把糖业公司的来函直接贴出,接受所有毕业生的报名,然后按学业成绩录用。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台糖又是全国有名的大企业,待遇优厚,本可以去台糖就业,不但个人有个好工作,还可让父母亲改善一下贫苦生活。但当我向李殿成请示时,他指示我不要去台湾,而要我到陕西郿县乡村师范(相当于中专)去当教员,以便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该校条件艰苦,工资极低,每月只有140万元法币,光是教职员食堂的伙食费就要138万元。但我毫不犹豫地到郿县去了。

现在流行的"入党做官论",不管是赞扬还是挖苦,它反映的都是共产党掌权后的事实:要做官就必须入党。我那个时候入党,和现在是两个时代,不但无官可做、无钱可捞,而且自己还要贴钱。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毕业后,有几个月没找到工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我把父母珍藏多年、也是全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作为党费交给了他。

我上大学时享受全公费,又常给报纸写稿有稿费,所以买了不少三联书店和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的进步图书。我去郿县乡村师范时,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学生,成立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中,作为他们个人的书,互相私下传阅,所以学校当局根本不知道。不料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去的教导主任(是个特务)发现了,说是此书"左倾",拿去进行审查。那些书虽然都没有我的名字,但他迟早一定会追出来源,所以我必须立即离开,于是马上以"待遇太低"为借口辞职。校长无奈地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啊!"其实我生活虽然很苦,但却真舍不得离开,因为那些学生对我太好了!我临走时,全班同学团团围在身边深情地望着我,有几个孩子小声啼哭。我真难以面对这些淳朴的孩子,更不敢看他们闪着泪光的眼睛。这时一个学生哭着问道:"李老师,你啥时回来呀?"看着他明知无望却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的眼泪也忍不住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离别,唯独这次离别的情景,至今还在眼前,从未被岁月冲淡。如果说入党可以得到什么报酬的话,那么,郿县乡村师范那群学生发自内心的深情,就是我此生为"革命"献身所能得到的最可贵的回报。

 

从"游子回家"到"娘打孩子"

至于我反思"党性"和"人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原来做地下工作时,那是国民党的天下,必须时刻提防被捕,精神总是紧张的。说是"出生入死",并不过分。记得1948年十月,我刚刚闯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泊头镇时,真是心花怒放!因为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自己好像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好不容易到家了!"

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就驻在泊头镇,安排李殿成和我住在一个老乡家。我们长期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因此特别能睡,几乎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床。所以房东的小女孩就笑我们是"睡不醒"。我曾有诗《赠殿成》追忆我们当时情景:

喜尝泊镇梨,笑对儿童喧。

常年不眠夜,化作一梦酣。

但是这种"游子到家"心情,在党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淡薄了。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叙事文,叫做《右倾和左迁》,记录五十年代以后的坎坷人生。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排座次都是右为上,左为下,"左迁"是遭到贬斥。我因为1957年以后时常被批为"右倾",所以就经常"左迁"。有一种"娘打孩子论",用来给挨整的人宽心。但我根本想不通:我并没有错,为什么老挨打呢?而且这个 "娘"的心怎么那么狠,打起来怎么那么疼呢?所以我离开"党性"越来越远。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浩劫不必说了,连我最尊敬的彭德怀都被害死了,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1979年前后,这个距离曾经拉近,但是后来又远了,等到后来,我终于看透"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了。

 

为子不能尽孝,使我痛悔终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胡耀邦在党内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我对改革的前途和党的事业又有了希望。特别是1979年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他充满人性的伟大胸怀。在这样总书记的领导下,极大地缩短了我和党的距离。就像当年我在地下工作期间奋不顾身一样,我为自己又能投身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且甘愿献出一切。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是我平生写文章最多的时候,当时一概没有稿费。我父母双双病重在床,他们没有公费医疗,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二百元,要养活老人和孩子,根本无力给老人看病,所以他们只能在家卧床拖着。而我那时简直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白天上班以外,夜以继日写文章批判左毒。

我母亲自知来日无多,总是盼望我在床前多陪她一会儿。她每天下午都把家里的小闹钟拿在手上看时间,等候我下班去陪她坐一会儿。可是我下了班也不曾在床前坐多长时间,和她多说说话,而是略微问候问候,就钻到小屋子里写文章去了。想起这些,我真是后悔无及!母亲茹苦含辛把我抚育成人,在她永远离开世界之前,我连一天假都没请过,都不曾仔细问问她有什么遗言要叮嘱我,我实在是辜负了慈母心!如今已经永远不能弥补了!

但这种忘我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我就被胡乔木和邓力群列入"与党分道扬镳"的名单之中。改革的形势也迅速逆转。胡耀邦不但眼看着我遭到整肃而无力保护,最后连他自己的总书记职位也被宫廷政变颠覆了。


——耀邦研究

逍遥:我的父亲李洪林与胡耀邦


 

父亲和胡耀邦本无历史渊源,也无私交。因为父亲文笔好,思想犀利而且超前,胡耀邦欣赏父亲的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和迷信》,当时《人民日报》没敢发,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找父亲约稿,父亲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他们给胡耀邦看,他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知道了父亲,1979他将父亲调进中宣部,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

  19794月父亲围绕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接着又写了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把父亲叫到他家里。父亲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他很赞成父亲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父亲把四篇都写完。

  70年代末父亲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受害者希望父亲帮他们伸冤。那时父亲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父亲对这千里之外求救信,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把每一封信都附上自己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父亲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父亲搭救。父亲立刻写了一封信和这位读者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省委给他平反,他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文章传遍全国,更多的受害者给父亲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父亲的。这些人在监狱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父亲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面对一大堆信件,又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并把那些申诉信附上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这件事的处理过程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是胡耀邦告诉父亲:"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对此父亲非常欣慰,觉得不虚此生。他认为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父亲一介书生,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胡耀邦作为把中国带出文革的疯狂,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在民众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胡耀邦性格上的清纯和宽容,从人性上讲是优点,但作为总书记是弱点,是非常容易受伤的,父亲形容胡耀邦是胸无城府身无铠甲。胡耀邦非常看重父亲,但在父亲艰难的时候却没能站出来保护父亲。意识形态是非多,中宣部更被称为"是非之地 "。邓力群入主中宣部后就开始收拾父亲,把父亲免职挂起来,不给事做,提出调动还不放,他前后五次组织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集中批判父亲。如此高级的权威机关,如此大规模的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那段时间父亲想找胡耀邦直接申诉,考虑再三还是作罢。父亲在中南海上班,早晨上班常在海边小路上遇见胡耀邦晨练,但是每次擦肩而过只是互相招呼一声,不曾多说一句话。父亲的想法是:不能给他添麻烦,使他难以裁处,而且有损自己的尊严。父亲后来决心自己救自己,和邓力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力群精心策划的五次批判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以至于外界传出父亲大闹中宣部的说法。

  1986年父亲出席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他在讲理论工作的"阻力"时,指出:这种阻力就是党的领导方面的干预。他说:"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礙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说到这里,他比较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举起一只臂膀作为棍子在头上摇晃。不过他摇晃了一阵又为打棍者开脱说:"没有打下来……",父亲顶了他一句:"已经打下来了。"他一看是父亲,笑了笑说:"打破一点皮嘛!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打破一点皮",虽然有点轻描淡写,但他毕竟否定了自己刚说的话,承认棍子是打下来了。父亲认为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当场被人顶撞,毫不介意,并且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这种从谏如流的风格说明他心地光明,昭如日月。

  父亲说每次去胡耀邦家,都和朋友谈心似的,使人毫无拘束。父亲不愿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并不介意,他们很谈的来,每次谈的时间都比较长。他兴趣广泛,有一次提到《诗经》上的一个典故,父亲都为之语塞。胡耀邦"辞职"后父亲又被"免职"了。无官一身轻的父亲,几次想去看望他,但总是将欲行而踯躅:去跟他说什么呢?劝他放宽心,不必介意宦海浮沉?这种廉价的安慰,在这位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面前,能说得出口吗?尽管踌躇不前,父亲还是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他。1988年父亲在美国访问时写的《四种主义在中国》,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他请胡德平带一本给他父亲解解闷,并且打算等回北京时以此为由看望一下胡耀邦,谁知送书这件事竟是父亲和他最后一次"交往",此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1989年父亲回京准备参加"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415日下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耀邦同志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当晚父亲赶到他家,胡德平陪父亲在他们布置的简易灵堂里向耀邦遗像行礼。父亲非常悔恨自己,多少次到他家来和胡德平谈天,都是和胡耀邦见面的机会,为什么瞻前顾后失之交臂?如今这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也成为父亲心中永恒的伤痛!


——来源:共识网

未普:“中国资本新时代”引发广泛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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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评"中国资本新时代"(法新社图片/粤语部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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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国企在海外加速进行大手笔收购。五、六年前,中国资本大多流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现在则流入工业国家。专家说,这种趋势还将持续至少5年。墨卡托(Mercator)基金会中国研究中心为此而惊呼,世界正进入"中国资本新时代"。

对这个"中国资本新时代",海外著名媒体如路透社、彭博通讯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之声、BBC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看了他们及国内一些财经媒体的报道,笔者有这样一个感觉:企业兼并和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本是企业间的市场行为,但是中方的海外兼并却广泛引起了被兼并国的非市场担忧。他们担忧什么呢?

他们的第一大担忧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并购中,似乎起著若隐若现的重要作用。其实,正是中国政府,提出并制定了鼓励企业海外并购的扩张战略。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战略,目的在于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弥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市场和资源的不足。这个战略在2000年召开的两会上得到确认。现任总理李克强在2015和2016年的两会上也要求中国企业特别是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尽快"走出去",以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鼓励企业海外扩张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或发展战略。但是在中国的案例下,政府的作用绝不简单。

这就涉及到他们的第二大担忧,即,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他们大致占参与并购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有数字显示,2013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私企占了大约三分之一,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比例。海外因此而担心,中国政府的权力会因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扩张而扩张,并导致市场的集中化。最近要以430亿欧元收购全球第一大农药生产商先正达公司(Syngenta Ag)的中国化工集团,就是一个国有的超级怪兽。

他们的第三大担忧是,一些参与海外并购的大型国企负债累累但得到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并引领著中国的海外资产收购。国企负债是一个严重问题。IMF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最近表示,中国企业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5%,其中有55%来自于国有企业。目前有迹像显示,国企的债务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今年在100家跻身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中,有16家在2013年出现亏损,且全为内地国企。中化集团就是一家进入世界500强但在2013年亏损1.39亿美元的国企,它去年前九个月还亏损3,100万美元。引人批评的是,中化集团虽然亏损,却不妨碍它靠借贷在海外大举收购外企。为了收购先正达,中国政府支持的基金及多家金融机构都向它提供贷款。而它去年刚刚以77亿美元价格,举债收购了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Pirelli & C. SpA)。

第四大担忧是关于企业透明度问题。中国企业的透明度低一直是个引人诟病的大问题。被并购方通常要求中方提高在所有权架构、融资来源和企业治理方面的透明度。安邦今年四月放弃了以140亿美元竞购美国酒店集团喜达屋,它的突然出击和突然撤退,及背后股东的国有企业势力,引起海外的广泛猜测,就和它的低透明度有关。此外,一些中国国企透明度低也有说不出口的原因。据中国学者说,某些国企官员把国企当成自己的小金库,他们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来转移资产,来洗钱。

那么这个由中国政府主导和扶持,主要由中国国营企业参与的大规模海外并购,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呢?1)这的确有助于中资企业快速取得西方企业花费数十年时间积累的技术、营销网络及品牌;但是依靠举债收购外企,有可能令中国国有经济的巨额债务进一步恶化。2)以西方公司无法获得的融资条款筹集资金,将会加剧国际并购市场的不公平竞争。3)举债收购对被收购企业的未来发展,存在巨大风险,收购的规模越大,对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RFA

纽约时报:西藏的秘密战争,究竟发生了什么?——李江琳访谈(下)

罗四鸰 2016年6月22日
1959年3月21日,西藏南部,时年23岁的达赖喇嘛骑着白马在逃往印度的第四天中。
Associated Press
1959年3月21日,西藏南部,时年23岁的达赖喇嘛骑着白马在逃往印度的第四天中。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进行"人民民主改造"。
  • 查看大图2012年8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中铁沟,1958年
    Courtesy of Li Jianglin
    2012年8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中铁沟,1958年"兴海东南部围歼战"的主要作战地点之一。
然而仅仅8年后,"拉萨事件"爆发: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所居住的罗布林卡宫,阻止他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看演出。在中国官方历史中,这一事件被称为"西藏叛乱",在藏人的叙述中则是"抗暴"或是"起义"。拉萨事件发生一周后,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拉萨城,"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
19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历史总是语焉不详,藏人的叙述难免支离破碎。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西藏问题研究,2009年她辞去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工作,专注于研究当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读中国官方出版的藏区县志和州志、军事志和当年的报道,以及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她走访印度和尼泊尔的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了300多名来自西藏三区(指安多、康区、卫藏三区)的难民,多次采访达赖喇嘛。
2010年《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在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1959年拉萨事件和达赖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在台湾出版,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鲜为人知的战争。2014年《藏区秘行》出版,记录了对藏区秘密战争历史现场的一一寻访,展现了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织中的西藏。三部曲前两部英文版将陆续推出,第一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红色家庭出身,父母均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近日,李江琳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根据她所进行的调查,她谈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转变怎么导致"西藏起义",达赖喇嘛的出走为何属于无奈选择,以及五十年代西藏发生的秘密战争。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下半部分。
问:藏人包围罗布林卡宫七天后,达赖喇嘛出走,他真的别无选择吗?
答:达赖喇嘛最初的决定是到山南。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控制山南,他想在山南呆下来,然后再和中共谈判。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来一场"总决战"解决西藏问题,毛已经不耐烦去一步一步通过统战来改造西藏了,想通过军事行动一步到位。达赖喇嘛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只要他离开,就可以避免流血,避免一场屠杀。到了3月22日,他才知道拉萨战役的消息。此时拉萨战役已经结束,拉萨已经遭受屠城。他知道不可能再按原计划进行,只能去印度避难了。
问:关于达赖喇嘛的出走,有两种说法颇为流行:让路说,即达赖喇嘛是毛泽东有意放走的,和挟持说,即达赖喇嘛是被"叛匪挟持"带走的。这两种说法可信吗?
答:让路说其实是一个很晚的说法,我仔细追查过源头,正式出来是在1990年代。其实最权威的资料是《杨尚昆日记》,杨在日记中记下了黄克诚带来的毛泽东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尽可能不要让达赖喇嘛走,然后才是"一旦走了也没关系"。几个小时后,达赖喇嘛就走了。他们都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走的,怎么可能让路呢?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都是头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如何走的,藏人方面有很多资料证明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让路。挟持说完全是编出来,这是对外的宣传。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走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这怎么对外交代呢?就只好说挟持。达赖喇嘛出走是不是CIA策划的?我曾问过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他一口否定。他说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达赖喇嘛途中遇到CIA电报员,是出走几天后的事情。这位电报员也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并没有传说中的"CIA派飞机"之类的事。
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打拉萨战役?
答:毛泽东一直希望西藏能出点什么事情,以便推翻"十七条协议",迅速开始在西藏的"改造"过程。"拉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说,毛泽东一直在等待一个对他有利的时机。
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藏民暴动,即"循化事件"。在这个事件之后到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有过几个批示。在这些指示中,还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想法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练兵",通过战争来"练兵"、"让我军锻炼得很能打"。2008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解放军五年藏区平叛的艰苦岁月,其中也提到在1956年到1961年,解放军在青藏高原通过5年的"艰苦平叛,终于获得了辉煌胜利,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其实不止5年,中共军队在玉树的军事行动到1962年7月才结束。
1950年代,苏联淘汰了一批军事武器图纸给中国,虽然是淘汰的,但在当时中国还是最先进的武器,称为五六式、五四式、五九式等武器,比方说,五四式122mm榴弹炮,就是"拉萨战役"中的主要武器之一,还有五六式火箭筒也在西藏用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第一次实战,就是轰炸理塘、巴塘和乡城的寺院。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4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这是图-4轰炸机第一次进行轰炸。当时理塘的藏人都没有见过飞机,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像大鸟一样会飞的东西,往寺院扔东西,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大约有2000名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伤。
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练兵?
答:毛泽东需要一支"很能打"的军队牢牢控制西藏,同时震慑周边国家。1962年3月,在西藏的战争结束,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当时报道形容中国解放军势如破竹。当然势如破竹了,这些军队在高原上已经练了6年。像丁盛的部队,是1958年直接从韩战战场下来到甘肃青海镇压藏人和回人反抗的。1959年去西藏镇压藏人,打完之后撤回四川。1962年又去打印度。1959年到1962年三年战争期间,总政总参总后,以及全国的各军事院校都派人去西藏观摩体验,总政看如何做群众工作,总参学习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总后看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场战争中实现。
问:从1955年到1962年,藏区像这样的"叛乱"或是战役有多少场?
答:藏民的反抗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反抗是1955年的迪庆,之后甘孜、阿坝、甘南、果洛、玉树、海南、黄南等地,都发生了较大的反抗,也都遭到军事镇压,接下来才是西藏。战争在青海那边尤其惨烈。如1958年6月的柯生托洛滩战役,发生在今天的黄南自治区那里,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地方。当时在那个黄河滩上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的藏人,几乎全是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僧侣等。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打了整整一天,再比如中铁沟,在一个山涧里,解放军用了飞机和大概六个团的兵力打一群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这些被打死的人全部是逃到那里躲避的牧民、农民、僧人,解放军打完仗往上报的时候都说成是"叛匪"。
由于资料不足,没法统计整个藏区有多少场战役。我只统计了1959年到1961年底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发生的战役。在这里一共发生了12场战役。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一年半内藏人死伤被俘8.7万人。不过,一场"战役"通常包含不同规模的战斗,根据公开和内部的官方出版物,我统计出在这六年中,中共军队在全部藏区的大小战斗有1.5万多次,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最近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机密文件中看到一个数据,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解放军在战场上"歼灭"的藏人达45.6万多人。外逃人数:《纽约时报》1959年5月14日报道11500藏人进入印度,也就是说,"拉萨战役"一个多月后,进入印度的逃亡藏人就有1万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进入尼泊尔、不丹、锡金的人数,以及在途中被追击的解放军打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
资料和田野调查显示,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四川藏区和现西藏自治区,来自青海、甘肃、云南的藏人很少,因为他们逃出来更不容易,要过黄河,进入西藏后转到印度,路途更远。我曾经采访过几位从安多地区逃出来的藏民,他们走了一两年。
问:你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前言中说到"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
答:这两场屠杀相差30年,确实有些相似之处。首先,屠杀的对象是平民。1959年,藏人中唯一能算得上是正规军人的是藏军,他们当时的总数只有3000多人。1959年3月,他们有武器,但没有指挥,他们的指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只能各自为阵,有的打,有的投降。在整个"拉萨战役"中,被解放军炮火屠杀的绝大多数是平民。在持续两天的战役中,据中共统计数字,解放军死亡是60多,藏人是500多。
其次,在这两场屠杀中有一个很积极的角色或是决策人,那就是邓小平。1959年,邓小平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积极参与了"拉萨战役"的策划。在3月10日到16日之间,中共西藏工委常委、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跟达赖喇嘛彼此有过三封往来的信。第三封信虽然署名是谭冠三,其实是邓小平写的。
第三,两场屠杀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通过军事镇压粉碎了民间的所有反抗。拉萨当时起来反抗的是下层,而不是上层。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对1959年的藏人来说,这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屠杀。那场镇压虽然中共在军事上胜利了,但留下的后果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藏人依然在反抗,差不对每一代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反抗。虽然镇压看上去暂时奏效,但民间积累了一定能量后,反抗又会再度爆发。
问:如今藏人自焚事件与这场战争有多大关系?
答:这可以说是当年战争的一个后果。中共非常迷信军事力量,迷信暴力,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藏人的反抗也是一直在进行的。反抗什么呢?反抗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占领和改造。我曾经做过一个地图,将西藏三区1956年到1962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标示出来,与网上下载的自焚发生地点的地图比较,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性,也就是说,自焚多的地方正是当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像安多地区。
至今外界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很多老一辈的人也不愿提,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2012年,我曾到青海尖扎县的一座著名寺院,当年的废墟已经没有多少了,寺院的僧人大多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对当年发生的事知道的很少。我问年轻的喇嘛,有人知道1958年的事情吗?他们指着一个看上去80多岁的老人,说经历过1958年事件的人只剩这一位老僧人了。我问他愿意接受采访吗?那位老人坚决不肯。我回去之后,就看到新闻说,政府把这个寺院殿堂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全部没收了。
问:你的书出来之后,有没有受到批评和责难,尤其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受到困扰?
答: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是不可避免的,批评帮助我更加严谨地分析和考证资料,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官方没有直接反应,他们只是立刻把我的书列为禁书,并且屏蔽微博上的相关评论。2012年夏天我"潜入"四川、青海、甘肃藏区后,他们取消了我的探亲签证。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无法回去看望84岁高龄的母亲,当然是令我困扰的事。
问:你个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吗?
答:这个问题用"yes"或"no"来回答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想多说几句。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唯物主义的红色教育下长大的,我在中国从未受过有关宗教的教育。1988年我进入布兰戴斯大学学习犹太历史,自然避不开宗教方面的内容。我在课堂上精读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以及系统的宗教学知识。在以后的十来年里,我接触了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甚至一度加入过纽约著名的印度教团体。我也研究和修习佛教禅宗,练习瑜伽,打坐冥想。但是在宗教问题上,我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的。宗教史的知识、宗教学的理性和个人的灵性信仰及修为,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方面。达赖喇嘛常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各种宗教的不同之处一目了然,人类宗教的相同核心价值却需要我们去共同寻找。我想强调说明的是,我对当代藏史研究并不是源自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也不是基于反共的立场,而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问:你出身红色家庭,如今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背叛",你有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答:曾经有过一点吧。我母亲属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的,南昌解放第六天,她就到了南昌。我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皖南事变后,他北撤到东北,然后又南下到江西。他们是江西第一批建政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从小被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不过,当我研究越深,我就对那场"革命"的否定越彻底。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亲情,他们处在他们的时代中,我处在我的时代中。我跟我的一个哥哥关系非常近,他的政治观点却跟我正好相反。几年前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那些天,我哥哥忙着准备课件,向民众解释"中国梦";我忙着整理在藏区各地采访来的资料。我母亲看着我们两个,叹口气,说我们家出了一个接班人,一个掘墓人,哈哈!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

徐贲:犬儒主义是弱者的抵抗 知识分子失败是全社会的不幸

徐贲


大概没有人否认今天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犬儒主义"者,而杨绛去世所引发的知识分子"沉默权"讨论也一石掀起千层浪。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现状,前海传媒日前专访了徐贲。

说谎:您此前文章以及书中都谈到了平庸之恶与犬儒主义,这些似乎是建国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相同点,今天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勇敢者。目前如何改变这种犬儒文化?或者说,除了勇敢与压迫之外,是否有中间相对平稳通道?

徐贲:"平庸之恶"指的是极权统治下普通人的制度性作恶。纳粹时期、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大规模暴力残害和杀戮都是由无数普通人参与的,他们的恶行动机不过是相当平庸的贪婪、嗜权、自私、追逐个人利益,因此而被称为平庸之恶。

知识分子的相互出卖、相互背叛、打小报告、相互监督也是这种性质的平庸之恶。在大规模残害不再发生,相互出卖的压力相对降低的今天,普通人与专制制度的合谋,最关键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狼群社会的平庸之恶,而更是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我在《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主义》一书里对假面社会的犬儒主义已经多有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此我想补充一点有关犬儒主义与"消极自由"关系的想法。犬儒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死活不相信。今天,人们似乎有了"不相信"的自由(是不是"消极自由"另当别论),在某些场合甚至还可以把不相信说出来,这在毛时代是要被送到夹边沟去的。这是今天与毛时代的一个不同之处。

但是,这种不相信的消极自由是有限的,统治权力可以随时把它收回去,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行使这种"自由",弄不好会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毕福剑就是一个例子,可见并不真的是自由。

无论是否被当作消极自由,"不相信"的犬儒主义本身就可以是对权力说不,拒绝顺从,拒绝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犬儒主义可以是一种弱者的抵抗。但这种抵抗的社会价值和建设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甚至还会起到对政治抵抗帮倒忙的作用。

犬儒主义不能告诉你,为了更好的未来,你需要用什么去代替你拒绝的东西。犬儒主义使你不相信世界上还能有更好的未来,也不相信还能有任何可以取代坏东西的好东西。这样的犬儒主义也就取消了改变现实的努力。

今天,犬儒主义的关键是信仰的丧失,人们因为什么都不相信而陷入迷茫、麻木、冷漠的状态,也陷入了多说无益的沉默。这种沉默和极权鼎盛时期的沉默是不同的。

有人误以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沉默,只是因为迫于暴力迫害所造成的恐惧。其实并不只是如此,毛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有信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沉默,不只是因为害怕祸从口出,而且是在积极配合,"顾大局""接受党的考验","不给信仰抹黑,让敌人有机可乘"。

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库斯勒在《正午的黑暗》中描绘的革命者认罪就是这样一种出于信仰的自我噤声和沉默。他们沉默,但相信"历史会还我清白""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中特别提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那种愚忠信仰,"共产主义的经历让幸存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自身的信仰格外耿耿于怀——甚于那些罪行本身: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愚忠给他们造成了创伤,这比他们在狱卒手中经受的一切都更令人痛苦"。在今天的犬儒主义时代,已经很少有谁还相信这种愚忠信仰了。他们的沉默因此更加是一种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沉默,因此与所谓的"消极自由"无关。

说谎: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国外知识分子有何不同?尤其今天大型时期?

徐贲: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被污名化为"公知",许多知识分子羞于认同公知,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专业主义的"学者""专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和犬儒主义,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

在国外,以美国为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受尊敬的。我前面提到的托尼·朱特就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些自以为在"捍卫和推进宏大抽象理念"或对事事都急于表态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在学术活动之外,意识到并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责任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出于对人类普遍深层道德的信念,他们同民主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但不会把民主当作一种能代替极权意识形态的宏大理论。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一些国家便成了这样一种宏大理论。朱特不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他所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那里,"民主并不是解决非自由社会之问题的办法"。对于充满苦难和不幸的20世纪来说,民主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最好被辩解为某种防范更恶劣的体制出现的东西,也最好被表述为大众政治,它是确保人们不会每次经受同种愚弄的一种方式。

从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朱特认为,今天的世界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民主是短期内抵御非民主政治的最佳屏障,但它并非一道抵御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屏障。希腊人便知道,民主不太可能亡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或寡头政治的吸引力,而更可能亡于自身的堕落。像朱特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所需要的。

说谎:关于改良与变革的说法,历来很大争议。您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观念以及现实运用?

徐贲: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横扫一切的暴力,一种理应将一切异见个体当作敌对势力无情碾碎的历史铁律,那么我当然不愿意见到它的发生。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波尔巴特的柬埔寨革命都是这样的革命,它们将"反革命"的死亡和毁灭作为战争和暴力的正当理由和魅力所在,以为从这样的混乱(天下大乱)中间会诞生一个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有这样的革命理想都失败了,在革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更残暴的专制。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成为当红读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出现了危机。托克维尔看到的是,暴力革命虽然能推翻一个不正义的旧政权,但未必能建立一个正义的新制度。更何况旧政权本来就拥有对新政权有用的"整套规章制度"。

这个旧制度"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情欲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说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思潮云集,但公共场合,普通人几乎很少看得到,茅于轼先生之前说,各界的共识应该先从说真话开始.

徐贲:我看不出目前整个中国有社会思潮云集的景象,反倒是有万马齐喑的感觉。要期待出现多种思潮或百家之言,首先需要允许说真话,更需要让人能自由说话,还需要社会中的有尽量多的人愿意和能够好好说话,大家都说理,以理交流,以理协商。

一个思想活跃的社会是一个讲理的话语共同体,但不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允许各做各的梦,自己有梦想,也让别人有梦想,各自自由表述。这样也许能有望促成社会思潮云集的局面。

说谎:随着科技讯息的发达,这是否会从大方向上对集权主义产生很大冲击?又或者说统治者也能应对自如。

徐贲:希特勒、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已经死了,但是,种种变化和自我适应的极权主义并没有绝迹。科技讯息发达带来的信息传播是极权统治最最处心积虑要严加防范的。

今天,新极权和后极权的专制独裁一直在不断积极调整其统治策略,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的《独裁者的学习曲线》(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书中指出,今天的极权政权领导者与20世纪的独裁者不同,不像朝鲜那样完全冻结在时光里,还继续用劳改营、暴力、洗脑的手段控制人民。

新兴的极权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它们不再以斯大林、毛时代旧式极权的那种赤裸裸暴力和血腥手段来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并加以恐怖的残酷统治。新的极权专制给人民许多表面与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终渗透并控制着那些权力赐予人民的自由。

在经济上,新的独裁者更聪明,不再封闭守贫,切断与世界的联繫。他们懂得从全球体系获得资源,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其最重要的三个手段便是金钱收编、利益分化和虚假宪政民主。如果说纳粹和斯大林统治是典型的旧式极权统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新旧混合。

这是一种以旧的统治目的为本,以新的统治手段包装和运作的新式统治。总的特征是颇为巧妙、有效地运用金钱收编、利益分化的手段,通过对民众思想和言论的严格控制和对公民政治自由的不断剥夺,最大化地保持了稳定。

这样一种统治前所未有地依赖民族主义情绪、经济收买、知识分子收编、放纵型的物质消费主义和与之共生的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

道布森指出,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大规模逮捕、行刑队、血腥镇压——最好以较柔性的强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它们视为有威胁性的个人或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

委内瑞拉的一个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查韦斯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惩罚政治批评者或异见者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给他们带上"右派""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是调查和指控他们"嫖娼""滋众闹事""逃税""经济问题",把他们放到电视台上"认错""悔过""坦白"。就算最后无法对他们定罪,也足以"搞臭"他们的公共形象,给他们发出警告,令他们从此怀有恐惧心理。如果实在抓不到这类把柄,也会请他们去"喝茶",这种不受欢迎又不得不接受的"邀请"有时同样能产生恐惧和震摄的作用,至于有效程度如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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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 六四惨案与光州事件

201663

这本来是一篇去年写的旧文, 原来的题目是"六四討論不要落入「洗腦後遺症」的巢臼",我现在想把里面的主要想法在此跟各位分享,因为围绕六四的大环境并没有改变。一个极权政府动用军警屠杀人民,这类例子在近、当代并不鲜见,笔者想拿韩国的光州事件来做一对比,六四跟韩国的光州事件有一些相似之处,结果却迴然相异, 韩国人的成功和中国人民的失败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笔者认为借鉴、反省是中国人的必修课学。同时,本文也兼论海外民运,点出其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和瑕疵。

关于光州事件,已经有许多的报道,包括谷歌和百度上的信息都相当平实可靠。1979年当时执政已经16年的南韩总统朴正熙,一边大力发展经济,一边实行强腕专权,镇压异议,结果10月间遭情报局头目杀害,副总统崔圭夏代理总统。然而当时的军事强人、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跟着就发动类似政变的军事行动,抓捕了一批军政人员,实际上控制了议会和名义上的总统,引起了社会上以金大中、金泳三等为首的民主人士的不满,他们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到了19804月中旬,工人及学生的示威抗议风起云涌,他们反对军事独裁,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禁止集会游行。戒严令一下,适得其反,民情激愤,示威浪潮更为扩大。515-16日单在汉城就有约10万名大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在全罗南道(省)的省会光州也有3万多名学生上街。全斗焕进一步镇压,17日再度发出《紧急戒严令》,禁止社会上一切的政治集会活动,他出动空降部队,四路包抄抗议群众,并开枪打死十数人,逮捕上百人。

流血冲突不但没有吓退群众,反而群情更为沸腾,往后数日到省政府前抗议的人群急增数倍,不仅是学生工人,男女老少普通市民都投入了战斗,人数达到二十万之多。人们组织了二百辆出租车和公交车突围省政府,军警再度开枪,打死了54人。21日激战到了高潮,30万民众浴血抗议,一名青年跳上戒严坦克,挥舞大旗,高喊"光州万岁",结果当场被枪杀。英勇的抗议群众甚至从军警那里抢来武器,跟戒严部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巷战, 一度占领省政府,将军队逼退到郊外。526日,戒严的坦克开进城市,许多市民躺在路面挡坦克,竟被坦克直接碾过。整个暴动持续到527日才被血腥敉平。

期间市民组织了救援会,救死扶伤,募捐、献血,并跟军方谈判,另外市民们攻击了军方说谎的电台,自己编辑发行了《民主市民会报》,将真相不断传播到外界。这次壮烈的抗议,据统计有240人死亡,400多人失踪,5千多人受伤致残。

全斗焕在镇压了抗议事件之后,成为总统,在他的军政府统治时期,他大力镇压民主人士,抓捕了大批异议分子,金大中曾被判死刑。压制民意,掩盖真相,数百名记者被强迫退休,大学生被退学。然而1987年因次年韩国申奥成功,民间反对党的宪改运动再度掀起高潮,百万民众上街抗议,政府终于向人民力量低头,接受了宪改,推出总统直选制,全斗焕下台,和平转型成功。光州事件的凶手都接受审判。全斗焕由死刑改为无期,被他的政敌、后来当选为总统的金大中于1997年赦免。可以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

如果说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那么跟光州事件相比,它的悲情更胜于壮烈。笔者之重复叙述光州事件是其中许多情况和六四十分相像。两者都是以学生带头,工人市民响应参与的一场自发性的全民抗议示威运动。光州的导火线是因当时汉城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朴钟哲被警方刑讯致死,因而引爆民情;后者是廉洁正直的共党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人民由悲转愤,哀悼化为抗议。两次事件,政府都与人民为敌,发出戒严令,这却如同火上浇油,越是压制,反抗越激烈。最后运动皆是军队坦克出动,军事镇压,人民一方血流成河、死伤枕籍,悲剧收场。但是不同的是,韩国的学生启蒙早、认知强,对政府不抱幻想,不低头不妥协,在政府第一次开枪杀人后,韩国民众越战越勇,前仆后继,造成第二次更为惨重的伤亡,即便如此,他们还抢武器进行浴血奋战,并占领电台,及时对人民发布真相。韩国的民族性勇敢、团结,在军队开杀戒时,人们不但不躲避反而人人争相上街,据说连妓女都捐钱献血。反观中国人,在被共产党洗脑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兵临城下,刀枪出销之际,还在拥护共产党,初期谈判学生下跪、把污染毛像的湖南三君子绑送警察、将缴来的兵器交给解放军,以为这样的苦肉"策略"能让政府知道抗议者的"诚意",只反贪官,不反中共,乖乖屈服于权威之下,想用血肉之躯来感动钢铁长城。结果中共政府作出百年欧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都做不出的事,将坦克和机枪开上长安街,血洗京城,屠杀自己的百姓。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抗议民众都屈服在刺刀的淫威下。

光州事件过后的数年之间,韩国学生和民间的抗议从未停止。因此才于1987/88年将全斗焕逼下台,民主选举得以进行,政治民主化得以实行。光州事件于是真相大白,惩恶扬善,历史还原,伤口愈合。中国的情况,众所周知,是另外一种版本,忍辱含冤,带着泪和伤痕向钱奔。天安门屠杀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国内外有无数的文字影像的史料记录,历史真相其实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凶手非但不认罪,并欲盖弥彰地掩盖事实,继续封人民的口,并对纪念调查六四的民间人士进行打压。2008北京举办奥运,结果跟韩国当年申奥成功的结果刚好相反,中国百姓不像韩国人民那样乘机再度发动抗议,反而沾沾自喜,认为"祖国强大"(其实是壮大了共党的统治和权威),才能获得办奥的殊荣。六四事件老一辈的不愿提,小一辈的不愿信。如今经济发展快速的中国有一种满目苍痍的华丽,声光璀璨的外表之下,涌动着一股平庸、无耻、麻木、自恋的暗流。

在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群众运动中,都会涌现一批智勇之斗士,他们或是牺牲,或是幸存,也有人在新的政权之下担任官职,但大部分人都在任务完成之后悄然身退。像 Che Guevara 格瓦拉(1928-1967),这位出身阿根廷的革命家,身兼医师、作家和游击队员于一身,在为古巴革命建国成功之后,虽担任过短期的官职,后来却放弃权位,再度走向世界基层,投身非洲和南美的革命斗争之中,终在玻利维亚被捕并处决。另外一位是众所周知的前南斯拉夫的异议分子Milovan Djilas吉拉斯(1928-1995)。他是个缔造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功臣,曾是哲学和法律的学生,加入共产党后,参与游击解放战争,兼战士和理论家于一身,曾和莫洛托夫及斯大林等人谈判。革命成功后,他官至中央书记和副总统的高位, 但是仅仅数年之间,他就看穿了新政权的极权本质,开始批评铁托的专权,要求议会民主,于1954年被开除出党,曾先后入狱9年,他的《新阶级》一书,揭露了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怪现状,可谓是解构世界共产主义最早的思想利器。吉拉斯流亡海外数十年,最终返国,郁郁而终。

苏联、东欧的共产阵营瓦解,这个过程中亦曾经出现许多仁人志士和被迫流亡者,民主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相继返国和国内的同行一样,过着寻常百姓的恬淡生活。连韩国当年的那些英勇拼搏的学生,志业成功后也都回归本行,低调生活。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情况,天安门运动确实是中共掌权以来,仅次于1976年四五运动的大型全民争抗,规模更远超过四五的周恩来悼念活动。1989年涌现的一批所谓风云人物,多半是极为年轻的学子,他们自小受共产党文化的熏陶,个人原本没有什么学养和知识,时势造英雄被推到前台,运动悲剧收场后,他们逃离海外,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推崇,"精英"一词于焉产生。大多数人立刻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但是被抛入西方世界,自由是有了,却不知自由和独立是有条件和代价的。反对专制体制,转身拥抱西方,却又并不真正理解民主社会的规则和认同它的人文价值,这种单纯、表象上的转变,也许是一种"觉醒"但谈不上是"悟道"。很多人无法适应新的语言文化环境,成为新社会的"边缘人",心理极度地不平衡。不少自封的流亡"精英"们,将自己挂靠在六四这末班车上,岁月蹉跎,二十多年过去,精神上还活在当年共产教育的牢笼中,他们虽然批评中共的极权专制,但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还是摆脱不了当年共青团或党八股的遗毒。至于打着民运幌子,吃民运饭的人,或是机会主义者,或是有自恋作秀癖,既无品德又无能力,等而下之,不值一提。流亡者离开故国,如果不认同并融入自己选择定居国的文化和语言,那他/她的生活就注定会充满失落和漂泊感,内心是极为失衡而痛苦的。当然也有例外,有极少数的流亡人士,既能保存固有文化之根,又能融入西方社会,并取得一定成就,实属难得。

 "六四"事件虽然至今在中国还是个不许人们讨论、调查和纪念的禁区,但是它让中国人认清了共产极权的本质,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权力前面,真理、生命、财产、尊严、人伦都要让位,晚了半年之后发生于东欧和苏联的巨变,尤其证明了中共政权的残酷性和绝对性更甚于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共产党。苏联叶利辛下台、东德何内克弃权、捷克共党对天鹅绒革命让步、波兰团结工会兴起,哪怕是罗马尼亚齐奥契斯库的毙命都显示了欧洲的独裁者在面对强大民意时,会作出了退让,只有中共在面对民意时,更加决绝地,宁可万劫不复、同归于尽,也不向人民低头让步。"六四"原本是中国人摆脱共产专制的一个机会,但是人民的自信不够,认知不清,加之后力不济,眼睁睁地就被中共用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将人民的理想和激情对冲掉了。

六四过去27年了,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海外民运界这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但凭年过四十,对六四还有记忆的大陆人,在思考和评价六四问题上,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跨入一个误区,认为中共政权未来的走向,不论往左往右、文革会否死灰复燃、天安门能否重演,甚至中国将来的民主化前景等都跟北京当权者何时、如何跨过六四这道门槛有关。这种先天性的误判可以说是一种"洗脑后遗症"。许多人离开中国几十年,跳出了共产极权的魔爪和阴影,却跨越不出个人思维中的那堵铁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有时因各种原因,而扑簌迷离、真相不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史事中的谜团都无法解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六四事件在全世界的视野下发生,虽然有些具体真相被凶手刻意掩盖或湮灭,但是它确实发生过,并且在中国当代和世界史上的定位早已确立。六四改变了统治者和中国百姓的关系和思维,如果以前还有那么一点君臣之间的暧昧,那么如今就纯粹是嫖客和妓女/男之间的金钱和利益关系。以前臣民还有点盼明君的幻想和浪漫情思,如今则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一旦弄叉了,双方都有血光之灾。 无可否认,六四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东欧的民主化,但是中国人不必自己意淫居功,苏东和平革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文化宗教底蕴的深厚,和知识阶层及平民对Hannah Arendt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的宁死不屈。

"洗脑后遗症"的一个特征是,受害者潜意识有种恐惧,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只从加害者的立场出发,推论出某些可能性,然后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做法,来一厢情愿地为自己讨个说法、谋一生路,并且美誉之为"双赢"。一件凶杀案发生了,一家之主的男人杀妻、奸女,其他子女噤声,为了安抚,杀人的家长给家人一些钱花,如此上下相安无事,这也叫和谐或"双赢"吗。六四确实有个跨不过的门槛,对掌权者来说,这个门槛是要他们交出手中的权力,而权力却正是他们拼死要捍卫的。对民间来说,这个门槛是不要在花花世界中忘记了六四不是凶手口中的"风波",而是是一件军人屠杀平民的血案。不要痴心等待凶手自首投案,不要不顾尊严期盼杀人者来为被杀者"平反",更别做梦习近平会是个明君或救世主。

作为所谓的民主人士,必须厘清自己的思路,挣脱历来思想上的枷锁,正视六四事件这场历史性的伟大群众运动。知识界和民运人士不是中共政权的谋士,不必去琢磨政权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好恶,采用中共的思路和手腕来跟他们对峙,那你就永远是输家。应当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时,六四才能真正地还原定位,人们才能公开纪念。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权开始为六四话题解禁,允许公开的讨论和评价,那就表示中国的民主化曙光已现,改革才真正开始启动了。笔者确信这一天会来到,因为各种千丝万缕的迹象显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在转变、经济和科技发展在推移,民智渐开,民心向背、咨询传播时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变革的时机逐渐成熟。 (完)

201663日在法兰克福六四27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演讲)




李洪林:雪泥鸿爪忆耀邦

李洪林
我和胡耀邦接触很少,不能像他的战友和同事那样有很多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不过我毕竟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也有一点零星见闻和思考,现在根据片段记忆写下来,作为记念。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东坡
悲剧人生
胡耀邦离开人世十六年了。如果不是遭到老人帮暗算,他不会郁郁以终,至今仍应健在,中国也就不会被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得人心的领袖,然而这个党恰恰容不得他。他在整个党最困难的时候,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把中国从毛泽东的阴影下引导到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来,从而使这个党重新获得生机——人民的信任。然而就在这个党站稳了脚跟的时候,马上回过头来把他吃掉,因为党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这是胡耀邦的悲剧,使亿万人为之扼腕椎心。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结局又是必然的,因为胡耀邦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他是天良未泯的共产党人,有太多的人性而缺乏党性。正因为他有太多的人性,所以他的心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从而做了人民喜欢的事而赢得人心。但他赢得民心却失去了党心。
事实上,当胡耀邦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个党还需要他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时候,他的处境也不是顺利的。他要做的事情总是有人掣肘,他的位子总是有人觊觎。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那场政变,不过是最后的总攻而已。"倒胡"的前哨战和外围战,早就开始了。
他这种处境,我和他认识以后,就有些感受,只是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多了。

始于文字之交
    我和胡耀邦的初次交往,并未谋面,只能算是"文字之交"。
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准备复刊的时候,向我约稿。我有一篇旧稿,主题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把这种崇拜叫作"现代迷信"。稿子写好后投给《人民日报》。报社理论部决定刊登,社长胡绩伟也十分支持,但总编辑有顾虑,怕惹乱子,就退给我了。当时《人民日报》最大胆,连他们都不敢登,我就没有试投其它报刊了。后来《中国青年》的编辑登门热情约稿,我就请他拿去试试看,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
不料过几天这位编辑拿上这篇文章的校样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耀邦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建议他们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发表,题目叫作《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并让编辑部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同不同意。
我接过校样一看,上面果然有红铅笔写的几个大字:"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胡耀邦。"
我的文章被选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当然很高兴,因为当时用这个名义发表的都是重头文章。
这张校样,编辑部本来应和原稿一起存档,经我要求,就留给我了。原来我只知道胡耀邦通过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指导正在全国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才知道他统率的理论队伍,广大得多,连我都有幸成为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这就是我和胡耀邦初次"交往",虽然没有见面,却感受到他以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之后,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怒气冲天。他当时是分管"宣传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权势薰人,当即下令查禁,未售出的刊物全部收回。但有好事者专门把这一期《中国青年》逐页张贴在北京西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当时那里没有房子,只有很长一堵墙,正好成为街头张贴的好地方,原来已经有些大字报和小字报。《中国青年》被查禁,这消息已经传遍京城,成为人民议论的热点,一旦有人把这期被禁的杂志贴出来,立即吸引了大批观察。接着这里成了北京张贴各种大字报和小字报的中心,于是就发展成有名的"西单民主墙"了。


宣传部怎能成为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他要把这个钳制思想的宣传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有一个就职演说,我无缘聆听,得见记录,果然与众不同,十分鼓舞人心。我当时正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忽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我去钓鱼台开会,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新任部长胡耀邦约了十几个人开个小会。原来三中全会来不及讨论理论问题,决定在会后专门另开一个"务虚会",讨论理论工作。这也就成了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件大事。为准备好这个会,他那天约了理论界一些人交换意见。出席的都是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是要筹备务虚会的,与历史博物馆没有关系,况且我只是一个理论工作上的"单干户",不知道找我来干什么。
这个谜底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揭开了。
开会不久,中宣部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廖井丹告诉我:"耀邦同志一到中宣部就交待把你调来。你要准确好,把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交代一下,早点到部里来。"
当时我在博物馆负责筹备中共党史(19211949)展览,准备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即建国三十周年展出,每一件展品和说明都要编排,实在离不开。我把这种情况说明后,廖井丹答应我国庆以后再到中宣部上班。
回家以后,我把工作调动的事情告诉家里。幼子少民不赞成,他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受自由空气影响较深,认为中宣部是钳制思想的机关,我不宜到那里去。我告诉他,是胡耀邦调我去的,他的思想解放,我到了中宣部,可以运用那里的权力去做解放思想的工作。他说,设立宣传部,就是为了控制思想;要是解放思想,就应该取消宣传部,而下是加强宣传部。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孩子正确,老子错了。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天,胡耀邦就把我找去。胡乔木也在座,他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有一项特别权力:中央的文件,都由他"在文字上把关",也就是对文件的字句有最后决定权。胡耀邦找我去,是要我给华国锋起草一个讲话稿,以备务虚会闭幕时,华以主席身份到会讲话之用。
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讲话应有的精神和要点详细地谈了一下,我作了记录。胡耀邦让我一边参加会,一边起草讲话稿,并且微笑拱手说:"拜托了"
我写好后,排出校样交上去就等待回音以便修改,谁知却没有下文了。原来会议开到中间,事情有了变化。
这个务虚会,应当说是胡耀邦的一个杰作,是他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压台戏"。如果说在社会上反对"两个凡是"还是含蓄地批毛,那么到了务虚会,对毛的思想和路线就是直率地批判了。
胡耀邦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鼓动大家批毛,只是披露了毛的两句话:一是一九六五年毛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另一句是毛在一九六八年文革高潮中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的:"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就表明:被奉为尊神的毛泽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正确,对他还有什么迷信可言呢这对解放大家的思想,是一个很有效的动员。开会不久,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这就更鼓舞了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当时各省也都召开了各自的理论务虚会。北京务虚会的"简报"逐日及时发到他们那里,因而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民间民主运动也活跃起来了。一九七九年一月虽然正值寒冬,但在政治上确实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之春"。

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双重打击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睡觉。他们不断散布"思想解放过了头","发扬民主过了头"的空气,特别是向最高层吹风。结果在会议中途,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了:华国锋决定不到理论务虚会来致闭幕词了。这对胡耀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实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本来对解放思想的务虚会就没有多大兴趣,如今正好借故拒绝到会致词,以便故意表示冷落,同时又顺便一脚把球踢给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反对"两个凡是"。那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就是:"你下是支持思想解放吗现在过了头,你来收拾吧。"于是预定到会致词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换成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邓小平给胡耀邦的打击,比华国锋更重。
本来,到会致词的不管是主席还是副主席,反正都有人给写好讲话稿,到时候拿去照念就是了。但这一次不同,我原来奉命起草的稿子不用了,要另打锣鼓另开张。原来起草者是我一个人,现在由胡乔木率领四个人成立一个起草组,除了我继续参加以外,又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宋振庭,以及研究室的滕文生。起草组组成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去见邓小平。
邓在家中接见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不苟言笑,表情严肃,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连胡耀邦在他面前都是必恭必敬。胡乔木和我们几个人就更不用说了。邓这次谈话,非常严厉,和他前些天对务虚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不但指责社会上的"过头"现象,而且尖锐批评理论工作者"右倾"。他这种"新的精神",经胡乔木写成一篇讲话稿,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人们埋怨胡乔木,说是他发明了"四项原则",才有了这四根棍子。其实这事不能怪胡乔木。虽然他在整理邓的讲话时有很多创造和发挥,但基本思路完全是邓小平的。在原则问题上,胡乔木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邓,他的任务,只是把邓的讲话加以润色,使之具有理论色彩,因为他有一种本事是把什么观点都能说成马克思主义,横说横有,竖说竖有理,反正常有理。
事实上务虚会开始时,胡乔木和胡耀邦一起给我口授华国锋讲话稿时,思想还是很解放的。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所起草的讲话稿的校样还在,和这次邓的讲话对照一下,真像民间说的:"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政治家"大转弯易如反掌
为什么同一个邓小平,原来是支持思想解放,支持西单民主墙,鼓励务虚会打破禁区,仅仅过了不几天,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党内元老把魏京生的批邓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拿给邓小平,用来证明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都"过了头"。这是促使邓小平从"反左"转到"反右"的关键。邓的为人,虽然早年在法国受过民主的熏陶,但在中国长期的军事指挥生活,再加上毛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中共的独裁制度,造就了他干纲独断的性格。他支持思想解放,是因为那时反毛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但他的权威树立起来之后,就不会容许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而且作为"政治家",他和毛一样,不在乎随时改换策略,直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只要这种转弯有利于巩固权力,至于为什么要转弯,那理由就如探囊取物一般,是唾手可得的。

反掉"两个凡是",套上"四个凡是"
邓接见以后,起草小组的人也分头写了一些段落交给胡乔木,但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小组根本没有开会讨论过,后来是胡乔木写好整个讲话稿,邓小平同意之后就在大会上讲了。这篇讲话名义上是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讲的,实际上是在人民大会堂向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作的一次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这个万人大会,是从"反左"转为"反右"的一次动员大会。反右的武器就是邓的"四项原则"。
邓讲话之后,"务虚会"又开了三天小组会,说是"讨论",其实哪有讨论的余地。三天会上,一是"学习""领会"邓的讲话,二是各地来京开会的人赶紧用电话向本省领导通报中央的"反右""新精神"。这和以前解放思想不同,各地对这种反右的"新精神"都是闻风而动,有的地方连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雷厉风行,向基层贯彻。三中全会后刚刚暖和一点的政治气候,立刻转为严寒了,有的地方刚刚给农民发还文革中没收的自留地,又全部没收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散会时,胡耀邦有一篇讲话。可以想见,这个话是多么难讲。为了解放思想而开的会,竞以禁锢思想收场。开会时反对"两个凡是",散会时给大家套上"四个凡是",情何以堪这次胡耀邦好像是即席讲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结尾时提醒大家注意:"现在有各种风啊"

说"三"道"四"
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之后,全国局势急骤左转。各地本来正在贯彻三中全会路线,都在批左,结果马上变成贯彻"四项原则",全力批右。已经失势的左派又趾高气扬了。他们不但说三中全会是"右倾",是"逆风千里",而且特别卖力攻击务虚会,说务虚会开坏了,所以才有邓小平的"四项原则"讲话。一时人心惶惶,到底应当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还是实行四项原则当时人们把这种混乱叫作"说三道四"。
针对这种情况,当务之急是用三中全会精神去解释四项原则,以免守旧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否定三中全会路线,重新推行毛泽东的路线,于是《人民日报》在请示胡耀邦之后,约我写一组系列文章,说明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
我前后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两个不同的"中央领导人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对于这一个来月中间的突然变化感触尤深。不过我坚信刚刚决定的路线决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反左的方针决不可能变成反右。因此我陆续给《人民日报》写了三篇长文: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七九年五月九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领导》(十月五日)。

孙悟空在如来佛掌心翻筋斗
第一篇主要说明社会主义有好多种,我们坚持的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实现在看来,我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自称为"科学"的那种社会理想。经过二十世纪的实践,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何况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一不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共产党控制全社会的笼子而已。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尚未终局,苏联虽然败象已露,但是尚未解体。我当时的思想并未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樊篱,只是对毛的极左路线十分反感,所以特地在"社会主义"前头加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词,着重去批判毛泽东式的以"普遍贫穷"和"永远斗争"为特点的极左社会主义。
因为那时各地掌权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毛式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一出台,他们马上来一次左倾回潮,使拥护三中全会的群众和干部受到很大打击。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给受压的人们以很大的支持,因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正是因为读者欢迎,所以引起左派的愤怒。不过他们在我的文章里实在找不出什么把柄,穷极无聊之余,忽然找到了这样几句话:"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要看怀疑什么东西。对科学表示怀疑,当然不对。对迷信表示怀疑,却是一种进步。"于是批判者就指责我鼓吹"怀疑社会主义","引起思想混乱"。
紧接着我又写了第二篇和第三篇系列文章。这两篇文章和第一篇一样,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党章的框架内讲话的,正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翻筋斗,翻来翻去也不曾翻出那手掌心。不过我在第二篇文章里着重讲的是民主,讲到人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去争取,因为"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在第三篇文章里批评了共产党是"当然领导"和"绝对领导"的观点,并且说:"谁能领导,谁不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这些观点和一党专政的传统完全不能兼容,因此发表之后遭到不少指责,被一些左派指控为"反对四项原则"。

胡耀邦的关心和鼓励
我的第二篇文章见报当天,胡耀邦叫秘书打电话约我到他家去。我的文章都是直接交给《人民日报》,也不知道他们送没送给胡耀邦审阅过。而党内外"说三道四"的风波一直没有停息,我的文章和传统观点又有矛盾,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哪一句话就会惹上麻烦。现在这篇文章刚刚见报,他马上急着找我,可能是文章捅了什么漏子。
谁知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这一下我的心才放下了。
我把写这些文章的想法和他谈了一下。他非常高兴,鼓励我继续写,把四项原则都写出来。他说,现在特别需要这种文章,因为我们的干部,多年养成的习惯总是宁左勿右。要用三中全会精神给他们解释四项原则,才不致于回到左的路上去。
这几篇《我们坚持什么……》,是我自从写作以来,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组文章。它给我带来兴奋和欣喜,也给我引来诸多暗箭和明枪。不过我心里有底,既有群众欢迎,又有总书记支持,应该是站得住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正因为这一组影响巨大的反左文章来自胡耀邦的部署,所以成了左派必须拔掉的眼中钉。直到十年之后,"六四"屠城把我抓起来"审查"时,这些文章都是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在报刊和书籍上,凡是批判到我的时候,差不多都要清算一下十年前这笔老账。

双周理论座谈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党史展览的工作结束了,就到中宣部去上班,被分配在理论局。
到中宣部不久,胡耀邦就找我到他住处讨论理论工作问题,我便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向他谈了。
因为痛感思想解放运动之夭折,所以我一直想把理论工作务虚会那种活跃的气氛恢复起来,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打算。我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两条很好的经验:
一是集中一批理论工作者在一起敞开思想,互相启发,不设禁区,讨论问题。
二是及时把简报发往各地,就把思想解放的火种撒向全国。
现在虽然不开这种集中的大型务虚会了,但是可以开小型的理论座谈会,这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继续,而且应当使它经常化,同时把"简报"发到各省市,把他们也带动起来,这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理论工作网络,可以互相通气,交流思想。我特别建议胡耀邦亲自主持这个小型"务虚会",那将使它成为吸引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中心,既可以使他经常和理论界保持联系,也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一个有力的思想保证。
胡耀邦仔细听了我的想法,认为可行:只是表示他太忙,恐怕不可能经常主持这个小"务虚会"。于是决定每两周举行一次,名称就叫"双周理论座谈会",规模大约二十人左右,参加者为中央宣传口及研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理论界的著名人士,再加上中宣部的部长们和几个局长,就有三十多人了。
他要我准备一下,每次最好有个重点。并且交待,这个会就由我来组织。于是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我非常高兴,到中宣部来,真的可以干一点事情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会刚开了第一次,内斗就开始了。

胡乔木的训话和胡绩伟的反驳
第一次"双周理论座谈会"主要是回顾一下理论工作务虚以来的形势。胡耀邦主持会议,讲的话不太多,他主要想听听大家发言。结果胡乔木做了个长篇讲话,他对报刊的理论宣传很不满意,指责大家没有积极宣传"四项原则"。
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心直口快,当场反驳胡乔木,他说:"我们积极宣传了四项原则。《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李洪林同志几篇坚持四项原则的文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乔木同志可能没有看到。"
胡绩伟本来想给胡乔木一个台阶,让他好下台。谁知胡乔木不但不接受这个台阶,反而采取进攻姿态,指责这些系列文章的"方向"有问题,也就是说,这样宣传四项原则,还不如不宣传。他说:"李洪林同志的文章,我看过两篇。文章本身大致不错,不过他是从另一方面提问题的,即我们坚持什么,不坚持什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原则。"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应不应该坚持,然后才能谈到坚持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要人家接受你的原则,但又不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而是强制别人首先必须无条件接受。这就像商人卖东西,不让顾客先看清楚究竟是什么货色,而是逼着人首先把它买下,然后才让人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这样霸道的交易吗
不过我实际上也明白了,这是两种逻辑:平等的逻辑和不平等的逻辑。我提出四项原则,你不要管这些原则是什么样的,反正你必须服从,这就是胡乔木的逻辑。而我的文章却要先问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当然就不合乎他的逻辑了。
当时在会场上,胡耀邦一言不发,任凭胡乔木和胡绩伟争论。我也一言未发,因为两人在争论我的文章,我如果起来争辩,好像听不得批评意见似的。但我很希望胡耀邦能针对胡乔木那种强权逻辑说点公道话,因为这一组系列文章实际上是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可惜他一句话也没有讲。于是胡乔木的讲话就成为这次会上最有权威的结论,因为这是中国官场不言而喻的规则:谁的官最大,谁就最有真理。既然胡耀邦在会上没有表态,那当然胡乔木的话就是真理了。
结果胡乔木这次讲话马上就传到社会上去,版本略有不同,有的说我是"从反面提出问题",这就更加严重,成为"反对四项原则"了。
这是双周座谈会的第一次斗争。紧接着第二次斗争就来了。

朱穆之否决胡耀邦的决定
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按照与胡耀邦谈妥的计划,把与会者发言的记录交本人核对之后,马上编出座谈会的第一期"简报",准备发往各省。不料简报刚刚付印,就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扣住了。因为胡耀邦虽然兼任部长,但只是偶然来一下,日常工作都由常务副部长负责。这一天我把"简报"稿子交办公厅付印之后不久,朱穆之就把我找去说:"双周座谈会不要发简报吧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就弄得议论纷纷。"
他所说的"议论纷纷",指的是当时反对胡耀邦的老干部责难他发起的思想解放"把思想搞乱了",而"务虚会"的"简报"发往全国,对思想解放更是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显然,朱穆之是反对"务虚会"的,所以才对"简报"采取封杀的态度。
我告诉他:"双周座谈会出简报,是耀邦同志定的。"
按照任何组织原则,他都不应再有异议了,然而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和耀邦同志说去。"
我只好告退了。

原则问题本来应该坚持
胡耀邦日理万机,除了他有事找我,我从不去占他的时间。但这一次,我非找他不可了。我请他的秘书给我安排一个很短的时间。刚好,第二天他秘书来电话说,耀邦下午有空,让我去。
我一见面就把朱穆之扣发简报的事情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坚持原来的决定,向全国发简报。但他却不回答我的要求,而是和我谈起读书的事情。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指着《子产不毁乡校》这篇有名的古文对我说:"你读过这篇文章吧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比现在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干部还要高明。他懂得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是多么重要。而我们一些党员官做大了,就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他很欣赏这篇文章,后来还叫我把它印出来发给双周座谈会。(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宰相。当时人们可以在乡校议论时政,子产欢迎群众的议论。他的态度是:"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胡耀邦这一天确实有时间,他好像特意要放松一下,所以海阔天空谈了起来。我发现他读书相当多,古今中外多有涉猎。他少年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生涯,居然有良好的古文修养,实在难能可贵。不过我是有事而来的,总想把话题转到"简报"上面,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谈到秘书送文件进来,时间已不早,我该告辞了,他也始终没有对朱穆之扣发"简报"一事表示什么态度。
这时我也明白了:显然朱穆之已经在我之前和他谈过,他已经同意不发"简报",所以在我面前左右为难,才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结果这事就不了了之。不过,在胡耀邦这里"下了了之",在朱穆之那里却不是"不了了之"。"简报"终于按照朱的意志停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胡耀邦作为领导者软弱的一面。部长的决定,副部长当然可以提出异议,以胡的民主作风,更会容许不同意见。但"简报"事件不是一件行政性的事务,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理论务虚会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中宣部是应当坚持"务虚会"的方针,还是反对"务虚会"的方针是走解放思想的路线,还是走钳制思想的路线胡耀邦决定发"简报",而朱穆之反对发"简报",这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方针。胡耀邦作为部长,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回朱穆之的干扰,坚持自己的决定,然而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竟屈从了朱穆之,实际上也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胡耀邦的宽容
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斗争"、"决裂"、"打碎"等等用语便在共产党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党的哲学中,"爱"、"人性"、"宽容"都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确是抓住了共产主义的精髓。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不但必须把政治对手"斗倒斗臭",即使对待"同志"和"朋友",也只有不断地斗,才能"其乐无穷"。
但是胡耀邦这位总书记,却是共产党里的异数,在他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仁者爱人"和现代文明的"宽容"精神。

反对冤冤相报
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期间,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中国民族受"斗争哲学"的伤害太深,需要几代的时间才能使它平复。他坚决反对用以牙还牙的方法对待四人帮和他们的追随者。他恳切地说:这样斗来斗去,将使中国民族身上的伤痕永无痊愈之日。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受这场"革命"伤害的人以亿万计。这些受害者,特别是家破人亡的幸存者,对四人帮和造反起家的"三种人",哪一个不是充满仇恨如果锱铢必较,冤冤相报,真不知又该有多少人头落地,又该有多少人结下新仇。幸亏胡耀邦的宽容思想当时在高层得到认同,才没有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新时期又来一次反复。

对"凡是派"的宽容
粉碎四人帮以后那场反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讨论,确实是一次决定中国走向的路线斗争。华国锋在三中全会上承认错误,标志着"凡是派"的失败。胡耀邦对跟随华国锋犯了错误的干部,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宽容。比方说,华国锋智囊班子里的两个主要"笔杆子",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起草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斗争,而且吸收他们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并且后来都受到重用。为了帮助"凡是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胡绳和熊复,使他们解除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工作,胡耀邦专门和他们两人作了一次长谈。(熊复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始终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谈话在中宣部一个小会客室进行,胡耀邦不带扈从,只叫我在场随便记记大意。胡绳在五十年代曾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不自然。但胡耀邦的亲切态度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使大家无拘无束了。胡耀邦首先询问了他们的感受和意见,然后很坦率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整个谈话的气氛十分温和,毫无追究之意,不过胡耀邦并不拐弯抹角,话都讲的很透。他有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以你们的理论水平,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问题,不会不知道,可是却跟着华国锋同志跑,就是想抱粗腿嘛"
这个批评是够尖锐的,但胡耀邦诚恳坦率,心平气和,绝无疾言厉色,使他们两位连连点头称是。我觉得这次谈话对胡绳影响很大。一九八九年他站出来反对镇压学生,虽然因此遭到打击,但却成全了他的晚节,使他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对反对派的宽容
有一个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的教员李长桢,退休后住在北京。此人中毛毒极深,一九七九年开始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信。他说:中共八大以后存在一条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和平演变路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他猛烈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次全会是一次"大倒退",是"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次大反动"。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为中央主席之后,把李长桢的全部来信交给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指示两个局共同找李长桢谈谈,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使周围的人明白真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胡耀邦说,希望这个人能改变观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也无关大局。他特别交代:"生活上决不要为难他。"
我们通过北京市委和李长桢所在的街道党委找到了他,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三中全会的意义,批评了他的观点。怕他一直坚持己见,并且认为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上才出现了问题。他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央感到三中全会路线走不通了,所以才回过头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指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原则"),可见他是正确的。他也反对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说,如果把他的信印发给六中全会,全会就不会作出这个决议。
他还表了决心:"我不是阿Q,不能出卖灵魂。""我还是五不怕,不怕杀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斗争到底。"
他既然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们也就不再勉强。他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让他保留吧。此后,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多次去他家看望,了解并解决他的困难,把他的住房由二间换为三间,北京市还解决了他平时看党内文件和公费医疗以及用车等问题。
中组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对李长桢的问题这样处理,周围的人反映非常好。街道党委一个干部对李长桢说:"你一个普通党员写信攻击中央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要按照你所拥护的文化大革命那套路线办,早就被全面专政了。可是现在的中央不这样办,反而派人找你谈话,耐心帮你认识错误,还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哪条路线正确,不是很明白吗"
胡耀邦很重视这件事,批示说:"此事很有典型意义,值得花点力量取得经验。"
可惜这事只是昙花一现。对反对派如此宽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即使在当时,胡耀邦以党中央主席之尊,亲自创造的这个典型经验,也没有在党的生活里得到重视。据我所知,此事好像从未公开宣传过,以致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人知道。

反对逮捕民运人士
胡耀邦的宽容还特别表现在对待民运青年的态度上。党内保守力量早就对西单墙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恨之入骨。邓小平原来是支持西单墙,反对高压政策的,但在魏京生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他的时候,也反过来赞成高压了。
胡耀邦对活跃的民运青年并不怎么欣赏,不过他反对高压。他从党的工作出发,主张用爱护的态度对这些青年加强引导,使之走到党的路线上来。
我个人和这些青年没有什么交往,只是有一次《中国青年报》组织一次座谈会,邀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参加者出席,并且找我去和他们谈谈。那次出席的青年,都是著名的民运精英,"四五"之后都坐过监狱,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后方才出狱。通过这次交谈,我觉得这些青年非常可爱,认为中国的希望应该在他们身上。这种看法我曾向胡耀邦谈过。他并不认同,而且很严肃地批评我的看法有片面性,没看到他们的缺点。
他所说的这些青年的缺点,不外是"极端民主化"以及提出一些超前的要求,如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某些倾向等等。不过他认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是加强教育和引导,而不应该用强硬手段去镇压。这种态度使他遭到党内保守力量的攻击,特别是一些被他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对他的指责尤其利害。但胡耀邦不为所动。一九七九年六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能抓来关。"
他讲这话时,魏京生已经被捕。很明显,他已经无力回天,但他光明磊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一年十月,魏京生为了那张批评邓小平的大字报,竟被判处十五年重刑。不久,胡耀邦找我和阮铭到他家中去研究他的一个讲话稿时,我们谈到不应该给一个青年判如此重刑,并问他为什么不制止这种粗暴的做法。他表示无可奈何,并且告诉我们,这是彭真说服了邓小平的结果。
写到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胡耀邦大量解放老干部时,阮铭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这些老干部受了冤屈应当平反。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老一套不行了。这些人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很难胜任现代化的领导工作。最好是给以荣誉的头衔和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乐养天年,不要给他们分配实质性的工作,尤其不应都恢复原职,那样他们将成为前进的阻力。应该说,阮铭这个见解如果能成为当时的决策,那真够得上"一言兴邦"了。可惜这只是他和我的议论,并未向胡耀邦提过。即使当时能向他提出,中共传统的干部路线恐怕也不是胡耀邦所能改变的。后来正是这些"老干部"占据了党国要津,成为中国政坛的主宰,不但把中国拖在一党专政的极权轨道上越走越远,而且连解放他们的胡耀邦也被他们吞掉了

胡耀邦没有智囊
国外媒体常把一些人列为"胡耀邦的智囊"。其实被称为"智囊"的人自己最清楚,谁也不是胡耀邦的智囊,因为胡耀邦根本没有智囊,他也从来不要智囊,到哪里都是孑然一身。当了党的主席和总书记,他也不曾带来一堆人马,设立自己的"参谋部",把各路要害安插上自己的亲信。然而政治不是讲"清高"的地方,而是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他是胸无城府,身无铠甲,孤身一人面对成群结伙全副武装的对手,所以在共产党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只能束手成擒。
俗话说: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自古成大事者都有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这两个词原非贬义,"心腹"指可信赖的谋士,"爪牙"指忠诚的猛将)。而胡耀邦却无"心腹"可倚,也无"爪牙"可用。他在指挥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他对这支队伍有很高的评价,把他们叫作"闯将"。他说:"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样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一致,这些人的确是诚心诚意团结在胡耀邦周围,但是他和这支队伍的关系也就仅限于此,并无特殊的私人关系。有些人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当然有工作上的关系,但也没有超过工作之外的私交。然而不管怎么说,他的政治对手总把这支队伍看作胡耀邦的羽翼,或是"外围据点"。要扳倒胡耀邦,首先得拔掉外围据点,折断他的羽翼。
在思想领域,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人民日报》,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参谋部和主要基地。这是他的政敌必须攻占的据点,但要拿下这三个据点很不容易,所以他们首先选中了游离在这些据点之外的战士郭罗基。

郭罗基事件
北京大学副教授郭罗基,思想敏锐,文笔犀利,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马当先,闯进禁区,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政治敏感问题,因而受到胡耀邦的重视,同时成为保守势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给郭罗基招来最多明枪暗箭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在"新中国",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不准讨论,这是党的禁地,谁闯进来都要触雷的。因此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只是恳求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不要把什么都当成政治问题,以便给自己的学术研究保留一块自由的天地。郭罗基是公然打破这个禁区的第一人。他写道:
"政治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讨论""现在要冲破这个禁区。是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独裁政治,专制政治,法西斯政治。"
这篇文章特别谈到不能以言治罪,而只能以行为治罪:"反革命分子之所以成为反革命分子,是根据他的反革命行为判定的。""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闯开禁区,却中了暗箭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刚好在魏京生以"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判刑十五年之后。于是胡乔木立即把郭罗基告到邓小平那里,说他主张"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
邓小平果然怪罪下来,这就使胡耀邦很为难。他只好叫《人民日报》再组织一篇文章,把问题说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住不放。于是报社请人又写了一篇《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排出清样送给胡耀邦审查。胡耀邦叫我转告报社:"对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各个方面。"他对清样没有做什么修改,但建议送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发表。他还嘱咐我仔细看看这个清样,也提出修改意见。报社根据他的指示,又把清样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去征求意见,又做了修改之后才发表的。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明:有些言论可以构成犯罪。"刑法上规定的诽谤罪、诬陷罪、教唆犯罪都是与一定的言论分不开的。"
这篇文章反反复复,几经推敲,最后发表时,已是第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了。一场笔墨官司,前后纠缠了三个月。我因为参与处理此事,深深感到胡耀邦的处境相当艰难。这场官司的当事人是郭罗基,但实际上斗争的双方是胡乔木和胡耀邦。但胡乔木又不直接出来对阵,而是跑到邓小平那里,把这位"太上皇"搬出来压胡耀邦就范。胡耀邦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居然对这件事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耗费那样长的时间,可见胡乔木这一箭是多么厉害。
胡乔木的本意是要批倒郭罗基,但郭的文章并无原则错误,只是论证有不太完备之处,《人民日报》后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对郭文的补充,使之更加周延而已。因此胡乔木很不满意,说是"非常没有力量",但《人民日报》没有再理会,他再寻衅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了。不过郭罗基从此被扣上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拔尖人物"的帽子,并且终于被强行赶出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去了。

邓力群攻占中宣部
中宣部是意识形态的总控制台,是党内斗争的必争之地。胡耀邦在一九八○年春,不再兼任中宣部长,而由王任重继任。王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曾提出"超过马克思"的口号而闻名全国。他是中共高层中对理论较有兴趣的领导干部,到中宣部后,在就职演说中盛赞毛泽东的农业样版"大寨",表明了他左的倾向。
这时我因胡耀邦离任而萌生退意,觉得在这样的新领导下面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是王任重和我见了几次面,特别是约我到他家长谈之后,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并不左,而且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在交换意见当中,我提到大寨问题,他很坦率地改变了对农业问题的看法。我和他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很谈得来,只是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他强调"集中指导",而我强调"民主基础"。不过他并不要求我服从他的"集中指导",而是说:"咱们都再想一想。"在谈话中我还了解到,他很尊重胡耀邦,宣传部的重要事情,他都先请示胡耀邦。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召开一个全国理论座谈会,王任重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这个座谈会,他在开幕讲话中许诺"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提倡"三敢"(敢想、敢说、敢写),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大家很受鼓舞,都认为这是第二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思想界的春天又来了。
谁知会议刚开到一半,风云突变。

邓力群出长中宣部
四月七日,邓力群忽然到中宣部召开会议,除了理论座谈会各组召集人之外,中央各宣传单位负责人也都来了。邓力群宣布:四月三日,他和胡乔木进见邓小平,现在由他传达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其中有一部份是:"要不断整顿党",里面最重要的三句话是:"宣传战线、思想战线、理论战线任务很重,队伍要组织起来。现在队伍是散的,个别同志思想不端正。要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
传达了邓小平"重要谈话"之后,邓力群接着就主持理论座谈会召集人会议。——原来王任重下台了,邓力群接替他,当中宣部长了
    一个宣传部长,在总书记的直接部署下,主持一个座谈会,没等会议开完就换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除这位部长犯了必须立即撤职查办的刑事罪,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迫不及待。事实上王任重被撤掉部长之职以后,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没有发生什么十万火急的变故。
    那么,是不是王任重原来已经要调动,只是这时才完成了组织手续呢也不是,如果有那种正常调动,胡耀邦也不会专在这个时候把召开全国理论座谈会的任务交给王任重,即使交给他,他也在作离任的打算,不会接过这个差事。而且王任重对这个会是那样认真准备,光是研究修改他的讲话稿就把我找到他家好几次(讲话稿是我给他起草并经胡耀邦同意的),更不要说他在开会前夕专门和胡耀邦深夜长谈了。这一切迹象表明:中宣部长换人,就是发生在会议中途,不但王任重毫无所知,就连胡耀邦都被排除在局外,事前毫不知情,到时候不过是根据邓小平的决定履行一下任命手续而已。
显然,这是邓力群组织的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突破口是理论座谈会上有人为郭罗基鸣不平。惩处郭罗基,是邓小平的意思,于是鸣不平就是对邓小平不满。而会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反邓言论,王任重的"三不"和"三敢"难辞其咎。只有这样,才能解开王任重突然在会议中途被解职之谜。因为正是邓力群和胡乔木四月三日到邓小平那里去告状,这才有邓小平要"整顿"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谈话",才有必要委派能"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邓力群立即去接管中宣部,并主持理论座谈会。
邓力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中宣部的权力夺到手里之后,马上"整顿"理论局,从他的根据地书记处研究室调来两个亲信担任新的局长,原来的局长洪禹和我,因为不能和新部长"保持一致",就相继被免职了。
这样,中宣部这个意识形态总控制台,就从胡耀邦的手里被邓力群夺去,成为他的得力工具了。

思想解放运动指挥部的陷落
中共中央党校是胡耀邦发起和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基地。原来校长是华国锋兼任,胡是常务副校长,负实际责任。他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室,主任是吴江,副主任是阮铭和孙长江,出版一份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指挥塔和参谋部。吴江、阮铭、孙长江都是理论界的名将,他们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及时撰写针对当时重大问题的政治评论,通过《理论动态》发往全国,其中特别重要的文章,就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有时先在《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发表,再经《人民日报》转载。这些文章差不多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发通稿,因而迅速覆盖全国。
在振奋全国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许多风云人物。但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位名将却鲜为人知,实际上他们起的作用更大,不过都做了无名英雄。
作为胡耀邦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早就成为保守派的眼中钉。但是党校有胡耀邦坐镇,他们也无可奈何。但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主席之后,辞去党校的职务,这就使他的对手有了可乘之机。一九八二年四月,和邓力群出长中宣部同时,王震成了中央党校校长,理论研究室立刻成了这位武将的刀下牺牲品。

强权就是公理
据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回忆,王震被任命后,有人就打电话告诉他:"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果然,王震到党校后,立即着手清除吴江等三个人,六月二十六日宣布:吴江调离党校,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阮铭要"清除"。阮铭之所以遭到最重的打击,是因为他笔锋极锐,常为胡耀邦重用。特别使胡乔木嫉恨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原来邓小平要胡乔木起草,但他起草的稿子不能用,于是邓小平又叫胡耀邦另找人写。胡耀邦组织了一个新的起草小组,并特地从党校把阮铭找来参加。结果,作为中国历史转折标志的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那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性讲话,竟是胡耀邦的人写的,而一向垄断党内文件起草权的胡乔木居然坐了冷板凳,这是他实在难以咽下的一口怨气。如今王震算是把这口气替他出了。
当王震不由分说下令驱赶和清除这三个人以后,阮铭立即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诉,并给胡耀邦写信。胡批示要中纪委处理。然而就在中纪委刚刚开始调查此案时,王震宣布了陈云的三句话:"阮铭不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王震同时宣布:"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不曾授予陈云这种权力,他张开嘴说三句话,就可以剥夺一个党员和一个公民的权利。然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总书记的批示,全党最高纪律检查机关的调查,都被陈云的三句话吹得无影无踪了。结果胡耀邦辛苦营建的理论研究室被拔除,他在理论上所倚重的三位得力助手全被粗暴地赶走了。

争夺《人民日报》的战斗
在中国从毛泽东的路线转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过程中,《人民日报》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上,它坚定不移地反对毛泽东的灾难路线,义无反顾地支持改革开放。在这张报纸几十年的历史中,只有这几年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得到人民的喜爱。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社长胡绩伟是这张报纸的灵魂,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使这张报纸成为胡耀邦指挥全局最有效的平台。特别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它的声音是无可匹敌的。
因此,《人民日报》这块阵地,便成为反胡耀邦势力务必攻占的目标。而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便成为他们必须打倒的对手。
王若水不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率先批判毛泽东而招致左派忌恨,而且因为在人道主义理论上驳倒了胡乔木而和这位"理论权威"结下了不解之仇。一九八二年十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厉批评的"精神污染",就是胡乔木邓力群向他汇报"现在思想界一片混乱"的结果。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所指控的"精神污染"材料,倒是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人们也都知道指的是谁:
"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周扬);
"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王若水);
"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郭罗基);
"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主义的说法",(胡绩伟);
"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李洪林);
"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苏绍智);
"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于光远)。
其实这些材料,都是被人歪曲以后送到邓小平那里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专门把他们猎捕对象的文章和言论断章取义加上编者用讼棍手法加油添醋的评述,便成为"精神污染"的"起诉书"送到中央领导人面前了。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力群不但散发了大量的王若水的黑材料,而且指控《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中的"问题",特别指控《人民日报》所发李洪林的文章在"四项原则"方面"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并且说这些文章是"针对"邓小平的。
根据邓力群这种指控,不但王若水必须撤换,而且《人民日报》也必须改组。果然,二中全会之后,王若水被撤职,胡绩伟被迫"辞职"。于是,胡耀邦在思想战线上最得力的助手胡绩伟,终于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拔掉了。
邓力群本来想一举占领《人民日报》,把它贬为中宣部的下属单位,受他直接控制,但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继任社长秦川在政治上和胡绩伟一样,不会听邓力群的,而且比胡绩伟更善于周旋。不过像胡绩伟那样坚定不移,忠贞勇敢而又配合无间的助手,胡耀邦再也找不到了。

是非之地是非多
大概因为意识形态是非多,所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被称为"是非之地"。还在邓力群收拾我之前,我就已经领教多次了。
一九七九年我初到中宣部,有一次坐车出去。司机和我聊天时说:"人家都说你是耀邦的人。"我说:"我和耀邦刚刚认识,怎么就成了他的人了"他说:"人家说,你是耀邦一到部里就专门调来的。"
他的话引起我的警惕。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中宣部里有人对胡耀邦把我调来并不高兴。我虽然和胡耀邦并无历史渊源也无私交,但确实是他把我调来的。既然有人已经用眼睛盯住我,我就必须注意,下要因为自己的疏漏而被人抓住辫子,用来攻击胡耀邦"用人不当"。
果然,在这个"是非之地",我确实经历了不少是非,不是我惹是生非,而是别人往我身上投来明枪,或射出暗箭,有的指名道姓,有的指桑骂槐。我的态度是,对不明真象的指控予以澄清,对蓄意挑衅者予以回击。比较难对付的,是指桑骂槐,我一般是遵循郑板桥的名言:"难得胡涂",由他骂去,不予理会。
有一天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在宣传系统的大会上指责社会上有人反对"党的领导"。他引用胡乔木的话说:"你要坚持党的领导,他就说,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这是胡乔木经常给我扣的一顶帽子,他虽然不指名,只说"相当负责的干部",一般都知道指的是我。平时我对这种暗箭,只能哑巴吃黄连,没有机会申辩。如今朱穆之在大会上当着我的面又搬出胡乔木的指控,我不能再装傻了,当即在台下大声对朱穆之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朱穆之反应非常敏捷,立刻在台上声明:"这当然不是你那篇文章。"于是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可惜这种澄清的机会难得一遇。不过在邓力群出长中宣部以前,虽然纠缠我的是非不断,也浪费了我不少时间去应对,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得逞。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部长的态度。胡耀邦离任后,王任重能"萧规曹随",我和他也合得来。别人即使对我不满,也无伤大体。只是邓力群一到中宣部,事情整个变了。

只能自己救自己
邓力群是我的老上级,我对他一向很尊敬,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由于思想倾向上出现分歧,关系就逐渐淡了。一九八一年,邓力群在青年团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老走资派"。有人反映到中宣部,刊登在理论局的《情况反映》上,还特地给他送去一份,以便使他知道。不料他把好心当作恶意,并把怒气发到我头上,说"李洪林当了副局长,就忘乎所以了。"一九八二年他曾找我编一份整人的内部材料("郭罗基言论摘录")被我拒绝,关系便恶化了。不过那时他只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无权直接管我,所以暂时还不能把我怎样。他刚到中宣部时,大概是给我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吧,命我调查上海给中央提批评意见者的名单。
这分明是要整人,这种事情我不能做,并委婉地劝他打消此意,但他执意要我去做,我只好抗命。这就使我和他彻底决裂。这种决裂的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因为现在他直接掌握我的命运,我已成了他的笼中之鸟。
他首先把我免职,挂起来,然后慢慢收拾我。他上任时曾经向中宣部的干部公开放话:"合则留,不合则去。"作为一个领导,当然希望下属与自己合作,如果合不来,可以走人。然而当我提出调动要求时,他却食言而肥,变成"不合则留"了。这一"留"就把我扣在中宣部两年半,慢慢煎熬,既不分配工作,又不放我定。在这个期间,他动用了中宣部和书记处研究室两个机关的力量,一方面在背地里编印诬陷我的黑材料,上报中央,下发各省,一方面开会批判我。在高潮时,他组织整个中宣部的人马,前后召开五次全体人员大会,集中批判我一个人。如此高级的权威机关,如此大规模的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这段艰难时日,我本来可以找胡耀邦直接申诉一下,但是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作罢。
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办公。我每天早晨上班时,常常在海边小路上遇见胡耀邦晨练(带着"计步器"沿中南海边步行),但是我每次和他擦肩而过,除了互相招呼一声之外,不曾多说一句话。他的长子胡德平是我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我们一直有来往。但是不论他来我家或是我去他家,谈的只是我们两人有兴趣的共同话题,我从未请他引见他父亲或转递什么申诉材料。
我的想法是:正因为人们把我看成"胡耀邦的人",我越发不能利用过去的工作关系来保护自己。那样既给他添麻烦,使他难以裁处,又有损我自己的尊严。我觉得,邓力群迫害的不止我一个人。这些情况,胡耀邦不会不知道,该管的时候他自然会管。如果他认为不该管或不能管,即使向他投诉也没有用。因此我横下心来,决心自己救自己。于是我破釜沉舟,在中宣部内和邓力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力群本来想把我"批倒批臭",让我翻不过身。不料我没有倒下,而他的批判队伍却不曾得手,特别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五次批判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因为我是一个人和整个中宣部作战,所以外界传出说法是:"李洪林大闹中宣部"。其实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我因为拒绝服从乱命而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报复:可是主持公道的总书记,却对邓力群的胡作非为默不作声。如今自己孤身一人陷入重围,实际是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被迫作困兽之斗罢了。
不过平心而论,邓力群这一次整我,还算是比较文明的。
第一,在批判大会上,容许我发言,因此我得以用事实和道理驳倒那些奉命上台的全部批判者。听众也很有礼貌,不但没有喊口号或把我轰下来,而且十分注意倾听我都说些什么。
第二,在整党的组织结论上,没有给我强加任何诬蔑不实之词。这当然是因为找不出我有什么错误。不过邓力群能够容许党支部给我做一个公正的结论,确实应当肯定。这比现在中国一些法院对异议人士的判决要实事求是多了。
第三,整党结论作出之后,终于放我定了。他的底线是把我赶出北京,至于到哪里去,给了我选择的自由。这比强制发配式的"下放"要文明一些。因为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欢迎我去,我就到福建去了。
倒胡派经过两年多的战斗,拔除胡耀邦三个基地的"三大战役"就算基本完成了。中央党校由军人王农来执行任务,当然就像砍瓜切菜一样顺手:吴江被赶走,孙长江也被赶走,阮铭被开除,一下子就把胡耀邦辛苦经营的理论研究室连锅端掉了。中央宣传部由邓力群亲自掌握,他不是一介武夫,对付一个小小的理论局,用文火煮青蛙的慢功夫就行了。洪禹是被挤出中宣部的,我则被赶出北京。《人民日报》是根硬骨头,胡绩伟和王若水都足不容易对付的硬汉。王若水还匹马单枪迎战"理论权威"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结果硬是在人道主义理论上的一场战斗中,把胡乔木挑于马下,使他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丑。邓力群本想乘攻占中宣部之威,一举把《人民日报》也控制在手,这个图谋虽然未能得手,但是胡绩伟和王若水这两根硬骨头被拔掉,这就斫丧了《人民日报》的元气,使它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辉煌了。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毛泽东在党内外夺权的两个法宝。邓小平同样精于此道,枪杆子他一直紧握在手,笔杆子原来是借助于胡耀邦,等到胡耀邦批倒了华国锋,邓小平掌握了实权之后,他就不再需要胡耀邦麾下那些思想解放的笔杆子,而要依靠胡乔木和邓力群这种"坚持四项原则"也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的笔杆子了。这正是为什么邓力群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屡屡得手的深层原因。

胡耀邦和邓力群的一次较量
一九八四我到福建去了,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当研究员,后来被任命为院长,和项南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一九八五年,有一天见到项南,他忽然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刚接到中央的电报,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
这直一是个好消息,我们两人都很高兴。因为邓力群掌控下的这个研究室,早就被思想界称为"克格勃",是专门在背地里炮制整人的黑材料的秘密机关。当年邓力群整我的时候,研究室就制造了不少黑材料。一九八三年我曾专门给中央书记处写过一封控告信,列举许多理由,要求撤销这个机构。信不是写给总书记胡耀邦,而是写给常务书记胡启立。因为这个研究室实际上是邓力群的"亲兵营",不是胡耀邦所能控制的。那时胡启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信交到他手里,可以使胡耀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够超脱一些。不过此信送去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下文。如今事隔两年,这个"石头"又浮出来了,实在令人喜出望外。这个躲在暗处专门制造是非诬陷好人的文化特务机关终于被撤销了,从此天下可以少许太平一些吧
谁知中国高层的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后来项南告诉我:接到上述电报的第二天,又接到中央一封新的电报,宣布前次电报作废这简直成了儿戏,然而却是事实。
原来,中央书记处撤销研究室的决定向全国通知之后,邓力群找到陈云诉说,陈云立刻出来干预,结果胡耀邦被迫改变决定,立即向全国发出第二封电报。于是研究室又起死回生。这一次较量,邓力群是大获全胜了。(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的叙述,此次事件不是撤销研究室,而是撤换主任,由王兆国取代邓力群。不过项南已经作古,我只能把他当时的原话录以备考。后来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之后,终于把这个研究室撤销了。那时我已远离中枢,对中南海的风波已没有兴趣,并不知道详情。)
胡耀邦如果当时挺起腰板,对陈云个人的越权干涉不予理会,大不了得罪陈云一次,也免得自己的威信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害。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一个老人就可以改变中共中央的决定。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两个"太上皇"在垂帘听政,他的日子能好过吗

胡耀邦的遗言
一九八六年十月,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去出席会议,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
十一月一日,会议就要结束了,胡耀邦突然接见各组召集人。我是地方组的召集人之一,因此在座。
他把这次接见说成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的又一次见面,可见他非常重视,而且有话要说。
除了重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之外,他着重讲的是理论工作的"阻力",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阻力就是党的领导方面的干预。他说:"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碍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
说到这里,他比较激动,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这个房间不太大,四周都是沙发,他就在中间的地毯上走动,边走边举起一只臂膀作为棍子在头上摇晃。不过他摇晃了一阵又为打棍者开脱说:"没有打下来……"这时他正走到我跟前,我就顶了他一句:"已经打下来了。"他一看是我,笑了笑对我说:"打破一点皮嘛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
"打破一点皮",虽然有点轻描淡写,但他毕竟否定了自己刚说的话,承认棍子是打下来了。作为党的总书记,当场被人顶撞,毫不介意,并且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这种从谏如流的风格,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在太稀罕了。
他回到座位上接着又说:"这方面的阻力今后还有没有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但是,只要发现这种事情,就一定加以纠正。"
这时,与会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插话说:"已经有人被撤职,被赶到外地,被开除党籍。"
胡耀邦爽快地说:"写报告来,我们就纠正。"
令人奇怪的是薄一波也在场。不知为什么他会和胡耀邦一起接见我们这些人。他坐在胡耀邦旁边,这时他不但给胡耀邦帮腔,而且慷慨激昂地为挨棍子的人撑腰说:"被打的同志头皮要硬一点,顶住"
胡耀邦讲完话的时候特别声明了一句:"中央是决不会打棍子的。几年来打的棍子不是党中央的,这一点你们心中有数,不用我说。"
这一次接见,不单是这次社会科学规划会的压台戏,而且使整个思想界精神振奋。大家都觉得,几年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称王称霸的局面看来要改变了。胡耀邦在他们棍棒横飞时一直保持沉默低调,如今态度大变,并且主动和理论界见面,这应该是党内较量有了分晓,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了。
谁知人们的估计完全错了。胡耀邦在明处,他不知道对手在暗中已经作好准备,只是等待总攻的时机了。刚好年底的学潮使他们找到了借口,一场倒胡的政变发动了。
连胡耀邦自己也不曾想到,他这次接见大家的讲话,竟成为他对整个知识界的遗言。
人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和胡耀邦一起接见大家的薄一波,今天在这里慷慨激昂地给胡耀邦帮腔,两个月后,在倒胡的宫廷政变上,也是这个薄一波,却更加慷慨激昂地对胡耀邦抡起大棒。


老人帮发动宫廷政变
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和老人帮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把胡耀邦废黜了。
一切都乱了套: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来的,在中央领导核心里排名第一,结果他却向邓小平提出辞呈。决定总书记的去留应当是中央全会,但决定胡耀邦下台的却是政治局会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总书记的职责,却由邓小平越俎代庖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可见决定胡耀邦下台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它是邓小平一九八七年元旦之夜召集陈云、薄一波、彭真和王震阴谋策划的宫廷政变的最后一幕。(见陈利明着《胡耀邦传》第二卷414432页)
在这之前,是一月十日至十五日连续六天的所谓"中央一级生活会议",这是老人帮在党章规定的各种会议之外,专门为了围攻胡耀邦而临时创造的一种"会议",究竟都有谁参加,只有等档案解密之后才能见天日,现在知道的是二十几个人参加,二十一人发言,另有六人书面发言,还有两人光插话未发言,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薄一波。这个"生活会"的"生活"气息究竟如何,只要看《胡耀邦传》的这一句话就知道了:"在休会的间隙,胡耀邦独自在过道里嚎啕大哭,痛心不已,从此患上了心脏病。"(《胡耀邦传》427页)

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悲剧结局又是不可避免的,其根源在于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形象地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确实抓住了要害。这个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几十年的武装斗争,把这个党打造成一部强大的军事机器。这部军事机器不但用暴力"打天下",而且用暴力"坐天下"。整个党掌权之后,本身就变成了国家机器。全社会所有的资源,在"人民"的名义下全部成为掌权者的囊中物,权力可以私相授受,财富可以任意支配,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个党的领导骨干之所以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的特权被新的暴发户夺去了。当胡耀邦发起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把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拥护胡耀邦的。但当胡耀邦沿着思想解放的道路继续往前走,超过一党专政所能容忍的限度时,已经重掌权力的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中共的骨干网络)就不再需要胡耀邦,而是需要"坚持四项原则"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以个人身份发表(根本未经中央讨论)的"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立即被满朝元老和各路诸侯奉为圣旨,并且提升为"立国之本"的原因。
事实上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成为党的主席(后改总书记)之后,"倒胡"的暗潮就已经泛起了。觊觎总书记位子的邓力群,和蓄谋发泄私愤的胡乔木(其子犯罪,胡耀邦拒绝包庇)自不必说,就是亲手提拔胡耀邦的邓小平,在事关个人权威的问题上也极其敏感,更不用说老人帮以及被权力腐蚀的整个党的领导骨干了。
其实归根到底,这些个人的因素都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是用暴力夺取并独占政权,垄断全社会的资源,消灭个人自由,建立极权体制。这种理论和实践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怎能和倾向民主自由的胡耀邦长久共存文革后的特殊历史条件,需要一个得人心的胡耀邦式的领袖来挽救威信扫地的共产党。一旦党的形象有所改善,能够照旧统治中国的时候,总书记和党的矛盾就突出了。邓小平屡次不满胡耀邦对"自由化"太软,就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这种矛盾对立当中,邓小平背后是整个党,而胡耀邦却几乎是孤身一人。由于中共长期的高压和奴化,越是党的高层越是奴颜婢膝。特别是党内历来斗争,几乎都是左倾占光而右倾倒霉,都是强硬派胜利而温和派倒台。因此凡有党内斗争,都是一个比一个更左,都是跑到左边站队,并且争先恐后对被指控为右倾的人落井下石。所以当"倒胡派"发起总攻的时候,胡耀邦是只身被困垓心,只有束手被擒这一条路了。据《胡耀邦传》(第二集)记载,当时在整个会场上,只有习仲勋一个人拍案而起,愤怒地指斥围攻胡耀邦的群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这是违反党章规定和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这是违背党心民心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436页)


民主和独裁两条路
当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全面改革,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二是坚持"四项原则",坚决反对"自由化",走极权统治的道路。这两条路都有社会力量作后盾。要走前一条道路,就必须依靠党内外的民主力量。按照胡耀邦的识见和品格,他的倾向就是这条道路。但他没有决心和魄力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和党决裂。
作为一个保持良知怀抱救国济世理想的共产党人,胡耀邦和极少数仍然初衷未改的老党员一样,总希望这个党好起来,并且指靠它来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大道。即使明知"坚持四项原则"已经阻断了民主化的道路,他也没有打算把眼光转向新生的民主力量。这一点,在我和他谈论社会上民运青年的时候,就有强烈的感受。
但是第二条路又与他的本性不合,良知和自由民主的理念使他不可能违心地走上这条反民主的极权之路,然而这正是党要求他走的路。
胡耀邦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痛苦地煎熬着。
如果他摒弃良知,投入老人帮的怀抱,断然施展"硬"的一手对付"自由化",可以肯定,他不但不会在一九八七年下台,而且也不会在一九八九年逝世,甚至直到今天都可能健在。因为老人帮也不愿意轻易制造政变。如果胡耀邦继续在台上又能秉承他们的意旨,维护他们的利益,又何苦去冒政变的风险呢
但是胡耀邦不是一个无原则的政客,正如他当选中央主席后所表明的心迹:"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心地光明,昭如日月,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因此这个党迟早要把他吃掉,他的悲剧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如果胡赵联合
当"邓胡赵体制"没有破裂时,邓小平曾经对外国人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和赵紫阳顶着。"这是他们的蜜月期。邓小平的话也符合实际,胡赵两人确实是中国政局的顶梁柱。
放眼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这个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却是有前进有停滞也有倒退。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个人力量,可以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影响这个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各种因素又是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不过当我回忆胡耀邦的时候,觉得赵紫阳和他的关系,对他的命运,甚至对中国的命运,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当老人帮反胡的时候,如果赵紫阳坚决和胡耀邦站在一起,这股逆流是不能得逞的,问题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裂隙。他们虽然在经济问题上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改革开放和民主倾向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两人又都是治国良材,都有领袖魅力,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最早老人帮物色取代华国锋的人选时,入选者就是胡赵两个人。最后决定起用胡耀邦而由赵紫阳当总理。赵是独当一面的强势领导人,而胡对国务院的工作却多有关注,使赵觉得他干涉过多,这就是两人裂隙的起因。当老人帮对胡不满之时,胡浑然不知,而赵却知道。但赵只看到老人帮对胡个人不满,却未能洞察这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事实上老人帮所反对的是胡和赵共同为之奋斗的改革开放走向自由民主的路线,而不单是胡耀邦本人。于是赵紫阳铸下了下可挽回的大错: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信,要求趁他们两位老人健在的时候,解决中央领导的问题。这样,倒胡的统一战线就形成了,胡耀邦成了孤家寡人。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以后,曾经明白地讲过,他们早就议论过,认为胡耀邦不行,必须换下来。可见赵是参与倒胡的。
继任总书记之后,赵紫阳确实能继续贯彻改革开放路线,但他也因此又成为老人帮必须除掉的下一个目标。本来胡赵两个人团结起来完全可以顶住天塌地陷的灾难,结果却因为赵的失策而使两个人成为一根一根被人分别折断的树枝。
赵紫阳显然出于愧疚,晚年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多次对人表示,他给邓陈的那封信不是针对胡耀邦,而只是想解决领导体制问题。连我都听秦川转述过他的这种表白。其实这种表白是多余的。事实是:老人帮要倒胡,赵是知情的。但他并未和胡站在一起,揭露并反击这个阴谋,而是一直瞒着胡,并且背着胡向老人帮写信,这不是参与倒胡又是什么呢至于信中指不指名胡耀邦,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其实这种权力斗争,在政治角力中是常见的,凡政治斗争都有纵横捭阖,不足为怪,只是其目的、手段和规则,各有千秋,而其后果,则更是判若天壤罢了。历史已经证明,倒胡是一次阴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变。赵紫阳搭上这列倒退的列车而想使它往前行驶,结果只能照样被甩下来,和胡耀邦同样成为这股逆流的牺牲品。
赵紫阳在"六四"军事政变期间,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品格和尊严,赢得世人的普遍尊敬。但他的悲剧和胡耀邦的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伟大的痛苦
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党员的最高境界是消灭个人的人性而只剩下党性。胡耀邦的党性不可谓不强,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保留了人类最可贵的良知和童心,不曾被党性吞没。而且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随着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他越发富于人性了。可惜的是在强大的党性压抑下,他的人性始终不曾获得自由。
一九八七年他下台后作的一首古体诗,通过巫山神女如泣如诉的心声,凄婉动人地表达了他的悲伤。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首诗的题目是《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但是通读全诗,哪里有一点"戏"的情怀这分明是催人泪下的千古绝唱
李锐是坚决反对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的,如果胡耀邦在台上,至少可以使这个劳民伤财的大坝暂时搁置起来,然而他已经不在其位,无力回天了。
本来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代领袖,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窃国弄权者为自己树碑立传而肆意作践祖国河山,贻祸后世。可以想见,他心里是是多么痛苦国家的命运连同个人的命运,都已经不能由自己掌握,所以他才借神女之口,抒发自己深沉的悲哀。
不记得哪位哲人给"悲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伟大的痛苦",当我回忆胡耀邦的时候,这句话使我刻骨铭心。

持重的结果是失去机会
胡耀邦"辞职"以后深居简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政坛的传统。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领导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最忌不甘寂寞,那将引致胜利者的忌恨,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
我虽然远在福建,也有幸受到株连。随着他的"辞职",福建省也秉承北京"有关方面"的意旨,立即把我"免职"了。无宫一身轻的我,几次到北京时想去看望他,但总是将欲行而踯躅:我去跟他说什么呢劝他放宽心,不必介意宦海浮沉这种廉价的安慰,在这位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面前,能说得出口吗我反复想了许久,不去则已,去就要推心置腹讲真话,同时也得听听他一吐心中块磊。我以前每次见他,都如沐春风。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朋友谈心似的,使人毫无拘束。有一次我和他谈话时间长了一点,还没有谈完,他约的另外一个客人已经按时来到。我赶紧告辞,他却留住我,说"这是刚从以色列回来的同志,谈谈那里的情况,你也听听。"听了这个人向胡耀邦的汇报,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犹太人是这样一个被人灭而不亡的伟大民族。以色列复国以后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但它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生存。我听了以后深受感动。以色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给以外交承认的国家,可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还未承认以色列。那位客人把情况汇报完告辞之后,胡耀邦还和我谈到毛泽东那种荒谬的反以色列的"革命外交路线"。
我虽然不愿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并不介意,每次找我去,谈的时间都比较长。他兴趣广泛,有一次提到《诗经》上的一个典故,我都为之语塞。
不久,我得到消息,胡耀邦已决定调我去给他当秘书,房子都准备好了。我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但后来又没有下文了,原来有人进了谗言。谗言之所以能够得逞,当然是听者相信。我和胡耀邦虽然谈得来,但毕竟接触不多、了解不深。这正是谗言能够得逞的原因,也是我在应对进退之间应有分寸之处。"交浅言深",古人所忌,我必须有自知之明。因此在他下台之后,在是否应该找他谈心这件事情上,我曾长时间踌躇不前。
但我确实惦记不已,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他。一九八八年我的一本新书出版了(《四种主义在中国》,是我一九八六年访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回国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我请胡德平带一本给他父亲解解闷。我打算等下一次回北京时,可以借这个由头去看望一下胡耀邦,即便不能深谈,至少可以请教一下对这本书的意见,话题也不致流于空泛。
谁知送书这件事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交往",此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两个"想不到"——永恒的伤痛
胡耀邦当选党中央主席,他自己说是"想不到",其实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党员是想得到的,他当此重任,是众望所归,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对于老人帮发动政变来推翻他,不但他自己想不到,而且绝大多数党员和全国老百姓,谁都想下到。
除了这个"想不到"之外,还有一个"想不到",就是他突然离开人世。这也是谁都不曾想到的。
一九八九年我由福建回京准备参加"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四月十五日下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耀邦同志去世了"这真是晴天霹雳
当天晚上我赶到他家,胡德平陪我在他们布置的简易灵堂里向耀邦遗像行礼。这时我非常悔恨自己,多少次到他家来和胡德平谈天,都是和胡耀邦见面的机会,为什么瞻前顾后失之交臂?如今这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来到灵堂旁边一间屋子里,几个人正围着一张方桌谈话,我也加入。大家都急切想了解他为什么突然去世,于是随侍在病房的工作人员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耀邦清早醒来后,精神很好,后来还想吃西瓜。吃过西瓜之后要大便,就躺在床上用病房的大便器皿解大便。正在他用力的时候,监视心脏的仪器突然显示危象。赶紧叫医生来抢救,已经不行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听了之后,简直无法理解:心脏病如此严重的病人,为什么不实行灌肠而让病人自己大便因为卧床病人一般容易便秘,排便时必须增加腹压。而心脏衰弱者尤忌增加腹压,以免心脏承受不住。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病人,在医院的特级护理之下,在病情好转的时候,居然因大便而失去生命呢
不过大家谁也不曾在病房亲眼目睹,也只能议论议论而已。反正医院总有详细的病案,尤其这种特护病房,病人情况和所有的医疗护理措施,都会有详细记录,将来解密的档案会说明一切。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抓住关键,把中国带出困境,因而得到人民普遍爱戴的胡耀邦,先是出人意料地被他自己的"同志"突然推倒在地,然后又是出人意料地在最好的医疗护理条件下,当病情已经好转的时候,却突然离开人间。
这两个"想不到",是热爱他的人们心中永恒的伤痛。

——《耀邦研究》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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