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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

程凯:流亡海外的紅二代——訪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前解放軍大校羅宇

图:1、罗宇近照(VOA)

2、罗瑞卿家庭,右三为罗宇(1952年)



导语:習近平反腐目的是反政變。如果不實現政治改革,反腐就沒有成功的可能。現在整個黨是一個貪腐的黨,他真心想把共產黨變成一個廉潔的黨,唯一的辦法就是逐步的有序的民主化……




羅宇是中共開國大將、前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之子,一九八九年任職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空軍裝備處處長,授大校軍銜。北京發生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羅宇宣佈與中共決裂,當時他正在歐洲公幹,從此成為一位政治流亡者,近二十七年不能回國。五年前,羅宇從歐洲移居美國。一向行事低調的羅宇,近來因為出版回憶錄《告別總參謀部》和連續發表致習近平的公開信,呼籲他的這位老弟實行政治改革,放棄中共一黨專政,被人們所熟知和關注。我作為記者,採訪了這位流亡海外唯一的一位"紅二代"。採訪通過電話進行,但毫無表達和交流的障礙,就像是面對面促膝而談。


鄧小平把坦克開上天安門廣場,這身軍裝就再也穿不下去了


羅宇是典型的"紅二代",他的朋友與他一見面就不免問他:以他的父親羅瑞卿在中共黨內、軍內的地位和威望,他即使正常升遷,官拜上將應該是毫無問題。而流亡海外二十七年來,羅宇過的是一位普通海外華人的生活,雖然不缺吃穿,但遠遠談不上榮華富貴。那麼捨棄了本來可以得到一切,選擇流亡,後悔嗎?我不禁也要問同樣的問題,羅宇的回答是:"這個可以堅定的、明確的告訴你,我絕對不後悔。我做出與中共決裂的決定的時候,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了。如果不走,當然弄個什麼上將當一當,應該不成問題。現在,別說什麼上將,給個軍委副主席我也不會當。人要有些民主理念,我出來,唯一的原因是六四屠殺,鄧小平把坦克開上了天安門廣場,我這身軍裝就再也穿不下去了。"


對於羅宇來講,選擇流亡,就等於選擇一個新的人生。海外生活近二十七年,羅宇對西方世界有什麼體驗呢?羅宇回答:"生活在西方民主世界,對民主世界最切身的體驗,就是他們尊重人,他們尊重法律,他們辦事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准。在民主國家裡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守法,沒有一個人說'我就是法'、'我的話就是法律'。而且我也知道了,為什麼民主國家沒有接班人的問題,為什麼政黨輪替無論對選勝的黨還是選敗的黨都有好處。你看民主國家,選上誰,誰就來來當政,選錯了下一次再把他選下去。專制體制的最大問題接班問題,專題體制的所有問題,在民主體制裡沒有,就是因為民主體制是法治的社會。"


羅宇表示,除了對西方的民主法治價值觀有了深刻的體驗,更重要的是,海外生活二十七年來,活出了自己。他說:"生活在一個腐敗的官僚體制裡,不能說真話、說實話,我肯定要被逼出癌症,要想不得癌症,我只能離開那個體制。'紅二代'裡就我一個人出走,他們說我等於拋棄了父輩的護蔭,為了自己的理念離開了那個專制的體制。我說,父輩護蔭我做一個正直的人,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做一個鑽到錢眼裡不知道東南西北的人。你說鄧小平護蔭不護蔭他的兒女?鄧小平護蔭他的兒女就是讓兒女貪污腐化,把他們的口袋裡塞滿了錢,然後他自己就走了。這也是一種護蔭,但這是一種非常邪惡的護蔭,所以老百姓要清算他們,習近平如果真的反貪腐,就應該清算他們。"


紅二代的父輩們奮鬥所要的中國,不是今天這樣的中國


"紅二代"又被人們稱為"太子党"。羅宇表示:在中國,只有毛澤東的兒女可以稱為"太子"。他不喜歡被人稱作"太子党",但能夠接受"紅二代"這個稱呼。"紅二代"指的是某種程度掌控當今中國並影響未來中國走向的一個特殊的群體,"紅二代"裡有壞人,也有好人。羅宇說:"'紅二代'裡的少數人是既得利益集團成員,這些人不得人心。'紅二代'裡面的大多數都認為,他們的父輩為之奮鬥的中國,不是今天鄧小平弄出來的這個中國。講到'紅二代'對未來中國的走向起什麼作用,我倒覺得,'紅二代'整體上會起好的作用,就是使得中國朝民主方向發展的作用。但是'紅二代'裡面也有很多糊塗思想,有很多不符合民主的思維,不可能用一種標準要求所有人。有些人還想回到毛澤東的獨裁體制上去,這是行不通的。既得利益集團贊成鄧小平的那一套,這也是行不通的。大多數'紅二代'應該想清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逐步的有序的實現民主化。"


"紅二代"是依附於中國共產黨而存在的,因此紅二代對於中共的生死存亡,是不是比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更關心呢?羅宇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說:"黨的存亡和國家的存亡是兩碼事。党如果變成一個廉潔的党、民主的黨,它可以領導人民、領導國家走向興旺發達。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以人民的利益為准辦事,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是一九四九年之後,越來越偏離民主建國的理念,事情就越辦越糟。到了鄧小平,那就是與人民為敵了。坦克都能開上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說明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就已經完蛋了。'紅二代'裡有人想把共產黨從一個腐敗的党變成一個廉潔的黨,有沒有可能呢?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習近平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想明白了: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逐步的、有序的實現民主化。"


習近平反腐的目的是反政變,真心反腐必須實現民主化


習近平上臺以來,鐵腕反腐,是真反還是假反,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羅宇表示,習近平反腐是動真格的,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但習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什麼呢?羅宇說:"他的目的是反政變。你也可以說他反貪腐是個名義,借這個名義把要搞政變的人和這些人的同夥拿掉。習近平現在拿掉了一百多個省部級官員,拿掉了四五十個將軍,因為他面臨著威脅,他必須趕緊把這些人拿掉,他才能夠保住自己,他才能夠執政。"


習近平上臺之初,人們對他寄予莫大期望,但三年多來,習近平的所作所為,跟人們的期望相反,因此人們的期望就變成了失望。對此羅宇怎樣看呢?羅宇說:"我對他也有些失望,我倒不認為他的作為完全相反。他有困難,他阻力很大,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裡面,真心跟著他的、擁護他的沒幾個,他幹什麼事都四面掣肘,所以他做事必須得有步驟,必須得有計劃。就是說他還是要反貪腐的,他還要懲治江澤民、曾慶紅這些貪腐的人。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人可用,你看他的左右也就是兩三個人,兩三個人辦這些大事,是辦不了的。"


至於習近平反腐的前景如何,羅宇認為,如果不實現政治改革,就沒有成功的可能。他說:"因為全黨都貪,全黨都腐,那麼你反貪腐,誰跟著你一起反?真心反貪腐的是老百姓,但是我看習近平信心不足,他不敢讓老百姓反貪腐。所以我給他的五條建議:解除報禁、黨禁、司法獨立、選舉、軍隊國家化。現在整個黨是一個貪腐的黨,他真心想把共產黨變成一個廉潔的黨,唯一的辦法就是逐步的有序的民主化,否則是搞不來的。"


在訪談中,羅宇談到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人權狀況日益惡化。羅宇的見解是:"目前的人權狀況很糟,人家加拿大的小姑娘去中國選美,也不讓進去,這些事讓習近平在世界上丟臉。抓捕維權律師這件事,開始我也覺得他不知道,但是判刑了,他就不可能不知道。越境抓人,公開的破壞'一國兩制',是底下給他搗亂的人打他的嘴巴:你說'一國兩制不能走樣',我就去越境抓人。他有些事是辦錯了,有些事他可以糾正卻沒有糾正,為什麼?我也不知道。但並沒有讓我對他完全失望,他是想把事情辦好卻沒辦好。"


希望習近平向蔣經國學習,用專制的手段結束專制


習近平當政三年多來,不斷的將黨政軍大權集中到個人手上,除了毛澤東,沒有人能與之相比,因此海內外對習近平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多,而對他推行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小。對此,羅宇表示,人們不妨再給習近平一些時間。他說:"我們都希望他能夠進行某種程度的政治改革,他把權力集中於一身,我還不完全持批評的態度。你看他周圍的那些人,有那個是真心幫他的?如果他不把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想做的事就做不了。至於說他把權力集中之後,用專制的手段結束專制,有沒有這種可能呢?我不會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你看看國民黨吧,國民黨打敗了日本人以後,也是腐敗得一塌糊塗,但是到了臺灣,蔣經國把國民黨從一個腐敗的黨變成了一個廉潔的黨。中共並不需要什麼新的設計,只要看看蔣經國怎麼做的就行了。我估計習近平把江澤民、曾慶紅的問題解決了,然後再看他的動作,大概就能夠看出他是朝那個方向發展。"


中國確實面臨朝那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不過人們擔心的是,習近平把他面前的所有障礙清除後,會將中國帶回文革時代。羅宇認為:"回到文革不大可能,因為文革的所有條件都沒有了:文革時的黨,有嗎?沒有了;文革時的老百姓,有嗎?沒有了;文革時的軍隊,有嗎?沒有了。習近平也不會愚蠢到要像文革那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黨腐敗到什麼程度,軍隊腐敗到什麼程度,老百姓是什麼狀況,習近平清清楚楚,比我們還清楚。現在唯一的是看他下定決心怎麼辦,像文革那樣肯定不行,老百姓吃苦,他也會吃苦的。所以我呼籲他往前走,要真心學臺灣,學蔣經國,用專制的手段結束專制。"


羅宇的父親羅瑞卿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都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兩家常有來往。羅宇表示:以習近平的家教淵源,以及習近平的人生經歷,相信習近平對中國的事情和自己的歷史使命有深入的思考。羅宇說:"現在的關鍵是習近平能不能想清楚:如果向民主的方向發展,對他來講是福,對共產黨來講是福,對中國來講也是福。我覺得他應該有想清楚的可能性。習仲勳老叔是就自己想清楚了的這麼一個形象。習近平的家庭、他的父親都吃盡了專政的苦頭,他應該心裡清楚,專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如果要走,肯定完蛋。"


我對羅宇的電話採訪,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從八九六四算起,羅宇流亡海外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羅宇由中年人成為老年人。一個小時的採訪當然無法說盡二十七年的漫長歲月。此時,我問羅宇一個問題:二十七年來,不能與家人團聚,他是否想念自己的老母親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否想念和自己一起長大的發小?是否想念自己的國家?不料,羅宇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電話那一頭,他泣不成聲,……。


我似乎不該問這個問題,我對羅宇的採訪無法繼續下去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丁一夫:跟着达赖喇嘛,学习如何流亡

图:达赖喇嘛在纽约会见海外华人作家,右一为作者(2013年10月21日)


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并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和流亡相连的关键词:自由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是文革使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六月将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二十七周年。海外的中国人会有很多纪念活动,纪念文革,纪念六四。在文革后,尤其是八九后出走海外的很多朋友,都将在这样的纪念场合重逢。当初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都两鬓苍苍。三十年过去,今日中国的政治状况,很多方面还不如当年。故乡不只是不堪回首,我们中很多人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连回国奔丧尽孝都做不到。我们仍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个人生活、精神状态的某个方面处于流亡的状态。

1959年3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避免民众流血,突然出走印度。在到达避难之地后,达赖喇嘛和他年仅十几岁的弟弟,回望被喜马拉雅山阻隔的家乡。他说,"现在我们是难民了",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1990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用他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证明,和流亡相连的,还有一个美丽的关键词:自由。

2015年年底,我在南印度西藏下密院偶然遇到了一个中年俄罗斯男子,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西藏难民定居点已经住了几年。他是专门研究西藏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十余万追随达赖喇嘛出走的藏人,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十亿印度人中间,他们的身份认同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是在怎样的具体状态下"融入"了主流社会?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藏人政治认同?他们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期望是什么?

他的研究题目抓住了政治流亡者一个普遍的两难处境。和当代一些突发的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流亡群体不一样,藏人的流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看不到结束流亡返回家园的可能日期。在异国的生存发展和保持政治认同形成了无法回避的张力。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同样如此。我们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欧美自由国家给了中国政治异见者自由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融入主流社会却和保持原有政治意识构成一对矛盾,特别是从事文科且流亡时年龄较大的人,都面临着所谓"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的悲情局面。


藏人形成流亡基地自立互助


当年,达赖喇嘛和追随他出走的十余万流亡藏人,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印度次大陆的湿热气候对流亡初期的藏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多人死于疾病伤痛和营养不良。印度次大陆和欧美不同,那里本身有普遍的贫困问题,生活资源不足,还有数亿人口的汪洋大海。藏人在这个人口汪洋中,融入主流社会后,很可能意味着丢失政治认同,并逐渐失去自己的文化独特性。

在困难而危急的流亡初期,达赖喇嘛做出了决策,藏人既要在流亡之地生存发展,也要保持藏人的文化、语言和政治认同。于是,达赖喇嘛向印度政府提出,藏人要聚居,形成流亡基地,藏人的儿童要在专门为藏人办的学校里接受现代教育,藏人要建设自己的寺院;然后,藏人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自立互助,生存发展,并为印度社会做出贡献。

半个多世纪来,流亡藏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第三代都已经成长起来。西藏流亡社区是二战后世界流亡人群中最和平、最友好、最为组织良好、最受全世界尊重的流亡社会。我在印度、尼泊尔各地的藏人定居点看到,最好的建筑是寺院和学校,藏人的年轻一代大多都能用藏语、英语和印地语三种语言,老人得到了妥善照顾。各个难民村的领导机构是福利办公室,其主要工作是赡养老人,提供医疗等事务。各地藏人根据不同条件,发展自己的产业。南方以三大寺为核心的定居点,俨然成为丛林中欣欣向荣的现代城镇。冬季在全印度卖毛衣的商贩,几乎全是流亡藏人以合作社形式互相扶持的小贩。流亡藏人的学校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一般要招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当地印度人孩子。流亡藏人开办的旅馆饭店招收印度员工,为印度社会提供工作机会。

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很多在印度大学里完成了高等教育,有些则来到欧美,顺利融入了欧美主流社会。但是,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很多藏人仍然保持难民的政治身份。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改革成为民选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机构。流亡藏人的政治身份认同不存在丢失的危机。达赖喇嘛在2011年极具勇气和深谋远虑地宣布政治退休,把权力全部移交给流亡政府,让流亡政府得到锻炼机会,让民主机制逐渐成熟,至今已经五年。藏人的流亡基地就像孩子学步,尽管还不稳,终将强健起来。

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

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有些人迅速融入了主流社会,却和原有的政治诉求渐行渐远,还有些人以妥协为代价回归故乡,更多的人在生存和流亡之间挣扎。有一些人坚持当年的政治理念,至今保持难民身份。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中,有很多十分出色的人才,很多人做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但是,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悲情经常表现为沮丧感和孤独感,其原因是流亡者群体在自组织方面的数次失利,于是产生了古今中外政治流亡者难以避免的互相指责和碎片化。

相比之下,流亡藏人在互助和自立能力及其组织方面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这和达赖喇嘛的引导和指点是分不开的。达赖喇嘛是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理性传统的继承人,最推崇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的中道哲学。达赖喇嘛和藏人半个多世纪的流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但是达赖喇嘛从没被悲情所俘虏,从不沮丧,从不绝望。流亡初期,当全世界都以为西藏问题已经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的时候,达赖喇嘛继续他的弘法事业,给所有愿意听的人讲经,和著名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交流冥想修行的心得。当他终于能够访问西方的时候,途径任何地方,只要听说那里有高深的宗教修行者,他就前往要求会见交流。他和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精神领袖都有来往,都友好平等地交流。每到一地,他都争取访问大学,要求和著名科学家对话。他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对话,持续了三十年。无论处于什么境地,无论遇到什么挫折,达赖喇嘛的态度是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快乐来自于内心。他的快乐的笑声,出自内心,闻名世界。

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表现出政治流亡群体非常难得的团结互助和自立发展的能力。藏人内部也有地域、宗教流派和政治观点的差别,也有流亡中的种种艰辛,敌视流亡藏人的外部政治势力也在渗透和破坏藏人社会,但是,达赖喇嘛用他的理性、深思熟虑和幽默快乐的语言,四两拨千斤,稳定了藏人社区的人心。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的榜样在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南桥人:习近平的宗教政策——控制、干预

图:习近平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讲话(http://www.wenweipo.com/news_print.phtml?news_id=CH1604240015

导语:中国社会的宗教复苏是民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而这一切却让中南海夜不成寐,凡是中共不能彻底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都让它紧张不安。习近平要主导宗教、控制宗教,这种政策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政教冲突。


4月22和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抢眼的是规格突然升高,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亲自发表长篇讲话,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都到场以壮声势。往年主持宗教工作会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样的场合成了小喽罗,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这次会议,等于是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宣言,非比寻常。不过,要读懂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却需要一点耐心,还要懂一点中共党史及理论知识。

习氏"宗教中国化方向"

比较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风格,读习近平的讲话是最痛苦的。就讲话风格而言,毛泽东肆意残忍,邓小平实用狡猾,江泽民附庸风雅,胡锦涛平直无趣,而习近平则是用大量的空话套话大话包装,你知道他言不由衷,就像"四个全面"一样,十句有九句是不打算真做的,但是你得设法找出藏在长篇里的那一句,读出他的言下之意,那才是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讲话风格,看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验有关,文革时期的社论都是这个味道。在习近平讲话中任意选一节,一连串的句子都以抽象动词开始:必须坚持、全面贯彻、依法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等等。还有大量的热爱、维护、拥护、坚持、积极践行、弘扬、努力、遵守、投身等等。这是一些动词,读来却不知是什么动作,最后归结为"实现""中国梦",真像梦呓一样,不知他要你做什么。但是,显然习近平喜欢这种讲话风格。

在习近平讲话中实质性内容也是有的,那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这样的大词包装里面的真货是"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又是一长串的抽象动词构成的句式,看上去理直气壮,不知所云令人头晕。我把这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这才明白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党要领导宗教。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控制。习近平居然还说党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说党的方针是"导","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类似的文革式句子还有很多,长篇大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宗教必须在党的控制之下,党能控制的就是允许的,鼓励的,党不能控制的就是不允许的。

就这样,习近平大大方方地端出了他的"政教分离":"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习近平知道,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现代世俗国家大多数是政教分离的,只有少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样的国家被世界潮流视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政教分离的意思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组织不能干涉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样,国家也不能干涉宗教事务,不能剥夺民众个人的精神信仰自由,不能侵犯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权利。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却只有前面一半,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后面一半却理直气壮地反其道而行之,他宣布,党是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干预宗教事务的。

读懂了习近平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个术语,就能想明白,习近平的文风是有其必要性的。那种冗长的宏大叙事整个儿是忽悠,最后就是要你接受他的违背常识的"理论",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形容的那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习近平宗教政策的依据就是,控制即自由,干预即分离。

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失败

中共的政策制定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理论基础,另一个是现实策略。宗教政策历来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手里的政策来源,和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那就是,理论已经在实践中破产,已经证明是过时了,但是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使得新的宗教理论难以产生;而现实的压力却比以前几十年更大了。

中共一向认为,它的革命是有理论指导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从斯大林那里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几乎所有策略、方针和政策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得到解释。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在全党和全国实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一直到现在,中共的各级党校,中国的大学中学,每个人都要重复地学习这一套理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代,这一套理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

根据这一套理论,宗教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属于唯心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属于落后腐朽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早晚必然要被消除的。宗教这种落后的东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所以,中共在执政后就系统地展开了清除宗教的运动。不管什么宗教,一概受到压制。神职人员被杀被抓被驱散,教堂清真寺和寺庙被毁,宗教仪式和经典被禁止。这种毁神灭佛的革命,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一时间几乎做到了中国无宗教。

但是,在中共失败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比宗教政策失败得更彻底的了。中共显然小看了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文革后一解冻,宗教就如雨后青草一样遍地如茵。即使是几十年前被中共格杀勿论斩尽杀绝的民间道会门,也在悄悄地复苏。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宗教理论的破产并没有促使他们反省中共革命的罪错,只是迫使他们把新政策的重点从理论指导转移到现实需求上。在文化修养方面,习近平这一代人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一代还要差一点,脑子里没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反而更多。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种说法,给人一夜回到文革前的观感。

但是,不管习近平把"党的宗教理论"念叨多少遍,用大词空话绕多少圈,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理论破产、思想贫乏的实际情况是无法掩盖的,而更为迫切的是现实。中国社会的宗教复苏是民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而这一切却让习近平和中共夜不成寐,在危机四伏的中国,凡是中共不能彻底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都让它紧张不安。

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历经十几年,将境内法轮功完全消声,但是即使是江的中共同事和其后的高层,也心知肚明法轮功是不会消失的,中共早晚要还这笔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中共不敢以邪教罪名镇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信教民众,让中共难以保持"自信"。伊斯兰教和西部民族问题一体,有极为坚韧的精神传统和组织系统,中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缺乏正面面对的力量。基督教由于其西方来源,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相比之下汉地佛教没有系统组织,已经被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收编大半,是中共比较放心的宗教。可是汉传佛教沾染中共习气后的僧团腐败,凸显了藏传佛教的体系完备和良好僧团组织,更显示出中共宗教政策漏洞百出。中共强硬派拒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就走上了一条宗教和民族政策的死路。

中共要主导宗教、控制宗教,这种政策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政教冲突。读懂习近平讲话,可以预料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宗教政策将以强硬压制为主旋律。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习李冲突的政治信息:中共政坛派系版图与专制政治死结(王军涛)

图:李克强与部长们


这里最大的是非不是习近平和团派谁对谁错,而是中共专制体制的错。目前习近平与团派的激烈冲突表明,最高权力交接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中国还在重蹈几千年的专制体制的覆辙。


今年人大会议习近平与李克强没有互动,将中共高层政治冲突公开化了。但媒体大多八卦热炒习李冲突的一些表面现象,鲜有仔细梳理这些冲突的基本内容、演进前景和政治教训。笔者在本文中讨论习李冲突的基本政策分歧和政治教训。

政治生活中的两类政治派系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分歧,有分歧就有派系。派系及其间的斗争是政治局势分析和走势分析的基本内容。中共党内一、二把手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有冲突和斗争并且各有一个派系,这不奇怪。要追究的是他们的派系划分依据是什么?

政治学中有两种政治派系。一种是普遍存在于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国家中的派系。这些派系是以政见分歧为基础划分和形成的派系。同一家族、初始社群和集团中的人可以分属不同派系。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都是这样的派系格局。

另一种是专制体重中广泛存在的派系。这些派系的划分和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帮派团伙。在执政系统和政治社会中,这些帮派团伙往往是同宗、同乡、同学或者人生中某个时期中的同事结成的相互依赖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帮派团伙。这些团伙在相互斗争中,为了打击和战胜对方,也会寻找政治理由,因而形成不同的政见并且在不同政见间出现斗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在他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就是分析旧专制条件下清朝末年政争中形成的这样的派系如何瓦解第一共和宪政的。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中派系格局另一个不同是:民主社会中的派系是在公开政争中以政见为基础形成的,因此比较稳定,不会因为政治领导更换而有大的变化。而专制政治中的派系随着专制君王更换而出现戏剧性重新分化组合。习近平继承中共大位后为了巩固统治,必然要对江胡时期形成的人事进行清理,对派系格局重新洗牌。而李克强作为江胡时期定下的、与他并列的权力核心接班人,势必成为他要冲突的对象。那么,习近平与李克强发生冲突的派系格局版图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中国政治派系分布版图


江胡时期,中共统治系统中干部提拔有三个来源,以此形成三类派系:第一个来源是中共执政核心家族势力组成的派系,这既包括毛时代残酷政争中残存到邓时代、虽退居二线、但还左右政局的共和国元老家族,也包括他那些江胡时期执政者家族。家族势力中有子女和亲属,因此被称为太子党,但也有执政者提拔的附庸,所谓秘书帮是家族派系中的一部分。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这些派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掌管着国家制度制定权,决定各级党政以及大型国企的官员重大人事任命权,并且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党政机器和国家企业的日常运营的权力。这包括国家直接间接出资的一些隐形机构和民营单位。

第二个来源普通平民百姓出身、从草根胥吏起家、凭借维护共产党统治和发展共产党事业的政绩一步步上来的官员。他们的进取心、内斗能力和工作能力都极强。这些派系是中共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管理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些官员做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本人和家庭牟取私利和夺取更大官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结成各种派系,尽力做好工作博取领导的欢心,拼命劫掠和增加个人利益,并在与其他派系争夺资源和官职中殊死斗争。他们是地方派系的主要势力。如果没有他们,中共党政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他们也是民愤最大、权钱交易腐败的主要部分。

第三个来源是共青团出来的官员。中共在打天下时的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队伍。但共青团干部就是党政干部一部分,不是党政干部的预备队。邓小平时期,共青团有意识地建设成所谓第三梯队的来源;此后党政主要干部要经过共青团干部历练。最初,共青团出身干部只是一个松散联谊关系网。他们的骨干分属中央和地方的派系中。胡温后期,在令计划和李源潮等经营下,新一代团派成为一个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加强,特别面临太子党打压时形成一个党争性派系。

习近平是因太子背景而不需要政绩被提拔的官员,属于太子党。但继承大位后,他要建立自己的派系,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为贯彻自己的执政意图,他要打造自己的派系,拆散其他派系。尽管李克强因共青团历练背景而被贴上团派标签,但他并不积极参与团派派系建设。只是在习近平横扫官场派系、他遭遇挤压,而团派核心令计划被拿下和李源潮被边缘化,团派与他事实上在抵制习近平扩权时结成同盟。

习近平与李克强分歧所在


专制派系本来是争权夺利的团伙帮会,但为了战胜对手需要提出不同的施政纲领。这些施政纲领之间的分歧对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有意义,他们之间的斗争对国家政局走势和体制变迁有积极影响,因此施政纲领的分歧值得分析。

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分歧或者习近平派别和团派之间的分歧到底何在?根据媒体报道,习近平与李克强及团派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如何改进工作。例如,习近平认为团派"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这些不会是政争的主要内容,而是一些工作中的分歧,最多可以理解为打击对手的理由。

第二类是施政方针的分歧,但可以看作工作意见分歧。例如是否应当在新常态的提法下放弃速度关注和在供给侧的提法下放弃需求刺激。这些分歧不是政治生死搏的理由。何况李克强也多次表示过类似的自由派经济观念。

第三类政治分歧才是关键。这类冲突有权力斗争和制度取向分歧的斗争。权力斗争主要是习近平认为有野心家要挑战他的统治,海外广泛流传的高级黑就是一例。制度取向分歧的冲突主要是习近平要建立清明廉洁的党政系统,不许搞小圈子和派系。但反对者认为他是建立独裁领导体制,是回归文革的个人崇拜和专权,违背中共总结文革教训后明文禁止的组织和政治原则。

习近平与团派冲突的是非


在专制体制中,习近平要有作为,就要铲除江胡后期最大派系同盟团派,而且,共青团作为共产党干部预备队,确实是多余的。但习近平在解决这类问题中的说法和做法,又确实是回归文革或毛泽东,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这不是笔者关心的是非。

笔者认为,这里最大的是非不是习近平和团派谁对谁错,而是中共专制体制的错。曾几何时,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已经找到解决专制体制死穴最高权力交接的危机问题,但目前习近平与团派的激烈冲突表明,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没有走出什么特殊道路,还在重蹈几千年的专制体制的覆辙。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鲍彤:下一位“姓党”的是谁?

图为任志强的网络漫画


"姓党"事件之应运而生,盖出于一种自信:只要喉舌们天天高唱太阳里边无黑子,就能造出"不落的太阳"来。


今年出了个"姓党"事件,由以下镜头组成:

第一,总书记要求靠党吃饭的媒体不要砸党的锅。

第二,中国国家电视台当即响应,声称自己"姓党",请党放心。它在国内外听众面前泄露了这一机密,肯定比秘而不宣好,比躲躲闪闪好。

第三,任志强先生批评了央视。一人之谔谔,胜于寒蝉之缩缩,更远胜于满朝文武百官之唯唯诺诺。除非九州有意自杀,风雷的活力不可或缺。

第四,任先生遭到了有组织的讨伐。讨伐者也姓"党"。这也未必纯属坏事。因为它同时也起着敲警种的作用,提醒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必须丢掉幻想:诸位不是要求新闻"姓真"吗,这要求超出了党的底线;只要有党在,诸位就只配得到"姓党"的新闻,不配得到"姓真"的新闻!

事情是否到此为止?我不知道。如果到此而不止,下一位"姓党"的又将是谁?是宗教"姓党",还是科学也"姓党"?是大陆"姓党",还是香港、台湾都"姓党"?是人类"姓党",还是动物、植物、矿物全"姓党"?

我想不出来,也猜不出来。

我只知道"姓党"事件之应运而生,盖出于一种自信:只要喉舌们天天高唱太阳里边无黑子,就能造出"不落的太阳"来。

附文:曾经有过报道党内负面新闻的党报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过媒体不需要竞相为"姓党"而争生存的年代。那时,信息有权不受政权的管制而自由传播,舆论有权不受党派的审查而自由交流。那是公民有自由的年代,是比现在更接近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时代。

可惜,自由化被邓小平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过,这也不能全算坏事,因为它毕竟证明了一个驳不倒的事实:同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相比,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反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心的拥护者和建设者。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即使进入共产党已经夺到了全国政权的年代,党的喉舌也还有克尽职守的时候,它们也还曾经如实地报道过一些"负能量"的事件。可见共产党内的丑闻也是报道的对象,而不是不得告人的党国机密。

这样的事,以1953年为例,就我记忆所及,至少发生过三起。

第一起就是黄逸峰事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请详另文,不赘。


党的领导亲自向纪凯夫道歉


接着是《纪凯夫事件》。纪凯夫是武汉医院的一位职员,他报告有人偷公款。后来查明,偷儿就是本院的最高领导——党支部书记。但该书记掌握档案,证明纪有亲属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因此纪是贼喊捉贼。武汉市长和市委书记,当然相信这位"姓党"的书记。纪因此被逮捕。幸有支部组织委员主持正义,向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起诉。真相大白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南局纪委的结论,决定释放纪凯夫,开除支部书记出党,武汉直辖市的市长因此撤职,市委书记降职。有一细节有点意思:本案结束时,据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要他亲自向纪凯夫道歉。

第三起是张作臣事件。张是山东省苍山县长。为了替党增产,他在书记的支持下,决定把农民已经种了低产"岱字棉"的几百亩棉花拔掉,改种高产的"斯字棉",使一千多户农民受损。过程中,争论很大。高产是党的指示,当然"姓党"。农民应该服从党。党的县委当然支持张作臣行使领导权。不"姓党"的农民不服,把状告到山东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事出在1952,处理已是1953。最后的结论,没有陷入自行设置的"姓什么"之类的陷阱,径直开除了张作臣的党籍,县委书记也受了撤职处分。


由从善如流坠落到从党如流


以上三件,都没有乞灵于"姓"什么的符咒,直截了当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案件本身的是非做出判断。虽然无法可依,但可贵的共和与法治的精神尚未完全在人的心中泯灭。不管姓党不姓党,反正必须从善如流。民心因此振奋,影响很好,使当官的不敢胡作非为。

不过,由从善如流坠落到从党如流,由蒸蒸日上转变为江河日下,也只在弹指之间。

就在那个1953年,毛泽东从脑袋里掏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取代了政协的共同纲领。公民权从此被消失在"姓党"的视野和心田之外。"姓党"的总路线于是压倒一切。打那时起,看党的脸色就是必须的,"站错队"无异自尽。

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及其同类"姓党",早已不是新闻。等到姓这姓那不再成为必要的时候,对读者对社会负责任的媒体和舆论就能够生存了。

老百姓的嘴巴是防不得的。这是规律。既然是规律,就不可能不起作用,无非是个时间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五月号

李南央:“红歌”晚会折射的权力与权利

图:5月2日大会堂的"红歌"晚会背景出现习近平阅兵的画面

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你知不知道文革,无论你忘没忘记文革,"红歌"一旦再次唱响,它就不会只待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就会有人被捧上神坛,步入神坛的"领袖",终身制必然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5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红歌"晚会,是这些天网络媒体的热点。晚会用《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文革"流行歌曲"开场,舞台背景打出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马晓力女士就这场演出给中办主任栗战书写了封信,说:"以这种形式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完全不顾党的政治纪律,完全违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

共产党员马晓力按党的"决议"说事儿,我赞成她的切入点,因为党是有规矩的,习主席不久前还严斥过不守规矩的人。马晓力对明目张胆地违反党规的"红歌"晚会提出愤怒的指责,要求追责,我敬佩她能向自己党的精神腐败开炮!体制内有良知,敢言的智者、勇者,是中国的希望。

我不是党员,按体制外人的逻辑谈谈我的认知。


"红歌"晚会的主题错误且荒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文革后共产党展开的一场大讨论,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成为该党的共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执政后发动了首尾相接、不歇气儿的一个又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直干到十年文革,"伟大的舵手"任性地把中国这艘巨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导航到濒临倾覆。实践证明"大海航行靠舵手"极为危险。"航行"歌中还有一句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今天重新引吭高歌更显荒诞。因为中国人自打文革结束就不干革命了,共产党领的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资本家也可以入党"。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其实马克思哪里有什么主义,更况二百多年了,世界早就从体力劳动为主进入了脑力劳动主宰的高科技时代,他的经济、社会学说都过时了,哲学思想虽有价值,但是哲学是研究之学,不是实践之学,文革后,共产党实际上靠的是"猫论"。后来改成靠"三个代表",靠"科学发展观",现在变成靠"做梦"。扭来摆去地把中国这艘巨轮又开到了翻船的边缘——党领导自己的话:再不反腐败,亡党、亡国。

再来说那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今日重提,实在是黑色幽默毛泽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曾经是中共的老大哥,人口两亿多,跟六亿多中国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冒叫成"世界人民"说得过去。可是后来毛泽东认为苏联变修了,"世界人民"便所剩不多,不过还有三个铁哥们儿: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唇齿相依的越南,有着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友谊的北朝鲜。可叹时光荏苒、岁月无情,阿尔巴尼亚早就把中共斥责为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中越之间打过了一场殊死的反击战争;朝鲜现如今正在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玩儿原子弹;这还不算,为了南海的诸多岛礁,周边的邻国对中国集体翻白眼儿。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些人民真心地愿跟中国搞团结,更别说一起"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了"。看看如今充斥中国市场的美国汽车、美国冰激凌、美国快餐店、美国化妆品、美国感冒药……美国大使馆门前天天的长蛇阵;外加上大小的贪官,红顶商人们将资产、二奶、小蜜、子女一股脑地转移进美国,"世界人民"若把中国划入"及其一切走狗"的圈子,我们也是不大容易摘得清的。


我不赞成唱"红歌"的权利在哪?

尽管我不赞成"红歌"晚会的主题,但是如果晚会的主办人自掏腰包,没用纳税人一分钱,我不反对。既然自我期许为追求民主的公民,就需学会尊重别人发声的自由,哪怕我对他/她厌恶至极。

问题是我们这些不赞成"红歌"人的权利在哪儿?北京有位白先生对这场晚会写了篇博文说"NO",上网后却被"隐藏"无法与读者见面;我收到他电子邮件的附件博文也被处理,成了打不开的"残品"。

通过为父亲李锐整理他的口述往事,我了解共产党的任何决议都是实用主义的产物,从不是长久适用的律己规则。譬如,它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时,"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实际如何?马晓力提到的那个第二次"历史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实用目的就更是明显:否定文革,是为了让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领袖人物"名正言顺地重新上台。一旦地位稳固,"决议"中对毛泽东和党的"三分错误"的结论就不再适用,邓小平很快灭了西单民主墙,把魏京生送进监狱;接下来"三分错误"再不许提;走到习近平这一代,那"三分错误"已经变成了毛泽东的辉煌。


维护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很多6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陈云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是自己的子弟接班可靠。"这话起因于陈云听到王洪文说:"二十年后见!"讽刺的是,四十年后回归文革之路的恰恰是自己的子弟。奇怪吗?一点不怪!经历层层优汰劣胜升迁上来的子弟,熟悉的还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毛泽东的一套,巩固自己非法的执政地位,除了学毛弃置党和国家的正常机构,另立一套直接掌控的小组而外,在意识形态上回归个人崇拜驾轻就熟。薄熙来干过,习近平也在这样做。有人说那是政敌"高级黑"他,怎么可能?只能是投其所好!

文革时的生存环境实在可怕:国家的每寸土地都被搅得天翻地覆;除了毛泽东,每个个人都颤栗于明天会被批斗、被抄家,抓你入狱、砍你脑袋,呼呼口号而已的慨尔康。由于很多过来人选择了安享晚年,遗忘过去;由于不愿遗忘人的记忆被牢牢禁锢,发不出声音;很多年轻人以为文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你知不知道文革,无论你忘没忘记文革,"红歌"一旦再次唱响,它就不会只待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就会有人被捧上神坛,步入神坛的"领袖",终身制必然是他的下一个目标。真到了那一天,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儿,看看近邻金氏政权的天下,答案就在那里。

中国现在的局面确实错综复杂,不过1945年中共七大提出的总路线足以攻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让人们自由地说话,不设"只要出发点是善意"之类的限定,让一切对文革的记忆从地下走出,让批判"红歌"的声音同"红歌"的旋律同时存在,中国的路该怎么走,中国人自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会继续为维护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而努力——敦促北京三中院开庭审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让李锐这位有8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进入大陆,使人们了解共产党的历史,知道这个党是怎么一回事。如此,中国才会走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怪圈。


2016.5.9.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陈迹:小岗村遇到“定心丸”


图:习近平25日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


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共承诺,农民可以长期承包经营土地,也就是尽力让土地经营权看上去像是土地所有权,以此来稳定农业、农村和农民。


农民的心总是定不下来



习近平到安徽调研,不但去那里的红色老区考察扶贫工作,也到著名的小岗村考察,还在那里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照例发表他的"重要讲话"。


显然,那一大篇"重要讲话",并非他"调研"时的发现或心得,而是早已准备好,借此机会,阐述他的农村"改革"思路,也表明他坚持"改革",并不是忙于权力斗争而无暇改革。而他的做法,还是延续他的"系列讲话"治国模式,其中,座谈会是重要的一环。


在小岗村,习近平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据说,这样就能让农民吃上所谓"定心丸"。人们看到,中共的总书记这样说,承包土地的农民也这样说。


有意思的是,这种话人们听来已经很熟悉。"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中共在土地承包上作文章,每作一次,就有"农民吃上定心丸"的说法。说得多了,其中的另一层涵义就显露出来:农民的心总是定不下来,需要不断地给他们"吃定心丸"。


这种状况,显示出中共"改革"的局限性。


中共被迫向农民让步


"改革开放"从农村中突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共被迫向农民让步,承认他们应该拥有土地经营权。于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过,说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这种说法也许过于简单化。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迫接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他们经营土地,越来越多地要听中共党政官僚指挥。不甘心如此的农民,萌生出承包土地的要求。这种要求受到中共压制,但是它总是存在着,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刘少奇等人对它有所理解,也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因素之一。


"文革"后,中共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看到,经过数十年"新中国"的农村依然贫穷、落后,感到对不起农民,感觉内疚,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他们冒着政治风险,没有再强硬阻止农民承包土地。小岗村是幸运的,因为农民承包土地的要求很普遍,只是在这里及其它极少数地方,得到宽容对待,进而,这样的实践势不可当,成燎原之势。


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共承诺,农民可以长期承包经营土地,也就是尽力让土地经营权看上去像是土地所有权,以此来稳定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民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他们如同一盘散沙,他们知道中共不好惹,就只好满足于手中只有土地经营权的现实。


然而,经营权毕竟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不在手里,处置土地的空间较为狭窄,经营权也不稳定,时常受制于党政官僚。经营得好,官僚们会打你的主意,而年景不好,官僚们冷眼旁观,你也无可奈何,更不要说,官僚们要拿你的土地去发大财,你就大祸临头。


习近平显然很清楚这里面的缘故。他强调,"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农民的这种意愿,体现出他们对土地流转中失去其土地承包权利的担心,其实是隐讳地表达他们要求拥有土地,从而自主处置土地、灵活运用经营权。


是否会步昔日大寨之后尘?


习近平说得很好听,"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当年中共动员农民入社、走所谓"农业合作化"之路时,也是这样说。他们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农民一旦入了社,就全变了。现在,习近平还是如此。他话锋一转,说得很强硬:"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在小岗村说这样的话,很有讽刺意味。


小岗村本是个小村,"农业合作化"时只有二十几户,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当时少数几户勉强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其余二十户坚持单干。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承认,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有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是个体经济,一是互助合作,而小岗村农民表现得很清楚,单干为主,合作为辅。结果这被视为"落后"。上级领导软硬兼施,终究把这个村拖入高级社。


中共一向很自豪,自诩其得到政权是中国人民对它的"历史选择",但是它小心翼翼地回避中国农民支持它的原因:它尊崇民主主义,答应在中国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旦政权到手,中共就翻脸不认人,背弃承诺,把土地从耕者手里拿走,转到党政官僚控制之下。


习近平知道,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他知道农民有疑虑,有意愿,但是他依照中共传统,绝不能顺应农民,不能放弃中共当年好说歹说,以承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得到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中共现在高扬"土地承包"大旗,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并行,被习近平说成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而恢复"耕者有其田"的真正改革,他视而不见。


小岗村现在变样了,与别的村合并,成了一个大村,而"小岗村"之名称有其政治象征意义,仍保留下来。它将来是否会步昔日大寨之后尘,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我不死磕怎么办呢?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我不死磕怎么办呢?

纽约异议人士开会声援张青联合国前绝食(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纽约异议人士开会声援张青联合国前绝食(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VOA 方冰
2016.05.31 14:07
纽约—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和两个孩子,星期一从德克萨斯抵达纽约,准备星期二在联合国前绝食,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性待遇的丈夫。她表示,郭飞雄还有三年刑期,当局对他为所欲为:"我不死磕怎么办呢?"
已经连续11天接力绝食、声援郭飞雄的纽约的异议人士,星期一在法拉盛开会,向郭飞雄、张青女士和两个孩子表达敬意,商讨加强国际社会对郭飞雄处境的关注,加大对中共当局的压力,争取郭飞雄的狱中待遇得到改善。
郭飞雄妻子张青向与会者介绍郭飞雄狱中情况(美国之音方冰拍摄)郭飞雄妻子张青向与会者介绍郭飞雄狱中情况(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张青说,郭飞雄从5月9日开始无限期绝食。原因是广东国保和监狱当局,趁他身体虚弱,需要检查,对他进行报复:"在他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从外面带医生进监狱,强迫对他做肛门检查,对整个过程录像,扬言如果不听话就把视频上网;还对他剃光头,进行人格侮辱,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开始绝食。"
张青说:"趁着他身体病弱的时候,无耻地伤害他的身体和尊严,我认为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张青表示,她已经通过中国人权把她的信件转交联合国人权高专员办公室,并希望在联合国绝食期间能面见联合国人权官员。
郭飞雄是旗帜性人物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中国当局有个计划,叫'拔旗行动',要拔掉旗帜性人物,郭飞雄就是这样的人物。"
青年异议人士陈闯创表示: "郭飞雄是这一轮从2013年开始的对南方街头运动打压中被抓20多人中被判刑最重的,6年,而且这6年是在审判时临时又增加一个罪名的结果。"
维权律师刘路赞扬"郭飞雄是我们第一代律师队伍中骨头最硬的,他从来没有屈服过。"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郭飞雄一直以自己的勇气,承受牺牲,来提升中国民间运动的水准。"
将"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流动展带到纽约的雕塑家陈维明说,他们团队一行9人从洛杉矶过来,向郭飞雄妻子张青和两个孩子表示敬意,他说:"郭飞雄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保重身体、保存实力
与会者多表达了对郭飞雄健康的担忧。老民运人士陈立群表示,"微信群里的朋友都希望郭飞雄先生保重身体、保存实力,我个人希望他能把身体保养好。他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又有妻小。"
陈闯创说:"从我们内心希望,像他这样中国非常少有的人,身体能得到保重,希望他能平安地从监狱出来。"
刘路说:"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经过10多年反复坐牢、反复绝食,就是钢铁打的也会垮掉的。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坏,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们应该让郭飞雄保重身体,希望家属给他写信,让他停止绝食,保护身体。"
加大压力是唯一出路
郭飞雄的两个孩子随母亲来纽约参加抗议(美国之音方冰拍摄)郭飞雄的两个孩子随母亲来纽约参加抗议(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与会者认为,目前国内打压异议人士的形势十分严峻。有"广州三君子"之称的维权律师唐荆陵,异议人士王清营和袁新亭,今天就要宣判。网络活跃人士北风表示,"当局在六四之前做政治犯判决,是很罕见的,过往一定要回避这个敏感时间。这次它为什么这么选时间,我觉得这是当局对外界声援郭飞雄的强硬回应。"
陈闯创表示,海外需要施加更大压力:"国内外参与接力绝食声援郭飞雄的人数已经不下300人了,希望这个活动能起作用。当局虽然打压非常严厉,但是仍有人站出来,如四川的符海陆在网上制作'铭记八酒六四'酒瓶图片,他就是最早参与声援郭飞雄活动的人士。"
北风说:"《环球时报》发文,说你们接力绝食无非就是又不想伤害身体又想做姿态,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意志的展现,希望能因此使郭飞雄在监狱的待遇得到改善,事实上整个环境恶化得很厉害,外界唯有加大压力才能解决问题。"
北风告诉张青:"当我的弟弟和父母被当局强迫失踪,我拒绝跟对方沟通,就是要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媒体的报道,这是唯一我们能够倚仗的力量。"
在纽约期间,张青准备前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竞选总部递交公开信,呼吁希拉里关注她丈夫的处境。张青表示,她已经做好"死磕"的准备:"(郭飞雄服刑)后面还有3年时间,我不死磕怎么办呢?我现在准备搬到东部来,如果真要去白宫,坚持长期抗议,就直接搬到那个地方,那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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