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高新:中青院改革是典型“天下归心(习)”

m0426-xl2p.jpg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Public Domain)

日前,因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个叫杨支柱的副教授在互联网上为自己所任职的"中青院"被勒令停办本科教育鸣不平,引起海外诸多华文媒体的强烈关注,以《习近平斩草除根 太子党清剿团派大本营》为题帮助杨支柱大肆炒作。

该文中说:习近平于4月22日致信清华大学祝贺建校105年,强调"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与此同时,有"团系大本营"之称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简称中青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停收本科学生。

这个消息出自于网络流传的一篇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杨支柱撰写的《有感于中青院将停办本科》一文。文章中透露,中青院本科计划停办,将回归1985年以前中央团校的状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共青团中央唯一直属的重点高校。已落马的前中办主任、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就出自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前身,即中央团校。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校简介"栏目介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历任校长均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任,冯文彬、胡耀邦、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周强、胡春华、陆昊等同志先后兼任校长,现任校长为秦宜智同志。"该院大门口"中央团校"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两块校牌为胡耀邦所提写。自中央团校改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之后,该校即开始承担普通高等教育和共青团干部培训的双重职能。如今,将会以停办本科为契机,体制和办学任务上恢复传统,意味着校名也可能会改回"中央团校"。

海外的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习近平要采用"斩草除根"方法治理团派。团派成员多出身"草根",通过组织内部选拔进入中国高层政坛,这些平民出身的官员与外界普遍认为的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红二代"与"太子党"抗衡。共青团系统一度被视为中共官员升迁的"绿色通道"。出自中共体制内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也曾表示说:团派占有年龄优势,而且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近平需要在党内一统江湖,才能无后顾之忧。

其实,即使在没有任何所谓"内幕消息"的前提下,仅从逻辑角度判断,当整个中国和整个中共政权都在以"深化改革"为"时尚",谁也不能免俗的前提下,这个所谓的"中青院"正在论证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不过是想回归正统,不再继续"不务正业"的办学方向。

中青院的自我介绍中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坐落于首都北京,是共青团中央直属、教育部与共青团中央共建的唯一一所重点高等院校,是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重点建设高校,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最高学府,首都特色行业院校, 以共青团工作和政法为特色及优势,涵盖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门类,被誉为"卓越青年人才的摇篮"。

历史上,1946年9月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青委)即着手筹建中央团校。

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正式建立中央团校,第一期普通班招收党的地下工作者500多人。

1949年底,中央团校迁入北京,中央团校第一、二期普通班的毕业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

1957年-1978年7月,中央团校共举办7期普通班、1期理论研究班、1期少数民族班和基层干部、组织工作、少先队干部等短训班,共培训学员3600多人。"文革"动乱时期,第15期普通班和少数民族班被迫提前结业,学校组织陷于瘫痪,校舍、设备、器材等大部分被挤占和破坏。1969年4月,全校职工被下放到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

1978年夏-1985年底,中央团校共举办12期普通班、7期少数民族团干部班、6期少干班、3期短训班,共培训学员4926人,同时招收三届大专班625人,夜大学预科班660人。令计划大专学历就是在这期间取得的。

1983年9月起,该校校连续三年举办了两年制在职团干部大专班,培养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干部。1985年改名中青院后开始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

从这个中青院的上述简历中不难看出,它的前身中央团校和中央党校完全是同样性质,同类办学任务,区别只是一个培训团干部的,一个是培训党干部的。

而改名中青院之后,该校虽然仍然还是团中央直属,但却已经与普通大学无异。

而现如今为什么要停办本科,恢复过去的中央团校办学方向,对比一下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的学校性质和办学方向,问题就有了明显答案了。

中央党校给自己的定义是:是轮训和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在学员管理方面,设有进修部、培训部、研究生院三个部门:进修部负责省部级、地厅级干部、县(市)委书记的轮训;培训部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研究生院负责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党校系统师资。中央党校还设有中直机关分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部队分部、国资委分校等,培训相应级别的干部。

再看国防大学的自我介绍:以培养高素质新型高级军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研究解决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牵引,充分发挥高级军事人才培养、军事理论创新、为中央军委总部决策提供咨询、国防教育和中外军事交流的作用。着眼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适应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努力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仰、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复合型知识结构、领导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指挥信息化战争能力的高素质新型高级指挥人才、高级参谋人才、高级理论研究人才,同时培养军队院校领导干部,承担部分地方高中级干部有关国防建设的培训任务;

国防研究班,招收军队军职以上、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和地方省级领导干部,学制2个半月;战略班,招收军队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学制4个月。基本系:指挥员班招收全军和武警部队师职军、政、后、装指挥干部,学制l年;参谋班招收全军和武警部队军以上机关参谋人员,学制半年;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招收全军和武警部队副师职和正团职领导干部,学制2年;参谋骨干培训班招收全军和武警部队军以上机关参谋人员,学制2年。进修系:负责轮训全军和武警部队正师职以上军、政、后、装指挥干部和省军区、军队院校领导干部,以及军事思想、战略、战役、外军研究人员和教员,学制3个月以内。研究生院:招收具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经军队中级指挥院校学习,在部队任职一年以上的干部,培养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指挥干部和高级理论研究人才,学制2年半至3年。防务学院:招收外军将、校级军官,其中外国军官高级进修班,学制5个月;防务研究班,学制1年;国际问题研讨班,学制1个月。

国防大学训练的主体是基本系,主要招收师旅级指挥军官和高级机关参谋军官,学制一年。三军校级军官必需经过该系的培训才能晋升为将军。国防研究系和进修系招收军以上高级军官和地方省部级高级官员,学制3个月以内,主要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研究生院招收初中级军官,学制2-3年,培养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理论研究人才。外国留学生系招收外军中高级指挥军官,学制3个月至一年....

对比之后不难发现,中央党校是培训党干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是培训军干的最高学府,而当年的中央团校则是培训团干的最高学府。现如今,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都在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做大做强,相比之下的中央团校却把自己降格为以招生本科生为主要普通大学。而在习近平主政之后,举国上下重搞政治挂帅,对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与此同时,各级党干,军干定期接受政治培训和思想教育已成严格制度,而中高级团干的定期思想轮训却面临一个无校园可去的尴尬局面。所以说,把中青院由招生本科生为主要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回以轮训中高级团干为办学中心任务的中央团校,恰恰是顺应"天下归心(习)","紧跟习总书记不掉队"的积极表现,如何能够由此得出习近平要将团派斩草除根的结论?

至于共青团"取消供养"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具体分析留待后面的几篇文章细细道来。

——RFA

綦彦臣:读史的宗教精神含义

耘余闲墨[12]


半梦半醉中的所谓主流社会给中国制造出种种「奇迹」,这些「奇迹」超乎一般宗教典籍中的神迹奇事,如《圣经·新约》记载的耶稣在海面(实为湖面)上行走。细看半梦(中国梦的进度有百分比),略观半醉(党网官媒动辄对「传统」进行诠释),就能感知许多最高级所指已经词不逮意。比如说,中国产能过剩之最不在钢铁、水泥、楼房,而在于教育上的产能过剩——生产了规模空前的「高级知识分子」或曰「知名学者」。因此,中国在预测持续一段时间内的另一最是: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老实做学问已经是最不可能的事情,若老实做学问就与「大师」之誉永无缘份了,甚至连「知名学者」的次级身份也混不上。最近,一位素称有民主素养的体制外学人(男士)写了一篇长文,对体制内的一位「大师」级别的文化学者(女士)进指责,称一听其言就有晕倒(加闭气)的感觉。该篇民主男士骂体制女士的网文发表在一个叫《看见》的微信公众上,具体日期是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于体制女士或曰当下「大师」诸人,我本无评价兴趣,倒是为民主男士不解传统之意而有所感才写这篇短文。逻辑言之:因该男不知彼女不懂传统而误进其套不得出,故愤怒不已;彼女之不懂固然可笑,但该男亦未能理解传统之本质含义。

以上说法尚需泛泛之例佐证。首先,传统在文献上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具体建筑形式更不只是孔子学院;其次,读经典至少应当包括记录制度演进的完整朝代史(传与志并重而不可偏废),比如汉以长期构制而强于此前秦周,再比如宋以更制无能而致随后世递哀,至晚清才有结局;再有,朝代史典如《汉书》与《宋史》虽然重于新旧两《唐书》并《明史》,但笔记野史亦当在读史选粹之中。读《宋史》不得不提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该有私人性质的历史评价笔记一度是南宋初禁野史运动的打击对象。晚清史现在颇受彼女之外的或许有异议声彩的体制内人士之青睐,因之发挥出对现体制及现治理的批判,但易宗夔之《新世说》亦有不可不读之权重。这不是显摆史学阅读量,也不是对纸媒曾云「历史学者綦彦臣掷地有声」有留恋,而是说有基于历史阅读的传统观念至少不能乏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人有本土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主体未在(亚宗教)儒学系内,亦未在多神化社会生态(古谓之淫祀),而在历史典籍阅读与体会;其二,阅读与体会发效于「影射」,「影射」不贬而褒,是为最广义的史鉴意义;其三,本土宗教精神与普世价值不冲突,当中体现出文明的通约性,《汉书》记关尹追随李耳与《圣经·新约》记税吏马太追随耶稣,道理一贯。

在这三点上看彼女,其所肆讲传统之一套,说明非但其不知本土宗教精神为何物,恐怕连《汉书》、《宋史》之专读亦无可能。专读《汉书》与《宋史》是制度史研究之必要,文化(泛义)之传播未必非依之不可,而且,不专读此二史尚有清代之《廿四史纲鉴》阅读为之要览,但是,析中国之传统(无论赞贬)而不深知汉宋,是为「无知」。汉既承秦周两弊,亦以复周去秦为指向而多所建构,因此,中国之谓文明在于汉制度。宋虽承唐制之多,但五代之遗毒(如军队之庞大而耗国家财政)亦唐制所衍,至宋而无以去,故宋之为大略要政者往往有汉制幻想。于今日之中国,宋之三冗(冗兵、冗费、冗员)几乎完全复制,说明中共统治一继有清之一八六〇洋务后再陷体用之困,二继传统负面无自脱而致伪传统下必坠于衰亡。所以说,「两个一百年」之中国梦是半梦状态,半醉之态更明显——踏心做学问成为最危险的事情,效法宋朝各种献辞颂圣之弊成为传统之新解。彼女者,「大师」之成,系于颂圣也。

宋制(史)中颂圣为仕道之一,小慧无智构成了知识产品严重过剩,大略要政层面的质量也非常低劣。范仲淹新政(庆历三年,一〇四三)匆忙而起,忽焉而灭;王安石心有不甘,二十六年后(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以更深亦更阔之规划大行改革,还走上了范前辈败路。正然是「范王事业何惨淡,宋埋亡因百多年」。赵宋选材之荒谬虽然比今日太子党上位稍好一点,但看唐询入仕便知今当红色贵族后人将如何祸害中国传统(之正面)。唐询,以父(唐肃)任起步于仕途,跃升点系于应「诏许天下之士献文章」,而得「诏赐进士及第」。当时竞争十分激烈,但唐询成为「量身订做」之操作的受益者,所谓「应诏者百数,有司第其善者,询数人而已」。

不用回避,我在这里的举例是很直接的影射,根本不用点名,读者就知「怎么回事」。在此知之外,更应知道的似乎是:不当得位者,自以为得之命;得之命必求验证,于是乎,兴阔诸名而穷其凶。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初稿;下午,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朱毅:以最悲怆的战斗纪念圣女林昭就义48周年! ——为《一切,从59年前的今天晚上开始》序(上)



                                                                                   

以最悲怆的战斗

纪念圣女林昭就义48周年!

——为《一切,从59年前的今天晚上开始》序(上)


                                                                                 朱 毅

 


林昭姐姐:


       今天多么、多么撕心裂肺地想您!

      我等不得木樨地鱼趣蓑笠翁了!

也等不得四二九了!

不迟不早,开在姐姐您伟大精神生命祭坛上的又一庭,吕海寰们偏偏安排的就是今天,就是您四、二二自报家门,迎着刀口,向《星火》、向提篮桥出发的哪个晚上59年后的大白天,自然也不是黑夜里咆哮怒吼了,是大白天一张传票啊,两庭都比那晚黑夜里吼的有种,一个个都自报家门!

上一庭是海淀法院35法庭,有种得还没开庭就把我的证人老鬼兄弟撵了出去。气得我一开庭就击桌大骂"严正学你这个人类渣滓的渣滓的渣滓!紧接又面对两陪审员、指着老贼大骂:"国宝林昭提篮桥遗嘱,三分之二是血写的!(也是全民族100年的血写的!)一笔林昭生前千祈万盼出版的基金,全让这老贼黑光了。"休庭后,第一时间就发现,我的甘粹大哥还真就被恶灵从骨灰坛子里拖出来了。我大怒大吼着把吕海寰们比附着"四人帮":我不签字!一个字不签!——四人帮审我一百次我也签过一个字!"

王继延审判长才又赶紧把老鬼夫妇请了回来,嘀嘀咕咕。我听都不听,就大怒大吼着出了门!……

 

林昭姐姐:

您离开北大差一年就整整一个甲子了啊!

我倾挪林昭遗著出版基金而出启动林昭群星纪念,为的是三代十五位华夏精英的守护挚爱之外,再附加五十位时代风云儿女精神与风采,共同形成2019年——五四百年林昭遗著风风光光的出版,以慰藉您的大孤独的啊!

一笔事关姐姐您的精神生命、您生前的千祈万盼的基金,严正学谎编五个荒谬百出、连国家安全局统统都证伪的版本来糊弄我!张春桥杀害了您,毕竟总还基本完整地留下了您的精神血脉,严正学这五谎版十死掐的第二轮空手道实实在在邪恶啊,扼杀着大姐您的精神生命啊,窒息着大姐您生前的千祈万愿啊!居然还想借被他蒙骗至死的我的甘粹大哥,搭把手亲自来掐,他X的灭绝千古人伦啊!王荔蕻大姐一听我的甘大哥蒙辱如此,就巾帼飘飞、义愤填膺一声:"林昭遗著出版基金出版基金绝非等闲,死磕!"老鬼夫妇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严正学真他X的比张春桥还邪、还恶、还狠、还毒啊!

 

 今儿个自报家门的呢?叫着:中关村第一法庭!

清明那天,我正准备着给张志新大姐去世纪坛洒祭血土,一看传票,再一查地址,我简直就要气疯了!中关村第一法庭:丹棱街12号!那不就和海淀法院35法庭一模一样:离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离59年前今夜您在迷茫的夜色里面对着感喟"悲壮的祭日"、"悲壮的祭坛"、"悲壮的牺牲"的未名湖,离北大最伟大、最包容的校长——慈禧老妖婆欲借苏报案震慑驱散的张园讲演第一策划人蔡元培先生的铜像,都还不到两、三站地么?林昭姐姐,二十世纪的苏报案就是后党中坚吕海寰第一时间向江苏巡抚恩寿密报张园讲演引爆的——当代的吕海寰们:你们借一双圣血淋淋的贼手一次次把圣女林昭押回海淀,在庄严的国徽下接受最龌龊的旷世极权那精神凌迟般的羞辱与报复,你们不是在赤裸裸地死灰复燃一个二十一世纪苏报案是什么?我一丝半点冤枉了你们吗!此苏报案比彼书报案之倒行逆施得难道可以道里计吗!上海租界"热心少年"聚议张园"希图作乱",那是不可抗拒的民族革命风潮之先,苏报好歹先就已经刊登了《读邹容<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訄书》,直呼光绪其名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按大清律可是要杀头的。我倒不怕杀头,但我现在干的是什么?在世纪坛洒祭张志新大姐大窪血土那天不是如实禀告国安兄弟们了吗?十年来,从五巾帼祭园到精神的铁玫瑰园,我干的不过是十个字:"以历史真相,求民族和解"。巴金逝世那天我才学习上网的啊,能有一丝一毫的政治野心吗?我已经不是郭飞雄、许志永、李铁、唐荆陵那样的热血青春年华了,不过以老朽之身,守定亲身从大历史心魂血肉的深处一路走来的浩劫记忆、历史真相与价值守望,从良心的缝隙里求口残喘罢了!

茉莉花年之前,铁玫瑰园已经聚集十次。茉莉花第一审,我敬爱的花总督就不得不承认:"找不到任何法律来对付你们!"贵州出现朱部长那个雕像根本就不关我的事!可我的羁縻期还是从5.25漫长漫到那个七人小组解散的11月中旬,比艾未未长了一倍都不止!不知道艾未未兄弟护照回来没有?到现在,我的护照还不知在哪里发霉着呢!从来我在网上吱过一声吗?

这次不就林昭群星纪念计划全被你们网特侦破了,袭圣卖主的中国犹大一吻——癞皮狗一咬,立案诸公就幸灾乐祸地扑上来了,不就冲着我是林昭遗著出版基金的筹措人、掌控人、挪借人、筹备五四百年林昭遗著出版人之一、不依不饶的擒贼追逃人扑上来的吗?林昭姐姐啊,他们重判李铁、唐荆陵、把朱承志抬下山、连续三年在灵岩山下抓一百多人,早就不过维稳瘾了!收拾了新公民、传知行、敢言律师,忽然发现一条被我追得无路可逃——一条最佳的带路疯狗窜了出来,想到姐姐您曾经的朝圣之地来翻天覆地折腾一番了!既可以讧裂异议,更展览异议江湖最痈疽、最痞子、最败类、最贪枭、最恶棍,尤其能从悠悠五年的民族魂纪念第四托彻底质变后的分崩离析中,从千千万万追魂仰圣者精神被屠戮般的惊愕、痛惜、羞辱中,享受后八九以来那最美妙无穷的维稳快感了是不?你们身为当代海淀精英,即使不以海淀百年以来最伟大的女儿为荣,也不必恨成这么个样啊!要不,我明明都跟甘粹先生商定要移出双雕了,自然精神的铁玫瑰园——"二十一世纪的张园"也就不存在了,用得着这番举世瞩目、翻天覆地地折腾吗?我是去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第一时间就反复正告立案庭那位女书记员的——不知是不是就是王继延审判长的那位助手?这个案你们可立不得!这个案一立,整个政治中国、民间华夏就热闹了!哪知六轮痞子诉状之后,不但来了最痞子的第七轮诉状,而且海淀法院好像简直就是严家开的,而且又立了一案——更加狗屁得臭不可闻的著作权纠纷伪案!把千千万万追魂仰圣者全都拖到了祭坛上!尤其忍无可忍的是,居然还挑着、选着日子——就跟方励之先生七七期内失败的三轮追思中我最后一轮策划的一模一样,偏偏就选择了今天!——

林昭姐姐:

"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59年前的今夜,您不就这样从北大十六斋东门饭桌拼成的讲坛出发,横下一条心,走进了那迷茫、深沉的、浓黑如磐的夜色里,向《星火》,向提篮桥出发的么?!

 

昨天下午四时左右,手机铃声响起。

     如我所料:中关村第一法庭!

     没容张江洲审判长插言,我第一声即告诉张审判长:

    "他(严正学)就是个贼!

"对于我,他只是个贼!以骗窃扼杀圣女精神生命的贼!——你们法院一拖都十五个月了…….在扭紧扣死他圣血淋淋的贼手之前,本案一切免谈!"

  接下来自然也同样如我所料,张江洲审判长再三解释:原告病在南方,这个病那个病……明天开不了庭……

…………………..

 

贼就是贼!刽子手就是刽子手!什么这个病那个病!——贼病!贼——刽子手恐惧!自北京医院至八五当庭,多少次我声声大骂"人渣!""老贼!",这个把林昭遗著出版基金两轮"空手道"得一文不剩的中国第一痞,哪次敢抬头?!

肯定有人把《中国的眸子迸飞在何方?——张志新大窪血土回归中华世纪坛记》传给了严正学。

 

权势纵容的圣女伟大精神生命祭坛上的又一痞子伪案!

竟择期开庭在59年前林昭自北大十六斋迎着刀口向提篮桥出发的四二二之夜的大白天!

清明后才续完的《中国的眸子迸飞在何方?》中,悲怆万分,忍无可忍,我已经有言在先:

"就个人而言,在必对国安诸君有所感恩但更必大有怨怼的、我势必公诸精神华夏的林昭遗著出版基金失窃/追逃案——21世纪倒行逆施的苏报案之中,君终将获悉诸多我不能不有所释放的大历史创痛或由此的感恩,乃至我不能不在法庭上整本整本地撕裂我命其名的《铁玫瑰园的中国纪念》,以让世人见证:

三千年第一圣,容不得5000年第一痞的贪婪、劫掠、伪诈与任何凌辱!"

 

在法庭庄严的国徽下整本整本地撕裂我命其名的《铁玫瑰园的中国纪念》!

彻底砸烂回龙观太上老君八卦园!

为复仇女神复仇,为我灵柩间三度拥吻的甘粹大哥雪耻!

言必行!行必果!

愿我精神华夏仁人志士兄弟姐妹共鉴之!



 

待续

以最悲怆的战斗纪念圣女林昭就义58周年!

为《一切,从59年前的今天晚上开始》序(下)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

吴弘达在洪都拉斯旅行途中意外死亡(附BBC、VOA有关介绍)


人權鬥士吳弘達26日在宏都拉斯意外死亡。(本報檔案照)
人權鬥士吳弘達26日在宏都拉斯意外死亡。(本報檔案照)
人權鬥士吳弘達 宏都拉斯意外死亡
(《世界日报》記者曾慧燕、羅曉媛/紐約、華盛頓報導)知名人權鬥士、設於華府的勞改基金會創辦人吳弘達(Harry Wu),26日陪同來自中國大陸的親戚在加勒比海宏都拉斯度假時,與同行親戚短暫分離後不知所蹤,後被發現死於水中,享年79歲。

當地美國使館得知其死訊後,已通知其妻兒。

勞改基金會(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26日已證實吳弘達的死訊,不過,該基金會沒有說明其死因。

吳弘達因常奔走於國會山莊,為中國勞改營受難者維權而知名,但也備受爭議。多年來他為人權事業奮鬥,為國際勞工權益和宗教自由發聲,曾多次獲頒國際獎項和榮譽。他還成立非營利組織勞改基金會,並於2008年在華盛頓特區首開勞改博物館。

吳弘達1937年出生上海,父親是銀行家,母親是地主。在經歷國共內戰後的1949年,他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曾因批評前蘇聯入侵匈牙利,被貼上「反革命」標籤,在北京地質學院就讀期間,吳弘達因言獲罪,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並投進勞改營19年。

吳弘達1979年獲釋,並在1985年移民美國,之後他長期調查勞改營地情況,致力中國人權發展。

吳弘達先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出任地質學客席教授,後開始撰寫他在中國的遭遇,著有《中國的古拉格:大陸勞改隊及奴工產品真相》、《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等書。

1995年,他潛回中國調查監獄情況再次被逮捕,並被控以竊取國家機密,判刑15年。在美國政客、人權積極分子和外交官努力斡旋下,中國當局在同年喜萊莉出席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前夕,遣返已是美國公民的吳弘達。沒想到他卻猝死異邦。

附录:
劳改基金会脸书关于吴弘达死讯的链接

人权斗士吴弘达与中国劳改制度

旅居美国在华盛顿政治圈颇有名气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弘达去世,享年79岁。他是周二在洪都拉斯与朋友度假时去世的。他创办的劳改基金会发出这一消息,但没有说明其去世的原因。吴弘达的儿子和前妻正前往当地,准备将其遗体运回美国。
吴弘达早年经历坎坷,后半生投入人权事业。劳改人权组织的安·努南说:“他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吴弘达所开创的工作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停止。”
吴弘达1937年出生于中国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其家产被没收,家庭发生了巨大灾变。1957年,他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因为家庭原因和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年仅23岁的他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随后被逮捕投放劳改。
劳改是惩罚知识分子和政治犯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入狱者长时间的强制性体力劳动和残酷的生存条件来洗脑,让其自我诋毁和批判,以便达到管理者认可的“改邪归正”和“洗心革面”之效果。海外人权组织统计,自中共实行劳改制度以来,数千百万计的黑五类/九类和共产党认为的阶级异己分子死于其中。吴弘达在其自传中说,他辗转待过12个劳改场所,在矿坑、工地等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还经常被殴打、折磨甚至忍受饥饿,度过了19年的劳改生涯。
文革结束后,他在1979年获释,并与1985年来到美国。从此,他全力投入揭露中国劳改制度、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事业。据报道,吴弘达1979年被释放后,在中国的大学里工作,直到1985年获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他带着40美元踏上美国的国土,后来成为美国公民。
1992年他创立劳改基金会,收集中国劳改制度的信息,并且回到中国研究劳教制度,实地了解劳改系统情况。于1995年在中国境内被捕,当局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他15年监禁。后来由于美国各界人士的营救,他在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到北京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夕被中国当局递解出境,回到美国。
劳改纪念馆展品劳改纪念馆展品
2008年,劳改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改纪念馆,根据基金会的网站介绍:劳改纪念馆旨在“保存那些劳改受害者的记忆,并教育大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暴行。”基金会表示,吴弘达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劳改纪念馆迁回中国。
吴弘达曾说:“全世界都知道德国有集中营,苏联有集中营。中国也有,中国的古拉格比它们(规模)还要大,(时间)还要长。”
作为天主教徒,吴弘达积极努力,促进和改善国际劳工权利、宗教自由。他还致力于废除死刑、禁止强行摘取人体器官和反对中国实施计划生育。
吴弘达还是许多北京政治犯和评论家的坚定支持者,这其中包括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同时,他还著有许多书籍,包括《中国古拉格》和《昨夜雨骤风狂》。
劳改VS劳教
共产党执政后在1954年推出劳改制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数十年来,被投入劳改的人不计其数,中国官方没有公开有关劳改人数的统计资料。劳改基金会在其网页上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严重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它迫使人及不属于犯人的劳动者无偿劳动,工作条件恶劣。”
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曾对德国之声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说明中国监狱中有多少犯人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相当多的犯人每天必须进行超过10个小时的劳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的中国监狱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监狱。它根本就是一个工厂、农场或是矿场。它是从事声场制造财富的机构。出来劳动时间长,从事危险工作也是一点。比较可怕的是在化学工厂工作。我们有犯人在这种工厂工作时拍摄下来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犯人站在一个大的酸性的池子里漂洗毛皮皮革,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对健康是绝对有害的。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工作是在采石场和采矿场。”
2001年,中国政府废除了劳改制度,用监狱法和看守所条例取而代之。但海外人权和法律专家担心劳改将以另一名称劳教或其他形式卷土重来。维权律师李方平曾说,他忧虑所谓的取消劳改制度只是文字游戏,因为剥削人的自由,仍是政府打压异见者的重要手段。
而劳动教养,是没有劳改、或不叫劳改的劳改制度。
早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称:
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
1982年,中国人大又通过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2013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劳改劳教不再,改造方法仍多
近几年来,河南省曾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机构,叫非正常上访人员训诫中心,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基地,这些情况的发生也让有些人认为,劳改劳教制度会其他形式死灰复燃。设在湖北的《民生观察工作室》表示:”劳改取消后,整个社会的人权状况并未因其废除而改善”。
不过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好声音”,是中国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曾说:“这么多年来,专家学者的呼吁没有白费“。曾为人权呐喊而坐牢的维权律师浦志强曾对美联社说:”这是一个进步,因为这让警察不再能够轻易将被他们取缔的人送去劳教。”

BBC新闻人物: "劳改基金会"创立人吴弘达

Image copyrightGetty
吴弘达1937年在上海出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父亲在银行做事,母亲出身"殷实地主家庭"。
2012年吴弘达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小的时候日子是平静快乐的。1949年发生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十几岁时,我父亲失去了所有财产。我们没钱了。政府把这个国家的所有财产都拿走了。"
1955年,吴弘达18岁时考入北京地质大学。1956年,中共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鼓励知识分子讲出对共产党和社会的真实看法。
运动最初阶段,吴弘达比较谨慎,但是后来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表示不同意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以及把人按政治成分来划分。

被划成"右派"

1956年秋,毛泽东突然改变政策,宣布党的真正敌人已经被揭露。当时只有19岁的吴弘达在地质大学被划为"右派"。
吴弘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经历时说:"这是我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政治捣乱分子被揪出来。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比我现实,他们只是重复共产党想听的话。"
后来几年,吴弘达一直在受到批判并被监督。1960年,他正式被划为"右派",送去劳改。
在接下来的19年中,吴弘达先后在12个劳改营包括农场、矿坑和建筑工地接受改造。
据他回忆,他要干严苛的体力活,还常被殴打、折磨甚至忍受饥饿。他还目睹到其他劳改犯的遭遇和自杀。
1979年,吴弘达被释放,当时他已经42岁,青春的年华都是在劳改中度过的。出来后,他回到中国地质大学任教,但是"右派"的影子似乎继续影响着他。
1985年,吴弘达受加州大学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他在自传中说,刚到美国时身上只有40美元,几件衣服和父亲传给他的一枚虎印。
他回忆说,最初的日子异常艰辛,他曾在公园里过夜,下雨时躲到车站里避雨。几个月后他在一家点心店找到一份夜班的工作,后来不断地找其他工作。1988年,他在一家电子芯片公司担任助理经理,有了一些钱后就买了一辆旧车。

揭露劳改制度

吴弘达在美国的最初几年并没有想过要介入政治,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又把他带回到劳改这个话题。
1986年,吴弘达受邀在加州大学讲述自己在中国被劳改的经历。吴弘达一边讲一边哭泣起来。他回忆说他觉得自己是在替许多默默死去的劳改犯说话。
1988年,吴弘达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见面,表示他有兴趣研究中国劳改制度。吴弘达没有研究社会学的经历,但是他个人的经历让研究所主任感兴趣,并鼓励他通过做访问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吴弘达数次前往中国收集劳改证据。
1990年,美国两名参议员邀请吴弘达在参议员就中国的劳改制度作证。
1991年,吴弘达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时事节目《六十分钟》装扮成商人在中国秘密拍摄了囚犯制作的商品。
1992年,吴弘达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 -- 劳改基金会,在中国劳改制度问题上提供许多被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该组织还被认为对揭露中国移植死囚犯器官做出重大贡献。

被捕

吴弘达还曾多次陪西方记者进入中国收集劳改和死刑犯器官移植的资料。1995年6月19日,已经入籍美国的吴弘达在试图从哈萨克进入中国时被捕。
他此前随英国广播公司BBC资深记者苏·罗伊德·罗伯兹(Sue Lloyd-Roberts)到中国。已故的罗伯兹后来在英国《卫报》上撰文。
她写道:"吴弘达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时总是很紧张。去年我们一起从哈萨克进入中国时,他要我远远地站在他后面,一旦他被捕,我可以当证人,及时通知其他人。他完全清楚,他可能是中国最受通缉的人,入境要靠边防检查的松懈。他一旦进入中国,就完全放松了。他认为中国是大海,里面鱼多的是。他曾说,一旦我进去了,他们绝对找不到我。"
吴弘达在入境被捕后,被中国当局扣押了66天,以"窃取国际机密"被定罪。吴弘达被判刑15年,但是马上被驱逐。他后来认为他获释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
2002年,吴弘达与一名新西兰记者抵达香港,准备出席香港外国记者协会有关中国人权的会议,但是在机场被截住,后来被送上飞往东京的飞机。
2008年11月,吴弘达在华盛顿开设了劳改博物馆,称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针对中国人权的博物馆。
劳改基金会在其网站上表示,吴弘达生前最大愿望是是"把劳改纪念馆搬回中国大陆"。
(撰稿:董乐/责编:欧阳成)

未普: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习近平网络图片

620
未普评习近平的底线思维(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习近平喜欢谈底线思维。从2013年年初到2016年4月,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群,一直不断地谈底线思维。他的底线思维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整党治党、经济、国防、文艺、生态等。

习近平最著名的底线思维说法,就是他上台不久对党内干部说的,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他的底线思维谈的最多的是整党治党。有人把它分成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从习近平的多次讲话看,中共党内在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譬如,习之所以谈法律底线,是因为许多中共干部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处理问题任意违法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可是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就是把自己放在国家法律之上的。上梁不正,下梁焉能不歪?

关于纪律底线,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党内臧否党中央和党的领导的现像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习明令全党不得妄议党中央,不能和党有二心,要守住政治纪律底线的主要原因。关于政策底线,习近平批评党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下令,"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在这种指令下,时有时无的中共党内民主,变得荡然无存。

关于道德底线,习近平承认,党内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因此他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在习近平治下,胡温时代的反腐口号——从腐败源头建立反腐机制,已经不敢提了。依靠道德力量反腐,已成了习不如胡的一个佐证。

此外,习近平在经济增长上也有底线,这个底线在过去的两年中有所调整。2013时,他说下半年经济任务艰巨,需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底线思维,这个底线就是经济增长率不得低于7%。到了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说,经济增长在"十三五"计划中的底线下调为6.5%。这种下调表明,习近平碰到的经济难题,比他刚执政时要困难很多,而国际经济形势的演变,也比他早先预想的要复杂很多。

关于中国的国家主权,习近平在2014年3月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强硬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军内鹰派代表人物罗援上个星期在他的文章"没有底线思维就会失去底线"中,谈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时说,中国军人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平,但和平是有底线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国体、政体绝对不允许被颠覆;国家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侵犯;国家发展利益绝不允许损害。

习近平的根本底线是,决不允许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个根本性问题指的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过去三年半的实践看,习近平的确是按照他的底线思维治党治国的。其主要问题是:习的底线思维显然不能反应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变动的要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矛盾、冲突与僵局。

不过,形势比人强。最近一个多月的中南海风云,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关系的变动,似有冲破习底线思维的架势。结果如何,值得关注。
——RFA

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

鲍彤:我对“包容善意”不抱希望

鲍彤
我的消息来源限于道听途说。最新的喜讯据说是:网络要立法了,要民主了,因为领导已经宣布,对"善意"上网的人不打不压,要"包容"了。

有人兴奋。有人不觉得新鲜。我把自己归入后一类。我不认为它新鲜,根据有二。

第一,根据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律,"对善意不打不压",其实是"对非善意要打要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跟"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是"别人的孩子靠不住"的同素异形体一样。本来是同样的内容,给人的感觉却魔法般地大不相同。"别人的孩子靠不住",显露了疑忌和敌意;"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发出的是暖烘烘的亲子之情。同理,"对非善意要打要压",不免狼牙太露,"对善意不打不压",则酷似慈眉善目的好外婆。这种魅力在中国语言中很有特色,值得在"大外宣"中悉心领悟和效法。

第二,根据中国特色的思维规律,"善意"和"非善意",是个因人而异根本不可能破解的谜。彭德怀的善意,毛泽东判定为恶意,庐山因此不得安宁;吴晗认为善,又被毛断定为恶,全国因而遭殃——这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事。外国也有无数类似的事。既然投民主党(姑且简称为"民")的票,当然就是反对共和党(姑且简称为"共")当选。所以,对"民"的"善意"越浓,必定是对"共"的"恶意"越盛。政权也好,网络也好,咱们姓"共"的不去占领,他们姓"民"的必来占领。由此观之,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取决于最高领导姓"民"还是姓"共"!只要最高领导认为网络不是请客吃饭,不可以温良恭俭让,打压就是"法"中应有之义。

根据以上理由,好消息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只是挂个羊头而已。这种羊头,俯拾皆是,使人视觉疲劳,早已失掉新鲜感了。

遇到有人汲汲乎跑来攀近乎,掏出"血浓于水"的家谱,自当审察此人有无善意,是否骗子。但是,事关治国理政,就绝对不可以掺杂"善意"、"恶意"之类的不确定因素。请读者诸君明鉴:倘若"善意的腐败行为"、"恶意的反腐败言论"之类也得以成为法律语言,哪里还有"依法治国"存在的空间!

所以需要好好观察。"善意恶意"这条线,说不定就是敌我界限即"内部外部","左派右派","姓党不姓党"的翻版哩!

最终能够赢得人们信任和支持的网络立法,我认为,必须以保护公民权为宗旨,必须有国家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通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不受政府和政党侵犯的条款。

——RFA

文贯中:往事何曾付烟云(马国川)

图:
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文强家族的姑母)。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左三)与文强(左一)聚会于文强五子文定中经营的"阿文上海菜馆",右一为文贯中
2009年09月04日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2007年09月文章

在上海滩为越来越浓的夜色包裹起来的时候,一个迈着小脚的老太太领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悄悄来到社区的一家牙医诊所。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诊所里面的灯光显得特别柔和,站在窗外可以清楚地看清屋里的一切。
老婆婆指着灯影下的一个人,嘘着声说:"看,你们的父亲就像这个牙科医生。"三个孩子立即扑到窗下,贪婪而认真地端详着,发现那人"还相当英俊,在上一辈人里,身材算是十分挺拔的"。
然后,老婆婆领着感到某种满足的孩子们蹒跚而去。
里面的人永远不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一幕,更不知道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婆婆,虽然目不识丁,却以自己的智慧使三个孩子沉重的心理包袱获得解除:他们身为战犯的父亲并不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魔',而是和常人没什么区别、甚至"还很精神,帅气的一个人"。
五十年后,文贯中对当年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在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语调轻缓,神色凝重,仿佛又回到了艰难而久远的岁月中去。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第二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惟一一封来信。"文贯中说。
文贯中的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当时他们俩人有点幼稚,他们相信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半年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回来以后到处找父亲,在淮北、鲁南一带吃尽苦头。她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半年过去了,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封港之后,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她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带领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恰恰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母亲终于从淮北回来了,"据阿婆说,她去的时候还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回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都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据说为了每天的食品,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据说还光着脚,最后不得不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
这时的文贯中年仅三岁,苦难的童年却从此开始了。
文贯中的母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结婚之后便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解放不久的上海,还可以跳舞,还有很多游乐活动,但是爱好交际的母亲退出了这些社交活动,"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面的邻居则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总觉得今后还有希望。"
很快,因为丈夫的原因她被管制,被迫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都可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年幼的文贯中不知母亲的心事,成年后他猜想母亲内心的煎熬,"我总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阿婆说可能逃不过文革。"
管制即将结束时,母亲却选择了自杀,"不知为何,管制即将结束的消息似乎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和勇气。"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文贯中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他看见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了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我记得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母亲静静逝去,在文贯中的苦楚的记忆中,留下的是她美丽而高傲的倩影。


警察又来了。
"他问母亲有什么文字东西留下来没有,然后就到处翻找,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
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她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文贯中参加勤工俭学,"我记得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来自家庭出身的困惑,让文贯中兄弟心理压抑,"我特别喜欢到图书馆里面去。周末我常常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1949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才稍稍减轻了孩子们的心灵负担。
贫贱生活百事哀。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文贯中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当时不肯,跟阿婆反复地讨论,后来阿婆最后同意了。可是,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但是文贯中报考的上海最好的中学没有录取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他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他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的是,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例如,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特别喜欢文贯中,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很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
初中毕业,文贯中考取了徐汇中学。但是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文贯中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 "坏"的,但是因为他的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开始没受到冲击。他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回到上海后,出身不好的同学们要他出来带头批反动血统论。他参加的学校组织最后和其他学校组成了 "上海市中学串连会",和"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会对立起来,结果文贯中被号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关到学校的牛棚里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没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
最惨的一次,文贯中是爬着回家去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苦不堪言。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1969年春,文贯中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他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文贯中有很多中、英文书,他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黑夜漫漫,一灯如豆。


文贯中的惟一牵挂是处于风烛残年之中的阿婆,苦于远隔千山万水,只能去信问候。阿婆虽不识字,却经常托人写来回信,"后来收到的信千篇一律,都说最近身体很好,但没有细节。"文贯中就觉得很蹊跷,对阿婆的牵记使他内心受着百般煎熬,常常难以入眠。
直到1972年晚秋的一个深夜,文贯中收到辗转送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尽速返沪。等到他赶回上海,发现阿婆已经昏迷几天,"我把她送到医院,医生都拒绝治疗"。原来阿婆已经下肢瘫痪很长时间,但是她担心文贯中回来照顾自己会断送前途,所以只说一切平安。亏得文贯中的朋友、战友经常去照料,她才挺过来。后来,邻居见她实在不行了,才发了电报,要他回来收拾后事。
文贯中留了下来,照顾阿婆。街道上对阿婆还有点救济,但是毕竟没有正式收入,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异常艰难。文贯中的朋友们不时接济一下,他的兄弟们有时也会寄点钱来。说起亲朋好友在危难时刻的帮助和关爱,他说,"我永远不会轻忘他们对阿婆的一片爱心。"
但街道办事处仍想方设计要赶文贯中回农村。文贯中就给父亲去信,通过他向公安部告状,"我说,我们都是这个老人带大的,她就是我们真正的家长。现在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这种时候,任何社会都会允许亲属、子女在身边照顾。这时候还要把我赶走,让老人自生自灭,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街道说老人可以送养老院。可是有亲人在,老人又坚决不愿意去养老院,为什么要逼她去?"
好在几乎所有的邻居都热爱阿婆,同情她们祖孙的遭遇,暗中为文贯中打气。文贯中后来对里委说,"只要阿婆还有一口气,就别想让我抛下阿婆不管。"他学会给阿婆打针,按摩,擦身,悉心照顾了她三年。
虽然阿婆已经是瘫痪在床的风烛老人,但是她常常对文贯中说,她有一个最后的心愿,"我不知还能不能见到你们的父亲?我总算把你们带大,但总要把你们交给你们的父亲,我才放心。"这个心愿支撑着老人如游丝般脆弱的生命。奇迹发生了。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建国以来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特赦,释放了所有战犯,其中就包括文贯中的父亲——文强。
文强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国共分裂后,又参加南昌起义,与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很熟悉。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受王明路线迫害,被迫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恢复国民党党籍。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等有功,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晋升为中将,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1948年,文强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的堂姑母文七妹嫁到湖南韶山冲,生下了文强的表兄——毛泽东。毛泽东年长文强14岁,相比起来,文强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文强获得特赦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室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北京安顿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89岁的阿婆终于实现了文贯中母亲未能盼到的全家团圆,并在1975年的秋天,跟文贯中来到枫叶乍红的北京生活。
但是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暂。
1975年12月24号,正好也是农历冬至,"晚上阿婆很高兴,胃口也特别大,要我们替她做一些她童年想吃的东西。第二天早晨去看她,她已经走了。她走得很平静,内心是满足的,知道我们已经和父亲团圆,她再也没有牵挂。"
说到这里,文贯中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我们肯定会给她做很多新衣服,每天给她吃她最想吃的,但是现在却不能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已逝。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哀戚。


阿婆去世后,文贯中过了两年"无业游民"的生活,因为所有地方都没有招工的指标。后来,他做了一段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又到北京食品厂做搬运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文贯中参加高考,一心想要专攻遗传学,却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父亲的许多老同事说,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去学什么数学?于是他在顺利通过学部(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考试后,进入情报所(今天的文献中心)做英语笔译。
在文贯中看来,1978-1979年的中国社科院处在学术和改革的最前沿,云集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办很内部的双周吹风会,轮流上台,把十年动乱中的思考心得和盘托出,毫无禁忌。文贯中几乎场场旁听。他追忆,这两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认识了一批名人,被他们泉喷式的思想火花、精妙绝伦的推理、救国救民的殷切心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气概所震撼,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的贫乏导致的思想的贫乏。所以,首先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要专攻经济学。
1979年,文贯中考取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攻读世界经济,毕业后留校。1983年,文贯中被学校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实力之强。那里有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像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年后,经济系主任DGaleJohnson教授(也是他后来的主要导师)告诉他,他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接受他攻读博士学位,又给了他往返机票,要他将这个消息面告复旦。
经过一番周折,文贯中取得复旦大学的谅解和支持,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班成员。这一年他37岁。 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经常回国,1988年还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去看望老乡。他也参加农业部、农研中心的一些讲座。当时,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农研中心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至今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谈谈近况。
1989年春夏之交,43岁的文贯中一边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一边做着有关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的论文。T.W.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虽已退休,但对他的论文很感兴趣,对初稿逐字逐句地仔细修改,并积极参加他的论文答辩,提出很多问题。文贯中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导师们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之后出来宣布,文贯中的博士答辩顺利通过。
毕业以后,文贯中先在纽约市立大学工作,后来转到著名的美国三一学院执教,现在是该校经济系的终身教授。
2001年,父亲文强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父亲病危和去世期间,文贯中回国两次,"第一次待了几天,见他病情稳定了,我就赶回美国上课。不料一星期后他就病故了。在领馆和政协帮助下,我又赶回参加告别仪式。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也是上一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博闻强识,风趣而正直,勤奋而自律。他走了,我的内心久久感到寂寞和悲伤。"
如今,文贯中仍然不时回国参加学术活动、做调查研究,因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这也是父亲的遗愿。近年来,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李约瑟之谜、全球化和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上来。他认为: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充分而公正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市场导向的、融入全球经济的城市化,其中离不开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无论是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规律都告诉我们,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贯中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许包含妻离子散、被人兼并、不断受到市场鞭笞的凄惨故事。例如,狄更斯催人泪下的小说,都是在诉说这个过程产生了无奈的移民、堕落、犯罪、贫民窟,使人觉得这个过程应该立即停止。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民族放弃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退回到传统社会的老路,那么,这个苟且偷安的民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网友推荐

文贯中: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图:毛泽东表弟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后来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合影,右为文贯中


【摘要:如果施害者没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当年的受害者忘记各种屈辱和伤害,和施害者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呢?

  按:本文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先生4月23号在徐汇中学66届高三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上的讲话,经作者授权,刊发共识网。

  尊敬的曾宪一校长(或校长代表):

  尊敬的各位老师:

  久别的各位老同学:

  谢谢徐汇中学的领导对这次聚会的鼎力相助,谢谢参加这次聚会的筹备工作的同学,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得以在这里济济一堂,再次相聚。有机会做简短发言,内心十分感慨。毕业之后,很多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果请他们做发言,会比我的发言精彩得多。我想谢谢他们,将发言的机会给了我。吴祥华告诉我,聚会后将出版纪念文集,收录各位同学的回忆。我对此充满期待,希望早日分享到各位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今天,我们这群两鬓如霜,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具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一度满目苍夷,斯文扫地的校园,目睹母校变得如此美丽,整洁,肃穆,一片欣欣向荣,衷心为母校高兴,更为今天的学生获得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而万分羡慕。这一切来自不易。遥想50年前的今天,校园里也曾充满我们无忧无虑的歌声,四处奔跑的矫健身影,欢快明朗的笑声。我们曾经勤奋学习,努力理解人生的真谛;我们曾经热血方刚,希望不辜负人民和社会的重托;我们也悄悄编织个人的理想,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我们追求美好,向往纯洁,期盼光明。

  我们没人料到,腥风血雨正在逼近,一场浩劫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美好的理想即将化为一缕青烟,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将伴随困惑,磨难,乃至血泪度过。以最崇高的名义发动的文革,使祖国陷于空前的苦难。整整十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几乎无人幸免。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乱,文革初期提出的虚无缥缈的崇高目标,没有一项得到实现。不但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人们内心最卑鄙,最肮脏的情感被召唤出来,使夫妻反目成仇,使子女背叛父母,使同事相互告密,使师道尊严遭到践踏,使同学间的友情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使无数生命遭到毁灭。

  我注意到经过筹委会的不懈努力,原来66届高三全体同学中,有一半左右前来出席今天的聚会。但是,除了一些人已经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一些人远在海外,毕竟有不少同学虽然健在,而且生活在上海,却选择了缺席。例如,当年扮演江姐和孙明霞,以多才多艺而扬名全校的两位美女,以及扮演甫志高的俊男,就没有来出席这次活动。对他们来说,徐汇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对此,我十分理解。

  我有机会读到王清华老师就本次聚会所写的一封信,主张这次聚会不能回避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这个意见十分正确。我们中不少人对当年同学间的纯洁友情十分留恋,希望能将这种友情重新召唤回来。但是,曾经存在过的友情已被文革的魔爪破坏得支离破粹,面目全非,甚至化为齑粉。俗话说,破镜难圆。要使五十年前的同学友情,在经过文革的摧残之后,在古稀之年得到恢复,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我们说,文革使一切人都成了受害者,但文革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一些人变成施害者,成为这场浩劫的帮凶,一些人成了受害者,成为这场浩劫所吞噬的对象,但更多的人却选择成为旁观者。由于当年的施害者处于一种予取予夺,居高临下,主宰别人命运的地位,其实他们有更大的选择权。我认为,施害者之所以成为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于当年大肆宣扬的"忠实工具论",但不能否认,他们其实是可以选择当旁观者的角色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放弃做人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格的底线。施害者和受害者在文革中的经历绝对是不等价的。如果施害者没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当年的受害者忘记各种屈辱和伤害,和施害者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呢?所以,如何才能找回当年的同学友情,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人。由于我的处境,他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帮助我的选择。这样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选其中几个,公开表达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当年负责牛棚的张师傅。惭愧的是我都不知道他的全名。2000年校庆时,我曾到处找他,但被告知已经退休回老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山东汉子,他本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在我生命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候,袖手旁观,甚至可以选择成为施害者,扮演一个对反动学生毫不留情的'英雄'角色。可是,他选择的是挺身而出,尽力挽救我的生命。1968年初秋的一天,我被西校舍二楼用力扔下的铁脚椅子砸得昏死过去。是他用自己的手绢清理了我满脸的鲜血,在我清醒过来后,他又一步步扶我到工宣队办公室,坚持要他们负责我的生命安全。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我被及时转移到一家工厂,逃过了学校里那些暴徒的暗算。不管当时的文革每天如何鼓动人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毫不手软,他本着做人的良心,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谬论,始终将我看作是一个无辜的,只是出生在'错误'的家庭,一时倒霉的年轻人而已。如果没有他这种对所有的生命,无论出身,无论贵贱,一律尊重的做人底线,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能和你们欢聚一堂。

  我想感谢的第二个人,是同为牛棚难友的王烈伟老师。当时我关在牛棚里已将近一年。工宣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又不能随便放我出去。他们先要我自己承认是反动学生,我拒绝承认;于是降低我的罪名,要我承认参加文革动机不纯,我又拒绝承认;最后再次降级,要我承认有自由主义倾向,没有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我再度拒绝。王烈伟老师十分注意我和工宣队的每次对话。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却一直尖着耳朵听我和工宣队的争辩。最后一次,工宣队一走,他便说我过于固执,工宣队其实在帮我找台阶下,我却死不认账。经他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赶紧按工宣队的自由主义口径写了检讨,很快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今天,王烈伟老师远在美国,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对他的深深感谢。我从小受不到父母的庇护,王烈伟老师犹如仁慈的父辈,在关键时刻,虽然自己还未获得自由,出于对我的关爱,选择了冒险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早获自由。

  我想感谢的第三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邹憺。遗憾的是,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去世前不久,我和一些同学去医院看他,他竟然很诚恳地向我道歉,理由是,他硬将我拉进他所参与的自觉红战斗队,害得我后来蒙受各种苦难。其实,我更有理由感谢他。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匆匆送到遥远的东北插队,家里只剩下年过八十的婆婆。大家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从小由这位老人抚养长大,最后一个个都离她而去,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和边疆。她曾经说过,我的命已经这么苦,不明白为什么我带大的小孩一个个比我的命还要苦。一个人要有如何深沉的爱,才会说出如此痛心疾首的话来。我万分感动的是,邹憺虽然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却细心地体会到我被迫远离风烛残年中的婆婆,内心一定有难以形容的苦楚和悔恨。他不止一次,在节日到来的时候,悄悄带着食品去看望孤苦伶仃的婆婆,和她一起度过一个夜晚或一个中午。邹憺还会编出美丽的谎话,说我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以此安慰婆婆。当时文革仍在肆虐,前途渺茫。邹憺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选择,因为谁都不会相信,远在东北乡下的我,还会有什么美好的将来。但邹憺基于做人的底线,选择了替我尽孝。他的善行帮助了婆婆顽强地生活下去。

  我想感谢的第四个人,也许大家会大吃一惊,因为我想谢谢后来成为我的'冤家对头'的唐雪麒同学。我被公认是徐汇中学出身最坏的学生,可是,早在1966年9月,我便到全国大串联。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上海。串联回来后,从邹憺等同学的口中了解到,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在10月1号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参加游行,关在学校里又是饿饭,又是打扫校园,并被迫写批判反动家庭的检查。后来一些同学更受到各种人身迫害,甚至毁灭性抄家。听了他们的哭诉,我极为震撼,同时也感到唐雪麒其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无形中逃过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徐汇校园里的红色恐怖。开介绍信到全国串联一事,完全是唐雪麒的主动,一开始我还有些犹豫。当时反动血统论正向全国蔓延,狗崽子,黑五类这种法西斯语言充斥大街小巷。北京来的红卫兵挥舞着皮带,不可一世。我觉得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全国串联,自己的这种出身,万一让人知道,不但会倒霉,也会连累唐雪麒。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建议绝对是一番好意。今天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向他致谢。对我来说,他当时坚持了做人的底线,并没有因为出身的不同,或者观点的不同,就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迫害我。尽管后来我们成了两派,但任何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至少逃过早期的红色恐怖,我是不应轻忘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婆婆,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感谢她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时候,仍然对我抱有坚定不移的爱和信任。大家知道,我母亲离开世界的前夜,曾留下遗言,婆婆可以带走我家所有的细软,回老家养老,而我们兄弟几个应该被送进孤儿院。当时婆婆已进入古稀之年,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抚养我们几个兄弟的重任。令我惭愧的是,我们弟兄几个,包括我自己,却一再使她失望,使她担惊受怕。1968年初,我曾被人绑架到学校,关在老校舍,失去自由长达半个月。由于得不到任何音讯,她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只能每天坐在弄堂口,以泪洗脸,盼我回来。我家几次被骚扰,破坏,她只能默默忍受。红卫战报登出文章,宣布我为反动学生,引起邻居们的风言风语,她听了心如刀割,只能躲在家中,对天长叹。文革中我经常被人殴打,被自行车冲撞,被人抢夺书包。虽然我时时生活在恐怖之中,但我瞒着婆婆,自认为很坚强地应对下来了。

  仿佛这一切对婆婆的打击还不够,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学校的西校舍被人蒙着眼睛,遭受毒打,遍体鳞伤。这一次,当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回家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心完全崩溃。婆婆看到我浑身血肉模糊,也几乎晕死过去。看到她浑身发抖的模样,我感到深深的悔疚。我对她老人家说,真的很对不起她,我一直想作一个人人夸奖的好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成为大家都要嫌弃和躲避的坏人。我又说,我是不是应该早些去死,免得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和耻辱。她老人家一边为我清理伤口,一边说,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坏人,在她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好人,她要和我过一辈子,要我一定活下去,千万不要步我母亲的后尘。

  当时我身边除了她老人家,已没有任何亲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孤独,无助,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任人摆布,不由自主。婆婆在我的眼里是个圣人。如果她当时表示出对我的一丝埋怨,或一丝指责,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活下来。感谢她的宽容,她的仁慈,和她内心透出的坚毅。她的话极大地宽慰了我的心,使本来已经十分绝望的我感到不能弃她而去。今天,我这样一个被徐汇中学从高中各班到初中各班轮流批斗的反动学生,成为同学们的代表作全体大会的发言,我内心的心路历程只有婆婆知道。愿她老的在天之灵为此感到一丝安慰。我将自己的《吾民无地》一书献给了她老人家。我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奉献给养育我长大的外婆应瑞林。她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和面对弱者自然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像一座由仁慈和智慧垒成的丰碑,永远屹立于我的心中。"

  很多同学在我处于逆境之中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些人希望我不要在发言中提到他们,这里我只能隐下他们的名字。虽然文革极力破坏做人的底线,践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冷酷无情,翻脸不认六亲的斗争机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坚持做人有底线的好人。由此想到,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我们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绝不为虎作伥,绝不落井下石,绝不指鹿为马,或者恩将仇报。希望中国永享安定,繁荣,和平。但若有不测事件再度发生,黑暗势力再度卷土重来,也许我们没有像陆丙甫以及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勇气,直接质疑黑暗势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牢记文革的教训,坚守做人的底线,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和反动。

  最后,希望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健康,快乐,幸福!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表示歉意,为同学之情的恢复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迎接未来更多的聚会。

责任编辑:凌绝岭

——共识网

梁京: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迷误

620
梁京评论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迷误。(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高庆西
上周,高西庆在纽约的一个讲话在微信群组中广为传播。讲话的标题非常醒目:"中国政府已放弃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原则"。这个讲话反映了中国当前的两个现实,一个是政治僵局的明显化,另一个就是改革僵局的明显化。

政治僵局的明显化,是因为"十日文革"后的高层权力格局,令各派精英都比前一段时间敢说话了,没有这个背景,我相信高西庆不敢如此公开地批评当局用传统的行政命令来压缩产能的做法,并提高到了批评当局言而无信、不坚持自己公开宣示的改革原则这个高度。而这样一来,中国的改革僵局也就显露无遗。

高西庆敢于批评当局,不仅说明他有一点政治勇气,也说明他确是一个真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的讲话体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改革的基本主张,那就是让市场机制在国企改革和压缩过剩产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给各级政府下百分比指标,这样做不可能淘汰低效率的国企。高西庆认为,当局之所以不敢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原则,是受制于既得利益,尤其是庞大的国企。

这个逻辑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但中国的现实并不符合这个逻辑的重要预设,其中之一就是市场竞争受到法治的有效约束,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保障能控制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社会动荡风险。高西庆当然不可能不懂这一点,但他的逻辑就是释放市场力量能倒逼各种改革,包括倒逼法治,倒逼社会保障,以致倒逼政治民主化。

这其实也是当初西方鼓励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但时至今日,西方社会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逻辑其实有很大问题,因为事实是这个逻辑不仅没有达到原来的设想,反而催生了一个巨大的怪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

正如有学者认识到的,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构造非常不同,它不仅规模空前,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国家能力,即中央政府能操纵地方和大型国企竞争以达到政治目的。在这种格局下,市场可以成为国家榨取社会财富的一种超级手段。事实上,这个趋势在近年已经越来越明显。一些有识之士在网上发文,明确指出,每一轮市场起伏,都成为对底层的新一轮剥夺,把更多财富集中在国家和少数人的手中。

不过,这些文章也有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这种剥夺和榨取是当权者有意为之,这在今天已不是事实,因为当权者已经认识到财富过度集中的危险。真相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头吸食平民血汗的怪兽已失去控制,中国已陷入自我毁灭的险境。

导致这种危险的一个认知之源,就是主流精英对权力和自发性的迷信。这两种迷信,也就是对中央集权和对市场自发力量的迷信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认为当权者只要愿意,想搞宪政就能有宪政,想搞极权就能极权,市场也是如此,只要放开,既能有效率,又会有公平。

这种迷误严重制约了中国精英的认知能力,从而制约了改革的想像力。习近平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国正面临著历史性的发展机会,他也知道不改革就抓不住这个机会,后果非常严重。从最近的讲话看,习打破改革僵局的愿望很迫切,但拿不出办法。

习的改革困境,固然与他认知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但主流知识精英,包括高西庆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难辞其咎。因为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习有可能接受新的改革思路,中央权威也还没有崩坏到无力改革的程度。只不过中国改革的有效思路,不可能从西方的教科书中找到,而需要有对中国改革潜力的真知,需要有调动地方和民间改革潜力的智慧。
——RFA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

胡德平:回顾耀邦同志的政改论述

胡耀邦与邓小平(左)
谈及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一直流行着这样的看法:我们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甚至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我认为,当时的改革,是全面系统改革的起步。不错,政治体制的改革出现过停顿,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大脱节了。但不能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无此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启动。本文意在对耀邦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做一些初步的梳理。

政治学和政治体制改革

  何谓“政治体制”?广义的说法,即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和发挥作用的运行规则。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学最直白的表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表述既不见经济基础,又不见上层建筑,更无法体现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吗?这种政治体制的表述否定党委领导立法和行政机构,或代之以“公社”组织,或以“革命委员会”组织,其间采用过的军管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而且,依托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又有浓重的神学政治学的味道,掀起了造神运动,制造个人迷信,庞大的国家机器只有一种革命专政的功能。这种政治体制把当时国营企业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批为“资产阶级法权”;把国营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之外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都作为革命的对象,一律专政。这种国将不国、动乱不已的状况如不改变,实无公理!
  党中央结束十年“文革”后,对已经形成和强化的这种体制采取了拨乱反正的坚决措施。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勇气。
  说智慧可以,说常识也可以。比如,关于个人迷信、神化领袖的现象,这是一般常识性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深奥的认识问题。久经考验、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竟连个人迷信的神话也认识不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况且此前苏联还有对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批判。那是勇气上出了问题吗?也不尽然。“文革”之前和中间都有反对个人迷信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的仁人志士,但他们的意见都不能公之于众,都不能在民主生活会上做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老一辈革命元勋对“文革”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主持一下正义,在造神运动的潮流中,也会被人轻易击垮。
  所以,就只能从我党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去寻求答案。政治体制问题是产生“文革”且无法阻止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体制问题不可能孤立存在,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系统的、言之成理的政治学为指导。在以往的框架下,我们的政治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民主政治的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建设上,我党是需要不断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教训多于经验。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决议》),认真、客观地总结了这一时期我党的成就与错误。尽管今后还要继续深化,但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评论、分析还是正确的,大的原则、方向完全经得住历史检验,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评论和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论述。
  我们今天再认真学习一下《决议》,就会发现它不但未过时,而且显得更有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为我国的政治学建设提供了重新学习、重新实践的宝贵时间和空间。
  《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是有贡献的,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第一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党政治学的宝贵遗产。但是,为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把国内的主要矛盾视为阶级斗争,而且作为一切矛盾之纲?为何一个人的专断居然可以发展到代替党内民主、废除宪法的专制地步呢?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其实也并不相信个人崇拜,但他为何又需要个人崇拜?《决议》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回答。
  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如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职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重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工作,修改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75年版宪法,并实施了党政机关的行政改革。
  这些措施实际上已经迈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可喜的一步。我认为,只要我国的政治学和政治体制能够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两者统一配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可以走上一条健康之路、发展之路,并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起完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机构,决心不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政党轮换、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过去讲共产党不是权力机构,这是对的,尤其是对人民群众而言、对党内民主生活而言。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机关的运作,如何避免以往的历史错误,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崭新的任务。
  我认为,要想势如破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项政治学方面的工作要做,那就是从各个方面彻底肃清封建专制思想的余毒。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同志是党内最早批判封建主义余毒的中央领导人。我曾就此写过一篇短文做过简要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同时,党内另一位老同志,1927年主持过汉口“八七会议”的党的负责人之一、我党土地革命初期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维汉老前辈,于1979年末也向胡耀邦同志提出肃清党内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当年担任中央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耀邦同志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只有小平同志领导此事才能进行,建议他直接找小平同志深谈此事。半年之后的1980524日,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诚恳交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同志完全同意李维汉同志的观点和建议。19808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这不啻是一篇启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书。这个报告说了些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第一点,小平同志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把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主要的弊端首先归纳为官僚主义。他的批评十分严厉。这种弊端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本应“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 ,但最后却形成了“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力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
  当然,现实中的官僚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小平同志说,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说它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产生的官僚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是选票产生的政客式的官僚主义。
  他认为,我国的官僚主义倒是从人民公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从人民公仆变为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在共产党执政后是很可怕的问题。彻头彻尾的死官僚激起民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变为破坏性的对立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也多有发生。小平同志能看到公仆的演变非常不易。
  第二点,小平同志说明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认为权力过于集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小平同志看来,这些都“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封建专制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就是小平同志说到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上下级形成的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帮派关系、无原则的尽忠关系,莫不与此有关。这些腐朽肮脏的,封建气味十足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最可怕的后果,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就是容易使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使党蜕化变质。
  第三点,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把民主法制的公民权益也用集权的方式管理起来。过去有人经常戏称我国的立法机关为“橡皮图章”,把司法机关视为党政机构的下属单位,都反映了过度中央集权侵犯国家法制建设和党内民主生活所造成的严重、消极恶果。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痛斥了一些干部大搞特权、大搞特殊化的作风和恶习。他认为“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
  但是,为何我党执政以后,一些干部还会出现大耍特权的威风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他们不知道,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他对这些现象做得深层解剖的结论仍是两个字——封建。小平同志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以上三点,只是我初步的归纳,认识还相当粗浅。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的宝贵价值还在于,他从历史的轨迹说明了我党错过了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是多么可惜。第一次是从我党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没有把好的传统坚持下来,也未形成完善的制度。第二次机会是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之时,没有及时启动政改。他划分的阶段有重合部分,但作历史分期是科学的。
  此外,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已经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当时,这一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这不妨碍我党配合培养接班人的需要,制定出一整套党内外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任期、离休和退休的制度。有了这一套完整制度,也不至于用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对干部队伍大换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向世界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应该有这样的宏伟蓝图,否则怎么叫共产党呢?但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我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道能回避这个问题吗?邓小平同志就没有回避,而且欢迎这种挑战。他还打破思想禁锢,说了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问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应该说,当时的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思想准备工作是比较充分的,也是有相当决心的。

“波兰事件”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获得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本可以同步推进,相互补充,辩证发展,岂料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发生了“波兰事件”,影响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动。“波兰事件”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波兰的国情和中国的国情是相同还是不同?耀邦同志在这年底发表了三篇讲话,阐明了这些问题。三篇讲话分别是:19801015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19801123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19801126日《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三篇讲话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不受“波兰事件”的影响,坚决走好自己的路。
  我们还是先从两次“波兰事件”谈起。
  1956年,社会主义的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统一工人党违背苏联共产党的意志,推选曾被开除党籍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团结党内健康力量和工人阶级,顶住了外部压力,逼退了苏联的坦克,撤换了曾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波兰国防部部长索克洛夫斯基。以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波兰走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他在党内国内威信极高,他看准了波兰人民要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调整了国民经济失调比例,较好地完成了他在任时制定的五年计划。
  但是,他主导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重复了过去计划经济的错误,经济比例再度严重失调,粮食连年增加进口。而关键的问题还是波兰工人党和工人组织间产生了严重矛盾,官僚主义的痼疾又一次导致党严重脱离人民大众。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问题。19701214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类、食品价格,立刻引起居民不满,引起罢工浪潮,接着又造成了流血事件。哥穆尔卡下台,党的第一书记一职由盖莱克接任。
  1980年,社会主义的波兰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量向外国借款,想采用高速度、高工资、高消费(有人讲是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模式发展经济,巨额外债难以偿还;用外汇大批进口国外的高档消费品,固然迎合了少数人的需要,但一般日用生活必需品仍然匮乏,人们工资很高却买不到东西,政府预算的财政补贴高达40%19807月,波兰政府突然宣布“议价商品”的肉类价格提高40%-60%,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引起了全国性罢工。这年9月,盖莱克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后由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接管全国政权。“波兰事件”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自然也有影响,但党内有一种并不占多数的意见,把波兰的情况和中国的改革做了过度的、过分的联系,这种意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须知中国党和波兰党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全国人民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关系,国家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无需仰人鼻息。当时中国已经结束了“文革”,党内和社会上充满了改革的活力,这些都是波兰党所不具备的。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工人党严重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团结工会趁势壮大。
  耀邦同志可能比他的同事对波兰更有一些研究兴趣。他在19801015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谈话中,对波兰历届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哈布、哥穆尔卡、盖莱克、卡尼亚,均有提及。他认为,这些波兰领导人的悲剧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严重地背离了人民”。“一个党由地下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演了三次悲剧,我觉得也实在应当清醒了。”他说的“背离了人民”不是一句空话,而有三条理由:第一条,附属苏联;第二条,经济上匮乏却又浮夸,人们虽然有钱、有高工资,但买不到商品;第三条,领导人腐败。有的领导人“有四栋别墅,六部汽车,四十二万美金存到外国银行。一个地下党,艰苦奋斗,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执政以后却搞成这个样子。这些都是致命的东西”。
  在耀邦同志看来,“波兰事件”不但不应影响中国的改革,反而应把中国经济、政治、党领导的改革更早更快地提上日程。

耀邦同志为何倡言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这里只想说明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问题,耀邦同志是如何思考的。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长期的和平环境,历次的“左”倾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耀邦同志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是否看得过分严重了呢?
  例如,他曾大力支持19781221日《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平反文章。文章说:“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的或那样的侵犯。”1979129日,他看到海南的一个材料,当地一个基层干部受贿,激起群众性事件。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例。对此,他沉痛地说:“我们这个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变成了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他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提到一些老同志、老革命:“我们也有某些老同志确实背离了(说‘背叛’恐怕太重了)年轻时候的革命理想。我们有些干部,年轻的时候出来革命,思想高尚得很,纯洁得很,在党里面几十年,反而落后了,甚至掉队了。”耀邦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组材料》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为什么做经济工作的人眼里没有人民群众呢?老是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而不是从管理者身上想办法?从人民身上开刀,如何涨价,多搞几个钱。”当他看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进展不快时也曾指出:“我说过几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同志把党性、人性的利益看得那么渺小。”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不管是针对冒尖的还是普遍的现象,都表明了他的真实思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也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改革首先要对自身进行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对党的领导体制加以改革。耀邦同志对党自身的改革,正面的论述就是:“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19801126日《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这些话是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上讲的,也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过。加强党的领导,如果仅限于口号、报告,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一点实际的好处。要想加强领导,就必须改善、改革领导。这是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条件;有此必要条件,未必能加强党的领导;无此必要条件,必不能加强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党如何领导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存在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实施了政权组织和生产组织分离的改革,并且实行了部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试点。1997年,广大农村实行了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委会和党支部。谁都知道,相当多的地方在投票过程中,充斥了大量的不正之风,存在家族势力干扰,甚至贿选活动等现象。难道因为有这些现象就不推行基层的民主选举,放弃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吗?从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市的人大选举来看,教训就是:这种基层、县市级的选举工作,开展得越早,问题就越少,越晚就越被动。近几年揭发出来的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曾任高职的“领导人”是如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受害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如何得不到保障,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继续肃清封建主义余毒的影响。我们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远离封建主义社会形成的一切人身依附和对个人的投靠效忠行为。而从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来看,这些消极影响还远未消除。我记得改革之初,有不少同志出于好心,明里暗里形成这样一种舆论,对领导人做亲疏划分,“谁是谁的人”。1981213日,耀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到:“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捏造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居然相信。前几天我在党校讲,外国记者把我划成邓小平的人。我是党的人嘛,小平同志也是党的人嘛。”
  我注意到,张胜同志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张爱萍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我党确有这样的历史,彭德怀同志被批判,来自第一野战军的不少同志就受牵连。林彪被批判,来自第四野战军的不少同志也受株连。粟裕同志受批评,连他指挥的“七战七捷”也被说是犯了错误。耀邦同志这种认识,既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也可认为是和党内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者思想划清界限的政治工作。
  要继续解决这类问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耀邦同志这么说,绝不会降低小平同志的威信。把小平同志比作“四化”建设的设计者,不是耀邦同志在党内最早提出来的,也是很早就提出来的。
  耀邦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题论述并不多,有时又是针对综合经济而论及的。例如,19831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纵论改革事业时说的。他讲到:“文革”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但是,社会主义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论断则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又说:“改革的总方针,就应当是从实践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在讲话中,除了强调经济组织中管理者和经营者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劳动者及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重任。19869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又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了出来:“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198011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耀邦同志针对我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现实情况,阐述这样一种观点:
  “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毫无疑问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各种危险,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比如十年“文革”。但最大的危险,在耀邦同志看来还是党会蜕化变质。“文革”最大的迷惑之处,是打着反修防修、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旗号进行的。1981年,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耀邦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匈牙利,最后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无一不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搞“革命输出”。
  就在前述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三天之后,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接着这一主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共产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
  耀邦同志说,共产党执政后是否会变质,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这也是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怎样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呢?他说: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但是党如何领导,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党怎样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命令,而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号召、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带动人民群众⋯⋯”
  针对这一时期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因而,我党出现的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罔顾党纪国法的消极因素,党内的腐败分子,滋长均有扩大蔓延之势。对此,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他对反腐斗争又从理论上做了概括。他认为:“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对前一种矛盾不能无限上纲,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恰恰是不善于处理这类矛盾,进而又激化这种矛盾;对于后一种矛盾也要作具体分析,其中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他同时又说:
  “但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
  我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强调、再强调防止党蜕化变质,否则就要付出巨大代价。至于如何防止党蜕化变质,如何正确处理党内两类矛盾,耀邦同志的政改思考都可以成为今天的一份参考材料。

结束语

  耀邦同志主张我国要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有领导有计划的改革。在他看来,有两样不能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二是中国文字不能改。摘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牌子,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是他的提议。
  耀邦同志在工作中、宣传上多次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措施上大部分还是用过去的传统方法;虽有创新,但也有两次停顿,缺乏连续性。党的十四大以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没有中断,但调动全党全民的重大政改措施还不算多。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尊重宪法,以法治国,从严治党,肃贪反腐,廉政勤政,这实际上就是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201312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应该看到,今日的改革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在很多方面似乎更复杂了。比如,过去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政治官僚身上,现在则有了新的技术官僚。过去的官僚主义固然群众反对,现在则出现了新的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新的“利益阶层”。下半年政府实施援救股市行动,结果却是政府拿钱,证券公司操盘。谁会想到有的公司竟用国家的钱救完自己,又救自己的关联企业和亲朋好友,最后竟然和外国基金携手,做空国家的股市。这决不是一支孤立、弱小的力量,他们做多又做空,倒手之间就有上百亿利润的收入,伤害了多少中小股民,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点也不过分,必须依法打击。
  反腐廉政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法办了多少人,即便是依法判刑的罪犯,也不见得都属敌我矛盾。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防止党蜕化质变,防止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有依法治国、长治久安的和平发展环境。衷心希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历史经验,继续实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完成有关各项制度的建立。

——《耀邦研究》65期 2016年4月18日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