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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星期四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二十二)——把法律当真

 【作者按:父亲李锐4月13日进入百岁,他的"口述往事"被扣一案已经过去快两年半了。不知道他还能再挺过几个两年。】

三月一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给我发出第七次延长审理期限的通知书,三中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实是将我这个原告玩弄于鼓掌之中。但是这种乐此不疲的玩法,让所有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不相信中、高两院,到鄙视两院。我还是耐心地走着瞧,他们实质上玩弄的不是我而是法律,这种玩法太危险,我替合议庭庭长捏把汗。
现在的国内会时不时生出些好事情,让我感到自己的案子在现时段不过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最近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任志强在自己的微博上提出质问:"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他因此被封了微博号,被官方媒体群起攻之。结果官方媒体里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新华社一名叫周方的先生在网上发出公开信,他在信中说:"在网管部门的粗暴统治下,网络舆论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侵犯。"接下来有了一件更好的事儿: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蒋洪接受了"财新网"的采访,而且被"财新网"贴了出来。蒋代表说:"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 
习近平上任以来,面对体制性腐败造成的无官不贪的危局,采取了针对个体(即表象)而不是整体(即体制内因)的反腐策略。三年过去,打出的"老虎""苍蝇"扳着指头数得过来,一些人把这说成是"反腐行动势如破竹"。我对这种说法无法认同,因为体制的腐败——对上的谄媚,对"最高"的阿谀逢迎不但没有丝毫的触及,反而如瘟疫般以令人胆寒的、比江胡两代凶险得多的态势迅猛地吞噬着本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内寥寥仅存的抗菌细胞。
习近平的上位,是隔代指定的结果,他不是以业绩、理念和人格魅力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可而被选为国家主席的,他的阅历和知识水平不足以胜任中国的第一把手。其实又有谁能仅凭一己的能耐治理国家呢?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需要一个在各自领域智识拔萃的人才组成的班子来辅佐。但是当肌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内都渗浸了腐败,胡适、马寅初、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便被杀戳殆尽,剩下的只是些即使个人见解与"最高"有异也决不"谔谔"的"诺诺"小人,他们绞尽脑汁揣摩的是"最高"喜欢什么——他爱听"那个",我绝不说"这个"。侯宝林有一个相声段子里出了一道谜语:"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谜底是"梦"。侯宝林破迷说:"做梦一人儿做,哪能俩人商量好做的?"现如今习近平提出的可不是倆人儿做,他是要十四亿人一起做他指定的那个梦,还要被瞧/看(kān)着做。这种荒谬是找不到词汇形容的。当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由一个人的头脑统领的时候,这个国家除了一步步走向深渊,不会有别的前景,上个世纪六零年前出生的人对此都有过切身的体验。相信除了彼时为数不多的"得意"之人,没有人再愿意重过那种日子。
最近还有一件好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因为他的《墓碑》一书,获"2016年度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虽然中国政府没让他到美国参加授奖仪式,但是他的获奖演讲稿被BBC纽约时报这些大门户网站全文刊登,随即贴满了我能够看到的大小中文网。杨先生在这篇发言中列出记者职业的多重品性,他说:记者可以选择卑鄙或者崇高,平庸或者神圣、浅薄或者高深,选择取决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据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观察,在美国作记者只能有一个选择:"真实报道"。倘若一名记者编造新闻,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她得祈祷上帝保佑不要露馅,因为一旦被人戳破,就完蛋了,一辈子不要再想当记者。杨继绳先生所体会出的记者如此之多的选择,是专权统治国家的特殊现象。因为在那样的国度,记者的操守是没有行业规则和法律条例的限定的,作个什么样的记者,确确实实凭的是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在中国,选择做一名"真正的职业记者"的风险是太大了,在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着的"职业记者",在中国却是凤毛麟角,只有勇敢如杨继绳先生,方能坚定地守住职业记者的操守底线。我们还不能忘记,现在的杨先生已是一名资深的、具有世界名望的老记者,处境虽然艰难,已不再凶险;但是对年轻一代的记者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像杨先生一样揭示黑暗、真实报道,境遇会残酷得多。不久前,《南方都市报》的版面编辑不过把袁庚海葬的新闻和习近平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新闻放在同一版上,就丢了饭碗!
这让我联想到办理我的"状告海关案"的三中院合议庭人员。我在上篇"跟进报道"中说过,我认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资质是"尊严"——以对法条的娴熟引用,视法条为最高权威的胆识折服众人。这个标准在美国是常识,但是换到党领导法的专权统治的中国,"尊严"和"做法官" 是相悖的,并不相向而行。选择了"尊严",在很多情况下就要无视党的领导;无视党的领导,还能不能干成法官就会成为问题。不要"尊严",眼睛只看"党的领导"的法官位置坐得牢,这是中国的现实。我的案子明显地涉及到"党的利益",合议庭选择了听命于"党",而党面对的麻烦太多,一时半会儿还腾不出手关顾这个案子,合议庭当然不敢擅自开庭。这是我——原告的悲哀吗?我倒觉得这更是合议庭的悲哀,三中院的悲哀;迄今,我没有听到有哪位高院的法官对这个情节简单的案子被三中院和北京高院无限期地拖延的作法提出过批评,这难道不也是中国法官们的悲哀吗!
当一个制度让本该是社会良心的记者中的大多数或选择卑鄙或选择平庸;当一个制度让本该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最为尊贵位置的法官集体性地抛弃了尊严,纵有千百个理由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只能集权、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两种职业人普遍性的价值取向,让我们只能对那所有的理由说"不"!因为没有记者报道真实,揭露丑陋,没有法官惩处罪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这包括了法官,甚至"最高领导"自己。不信,看看天安门附近长安街的各个路口上那些犄角站立的持枪士兵,金水桥前早已不能自由通行的现实,就是明证!
这个月看了两部很好的美国影片,一部是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著剧本奖,讲述调查报道记者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丑闻的《聚光灯》(Spot Light);一部是纪录片《弥天大谎》(Fantastic lies)讲述2006年曾被美国各大纸媒、视媒疯狂报道过的所谓杜克大学曲棍球队队员性侵犯一位黑人脱衣舞女郎的事件,政府检察官奈方(Nifong)用虚假证据起诉三名曲棍球队队员,谎言被揭穿后,三名被告被宣布无罪,检察官被免除职务,并被判入狱24小时。这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在美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事情非常丑陋,但是结局彰显了美国制度的美丽。被欺侮的弱者——受神父性侵犯的穷人家的孩子,终于获得公正;为个人利益驱使,用谎言起诉无罪青年的代表政府权利的检察官受到惩处。丑恶的现实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丑恶的横行和不受制裁。
面对合议庭庭长一次次的"我们还在研究",我确实感到十分的无奈。但是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好事,不让我感到"无望"。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希望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只是我们需要牢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任志强、周方、蒋洪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必要追究声音后面的背景和动机,任何与专权不同的声音都是对腐败透顶的体制发起的冲击,人们都应给予十二万分的敬重!面对法听命于党的中国现状,我们所拥有的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好武器只有现行的宪法和法规,中国法官集体性的软骨病,需要中国公民帮助救治。诊治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就在拯救自己。法官不把法当真,我们要把它当真,与滥用的公权较真,较真到底!除此没有更好的路可走。

前美驻华大使:习近平错误政策致美中紧张(附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专访实录)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
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
(美国之音 方冰 2016.03.31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美参加核安全峰会并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之际,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指出,习近平对内镇压、对外冒险挑衅的政策,已经使美中关系陷于暗淡和紧张。他表示,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已经成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学者的共识。
为应对习近平当局将人权侵犯扩张到海外和对美在华记者、学者的严重骚扰,洛德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加强对华广播,有选择地拒绝中共宣传部门和传媒负责人赴美签证,考虑关闭在美的中共喉舌机构,审查孔子学院。
美国前驻华大使、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美中关系现状以"三点基本看法"加以概括:
习近平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冒险挑衅的政策
"第一,美中关系正越来越暗淡和紧张;第二,关于这一倾向,很多因素正在发生作用,其中主要因素是习近平的国内镇压政策和国际上的冒险、挑衅政策。第三,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仅现在的,也包括明年的新政府,在继续寻求两国关系积极发展时,在对华政策上必然会有很多艰难因素。"
洛德是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团队成员,1971年随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也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代表团成员。他于1985至1989年里根总统时期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93至1997年克林顿总统时期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洛德说,美中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期的主要责任在习近平,"首先,他在国内进行镇压,他发动反西方运动,继续对外国记者和学者进行骚扰,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两国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他镇压中国公民,封锁信息等等。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南中国海,形势很危险。"
据媒体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对"促习近平辞职信"的调查已经导致刊登这封信的"无界新闻"网站6名工作人员被带走调查,媒体人贾葭失踪(现已回家),事态并进一步扩大到旅居纽约的网络异见人士温云超在国内的父母弟弟失联,以及旅居德国的专栏作家长平家人被警方拘押。
洛德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详尽建议(见专访实录),包括加强美国自身力量,继续亚洲再平衡政策。但他表示,眼下可以做的、能使情况得到改善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从左至右,埃文斯、朱成虎、洛德、孙哲、泽高利亚
从左至右,埃文斯、朱成虎、洛德、孙哲、泽高利亚
只有反制才能改善关系
洛德说,美国应该增加对外广播、促进公民自由的其它项目的预算和资源,包括那些有利于公民社会的非敏感领域和其它领域,如法治、民主等,比如,那些由民主基金会赞助的组织。
他认为,应该在双边关系中引入对等原则,"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有选择地拒绝一些人的签证的时候了,不是那些无辜的记者,而是中国媒体行业或宣传部门,以及那些控制签证的高管和高官。"
鉴于习近平已经宣布中国媒体必须姓党,洛德指出,"如果我们(媒体)不能到中国去运作,为什么我们要让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在美国运作?我们起码应该正视现实,看是否应该考虑关闭某些中国媒体?不仅因为中国骚扰我们的媒体、不让它们在中国运作,导致我们必须寻求对等,而且也因为这些媒体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媒体,而是中共的宣传工具。"
他认为对引起争议的、遍布美国校园的孔子学院也应有所审视,"它们表面上看似乎在积极教中文、促进中国文化,而它们中的很多却在介入信息审查和宣传。这要由各大学作出决定,但我希望他们关闭那些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做文化交流的运作。"
加州众议员罗拉巴克曾与2011年提出了《中国媒体对等法案》,针对美中两国给予对方官方媒体人员签证数量的巨大悬殊(当年中国向美派出811人,美国只有2人),提出双方政府互派官媒人员数量相等,否则予以驱逐。但法案遭批评,认为不应以限制新闻自由的方式纠正对新闻自由的限制。该法案未进入下一会期而胎死腹中。
洛德的上述评估和建议大部分在最近于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当着中国国防大学一名强硬派将军的面公开提出。这位与会的将军是10年前发表中国准备牺牲西安以东所有中国城市,以核战争与美国决一雌雄的朱成虎将军。
朱将军:美军挑起了南中国海紧张
朱将军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洛德的大部分意见。但他只挑了南中国海问题予以反击。他指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军方挑起的。
他说:"为什么美国的侦察机要抵近侦察?为什么美国的军舰要驶入南中国海巡航?为什么美国的军费如此庞大?"他说,所有这些"你无法让中国人民相信美国没在围堵中国。"
他批评外界对中国领导人集权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指责,"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民族主义?华盛顿、东京、首尔,都是民族主义。"
他承认,美中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互不信任,并得出结论:"美中必须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解决中美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否则世界将面临麻烦。"
朱将军在随后回答有关"中国民主化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采取不同的立场"的问题时表示,"无论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一直在逐渐民主化。"他说,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无关,"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缘于中国的发展,缘于中国没有完全按照美国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的路走。"
朱将军:中国越来越民主自由
他说,"中国正越来越自由,中国看上去越来越像资本主义国家,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看上去却越来越像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制度的不同、价值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是问题,但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
另一位与会的中国学者对洛德的对等原则建议做出回应。他是原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中国计划(China Initiative)共同主任、资深研究员孙哲。
孙哲说,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官方和私人媒体、鼓励更多中央电视台记者到美国来,"从短期看他们是在宣传,但长期而言,他们是向中国介绍美国的形象。"
他也提出了三个基本看法,第一,双方存在信任赤字,应研究如何在不信任的情况下寻求合作;第二,双方应认识到军事力量都有限;第三,防止第三国损害中美关系,防止日本利用尖阁列岛损害美中关系在南中国海重演。
他建议美国取消1989年六四镇压后对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和武器禁运,他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存在潜在危机,他提出美国应减少不必要的EP3间谍机对中国近海的侦察。
在美国之音的专访中,洛德大使对中国专家学者的看法作出回应。他认为,朱成虎将军关于美国造成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说法"完全是胡说(nonsense)"。
洛德:周边国家都认为中国导致紧张
洛德说:"这不仅是美国的看法,而是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看法,即,中国导致了紧张局势;所以,这不是美国和中国的辩论,而是中国与周边几乎每个国家的辩论;不仅是那些争相声索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比如,中国最近跟印度尼西亚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
洛德说,说中国现在更加自由了是很荒谬的。他表示,首先要搞清楚在谈什么自由,"毫无疑问在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法治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在习近平领导下,有关自由的各个领域正在倒退。"
洛德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如果表述正确它不仅自然而且合法"。他批评美国在大选中出现的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应享有相称的民族主义骄傲,但是他指出"当民族主义变得像在南中国海那样具有挑衅性,被部分地利用去分散民众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时候,就变得不合法、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洛德在朝鲜问题上持与朱成虎将军相同的悲观看法,认为几乎不可能让现有的朝鲜政权放弃核武导弹计划。但洛德认为,朝鲜问题中的关键是中国:"因为中国认为在其边界保持这个共产主义缓冲地带,比让韩国主导统一、在美军监督下实现民主更为重要。"
洛德认为,朝鲜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朝鲜知道无论它遭遇多大压力,中国总会让它摆脱困境。所以它没有回到谈判桌的动因。"
洛德:我对中国朋友深表同情
洛德认为,中国专家学者作出的他不能同意的很多表述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他们必须那样说,如果他批评自己的政府,他就不能离开中国来参加这个会议了。所以我对中国朋友深表同情,他们在现在的气氛下必须极为小心。"

附:
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专访实录
记者:你对目前中国政治局势和美中关系现状如何分析和评估?
中国政局十分脆弱
洛德:要完全理解中国的局势,尤其是政治局势,总是很困难的。从外部观察,看上去中国正在改变其经济结构。对此我不详细阐述。但基本选择是从投资出口型,转变为更依赖市场、消费和服务业的新经济。
但这需要裁员,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我们已经看到工人抗议示威。与此同时,为保持较高就业率,领导层试图刺激经济,实行改革。因此,他们存在着如何调整的严重问题,这一问题正在导致抗议。党和政府依赖经济继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更好。因此,抗议已经使党和政府不稳定。
我们看到了在网上和对个人的言论自由的严厉镇压,审查更严,许多人被捕、投入监狱。领导层感到因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习近平继续集权,通过包括反腐,把盟友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以准备2017年(中共19大)届时全部政治局常委,除了两个位子,他和总理,都要换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局势。作为局外人,我不能做出确实判断,但我们会继续以很大的兴趣进行观察。
美中关系暗淡而紧张
我认为,美中关系正变得暗淡而紧张,它总是一种合作、竞争、对手和紧张关系的混合。一方面,我从不认为我们会发生冲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双边关系总是兼而有之。过去30、40年中国的发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多的合作领域,但困难和分歧也更多了。因此这一对复杂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
有鉴于此,我认为情况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时期。坦率说,我要把许多责任归咎于习近平先生。不是所有,但有很多。首先,他在国内进行镇压,他发动反西方运动,继续对外国记者和学者进行骚扰,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两国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他镇压中国公民,封锁信息等等。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南中国海,形势很危险。
总体来说,这是个变化多端的形势,尤其是明年政治局常委要变动,中国正试图调整经济结构,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进行着合作。
记者:你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洛德:我已经为良好的两国关系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会继续去做。当然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关系。我认为两国关系仍会是兼合作、竞争和对手关系的混合关系。我认为,美中关系需要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是奥巴马总统——我希望下届总统也会——试图去建立的。
加强美国的自身力量
一个是我们必须建立国内的基础。我们的政治系统很混乱,两极化严重,任何工作都无法在总统和国会之间完成,这里我主要把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尽管我的观点是超党派的。总之,体制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对未来进行足够的投资。一方面,我们不再是民主制度的典范,因为我们制度混乱,政治辩论气氛有害,也意味着我们缺乏资源推行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良好的外交政策。为此,我们应该投资教育、基础建设、能源、研究和发展项目,使我们不仅为美国人民的福祉竞争,而且有力量与中国和其它国家竞争,有资源发展国防、对外援助,以及非军事和外交等工具。因此,我们在国内更强大、有更好的合作,应该是我们对华政策的最高优先。
继续亚洲再平衡政策
其次,对华政策必须成为整个美国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奥巴马总统推行亚洲再平衡政策,美国不应该陷于中东和世界上其它地方,这样就可以把重点放到这个最重要的区域。奥巴马做了很多,但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是个还未完成的领域,恐怕大选年两党反贸易情绪的高涨会使这一协议难以批准。而这一协议无论从经济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继续在亚洲的存在和亚洲再平衡政策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两个方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非常重要。我要敦促下届美国总统应努力工作,使我们在应对国内挑战方面和我们在亚洲的更大更有效的存在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有了这两个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更好的处境。
未来的美国总统应该定期地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双边峰会,并在各种地区会议中会面。他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单独会晤,只带一两个助手,不用谈话要点,坦率地就未来战略方向和问题交换意见。
年复一年地回答大问题
什么是未来两国在亚洲的角色?我认为,美中两国有空间跟其它国家一起共同建设一个太平洋社区。什么是我们双方的核心利益?如何尊重这些核心利益?什么是不能跨越的红线?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我不认为他们做得到,尽管他们想这么做。什么是中国对我们盟友的看法?我们应该在亚洲做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在亚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年复一年地对这些大问题加以回答。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期待在更多领域进行合作。
由于这是个合作、竞争和对手的混合关系,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合作,无论在气候变化、反恐、核扩散,还是具体的地区问题,如阿富汗和伊朗。我希望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最好一起应对。还有,不仅在经济议题上,而且在更多方面扩大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管理好分歧。南中国海情况危险。我认为,美国应该为航行自由努力,我们应该鼓励其它国家也这样做,因为中国申索过多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该中立,但是我同时认为,中国过于挑衅。
台湾将由民进党执政,这是张变数很大的牌 (wildcard)。我希望习近平先生继续近年来对马英九总统的整体建设性政策。人权仍将是我关切的重要问题。但是,中国镇压人权,并将这种人权侵犯扩展到海外,反西方运动,习近平先生正在把我们的关系复杂化。
总而言之,我们要进行合作、管理分歧。最后一点,我要指出的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军方保持相互间的交谈,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因此我们没有误判和意外冲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我希望两军交流能继续下去。
记者:你在一个公开场合提到美国政府应加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资源和预算,并提出拒绝给那些到美国的中共宣传部门官员签证?
洛德:是的。我要说,美中双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是非政府因素。教育、文化、科技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项目和团体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所有这些现在都处于威胁之下,因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反西方的立场,及其在国内的镇压。
美国必须对中国在海外的人权侵犯作出强烈反应
人们可以对我们应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不表同意——虽然我认为它应成为我们的要务,以反映我们的价值观、维持美国国内的支持、鼓励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同时让中国对其国际义务承担责任。但是,鉴于我们所有其它利益,它不能支配我们的议程,我们有太多安全和经济利益,不能仅考虑政治制度问题。
有鉴于此,人们可以认为,在推动中国人权问题上中国人民必须自己去争取;但当中国向外推展其人权侵犯和骚扰,那么我认为美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
你可以讨论事情是不是发生在你领土内,比如,当中国人在中国甚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绑架香港出版商、关押他们,这确实令我关切。我要指出,不仅我们对此表示关切,许多西方国家也都表达关切。
其次,对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严重骚扰、拒绝签证、实施监视,对学者也一样,如果有人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有时候他们就无法获得签证。对所有这些中国扩展到海外的审查和骚扰必须作出更强烈反应。
我很高兴看到数位外国驻华大使几个星期前写公开信给中国当局指出这些问题,这样的集体行动非同寻常,以前常常是美国单独行动。现在我们要尽可能与其它国家合作,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反应,这比美国单独行动有效得多。
唯一的办法是进行反制
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来做,我认为我们应该做。首先,我们应该扩大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促进公民自由其它项目的预算和资源,包括那些利于公民社会的非敏感领域和其它领域,如法治、民主等,比如,那些由民主基金会赞助的组织。
我们需要增加包括软件和其它努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打破中国设置的审查防火墙;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有选择地拒绝一些人的签证的时候了,不是那些无辜的记者,而是中国媒体行业或宣传部门和那些控制签证的高管和高官。
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中国政府知道,不应该只有"单行道"。我相信交流和新闻报道,但现在由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和对记者、学者的骚扰,很难让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唯一能使情况得到改善的是予以反制。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媒体不要做新闻报道,而要做政府喉舌,推动共产党体系的政治价值,这导致了对其新闻诚信的质疑——这不是记者的错,他们没有选择。
引入对等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对等途径。一方面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到中国去运作,为什么我们要让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在美国运作?因此,我们起码应该正视现实,看是否应该考虑关闭某些中国媒体?不仅因为中国骚扰我们的媒体、不让它们在中国运作,导致我们必须寻求对等,而且也因为这些媒体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媒体,而是中共的宣传工具。
我同时敦促美国大学审视孔子学院。它们表面上看似乎很积极地教中文、促进中国文化,但它们中的很多却在介入信息审查和宣传。这要由各大学作出决定,但我希望他们关闭那些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做文化交流的运作。
我们必须采取这些行动,理由有二,第一,中国的人权侵犯现在已经扩大到海外,以及对我们学者和媒体的大规模骚扰;第二,中国政府的反西方反美运动,包括起草会进一步限制交流的法律,对美中关系已经造成巨大伤害。
反制是为了改善
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尊重坚定性。我不认为这些步骤本身是目的,而是一种改善的手段,让中国停止骚扰学者和记者,我希望他们会缓和反美情绪,所以这只是要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以做出改善,而这些措施本身不是目的。
有些我建议措施在威胁他们有所反应之前不应实行,如果有所改善,有些措施当然应该暂缓。但遗憾的是,我的看法是,每当我们表现克制和包容的时候——无论是在外交政策上还是私下交换看法——中国人就把它解读为是软弱的表现,就想得寸进尺。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政策中需要更多的坚定性,才能改善气氛,以确保我们关系中的交流是个积极因素,并可以继续发展。
记者:中国将军朱成虎在回答有关中国民主化问题时说,不管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正越来越自由和民主;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缘于中国的发展和没有按照美国学者指出的路径去走。你的看法呢?
洛德:这里涉及很多观点。首先,说中国更加自由了是很荒谬的。毫无疑问在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法治方面正好相反,在习近平先生领导下,有关自由的各个领域正在倒退。这并不是说比文革还不如,也不是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比方,工作自由、旅行自由。如果你不作声就不会有麻烦,没人强迫你作声,所以我首先要说的是,你在谈什么自由。文革以来有些领域有了改善。但是我谈论的问题,很显然在习近平先生领导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下就是倒退了。他极为担忧西方价值观、西方机构、损害其体制和威胁到他的努力,所以我完全不能赞同自由化有进展的评论。
许多美国人确实认为、期待,至少是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与世界有更多交流,中国更大的开放,会引领中国实现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像韩国、台湾、智利和其它许多亚洲国家,中国会变成自由政治制度,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对自由的普遍追求、国际交流的影响,以及现在的互联网,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国更自由和开放。但这并没有发生。在习近平先生领导下中国正在倒退。毫无疑问这令人失望。
自由民主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人民将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美国会表达看法,但我们不应傲慢。我认为更开放、透明、法治的社会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我希望能达到这一结论。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现代经济,必须基于信息、自由交换和法治之上;如果你封锁信息、镇压、歧视等等,你将难于保持经济的增长;如果你担心政治稳定,在我看来,如果你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承担责任的官员,就没有民主体制,当人们遇到问题无处申诉,比方经济改革,失去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上街头,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无法到法院去,因为法院由政府管理,他们无法诉诸媒体,因为媒体被控制了。
因此,我认为更开放的体制会有更好的政治稳定。如果中国想拉住台湾,实现统一,至少让她更靠近,只有开放体制,才有更好机会。如果台湾予以抵制,一定因为台湾的民主制度跟中国压制性政治制度的对比强烈。中国与美国和其它国家有更好的关系会使其在世界上有更好形象。我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更开放透明的体制是关键,无论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与台湾的关系,在世界上的形象,开放透明的体制对中国人民会更好。
自由民主的中国也符合美国利益
我们谈论人权为着各种原因而不是要对其施加任何体制,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事实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关系更容易相处,比如,我们对英国拥有原子弹就比朝鲜更放心,因为制度的本质不同。
另外,开放的民主国家不会愿意窝藏恐怖分子,而是要根除他们,决不让他们壮大。开放的民主国家不会产生难民,民主国家不会把自己的居民驱离自己的国家,不会掩盖自然灾害,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美国利益。更开放的社会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目标,也反映了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与会讨论者的评论。
我想他必须那样说,因为如果他批评自己的政府,他就不能离开中国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对中国朋友深表同情,他们在现在的气氛下必须极为小心。
记者:朱成虎将军很雄辩地说,南中国海紧张是美国军方引起的,你的看法呢?
洛德:这完全是胡说。这不仅是美国的看法,而是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看法,即,中国导致了紧张局势。这不是美国和中国的辩论,而是中国与周边几乎每个国家的辩论,不仅是那些争相申索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比如,中国最近跟印度尼西亚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
岛屿军事化和骚扰都是挑衅行为
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有些申索过于笼统,如果申索全部落实的话,它们囊括整个南中国海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每年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务船只载着巨量资源通过这里。第二,他们对许多岛屿、礁石、人造岛实行军事化。所有这些都是挑衅行为。
虽然其它国家过去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没一个达到中国的程度。中国还挑衅地骚扰其它国家的渔民和该地区的采油作业。中国一直在升高地区紧张局势,而美国则一直小心地在主权问题上完全中立、不设立场。美国敦促进行谈判,建立行为准则,反对单边行动,反对挑衅行为,联合开发资源。我们试图让事态缓和,但中国却通过申索和针对其它国家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不断挑起紧张局势。
记者:你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一样吗?在讨论会上,朱成虎将军说,全世界到处都是民族主义。你同意吗?
洛德:他说的没错。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如果表述正确它不仅自然而且合法。美国当然有民族主义,除了中国,他说了日本、韩国,还有其它亚洲国家,还有俄罗斯,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运动。但问题是必须在民族主义与其它国家的合法利益间取得平衡。美国的政治辩论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我首先承认这一点。
中国有些民族主义骄傲是完全合法的。数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和外交力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更大的影响力应该反映到各种经济和其它机构,使其拥有更大地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当中国要建立像亚洲投资银行这样的投资和基础建设的新银行时,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是反对。中国应该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获得相称的民族主义骄傲和巨大影响力。
利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很危险
但是,当民族主义变得像在南中国海那样具有挑衅性,当民族主义被部分地利用于去分散民众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对抗"外国恶魔",利用它来克服国内的麻烦,那就变得不合法、变得很危险了。因此,我同意存在民族主义,我认为它应作合法表达,我们必须在它与国际合作间保持平衡,尊重其它国家的利益。
记者:你也同意朱成虎将军有关几乎不可能让朝鲜非核化的悲观观点,是吗?
我完全同意他的悲观看法。我认为几乎没有机会让这个朝鲜政权完全放弃其核武器,因为这已载入他们的宪法,他们清楚表示绝不会放弃,这是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他们告诉老百姓,这是他们的成就,需要以此威慑外来侵略,保持他们的安全。因此不可能让他们完全放弃核武器。
如果我们有可能让他们回来谈判桌,这是可以想象的,我也会支持,至少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项目保持在现有水平。如果可以谈出一些条款,让他们不再生产更多炮弹、更长程的导弹、停止把武器扩散到其它国家,虽然情况还是危险,但我宁可朝鲜有几十枚导弹而不是几百枚,宁可它有短程导弹而不是射程可跨越太平洋。
但即便如此依然非常困难,我们经历了两党多届政府,试过每一种方法:提供安全保证、关系正常化、经济援助,凡是能想出来的,都试过,都不行。朝鲜从不认真落实谈判结果。每次谈出一些结果,很快被它打破。
因此,所剩的都是很坏的选择。我不相信军事打击,这不仅危险而且不解决根本问题,除非韩国和其它盟友同意,否则不应采取。唯一我能想到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就是发生极端情况,即对朝鲜发动重大攻击行动做出反应。
我认为,现在跟其它国家一起采取行动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极大地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孤立、制裁朝鲜。最近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是最严厉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加入其中。但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制裁措施。
中国总会给朝鲜避风港
坦率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虽然中国同意制裁,而且对朝鲜非常沮丧和愤怒,但总是给朝鲜一个安全避风港。中国不会全面落实制裁。且看这次会如何。我希望中国会落实。但他们不会让制裁达到影响朝鲜经济的地步。
如果中国切断朝鲜的能源和贸易,就有可能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但中国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中国认为在其边界保持这个共产主义缓冲地带,比让韩国主导统一、在美军监督下实现民主更为重要;中国还担心难民入侵,尽管他们对金正日政权很沮丧。
因此,虽然中国不想让朝鲜拥有核武器,知道朝鲜的野心正在导致中国付出代价——因为这会增加美军存在的理由,反导体系可能会部署到韩国,会让中国付出经济代价——中国还是不想让朝鲜发生政权变更,或实现统一。
朝鲜知道这一点,知道无论压力多大,中国总会让它摆脱困境。所以它没有回到谈判桌的动因,也没有证据显示会有外面的经济援助,因为金正恩感到如果投资和贸易进去了,他会失去政治控制。
我确实认为,这次,包括中国在内,如果有力地落实制裁,我们有机会让朝鲜再回到谈判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可以让它减缓核武、导弹和扩散计划。也许长远来看,通过施压,可能实现政权变更,这虽冒险,但比其它选择好,因为只要金正恩掌权,朝鲜不仅拥有核武能力,而且是世界上头号人权侵犯国家。因此,我认为必须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既要停止其核武项目,从长远看,还要解放朝鲜受苦的人民。
记者:能否简单阐述你在讨论会上提出的"三个基本看法"和"两个平衡"。
我的三个基本看法是,第一,美中关系正越来越暗淡和紧张;第二,关于这一倾向,很多因素正在发生作用,其中主要因素就是习近平先生国内的镇压政策和国际上的冒险、挑衅政策。第三,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仅现在的也包括明年的新政府,在继续寻求两国关系积极发展时,在对华政策上必然会有很多艰难因素。
对美中关系持悲观看法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我的观点,这是大多数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人——他们跟我一样寄希望于中国、愿美国与中国有更好的关系,或者他们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智库专家,都希望美国跟中国有更好的关系,虽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我认识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对美中关系抱持暗淡看法,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政策,尤其是中国政府反西方的立场、对西方学者和媒体的骚扰、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挑衅。
我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我是愿意两国有良好的关系,我为此工作了50年,我不是个疯狂的右翼鹰派共和党候选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反映了所有与中国打交道、研究中国多年、希望两国友好的学者、记者、前政府官员的观点。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我们需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两个平衡,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与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要让我们的盟友对我们的意图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友谊,但不去挑衅中国。不过眼下,遗憾的是,重点必须是向我们的盟友再保证,我们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必须作出多边反应。

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鲍彤:“十三五”和公民社会

图:北京知识界约五十位学者星期三举行聚餐,席间"随便聊聊"当前中国的局势,左一为鲍彤

今年两会的主题是"十三五"。"十三五"是好的,因为它毫不含糊地昭告世人,中国要告别老路,走上新路。

过去,中国的市场和战场一样,由党和政府领导,领导的意志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十三五"将告别老路,走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普世大道。

过去多个五年计划,使中国崛起为煤炭巨人,钢铁巨人,水泥巨人,建筑巨人。"十三五"决定"去产能"。经济的结构、规模和速度,将主要依靠国内平民的消费来拉动。这也是普世公认的正道。

过去,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鞭策下,硬梆梆的GDP压倒了听任宰割的大自然。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森林萎缩,草原萎缩,耕地萎缩。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十三五"将与此诀别,走上理性的、可持续的绿色之路。

过去,有武装镇压撑腰,有"先富起来"鼓劲,有权有势的人以疯狂的速度,在全国筑起了贫富悬殊的高墙。中国社会因此濒于断裂。"十三五"将改弦更辙,使中国成为全覆盖的没有死角的无贫国。

我因此希望"十三五"的基本内容能够完满实现。我不愿意看到这些信誓旦旦的晓谕沦为欺人之谈。

怕不怕"境外敌对势力唱衰中国"?那是无稽之谈。偌大的中国经济体,已经融入地球村,和其他经济体血脉相通。中国经济如不转型,固然是全球的隐患;中国经济如果崩盘,也将使全球蒙受灾难。金融巨擘学界名流之所以时不时发出防止"硬着陆"的警告,不是企图"唱衰中国",而是根据经验和预测,表达了恨铁不成钢的殷忧。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是互相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愿意唱衰中国?谁能够唱衰中国?其中的道理,小孩子不懂,政治家应该懂。

对"十三五"有各种不同意见,很正常。老路走惯了,对新路不适应,很正常。有妄议,有牢骚,也是正常的。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个大变动,有选择,有竞争,有淘汰,利害得失的不断变动是必然的,它会不断出现,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是市场常态。市场是和平的领域。买卖是自愿的行为。强买强卖,仅见于兵荒马乱的衰世。市场制度下生成的矛盾,靠枪炮靠强迫都很难解决问题,必须靠有关各方自主谈判协商,靠讨价还价,靠释放善意,靠相互间的让步、容忍和妥协,不断探索新的平衡点,达成协议,签订合同。谈判才是市场行为;亮剑、压制和围剿,不是市场行为。正如实验、质疑和论辩是学术行为一样,达成市场交易最常见最普遍的行为,非谈判莫属。持各种意见的公民,都不是敌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我以为。

也许我错了。但客观上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必须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比方说:

-   谁是"十三五"的主体?

-   对"十三五"有不同意见的公民,还算不算"十三五"的主体?

-   破产的或盈利的企业家,失业的或在职的职工,报道他们的处境和诉求的记者,受他们委托的律师,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到底算不算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宪法和政府到底肯不肯出力保护?

-   如果不实施宪政,请问还有什么东西,是能够保证"十三五"正常有序运转的最高共同规则?

-   如果拒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举行协商对话,请问何以妥善摆平社会各不同群体之间经常产生的不同要求?

-   除开建立在普世公认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和市场经济水乳交融的社会形式?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有正确的不吞吞吐吐的答案。如早有定论,请公布周知。如尚无答案,请研讨。

我有两种相反的感觉。如果今后五年能够一步步趋近公民社会,那么,实现"十三五"基本内容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感觉,一个梦。

另一种感觉是,如果打着"十三五"的旗号却和公民社会背道而驰,虽然不难赢得面子,势必彻底丢光里子。统计捷报照例会及时传遍天下:2020的GDP,铁定无疑一定是2010的翻两番。至于作为里子的全部基本内容嘛,长官意志大概依然如故,经济结构难免畸变加剧,生态恶化于是无法收拾,占居民25%的穷人只得到1%财富的社会危机势必变本加厉。那就会是另一种感觉另一个梦了。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梦。



——RFA

专访鲍彤:没有人可以使中国重回文革

图为鲍彤(后排左二)日前与高瑜、浦志强、胡佳等友人在京城聚餐

自由亚洲电台(黄小山/林乐同 报道)2016-03-30

即便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时局紧张,但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周三(30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认为,没有人能使文革重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不人为制造紧张,才是正常社会应有的正常的生活。

在接受本台专访的前一天,84岁的鲍彤刚参加了一场有数十名退休老干部参加的聚会。他称,这只是一场老朋友之间的普通聚会。

据悉,因为参加聚会的老人中,有包括鲍彤在内的多名体制内敢言人士,多年来,类似的聚会也一直是当局维稳机构重点关注的内容。而此前被外界传会参加聚会的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则没有获知聚会的消息。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鲍彤笑称,因为不想给饭店打广告,所以不说饭店的名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饭店。周二的午餐只是一场普通的老朋友聚会,他本人并没有受到阻挠。

他说:受到监控的人不多,老的嘛大概890岁的人,反正都是自由自在的来往嘛。有的人当然是全程监控的,但也没有受到阻拦。比方说我,我也知道我走那里都有人跟著,但他没有说这个饭店你不能进,没拦著我,没到门口来探头探脑的听我说了什么,所以我也觉得很平常。

就聚会本身,鲍彤说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各自有各自的观点。但就他个人对时局的观察,认为现在虽有些紧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大可不必。

他说:当局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有向当局建议过。形势,变得是紧张的,但是,没有必要紧张。我认为如果是不紧张,松下来,那就能够转为正常的情况。不仅对老百姓有好处,我看对当官的也有好处。至于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另外一回事。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官方在高调反腐的同时,持续高压打压知识分子和律师,引发了知识分子广泛的忧虑,甚至担心文革重来。但鲍彤认为,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没有人可以重演文革,即便是毛泽东活过来,也无法做到。

他说:你要问我,我看不会!不具备文革的条件。那个时候有毛泽东,现在有毛泽东吗?自从毛泽东以后,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再来发动一次叫做史无前例的这什么东西,没这个可能。叫毛泽东现在再活过来,再发动一次,我看他也不行。是我个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现在的形势,需要缓和,而不需要紧张。我认为紧张是一种错觉引起的,现在应该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生活,没有必要把它绷得很紧,如果绷的很紧,那我想的,我们还是希望他松下来。

在谈及他们这批被称为"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老人年事渐高,在日渐严酷的舆论管控下,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断代问题时,鲍彤坚称不会。他认为,说话是人类天生的权利,同时,后人不会弱于他们。长远看,中国社会不可能倒退。

他说:长著嘴吧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只要有人类,就改变不了。我不会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实际上还是后面的人,会考虑得更多。从一个长的过程来看,我不相信会倒退。

在采访的最后,鲍彤向所有采访他的媒体表达自己的谢意,称让自己的观点得以被外界所知。

另据胡佳表示,鲍彤、杨继绳等老一辈在国内从来不存在敢不敢说的问题,而是在官方长期封锁下,他们的言论遭遇传播的困难。随著他们年龄越来越大,更多地传递他们的声音就越发重要,很多人为此都有紧迫感。



未普:“十日文革”嘎然而止 习近平被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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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评论习近平的"十日文革"(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前些天,北京城广泛流传一种说法,称对任志强的文革式大批判突然中止为"十日文革"。我对这种说法,一直心存怀疑。主要是认为,这未免太乐观,太低估习近平当局开启意识形态围剿战的决心和意志,也太藐视习当局已经做出的1000余天的努力;况且,一些文革现像已经回归了。

但是如果把这"十日文革"窄化为搞个人崇拜的"十日文革",或许说的过去。那么,这十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综合各方面的零碎报道,我们可大致拼出这样一幅完整的图画:党内高层对搞个人崇拜有一场摊牌,习近平尽管很愤怒很不情愿,却不得不暂时接受了这个摊牌;而这个摊牌不仅使"十日文革"戛然而止,也使习近平暂居下风。

习近平的党内同僚用什么办法和习近平摊牌呢?他们很可能以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项党内共识做招牌,冠冕堂皇地迫使习近平做出了让步。这就是中共当时确立的一个政治规矩:鉴于毛泽东的前车之鉴,中共再也不准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如果习近平成为像毛泽东那样的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当年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的下场,可能就是今天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等人的下场。到了这个地步,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这个党不至于最后翻船,相信李王张都拼死进行了劝阻。

习近平接受了劝阻,但相当愤怒与不情愿。习近平当然有理由愤怒:空有那么多第一小组长的头衔,却仍然不能说了算!习的愤怒与不情愿毫不掩饰地展现在向全球报道的两会镜头中,连礼仪如常的表面功夫都顾不上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两会期间的冰冷无互动,表现的最是赤裸裸。这正如北京流行的最新顺口溜那样:"不到北京,不知道'文革'原来还在搞;……不开'两会',不知道习、李关系原来这么糟。"李克强是否在劝阻中起了重大作用,因而让习近平格外恼怒,就不得而知了。

习近平也有足够的理由气恼另一个常委张春贤,张对习的个人崇拜潮似乎很不以为然。当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争先恐后向习表忠时,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居然沉默不语;两会期间,香港某记者问张"是否支持习近平的领导?"张春贤竟然回答"再说吧,再说",然后就走了;还有,他属下的新疆政府官网(无界新闻网)居然刊登出"倒习公开信"。这些都让习近平难以容忍。

至于常委刘云山,习近平对他就更不满意了。有一种说法,"倒习公开信"可能与中宣部的某些官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有关,而习近平对刘云山的不满,集中反映在相关人士对海外媒体的喂料上,喂料称中宣系统刻意将习近平"文革化"。习近平早就想清理中宣系统了,现在时机到了。北京消息人士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宣部系统会有一批人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抓,另一批人因为政治问题而落马、因为站错队而被降职、调职。毫无疑问,习近平将会借机进行党内清理。

习近平虽然恼怒,却不得不接受党内同志的劝阻。东网的南桥先生称这种劝阻习近平的党内力量为"体制内的反对派",明镜则叫"倒习联盟"。不管叫什么,习近平的同志们显然对再搞一场个人崇拜有共同的担忧。他们即不愿看到文革再现,也不愿看到毛泽东再现。

除了体制内的反对派,笔者坚决相信,民间对批任志强和个人崇拜潮的嬉笑怒骂似的强烈抵触和反感,也成为常委摊牌桌上的筹码。习的同志们不会不利用这一点。面对排山倒海一样的民意,习近平不得不暂时让步。因此可以说,"十日文革"嘎然而止,是由体制内和体制外反对个人崇拜的合力,共同促成的。

至于习近平这一次被劝阻,不知是虚晃一枪的战略退却,还是真的放弃"个人崇拜"。暂居下风的习近平会不会卷土重来呢?完全有可能。这是因为,习近平用自己的理念治国,已经努力了三年多,难道会轻易放弃?
——RFA

梁京:中国改革僵局难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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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评中国政治改革僵局难破的原因(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为习近平集权辩护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集权是为了改革,集权也有利于改革。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习近平的集权并没有打破改革的僵局。

集权有利于反腐,这个道理是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不集权,已经全面腐败的各级官员就会完全失控,整个局面就会崩盘,这是凭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集权往往不利于改革,这个道理就不是那么直观了。

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改革就取得了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后的政治格局有利于推动良性的地方分权。因为中央和地方大员中,都有一批勇于改革的实权人物,他们在权力博弈中上下配合,推动了改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格局。

令地方分权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改革,与官僚阶层的利益直接冲突。这一条,大家都看到了,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却看不到有深度的分析。经常看到的一些要求政府"断臂",自己割自己的肉的道德口号,这样的口号当然不会有结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唯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才能逼出真正的改革。我对这个逻辑并不十分认同。首先是,如果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也有可能让改革更加困难,或者让当权者更不敢改革。其次,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加上现代的技术手段,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实质性改革,经济也可以维持,无非是浪费更多资源、时间和生命,比如生产更多没用、但也毒不死人的疫苗,生产更多劣质产品。

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对于中国维持这样一种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大的支持,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有利于支持人民币高估,从而减缓中国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多发票子提供了空间。

中国改革僵局难破更深层的原因,一是来自中国偏好中央集权的传统,这个倾向,不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都很普遍,这个传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改革的想像力。如果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会冒险去改革,而经济规模重回全球老大的地位,显然无助于激励中国改革。

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是世界多数国家其实乐见一个改革活力不足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又难打交道的中国。中国继续快速成长,会迫使世界不得不做出很多困难的调整。当然,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中国经济崩盘,大量输出难民。因此,中国内部的改革僵局,发展停滞而不解体的状态,最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嘴上不能明说。
在这个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会再像前三十年那样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改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想像的,更何况,发达国家自己也面临著非常困难的变革。

在微信群组中,有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局面都不好,是中国改革的大好机会。这个道理虽然不错,但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中国精英已经有了一些反思,但还非常不足。

最近看到刘仲敬去年的一个报告,提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看法,就是中国文化有根本性的缺陷,不借助外力,无法重建大一统,更无力输出秩序。按照刘的逻辑,中国正面临一次新的解体危机。刘的分析给我启发,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宿命论倾向。

上周,党媒《人民日报》批评社会风气不好,网民不服气,贴了一条黑色幽默:"这届人民不行",言下之意,是你们当权者不行,而不是人民不行。

这件事让我想到,历史和文化的惯性有可能让这届精英和这届人民打不破中国改革的僵局,但由于中国已经深度卷入世界,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下一届,或下一代领导人会有机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RFA

2016年3月28日星期一

德国总统高克访问同济大学演讲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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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高克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

非常荣幸今天能在传统深厚的同济大学演讲,为此我要感谢贵校校长裴钢教授。拜访贵校为思考中德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而这也是下面我要做的。
但是首先我想高度赞扬那些接过了一项德国遗产的人士,因为正如诸位所知,同济大学根在德国,其前身为"德文医学堂"。埃里希•宝隆医生创办了这所学校 ,并与中国伙伴共同使其发展壮大。学校不久即增设了工学专业,进而为发展中国 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今我们之所以能说同济大学是中德学术交流 的一个重镇,也是因为这一历史。几千名同济学子如此深入研究德国并赴德留学数个学期,贵校对德国学生又是如此开放,对此我印象深刻。但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德企业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基金教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该学院由同济大学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十八年前共同创立。
贵校校名来自"同舟共济"这一美好的、被广为引用的格言;今天,它作为校训形象地装点着校徽。这一格言也代表了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而正是大学能够并且应当孕育这种进步。为了完成这一旨在促进社会福祉的任务,大学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由地从事研究、自由开放地进行辩论的地方,一个思想能够不受阻碍地成长并为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这种自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贵校校训也很合适用来描述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深厚联系。不顾困难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我们以远见与勇气于1972年建交。 严格说来,当时并不是一种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三边关系,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个受苏联支配的更小的德国—也与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超然于一切世界观之外,中国人和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建立了紧密牢固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科学合作网络。
让我们来看文化交流:我与习近平主席刚刚为德中青少年交流年活动揭幕,其主题"交流、友谊、未来"颇为恰当。通过把双方的学生、青年学者、运动员或艺术家汇聚到一起,可以编织将在下一代承载双方关系的网络。体验另一种文化,也许甚至学习其语言,除了能带来真正的理解,还能培养在今天通称为跨文化能力的各种能力。艺术也能使我们走近其他文化,去年夏天在杜塞尔多夫参观出色的"中国8"当代艺术展,就让我体验到这一点。我希望即将举办的"德国8"当代艺术展也 能在中国激起如此广泛的兴趣。对这样有创新性、有勇气和一部分也有批判性的艺术家,我深怀敬意。
另外,不只是中国当代艺术让德国人感到赞叹,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如此。它这么早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中欧地区的人们当时生活简陋,对此还无法想象。中国古代哲学如此丰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西方人们对其一直抱着很大的兴趣。还有古典诗歌,其意义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理所应当地让全世界的人感到赞叹!
不过,不光是文化遗产令我们钦佩并把我们双方联系在一起。只需再看今天的中德经济关系: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及其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其中中国 与德国的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贸易额的总和。德国企业及其与中方的合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许多这些企业还带来了一种人性化的企业文化的新元素。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德国投资。尽管目前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德国企业仍要扩大在华业务。为在未来继续释放经济活力,比如为了推进工业生产数字化,创新必不可少。就此我们很乐于与中国更紧密地合作,尤其如果创新的法律保护得到更好保证的话。
中德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分别是各自所在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国家。同时,当其所在地区最近处于困难时期时,两国也都证明了自己是稳定之锚。
我们对中国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深怀敬意。这当中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使这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特别是鉴于之前的历史歧途为大部分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此外,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精神也令我们钦佩,以及许许多多年轻人对教育的追求,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艰苦的工作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年轻的留学生对世界抱着开放的心态,并且满怀热情地在日后将其所学投入中国的发展。我们也怀着兴趣和敬意看到,今天的中国有着各种各样四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也像德国社会一样——变得更多元了。 这种多元化是思想活力的重要源泉,从而也是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反过来也可以说,限制这样的发展空间则会危及这一进步。
然而,我们也不无忧虑地关注着某些发展走向。比如雾霾侵袭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现在甚至包括上海这里,许多德国人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都颇为触动。有些德国人则在想,怎样才能更加平均地分配财富,那些完全走自己的路、似乎与官方路线相抵触的人有什么遭遇;星期一我在北京与这样一些人士会面,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些德国人在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和现代化任务时,为我们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忧心忡忡。
我们的经验表明,长期来看总体上有理由感到乐观。中德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两国机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里,中德双方许多人建立了信任,尤其是对各自社会所具备的学习能力的信任。哪里有信任,哪里也就会产生可靠性 。只要社会和政府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系统,就能取得进步,包括在国家间关系这个领域。
我了解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泱泱中华沦为半殖民地。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曾深为欧洲启蒙主义者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敬仰,此时却显得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内战在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可能是19世纪全世界最血腥的事件。1912年帝国终结之后国家陷入混乱,但也是这一年冬天在中国首次举行了民主的国会选举。抗日战争中有上千万人遇难。然后是五十年代毛主义的群众运动,饥饿与绝望,文革浩劫,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产生了解放性的长远影响。
特别是20世纪是一个——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极端的时代", 对中国如此,对德国亦然。无论我们的国族史有何不同,从暴力的深刻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和一个认识,那就是社会的繁荣发展需要保卫和平的决心、人性的首要地位和理性的力量。
我从这样一个国家来到你们这里:关于重新开始、转型和适应,它积累了各种经验;它曾面临的某些问题,中国也得设法解决。德国走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一条首先是咎由自取的坎坷道路。先后两个独裁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背人道原则并犯下最可怕的反人类罪;历经这些坎坷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德国才最终变成了另一个国家——先是西德部分, 1990年作为一个整体。在当代德国,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即人的尊严。因此,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的国家及其历史,也略微讲一讲我的生活。这些经验我并不想强加给任何人,不管是在座各位还是其他中国人。我提供这些经验,以助于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在引
导我而且也在引导德国社会。
我能给你们讲的,不只是德国的成功。我也经历过一个社会会缺乏什么。从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官方宣传赞其为两个德国中"更好的"那一个,但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应当为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结束剥削、抵制人的异化,并由此开启一个幸福与满足的时代。但当时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后果就是信誉的缺失,以及与之相联的一种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文化。
与东德的情况相反,西德战后很快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法治国家。从纳粹分子滥用法律为其罪行辩护的经验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个核心教训,即权力决不应再凌驾于法律之上。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话从此成为准绳:"法是追求正义的意志。"而这也是西德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社会市场经济离不开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
这个认识曾经在德国并非理所当然。德国虽然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之一并贡献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此处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国家及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久久却不愿认识到,诸如公民自由等启蒙运动的价值具有普适性。很长一个时期,德国反而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这种例外主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事物,对德国却不一定适用。直到发生了纳粹政权的灾难及其在二战中失败之后,西德才开放地接受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法治,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主权在民。
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1989年, 这一认识终于也在东德和整个中东欧赢得了胜利。事实表明:人对自由的向往总会为自身开辟道路。出于这一原因,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
即使人权的普适性还没能使每个人都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比如由于政治上的剥夺,个人仍然也可以援引这些权利作为依据,尤其是可以援引联合国大会近七十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则是一位中国人。《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原文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中德之间2014年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商定的交流也应充满这种精神。
如果民主社会要以一种保持内部和谐的方式发展,除了政治参与以外,社会正义和社会参与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我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在德国,正是战后时期的混乱和艰苦使西德的建国者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也能够参照长期的传统。
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二战后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把福利国家称为"对持续制造不公平的市场社会的巧妙回答"。今天,德国人已经与福利制度并进而与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他们不必指望国家的施舍,而是能够放心他们的权利将得到保障,能够依据权利提出要求。
我们德国人的经验是:福利制度如果跟民主秩序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推动力。普选权保证财产较少的人也能为其关切发声。不过,维持社会平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雇主和雇员必须通过对话携手肩负这一责任。
德国历史上的两个独裁政权都曾对雇员成立的某些团体疑虑重重,而后来正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社会伙伴关系的核心。因此,工会的自由度是衡量德国现当代史中政治自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直到1990年,工会只在西德享有自由。二战后西德工会史的突出特征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雇主与雇员、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一社会伙伴关系在于,它虽然要求双方做出妥协,但最终对双方都有利。它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广大阶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不只是科技创新打造了西德的经济繁荣,上述社会创新也发挥了积极影响。
劳资合作是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行为,旨在实现利益平衡;如今,它也使德国能够逐渐进行经济和就业领域的结构转型并保持社会和谐。
德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关于经济,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说得很贴切:"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那么全世界都从中受益"。但是,德国人也关注着中国的生态发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明白中国对全球气候的意义,但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中又认出了我们自己。被毁坏的自然景观,尖利的交通噪音,被污染的河流,厚重污浊的城市空气——德国曾经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一切也很熟悉。
这些问题在德国能够大部分得到解决,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尤其是西德的公民社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运动一再指出弊端。这中间需要广泛的辩论和许多公开集会,最后兴起了一个政治运动,改变了主流社会的心态。随后政府做出反应,社会从此开始了以生态为导向的改变。总而言之,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有时不得不克服强大的利益阻力才能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运动自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抗议变为与国家合作对话。如今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环保团体甚至是政界和经济界的咨询顾问。对过于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成果这种也曾在德国广为流行的思维,环保运动给与了强有力的纠正。环保运动也对官方机构产生了大有裨益的影响,官方机构则证明了自己越来越强的开放性和学习能力。由此可见,与公民寻求对话、对公民负责的政治决策者,会获得行动能力和负责能力。而从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高度的合法性。
顺便提一下,绿色技术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出口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保障大量工作岗位,而且推动我们实现彻底摆脱核能和化石资源的能源供应模式。
为公共福祉服务是国家和政治行为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其实也深植于中国思想史中。孔子最著名的后继者孟子,就已这样回答魏王什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的问题:"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公民决定国家的命运,如果他们信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如果也还有一定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内部和谐就能得到增强。而内部和谐与外部和平相生相成。
德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表态。德国也欢迎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欢迎中国由此更积极地承担起伴随经济实力增长而来的责任。
承担不同形式的责任需要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德国人自己也正在亲身经历。另外,不能光利用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而是也要付出。当今大量的危机向我们表明,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多么需要集体行动和国际标准。我们很高兴恰恰是在国际气候保护问题上逐渐与中国拥有了共同语言,同时也很高兴中国愿意成为世界气候协议的缔约方。
中德两国近来在大量全球问题上携手承担起了责任,比如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两国也为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做出贡献,由此有力防止了核武器扩散。我们一起积极寻求途径结束叙利亚冲突并从而结束它给成千上万人造成的苦难。
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步骤,但是我们两国还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中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的参与带来机遇——共同进一步发展国际结构的机遇。我们愿与中国一道,努力增强秩序体系和法律体系,使其更加有效、更加公正。如果创建新的机构,它们就应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补充而不是竞争的作用。对我们来说,看待中德关系时也不能脱离开中国与德国所有其他重要伙伴和盟国的关系。
中德关系建立在长期信任和高度可靠性的坚固基础上。两国在上世纪最后一个阶段都实行了开放和改革。尽管如此,我们以及我个人今天仍有许多疑问。特别要问的是,中国还蕴藏着哪些潜力?中国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才,因此我猜测还有着丰富而巨大的潜力。那么怎样才能挖掘这些潜力以有利于中德双方呢?我并不是从贸易伙伴的功利主义角度提出这些问题,而是从伙伴的角度,一个由衷地关注对方发展道路的伙伴,一个为近期以及这几天从中国公民社会传来的某些消息感到忧虑的伙伴。
我要再次明确表示,我的访问是一次友好访问,旨在继续巩固长期信任。我深信,我们正是能以真诚和坦率进一步拓宽我们之间的桥梁。
为此我们必须遏制那些削弱信任的因素,促进那些加强信任的因素。在欧洲,信任来自可预测性和法治原则。德国相信,中国未来几年也能实现其高远的发展目标——如果中国利用其社会多元化所释放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也植根于个人的经验和创意中。
一个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也总是一个灵活创新的社会,能够发挥感染力并获得国际好评。如此一来,国家能够与社会一道,更好地、更和平地克服危机,并以此长期保证更大的稳定。德国寄望于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个创造性和创意竞争的中国。不止如此,整个国际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中国。
因此,我们彼此关系的未来也取决于双方能够释放哪些内在活力。因为这很清楚:2016年的德国也不是极乐岛。我估计你们当中很可能也会有人问我关于德国的问题,比如德国的增长前景,德国的欧洲邻国,德国对欧洲日益危险的周边环境的反应。因为当前我们确实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也在挑战我们对人的尊严的理解,而首先是这个问题:如果不只是少量的人作为内战难民和政治避难者到德国寻求住处和未来,而是有无法预料规模的难民潮涌入,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行动。
众所周知, 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他那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在上海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故乡》,一篇1921年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是这样结尾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愿中国和德国一道, 为世界上希望永存,为总能找到新的道路走向更好的未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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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4日星期四

未普:如何理解美国大选中的愤怒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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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评论美国总统大选和民主制度(粤语部制图)
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民无论来自共和党还是来自民主党,都显现出一种愤怒情绪。在中国官媒看来,这表明美国民主不行了;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则关注,美国民意到底在选举中能起多大作用,因此本文专门讨论这次选举中的愤怒民意。

这种愤怒民意,集中体现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选民身上。他们对美国现状普遍不满。他们不满共和党党内建制派推出的体制内候选人;不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反感华盛顿的政客,也反感华尔街的金融寡头,更反感紧箍咒一样的政治正确;他们不满非法移民抢了他们的福利,不满合法移民过的比他们好,不满自由贸易剥夺了他们的饭碗,等等。而所有这些不满,几乎都可以从川普的竞选宣言中,得到发泄。不能不承认,川普竞选团队准确地号到了美国社会跳动的脉搏,迎合了民意中强烈不满的民粹主义情绪。

那么,这种愤怒民意是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呢?川普刚开始选举时,绝大多数支持者来自共和党中年龄偏大、教育水平偏低的蓝领阶层,占共和党选民的30%-35%。但是从去年12月加州发生了恐怖袭击,川普公开表示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后,支持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了原来的蓝领白人成为铁杆支持者之外,一些宗教人士,特别是反穆斯林的极端宗教人士开始支持他。民主党中的蓝领白人和不满贫富悬殊的选民,也开始跨党支持川普。难怪川普会得意的宣称:我就是站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滥射,也不会丧失选票。

川普的支持者,如果再加上民主党左翼人士桑德斯的支持者——有同样强烈失落感的选民,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愤怒力量。有专家说,这股力量有可能占选民总数的55%左右,甚至更高一点(见美国之音的有关川普的相关讨论)。这种巨大的愤怒力量,无论哪个党的候选人胜选,都不能不重视。

这种愤怒民意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反体制力量?选民们的确展示了对政客和体制的不满。盖洛普(Gallup)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两党领跑者同时持消极看法,这是过去25年中罕见的政治现像;其中,53%的美国人对希拉里持负面评价,63%对川普持负面评价(见《纽约时报》"希拉里与特朗普(川普)赢了选票但赢不了民心")。此外,美国民众对美国国会更是反感,赞成率只有10-20%。

愤怒民意的发展是否会掀起一场政治革命?要想化解这种愤怒情绪,美国的确需要一场政治革命。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认为,在这次选举中,经济是次要问题,主要是选民对政治正确的多年积累非常反感,一些白人感到自己是美国的少数族裔,政治正确对他们的剥夺,让他们感到十分失落。这显示,如何在坚守美国立国精神的同时,回应这些诉求,消解这些愤怒,是个不小的难题。

愤怒民意的进一步发展,即川普当选,能否证明美国民主在沉沦?一些美国政治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即便川普当了总统,美国仍然可以熬过去,因为他不能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有三权分立,有媒体监督。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川普的崛起确实反映出了一些民意,选民的愤怒确实反映了美国的某种社会现实,而美国政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精英把持政治、金钱政治以及政府运作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川普现像本身并不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出现问题或者是危机。他指出,美国民主不仅有民主选举,还包括权力制衡和法治保障。

兰德公司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也这样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制度非常有弹性,而这正是提供了一种安全机制,让民众能够表达对政策的不满并要求改革"。同笔者在"他们为什么担忧川普当选"一文中政界和媒体的担忧相比,学者们显然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更乐观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即使川普当选,美国先贤创立的历经200余年风雨的民主体制,不至于受到重创。而这次选举展现出来的强大的愤怒民意,必然会启动美国民主的纠错机制。
——RFA

高新:被媒体“毛化”是习近平个人集权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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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图片:毛泽东、习近平。(AFP)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近日有外界媒体把习近平自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共官方媒体和官方掌控的网站"全力塑造一个向毛泽东'看齐'的习近平形象"的做法,说成是"绝非习近平的本意"。言下之意,前不久刚刚被习总书记公开强调了必须"姓党"的中共官方媒体数年来一直都在做着违背习近平"本意"的事情。愚笔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最近刚刚接受了自由亚洲记者采访的余英时先生说:最近有许多迹象表明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第二,但是这里面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他怎么样从各方面去努力把大权抓在自己一个人手上。首先,当然他也要建立一个形象跟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当时在老百姓中间是有极高的威信的,他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在宣传之下都要把他当神一样。所以他也想走这条路。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思路分析下去,事实真相应该是习近平一心要效法毛泽东,而中共宣传部门扮演的不过是"应声虫"的角色,其围绕"习近平"三个字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揣摸上意的结果,何来"捧杀"一说?
笔者早在两年多前即在本专栏为文《仿效毛泽东,传递"正能量"?》,说的是前年年初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借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察理·罗斯专栏节目中受访的机会向美国乃至全世界宣称:"中国总统习近平是这个时代杰出的领导者,有决心和远见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政权的"党八股"语言中,"卓越"和"杰出"二字从来是不能被随便使用的。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的"盖棺论定"都会有"卓越"的字样出现,而在位时即被用"杰出"二字称赞之,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这三十多年里,除邓小平之外只有习近平获此殊荣,而且是在宣布退休后才获得的。
笔者在当时的那篇文章中还介绍了封号为"爱国主义艺人"的深圳歌手马仕健的一首"习近平咏叹调"被新华网称作「正能量的传递」,所以应该"唱响祖国大地,传遍东西南北",歌中吟咏道:"老百姓啊都说你笑容可亲,老百姓啊还说你身体力行,你曾说啊打铁还需自身硬 老百姓的声音你铭记于心 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 华夏儿女跟随你携手向前进 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 中华民族有了你一定会复兴"!!!
毛时代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吟咏的内容人所皆知,被"迎风歌手"董文华唱响的《春天的故事》中的歌词内容对邓小平的赞美用词远远没有这首"习近平咏叹调"来得肉麻。更何况《春天的故事》一曲被唱出的时间不但是在邓小平已经完全无职无权的数年之后,而且是晚在他邓小平临终前夜。而今习近平刚刚上台一年,"习近平颂歌"就已经"闪亮登场",当时自己夫人就是军旅歌星的习近平难道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如果说一首接着一首,一首更比一首肉麻的"习近平颂歌"完全是源自民间,"绝非习近平本意",那么怎么解释习近平登基一年后迫不及待地发行出版"习主席语录"?
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句读》由中国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据中共官媒介绍,继《毛主席语录》之后这本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本"红宝书"由中国梦、理想信念、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外交战略、群众路线、组织作风建设、反腐倡廉等八部分组成,摘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121句原话,意在让读者重温学习总书记讲话原文后,逐句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
当时针对此现象即有外界评论说:新年伊始,中共对上任刚满一年的新君习近平的各种推崇可谓不遗余力,造神之势头大有比肩当年的毛泽东之势。这份习近平版"红宝书"的出炉,从组织策划到编写,相关参与者的奉承之意自是不必明言....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到效仿毛氏手法的"清党整风",从"枫桥经验"重出江湖到不时从习近平口中说出的"毛泽东语录"以及毛泽东诗词节选,这一切都让外界产生了习近平会不会是翻版毛泽东的疑问。或许习近平并不介意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欣喜。因为在习近平乃至绝大多数"红二代"心中,毛泽东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即便毛泽东晚年犯下了滔天大错,他的历史功绩也依然是不容抹煞的。能与毛相提并论,起码可以证明他的政治手腕非同一般。如今这"红宝书"的出炉却将习近平与毛泽东之相类推到了极致,而且他所相像的恰恰还是那个"文革"时期被大力颂扬的、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之错误的毛泽东,因为今日之"句读"便是昔年之"语录"的翻版!
人们应该还记得去年十二月四日发生的《人民日报》整版全是习近平的故事。相关报道中说:中国的人民日报一向为党喉舌,但华尔街日报四日注意到,人民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当天的头版,评论在内的十一条新闻都在标题提到了习近平,讲述其此次访非之旅。华尔街日报指出,个人崇拜到如此程度,堪比毛泽东,专家也质疑中共的"集体决策"是否正削弱中。
当时习近平正在非洲访问,人民日报四日的头版共十一条新闻,一个大标题与其余十个小标题,全部以「习近平」开头;第二版全版刊登了习近平与非洲各国领导握手共九张照片,以及另两条会晤新闻;第三版半版仍是习近平访非的相关评论。
华尔街日报当日的评论说,国营媒体对习近平坚定不移的关注,有别於前任领导人,并引发外界质疑,中国是不是重回一九六○丶七○年代对毛泽东极尽个人崇拜的道路。
报导引述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研究报告,说自毛泽东以来,习近平被人民日报提及的次数为历任领导人之最。自习近平掌权的头十八个月,被人民日报提及四七二五次,同样期间相比,前任领导人胡锦涛为二四○五次,江泽民是二○○一次。
如上种种,习近平本人怎么可能不知情?所以,说习近平"对中共宣传系统肉麻吹捧他的做法,对'姓党'的媒体刻意塑造他的形象很不满意",等于是在说习近平登基几年来一直是既不上网,也不看报,更不关注央视的新闻联播,直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其手下的宣传部门竟然一直做着违背他"本意"的事情。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过,如果不是习近平当场用英语"YES"肯定,举国上下,亿万人齐喊"习大大"的现象不可能出现。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金正恩继位之前的金日成和金日父子两代"最高领导人"都被朝鲜人民尊称为"慈父般的领袖"。
曾经记得,当年的朝鲜人民一提起"慈父般的领袖"就禁不住涕泪横流,如今的中共官方媒体"一声'习大大'饱含深厚民心","一声'习大大'寄托厚重期待"的说法,应该是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习近平对亿万臣民都喊他"大大"的志得意满。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也已经介绍过,就在"习主席语录"被隆重推出之日,曾经竭力推崇过党内"反左英雄习仲勋"的《炎黄春秋》适时推出一篇《"四个伟大"的由来》,文中揭露的是毛泽东在"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上曾经的虚伪表现,目的是在借"古"讽今?只有作者胡鹏池本人内心清楚。
从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祸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至今,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个人集权的程度相对五十年前的毛泽东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习近平应该不会机械地模仿当年毛泽东的口气直言"党内还是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的",但他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每日党报上的频率甚至已经高出"文革"初期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见报率虽然不一定是他习近平亲口要求的结果,但肯定是中共宣传部门在投习近平所好。
如今有外界媒体一面坚信习近平个人专权程度在中共党内前所未有,一面又替习近平辩护说他"对'姓党'的媒体刻意塑造他的形象很不满意",殊不知凡独裁专制政权制度下的"最高统帅"的个人专权之程度从来都是与个人崇拜之力度成正比的。崇拜意味着臣服,是独裁领袖维护和巩固个人专权的必要前提。
——RFA

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

陈翰圣:“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

图:中国留学生凌虐案三名主犯在法庭上。翟芸瑶(左一)、张鑫磊(左三)、杨雨涵(左五)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虽然针锋相对,但它们的冲突是不同政治营垒间的话不投机。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评论对象无限拔高,都在有意无意间抬高了中国特色"大国崛起" 的国际地位。"北京共识"是涂脂抹粉,"中国病毒"是危言耸听,两者同样不靠谱,同样把"中国特色"夸大成了"普世价值"。
"中国奇迹"的"硬道理"
前不久,有人发明了一个名词:"中国病毒",在纽约据说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再以前,曾有人也发明过一个名词:"北京共识",这个名词因为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审美标准,所以享受过不止一次研讨会的待遇。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好像没一个人能举出个简单的例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究竟什么是"中国病毒",什么又是"北京共识"。
专家做不到的事,有时群众能做到。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联合国大门坏了,向全世界招标修门。第一个来的是印度人,报价三千;第二个来的是德国人,报价六千;第三个来的是中国人,报价九千。联合国主管大惑不解,问中国人为什么报价比德国人还贵?中国人说,我报价的九千里面,三千是给你的贿赂,三千是我的利润,另外三千则是用来雇印度人修门的成本。这种无法无天且又自鸣得意的生意经,正是活灵活现不折不扣的"北京共识",同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
三千贿赂,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话讲,是交易成本,它在中国孕育出了一个腐败的上层。三千利润,用革命经济学家的话讲,是剩余价值,它在中国创建了一支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土豪队伍。三千印度人的劳务费,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话讲,是比较成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它在中国生产出了庞大的低质量GDP,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由农民工们打造的那片"京上广"里的繁华。三个"三千"加在一起,发展出一个"硬道理",名字叫"中国奇迹",它既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又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伦理道德。阿谀奉承者称其为"北京共识",谈虎色变者称其为"中国病毒",其实两者讲的是一个东西。不过因为立场不同,褒贬迥异而已。
"中国特色"夸大成"普世价值"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虽然针锋相对,但它们之间进行的并非学术之争,它们间的争辩是价值取向的背道而驰,它们的冲突是不同政治营垒间的话不投机。然而,就这么个死对头,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评论对象无限拔高,都在有意无意间抬高了中国特色"大国崛起" 的国际地位。
无论是"中国病毒"还是"北京共识",讲的都是一种可以复制的东西。如果不能复制,叫什么"共识"?如果不能传染,算什么"病毒"?但是,中国特色之所以是中国特色,就在于它不能复制。"北京共识",谁和你"共"?就凭北京城里满天雾霾,一地腐败,谁愿意和你"共"?至于"中国病毒",请问这种"病毒"怎么传染?它开始从哪里"传入"中国?一个从来没有"传入"的东西,怎么"传出"?"中国病毒"之所以不是"病毒",因为它内生内成,不能传染,一见阳光空气,顷刻化为泡影。所以,"北京共识"是涂脂抹粉,"中国病毒"是危言耸听,两者同样不靠谱,同样把"中国特色"夸大成了"普世价值"。
前不久,洛杉矶华人圈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新闻主体是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清一色的花季少女。她们中一位因感情纠葛,集合起十二位小姐妹,要给情敌一个教训。这批少女,离开中国大陆不久,身上带着原生态的"北京共识",以为打个同学,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给学校写份检讨。于是,她们私设公堂,对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拘禁殴打凌辱达五小时之久,包括拳打脚踢、剥光衣服、用烟头烫乳房等等,肆意妄为,丧心病狂,行为之野蛮,手段之残忍,堪比半个世纪前宋彬彬小姐领导下红卫兵。更有甚者,首犯作案后,居然警告受害人不准报案,扬言她们"局子里有人"。幸亏受害者及时从"北京共识"中醒来,毅然决然于当晚报案。幸亏洛杉矶警方不受"北京共识"干扰,以绑架罪、攻击罪、折磨罪、人身伤害罪等多项重罪,于当晚将除在逃外的全部案犯逮捕。幸亏美国刑事法庭不受"北京共识"管辖,按律判处三名成年首犯十三年,十年和六年徒刑,并将于刑满后把她们永远驱离美国。案发后,小留学生远在中国的家长又作何反应?据说有位父亲,平日大概笃信"北京共识",第一反应便是飞赴美国,打算"用钱摆平一切"。结果,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才踏上美国领土,刚出手"用钱摆平",便被美国警方以涉嫌贿赂逮捕归案。
比法制更深刻更重要的屏障
至此,这场由中国小留学生上演的恶剧加闹剧,终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批少女把她们同学的人权和尊严,看得贱若尘埃?是什么使得她们的父辈,坚信金钱可以摆平一切?他们父女两代人这种自信和底气,这种错误的自信和愚不可及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要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才能锻造出这种自信和底气,才能让邪恶变成自然而然的习惯,无法无天变成不假思索的本能?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知道,这种自信、底气、本能和习惯,已经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它就叫"北京共识",又名"中国病毒"。
小留学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北京共识"或"中国病毒",并不能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这次,它们不是在美国法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吗?然而,法制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屏障。比法制更深刻更重要的屏障,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底蕴,这才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所以,在中国政府豢养的孔子学院能够取代哈佛耶鲁之前,在他们能用诸如"皇帝的太监"和"女人的小脚"之类的文化糟粕征服整个西方文明之前,"北京共识"终将不成其为"共识","中国病毒"也终将不成其为"病毒"。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

吴志森:港獨言論打破思想禁忌

一年前,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發表《香港民族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劈頭狠批,左報建制齊聲附和,在全港掀起一場鋪天蓋地聲討港獨運動,彷彿港獨已迫在眉睫,要立即消滅於萌芽狀態。

一年過去,經歷旺角大衝突後,《學苑》又發表青年宣言,對2047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年輕人充滿想像的空間,港獨的理念更為明確,包括聯合國承認香港獨立、香港全面民主、以及全民制訂香港憲法。與一年前相比,《學苑》的港獨主張更明確,左報仍然全版甚至幾版篇幅狠批,但特區政府和北京官方的反應,卻相對「溫和」。面對《學苑》更「明目張膽」的港獨主張,梁振英只是不痛不癢的表示:「香港亙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份,此事實不會在2047年後改變,這是我們的憲制規定,亦是清楚的常識問題。」而律政司長袁國強也是「溫溫吞吞」:「香港無獨立條件,港獨亦不合乎本港利益,不如在現階段把時間和資源花在完善及落實一國兩制。」

官方對港獨轉趨「溫和」,在政治上有不同解讀。旺角衝突後,北京南來收風的探子蜂擁而至,對衝突的前因後果垂詢甚詳,了解梁振英上台三年,深層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亦明白所謂港獨,只是一小部份人的主張,目前只留在臉書議論階段,即使有所謂理論基礎,亦相當粗糙,而且各門各派,矛盾重重,有些更搞得滿天神佛,成為笑話。港獨仍然不成氣候,若然煞有介事的進行批判,反而有利港獨思潮的傳播,效果適得其反。

另一個原因,是政治現實的考慮。本土派的梁天琦在新東補選高票落敗,6.6萬票的佳績,反映本土思潮迅速擴大,北京不只一位主管香港政策的官員公開表明,激進年輕人在9月立法會選舉取得幾席,不足為奇,可見北京對香港新局面早有心理準備。北京官員當然也明白甚麼叫越批越香,狠批港獨,造成逆反心理,得不償失,暫時忍手,待9月立法會選舉,再謀打算。
北京轉溫和對梁振英不利
北京對港政策的溫和取態,當然對梁振英不利。三年多以來,梁振英施政一無是處,起用吳克儉這類窩囊局長,表現笑話成籮,怨聲載道。梁振英和他的幕僚親信,以鬥爭為綱,到處點起火頭,只有強硬路線才可以穩住大局,香港局勢越緊張,梁振英的位置就越穩,連任的機會就越大。9月立法會選舉前,北京對香港的形勢進行重新評估,梁振英的如意算盤無法打響,於是改弦易轍,忠實執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也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在有商有量下調動立法會議程,讓民生撥款議案得以順利通過。

港獨主張,充滿激情,年輕人理想主義熱情澎湃,對香港未來充滿憧憬與想像,因為香港民主前途遙遙無期,苦無出路,港獨成為當中選項,是必然結果。

《學苑》的港獨主張,只是口頭表述,講得白一點,是對今天香港惡劣處境的情緒反應,沒有行動綱領,沒有路線圖,更沒有時間表。同學對港獨的浪漫憧憬,不能只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英國的蘇格蘭、加拿大的魁北克,只用和平的公投就能決定命運,甚至獨立建國。歷史上不少分離運動,即使在歐洲民主文明的國家,暴力血腥,傷亡枕藉,最後仍是無疾而終。北愛爾蘭脫離英國,西班牙的巴斯克分離運動,都要沉重的性命代價。我在此忠告激情浪漫的年輕人應熟讀中外歷史,謹慎定出下一步行動。

面對中共強權,港獨很難成為現實,但打破思想禁忌,卻發揮神奇功效。2010年五區公投的口號是「全民起義」,受到建制左派的圍剿,指「起義」等同「造反」,做不得也說不得。雨傘運動期間,大台的佈景以「命運自主」作為口號,也受到狠批,指「自主」等同港獨,港人連命運自主的權利也受到剝奪。到今天,《學苑》明確提出港獨的主張,甚麼起義、命運自主,甚至「是時候政變了」都變得小兒科。學術思想言論表達的自由,本來,就不應該有任何禁區。
—— 原载: 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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