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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

刘瑜:民意与伪民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网友推荐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二十一)——法官还在“研究”

130日,按惯例请我的律师将20162月号香港《争鸣》所载"'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二十"快递给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我案合议庭庭长贾志刚的同时,请他附上我致贾法官的一封短笺:

贾志刚法官:您好!

猴年即将来临,预祝您和家人春节快乐!

我的案子真是被您拖进了"猴年马月",是否会成为"八年抗战"也未可知。若真到那时,您应该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父亲李锐猴年将进百岁。他一生历经磨难,百年苍桑的文字《李锐口述往事》,不论您的合议庭如何判决,都不会失其历史价值和光彩。只盼望我的"状告海关案"不会成为您作为一位法官的终身耻辱,无颜面对中国公民,面对历史。

为什么会想起给贾志刚写这么一封短笺,是因为不久前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最高法首次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 誓词共70字

  13日(按:1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监誓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带领包括45位新任法官宣读了70字誓词。

  据了解,这是最高法首次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而宣誓仪式的由来,缘于去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决定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决定规定的宪法宣誓誓词共70个字:"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因为这是最高法首次举行新任法官宣誓仪式,我知道入行多年的贾法官不会有这种经历,但是这不等于他可以不认同周强院长在此次宣誓仪式上指出的"崇高信念""庄严承诺",因为周强院长明确地说70字"誓词"是"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誓词"。他的原话是:"虽然誓词只有短短70个字,却集中展现了最高法院审判人员对宪法精神、宪法权威、宪法尊严的崇高信念,展示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院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的庄严承诺。"

快递送达回执显示,1月31日三中院即签收了快件,但是贾法官未通过律师回复我的短笺。2月16日,我请律师联系贾法官,询问案情进展(距2015年9月17日贾法官当面向我允诺:"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已近半年),希望在今年4月父亲李锐期颐寿辰我回国时,能与法官再次会面。2月17日中午时分接到律师电话,告知刚刚跟法官通了话,贾回复:"案件仍在研究之中。"我问:"是不是态度很好,实质还是拖?"律师说:"法官的态度让我感觉是敷衍。"

对于"研究、研究……"的说法我一点儿都不陌生。曾经在大陆生活了四十年,那里办事衙门的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执掌着一级印章,他/她若告诉你,你的请求需要"研究、研究",在一个曾经不算短的时期里,就是"烟酒、烟酒"的意思——事情可以办,但是不能白给你干;对于那些按政策规定应该办,但是门槛太多,不好办的事情,"研究、研究"变成官员懒得办的托词。最好的变通之策,是找到这位衙役上一级的官员写个条子,让这位官员不费劲、不担责任,还卖个人情。领导的"条子",自共产党执掌政权起,一直是最好使的制胜妙方。只是平头百姓到哪里去寻"条子",果真千辛万苦寻到个"条子",说不准还会被更高一级的"条子"堵回去……总之,"条子"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人治。我自忖贾法官不会有索要"烟酒"的意思,是否等着我去找"条子"?我猜不透他"研究、研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没有兴趣猜。找"条子"等于认同"人治",与我的"状告"初衷相违背,我是不会干的。

对于那些不断进入三中院的新人,宣读70字"誓词"不过是个短暂的仪式,院里前辈法官的行为模式才是今后职业生涯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能量。"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本身不是个大案子,但是是一个"标志性"案子,三中院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指定贾志刚担纲此案,不会是一个随意的选择。但是迄今我所看到贾法官显示出的最大智慧就是:"我们还在研究"……除此,竟然找不到更好一点的、6次延审不开庭的遁词。"研究、研究……"这一腐败、慵懒官场的语汇,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被三中院的贾志刚法官用来搪塞自己负责案件的原告。在我看来,法官最重要的资质就是"尊严"——以对法条的娴熟引用,视法条为最高权威的胆识折服众人,这位三中院领导器重的合议庭长显然不认为"尊严"是他最应珍视的品质。这令人不能不担心,新法官们若都向这位前辈看齐,三中院网页上自我期许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将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一流的工作标准,展示一流的队伍形象,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会成为一个大忽悠。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同一篇报道里还有这样一段:

作为45位新任法官一员、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员刘小飞向中新网记者表示,自己作为亲历者,参加了最高法第一次举行的宪法宣誓仪式,不仅感觉很荣幸,同时也得到激励,进一步认清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也增强了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听起来这位新任法官很纯朴、很阳光,但是那种背诵套话的味道是藏不住的。我接触过不止一位国内顶尖大学的教授,他们都告诉我不要对年轻人失望,其实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心口不一是生存环境所迫,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本心的真诚会如火山的岩浆喷发而出,谁敢说不会有另一次"六四"?!

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和家人给我发来新春的祝福:

"你的现实版的故事真的到猴年了。把宪法当儿戏,法律被操控这是全民族的悲哀。但为你祝福!祝你快乐是我们的主旋律!"

我很快乐,因为我在推动三中院我案合议庭的组成者将70字"誓词"付诸实施,还有很多朋友与我一起前行。但是贾志刚先生可能会很不快乐,因为他仍陷在"研究"的泥潭中无法从耻辱中脱身,无法堂堂正正面对原告、面对新法官们所宣读的70字誓词。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王力雄:中共换了依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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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十世班禅大师《七万言书》。(网络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曾以藏人代表的身份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讨厌两端。"两端一端是指旧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后来在整个中国日趋极端的革命狂潮。处于两端之间的是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那一段。虽然西藏那时一直在革命旋涡中翻卷,但受冲击的主要是上层。对下层而言,虽然农区刮过一阵办合作社的风,只办起了七、八十个社,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区实行不分财产、不斗牧主、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基本没有搞民主改革,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贫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段被一些藏人视为"黄金时期"。

专制状态下的革命,规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初始的阻力,就必然产生出强大的加速性,难以避免地进入失控状态。以意识形态教条和毛泽东奇思异想为准绳的不断革命,把整个中国搞得高烧般抽搐不已。对一步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西藏,更是被搞得头晕目眩。进藏的中共人士终于摆脱了一国两制掣肘,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西藏的农牧民刚从底层翻身,被分财产、当干部、上学校那些前所未闻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整个西藏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加速器。

从班禅的命运可以看到西藏上层社会的状况。从晚清到民国,班禅一直与中国的汉人政府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成为西藏上层的"亲汉派"代表。1949年,在毛泽东还没有把西藏问题放进日程表时,辅佐十世班禅的机构——班禅堪布会议厅就以当时还年幼的班禅名义致电中共,要求中共进军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班禅堪布会议厅还主动为中共进军西藏出谋划策。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让班禅取代达赖担任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班禅则公开配合中共,谴责叛乱,支持中共在西藏发动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权,鼓励僧人参加生产劳动。

十世班禅当时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1956年就带头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庄园做为改革试点,为西藏全面改革创造经验。"民主改革"开展之后,班禅父亲贡保才旦为了顺应形势,自觉从拉萨去其在日喀则的领地,为他曾经是农奴主阶级的一员向群众道歉,表示要进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觉革命"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使他得以免除灾难,班禅之父的身份也没能保护他。他照样被抄家,遭受群众斗争,并遭殴打。既然连班禅之父都无法幸免,别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

对藏区状况痛心而愤怒的十世班禅在详细研究考察后,于1962年5月18日递交给中共总理周恩来一份藏区调查报告,共7万多字,人称《七万言书》,就西藏发生的灾难和藏人遭受的损失,向中共最高层发出指控。如果中共在那时还有一点"统战"意识的话,完全可以不理睬,那种内部上书对中共不会构成实质威胁,中共也有能力使班禅因恐惧而闭嘴。然而毛泽东将班禅的《七万言书》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毫不留情地把他划到敌人一边。中共展开了对《七万言书》的围攻批判。1964年,班禅被撤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从那以后,他被禁止过问西藏事务,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一直没回西藏。"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八个月之久。

班禅的遭遇显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对象的变化,从进藏初期与西藏上层合作为主,到彻底抛弃上层。一旦中共能够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层人士就失去了价值。班禅的上书反而说明继续豢养他们还可能制造麻烦。按照共产主义的阶级阵线,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应该是劳苦大众。既然中共让劳苦大众"翻了身",就是解放者和大救星,共产党怎么说劳苦大众就会怎么办,何况以劳苦大众的文化程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七万言书》的,因此依靠劳苦大众既符合意识形态,且不会有麻烦。

——RFA

高新:邓榕“妄议中央”害苦邓质方拜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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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听众们介绍了邓小平在批判林彪时曾经说他最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但到了自己的晚年,他虽然没有让卓琳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却让亲生子女当了自己的政治秘书。在邓小平去世的前一两年时间里,整个邓府里完全是三公主邓榕一手遮天。当时外界报道中关于关于邓家其他子女对邓毛毛并不服气但又无可何奈的报道自然无法找到证实的渠道,但如果对照邓榕在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做的一些突显个人的小动作,就会感觉到上述分析不无道理。

如果仔细读一遍邓毛毛赶在她父亲去世之前完成并大力对外推销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就会发现其中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戏不够,歌来凑",全书中直接描写邓小平的内容甚至不如"时代背景"着墨多;其二是借宣传邓小平拼命抬高自己。不但在文字内容上是如此, 邓毛毛在选择和安排此书配发的照片上,显然也是大费了一番心机。这本书的中国大陆官版配发的照片,后四张依次是:"五十年代初,父亲、母亲和我在一起";"一九九一年春天,父亲、 母亲和我的一家。左一为我丈夫贺平,左二为我的女儿羊羊";"一九九三年初, 我陪父亲在杭州";"全家福(左起:邓质方……毛毛、贺平……)"。

大陆"圈里子"的人士有细心者发现:邓毛毛在这本书中所选发的照片, 除了邓小平,就是书中所说的"我"。再者,包括所谓的"全家福"照片, 毛毛的丈夫贺平人高马大地赫然立在后排中间,却没有其他两个女婿,更没有两位儿媳。

邓毛毛借宣传父王的"丰功伟绩",如此露骨地抬高自己, 甚至把自己的丈夫也放在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突出的地位,邓家其他子女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邓小平去世前,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获赠捐款的鸣谢名单中,卓琳和邓朴方夫人高苏宁赫然其上,但却没有邓家其他子女的名字。按照当时邓林、吴建常等人的对外回答,邓家子女虽然都集中住在邓小平身边,但经济上各是各的小家庭,只是每个小家庭每月要向卓琳交一笔伙食费。如此说来,就象高苏宁的捐款只能代表她和邓朴方夫妇一样,卓琳对残疾人基金会的捐款只能代表她和邓小平,而不能代表众位子女。那么,出名欲那样急切、那样不顾一切的邓榕为什么不把她稿费的一部分捐出支援他的残疾哥哥的事业呢?个中原因只能邓家人自己清楚。

无独有偶,自邓榕从一九九五年一月开始在邓小平身体问题上开了先说一种情况然后再否定的先例后,大陆的其他有关人士和有关方面似乎也在纷纷效仿。比九五年三月份左右邓小平御医之一吴阶平就公开否定自己评论过邓小平的身体。

一九九五年三月份的大陆"两会"召开期间,先是有海外亲共的媒体报道出邓小平家乡代表提着家乡土特产看望老邓的消息,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邓小平对家乡变化如何表示欣慰,但次日便有中共有关方面的发言人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接着,又有时任四川省长萧秧表示有报道说他近期见过邓小平是"传错了"。

就在邓榕趁着全世界都在关心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和存活时间满世界推销她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者会走到哪开到哪的那段时间里,海外评论先是报道出她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采访内容招致江泽民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分析她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专访内容对江泽民颇有吹捧。但如果对邓榕在这次接受采访时的谈话内容细加分析,则应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确实,邓榕在记者的追问下,强调了她父亲对江泽民和李鹏的"完全信任"。但在被记者问到江泽民"邓后"前途时,邓榕显然是换了一个角度回答,她说:"江泽民今天同时拥有最重要的三个职位,这乃是新的创举。然而,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必须的。过去,党的主席乃是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但是,由党的领导人管理国家事务,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纯系形式上的。由于身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乃系国家的象征,又由于身为党的总书记,他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传统上总是党的领导也同时就是军队的领导人。但是今天,在党及军方面,乃是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的常委,实行集体领导。"

请注意,在这段话里,邓榕一面强调江泽民的"最重要",但同时又强调了他国家主席的位置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党、军领导人的地位则在"今天",已经必须"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实行集体领导"。言下之意,江泽民不可能如她邓榕的父亲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个人集权。

对比下来,邓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全部回答问题内容中,属这一段临场发挥得最好,既表达出了她必须要表达的,对"邓后"中共政权持续巩固的信心,同时又巧妙地告诉外界:"邓后"中共政权的继续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江泽民个人。

但同时,邓榕在这几次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有回答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复述了他父亲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很危险",但在接受《澳洲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却又强调她父亲"非常清楚继续给予(江泽民等)现领导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她父亲曾表示"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继续活着,就是我能给他们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说来,江泽民等"接班人"的兴亡成败岂不是仍然维系在邓小平的寿命身上?

关键的问题在于,邓榕上述临场发挥的精彩之处,与江泽民本人正在大树特树其个人权威的行动显得那样不合谐;而上述临场发挥时不经意露出的破绽之处,却又对江泽民等领导集体成员对外共同宣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长大成人"构成了绝妙的讽剌。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曾经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时任首钢董事长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泽民整肃"北京帮"的过程中被已经入狱的北京国安局贪官供出的故事。

此事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当时轰动全国的无锡集资案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旬。接下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於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说他一次性行贿上百万港币。这在当年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飞赴北京,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说:"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

问题是,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

李敏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后没过几天,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次年一月,江泽民通过曾庆红和王瑞林,委婉地警告邓榕"在外国人面前讲话要注意把握分寸",邓榕不但置若罔闻,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无论是法国报纸还是美国电视,甚至澳大利亚的记者采访,均来者不拒。二月初,邓榕又先去了法国、美国,在为自己自己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广告的同时,更是在西方媒体面前频频出镜。

很可能是因为邓榕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的谈论内容,特别是"妄议中央"的谈话内容令江泽民忍无可忍,于时在邓榕结束访法飞抵美国的当天,在南京的中央调查组接到了立刻拘捕周北方的"中央决定",七名政治局常委均在这张"决定"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当时的中共"太子党"圈内无人不信,若不是邓榕太不把江泽民当回事,江泽民肯定也不会把周北方案当回事。

——RFA

朱毅: 最后的依恋——写在戴煌恩公遗体告别日

                                                                     

                                                                           

八宝山竹厅。

2015225上午九时。

戴老遗照只在灵柩前。正厅主墙别开生面的大屏幕上,时而理想主义的青春戴煌,时而爱与亲情的温馨、欢乐、相依为命的最后的依恋与眷缅……大屏幕下一家五口的花圈,为伟的花圈缎带上写的是:爸爸我永远爱您!

右墙依次是新华社办公厅,国内部、信息中心等献祭的花圈。

左边开首是李锐夫妇献祭老友的挽联是:——铁骨铮铮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九死一生捍真实新闻勇担当。              

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挽祭花圈,上下联似乎以 " 铁肩担道义  肝胆作文章 "打首。 

我没有另写挽联,我的敬挽,连同我心中最纯白、最温馨、最感恩的祭花,都长歌当哭在告别前夕通宵达旦赶写着的《走好!我如天如地的戴煌恩公!——《还在流血的爱情》是怎样冲出古格拉囚岛的?》之中了。

我更没敢告诉雪媛恩嫂,前日我就已经把遗体告别的讣告,随同《历史的浩叹,民族的良知戴煌纪念专辑前言》、《民族的先知李九莲匿名信与日记摘抄全文》发遍了《北京之春》、新世纪、参与网……

告别仪式之前,我只在休息室紧贴雪媛恩嫂的身边,一直静静地坐陪着,也算让她严密而贴近地"监视"着我吧。

遗体告别的时候到了,我搀陪着雪媛恩嫂进告别厅,也就只走了七、八步,恩嫂执意就要自己走。我深深理解那执意的深处,是绵久深沉、至死不渝的爱的从容、刚强与无比尊严!
  
                          




亲人们在厅左站成一列,戴煌恩公的遗体就推入了。我只搀扶雪媛恩嫂到向推进的遗体三鞠躬时,就不能不"让位"给傅可心了;我知道,她是律界泰斗张思之的助手——戴老那次陪张思之来我家,她也来了。傅可心的始终搀扶,无疑代表着价值中国最与恩公晚年相濡以沫的张思之先生最后的依恋、痛惋与无比沉痛的告别!…….
"让位"却又是我内心无比渴望的!一如去世当夜,我就恳求雪媛恩嫂设法让我们一家在葬礼前与恩公多见上一面呢。
我终于径自紧贴着恩公灵柩的右前端只身不离不弃地站着。或稍前,或略后——以不影响鱼贯绕行的人们瞻仰恩公遗容为唯一原则。除了时而抢拍大屏幕上一轮轮滚动播映着的那些或庄严或温馨的影像,其余所有时间,目光只凝滞在我如父如兄、如山如海、如天如地的恩公那似乎变得有些陌生了的脸上。从第一组的三人进入吊唁,我一直就这么站到最后一声"三鞠躬!"也就犹如儿子说的,所有人都是站着三鞠躬,唯独妈妈是跪着三叩首的!恩公的最后一程,我对恩公最贴近却近乎久久凝滞着的"瞻仰",岂止足以替代李九莲、钟海源的在天之灵与六十个李九莲辩护士逐个逐个的瞻仰,即使说更胜于百十吊唁人次之瞻仰,怕也不怎么为过吧?…….
不!那岂止是瞻仰!岂止是最后的告别!那分明更是依恋——深深的依恋!最后的依恋!凡是能读到我戴煌葬礼日前夕开笔的那蹊跷又绝不蹊跷的主祭文:《走好!我如天如地的恩公戴煌——《还在流血的爱情》是怎样冲出古格拉囚岛的?》,凡是认同与理解戴煌与杨沫、王蒙对于浩劫华夏不同精神支撑或担当的,就会理解我的依恋,我深深的依恋——我如长天如大地般的依恋!
是的,除了正厅主墙那大屏幕,多少人呜咽着从我身边瞻仰而过;不少人到此留步,复又鞠躬;更有鱼而不贯、淘号大哭、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但似乎都无法把我的眼神从我的恩公的脸上移开!——对于我,那是一张应该永远与天地同在的脸啊!它的豪迈,它的爽朗,它的愤怒,它的一颦一笑,即使出现在离我遥遥远远的地方,都曾足以为我柱地撑天!它的即将消失,与我三度拥吻之后甘粹先生那张脸之即将消失,对我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我无法接受它即将消失!
.即使患直肠癌以后,戴公躯体依然高大伟岸,即使晚年难免佝偻,腮帮子也总是肉嘟嘟的…….眼前的恩公,颧骨凸而腮部平陷,尤其鼻部那沟,看得我陌陌生生、辛辛酸酸的,心痛不已!曾与我抵足而眠的戴恩公啊,最后这三、四个月,您是怎么过来的?您知道雪媛恩嫂、为伟与全家为您操了多少劳?费了多少心啊!
                                

吊唁的人群散尽,是亲人们最后与恩公告别的时候了。我与晶晶的丈夫小张在灵柩东侧,雪媛恩嫂、为伟、晶晶在西向,两姐妹声声哭喊着爸爸,哭得泪人儿似的。我第一次上访留宿恩公家,为伟戴着红领巾,那时还没晶晶呢!如今,晶晶的孩子已经长成男子汉了!天哪,我依恋、依傍着我的恩公至今已经多少年!
我一面寻机逐个拍摄着这感人肺腑的最后的人间至情,一面与小张一道在恩公前胸、肩胛上不住地抚摸着,与恩公作最后的告别。才见雪媛恩嫂大恸之后,拿出一张在休息室时就准备好的照片,当时我没讨要看,此时方知乃以一并火化,寓天国之约,游荡在心魂之间的,自然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
拍摄了雪媛恩嫂与恩公最后的拥吻,顾不得灵柩白色的罩单已经盖上,掀开一角,用手贴紧了恩公冰冷的脸,贴紧了再贴紧,期盼让手传递我心中炽热的温度……
那一霎,我想起当年我与何塔妹妹一道把再生之母——也是李九莲、钟海源与六十个李九莲辩护士的再生之母——朱立妈妈,推进八宝山火化炉熊熊烈焰的情景!
再生之父戴煌恩公啊,如今小张与我,就只能前推不到二十步了!
请记住此刻我深心最后的依恋的温度。
请相信,李九莲、钟海源的在天之灵,以及我与六十个李九莲辩护士对您的感恩与缅怀之炽热,永远一如那熊熊烈焰!

                                





曹长青:蔡英文的真正难题


绿营以压倒性胜利赢得总统大选和立法院多数后,很多台海问题专家,包括北京方面,都担忧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可能回到陈水扁时代,甚至认为两岸关系是台湾新总统面临的最大难题。

 

事实上蔡英文执政后,她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两岸",不是"习近平",而是台湾内部,尤其是经济困境。

 

西方民主国家常见的政治现象是,在大选之前,政党候选人往往竞相表示其对外政策的强硬,以争取本党基本盘的力挺。而真的当选之后,有些囿于现实原因不得不把原来的"强硬"打折扣,有些则本来就是投机妥协派,就是骗选票。

 

蔡英文在竞选时的对中国政策都不强硬,甚至都不明确,只是说要"维持现状"。这跟西方国家候选人的惯例很不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在野党,都是强烈提出要改变现状(高喊Change)。美国的奥巴马当年就是靠高喊这个口号上台的,目前在野的共和党参选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更异口同声,都强调必须改变奥巴马的政策(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实行绥靖主义),扭转美国的方向。

 

蔡英文为什么不敢说清楚?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含义,她自己从未做过清晰定义。所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在选前最后一场造势大会上还在质疑"蔡英文为什么不敢说清楚?"

 

蔡英文当然不想说明白,因为她的"维持现状"其实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没什么大区别,就是保持马英九任内实行的两岸"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现状。而这个现状得以保持,是以台湾人民,尤其是绿营主体(民进党高层)放弃了追求和实践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这个目标为代价的。

 

对此,蔡英文当然不能明说,因为如果挑明了,会让绿营民众严重失望,甚至沮丧,当然会影响她的得票率——如果你不追求和实践我的理念,我为什么要投你这一票?

 

既然在竞选总统时蔡英文都要维持现状,那她当选之后,其两岸政策当然很可能跟马英九大同小异,所以两岸关系不会有大的风浪。蔡英文如果不追求(实践)台湾的国家正常化,不改变带着专制内容的国旗和国歌,甚至连国土界限也用"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种模糊化的说法,更别说改变那个名不副实、中国根本不承认的国号,那么对岸北京政府还能说什么?所以蔡英文时代的两岸关系,起码在她执政的前期阶段,不会有什么大改变,所以两岸关系也就不会有什么大波澜。

 

台灣快成"亞洲的希臘"了

 

蔡英文的真正难题是在国内,在经济领域。马英九执政的最大败笔还不是两岸关系,而是经济政策。台湾经济已走向希腊化:国营化、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滥用全民医保导致的巨额浪费等等,导致台湾债台高筑,贫富悬殊,经济维艰,年轻人就业困难,几乎就差被称为"亚洲的希腊"了。

 

这样一个经济烂摊子,是蔡英文要立即面对的,是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即使用震荡疗法的大手笔、大动作变革,也需要相当一段时期才能见效;就像癌症,即使手术彻底切除,恢复期也需要时间,更何况"彻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能认清"台湾病"(希腊症状)的严重性,不敢立即采取行动做大手术,那么这个"病灶"会转移蔓延,台湾的经济还会恶化。如果四年后台湾的经济仍是"维持现状"并恶化,那么这次跟上届马英九选举拿到同样票数(689万)的蔡英文,也不排除步马英九后尘,殊途同归,都是689的命运(先赢后输)。

 

经济专家都看到,台湾的产业几乎被中国掏空这个事实。怎么改变?太阳花学运的兴起,阻止了国民党想把两岸经济进一步连结、纵容两岸不平等的"服贸协议",等于暂时中断了中国经济势力长驱直入台湾。但如何阻止台商,尤其高科技产业等拳头企业离开台湾去中国,则是蔡英文们的难题。

 

制定法律限制,或行政阻止,都违背自由经济的原则,在目前两岸的三通八通的局面下,更是不可操作。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海耶克等自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减税、废除限制企业的规定、私营化、削减福利等真正的市场经济政策。

 

水往低处流,商人往低税率的地方走(投资),这是常识,也是经济铁律。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前曾经济繁荣到常被国际机构评比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名,很大原因是香港实行单一税率(flat rate),而且很低(14%),没有商品税。新加坡在李光耀父子统治下,虽是威权国家,但其经济繁荣的主因,也在于走西方的市场经济之路,也是单一税率(16%)。即使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公司(占新加坡47%的股票)也是采取私人企业模式,按市场经济运作,而不是中国那种完全官有官办的国营官僚化,也不像台湾的"电力公司"、"中油"(都是国营的)和"中华电信"(政府交通部是最大股东),都由政府操控(台湾的电价、油价和手机收费等居高不降,都跟国家垄断有直接关系。)。

 

如果台湾能够大幅减税,简化投资手续等,自然就会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和投资。只有税率低,投资才有盈利可能,才会诱惑外商进入,才会把去了中国的台商吸引回来。关键是靠低税率、更好的投资环境的吸引,而其它的强制手段,既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会奏效。

 

台湾两大党,档次差不多

 

除了减税赢来投资和经济效益增长来开源,另一个就是要削减福利和官僚机构来节流。台湾公务员的平均退休年龄低到55岁,比希腊还低两岁。更不要说还有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没有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可领十八趴高利率的特权福利制度。这些导致台湾的庞大债务已接近希腊水平,严重拖累台湾的经济发展。

 

蔡英文能不能在这些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颇令人质疑。因为民进党是左倾政党,热衷均贫富、强调平等,而不是注重自由竞争,强调人的权利。蔡英文毕业于全球左倾思想的大本营"伦敦政经学院",她的博士论文主调是反经济全球化的,是左派反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次竞选中蔡英文提出的经济政策,基本都是大而空,更没有明确坚定地提出大幅减税、削减债务和福利,政府缩身的自由市场政策。

 

在这一点上,台湾两党档次一样,都是不懂自由经济。而国民党似更加可恶:台湾曾有翻译了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塞斯主要著作的夏道平等自由经济学家,更有海耶克当年在伦敦教学时的亲传弟子(曾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长)蒋硕杰等人才,但当年都不被两蒋重用,更别说把他们的自由经济思想变成政策。而国民党的马英九们则是左右不分,似连西方的左右派到底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更从不见他们的政治人物阐述、力主类似西方右翼的经济理念。除了为权力而玩两岸政治骗术,啥也不顾。而民进党的蔡英文们是清楚的左倾。这才是真正令人对台湾经济前途担忧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这次在政治选举中获得大胜,但在随后的经济领域还能取胜吗?以台湾经济困境的现状,和民进党蔡英文们的左倾历史来看,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2016121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62月号


胡平:悼袁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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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庚遗体告别式上,袁中印手持父亲遗像。(胡平提供)

袁庚先生以99岁高龄辞世,是善终,也可谓喜丧;然而自六四以来这二十多年,袁庚失去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壮志未酬,又不能不令人惆怅。

说来我和袁庚还有过一段交往。

1981年5月,我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由于我先前参加了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选上了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有关方面"给我"穿小鞋",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热心帮我联系工作单位。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安了家。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北京市的相关单位,但凡和专业扯得上边的,都有人帮我联系过。

一日,收到同届研究生、西语系的韩邦凯从深圳蛇口寄来的信。他那时就在蛇口工业区就职,问我想不想去蛇口。我当即回信表示感谢,表示愿意。不过这事后来也没成,后来韩邦凯告诉我,蛇口方面确实想把我调去工作,但以我的专业,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可以安排。这倒也是实情,不过也可能是托词。我估计多半是因为"有关方面"通不过。听说,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周为民就被袁庚要到蛇口并委以重任,但不久就有人向中央打小报告,说周为民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的观点,不宜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工作;于是中央有人发话,要求袁庚把周为民遣送出蛇口。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陈情,这才把周为民保了下来。我的问题比周为民还严重,自然就更不行了。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好意让我感动。由于这次交往,我对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对它的掌门人袁庚有了较多的了解。

大约是84年的一天,韩邦凯领着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来到我家。这位年轻人就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先是嘘寒问暖,继而海阔天空。我们聊得很愉快。我原先就知道一点袁庚的传奇经历,从袁中印口里我才得知,原来袁庚就是深圳人,1949年他是炮兵团团长,率领解放军占领深圳。袁中印告诉我,1979年年初,袁庚奉命去深圳蛇口创办第一个经济特区。临行前,父子间有过这样一番问答。袁中印问袁庚: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创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这辈子是在干什么呢?袁中印说,他父亲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这段父子问答太精彩了。儿子的提问深刻、尖锐,一针见血,一语破的。父亲的沉吟无语透露出内心的沉重与纠结,而那句简单的回答表明了他的痛定思痛,大彻大悟。

1985年春天,我应邀去广州参加由武汉《青年论坛》杂志社和华南师大联合主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主办单位安排与会者一道参观附近的珠海、中山和深圳。期间,有人带话给我,说袁庚想见见我。我自然也很乐意去拜望他。于是,周为民就开着他的车带我到了蛇口。在袁庚的住所,我见到了袁庚,在座的还有几位蛇口工业区的同事。当时,蛇口正在筹备管委会的民主选举,他们让我讲讲北大竞选的情况,也谈谈对他们的选举的看法和建议。

这次见面给我的深刻印象是,袁庚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大刀阔斧,而且在政治改革上也勇于进取。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既然他清楚地认识到原来的共产革命搞错了,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再加上他们自己在毛时代被专政的惨痛经历,自然会产生改掉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强烈愿望。蛇口本来只是经济特区,可是袁庚使它也成为了政治特区。在八九民运中,袁庚的立场可想而知;六四后被免去所有官职,成了他所戏称的"无业游民"。袁庚的晚年过的很不顺心。但是相比之下,袁庚还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一度得以在他主政的地方,相当全面地去施展他的抱负,实践他的理念,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从而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了丰满的形象和无尽的怀想。

 ——RFA

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未普:一场姓党运动拉开文革序幕

2月19日,习近平走马灯似地视察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习近平说,党媒"必须姓党",即新闻媒体"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习近平的话在网上立刻掀起热议。有欢呼叫好的,也有高声质疑的:难道党媒没有姓党?中国的党天下,还有什么不姓党?习近平到底要做什么?

有人说,在周永康和令计划操纵和染指党媒的日子,党媒没有姓党。这说法站不住脚。周永康当时是中共党内第九号人物,令计划是大内总管,两人都权力无边,贪腐无边。但这不是他们被搞下台的主要原因,而是这两人站错了队,站到了习近平的对立面上,因而必须被清理掉。但是按照习近平的姓党原则,周令染指的党媒不折不扣地姓党。

问题是,在习近平打造的党天下,还有什么不姓党?!(参见笔者去年的评论"习近平打造党天下?")。

按照习近平的姓党原则,2016年的春晚也姓党。一台本应是雅俗共赏的联欢会,硬是办成了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解放军的新闻联播。这种灌入式的政治洗脑,原来是有根据的。习近平在他的党媒姓党的讲话中指出,专题节目和娱乐新闻等都要有政治导向。

军队姓党,这对信奉"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在和军队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要求也要姓党。他去年年底视察《解放军报》时就说,军报姓党。

智库和大学当然也要姓党。从2014年开始,当局要求大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目前的姓党运动下,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又要倒霉了。据称,当局已经在一些智库和大学开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的批判,网上业已传出著名知识分子遭约谈遭警告的消息。对那些拒绝迎合当局意识形态,保持思想独立,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说,压抑苦闷的黑暗岁月可能还要延长,隧道尽头的亮光暂时还看不到。华东师大江绪林上周五就是死于这样的政治苦闷,消息传出,令人痛心不已。

此外,网络是不是也要姓党呢?习近平已经下令了,要求新媒体也要向党中央看齐。不看齐的结果会怎样?习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谈到的一个主张,给出了答案。他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在本国境内对互联网进行监管,若有必要甚至可以大幅加以限制。当局事实上从2015年就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自由了。去年仅半年功夫,中共网信办就关闭了近300家网站和115万个社交网络账号,清理了900多万条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姓党运动改变了方式。从以前的相对隐蔽,变成现在公开的赤裸裸的方式。以前习近平善于以内部讲话治国,现在不屑于内部这个方式了。这一次的姓党运动有个基本特点,就是不由分说地、直截了当地粗暴和强硬。

那么,从内部讲话治国,到公开姓党治国,是不是表明当局真的气壮如牛了呢?其实正相反。习近平视察党媒时就不那么气壮如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习近平在新华社逗留期间,等级森严,重兵戒备。新华社对内部人士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保安检查,还禁止他们在习视察期间离开。

最后一个问题是,习近平到底要借姓党运动,达到什么目的呢?笔者以为,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在文革前/中,通过党媒首先发表自己的指示;估计习近平视察的这些党媒,很快就会发表表达习近平思想的重磅文章。间接目的,则是通过向党中央看齐,达到向"习核心"看齐。党媒的大规模走马换将已经完成,一场姓党的造神运动,将会更加畅通无阻。

这个姓党运动是不是文革前奏呢?梁京先生称习近平的一连串举动为"习近平文革"。如此,"习近平文革"已经拉开序幕。


——RFA

2016年2月23日星期二

刘军宁:世界不是恺撒的!


在中国,宗教自由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社会的宗教自由的状况离不开整个社会,尤其是掌权者对宗教自由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对宗教自由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国家,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囿于对宗教自由的有限认识,也遭遇到很大的瓶颈。宗教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国人有多重要?宗教自由的不足,有什么后果?尤其在遭遇空前的精神危机、道德亏空、信仰匮乏的今天,探寻这些的答案变得尤为紧迫。

要理解宗教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宣言》第十八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这就告诉我们,宗教自由并不仅仅是关于教义、教会、教派的自由,而首先是与人的思想、信仰有关的自由。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亦称"良心的自由")。更简单地说,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这就是说,宗教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自由与宪政的观念源自宗教

进而言之,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人与动物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是具有超验背景的存在。否定人与超验的关系,等于把人视作动物。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足以证成自由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科学的手段最多也就可以帮助人们调查自由的状况。尽管许多科学家都认同自由,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宣称,根据他的科学研究,人应该是自由的。相反的例子倒是俯拾皆是。可见,自由观念的源头是宗教。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从人自身看,如果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如果自由与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那么,宗教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宗教自由的源泉是人身身上的某种神性,人也因为其身上的神性而具有尊严。否则,人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呢?因此,人的尊严离不开宗教自由。承认人是有尊严的存在,就应该承认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知自由)和宗教自由。宗教是关于人的神性的自由。

在现代自由文明社会中,可以说,宗教自由是宪政秩序下的第一自由。构成第一自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是先于其他一切自由的自由,二,是它是使得其他一切自由成为可能的自由。实际上,宪政本身就是某种宗教观念的产物。宪政的价值基础源于宗教信仰。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宪法没有某种源于宗教的"神圣"背景。源于宗教的超验价值,也是宪政下的宪法的价值源泉。没有以神圣为依托的宪法,就不是神圣的宪法。这样的宪法不过是恺撒式世俗政权的政令。无怪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宗教看成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

从这种意义上,没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没有宪政。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对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赋予自由自身以意义。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

宗教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

宗教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首。宗教自由一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组织家庭教会是宗教自由引伸出思想言论自由与结社集会自由的典型例证。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可以保障并巩固更大的宗教自由。财产与产权的保障与宗教活动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产权,就没有捐赠与教产。

宗教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自由,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宗教的自由,本质上是心灵的自由。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一项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公民接受或放弃任何一种宗教信仰。

宗教自由阻挡专横权力

宗教自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它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颠覆任何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神圣性。宗教自由的存在,排除了国家权力是终极权力的可能性。宗教与宗教自由的存在,说明恺撒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至高,而是理应受到限制的权力。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极权主义的一只巨大的拦路虎。宗教信仰自由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必然是无限政府当道的地方。排斥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不承认人的信仰自由,不承认上帝之城的存在,主张一切属于恺撒(借指王权与一切专制的世俗政权)。不认可宗教自由的政权把世界看成一个单一的世俗王国。每个人只能是恺撒帝国的臣民。人们只能有一个效忠对象,那就是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形形色色的恺撒。因此,如果政府试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决定人们该信仰什么,这样的社会在精神上是分裂的,在政治是专制的。

信仰的自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自由实验。对异教徒的迫害,反而推动了争取宗教自由的事业。历史上的任何宗教迫害,都被以罪名写入历史。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政治权力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宗教自由,而且应该把宗教自由钦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没有宗教,就没有自由的政治秩序,也就没有自由。只有在宗教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汰。只有在不同宗教之间可以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民众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良性的宗教才有生存与成长的机会。

个人的信仰自由,宗教与宗教活动的正当,不是来自世俗的恺撒,因此也是恺撒无权剥夺和禁止的。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世间终极的道德权威,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恺撒"手里。只有神才是终极的道德权威。任何恺撒都得接受这一道德权威的约束。宗教活动也是培育道德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宗教自由有助于发现道德真理。道德真理与道德律令(如十诫、八戒)主要是通过宗教活动来传播的。没有宗教戒条不是道德律令。宗教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灵的习惯,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可见,宗教与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铲除了宗教就铲除了道德,削弱了宗教也就限制了道德。

宗教自由催生美德

宗教自由对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文明程度有着很大的贡献。教会和教友团体的活动,特别有助于在社会中培育自治的美德。只有基于自治的政治秩序才是充分自由的政治秩序。因此,宗教自由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有助于自治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宗教团体受困,受宗教团体帮助的人也必将更加受困。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最终是以道德而不是武力来衡量的。禁锢宗教自由,就是在削弱道德的力量,削弱善心的自由运用,因而也是在瓦解人类的文明。

为什么中国需要宗教自由?为什么中国需要宗教团体?从个人层面看,每个中国人都应享有宗教自由,都应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信仰与良知,而不论是不是某个宗教的教徒。承认公民的宗教自由,就应该承认公民组织、参与家庭教会的权利。从社会与国家的层面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在于公民的自治,而不在于被(恺撒统)治。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宗教自由,离不开家庭教会。一个国家的根本力量,不在于其物质的或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其精神的、信仰的力量。没有宗教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宗教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

——东方知行社

练乙铮:民主与暴力 鸡蛋与砖头


暴力抗争在本地抬头,对象是国家和政权,这在香港史上是第一次,需要理性分析。当「鸡蛋」变成「砖头」之际,有些人不再予以支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固然可敬,但关键问题是,「鸡蛋」是否应该永远是「鸡蛋」?

一、港陆政权「反暴力」

「鱼蛋革命」发生后,特府强辞「反暴力」,却被视为放火州官,可能因此觉得需要抛出「暴警」朱经纬,让他接受刑事审查。应该早就做的事拖到现在才说会做,平白让勇武派多记一功:若不是他们用了「对等武力」,就不能迫使当局承认警察「可能」犯错!

特府在此事上进退失据,等同鼓励了勇武派继续使用暴力,但毕竟它表示了有意让出一子,就起码没有北京政府那么大剌剌的虚伪,一面坚持逢年过节在天安门上挂上暴革老祖宗马恩列毛的巨像,一面发动港陆喉媒大事抨击本土派及其支持者的「对等武力」理论和行动。这个以暴为本、出坦克搞大屠杀还那么理直气壮、至今一直使用暴力掳劫等行径维持统治的政权,忽然义愤填膺要声讨民众的掷石暴力,无疑可笑也欠缺说服力。

二、孙文革命与暴力

暴力不可歌颂,因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九成九倚赖和平环境。但是,「鱼蛋革命」之后的「反暴力」声音出现绝对化倾向,也有问题。现时「反暴力」一方最流行的说法是「一切暴力都是错的」,最常用的左证例子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布宾派搞的革命暴力。芸芸众声中,吕大乐教授提供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说法,认为「一切暴力发生的时候都是错的,几十年之后或有各种理由改变原先的判断」。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们只需以之观照大家都熟悉的孙文革命(1911),便知不妥。

认同中华民国的人视孙文为「国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论述里,也尊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然而,绝大多数人包括写历史的人,都有意无意把孙文革命的暴力因素方便地忽略掉。其实,从很早开始,孙文就是一个暴力的理论者和实践者,他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都是彻头彻尾的暴力组织;孙文革命的招牌事件「武昌起义」,在清政府眼里,那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暴力动乱;「黄花岗72烈士」更都是如假包换十恶不赦的暴徒,死有余辜。

按照吕教授的说法,无论我们现在怎样正面理解孙文革命和孙先生及他的同志们的勋业,活在当时的所有人都应该异口同声,或是附和清政府、或是依从康梁的改良派,批判孙氏暴力和孙文革命的暴力本质;要改变看法,必须是1911年之后许多年才可以。然而这就无可避免得出「国父本是暴徒」、「革命先行者大错在先」的悖论。这恐怕是所有国人都无法接受的,除非人格分裂。

但更大的问题是,假若人人都依循吕教授的「先反对、后支持」公式,则任何革命都不会发生,或者一发生的时候,人人都是反动派,那么历史就根本不能前进;辛亥革命不仅不会成功,中国很可能仍是桀纣的天下。

其实,「暴力」本身也需要理性分析,特别是在暴力发生、人们容易陷入情绪风险而思路不清的当儿。

三、青年与暴力

另一流行说法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最易受煽动,成年人不应唆使他们走向暴力。这个说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客观而言不重要;历史如是说,并且提供了不少事实左证。孙氏1894年开始领导兴中会,当时他28岁;除非暴力革命的信念对他来说是顿悟,否则他在28岁之前的好几年,便已经深入思考暴力、决意走暴力抗争之路。当时的孙氏追随者当中,不少比他更年轻;民国革命第一位先烈陆皓东当时26岁,牺牲之时27岁;第一位女先烈秋瑾当时19岁,就义之时29 (这些年龄,和今天在香港政场涌现的勇武派差不多)。

为什么当时这批年轻人竟走上赴汤蹈火不归路?是不是有一些成年人在旁边唆教导引使然?对此问题,历史没有提供答案。假设是有人直接导引,那么这个/这些人,现在看来,到底是应该视之为教唆犯还是革命导师?还是应先视为教唆犯,后来再平反、升格为革命导师?

如果没有人导引,是孙文自己坐在大英帝国的图书馆里广泛阅读之后悟出来的话,意义则更加巨大:偌大的一次革命、导致亚细亚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出现的行动纲领,一个以暴力为基本手段的行动纲领,竟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自身悟出来的。这就说明年轻人有很强的革命本事及本能,并不需要旁人指指点点。

不只孙文革命如此,毛氏革命亦然。党史上说,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创立中共跟随俄共搞暴力革命的时候才27岁,试问之前又是谁在背后教唆了他走向暴力?所以,更值得关心、探讨的问题是:大历史大环境里的什么元素驱使这些年轻人都走向暴力?

四、海外人士支持本土勇武的道义难题

笔者最近在海外,接触了一些关心港事的华侨,什么年纪的都有,持很多不同观点,有些人感情上倾向支持香港的勇武派,却遇到一个道德上的困惑,因为有一个说法认为,安然处身海外的人,隔洋唆使香港的年轻人搞高危的勇武抗争,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包含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德观点,要求人们深思。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道理和观点,因为辛亥革命又提供了「不方便的事实」。

孙文在革命成功之后,尊称华侨为「革命之母」,为什么?暴力革命成本高昂,原因之一是要有枪有炮。毛氏暴力革命的枪炮钱,主要是从苏联得来,其中好一部分还是俄共老大哥给的鸦片烟泥换回来的钱,《大公报》有文章津津乐道详述此事,笔者在本栏引述过。孙文搞革命在海外广泛宣传,也从来不掩饰暴力的成分;然而华侨不只给他道义上的支持,还出钱给他买枪买炮,未闻有什么道德纠结(但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此乃正史论述里所谓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亦是后来国人认知里的普遍共识。

由是观之,海外人士应否支持香港的勇武抗争,归根到底是认不认同勇武抗争本身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是值得支持的,是不是身在海外并不是关键,反而可能因为不能亲身参与,道义上更应多作其它方面的支持。如果你认为勇武本身就是错,那当然不会作任何支持,那就完全没有道德难题。引伸到在香港境内的人,考虑支持或不支持勇武、及参与或不参与,道理也完全一样。

其实,孙文革命不仅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不少居于海内外的外国人帮助,日本人梅屋庄吉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在香港开设照相馆赚得的钱长期用来支持孙文革命,给了他不少枪炮子弹。这并不奇怪,中共受苏联支持,建国之后转过来支持东南亚的暴力革命,毛的说法是「正义的事业都是互相支持的」。未闻有人说那是「苏联人出钱,中国的年轻人出命」、「中国人出钱,东南亚的年轻人出命」,尽管事实的确可能如此。可见此类事情上的道德判断,既是存在却是相对的。
所有这些关于暴力抗争的事实和道理,我们年轻时读的历史里都曾遇到过,并且不同程度的接纳了,却往往是「叶公好龙」,遇上真的就受不了。比较近期的台湾民主革命,也经历过一定的暴力抗争。不只国史里的,还有外国史里的,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等都是例子。美欧地方的国人或华侨,就算有原则上不同意暴力抗争的,也可以安逸地生活,享受暴力革命的美好果实而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问题。或说那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应计较,但如果那样说,则一切基于「自古以来」这四个字的论述,皆可休矣。

 

五、原则v实效;鸡蛋/砖头

暴力抗争,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从哲学层面看,可以是一个原则或基本价值问题,和平主义自有其深刻道理。但是,从具体的世界几大宗教教义的角度、从中国文化里的儒学传统看,却都不能得出和平主义结论(这点笔者上周论述过)。从历史的观点看,则实效问题才是主要,因为史上有不少可认定为「正义暴力」的实例,和平主义者难以一笔否定。

选取极端的立场最容易,选取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更是最安全。但如果认为实效才是取向的关键,做「应否暴力」的判断就困难得多,因为不仅要能正确分析香港的政治环境,还要对历史上的暴力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作深入了解。专制政权之下的现实对任何派别的抗争者都是残酷的,遑论勇武派。眼前的例子就是,本民前的黄台仰被捕、梁天琦已经要面对官司,细小的抗争团体遇到强力打压,生存也困难,发展是奇迹。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真讨论和思考,可说还是刚刚开始,参与者没必要马上选取一个固定立场,应该有多点机会观察、试错。

近有论者在「鱼蛋革命」之后慨叹「鸡蛋」变了「砖头」,可能失却很多人对同情与坚墙搏斗的弱小者的支持。这个比喻看似相当贴切,然而退一步想,永远同情「鸡蛋」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鸡蛋」自己是否满足于博得人们对弱小者的自然同情而永远甘当「鸡蛋」?那显然是不应该的,但的确有此危险。往前看,「鸡蛋」必须变,变得硬朗、变得能够与高墙互撼而不一定输。至于是应该变成「砖头」还是变成稍软的「木头」或者更硬的「石头」,则是社运中人应该广泛讨论的。

练乙铮 特约评论员

——讀立

梁京:习近平文革的外部条件和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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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习近平(粤语部听众制作、提供)
正如很多人都看到的,习近平春节前上井冈山,节后又视察中共三大媒体,提出媒体要"姓党",传递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我以为有人用习近平的文革正式开场来概括这个信息并不为过。

习近平的文革冲动有与毛泽东的文革相通的两个政治逻辑,这一点,我在2014年的一篇评论中就谈到了。第一个相通的逻辑,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那样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因此要主动出击,确保自己不容挑战的最高权力地位;第二个相通的逻辑,就是习也像毛那样,认为党内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不支持自己的路线,而自己有机会通过操控群众,培植一代新生力量作为今后执政的政治基础。

在那篇评论中我还指出,习的文革虽然会像毛的文革那样必然失败,但并非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个不短的"冬天"。这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习的文革也像毛的文革那样,有国际环境的支持,或者说,没有当时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未必敢发动文革。

那么,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外部环境与今天有何相似之处呢?第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影响力巨大的美国和俄国(当时的苏联)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都在探寻出路。美国是民权运动方兴未艾,苏联则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改革失败,活力大为下降。今天美俄两国自身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俄国不用说了,美国内部的危机也很深重,当前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民众对精英和既得利益的极大愤怒,就是明证。有人评论说,这是三十年来这一轮全球化的输者们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这种不满背后的其实是更深层的挑战,美国正在寻找新一代的领导人和变革的方向。

第二点,就是中国有力量牵制美国,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主要是通过越战牵制美国,今天,中国牵制美国的杠杆就更多了,从经济、外交,特别是北朝鲜核危机和南海争端。没有这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我相信习近平是不敢发动他的文革的,而正因为有了这些外部因素,习近平的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就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主要是读到不少分析中国百余年来变革的文章,都强调中国历史的惯性,强调今天与清末变革困境的相似。最近的一篇,就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的"110年前的中国宪政改革"。文章写的不错,给人不少启示,但仔细想来,还是感到作者夏白鸽把中国传统的逻辑强调过重了,低估了毛泽东的革命对中国演进的历史逻辑带来的深刻影响。

回顾中共革命成功以来的变革史,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办法刹车的快速演变之路,用习近平喜欢的话语来说,就是一条非"大折腾、瞎折腾"不可的路子。因为中共革命建立的体制,是一种没有内生稳定机制的体制。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让中国有了很大的自主能力,但由于缺乏内省和反思能力,也缺乏内部制衡能力,对外部世界的潮流变化不仅极为"易感",而且一定会反应过度。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革命已经把中国从一个"超稳定结构"变成了一个"超不稳定结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就可以预言,这一轮世界大格局的演变,将会像过去半个世纪一样,非常剧烈地改变中国,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文革进程。不过,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习近平时代向世界转嫁中国内部危机的能力,或者说以自伤来伤人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综合起来,我的结论就是,由于中共革命建立的超不稳定体制,中国实力再强大,也改变不了世界潮流将继续形塑中国未来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但这个逻辑并不排除,在未来全球的大变局中,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有机会给所有人带来一场噩梦。

——RFA

高新:邓小平府上邓榕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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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榕名、权、利样样都要》中已经向听众们介绍了在邓小平去世的前一两年时间里,俨然以"太上皇"代言人自居的邓三公主邓榕赚了钱,得了权之后,又进一步在个人的知名度上下功夫,成功地利用世界媒体对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及留世时间的关注及台湾、港澳、日本乃至美国政坛对"邓后"的担忧,靠她的"自家新闻"使得全世界所有关注中国问题者一时间似乎只知中国有邓榕,而不知还有江泽民和李鹏。
自一九九五年一月邓榕首次打破沉默,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后,一方面陆续接受西文记者的新闻追踪,一方面开始其世界旅行。虽说旅行的目的旨在推销她那本"女儿歌颂父亲"的著作,但推着推着,她自己也发现最终效果是推销了她自己。比如她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谦虚地表示了一句"我不是电影明星",香港的《大公报》立刻有感而发,刊文称邓家三公主"不愧是新一代的政治新星"。
于是,就好象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批大学生在外国记者的照相机和摄相机面前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一样,邓榕似乎也开始走火入魔,在记者面前越来越口没遮拦。对此,许多评论或认为邓榕是在向海外媒体玩障眼法,或认为邓榕在首次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后受到江泽民等人的报怨,因此才在后来的接受采访过程中一再改口。
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虽然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状况属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但包括江泽民在内,也确实对邓小平到底还有多长寿命没有一点把握。因此,中共所有政要在那几年里只要被问到邓小平的身体情况,一律是按照江泽民的口径:"九十多岁的人了,身体还算健康"。其实,只要邓小平活在世上一天,这句话就等于没说。
当时曾有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大陆"科学气功"界权威人士,海军医院少将副院长冯理达女士(冯玉祥将军之女)曾经用她的神功治好了邓榕父母卓琳女士的腰病,甚至在已故元帅聂荣臻的抢救过程中靠此神功为聂帅延缓了死亡时间。但即使如此神功确实存在,也并不是法力无边。从陈云的病危抢救过程看,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其间即使全部是气功的作用,那么这种神功的效能也只是区区六七十天而已。至于邓小平到底是把自己的寿命延续到了陈云的天年之后,是否也靠的是冯理达女士的神功,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当时那种对邓小平的身体状况和存世时间连神功师都不能打包票的前提下,邓榕又要借外界对此事的关心彰显她的"外交家才能"(美国《侨报》语)和"一代政治新星"风范,那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完全跟着感觉走反而能收到跟着中央口径走而收不到的突出其个人的曝光效果。
当时海外曾有报道说:邓毛毛是邓小平的代言人的事实,在海内外已经是人所共知,而江泽民和李鹏等"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要想就任何问题讨得邓小平恩准,必须由邓毛毛或王瑞林"转达"的事实,也早已经不是秘密。而外界闻所未闻的内幕是:人们长期认为对邓小平的政治决策、人事任命等问题, 能够直接起到重要影响的邓大公子邓朴方;在中共政坛表面上行政职务最高的邓楠(当时还只是副部级)等, 在其父王面前都已经做不到"知无不言"了。至于邓家的"外姓人"----即女婿、儿媳之类,就更谈不上"影响力"了。
但邓小平去世之后笔者曾听到一位常在邓府走动的神秘人士透露,来自邓小平家乡四川省的一位重要官员想就"个人问题"打通老邓的关节。此人曾与邓朴方过从甚密, 虽然进邓府不是非常容易,但进邓朴方办公室却从来不需要事先通报。可是,即使凭着这样的"铁哥们"关系,一向比较重义气的邓朴方却支吾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反问:你过去同毛毛也有过交往,这事为什么不设法在毛毛那里疏通一下?这一个小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邓府上是三公主一手遮天。
这位知情人士还介绍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邓小平一手遮天,而邓府上则是邓毛毛一手遮天。特别是邓小平南巡直到去世的那五年里,邓家上上下下都只服从邓榕一人,包括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要面见邓小平也必须先向邓榕通报。
而当年的三公主邓榕之所以能够在邓小平的五个子女中"出类拔萃",有她"天赋"的因素,也有她阅历特殊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邓小平对她特别偏爱。
接近邓家的人士分析说:邓榕天性活泼,自幼能歌擅舞,既能让母亲怜爱, 又能讨父亲欢心。与她相比, 另外四个子女则显得或"愚憨"、或"木讷"、或"呆板",都不能象邓榕做到的那样,事事处处都让父王笑在眉梢,喜在心头。
所以,在邓家子女都还少不知事的年代里, 邓榕即已经开始奠定她在邓小平眼中的特殊地位。
另外,邓榕的"天赋"还表现在她的交际才能上。对于这一点, 邓榕生怕外人不知或知之不详,所以她自己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借周恩来之口, 为自己大做了一番广告。至于当年的周恩来是否真得当面说过邓家三女儿是邓家的"外交部长",当然是死无对证的事情。由着她邓榕煞有介事地"回忆"就是了。
也正因为邓榕具备这一"天赋",所以邓小平才在中美刚刚建交时,就特意安排邓榕和和她的丈夫到中共驻美大使官当了一任外交官。邓榕自己的公开职务是"三等秘书", 丈夫的职务是"武官助理"。
自邓家开此先例后,当年的中共高干子女,也就是如今人们习惯说的"红二代"们曾掀起过一阵"驻外热",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在大陆兴起,大陆驻外的各种公司还不象如今这样时兴,所以如陈毅、陈庚、 薄一波、余秋里等一批中共元老的子女中,都有派到中共驻外使馆工作的。 而这些人因为出国前大都没有过外事工作的阅历,所以一般都喜欢以武官、武官助理身份驻外。
当然,这些中共元老的子女在选择派驻国家时, 也很自然地根据其父亲的地位和权势排座次,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 所以他的子女自然挑选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军事大国。而其他元老们的子女如果也想到捞到驻美使馆的美差, 则是非常知趣地排在邓家子女之后。
在美数年,邓榕自己的英语虽然学了一些,但远不能拿上台面。不过,中学就被送到美国读书的邓榕独生女儿羊羊却因此打下了良好的美式英语基础。一位见过羊羊的美国记者说:那位十几岁的小姑娘,英语说得美国味浓极了。
有了这番"外交官"经历后,骨子里十分崇洋媚外的邓小平对邓榕自然更加器重。与邓毛毛相比,邓家子女曾有出洋经历的还有二公子邓质方。但是, 邓质方当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其留学经历无法与邓榕的"外交官"经历相比。
凡是具备外交、公关才能者,其基本素质就是善于"察颜观色"和"投其所好"。那么,邓毛毛平时在家里处理兄妹关系、父女关系时, 也会自然地把自己的"外交手腕"运用自如。
除了上述原因而外,邓毛毛还有一项本领, 就是在过问邓小平健康状况时,比其他人"内行",因为她曾有过学医的经历。
这一切,决定了邓小平在自己亲人当中物色秘书人选时,只有邓毛毛"当之无愧"。邓小平与外人谈起他的三公主时,曾不止一次地夸赞说:她是我们家里的"全才","里里外外一把手"。
虽然邓小平仅仅是引用了一句戏文,但邓毛毛是邓府上的"一把手"是邓家其他子女虽然多少有些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的事实。
邓小平在批判林彪时曾经说他最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但到了自己的晚年,他虽然没有让卓琳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却让亲生子女当了自己的政治秘书。不过,当年江青任毛泽东的秘书、叶群任林彪的办公室主任,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的。而日后的邓毛毛的秘书身份却无需正式任命。至于她领工资的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负责人都搞不清楚。而邓毛毛则是对外宣称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挂职,出任党代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时却又占解放军的名额。
如此说来,邓小平在所谓"组织原则"上,还不如毛泽东和林彪"本份"。
毛泽东在世时不止一次地夸耀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但他在"组织"问题上却从来要讲个"手续健全"。除了前面举的江青的例子, 比如毛泽东想调他看中的列车服务员日夜陪伴在自己身边,便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一纸正式文件, 郑重其事地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他想让自己身边的另一个年轻女子"积极要求进步",便在"百忙之中"拨冗为她修改"入党申请书"。
而比起毛泽东的所谓"组织原则",邓小平的所做所为的确是"敢于打破条条框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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