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

高新: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附:哈佛大学的中国课程)

图: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与中共合作的"中国领袖发展计划(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签字仪式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李源潮秘密访问美国为自己种下祸根》中介绍到了以宋平为首的几个党内保守派元老对李源潮最为痛恨的就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长期间令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中共"中共第二党校"。当时的中组部内部连副部长、部务委员们都敢当着李源潮的面戏称中组部有直属四大干部学院,分别是上海浦东学院、陕西延安学院、江西井冈山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

更要命的是,2007年10月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兼任中组部长之后,李源潮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信心满满,对在中共党内"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也自认为是"水到渠成"。于是,他于2009年10月秘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亲自接洽和考察在美国的"共干训练营",其中最重要的一所当然就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李源潮虽然比如今的李源潮权大气粗,但那仅仅限于中共党内。因为当时的李源潮没有兼任任何一项政府职务,所以公开访问美国的话,不可能受到"国宾"之礼遇,因为美国人是不会认同中共政权的所谓"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说法的。笔者当时从麻州和哈佛所在地剑桥市得到的消息是,当时的哈佛大学要求地方警察为李源潮到访提供"国宾"级护卫,地方警察部门一开始一口回绝,声称这个李先生只是你们哈佛大学的"VIP",让哈佛自己的警察部门出警就可以了。

后来李源潮终于还是得到了警察摩托车开道的待遇,是因为中共驻美大使馆打通了麻州政府的关节,由州长和剑桥市长分别下令州警和市警"特事特办"。

现如今,李源潮到是有了政府职务,对外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统",如果访问美国的话,应该是由拜登出面"对等"才是。但是他却一直都没有能来。

每个生活在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人都知道,无论有点什么事儿都是得把"感激政府感谢党"挂在口头上,每个单位,每一个体无论取得了什么成绩,"那都党和人民政府关怀和培养的结果","是在党的领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而李源潮在担任南京市委一把手期间,因为处理一次危机及时果断而受到党中央表扬,他不说感谢党,反而亲自到美国哈佛去感谢哈佛,这一类的表现传到宋平等僵化保守派元老耳朵里,不在背地里給李源潮使坏那才是怪事。

当时的宋平气愤难忍,指责"中组部居然也里通外国,把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美国资本主义学院接受和平演变的训练",确实也没有说屈了他李源潮。

一篇据说被推荐給习近平阅读的文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中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学院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对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而已,对中国培养回国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当然不要指望这些人回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已经笃信耶稣了,这些人有的已经在中央党校,青年政治学院等培养中国地方官员的学府拿起教鞭,大讲美国价值观和基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和烈士的鲜血重托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致使现在的结果是贪腐前赴后继,风气污浊百姓不满。

该文中还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

如上观点事实上得到了宋平和习近平的高度认同。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转达宋平在指责李源潮领导的中组部"主动迎合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时候说过的话:小平同志生多次警告,帝国主义把和平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话现在也没有过时。

更为危言耸听的是小有名气的老左网虫张宏良对习近平等人的上书,苦谏"美国为中国培训官员——中国正在走上伊拉克道路"。

张某人的上书中言道:美国侵略伊拉克,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美国军队没有遇到一个伊拉克士兵的反抗,因为伊拉克军队在美国进攻时全都突然蒸发了。为什么伊拉克军队会瞬间蒸发?因为伊拉克军队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国培训的,美国大兵在踏上伊拉克土地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瓦解了伊拉克军队。后来利比亚又遭遇到类似情况,国家防空系统全都由美国廉价或免费更新,结果在遭到北约空袭时,一个防空导弹也发不出来。

而当今中国走上了比伊拉克和利比亚更可怕的道路。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就委托美国免费为中国培训干部,培训对象都是地市级以上干部,并且各地把是否经过美国培训,变成了干部提拔的一个潜规则。目前美国培养的干部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占多大比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最近公开的干部履历表中,看到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都经过"美国党校"的培训。拥有"美国党校"的培训学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地市级以上干部的金字招牌,成为了拥有远大政治前途的现代"黄埔系"。

这些干部经过美国洗脑后,与伊拉克那些排以上军官一样,与美国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抗战时期汪伪官员与日本人的关系。和平时期,这些官员可以成为美国瓦解中国的软实力,成为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一旦爆发中美冲突,这些官员立刻会成为"东南互保"的汉奸官员,从下面架空敢于反抗美国的中央政府,如同当初地方官员架空敢于对西方宣战的慈禧太后一样。这些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比在中组部更加详细的档案,在价值观上已经完全美国化了,成为贯彻美国价值观的自觉力量,十分自觉地排斥和敌视中国的爱国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者,自觉地支持和保护汉奸右翼学者。再加上中央又给他们留下了"反极左"的政治借口,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贯彻美国普世价值,打击社会主义爱国力量。

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态度越来越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美国面前越来越软弱退缩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延安共产党军队的师以上干部,主要委托蒋介石的"政训班"来培训,共产党还有能力反对国民党吗?更别说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了。

希望中央在清理网络汉奸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非政府组织之后,务必要着手清理"美国党校"培训的干部。否则,晚清东南互保的悲剧,民国汪伪政权的悲剧,现代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悲剧,将不可避免。

另外也还有政协系统的"花瓶"副主席质疑说:中国人和中国官员如何海外学习、培训,海外学什么?官员海外培训的人员和支出规模有多大?私人企业资助官员出国,是否有公关之嫌?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司资料,2009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2010年约7万人。

官员海外培训,形式多样,耗费不菲,效果也多种多样。比如,开阔眼界,认识自己,学习知识,提高能力?比如,有人镀了金,有人入了狱。再比如,许多培训班的学员也会有自己联络的小圈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的QQ群,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的官方联络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的定期联谊活动。

下篇文章里,我们将会继续介绍习近平为什么反感李源潮最为热心的对中共官员的海外培训计划,特别美国哈佛大学的培训计划。


——RFA 

【附录】

哈佛大学的中国课程
最近一部关于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的纪录片在微博上被浏览了400多万次,激起了一场中西教育的热烈讨论。而你可能错过的信息是,每年中国政商界都会派大批人才前往英、美高等学府进修,你将看到的是GQ特约记者在哈佛历经一年寻访带来的报道。

从1998年开始,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开始接纳12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管理培训;2001年,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起"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由中国政府选拔60名左右、副厅级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赴哈佛进行公共管理课程的培训。

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有将近900名中国政府官员在哈佛进行过相关培训。此外,哈佛也有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各种培训项目。而哈佛的全体教职员中至少有200人从事的项目与中国有关。

2002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作为肯尼迪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方发起人之一、时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的卢迈积极评价哈佛的短期培训对中国官员的指导意义。2003年非典刚过去,肯尼迪学院就将危机处理的案例课程加进了教案,以保证学员在基本知识框架之外,能更灵活高效地对照学习。

通过这项"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哈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到中国的变革进程中来。而哈佛也因此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在最大限度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又努力维护其学术的自主性和尊严。


45岁的四川商人湛红兵不会忘记自己去哈佛上课的那一天,那是自12岁辍学之后,他第一次踏进课堂。

2011年2月,他随一个首席执行官俱乐部的二百人规模的超级富豪团访问美国,他们在波士顿停留了两天,和市长共进了奢华的晚宴,还完成了他前30年从来没有想过的,在哈佛听课的梦想。

和很多队友一样,湛红兵并不懂英文。他看到一些朋友在克雷格·C·梅洛(Craig C. Mello)演讲时呼呼大睡,梅洛在2006年因为发现了核糖核酸干扰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

2012年夏天,在他位于丰都县的办公室里,湛红兵把和哈佛前任校长萨默斯以及得过授梅洛的合影挂在奶牛和猕猴桃的海报旁边。他对我回顾了他的哈佛之旅。他说自己当时完全听不懂梅洛在说些什么。他还认为哈佛前任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是"当天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教养。"。虽然这不妨碍他在一下课完之后,迅速地冲到教授旁边争着合影。

他的哈佛记忆里还有一个让人不快的场景:在萨默斯和其他人正发表演讲时,听众蜂拥着冲出门去想要跟其他名人合影,以至于教室的门被挤坏了。

作为丰都县尽人皆知的首富,45岁的湛红兵身材矮胖,眼球微凸。他通过养牛和种植猕猴桃挣了几百万元,并且把一艘游船改建成餐厅,停在长江边上,供应自己农场里出产的有机牛肉和猕猴桃汁。他说餐厅的主要用途是招待一些有钱人和政府干部。他还拥有另外十几家公司,从地产投资到医疗保险均有涉及。最近,他刚刚买下了一所医院,以及一辆2013年新款的超豪华林肯MKT休旅车,他很愿意炫耀自己是全中国以第一个拥有这款车的人。

湛红兵出生在长江边上的小城丰都,那里距离重庆只有两小时车程。12岁时,湛红兵辍学开始卖冰棍。但他挣到第一桶金是在1993年,政府刚刚宣布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部分丰都县城将会被迁走。在他的办公室,湛红兵对我们回忆起他的奋斗史。他投资了一个地产项目,挣了40万元。他后来再也没回学校念过书,他说自己连发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短信都不会。

湛红兵是中国大陆新富阶层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凭着强韧的意志和对市场的灵活把握,攀升到社会阶梯的顶端。但就是这样的湛红兵,也曾经是被哈佛接纳去"游学"的人。

他之所以能去哈佛游学两天,得益于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CEO俱乐部的创办人——2006年胡润财富榜上公布的中国第二首富、地产大亨严介和。严介和为这次行程支付了大部分费用,这个访问团中很多人都涉足建筑工程,地产开发和矿业。像湛红兵一样,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念完大学,甚至高中。虽然他们要一起去哈佛参加的是个以学术研讨为主的论坛。

论坛的全名叫"哈佛中国富民感恩论坛",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哈佛北京校友会"(Harvard Club of Beijing),以及严介和旗下的"中国华佗论箭智慧国际集团"共同主办。

在哈佛停留的两天时间里,湛红兵如此前主办方的规划一样,听到了肯尼迪学院的迪恩.威廉姆斯、爱德华.摩骧特教授讲解国际领导力,还有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或美国政府智囊团的相关研究者也发表了演讲。在论坛结束之后,严介和和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还向肯尼迪学院的两位教授赠送了两尊邓小平陶瓷塑像。

组织方从一开始就宣布湛红兵和他的同行者们并不能从这次哈佛研讨会上获得证书。但是哈佛之旅有另外让他们在乎的东西:争先恐后地与到场发表演讲的著名教授们合影。

对于这样的活动,哈佛的主办方肯尼迪学院显然也倾注了心力。特意调集在哈佛读书的精通中文的学生们帮忙。哈佛毕业生彭磊(Bruce Peng)是帮忙协调这次活动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当时是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副会长。他说事后自己不得不向萨默斯正式道歉。萨默斯很生气他的演讲被翻译得很糟糕,同时也愤怒于太多中国人粗暴地拉着他要求合影。

"我觉得这是对哈佛资源的浪费……当你把太多无心攻读学位的人带到哈佛,就会减弱哈佛在中国的品牌资产,"彭磊对《智族》记者说。

哈佛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对于彭磊的担忧,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或许是最好的回答人。

身为肯尼迪学院教委会主席、艾什中心主任的赛奇是哈佛中国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但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最显赫的成绩就是推动肯尼迪学院和中国的深度交流。哈佛与中国相关的众多课程,都是由赛奇发起的。

"它(哈佛)是一个品牌,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看到的东西是最好的最棒的。"2012年7月,赛奇在位于哈佛的办公室里接受《智族》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刚刚从上海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校演讲回来。

安东尼.赛奇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来中国求学的第一批留学生,来中国之前他曾经师从施纳普(毛泽东研究权威)。1976到1977年间他在南京大学学习。他对自己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很是自豪。去年来中国演讲时,他还不忘对媒体表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1994年到1999年,赛奇担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经手了一些中美之间交流的项目。而在哈佛开辟这类项目是在1998年,在赛奇的推动下,肯尼迪学院设置了"中国公共政策项目"——这个项目由香港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集团赞助,也被称为"新世界学者"项目,吸引中国的高层官员参加管理培训。此后每年,哈佛肯尼迪学院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加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

"每年有很多中国政府官员来这里进修,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希望将来能够回国发展,并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哈佛的一名中国籍博士生说。

中国留学生"都想跟中国人的圈子打交道,所以因此他们不想直言,"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说。"他们不想谈论弱点和弊端,所以他们只讲优点。不过显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好的,而他们并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不好,他们为什么会避而不谈?"

九十年代后期,肯尼迪学院首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去哈佛接受培训。"如果你回想一下,十二三年前,肯尼迪学院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建立系统的合作关系,"安东尼.赛奇回忆道,"大多数都是临时安排的。"

1998年,除了设立的新世界学者项目,肯尼迪学院还为中国官员开设另一个重点课程:"中国领袖发展计划(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也叫"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该项目开设于2001年,是由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国政府高级智库"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个项目对参加者的英语水平要求并不高,甚至没有要求。它是由中国安利集团资助的,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

安东尼.赛奇说,肯尼迪学院从这些培训项目中没有赚到任何钱。他估计在过去的十年中,大约有850至900名政府官员到哈佛学习过。

根据《 环球时报》的报道,2001年第一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60名中国官员结束培训后,赛奇点评说 : "中国学院培训班是学院所经历的最为成功的培训班 , 中国学员也是哈佛教授们遭遇的最尖锐的学生 。"这篇报道甚至将中国官员的表现和俄国杜马的官员相比:"已经过民主转型的杜马议员们思想保守、脑筋陈旧 、毫无生气"。

中国安利公司也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1994年就来大陆生意的、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承认 ,过去9年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 学习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

2002年,安利公司一位姓傅的发言人在跟踪了上一届学员的整个培训过程一年后回忆说: " 中国官员的灵敏程度令人诧异,他们的口才也令人震惊,他们与一般人想象的官员形象完全不 同。

参加过肯尼迪培训班的中国官员在回国之后,也积极撰写文章回顾哈佛之旅。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龙江文龙江文写道,有一次她和同学们辩论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她说自己向同学解释:"在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上,美国站一个人,中国却要站六个人,难道你们不会感到拥挤吗?"用这浅显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美国学员都表示可以理解。"

而时任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的王术则回忆起,在接受培训期间,因为大部分美国教授并不知道贵州省的存在,他心中还曾略有不快。他记得有一次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利弊时,教授的观点倾向于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点救世主的味道 "。但王术君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利用不好,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福利损失,甚至会引起经济波动。如亚洲金融危机。王术君回忆说自己的发言在课堂上引起轰动。"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便激烈地辩论。教授非常气愤 ,认为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紧密的高层互动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毕竟,这不是个不需要成本的事情。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同样毕业于哈佛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的秘书长卢迈说"官员在清华和哈佛两地接受各六周的培训费用是每人20万人民币左右"。此后公众对培训的高费用表示出质疑。

截至本文写就之际,新世界发展集团、中国安利公司均没有回复我们的采访请求,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如何评估赞助哈佛培训项目的效果。如果按从2001年开始资助的时间来算,仅就中国安利公司就对这项培训投入了1300万美元的赞助。

在对中国官员培训所展现的热情和深度上,肯尼迪学院难免让人联想起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官员培训基地——中央党校。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是第二党校,"赛奇说。"这里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国是多项研究和工作的核心领域,以中国目前的重要性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

高等关系网

2011年的哈佛富民感恩论坛全体成员合影。

"就我理解,尽管哈佛从未公开表态,但是他们不想忽略和中国政界、商界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法学院硕士仝宗锦在接受《智族GQ》记者采访时说道,"他们也欢迎中国官员的孩子去学习。哈佛希望以此建立对中国的影响"。

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29岁中国学生于雷(音译)说,在他入学的最初两年里,主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就是参加肯尼迪学院的欢乐时光派对,以结识更多政府官员。"我经常能够碰见高官,在那里和他们说上话的机会更大。回到中国你根本不可能见到他们。差不多同时有100个人等着跟1个官员讲话。那场面很棒。"

对于出身于1980年代的于雷那代人来说,"中国人觉得哈佛是最好的学校,在哈佛能学到最先进的知识,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然后进入最优秀的关系网。"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说,曾经有一名来访学的中国官员想请他帮忙其完成课程作业。

而对于在哈佛其他学院就读的另一些中国学生来说,肯尼迪学院的"开放"正在对哈佛的声望造成负面影响。"肯尼迪学院是最差的,"一个要求匿名发言的中国博士生略显激进地说:"它根本不是学术导向的。它是一个拉关系的学院。那些访问学者只想要个头衔。他们到这里来只是想在简历里写上一笔。到肯尼迪学院随便看看你就会明白。很多人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刷微博。有些人英语都说不利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经对在哈佛修读人文学科的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68%的人愿意 "在政府或者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 公共管理或者政策类工作 "。在被问及他们的动机时,44%的人认为这能提供更大的事业平台,36%的人认为是实现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还有10%的人认为在政府工作社会地位更高。

而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最低到哪一层?"时,38%的人选择了"是 ,省级 ",32%的人选择了"是,市级 ",另外有19%的人选择了"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