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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童大焕:誰能幫他們走出絕望與黑暗?(附: 盛世中的蝼蚁)

往往愈貧困家庭,社會交往面愈窄,「人緣」愈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愈少。
2016年8月26日,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28歲村民楊改蘭,先用斧背錘殺4個親生子女(一個6歲,兩個雙胞胎5歲,一個三歲)後喝農藥自殺。9月4日,她的丈夫辦完妻子兒女的後事後,再度喝農藥自殺身亡。家中留下70歲的奶奶楊蘭芳和52歲的父親楊滿堂。

在切入評論前,我希望能夠盡可能逼近真相。雖然人死不能復生,很多真相已經永遠埋藏於地下。但任何遠離真相的評論和情懷,都是廉價的甚至是偽崇高的。接下來的行文中,關於事實方面的描述,分別來自中國青年報(2016/09/11)《甘肅農婦殺四子案追蹤:村主任解釋為何取消其低保》,楊璐《甘肅一家六口了斷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為了盡可能行文簡潔,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一家三代宛如亙古的貧困、絕望與黑暗

奶奶楊蘭芳。70歲,1946年生。雖然與孫女各幹各的活各開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話語權的強勢人物。楊蘭芳父親只生了她一個女兒,就入贅了女婿,後來因為家境困難,女婿離家出走(一說是楊蘭芳看不上把他趕走了),給楊蘭芳留下4個女兒和1個兒子。其中,一個女兒喝農藥自殺身亡。

期間,楊蘭芳曾帶着一個女兒分別嫁給了臨洮縣的一對父子。因為與丈夫關係不和,她又帶著女兒回到了阿姑山村,與兒子楊滿堂生活在一起。

父親楊滿堂。52歲。有些癡呆,平日裏說話幹活都不利索。楊滿堂長大後娶曹姓女子結婚,婚後生下楊改蘭和楊改轉,在長女楊改蘭11歲時(一說6歲),妻子又因為家境貧寒,離家出走。楊滿堂將楊改蘭養大,把楊改轉送給了本村高姓人家。

孫女楊改蘭。悲劇主角。生下來就是重擔一肩挑。從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貧寒,沒上過一天學。10歲開始,楊改蘭學會了做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務活都被她包了。

19歲時,和本村李克英結婚,李克英入贅到楊家。此後幾年,先後4個孩子降生。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作為姐姐,楊改蘭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個上門女婿,照顧全家。

楊改蘭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鎮上豬場打工時。丈夫走後,她一個人坐在屋子門口,一聲不吭,眼淚掉個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楊改蘭開始哭訴,「他以前出去也沒掙到錢,麥子熟了,誰來幹活,我一個人根本幹不過來」。丈夫不大會掙錢,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個三四千元。養活一家人的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讓丈夫出門嗎?不可以!貧賤家庭百事哀。家裏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僅如此,家裏也一直在千百計增加「增量」,拿人拼命:楊改蘭一個人種着17.3畝地。在村裏,這麼大範圍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農忙時節還要請人幫忙。除了種地,楊改蘭還打理着一個小菜園。

奶奶楊蘭芳腿腳不便,已經不能下地。父親楊滿堂只會放牛種菜,地裏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時才回家幫忙。為了操持這個家庭,楊改蘭還養了3隻山羊和3頭牛。因為沒有積蓄,楊改蘭找奶奶楊蘭芳借了600塊錢,買了一隻母羊,母羊又下了兩個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帶著牛出門吃草,下地裏幹活,一直幹到天黑回家。忙起來,她有時顧不上做飯,一天只能吃兩頓飯,孩子們也得跟着挨餓。眼看着最大的孩子楊某帆馬上要入學了,楊改蘭更是焦慮。過去一年,楊某帆在阿姑山大莊幼稚園上學,光是送孩子上學走路來回都要一個小時。一年的學,孩子缺勤半年。楊改蘭曾向輩分高、比她年紀小的堂姑楊雪麗談起:不要太早結婚,20多歲再結。她說,「家裡的負擔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福利困境中的社會排斥

對於楊改蘭們來說,人生就是一個漫長的苦役,漫長的負擔,漫長的貧困,漫長的絕望與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無助。一輩子像牲口一樣活着,除了無盡的責任,了無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們自由自在,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責任,一口吃飽,全家不餓。

在那樣的小國寡民裏,沒有任何人剝削他們——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夠進入現代商業文明的交換體系——如果他們進入了這種交換體系,被資本家和商業社會「剝削」,他們的命運絕對不至於這麼悲慘。

是的,在那樣半原始的農業社會裏,幾乎沒有人來剝削他們——甚至可能還有來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會的壓迫無時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氣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如果沒有這種無形的「社會壓迫」,楊改蘭們也許可以「安貧樂道」地度過漫長又短暫的一輩子,雖然悲苦,卻也得過且過。因為大家的生存狀況彼此都差不多,差別也許只是房子好一點差一點。在楊改蘭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佔總戶的38%。低保戶56戶、152人,佔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

哀莫大於心死。身體苦累和自我層層加壓不在話下,但是來自社會的無形壓迫製造的心靈絕望,或許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這種壓迫,可能恰恰都來自道德婊們一再呼籲的「政府救濟」如「精準扶貧」!它來自兩方面:

一是楊改蘭家被村民「集體評議」取消了低保。這個過程,取消的不僅僅是低保本身,而是牽涉到一個小社會裏的基本信任和「社會排斥」問題。像楊改蘭這樣的家庭,往往是越貧困,社會交往面越窄,「人緣」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導致心靈也越封閉。惡性循環。同時,楊改蘭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掙個六七千元(很多時候沒活幹),能拿回家的不過三四千,但是在「集體評議」中,卻被評估為打工收入2萬。這樣,在她和村民之間,基本的信任就破產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權力壓迫。從2013年開始,各級鎮、村裏的幹部頻繁到楊家動員,要對他家進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經動員6次之多。但,楊家的危房一直沒改成。在老爺灣社,近年來,一些農戶陸續享受了農村危房改造補貼,新建了住房。如今,走進老爺灣社,很少見到像楊家一樣的土坯房。這是地方政府和官員臉上的傷疤。但這又是楊家經濟條件不可承受之重。「1萬多元(建房補助)我們給匠人的煙酒錢都不夠。」阿姑山村村委會主任魏公輝說,楊改蘭曾不止一次這樣答覆他。而楊蘭芳回憶道,魏公輝來過,讓儘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們一家去哪住,我年齡這麼大了,又有病。」楊蘭芳說。在魏公輝看來,楊家聽說其他鄉鎮有過5萬元到6萬元的建房補貼,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額的補助,因而幾次沒有答應新建房子。但是對楊改蘭一家來說,他們卻是拿不出足夠的「配套資金」!

楊改蘭在生命垂危的最後階段,跟她的堂姑楊雪麗提到一句:「全莊全隊的人都在告我。」這句話的後面,藏着楊改蘭怎樣的心靈密碼?

廉價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譴責都輕佻而弱智。有人譴責政府的救助無力。比如連續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螻蟻》。文章說:這不是楊改蘭的問題,確實是社會的問題。有解決辦法嗎?當然有,不外乎兩條:

1、改造社會階層流動與晉升、資源佔有欲處理、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機制,壓縮頂層,推動底層向中層演進,最終將我們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改造成紡錘形社會結構;

2、預設並接受底層「弱勢群體」的現狀無可更改,繼續固化社會結構,但對弱勢群體輸血,在福利上對他們大力度定向傾斜;

作者說,第一種辦法基本沒有可能,比較現實的是第二種。

這篇文章其實寫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卻被刷屏,當然也被不斷刪帖。只能說明:中國的落後是由精英的落後決定的。

一方面,豬往前拱雞往後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着擴大不均衡的方向邁進。只要看清楚財富本質,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類悲劇。相反,人類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偉大理想與情懷,恰恰是百年來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之源。烏托邦理想無時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門邪道上。

中國社會近年來通脹非常嚴重,但事實上通脹造成的主要是中產以上社會階層的財富大縮水,對底層社會,反而讓政府有更多的錢來給底層輸血。社會上層的大量財富擁有者,比如企業家,對企業和財富本質也不是「佔有」,而是「管理」企業和社會財富。換上別人,也許管理自己尚沒有餘力,何況管理企業和社會。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們的物質幫助可能適得其反,在執行中異化成了心靈的壓迫。這種文章訴諸的理想,只會導致更多的悲劇和慘劇。又如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小雲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劇》(2016-09-11)一文中寫道:「近年來的民粹主義思潮在喚起社會和政府關注弱勢群體的同時,也使得政府通過不斷增加其保護弱勢群體的數量來平息民粹的呼聲。但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扶持的數量的增加速度高於單位個人強度增加的速度。在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變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義的輸血理想把政府當成了萬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們不是想啟動人內在的活力與覺醒,不是想著如何讓人們進入更廣闊更文明的商業社會。所以我對此作出如此決絕的評價:「智慧死絕的時候,民粹野草般瘋長——有感于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螻蟻》。我想說,你和政府都沒有你筆下那麼萬能,你的理想、情懷除了製造更多災難和悲劇,一文不值,得換一個腦袋思考問題了。」

另有一種聲音,是用文明社會的眼光,譴責楊改蘭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兒女。但在從沒有進入文明社會的人面前,在絕對的封閉絕對的苦役絕對的無望面前,譴責和上面的同情一樣,都顯得格外的廉價格外的無知格外的無情。在她封閉的小心靈裏,她把孩子們一起帶走,就是對他們最深沉的母愛!因為她無法想像,離開了她的庇護,孩子們會過得多麼悲慘多麼沒有尊嚴。她自己拼盡一生的努力,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要福利,還是要自由?

百年以來,從晏陽初,到費孝通,到厲以寧,到我們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情懷,我們的社會精英觀察和解決問題的視角,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這是百年來中國農民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他們只知道「就地解決」,永遠把農民困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輸血,不知道解放農民,讓他們自我造血。甚至,把戶籍制度視為理所當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理想,這種情懷,甚至被不斷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諸如善待弱勢群體啦,區域均衡發展啦。卻不知,不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之「道」,人類的「德」,又將何附哉?

中國若不將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農民進城、從根本上減少農民上來,楊改蘭們的悲劇,還將不斷重演。在道德婊們的道德指揮下,黑暗永無盡頭。
——东网

【附录】格隆: 盛世中的蝼蚁
一、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
如果没有杨改兰令人窒息的"自我灭门",谁会相信我们这个"盛世"下有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态与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条羊肠小道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一一砍杀,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
奶奶杨兰芳闻讯赶去时,杨改兰还没断气,马上要报名读一年级的6岁的大重孙女也没断气,但看起来十分痛苦。她曾经请求,让杨改兰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改兰没同意——这个女人很决绝、近乎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机会。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电话赶回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他一言不发、没流眼泪,抱起还没死的小儿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儿子断气了,他又木然把儿子抱回家。
在平静料理完一家人的后事后,这个男人也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二、
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 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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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改兰破旧的家与亲人)
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
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
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
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着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
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抗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
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
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
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
那件色彩艳丽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为了永远也不会再见阳光的希望。
三、
杨改兰并不孤独。之所以社会会形成他们是"社会的少数"的错觉,多半是因为"形势大好"的阳光宣传,以及镜头从来没有对准过他们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始终都是金字塔型的,杨改兰这样的底层一直都是大多数,无论是在建国前的私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公有时期"。
90年代下岗工人因生活无着、谋生无路而举家上吊的事情,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其实稍微近一点,这种案例也毫不罕见。2014年一名妇女因盗窃两个面包,被店主当场抓住,店主为防止妇人下次继续作案,将其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社会给这个群体人格和尊严的估值,有时候只值两块面包。
社会给这个群体人格和尊严的估值,有时候只值两块面包。
如果记忆力不坏,应该也不会忘记,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偷一个鸡腿的新闻。
儿童节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获一个奇怪的小偷,对女子进行搜查后,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盗的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而检查到腰部时,则发现了一本儿童读物。
女子姓刘,生了双胞胎女儿,但肾脏都有问题,她这次带着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医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每天在废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这次来南京看病总共带了3000元,也都是跟亲戚借的。
"为什么不偷多一点鸡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刘女士十分后悔,声音也带着哽咽:"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昨天一早,孩子就说想要礼物,说想吃鸡腿,但是超市的鸡腿要7块钱一个。还想要一本三字经,学校早读课上要背,之前一直没舍得给她买,她常和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没有,我总跟她说再等等,过段时间买。昨天下午去超市,本来是想买点玉米大豆,给她吃消肿,结果看到有鸡腿和三字经,可我身上只有5块钱,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后还是一个糊涂……"
现在我想问的是两个问题:
(刘女士和女儿租住的2平米的小屋)
(刘女士和女儿租住的2平米的小屋)
1、哪个更真实?
是杨改兰和四个孩子?偷面包和鸡腿的母亲?还是"盛世"?
2、谁的错?
杨改兰们的?还是这个社会的?
四、
81年前,美国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诘问。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会有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提醒格隆:杨改兰们的贫困是自己不够努力的结果,与社会何干?
我们回到杨改兰"灭门"现场。奶奶杨兰芳见到还未断气的杨改兰时,看到了她的笑容。亲手了结4个亲生骨肉后,她的情绪竟然那么平静而欢愉。奶奶问她究竟怎么了,她用方言说: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这四个字,我相信,绝大部分习惯了俯视众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会理解。脾气和善,几乎从不抱怨的杨改兰如同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逆来顺受,勤扒苦做,早已习惯了穷困。对她们而言,穷,并不可怕;比穷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我想,杨改兰说的"你不理解",应该是指那种对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希望的绝望感,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端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靠自身力量,再怎么勤扒苦做,也完全没可能走出贫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对于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几乎从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杨改兰,杨改兰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的那一部分。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励志鸡汤,对杨改兰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梦想。
所以:真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
尾声
有解决办法吗?
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吗?
答案是悲观的:基本没有可能。理由掰着脚趾头也能明白。
更现实可行的,无疑是第二种: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如果我们有资源让"老干部"群体医无所忧,我们就一定有资源让杨改兰的孩子们能治上病,读上书。
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
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恰恰也是一个社会最强大的部分。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一定不是出了多少英明领袖,造了多少核弹,有多少外汇储备,在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GDP增长率多高……,这些和杨改兰们没有毛线关系。
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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