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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童大煥:為什麼中國式規劃十規九敗?

2016年9月18日,一學員問:「童老師好!正在學習您的第7本書《大城市化共識》(此書為編著)。裏面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說『東京大都市區的通勤鐵路大都是從城市核心區的鐵路車站呈放射狀向外延伸,把一系列中小城市連接在一起,形成以特大城市為中心、由軌道交通連接眾多中小城市組成的大城市群。每條通勤鐵路的里程在50公里左右,形成一小時通勤的大都市區』。 請問:如果中國學日本,將來發展北京大都市區,那麼離北京站和北京南站50公里以內的地區是不是有投資價值?(當然,正如您說的,不要去相信規劃,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了。我只是假設。)用百度地圖測直線距離,北京站到三河、大廠;北京南到香河、廊坊、固安的距離都在50公里上下(據說北京西、北面是生態涵養區,就不去考慮了)。如果將來決策者能夠發展北京大都市區,那麼這些地方是不是說,不一定會是鬼城?或者可以起死回生?」

我說,首先,我多次提到日本東京的多摩新城。多摩新城位於東京西部,距離東京都市中心──銀座只有30公里。1965年制定規劃,1966年開始建設,其公交設計細緻,基礎設施完善,住宅多元化,但直到今天,實際的人口和用地規模只達到當初規劃的一半左右。

其次,城市中心不能按環線邊界來算。北京(以及其它大都市)的市中心,不應該是指五環或四環邊界,也不應該是火車站,而應該是就業中心。火車站(或長途汽車站)到就業中心,也許還有一兩個小時的市內車程。因此,指望溢出人口到上述遠郊區去住,完全不可能。趙堅寫到的通勤鐵路,也許是市中心到原有縣城的距離,這對原有的當地人來說是利好,他們本來就在當地就業當地居住,通勤鐵路方便了他們周末和節假日到市中心去,但個人天天通勤是不可能的。

其三,我們地方政府都瘋狂賣房賣地,過量供應,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跟東京幾十年一貫制有法律規範的統一規劃沒有可比性。我們的規劃都是領導意志,一朝天子一朝臣。專家只是領導意志的化妝師。像林毅夫。

而我們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又是自上而下任命制產生的,同級官員彼此之間有GDP競爭(政府公司化),他的經濟指標競爭機制和內部潛規則競爭機制、包括灰色收入,都會逼迫官員把短期政績利益放在百姓和地方長遠利益之上。所以規劃短期性不說,規劃有時甚至成了破壞的代名詞。比如有很多地方賣新房賣新地賣不出去了,地方官員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醫療和教育上動腦筋,把幾十上百年歷史的學校和醫院搬遷到更遠的地方,名義是規模要擴大,原有的容納不下了。再過幾年,下一任領導說不定又再把它們搬回來,理由是以前的規劃是錯的,增加了百姓就學就醫的各種成本和風險。這是規劃嗎?這是瞎折騰!但不折騰怎麼有GDP,怎麼有政績,怎麼有灰色收入呢?

再比如說了好幾年的「疏散非首都功能」。什麼是「非首都功能」到現在都還沒搞清楚,尤其是還沒有清晰的邊界和項目,環北京那些河北遠郊區縣個個都在摩拳擦掌「承接非首都功能」了。如果把「非首都功能」比喻成一粒米,被掰碎成十份的這一粒米(掰碎了,這一粒米也在空中隨風飄散,不會有真正多少「產業轉移」),那些意欲「承接」它的河北區縣已經準備好一口比一口大的萬人大鍋。這樣煮的稀飯,誰吃呢?

我們今天這些環北京地區所有的規劃,都指望「吸引」在北京就業的人口過業居住,而且過量供應。2011年3月到2016年6月,廊坊9.9萬套,香河12.46萬套,固安9.5萬套。這是鏈家查到的新盤成交數據,已經刨除商住、別墅等,全是住宅的數據。未來還有多少在這輪貨幣瘋狂推漲房價下的供應,不得而知。

這樣一種體制機制下的政府規劃,是系統性的問題,不是局部問題,十規九敗是正常的,無解,大部分成功反而是不正常的。這也是我一再提醒「信規律不信規劃,信市場不信市長」的原因。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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