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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9日星期五

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康正果)

康正果
作者簡介:康正果,耶魯大學榮休資深講師。已出版的著作有《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平庸的惡》、《詩舞祭》和《還原毛共——從寄生幸存到詭變成精》等。評論隨筆見"博訊網站"的個人博客——康正果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kangzg )。 

歹托邦(dystopia)是烏托邦的反義詞,希臘語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與理想中那種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歹托邦乃指極端惡劣的社會形態。西方作家創作了很多有關歹托邦的虛構作品,多是描繪反人性的極權政府和高科技畸形發展所導致的生態災難。此類作品的故事背景多設定在未來,旨在警示世人關注現實世界中有關社會制度、環境保護、道德倫理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1868年,約翰·密爾(John S. Mill)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時首次使用了"歹托邦"一詞,他指責政府的愛爾蘭土地政策說,"把它稱作烏托邦也許過於褒獎,我看稱其為歹托邦才恰如其分。我們常用烏托邦指稱某些太美好而難以實現的事情,但這個現行的政策實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
我在本文開始即援引密爾這個正名性的措詞,首先是要糾正某些反思文革言論中的人云亦云之談。毛澤東發動文革至今已五十年之久,他本人的劣跡舉世有目共睹,所推行的暴政為害至今,但還是有不少人習慣用"烏托邦"或"理想"這類字眼強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他們常說,毛強調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爲了打擊官僚,消除特權,實現社會公平。還說毛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只因推行強制性的政策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釀成了空前的"惡"。 因此仍堅持認爲,毛是好心辦了壞事,包括他那些美好的動機,仍可作为正面的文革遺產予以繼承和发扬。
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否美好,他的理想是否可嘉,容我緩後詳析。他在文革中挑起群衆鬥群衆,閙出一系列鬧劇兼慘劇,把國民經濟破壞到崩潰的邊緣,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實證法告訴我們,目的即使正義,也難以證明手段正當,只有手段正當,才有可能保證目的正義。從毛澤東當年閲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所寫的上萬字批語即可看出,他從年輕時便完全無視這個實證法的道理。尤其是"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那句自我定位的牛話,可謂給他一生的意向和作爲下了精確的斷語。他的卑首先卑在早年備受父親壓抑,耽誤了學業,直到十七嵗才入讀新式學堂,跟一夥小孩子同步從高小讀起。後來他赴長沙求學,換了很多學校,最後落腳到省立師範。無論是舊學還是新學,他的基礎知識都不夠充實。若論他早年的知識結構,大體上可歸結為通過泛覽報刊,吸收了當時在某些讀書人圈子内傳播的雜亂思潮。做"極高之人"的志向滋長了他好高鶩遠的心態,比如在寫給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毛即以"大氣量人"自詡,大發他改造國民思想的空疏高論。他把當時社會改良過程中出現的議會、憲法、内閣、軍事、實業、教育等新生事物統統貶低為"細枝末節",而對育嬰、修橋、補路等傳統習俗所奉行的公德,以及孝友睦鄰的規範,一律視爲愚人的盲目行動。他期待找到某種終極真理,滿以爲掌握了此萬能鑰匙,即可重組社會,改造人心,打造出他所理想的世界。 由此可見,毛當時對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可繼承和可拿來的東西均持輕率的否定態度
由於毛不屑在細枝末節的具體事務上下功夫,他在學校除了作文出類拔萃,其他各門功課都學得很差。這就造成他求學期間既自負又缺乏自信的心態,以致他常因自己學業不佳而發洩對學校、教師和當時教育體制的不滿。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他抱怨說,"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此外,他還發狠話說,"我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盡","希望學生自決"。 這兩個當初未能實現的希望後來居然噩夢成真,文革中由著他縱容紅衛兵從校内閙到校外,打死逼死了無數的教師和學者。
走出他痛恨的學校,毛澤東在夜校打起義工。他批評當時的學校與社會相分隔,在為《夜校日誌》所寫的卷首語中,倡議打通學校與社會之間的壁壘,以期造就"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為永久之大學校。" 毛此類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anti-elitist elitism)直欲取消學校這一教育機構相對的獨立性和專門性,造成教育的無政府狀態。由此不難看出,早在發表荒謬的"五七指示"之前,年輕的毛澤東已對西潮東漸中初步發展起來的現代教育持抵制和取消的態度。他不喜歡正規學校文理兼重的教學内容,常把更多的興趣轉向校外的各類社會活動。他先是組織工讀學會,後來又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向外界掛出"大學"的空牌子,實際上只是為活躍黨團活動而舉辦了幾期補習班。
毛澤東此類反知識精英的實驗活動均以半途而廢告終,幾番折騰後,他最終發覺教書和做學問並非己之所長。在致羅學瓚的通信中,他即抱怨"專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 他開始認真考慮更爲現實的生活出路,在生財之道上動起腦筋。爲把他"極卑"的"小我"擴張成"民衆大聯合"的"大我",毛熱心投入湖南自治運動。按照陳小雅書中的破案偵探,毛澤東參與驅張運動,是要從當政者虎口内掏出所挪用的公款,後因支持譚延闓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譚經章士釗之手,把頗有"政治賄賂"嫌疑的兩萬大洋捐贈給毛澤東及其同夥。毛僅從那筆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資助留法學生,留在他手中的餘款此後就再無明確交待。正是在此時,唯一知曉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經失常,毛澤東頭一天送彭住進醫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蹤。彭從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給那筆捐款事件劃下了十分可疑的句號。
毛澤東這一"向惡轉"的行爲並非一時糊塗,就他的《倫理學原理》批語和他在彭璜失蹤前寫給彭的信件來看,他顯然自信,只要目的純正,即使做惡,也有做惡的理由,甚至將惡手段完全目的化也未嘗不可。這就是毛澤東"以事實論惡"之談要伸張的道理。至於對"惡人"應持什麽態度,他勸導因捲入捐款是非而煩惱不堪的彭璜說,最好還是放寬評判惡人的尺度,不必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因爲做惡者並不自認爲惡,更何況"惡在究竟,仍不為惡"。 往事如煙,彭璜已矣。毛澤東幾經調整,總算為他"向惡轉"之後再"向左轉"的飛躍鋪墊起富有彈性的跳板。

留法的蔡和森等人既學不好法語,也不安心在工廠打工,落魄的勤工儉學生活把他們一個個都煎熬成憎惡資本主義的憤青。其中憤青得最激烈的就是蔡和森其人。後來經周恩來牽線,他們與俄共在法的特派員接上頭,從中領取活動經費,建立起中國旅歐留學生的共產黨組織。蔡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大發職業革命家的酷論,他鼓勵毛要拿出"與雞鶩爭食,與豬狗同槽"的勇氣,去"說惡話,行惡事,打惡戰,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投身"公然為惡"的事業。 經蔡和森頻頻從法國傳回有關馬列主義綱要的文字,毛澤東才拖著無政府主義情緒的尾巴,初步投入階級鬥爭的活動。1921年7月,毛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維京斯基一手操辦的中共"一大"會議。會後,他與諸位代表都獲取每月三十元大洋的"生活費"補助,成爲吃上了布爾什維克飯的職業革命家。
在國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與之鼎足三立的政黨,名曰中國青年黨。青年黨並不認同國共兩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國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聯此軍閥以倒彼軍閥","聯赤帝國主義以倒白帝國主義"。這個"赤帝"所指的就是蘇俄。青年黨提倡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實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國家,不偏向任何階級。他們在外交上持獨立自主的政策,對歐美蘇俄諸國,既不依賴任何一國,也不採取一律敵視的態度,而是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爲中心:有益中國則友,有害中國則敵。青年黨特別警惕蘇俄,他們已明顯看出,莫斯科對華推行革命輸出,旨在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對歐美的帝囯主義勢力,進而推翻當政的北洋政府,最終"建立一個有工農社會基礎的、將發展成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親蘇政權。" 
受共產國際強行差遣,中共始跨黨與國民黨合作。按照莫斯科的安排,跨黨成員寄生在國民黨内,一面從事分化國民黨的活動,一面趁勢壯大他們自身的力量,促使國民黨積極執行莫斯科指定的反帝路綫。受中共策動,國民黨急劇左傾,兩黨成員中義和團式的排外暴力傾向惡性膨脹,暴徒們在不少城市製造燒殺搶掠的事件,最後導致在華列強採取野蠻的軍事報復。短暫的國共合作從此破裂,一變而為兩黨的互相殘殺,本來主要是在城市策動罷工和暴動的中共成員再也難以容身城市。他們遵從共產國際的指令,急速撤退到窮鄉僻壤搞軍事割據,開始執行其分裂國家,武裝奪權的革命路綫。
早在毛澤東鼓動的湖南農運"勢如暴風驟雨"之時,梁啟超已警覺到這一股"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對"改良政治"的威脅。在寫給他女兒的信中,梁指出了兩點險惡的趨勢:一是中共在鄉間糾集無業遊民和地痞流氓做農運先鋒,把士紳階層一律打翻在地,污名為"土豪劣紳",整個地顛覆了傳統的價值階級序,為殺人劫財的亂暴勢力加冕上革命的旗號。二是這股勢力全由共產國際掌控,所做的都是有利於蘇俄而有害於國家民族的事情。梁在信中預言,這股勢力如若得勢,將來會把中國搞到土地沙漠化,餓殍遍野的地步。 梁的擔憂果然在中共奪權後成爲事實,面對"革命復革命"的亂局,他孤立的呼籲已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列寧關注農民問題,並非出於改善農民的生活,而是看中了農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利用價值。毛澤東早就領悟到這一列寧主義的革命道理,從他在湖南鄉間掀起農民運動,直到在蘇區大搞暴力分田,真正的目的是要從農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補給,同時徵集大量的農民子弟壯大紅軍的兵員。農運從頭到尾都是一場對農民的生命和財產肆意剝奪的運動,它不但從未樹立改善農村經濟和造福全體農戶的建設性目標,反而把蘇區所在地變成了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反復廝殺的屠場。毛澤東帶兵一到井岡山就把"打土豪籌款子"列爲重要的革命任務,其打家劫舍的暴行在蘇區造成了"匪來如梳"的災難。稱他們為"共匪",可謂名副其實,絕非外界的誣衊之詞。布哈林曾如此描述紅軍在蘇區的革命行動,他說紅軍"到這個地方住一些時候,殺一殺土豪劣紳,吃一吃飯,喝一喝雞湯,再到另一個地方,照樣的殺土豪,吃雞,過了相當時間之後再前進。" 難怪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部下在井岡山的行動產生疑慮,很擔心他們這樣搞下去,會把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導向聲名狼藉的"匪運"。其實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毛為發展"匪運"撰寫的經典讀物,在把梁啟超所謂"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打造成"革命行動"的運作上,毛所起的作用惡力昭著,危害至深
說什麽文革中的暴力史無前例,史無前例的暴力早在紅軍肆虐蘇區時已初具形態。諸如在湖南農運中搞過的抄家、遊街、批鬥、私刑和階級滅絕性的屠殺等種種搶劫私人財產和殘害無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為後來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資效仿的樣板。這類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暴力此後逐步升級,不斷擴大打擊面,貫穿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惡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積的迫害能量遂至惡貫滿盈。唯一不同的只是,文革前,歷次運動總是由各級當權派發號司令。他們一貫寧左勿右,為撈取政治資本,盡量把手中的政策搞過頭。而在文革爆發後,整人的形勢在毛的操控下突生逆轉,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歷來整人的這批人也紛紛挨整,成了造反派痛打的落水狗。他們吃盡請君入甕之苦,事過境遷後餘悸在懷,始以"史無前例"的怨詛定性那一場浩劫。
針對官方文革話語的偏解誤導,余英時在為宋勇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所寫的序言中強調說:"我們決不能把文革孤立起來,看作是中共'革命'進程中一個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輕描淡寫成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余因此特別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討毛澤東這個絕對獨裁者都從列寧、斯大林和希特勒那裏師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論事的局限,窮究文革暴力的歷史根源。余明確告訴我們,"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變,遠源則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
毛澤東曾盛讚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對送來的馬列主義,他說他從中只取"階級鬥爭"四個大字。 毛一向缺乏鑽研理論的興趣,他覺得"經典著作讀起來沒味道",更認爲"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 他所謂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創舉,做起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把有權勢、有財產、有知識的人群全部劃入打擊對象,同時組織和鼓動一切可用以打擊敵人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構成敵我對立的兩大陣營。在這兩者之間的人群,則屬於可敵可友的對象,他們可拉攏時即為友,拉攏不成便是敵。毛從不考慮,也沒興趣研究不同階級所代表的生産力如何,所從屬的生産方式怎樣,以及他們在歷史進程中處於何種地位。
階級鬥爭的觀念更被毛引入歷史論述,按照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的説法,整個的前現代中國社會被定性為封建社會,地主、皇族和皇帝屬於封建的統治階級,廣大農民則為受剝削壓迫的被統治階級。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構成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引起農民起義,貫串歷代王朝的農民戰爭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毛澤東如此界定歷代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是爲了把當前的地主、官僚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歷代的統治階級劃上等號,把中共的武裝奪權解釋成領導勞苦大衆推翻統治階級的革命,把他們抗戰勝利後為強"摘桃子"而挑起的内戰美其名曰"解放戰爭"。這個偷梁換柱的歷史論述極具蠱惑視聽的效果,讓剛打進城的解放軍廣受簞食壺漿的歡迎,一下子刷新了他們在民衆心目中原有的共匪形象。儘管那時候共產黨還沒做出多少讓民衆看好的事情,只因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太不被看好,老百姓,特別是那些"進步的"知識分子,便都把盼好的眼光轉向了内戰獲勝的共產黨。共產黨說他們解放了全國人民,老百姓也就滿以爲獲得了解放。

老百姓並不清楚,暴力奪取的政權勢必靠暴力維持。早在中華人民共和成立之初,毛澤東即發出警告說,"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民主獨裁";說這個專政"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說"拿槍的敵人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還說對所有這些敵人,"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將來消滅之"為儘快完成毛澤東"一定消滅"的既定數額,整人殺人的運動勢如滾滾洪波,從共軍打進城湧起,一直持續不斷。土改殺地主富農二百萬,鎮反殺反革命二百萬,"三反"、"五反"及伴隨著的工商業改造,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近十四萬,再加上反右運動把五十五萬人打成右派,估計其中至少有五、六萬人死於非命。這一連串運動與殺人數字無疑為文革的恐怖局勢鋪墊起做惡有理的前奏,造成威懾的聲勢,其慘絕人寰的實況絕非近年來網絡上某些"五毛"文字所懷念的五十年代那麽美好。
通讀《資治通鑒》多達十七遍的毛澤東並沒讀通中國歷史,也談不上有探求歷史真實的學術興趣。他劃分出絕對對立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唯一的目的是為中共武裝奪權製造歷史決定論的依據。毛的階級劃分過分簡化了前現代中國社會中不同的階層和利益群體之間複雜交錯的關係,其間有朝廷與民間的對立,官府與地方豪紳的對立,更有全體農戶與流寇盜賊的對立。在無論貧富都靠土地出產來養家活口和納稅官府的農業社會中,貧富之間的對立遠小於官與民、本分農戶與無業遊民之間的對立。在此對立的關係中,地方豪紳及其宗族勢力一直都起到緩衝官府暴力和抗擊盜寇的積極作用。就備荒救災和守望相助以求全體農戶互濟共存所擔當的大任而言,士紳階層階一直都是維護公共安全體系的中堅力量。即使其中存在著個別的爲富不仁之徒和稱霸一方之輩,從整體上看,也絕非毛澤東所說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毛之所以必欲消滅被污名的"土豪劣紳",就是為了奪取他們的財產,分給貧窮農戶,把農村地區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糾集到中共的紅旗之下。他們的子弟先是被徵集入伍,為中共賣命打天下,等到奪權成功,這支農民軍中的成員便都論資排輩,按功行賞,被安排到各級政府和大小單位中當了領導。所謂打天下,坐江山,就是這麽一回事情。經過土改鎮反中階級滅絕的屠殺,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鄉村自治被徹底摧毀,華夏族群中血性剛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毀滅性的清洗,鄉土中國悠久的民德保障體系從此被連根剷除。由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充實的基層組織吸納大批投機取巧之徒,他們在新的權力體系中呼風喚雨,形成了至今仍是小人得志,無賴逞兇的政治氣候。
土改完成後,毛澤東早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所作的階級劃分,終得以從紙上論述落實到全中國每一個家庭及其成員的身上。地主和富農被劃歸階級敵人,貧下中農則悉數納入黨所依靠的對象。這種對立的階級成分最初本是按各自的經濟狀況劃分的,土改後家庭成分一經固化,便形成新中國特有的"政治種姓"制度。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財產,他們的子女仍得揹上地富成分的黑鍋。貧農已分得地富的土地和財產,他們的子女依舊承襲貧下中農的榮名。唯成分政策進一步擴大到城市人口,革幹革軍以及產業工人的成分處於優等級別,資本家、小業主、曾在舊政府供職的人員及其家屬均處於受歧視遭踐踏的地位。紅衛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暴行之所以無法無天到殺人不眨眼的地步,其邪惡的根源即這一"政治種姓"制度。家庭成份早已把一部分人界定為非人,文革中種種群體暴力都是以毛共的語言暴力為依據的
這一"政治種性"制度與摩爾(Thomas More)《烏托邦》一書中全體公民在經濟、政治權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社會根本對不上號,也絲毫看不出張博樹教授一再嘉許給毛澤東的這理想那理想。 它反倒令人聯想到歹托邦系列的代表作《美麗的新世界》一書的極權社會。該歹托邦中的人口由統治階層到被統治階層共分五種,各階層成員的身份與生俱來,全由生物工程預製而成。這個社會表面上似乎公平有序,實際上受到全方位的管控。國民沒有表達自由,政府控制的宣傳機器把他們的體制美化為理想社會,而對反抗者則一律嚴厲制裁。兩相對照,中共統治下的新中國無疑與歹托邦同宗同類。用安居樂業的烏托邦理想國形容這樣的社會,正是密爾所説的"過分褒獎"
中共之所以歷經圍剿而得以幸存,且能在國難時期投機發展,壯大實力,最終打勝内戰,除了多種陰差陽錯的外在因素鑄成此大錯,更爲關鍵的内在因素是共軍成功地發揮了他們的軍事動員體制。古人用兵,連"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事都不願貿然去做,毛澤東卻一反傳統的武德,在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内戰中,他總是下令指戰員,不惜重大傷亡,也要更多地殲滅敵人。這就是他著名的人海戰術:把千百萬解放區翻身農民的子弟送上戰場衝鋒陷陣,以不惜大量減員的戰術運作磨損疲軟的國軍;再加上依靠地方黨組織全面發動群衆,有效地調動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和人力,使前方得到及時的補給,最終才贏得了勝利。具體地說,為贏得戰爭勝利而對農村資源和農民的生命進行非人化的榨取,這就是中共軍事動員體制的實質
這樣看來,中共的獲勝,實質上是前現代農村的反現代化逆流對發展中的現代都市文明造成了全面破壞。通俗地講,就是流寇打進城,變成了政府。正如費正清所說,"若不是日本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村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府統治下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civil society)。" 但農村的反現代化逆流打敗都市文明是一回事,而讓這一股勢力入主城市,治理國家,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京的路上,毛澤東與周恩來才有了"進京趕考"和"希望考個好成績"那一段戲劇性的對話。 毛那句不太自信的戲言——"退回來就失敗了"——不幸而言中,他和他領導的中共集團後來並沒考到好成績,黨國體制下的中國社會全面大倒退,退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蠻、失常和變態。
自從紅軍隨毛澤東在蘇區"打土豪籌款子"閙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一系列階級鬥爭無不以他們的掠奪經濟為終極目標。消滅私有制,説是爲了實現社會公平,其實只是爲了把民衆的私產盡可能多地沒收為黨所控制的"公產"。毛澤東急著"進京趕考",是急於把他們的掠奪經濟推行到城市。毛進城不久與黃克誠曾有一次談話,在談到今後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務時,黃認爲"當然是發展生産",毛卻嚴詞糾正黃說:"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 果然土改一結束,中共的打擊對象立即轉向城鎮私營工商業者,提前終止了新民主主義施政綱領中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承諾。截至1956年,包括個體小商販在内,全都在公私合營的大潮衝擊下納入黨國體系。與此同時,剛分得土地不久的農戶旋即在合作化運動中失去土地,無論貧下中農還是地主富農,都被納入紅朝編戶,當上了為黨國生産農作物的社員。官方推行合作化的説辭是,放任農民單幹下去,勢必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為防止貧下中農再吃二遍苦,必須組織農民走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實際的情況是,國家爲維持物價平穩,保證城市工薪階層低收入的生活水平,更爲了大量出口農產品,向蘇聯及東歐各國換取工業設備,開始推行統購統銷政策,強行以低於市價的統一價格徵購農民本可用以自給或以優惠價格出售的餘糧。這項再次剝奪農民的政策遭到農民強烈抵制,在不少地方引起騷亂。毛澤東力促合作化運動,緊接著掀起公社化高潮,全是爲一勞永逸地解決徵收公購糧的麻煩問題。貧下中農土改時跟著共產黨鬥地主,分財產,也曾得意一時,得意的結果卻是讓中共牽住鼻子,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跟隨毛"進京趕考"的各級幹部及其家屬,進城後都得到妥善安排,他們不只充斥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也被派往各公私合營的單位佔據領導地位,從城市的街道辦事處到農村的人民公社,每一個管理人的位置上都配備了大小不等的幹部,以黨政軍利益集團為核心的公有制大鍋飯從此不斷擴大,黨國的行政權力覆蓋了整個社會。毛澤東是這一官僚制度的締造者,也是官僚群的大統領。在五十年代的一次内部講話中,他曾直言不諱,向他的群臣宣告這個政權的權力及其功能。他說:"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領導就是干預,要對一切進行干預。" 原來促使強行改變生産關係的目的並非為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是要極大化地實現權力的分配,把軍事動員體制中的有功之臣全都擺平到應有的位置上。毛澤東急於實現公有制,實現的結果就是把全民的私產沒收為黨產,讓他的各級幹部把持有效的干預權力,並通過他們實現他這個紅色皇帝的意志。
對於"解放"後被人民政府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人民來説,"無產階級"這個稱號的光榮性現在已經完全變味,它反諷得讓人民有苦難言。革命的成功閙成了對革命的背叛,此詭異的變幻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

毛澤東平生參加中共黨代會,每逢雙數,多少都有些挫折的經歷。在1945年"七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他就曾自嘲地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截至那時,中共已開過六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只出席過其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三次代表大會。在中共"三大"會議上,毛因緊跟主持會議的國際代表馬林而獲選中央局五成員之一,除此以外,他一直都處於中共核心領導圈之外。長期的邊緣處境使毛積怨幽深,他後來挑起很多路綫鬥爭,都是志在排除障礙,進軍權力中心。
朱毛井岡山會師後,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是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人物,他仗著"黨指揮槍"的既定原則,好在職業軍人面前發威逞能,常插手軍隊本身的管理和指揮。毛這種"家長制"作風在紅四軍内部激起強烈的批評。後經過多次較量,毛在古田會議上最終佔得上風。從此確立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這支"農民軍"始被正式建制為中共的黨軍。後來以博古爲首的黨中央從上海遷至蘇區,毛所蔑視的"洋房子先生"掌握黨權,讓毛受盡了被排斥在核心領導圈外的悶氣。直到紅軍西竄至遵義,毛利用突圍轉移過程中軍隊領導的不滿情緒,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挑起與會者圍攻"三人團",始得入圍政治局。毛從此逐步攀升,到達陝北後,遂掌握了整個紅軍的軍黨大權。
蘇德戰爭中,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放鬆了對延安的控制。毛澤東消極抗日,延安邊區與日軍相安無事,毛趁此良機大搞起整風運動。對毛這類山溝裏出身的土共來説,國際派讓他感到壓抑的不只是他們從莫斯科方面獲得的權勢和信任,另外還有他們在蘇聯所受的教養,特別是他們較高的馬列理論水平,常弄得毛相形見絀,心裏很不好受。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在文化品位上更是後來居上,他們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風氣活躍了邊區的工作學習及日常生活,同時也反襯出毛澤東及其農民軍的粗陋和貧乏,因而也全被劃入審查和"搶救"的對象。毛 曾蠻橫地揚言,"只要為我所用,哪怕烏龜王八蛋。" 他放手任用康生之類的惡人做打手,對國際派實施無情打擊,對黨内外的幹部進行全面清洗,在延安製造了長達兩年多的整風恐怖。
整風運動整倒了國際派,削平了各路人馬組成的黨内山頭,同時也整得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一個個低頭馴服,最終為中共第七次黨代會的召開鋪平了道路。經過二十多年的鬥爭,毛澤東克服諸多險阻,直到第七次黨代會,他才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黨棍與黨奴的雙重人格從此遍及全黨,通過塑造中共的卑劣黨性,毛澤東樹立了他在黨内不可挑戰的權力。按照韋伯的定義,權力就是"社會關係中某個成員在其他成員的抗拒下,仍能遂行其意旨"的影響力。毛澤東自入夥中共以來,歷經多次路綫鬥爭,使盡各種權術操縱,至此才將他渴求的影響力追求到手。
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他對毛澤東有長期的近距離觀察。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弗氏對毛的權力欲有一段中肯的描述。他說毛澤東"心目中只有權力,此外一切皆視同塵土……權力乃是毛生死以之的東西。對他來説,有了權就處處有理,就所向無敵,就全知全能……至於黨和人民,不過是他達成此目標的幌子罷了。……他不講任何原則,只要求他人為革命事業效力,讓別人屈從他的意志,讓原則捆住千萬人的手腳,他卻以原則的名義對他們頤指氣使……這就是他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一種道德貧乏和野心勃勃的毛氏哲學。"
中共建國之後,黨中央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各司其職的重量級人物越來越專守他們各自權限内的業務,讓插不上手的毛澤東覺得自己日漸處於閒置狀態。特別是受到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中共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修改了黨章,主事者順勢刪去"七大"黨章内"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大會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鄧小平"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並明確表示,全黨同志都"厭棄對個人的神化"。 大會決議提出"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重要任務,明顯有扼制"冒進"和淡化"政治掛帥"的用意。面對這些有所針對和限制的新規則,毛澤東大勢所趨下只好勉強接受。他無可奈何地看到,自己從"七大"以來組建的毛共山頭已明顯出現分化,而眼前的這批官僚要比延安時期王明那一夥教條主義者更難對付。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會中會後都在毛身邊,他說他當時即從毛的表情和言談明顯地看出,"'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捩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 像以往多次在路綫鬥爭中遭遇挫折後的反應,毛回到他那張大床上臥病不起。他嚥不下這口氣,開始賴在病榻上摒絕内外,謀劃如何將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毛的病倒是他發動政治攻勢前暗中磨刀的備戰姿態,余英時的史家慧眼一聚焦即洞察到這幕深宮即景:毛澤東是在榻上亂天下的 據李醫生的觀察,"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爲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綫而做出的出擊。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時毛的思想成爲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

"八大"是毛政治生涯的一條分界線。此前,他的權謀操作呈一路上升的趨勢,但"八大"之後,他所作的反撲卻連續受挫,他愈是反撲,受挫愈重,直到最後閙得衆叛親離,一敗塗地。他針對他的敵人常說的那兩句詛咒,實際上也是給他自己寫下的判詞。一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在病榻上思來想去,最後決定來一個"體制外運作"的搗亂。他借助民主人士幫共產黨政風,意在對劉、鄧諸人施以打擊。為啓發民主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把他們的批評矛頭引向黨内的官僚主義,毛多次召集他們議論共產黨的執政得失。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尚存民國遺韻,他們熟知中共底細,針對中共奪權後一黨專政的現實,他們強烈批評共產黨背棄民主承諾。來勢兇猛的批評一時間逾越毛的設限,直戳痛毛共的七寸。毛事前的確沒想到,他搬起的石頭沒砸到他預定的目標,反砸到他自己身上。毛只得掉過頭與他本想打擊的黨内同僚聯手行動,向黨外人士發起惡毒的反噬。
反噬,就是反咬一口。自己做了壞事,反過來血口噴人;本與他人合謀,一旦發覺於己不利,立即翻臉背叛。這是毛澤東自上井岡山以來搞權鬥慣用的伎倆。反噬也指人把事情做過頭而受到的反挫。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兩面性,通常多強調反噬有害的一面,告誡人不要把事情做過頭,以免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但毛的哲學只看重對自己有利的一面,因爲他極卑的本性並無自己的正面價值,所以總是從反向思維出發去處理問題,即通過否定其對立面以達成自己肯定。這種思維論辯方式,説白了,就是強詞奪理,地地道道的耍無賴和誣陷。所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即逾越常規,破壞秩序,不講任何原則,用暴力破除任何阻撓他奪取權力的障礙。古人所謂"物極必反",所強調的就是避免把事物的發展推向極端。毛澤東早在年輕時已認定"惡在究竟,仍不為惡",所以他更喜歡把"物極必反"的道理偏解到壞事變好事的方面。他不只在做惡的事業上以此自勉,同時拿這個歪理開脫和辯解他所做的壞事。所以他總是揚言:"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 他堅信"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來到"  好事變壞事的邏輯再進一步推理,就是惡因可生善果,只要目的正義,就可不擇手段
鄧小平反個人崇拜的報告儘管在會上全體通過,但開完會就成了一紙空文。黨内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制約毛的肆意妄爲。鄧似乎要向毛將功贖罪,他接下來領銜反右運動,一口氣就整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左派與右派這組用語及其間的劃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的政治語境中向來都涇渭分明,名實相符。但一經蘇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語境,多少年口水仗鬥下來,已攪渾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中共學舌蘇共,以左派為正宗,通常是逢右必反,唯對左過頭的所謂"左傾",有時會做出必要的糾正。但對高高在上的毛澤東來説,左與右的運作只是他手中隨意擺弄的砝碼,偏左還是偏右,反右還是反左,都由他掂量著具體的針對性和實利性靈活調控。需要左傾的時候,毛比誰都冒進主義;而該右傾的時候,毛又比誰都更機會主義。但反過來對付他要挑剔或打擊的對手,左傾或右傾就都成爲他順手扣在他人身上的罪名。
反右運動的勝利激發了毛澤東乘勝追擊的興致。在成都會議上,毛嚴批"反冒進"的政策,按捺不住地講起個人崇拜的必要。為了與"八大"決議的右傾路線對著幹,他出三峽,經常沙,飛廣州,促使各地把共產風、浮誇風刮到了舉國瘋狂的程度。毛搞此類破壞秩序的搗亂,並無多少新招,比如大煉鋼鐵、放衛星田之類的"大躍進"運動,仍是以軍事動員的方式加速工農業生産,他浮想聯翩,滿以爲多搞些超級人海大會戰,在經濟建設戰綫上就能創造出超英趕美的奇跡。毛在臥榻上形成的想法多屬於妄想、臆想,實在談不上有什麽經得起論證的社會理想。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只因彭德懷追究了毛澤東左傾冒進的責任,會議的風向一經毛操控,立刻在與會黨棍黨奴們的配合下狠批起右傾,把極少數敢說真話的人打成了反黨集團。"八大"決議實際上已讓毛澤東搗亂得形同報廢,全黨全民跟上毛胡鬧了兩三年,結果閙出了餓殍遍野的人禍。成堆的錯誤並未迎來光明,事實恰恰相反,正因毛一意孤行,把事情做過了頭,才招致了禍國殃民的反挫。
毛澤東的問題是,明明自己不懂經濟,不懂工業和商業,也不懂文藝和教育,卻偏要伸手亂抓,強行干預別人的專職工作。單少傑對毛這種"搶戲"的作風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說:"作爲一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別人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手的方面發展。" 單少傑將此界定為"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  毛這種好"搶戲"的作風正是他一再強調"政治掛帥",狠批"白專"道路的根源,因爲他只有這一齣拿手好戲可登臺上演。"八大"之後,毛之所以乘反右運動勝利的有利形勢跳出來帶頭搞大躍進,就是要強不懂以爲懂,硬去插手工農業生産的事務,妄想搞出個讓劉、鄧們瞠乎其後的成績,向全黨證實他 "政治掛帥"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來的做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結果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編制也被迫退回以生産隊為核算單位。實踐已證明,盲目改變生産關係,不但起不到發展生産力的積極作用,反倒破壞了生産。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不懂經濟,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檢討。  但毛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事後又上下其翻雲覆雨之手,多次出爾反爾,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後來又大搞四清運動,直鬧騰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從高層批到基層,從黨内反到黨外,整個國家都讓他一介獨夫的偏執與反噬閙得徹底失序,全黨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戰。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非出於任何美好的理想,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從"破"字入手,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為了建立一個讓所有的被壓迫者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獲得平等權利的全新社會。 毛所謂"反修防修",目的十分明確, 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張顯揚語),為保持他現有的權力和死後的影響,徹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走資派"就是以劉、鄧爲首的高層領導。走資派其實談不上走什麽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與毛的分歧只是黨天下集體領導制度與毛天下個人獨裁的衝突,是在官僚集團控制下推行現代化建設的治國方針與毛澤東一味搞階級鬥爭胡搗亂的對立。但在壓制民主自由和打擊一切黨外異己力量方面,他們向來都行動一致,狼狽爲奸,每當給毛充當起打手,劉、鄧們從不比毛澤東手軟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把"調整、鞏固、提高"這類給"大躍進"災難擦屁股的事務都丟給劉、周諸人去處理,他自己則帶上隨行人員乘坐毛專列四處巡遊,籌劃如何運用反右運動的遺產,對走資派來一次全面打擊。這個遺產就是毛稱之為"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衆鬥爭形式。必須指出,這個"四大"形式的大民主不但不屬於民主意義上的言論自由,反而是鉗制言論自由的產物,是對言論自由的敗壞和濫用。在民主社會,政策得失有議會自由討論,媒體公開評議,上下級之間涉及到政治正確性的問題,可上法庭評判。若隨意給他人貼大字報,進行人身攻擊,恐會有犯誹謗罪的危險。毛式"四大"是中共專制體制下由毛這樣的強權掌控者定向引導的語言暴力大會戰,是毛唆使一大幫打手去攻擊一小撮對手的運動群衆,是他採取軍事動員方式的權鬥攤牌。反右時運用此方式,毛險些失手。現在他之所以敢於在更大的範圍内冒險去重施故技,是因爲他迷信壞事變好事的邏輯,且滿懷做惡的雄心壯志。他的膽大妄爲讓人聯想到密爾頓筆下那個怙惡不悛的撒旦:"邪惡呀,你就是我的善。"(Evil, be thou my Good.
毛的這一次搗亂,靶子已事先確定,細讀"五•一六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兩段文字,毛決意要打倒劉、鄧們的暗示已躍然紙上。可悲的是,這一群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棍兼黨奴居然默認毛對他們的判決,為轉移鬥爭目標,他們還照舊以反右思維辦事,派出工作組操控運動,對批評黨委的群衆採取"引蛇出洞"的打擊。結果陷入毛的圈套,揹上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罪名,被排擠到靠邊站的位置上。
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不惜拿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做一次實驗,他把這次反撲行動歸結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運動的過程是搞"一場全國性的演習",讓"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就是充分利用反噬的動力作用,發起全國範圍的群衆運動,縱容所有的參與者在大混戰中爲所欲爲,互相鬥爭,在起到毛所導引的搗亂破壞作用之後,攪擾得所有的參戰者兩敗俱傷,最終都失足落入毛所劃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運動積怨知識分子,大躍進的人禍引起全民不滿,他現在放縱群衆造反各級黨委,不只可達到打倒劉少奇黑綫上一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時也順勢把他應負的罪責都分散轉移到走資派身上,還可讓長期以來倍受壓制的群衆發洩怨憤,趁機報復了他們所憎恨的領導。
除了利用大字報造成大批判大揭發的聲勢,毛還支持青少年學生建立紅衛兵組織,鼓勵他們衝出學校"破四舊",把革命造反擴向全社會。語言暴力進而升級為行動暴力,以高幹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組織迅速從北京傳至各地,他們破壞文物古跡,抄家行兇,造成了全國範圍的紅色恐怖。對紅衛兵打砸搶的暴行,毛澤東不但不發令限制,還多次流露出縱容鼓勵的言論。他曾說:"越兇越好,你信不信?越殺人就越要革命。"運動初起,毛嫌"北京亂得不厲害",公然宣揚"好人打壞人活該",不許公安部門干涉紅衛兵的暴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迎合主席的旨意,公開對北京的警察說:"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聽説紅衛兵的暴行導致很多人受辱後含冤自殺,毛澤東的反應也很冷血,他說:"凡是自殺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國人這麽多,也不缺這麽幾個人……" 毛澤東爲什麽不准救自殺者?因爲這類"自殺"都是被迫自殺的,實際上就是被毛澤東及其幫兇所謀殺的。這種古今中外最卑劣的殺戮暴行早在延安整風中已開始實施,並被沿用於其後的一系列運動。陳毅任上海市長時開展"五反"運動,受到勒索批鬥的資本家接二連三跳樓自殺。對大量市民"被自殺"的慘狀,陳市長聽之任之,那時候他每晚都以取笑的口吻詢問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陳毅的冷血與毛實無本質的區別,中共的當權派大都是這個德性。
"文革暴力"是反文化反人性的暴力,它不只發生在文革期間,自毛澤東帶領農民軍嘯聚井岡山,這種"亂暴勢力"即開始肆虐中國,它至今仍沒結束,且呈變本加厲的勢頭。就拿紅衛兵破壞古跡,焚毀書畫的暴行來説,不就是他們和他們的老子及其偉大領袖面對傳統文化、民國風範和西方文明,不由得暴露出他們難言的窩火和缺乏底氣的歇斯底里發作嗎!這是卑劣者對他們未能擁有的東西所採取的野蠻行動,是剝奪了他人擁有的東西,卻因自己消受不了而加以破壞的瘋狂,是粗俗者面對美好高雅的事物因自慚形穢而發生的變態行爲。因此他們才把那一切粗暴地誣衊為"四舊"。提到這類性質的文革暴力,齊澤克論斷說:"破壞古跡的行動未能證明真正否定了過去,其無能而失常的發洩反而更加證明,過去是擺脫不掉的。"
隨著劉少奇及其他大小當權派被正式揪鬥出來,抄家風暴中出現的過火行爲都算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賬上。以高幹子弟爲主的第一波紅衛兵運動急劇沒落,不少"聯動"分子都在他們的"當權派"父母垮臺後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關押。進入1967年,以造反派爲主的第二波紅衛兵運動從高校擴展到工廠,暴力逐漸升級為派性之間的武鬥。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的七十三嵗生日宴會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員舉杯祝酒,狂呼"祝全國全面内戰"。文化革命從此演變成奉旨武鬥的武化革命,派性分歧引發大大小小的槍戰,有些地方甚至動用了坦克和大炮。老帥們群起抗爭的"二月逆流"事件發生後,造反派大揪"軍内一小撮",致使各個軍區的將領及相關機構受到嚴重衝擊,從安徽到青海,個別地方的解放軍公然對造反的群衆開槍鎮壓,打死打傷者數以百計。派性武鬥最終在武漢閙出了後果嚴重的"五•一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過激行動受到軍方強烈反彈,毛澤東不得不對他放縱的"大演習"稍作收斂。毛澤東這一回才真正感受到亂與暴的猛烈反噬,連他在東湖的住所都險些遭到武鬥群衝擊,危急中毛只好倉皇乘飛機逃離武漢。
毛搞這場運動,一靠林彪及其軍方穩住陣腳,二靠他老婆領軍的中央文革四處點火,煽動造反派衝鋒陷陣。現在造反派把火燒到了為毛充當"長城"的解放軍身上,毛只有維護軍方,問罪造反派了。隨著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各地正式成立,紅衛兵運動也就走到了鳥盡弓藏的結局。革命小將轉眼間衰變成耗盡熱能的廢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們全都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緊接著在全國展開,打擊的對象轉向造反派和革委會内部。階級鬥爭的絞肉機轟隆開動,不管你是什麽派,只要捲入其中,都把你化爲肉泥。

紅衛兵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高等"政治種姓"成員參加的組織,只接納"紅五類",不准"黑五類"沾邊。其中的成員雖然派別各異,在運動的不同時期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全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以毛主席和黨中央為政治靠山。第一波紅衛兵通常被稱爲老紅衛,其成員以高幹子女為核心,中學生為主體。第二波紅衛兵運動以造反派為主體,其構成比較複雜,在何蜀的《論造反派》一文中,其主要成員被分爲九种類型。 至於被稱爲保皇派的紅衛兵,他們恪守政治紅綫,絕不容忍任何人反黨,自始至終都堅持其黨棍兼黨奴的立場,毫髮無損地穿越了整個運動。
第一波紅衛兵是毛澤東與當權派共同駕馭的紅恐隊,他們實為文革首惡,是一批爲害最烈的搶劫犯、殺人犯。除了納粹的黨衛軍和衝鋒隊可資類比,中國歷史上找不到如此兇殘的歹徒。除了戈爾丁《蠅王》一書荒島上野獸化了的未成年人,現實世界中從未有過被毛共教唆得如此乖劣的少男少女。他們的打砸搶行爲有中央支持和各地政府指導,有居委會報信,派出所帶路,其有目標有組織的暴行再次暴露了中共一貫實行掠奪經濟的慣匪本性。毛帶領解放軍進城初期,因礙於他們"進京趕考"的任務而沒能放縱軍隊去幹他們本來要幹的慣匪營生,紅衛兵隨後的抄家暴行正好補償了他們父輩的缺憾,以其繼承革命傳統的暴行完成了"老子共匪兒暴徒"的接班事業。這群"聯動"、"西糾"分子只是在他們的父母受到衝擊時才開始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的。毛澤東煽起的"天下大亂"一時間小小受挫。毛一發現他的毛氏紅衛兵亮出劉氏旗號,立即翻臉不認人,反咬了這群失控的暴徒一口。不過毛心裏還是很明白,他們是毛與當權派權鬥中雜交出來的打手,在維護毛與當權派黨天下一體的利益上,他們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的。歸根結底,他們還是自家子女。經過幾個月關押的教訓,毛下令釋放了全部暴徒。
老紅衛兵本質上可劃歸保皇派,不同的只是,他們的保守以保爹保媽爲主,而各單位政工幹部、黨團員、積極分子等紅五類人員組成的保皇派,所保的則是他們本單位、本地區的領導。正是這兩類保皇派仗著他們根紅苗正,又有黨委或軍區支持,參與了大量的血腥屠殺。包括參與軍管的解放軍在内,文革中千百萬無辜的受害者基本上都遇害於此類成分各異的保皇派之手。這群受害者就是"公安六條"上明令規定,不許參與運動的"二十一種人"。 這一大批有"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問題的人群是歷次運動幸存下來的政治賤民,他們躲過了初一,沒躲過十五,在各派紅衛兵輪番圍殲下陷入了滅頂之災。
林達把他們在中共暴政下受難的慘狀與納粹大屠殺的猶太人相比,稱他們爲中國的 "猶太人群體"。 據林的統計,這一群体多達兩千萬人,其人數遠超過一千二百萬歐洲猶太人的總和。林在其文章中悲憤地指出,猶太民族的遭遇現已被提升到人類悲劇的層面,納粹的迫害也被追溯到反人類罪的層面。但中國的"猶太人群體"在官方的歷史敍述中卻整個地缺席,文革爆發五十年來,在嚴控媒體的大陸境内,連有關他們受迫害遭屠殺的記載和論述至今仍遭到封殺。他們飲恨吞聲而死,黨國從未給予公開昭雪;他們的財產被白白搶走,至今未得到應有的賠償。而犯有搶劫、殺人罪的保皇派紅衛兵不但始終逍遙法外,其中有不少人還升官發財,享盡榮華富貴。這批人就是今天的某些太子黨、紅二代以及各類利益集團中恣意貪腐的人物。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今天實在沒有必要反思利益集團所擔憂的"文革會不會再來"之類的黨天下憂患問題,而是應明確地告知公衆,"文革暴力"一直都在延續,只要中共的專制體制存在下去,文革噩夢不但不會結束,其遺毒甚至還會發生更加恐怖的變異,在毒害中國的同時,毒害到世界各地。據港媒披露,葉劍英次子葉選寧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實施其"潛伏計畫",輸送三千太子黨成員到海外留學深造,為今後太子黨執政儲備人材,更為中共的全球化戰略在國外埋下伏兵。
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奉旨造反,是在嚴格設限的界線内造反,並針對著預定的靶子造反。即使有個別人利用毛的恩准趁機造了反,也只能是作爲受害者把他們曾經受害的怨憤轉化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譴責,把他們針對某個具體的當權派所施加的報復行爲上升到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而已。他們的造反是使用同一性質的暴力去反噬原發的施暴者,他們的群體殘忍與原始圍獵行動演出了新一輪的"引蛇出洞"鬧劇。毛澤東那時候其實是把他們當作再次放縱出去的小毒蛇去使用的,目標就是以軍事動員的方式去圍剿"老革命"大毒蛇,把大毒蛇該咬傷的咬傷,該咬死的咬死。毛樂見新蛇群的圍剿造成水漫金山的亂象,亂得連蝦兵鱉將之類的趁火打劫者都張牙舞爪,加入混戰。但不管多麽亂,穩定的大局始終有林的軍方和周的安全系統鐵定維持。毛早已劃定造反的界限,一俟警報拉響,就由他派出的"清隊"工作組去反噬小蛇群,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下場。該罪名本來是毛澤東加給當權派的,後來當權派又加給了造反派。毛澤東把他們從"反紅旗"的罪名下解放出來,放縱他們去反當權派的紅旗。可悲的是,你只要還打著紅旗,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反紅旗的作用。你只要企圖利用打著紅旗的機會去反紅旗,你最終就逃不脫被毛利用後遭唾棄受懲罰的下場。而所謂的"反",到頭來不只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且還被毛納入"壞事變好事"的因素,拿你做了他信手拈來的"反面教員"。司馬遷早就悲嘆過:"夫戴盆何以望天?"
讓我們進一步現實地回顧造反派扮演的滑稽角色。獨裁者毛澤東要做的事情只是罷掉一大批當權派的官,他不可能分身千萬,逐個去罷。各地區各單位的造反派充其量被毛授權分別去罷他們本地區本單位當權派的官罷了但罷來罷去,官僚體制所維繫的政經文化系統並無絲毫變動,隨著罷官任務全部完成,工宣隊、軍管組陸續進駐,革委會接著成立,無反可造的造反派就得哪裏來的哪裏去了。他們黃粱一夢後醒目注視,才發現自己只是被毛澤東從各自的教室、車間、辦公室勾魂出去,做了一回另類的工作組。造反派中的普通成員解散回來,能平安無事,已屬萬幸。像聶元梓、蒯大富之類的造反大腕以及其他中小頭目,後來都遭到了當權派復辟後嚴酷的報復。
即使是造反派中被認爲有異端思想者,也未能異端出所打著的紅旗對他們思維言説的限制。楊小凱本人就患有他自己所說的"革命歡快症",他的"異端"僅僅異在對毛話語作了不同的解釋,遠未達到解構毛話語的程度,更談不到像五七年的右派那樣本來就持有與共產黨對立的價值。造反派所有的"異端"都未能超過遇羅克試圖解構"政治種姓"的異端,可惜遇苦於"打著紅旗反紅旗",為力求表述上邏輯嚴謹,仍得在承認"有成分"的前提下反復強調"重在表現"。我不得不在此沉痛地指出,遇羅克屬於被釘上十字架的殉難者,他的"異端"的分量是他在試圖突破"唯成分"這一限制的行動中付出了犧牲的代價。他的殉難讓我們認識到,要突破那個限制,在當時是多麽嚴酷。
真正的個人異端者多在造反派之外。他們是"一打三反"運動中作爲反革命分子遭到殺害的很多先烈。他們是楊小凱《牛鬼蛇神錄》中組織地下黨的劉鳳祥和辦地下工廠的張九龍;在家鄉組織勞動黨,制定《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的暴力反抗者黃立眾;還有公開發表演講,指責"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最殘酷的剝削集團"的馮元春……

毛澤東經過十年不甚如意的搗亂,再經過三年的"天下大亂",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開了中共"九大"。 "八大"中刪除的"毛澤東思想"再次寫入新黨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會場。十三年來,毛澤東費盡心機,萬般折騰,至此才算出了一口"八大"決議的惡氣。國家和人民爲毛的得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五十五萬右派,三千多萬餓殍,批鬥會、抄家,毆打、刑罰、無從落實統計數字的屠殺和被迫自殺……對毛來説,這一切損失和罪行都不足掛齒。因爲他始終深信,"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只要最終能做成他的好事,對人民做了千萬件壞事也是無所謂的。"九大"的勝利召開,就是他堆積如山的錯誤——罪惡——贏得的光明,一線只撫慰了他老眼昏花的光明。
大會正式公佈了劉少奇"叛徒、内奸、工賊"的罪名,並將劉永遠開除出黨。在充當了大會的活靶子之後不久,劉即被丟棄到病床上淩遲死去。這種黨内同志間的"殘酷迫害,無情打擊"由來已久,一直都在各種運動中反復發作,只不過進入了文革的"大演習",毛澤東突破舊例,改變了迫害方式。從前蘇區肅反和延安整風不管鬥得多麽厲害,全都嚴格地限制在黨内,都由保衛局的專職人員審訊處罰。這一次毛卻把整人大權交給群衆專政,所謂的"黑幫"或"走資派",全都由紅衛兵造反派任意揪鬥。這一突破性的暴力形式是毛的獨創,斯大林和希特勒挖空心思都想不出來如此卑劣的殘暴。後者所採取的槍斃和毒氣室都是以工業化的方式消滅肉體,遇害者儘管遇害,他們作爲人的内在東西並未受損。毛式暴力的卑劣在於他樂見他的敵人備受淩辱,特別是樂見他那些老戰友當衆受辱,好宣洩他幾十年來路線鬥爭中積壓的宿怨。因此他就一任他們由群衆去兇狠地揪鬥,胸前挂牌子,頭上戴高帽,遊街、站噴氣式,往臉上吐唾沫,怎樣把他們糟蹋得狠,就由著群衆怎樣去糟蹋。糟踏完了還不算,進而逼迫受了糟踏的人自己糟蹋自己,當衆檢討,沒完沒了……毛則在一邊看笑話,說俏皮話,火上加油。他說:"群眾要麼不搞,一搞起來就很厲害,就不那麼文明了,也搞武鬥,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噴氣式。說我們中國人那麼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眾勁來了,就不那麼文明了。"
林彪現在上升為二號人物,被確定為毛的接班人。很多"八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還在審查監禁中,以林彪為首的軍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爲主的"文革派"大批補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費了這麽大的周折,毛澤東總算初步達成其毛天下取代黨天下的目標。只可惜他從大亂中攫取的這個"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縫。江青率領的文痞班底與以林彪爲首的軍方勢力不斷出現摩擦,周恩來繼續操勞其擦屁股的冗務,在兩者的多次踫撞中起一些微薄的潤滑作用,勞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診斷出晚期癌症。
隨著軍方人員從中央到地方明顯得勢,一貫把持軍黨大權的毛澤東逐漸敏感到槍指揮黨的危機。林引起毛反感的主要有兩件事情。其一是"九大"後林彪與周恩來一致主張發展經濟,發展國防,儘快結束文革。但毛澤東沉湎亂局,内鬥得欲罷不休,還想把"鬥批改"繼續延長下去。誰倡言發展經濟,誰就忤逆了毛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劉、鄧司令部,當初也談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們的犯忌,不過是抓緊了毛抓不到手的經濟工作。其二是有關設立國家主席的提議。對毛來説,此事的要害並非究竟讓誰當這個主席的問題,而是在廢掉劉少奇之後,毛不打算再設國家主席。因此設國家主席的提議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謂"毛天下",就是集黨政軍大權於他毛主席一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只被作爲共產黨權力的一個外部表現,連國家本身都是黨權的影子,還有什麽必要再設置國家主席! 
林彪的機毀人亡也是"被自殺"的。他本是毛澤東搬起來砸向當權派的大當量石頭,諷刺的是,砸來砸去,現在砸到了毛自己的腳上。這一砸差點要了毛的老命,他從此一蹶不振,急劇衰老,大大折損了殘存無幾的陽壽。林彪集團的覆亡固然削弱了槍淩駕黨的勢力,但毛自己也為此付出了賠上老本的代價。毛現在才真正承受了"物極必反"的教訓。那並不是他信口胡謅的錯誤成堆,迎來光明,而是一個人把事情做過了頭應得的報應:無休止地反噬別人,最後招來了致命的反噬。
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從此聲譽掃地,從黨内到黨外,越來越多的人對毛所主導的革命方向開始產生懷疑。至於從林彪家中抄出的林彪黑話,不管那些隻言片語對毛批判揭發到何種程度,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助紂爲虐者在暗中對紂的詛咒。因爲林從頭到尾都參與和助長了毛的陰謀和暴行,他寫下這些文字,只能説明他逢君之惡,明知故犯。他的先見之明只會讓人覺得,他似乎在通過此類留言把罪責全推到毛身上,妄圖給公論留下他明辨是非,認識高明的印象。
毛天下的佈局已經撕裂,林石頭砸得毛澤東一顛一跛,他不得不回過頭修補破綻,著手籠絡眾老帥,開始復查幸存的幹部,重新啓用一批靠邊站的當權派,把他們所受的冤屈一古腦都歸罪林彪反革命集團。"九大"中軍上幹下的人事安排一反而為軍下幹上,毛折騰了十三年爭得的"九大"決議和黨章又得面臨徹底修改。殘缺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經過兩年修復,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開。黨章再次修改,凡是與林彪有關的章節全都刪除乾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幅削減了軍方代表,重新啓用的老幹部大量補充進來。雙數黨代會的確是毛的敗興會,現在他好比在反掌自摑,不得不否定不久前才肯定的人和事,同時輔之以重新肯定此前徹底否定的人和事"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毛已把他"極高之人"的勢能揮霍殆盡,隨之暴露出他"極卑之人"的原形。愈是到後來,壞事變好事的機率愈是稀薄,愈是壞事一連串,愈是反噬得毛澤東窮於應付。毛因身體欠佳——其實也有幾分羞於露面——,在這個又是逢雙數的黨代會上,他基本上自動缺席。周恩來、王洪文和張春橋諸人出臺做傀儡,主持了大會的議程。在與會者眼中,紅太陽仍在天上,但已是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光景。
毛澤東爲什麽要把發動文化大革命視爲他平生所幹的第二件大事呢?因爲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擺的陣勢大煞風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勝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後來,毛澤東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臨終前才有了關於兩件大事的談話。提起文革,他明知"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來日無多,看不到這第二件大事的最終結果,因而最擔心在他死後,他苦心經營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盤否定。所以他叫來暫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強調發動文革是他執政二十七年來最大的政績。
我不同意某些論者有關毛澤東"家天下"的説法,我也不相信網傳有關毛後領導班子安排的那個"毛皇遺詔"。本文所說的"毛天下"只是強調毛本人的獨裁與黨天下集體領導制度的對立。毛澤東即使不屬於那種"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談不上對妻子兒女的未來命運有多麽關心。作爲父親或丈夫,他在親情上一向比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疏離家人,越是退入貼身女侍的溫柔鄉頽然自溺。文革中捧出江青,是讓她充當所向披靡的闖將。把侄子毛遠新召到身邊參與政務,做他的聯絡員,是因爲覺得身邊再無可信賴的人供他驅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澤東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縱的棋子。一個家庭觀念如此貧瘠的人恐怕是不會有心思作世襲安排的籌劃的。毛是個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的毛天下構想並非帝王意識性質的傳位取向。他癡心妄想要傳世的東西,只是他的路綫、業績和影響力。那怕讓兩派鬥爭得一塌糊塗,只要階級鬥爭的氛圍能持久維持,確保他陰魂不散,盡可能久遠地憑附到矛盾的對立與統一之鏈條中,繼續發揮其魅惑天下人心的作用,他以爲他就有條件繼續"偉光正"下去,就不會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敢出來作他的秘密報告。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對華國鋒說:"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
毛與華國鋒這次談話是在天安門"四五事件"發生之後。他雖然欣賞江青一夥所向披靡的闖勁,但他也深知,這夥人能亂天下,卻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後,他們難以獨當一面。召回鄧小平這位"柔中寓剛"的人物,就是爲了讓鄧與文革派形成對立中的統一之勢,牽制住軍方,好維持可能取得的平衡。因爲鄧在流放中一再通過汪東興向毛寫信檢討自己的錯誤,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並保證"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鄧主管政務。但鄧小平主政後卻拒不作肯定文革的決議,江青和毛遠新又把天安門事件的主謀推到鄧的頭上,弄得毛眼中的鄧小平一時間成了納吉式的人物。毛澤東再次廢黜鄧小平,但仍給鄧留有出路,保留了鄧的黨籍。在沒有最佳選擇的情況下,毛只有讓他認爲"老實忠厚,辦事公道"的華國鋒代理總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強接了他的班。
文革中真正談得上"反紅旗"的群體行動是天安門"四五事件",儘管集會者還半打著哀悼周總理的紅旗,而且所哀悼的總理乃是文革中另一個助紂爲虐的佞臣。在毛無法無天的淫威下,此人為維持黨天下和他個人的幸存鞠躬盡瘁,一直犬儒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竟以其勤懇的僞善贏得了死後的哀榮。借著哀悼某一黨國亡靈來發洩對黨國的不滿,這是中共暴政下民衆表達不滿和營造集會唯一可選擇的方式。大家已受夠了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折騰,周恩來在黨國領導中畢竟分量很重,他的病逝正好給民衆帶來了"用死人壓活人"的良機。圍繞著廣場上的追悼活動,悲憤的群衆對江青一夥的罪行進行公開的預審,這一敲山震虎的行動明顯敲響了毛澤東的喪鐘。毛當時已奄奄一息,在那個曾經山呼他萬歲的廣場上,民衆正在以詩句中的"妖魔"、"豺狼"、"秦始皇"等字眼隱喻毛及其幫兇,向中南海發去了清明時節的四面楚歌。他們哀悼周總理,實際上也是給毛主席提前送葬。毛如今死到臨頭,他已無法親手解決他所製造的衆多問題了。而李醫生及其搶救小組也回天無力,只能乾瞪眼送主席上路,讓他去找他常提說要謁見的馬克思。
毛澤東留給華國鋒的遺囑實為天大的諷刺,人死了還沒過五期,"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幹出了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鬧騰了十年,主要目標是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閙來閙去,所扔出去的飛去來刀不差分毫,最終落實到他老婆身上。華國鋒並無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幫",應該説是江青一夥奪權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一地步。好在有軍方全力協作,並沒"血雨腥風"動干戈,就乾淨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遺產"及其遺孀。這一切真應了聶紺弩給毛所下的蓋棺論定:"身敗名裂,家破人亡,衆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
更爲可悲的是,他人死後不能入土爲安,喪事不由家屬做主,而是由他折騰了一輩子的黨組織反過來擺弄他的屍首,把那具僵屍做成"人肉毛像",橫陳在紀念堂裏充當鎮守紅色江山的魘勝物。他們看起來似在把毛屍當神敬,誰又能說那不是一種暴屍性質的反噬,讓毛在人造的不朽中標本般供瞻仰,水晶棺内遺臭下去。毛澤東生前一直擔憂他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寫給江青的信中,毛即提及他的親密戰友"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唯恐自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然而,身後是非誰管得……只要共產黨還在臺上,毛澤東就會被當做偶像和鍾馗繼續利用。

2016年6月
註釋
 楊繼繩的《天地翻覆 ——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文即持此論點。
 參看《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頁84-90
 同上,頁478555
 同上,頁97
 同上,頁562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2006,頁128-137139-148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頁17-18
 《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16-17
 張玲:《變奏——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頁15
 參看梁啟超:《與令嫺女士等書》,見《梁啟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段的革命》,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236
 見《北京之春》, 20022月号。
 毛在延安時說過:"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識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頁21-22
 見李銳:《毛澤東秘書手記》,南方出版社,1999,頁5
 中國研究院編:《紅色帝國》,2014,頁308-310378-385
 費正清:《中國新史》,薛絢譯,正中書局,2001,頁356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17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頁217
 參看康正果:《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允晨文化,2005,頁273
 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454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airies (1942-1945),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5, pp. 259-2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534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 頁175
 余英時:《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見《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63-94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73-174
 《我們黨的一些歷時經驗》,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頁338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明鏡出版社,2000,頁284282
 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不懂經濟,他說:"拿我來説,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産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産方面,我的知識很少。"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203
 參看楊繼繩的《天地翻覆 ——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文。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Book IV.
 該信節錄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420
轉引自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關心譯,香港星克爾出版,2009,頁105113128
 大紀元系列,《九評共產黨》,頁64
 Slavoj Žižek, Violence, Picador, 2008, p. 209.
 見見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頁512-519
 《公安六條》第四條規定:"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 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 壞行為,要依法嚴辦"
 林達:《已消失的中國"猶太人群體"》,見鳳凰網站。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105日)。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782
 余世存編:《非常道——一八四—一九九九的中國話語》,2006,天地圖書,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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