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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廖伟棠:扶贫何以无用?蝼蚁偷生的意义


中国江苏省农民在耕种。
中国江苏省农民在耕种。摄:China Photos/Getty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女并自杀半个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蝼蚁》刷爆了中国各阶层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这样的:"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主语不是杨改兰,而是作者"格隆"。
写作者的本能,让我警惕一切以作者名,代替第一人称"我"来进行的叙述。这叙述明明是非常主观的叙述,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表白体,在私人领域使用尚可理解为卖萌,在公共领域使用,则意味著他摆好要鼓动和煽情的架势。
更难以理喻的是,"格隆"并非一个个体作者,行内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写作团体。既然这样,那"真实"感受到的窒息、绞痛和泪水,是怎样在团体中分配的呢?在文章一开头就如此,接下来的论述还有几分可信的?这里的泪水注定是媚俗的泪水,它不是被杨改兰一家的命运打动了,而是被它自己观看杨改兰一家命运悲天悯人的姿态打动了。

"蝼蚁"是命定的吗?

不过,这篇文章也许还有一点好处,是终于释放了几天前内地公众被杨改兰事件震撼的无语状态,让大家进入热烈的讨论氛围。只有开放讨论,才能让我们的思维避免局限于,文章最后所给出的"不外乎两条"的解决方法:
"一、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二、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格隆"说第一点不可行,却没有解释原因。其宣称第二点可行,但据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第二点的难度实际上并不比第一点更少。格隆选择第二点,或许是因为后者更便于煽情。
"蝼蚁"是命定的吗?在我们认可"盛世"与"蝼蚁"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无意就接受了蝼蚁的不可更改。俗语说蝼蚁尚且偷生,如果我们用这句话去责备杨改兰,无疑是轻易甚至无情的,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她偷生之后,还能干什么。

外婆被抢的蕃薯

类似杨改兰的绝境,今年我外婆去世的时候,听我母亲描述过。大概在1957、58年的时候,母亲一家生活在粤西农村,以外公的小学教员工资为生。反右运动开始,外公因为在49年前接受过民国的师范教育,被任教的学校作为第一个右派推出,狠狠批斗、监视、停薪。
母亲一家陷入困境,她8岁、我舅舅3岁,依靠外婆一人去"义务劳动"维生——为什么是义务呢?外婆干完一天的苦力(比如建水库)后是不配得到报酬的,因为她是"地主子女成分",接受她参与劳动,已经是对她的恩赐,她只能看监工干部的心情,从工地上带回一点别人不吃的剩食回家。
有一天,她的所得只有几根小番薯,完工后回到自己村子天已漆黑,村口突然窜出几个少年把她紧抱怀中的番薯抢走。外婆既没有气力也没有勇气去追这几个少年,回到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家人已经一天没有食物,母亲的童年记忆中,那是外婆第一次当著孩子们失声痛哭。
不到30岁的外婆和外公说: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我们一起死吧。

绝境中的相濡以沫

是什么让外婆没有选择杨改兰的命运?幸好我外公是一个心智清明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没有对她晓以大义、寄望祖国未来之类,而是指著我母亲和小舅舅对外婆说:"为了这对这么乖的儿女,我们再忍忍,熬过去吧"——乱世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人性微力。
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没有这么幸运,杨改兰没有任何一个支援者,她丈夫也没有。从目前多个新闻的描述来看,杨改兰起码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她举起斧头之前的那一个崁,只要有一个人来倾听她一下、支援她一下,也许就过了。
精神上的隔绝比物质上的更可怕──虽然两者密不可分。杨改兰繁重的家务、农务劳动使她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结识朋友、维持最基本的社交(这也导致了她被村里孤立、失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她过早肩负的母亲身份,使她不可能像她堂姑那样,还能玩玩手机接触乡村以外的世界。换言之,她连虚拟的出口都被堵截了。
鼓励我外婆忍耐下去的,是她的母亲身份;但刺激杨改兰最后不能忍耐下去的,可能也是这种过早赋予、无力承担的母亲身份。

扶贫何以无用?

康乐县景谷镇是所谓"定点扶贫"之地,杨改兰事件直截了当地揭示,这种扶贫方式的无用。
可笑的是,那篇大热文章最后呼唤的依旧是"扶贫"——"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它所说的"善待"是杨改兰们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时我想起了十年前,还在中国农村大有作为的基层非政府团体( NGO )。基层 NGO 团体比扶贫办更重要的是:它不止扶贫,受过现代公民教育的 NGO 人员都懂,得从心理和人格尊严的角度,去切入他面对的个案,去理解个案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状况,而不只是构成政绩的一串数字。康乐县的扶贫机构给出的帐单里,对杨改兰一家经济状况的"掌握",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那样,但那丝毫改变不了杨改兰在他们眼中的地位。
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反而造就了许多被遗忘在角落的边缘人,杨改兰并不算最边缘的。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存在的心理支援者,可能不止景谷镇阿姑山村没有,连整个康乐县也没有。从杨改兰死后数天,她丈夫李克英也无人知晓地服毒自杀可以想见。
这个支援者的角色是不显眼的,表面上看不出存在的必要,更和政绩无关,甚至会惹恼相关的官方机构——比如扶贫机构会觉得他添麻烦、抢风头,还会觉得他代表了外来的价值观。但这个支援者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代言者,他起到的用处无形但熨贴,就像一首诗的用处。

偷生的意义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十年前,我曾经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一个 NGO 机构对香港的准来港女性(与港人结婚但尚未取得香港身份证的女性)的口述史整理工作。其中接触过一个绝望的案例——一个内地女子,刚刚与港人结婚生子不久,在她未获单程证来港期间,她的丈夫因病猝逝,荒谬的法律(需要配偶签字)使她不能申请来港照顾年幼无依的儿子。我们和社工、NGO 员工费尽力气,最终帮她取得例外"恩恤",得到香港身份证。
几年后的聚会上,她突然和我说,她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我在探访她后为她写的诗,感动大哭一场之后决定坚持下去。我猜是因为她觉得那首诗,把她的肺腑之言全部掏出来了,并且让她想明白了是谁制造了她的困境,使她不再自责。
我的那首诗,叫做《不存在的女人》,描写的是整个香港社会对她的视若无睹,可恰恰是这首诗的写作,肯定了她的存在。这件事可以是一个隐喻,我们并非要每一个人成为诗人,或者遇见一个代言的诗人,我们也不可能真正代言这些困境中的真实受难者,但是让她们获得发声的机会、获得一点哪怕微弱得只有"我知道你的苦难,我明白你的艰难"这样的共鸣,也许是她们坚持下去的决定性力量——
蝼蚁偷生之后,必须知道偷生的意义何在,她们才能摆脱"蝼蚁"这一被定义的身份。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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