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童大煥: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艱難過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成為其中性命攸關的關鍵一步棋。
張維迎最近炮轟政府產業政策兼帶炮轟林毅夫,說產業政策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創新是不可預見的,產業政策是豪賭,不搞砸絕不罷手。企業家要爭取的是普遍的權利,而不是特權。

這其實是一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首先,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否則,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必然導致規則不公。比如大量石油央企,官不比環保部小,錢比環保部多得多,根本不把環保法放眼裏,成為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的大鱷。其次,由政府制定偏向誰不偏向誰的產業政策,潛在邏輯是官員比企業家更高明。但在市場競爭中,官員通常不比企業家更高明,企業家則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摸索,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政府官員則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邏輯和結果可想而知。第三,政府投資主導經濟,或者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結果必然形成一門心思「專門賺政府的錢」而不是一門心思「專注討好服務百姓以賺百姓的錢」的官商集團。而政府本身並不會賺錢,它的錢就只能來自兩個路徑:稅收和通脹(印鈔票),後者是通脹稅。

但是在當代中國,早已經是常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恢復常識,絕非易事。我為此寫了兩條微博:

思想是獨立探索人類道路的火把,是打開人類心靈枷鎖的密碼。它遺世獨立,甚至很長時間不為多數人所解,但它寧可寂寞開無主,也不應成為迎合民粹的招牌、趨炎附勢的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華美包裝。丙申年中秋大煥有感于張維迎林毅夫關於經濟政策之爭。

林毅夫為甚麼深得官心?因為其強化固化投資型政府的政策主張,符合學理不清又急於事功的某些高層任期內的政績要求,通過巨額投資迅速做大雞的屁。也通過巨額政府型投資,支撐起從上到下整個官僚集團的巨額腐敗利益。但這種投資,多半是環境的災難也是民眾的災難。這是「中國模式」或曰「中國經濟奇迹」的主要真相。林毅夫不過是個道具,沒有林毅夫,也會有張屠夫。

有人就和我爭論:「還是用事實說話的好,別扣帽子,這些年不是投資,中國經濟不會發展這麼快。」

我說:「不要政府投資,只要政府鬆綁,還人與市場自由,會比現在發展得更好!」1978年以後,農民、農村發展得好,並不是因為政府關於農民、農村的產業政策,而是允許農民自由進城了!同樣,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緣於部分市場的開放,以及人的部分自由——部分的擇業和部分的遷徙自由。

他又說:「在中國國有資本及強勢政府的情況下,不提政府投資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客觀的。」

我說:「你這個是典型的流氓邏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先把你自由創造的活路掐死,然後恩賜你一個劣質麵包,還讓你感恩戴德,視掠奪者為救命恩人。」

他說:「天天天叫喚,也沒見你起來造反,別說起來慷慨激昂,有屁用。」

我說:「滾!你這叫做理屈詞窮惱羞成怒!」

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社會經濟發展領域的表現。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原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在特定情境下,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長久不知自由為何物的人們,也會把自由當成社會發展的敵人。倒是身居高位者,不乏對此有清醒認知的人,比如汪洋在廣東任上的時候就說過: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艱難過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成為其中性命攸關的關鍵一步棋。沒有法治和自由市場,就不會有未來中國的順利發展。至於對林毅夫的評價,我想借用風格純粹的話來說:

「林毅夫跟楊小凱先生的爭論錯在把國家當公司!林毅夫跟張維迎的爭論錯在把政府當成先知!林毅夫的所謂經濟學理論,就是看到朝廷需要甚麼,他就杜撰甚麼理論。他哪有甚麼思想,他是一個為朝廷定制理論的。為啥我這些日子調侃林毅夫的人品,而懶得撰文他這次跟張維迎教授之爭呢?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他不懂國家的主要角色是保障人權,尤其是保障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嗎?追求社會正義,和建立法治,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石啊?他在芝加哥大學應該能學到啊。」
——东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