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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

李書崇:文人的祖國

图(左起):曾伯炎、余光中、流沙河、作者李書崇

時維公元貳千零壹拾肆年,二月廿三日,裹挾西蜀衰翁流沙河,飛赴孤懸海外的臺灣島。下午四點半,落地臺北松山機場。
是日成都陰霾彌漫,臺北天朗氣清。由機場去至建國路,神經病似的哼唱起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接著入住宣美酒店。一間不大的客棧,整潔乾淨,頗有和風。
晚餐就近在長安路日式料理吃面。台幣250圓一碗。
站在街頭等隨行女眷時,忽而想到:旅遊于大陸中國人,可否稱為逃離?此番台島之行,即是我輩衰年出逃。於是問沙河:此生你也有過快活時光不?答曰:從來沒有快活過……
"從來沒有?"
我說的是這一生中,心靈可曾放任地快活過?哪怕一次。
沙河沒有正面回應,閃爍其辭扯開了一個閒篇:近時有成都官員上門,要他為政府的"北改工程"做點粉飾,在城北新區的形象牌坊上書額。
面對一座有三千年歷史的城市,在北門向闕而書——除非顏真卿,要麼李東陽,一流的榜書,力壓千鈞的氣勢。司馬相如當年由此北上,也沒敢亂寫,只悄悄說了句狠話:"無高車駟馬,誓不還鄉",今日北門駟馬橋還在。
再者,公元三十六年,公孫述已然據蜀稱帝。欲征召居於北門的前朝博士李業出來為新政府做事,李業抵死不從。只數月,劉秀大將臧宮兵臨北門,在此盡滅公孫氏,進而焚公孫述宮室……
沙河知難而退,敬謝不敏。他知道自己浩氣不存,內心悲觀,必須有所敬畏。
生意沒有談攏,官員怏怏而去。後來人家請書法家協會主席來寫,結果一揮而就,彼此愉快,儘管那書法象黃鱔鑽泥,怪得出奇,然而這畢竟是個不太在意文化的時代,能時常出鏡,就有名人效應。
自此之後,沙河便惴惴不安,心裡象揣了一根熱紅苕:他害怕官員記仇;害怕黨組織認為他又開始翹尾巴了……N年前黨組書記就在私下裏說過:"流沙河現在猖狂得很咧!"
事情緣於沙河影射書記是"壞人"
書記曾為中共川西遊擊隊骨幹。當時遊擊隊被國民政府圍剿,計無所出,投靠在鄉紳劉文彩門下,請求庇護。劉以江湖道義接納了遊擊隊伍,供給吃喝,使其免遭緝捕。
其後不久,遊擊人士開始在川西從事鴉片販賣活動。劉因而大怒,與之反目,出動民團緝毒。書記因此與劉文彩結怨。
不幾年,革命大軍進城,書記已儼然"農村工作部長",借"土改"之名已經投奔共產黨的劉文彩侄子、劉文輝舊部劉元琮反复批斗迫害致死。事後引發賀龍大怒,認為殺劉是不義之舉。
此時沙河正二十歲,以記者身份得採訪"部長",部長亦不甚諱,坦言與劉之恩怨。再幾年,階級鬥爭大興,書記已然成為文化宣傳部門領導。於是組織寫作班子創作"收租院",劉文彩遂被塑造成為罪該萬死的惡霸地主,供全國人民批判……
沙河自然知道劉文彩"文學形象"產生的始末,但同時內心也逐漸產生了一個真正的"壞人"的形象。文革之後,沙河得以生還,黨需要他成為 "和諧"的符號。書記正好是他的頂頭上司,意欲做點"統戰"工作,暗示沙河盡快加入中共。
當此之際,沙河才發現自己棉一樣的內心深處,藏有一根針,他脫口而出:"我若加入只會使黨降低威望;拉十個我這樣的人入黨,還不如從貴黨內除掉一個壞人……"書記臉色頓時凝重到可怕,事後便對人說了流沙河"猖狂"的話。而沙河也便撞經式的時時念禱著、恐懼著。
都活到了随时要把假牙遗忘在隔夜的水杯里,我们还需要怕什么?在已經不需要畏懼的時候,浮現出了靈魂深處的畏懼。紀伯倫曾經七次瞧不起自己的靈魂。其中便包括:
And the seventh time when she sang a song of Praise And deemed it a virtue.
(第七次:當它身陷汙濁時,雖不甘心,卻又嚅囁畏葸)
犬懦等不等於雅馴?這是一個問題。由此可以猜測:最初的儒家,可能就是弱者群體中文雅的犬懦主義代表,而中國士人兩千年來只做一件事:以犬懦精神塑造精致雅馴的集體人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無時不憂,無處不憂。憂慮伴隨著中國士人的一生,沒有空間讓靈魂快樂。
一九四九年以降,憂慮漸為恐懼取代,內容仍是兩個:君,與民。害怕暴君喜怒無常,要搞運動;害怕暴民響應號召,厲行群眾專政。
    我們都如此。所以才會把受難當做生命的意義。對苦難的審美,使我們產生崇高與偉大感覺。這是奴隸才會進入的審美意境。李華夢遊在"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的墳塋邊,亭長告訴他"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置身在生死兩茫茫的體驗中,李華卻未忘"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
正是這種位卑未敢忘國憂的情懷,使中國知識分子只關心意識形態而不追求真理,直至眼面前仍複如是。我們體驗過放任心靈的快樂嗎?我們沒有。我們知道何為心靈自由嗎?查《新華字典》,連"自由"這個詞條都刪除了。
當晚,余光中先生從高雄打電話來,表達他和太太范我存先生對我們這個"大陸參訪團"的歡迎。光中先生問及沙河對臺島的第一印象。沙河文謅謅地回答,甫下飛機,兩事令他眼圈發紅:機場牆頭識正字,臺北夕陽照旌旗
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大陸將漢字簡化了六十年,文化隨之被稀釋了六十倍。人也逐漸淡化為同志,人民,群眾,幹部,以及沒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陡然間看到了我們原先的文化符號,眼圈哪得不紅?看到了兒時見慣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金色陽光中,眼圈哪得不紅?只在這一刻,似乎忘記了我們一貫對專制表達著的忠誠……
本來華夏自始皇帝起,就知道如何操作忠誠。秦除了菜刀實名制而外,率先建立了三級效忠體制:民以吏為師;郡縣聽命中央;朝廷效忠一姓。只是還來不及把支部建在連隊上。
建立體制首先就是建立一種語境:用普通話抒情,用簡體字頌聖。顧亭林編纂《音學五書》,即痛感蒙元變音造普通話,毀棄了中華文化,所以出來正音救弊。
今日蒙童,見漢字皆不知古音,學校教授普通話,於是各以家鄉方音雜官腔字眼以歸,父母盡都茫然。官方強推數十年官話後,現在文學教授已沒有幾個人能把一首唐詩宋詞象音樂般吟誦得有韻,文學的美被閹割了。
顧亭林之痛正在於:"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
普通話聯合簡體字,三代六經不亡才怪!三代六經亡了倒也罷了,只是歷史就沒人讀了,傳統也跟著亡了,文化豈能不跟著亡?原望你詩書傳家,老師先考你《尚書》"昧昧我思之"。你提筆便寫"妹妹我思之"——先生只好朱批 "哥哥你錯了!"將卷子擲還,回家賣紅薯則個……
既已墜入那龐大的紅薯隊伍,仍不免要昧昧我思之,仍不免對那一代想妹妹的哥哥們心懷其憂。臺北機場一見正體字,就仿佛見了親娘。人是一種文化存在,詎謂不信!

在宣美酒店一宿高臥,養足了精神。廿五日一早便直奔故宮博物院。
故宮即故國。那裏面滿是歷史的足印。你到故宮去,正應該如泰戈爾所教,謙恭地彎下腰,接著匐伏身子,去吻那足趾上的一點星塵……
至則發現,故宮腳趾頭上早爬滿了蝗蟲樣的人群!福建的,上海的,河南的,山西的……盡為陸客旅遊團隊。人聲鼎沸,彩旗飛舞,個個肩挎名牌箱包,頗類腰鼓隊歡迎解放軍進城。他們躁動難安,興奮莫名,有種征服者的快意。隊伍中多披金戴銀、粗礪黝黑的老嫗,一招一式分明婦女主任;或為土豪板寸頭的"南京大蘿蔔",張口就飆高音"乖乖!修這故宮要不少錢耶!"
原先為自己勾畫的故宮,是安置在一片清涼世界中,琉璃瓦上殘雪未消,落葉滿地金黃,闃無人聲:從來清蹕森嚴地,開盡碧桃人未知。現在我等沗列在洶洶陸客中,排了一小時隊,被夾持著左擠右撞湧入了宮門。
但見四處皆有義工手持大字標牌:"請小聲說話",但是對不起!主張小聲說話的人永遠禁止不住賈府裏的焦大,義工只好一臉無奈地貼牆喘氣。
忽然,一位大娘撲小雞似的左右亂竄,從人群大腿縫中抓出個小孩,接著把小孩腦袋夾在自己胳膊彎裏,猛揍孩子屁股:"我叫你亂跑!我叫你亂跑!"聽口音是寧夏婦女主任,而故宮解說員的聲音,此時真是蒼白無力到了極點:"富春山居圖用墨極為淡雅……"
陳永貴可以手握煙袋,頭頂白布包帕入駐中南海,在西花廳隔壁充任副首相;申紀蘭也可以"代表"人民,擔任六十年國會議員,在人大會堂熱烈鼓掌通過黨的決議。但是,象故宮博物院這種地方,大娘,您就不要來了吧——這裏跟您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這裏展出的東西也不是咱勞動人民創造的!
故國既已被人佔領,你還在那裡"弦歌不綴"作甚?與沙河眼神一交流,我輩即刻逡巡而退。逕自轉上角樓,故宮牛肉面也是250圓一碗……
當晚,聚於客房內,坐在炕上聊大天。
洗去日間在故宮蹭的一身臭汗,不由得又憶起2010年上海世博會那驚魂一幕:尚在"彩排",我等夾在20萬受邀嘉賓中,接受了反恐級別的安檢,花了兩小時方才入場。還沒有進展館,便聽到警鈴聲響成一片,歐洲參展國紛紛閉館,安保人員如臨大敵。聽說先是德國館發生暴亂,人群衝破導引繩道,翻窗破門而入,致有洋人抗議云云……
恰在此時,雨卻越下越大,雨傘早在入場安檢時被收繳,暴民又迅即佔領了一切可以避雨的處所。於是,我們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計畫,在舞臺中央當眾淋成落湯雞
這是中國人的主場,洋人豈能招架?就算到了洋人的主場,洋人也必敗——歐洲好些城市都已經建立了黃色預警及響應機制:如果有中國旅遊團隊來本埠,酒店、餐廳、咖啡館等處所都會提前接到戒備通知,勸導本地人與中國人"錯峰出";有些經營者乾脆為中國人辟出消費專區,避免其他人種與之接觸。
在巴黎酒店用早餐,我見過中國同胞用胡椒瓶在桌上砸方糖,乒乒乓乓一陣亂敲,罵罵咧咧埋怨沒有砂糖。我也見過布魯塞爾街邊咖啡座中,有重慶老鄉對服務生咆哮:"格老……"我自然也見過,階級鬥爭大會上,兒子嘶聲力竭、涕泗滂沱地揭發反革命父親!
能夠安靜微笑,柔聲說話,對中國人真難。六十年喊口號,強烈控訴,激情發言,才是主旋律。因何如此?因為階級鬥爭,仇恨是主旋律。沒有道理的時候,誰聲音大誰就是大爺。仇恨從"子運動"發端,繼以六十年反文明,終至完成了一個巨大的"全民流氓化"系統工程,人人醬在其中,不能不流氓。
日本明治維新伊始,有識之士也曾憂慮過大和民族的醜陋:他們從鏡子中照見了胯間一條丁字帶,下面兩條小短腿,張口便"格牙魯……"。於是甚至有呼籲,送日本女人去西洋,把混血孩子帶回來改良種族!
幸而在那個近代歷史的急轉彎處,日本文化精英真把大和民族帶進了文明世界。可中國大陸有十幾億人呀!本·拉登只幾千人就把世界攪得驚恐不安,大陸只需每年幾百萬人到文明世界旅遊,就能在盧浮宮廣場上舞出"血染的風采";讓紅歌響徹華盛頓上空。
 我問沙河:如果有一天世界到了完全不能容忍中國人的時候,猜猜,矛盾會以何種方式爆發?沙河說,最悲劇的一種可能是:中國人象北韓那樣,以核武器威脅世界,迫使文明世界聯合起來根治黃禍。
想起了毛澤東曾經主張用原子彈對付美國,並對赫魯曉夫說中國準備為此死它三億人;想起了朱成虎將軍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打一場壯士斷腕的核戰春秋無義戰,只消看看今日北朝鮮社會,便知道何為流氓,便知道流氓要是長大了會是什麼樣子……

二十七日,上午去看了看陽明山。原本是想探訪閻錫山舊居。聽說閻公晚年心念太行,在箐山作窯洞穴居,種地讀書,心性頗為老莊所化。又聞百川先生待舊部如至親,敗走海島之後,散盡家財,與部眾共度時艱。舉凡追隨他而身殉的士卒,他都有詳細名冊鐫刻在記憶中:那是他的一盏盏心燈,如田橫五百士……
人性畢竟有美好的一面,往往令人動容。
可惜路徑不熟,竟沒有找到閻公的窯洞。草山盤桓半日,歸途中蹇入林語堂紀念館。一個社會,文人武人都有文化,便是昌明盛世。語堂先生辭世後,沒有進先賢祠供人瞻仰,卻是長眠在他生前蝸居之地。不墳,不樹,一小塊黑石墓碑平放於地,上書墓主姓名,生卒年以"民國"紀。

沙河再次動容。在墓旁默禱一刻。之後,悄悄問我,可曾注意到先生生卒年?我點頭。"生於中華民國前16年,卒於中華民國87年"。這等奇怪的墓志,表明先生不承認自己曾為大清韃虜之臣民,而欣然以民國公民身份謝世。士人重節,再見田橫。
史載:漢王悉定楚地,獨魯城不下,乃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
那些死到臨頭猶還吟誦詩書、弦歌不綴者,便是齊王田橫以及後來隨他入海的五百余士。可見,他們堅守的是文化。及至被暴力綁架到了洛陽,有死而已。可見,他們的性命是為文化而存在的。
二十八日上午去逛誠品書店。上了計程車,司機得知他拉的是陸客,便大贊中共了得,大罵馬英九豬頭。不是討好客人,是真正情緒發泄。他不滿意臺北幾十年舊物不變,艷羨北平舊貎換了新顏。
鄰家的草坪總是比自家的綠,這是西方心態;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別人的好,也是中國文人品格的題中之義。沙河卻不同意此說。他認為,民主社會的生活容易使人產生厭倦,無如極權體制中面臨危機時激情四射,就象奴隸角鬥士那樣。所以奴隸社會輕易就能產生偉光正的幻覺,而民主社會反而觸發存在的荒謬感。
馬英九為社會福祉做了些民眾看不見的事情,這就叫作"曲突徙薪無恩澤",至若會不會有一天"焦頭爛額為上賓"就非計程車師傅所可思慮的了。
人總是在拒絕著世界,或者說在拒絕著世界的惡。海明威因為平庸,支威格因為苦難,都曾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世界。再如魯迅,沙河說,要是沒有敵人,他一天也活不下去。只有當他"橫站"著的時候,他才感覺到了生命的意義。據說這也是肺結核的症候:面部潮紅,精神亢奮。
三月一日,由臺北轉至北投,去追尋硫化氤氳的火山溫泉。有點象是川端康成,懷著淡淡的哀愁,沿著苔蘚小道踽踽而行,路上仿佛有伊豆舞女的芳蹤。風呂小屋,溫湯小池,鐵匣方燈,都是日據時代的遺跡……
這一切,成都舊時的慈惠堂有何關聯?與創辦慈惠堂的前清翰林尹昌齡有何關聯?
尹昌齡,字仲錫,成都華陽藉人士。晚清時經略鳳翔、西安等地,身領八局總辦,被岑春煊等幹吏譽為"八局知府",堪為國家棟梁。入民國後,任四川審計院長。民國十二年,公推仲錫創辦慈善堂,救濟貧苦。仲錫兢兢業業,如履薄冰,以兩萬本金初發,草創培根工廠、培根學校,置田治產,規模漸至民國慈善業第一。
至仲錫將死,始囑老妻約各位執事,當衆開示驗看銀櫃、賬冊,計有現金百萬,房產院落二百余間,田產八千余畝……毫厘不差,交割清訖。仲錫死,家人竟竭力掩飾無錢治喪,死者久不能入殮!
說到此處,沙河忽然老淚縱橫。成都慈善堂街尚在,當年先賢尹仲錫就在此處施善。日本人說,泡溫泉有如重回母親子宮,飄浮在溫暖安全的羊水中,心靈變得嬰兒般純潔。可能吧。溫泉軟化了我們的堅硬皮層,暴露了柔軟內心。由溫泉而念及川端康成,以及雪國溫湯中的伊豆舞女,以及蔥翠山澗旁筆直潔白的梧桐樹,進而至善的人性,先賢的人品……

三月二日午後,搭乘環島火車至高雄,入住在六合路華園飯店。
是日傍晚,余光中先生偕夫人范我存來酒店探訪沙河夫婦,我等自然陪座。范我存先生用心極細,為每位客人都備有手禮相贈:女人贈養顏佳品,男人奉送臺灣高山茶……微笑溫婉,話語輕柔,一派民國貴族婦女風範。相形之下,頓覺慚怍,此來就沒有預備敬送主人的恰當禮品!好在茂華有備,算是沙河幫我們搪塞過去了。
光中先生以八十六歲的耄耋之年,而面色乾淨幼嫩,有光澤,無色斑。此正與沙河同。這樣的面相是否即內心潔淨表徵?
光中先生話極少。更多的時候,他在認真地聽你講:此時他的眼光決不飄移,象海水一樣澄明,一路浸潤到你的心田。被光中先生注視的時候,我驀然憶起智者說過的話:"當我沉默,我覺得自己充實;我將要開口,同時卻感到了空虛……"
那麼,作為一介中國士人,我們想說什麼?我們說過的又是什麼?陳寅恪先生曾在課堂上自誡:古人講過的不講;今人講過的不講;自己已經講過的也不講。以此而論,我們已經講過而且還打算繼續講下去的究竟是什麼呢?對現代文明世界而言,中國的士人們其實什麼也沒有講。偶有發聲,也無非就是"我們活得很糟糕"。
在余光中的注視下,在他那麼認真地傾聽你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世界對你沒有興趣!其實,未嘗不可以轉兩個彎,在余光中先生背後與他的眼睛合焦,結果就會看到:曾經風光的中華文化正在謝幕;文化的急邃衰落正帶動種族的急邃衰落……所謂"四大文明"不是早已栽了三個嗎?巴比倫可以變身為伊斯蘭,黃河也可以變身為中華,前景如何,殊難逆料。
次日,在西子灣中山大學內,蒙光中先生設宴款待。席間議論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一事。光中先生笑言,此應與馬悅然老先生的中國文學修養有關。眾皆然其說。
竊以為,此度真正獲獎的人並非莫言,而是將莫言的文本翻譯成為諾獎評委老先生們眼前的英文譯稿的人:葛浩文。莫言不是泰戈爾或川端康成——沒人能在泰戈爾或川端康成的文本上"去蕪存菁"、做些選擇性的放大或淡化手術……
光中先生認為,諾獎應稱做西方文學獎。若按它設獎的初衷,就該還有一個"世界文學獎才對"。我說馬悅然老先生心裏那杆"中國文學"的秤,恐怕是得重新校正一下准星才是。
沙河於是論及東西方文化在"文學"觀念上的差異,謂中國文化以散文、詩詞、筆記、文章為文學。稗官野史、吳聲西曲、小說家言,難入文學之列。昭明太子的文學主張便有"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之說。進而提及,"余光中散文"在大陸的讀者很多,正因為那些散文多是以文學性極高的"雅言"寫成的"文章"……
看來光中先生對此論素有所思,就便坦陳了他的為文之法,以為附議。話不多,只幾個字:"以白為常,以文求變。"
自然,若以"延講"精神為準繩,莫言關於倆姑嫂撒尿誰撒得遠的故事,是貼近工農兵的文學。若以雅言承載文章而論,關關睢鳩,在河之洲,才堪稱文學。你可以說這是不同階級的文學觀,但是這確實涉及到了人類文明的核心課題:審美。
席間由雅言說開,又說起了漢語在大陸的鄙俗化。"延安講話"其實是痞子運動產生的"無產階級文學建言"。隨後的簡化字則是體制建設之必須,頗類武則天造"圀"字以代國,冀望天下八方皆由吾使。一套簡化字加政治語彙,使漢語盡汙。沙河因此萌生救漢語之想。認為先由小學始,首在恢複正體漢字,正本清源。他打算晚景中就做這一事了,先寫一部《正體字回家》……光中先生聽說題目叫正體字回家,應聲答曰:他們是因陋就簡。話含機趣,眾皆莞爾。
我想,中國文化若亡,沙河所作便是為夕照消息舉燈;中國文化若不亡,則復興理當從小學始。無論如何,他都沒有錯過祭司的工作。

三月七日早起,從高雄往臺南,火車上說起了鄭成功。這位榮膺"民族英雄"稱號的昔日海盜,能夠青史留名真是個奇跡。乃父鄭芝龍東洋西洋皆海盜舵爺,已然北上降清,殊料兒子難棄儒冠,至以臺灣舊部組建海盜艦隊勤王,在滿清勝局已定之時突然兵臨瓜洲,也著實地把個順治帝嚇了一大跳。父子倆都出現在歷史的窄門縫裏,卻沒有被門夾扁腦袋……施琅不同,歷史決不會忘記他是個可惡的漢奸。
到了臺南,赤崁樓下徐品清茗,再續火車上的話題。同樣都是降清,有些人也委實令人同情且又惡心。吳梅村龔鼎孳到了北京,滿州丘八將軍佯稱仰慕,前來拜會,並要求請出內眷姬人見禮,結果當面宣淫,憋屈得一代文宗無地自容。
當歷史再次把這老戲搬上舞臺時,據沙河說,它把劇情改為: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反右中"自動"將自己的舊詩文以紅筆圈出反黨反社會主義例句上交,結果滿篇通紅;而明末風流才子冒辟疆之後冒舒堙,已只能寫點歌頌大躍進、總路線之類的"抒情詩"了……
這樣,歷史就委婉地告訴了世界,為何中國共朝不能產生一流的文學。蘇聯專制時代卻出現了一個異數,那就是蕭洛霍夫。沙河說,讀了《靜靜的頓河》,整整一個星期他都是懵的:他突然感覺到人生是一個可怕的畏途。我十分詫異,為何我輩初讀此書都曾產生過同心悸!
葛利高里出身富足的哥薩克家庭,如果上帝讓他順利地娶上阿克西妮婭,他就是個一輩子老實憨厚的俄羅斯農民。可是命運稍一播弄,他便一頭栽進了軍營,一會兒為皇帝打奧利人,一會兒為哥薩克打紅軍。一會兒參加布爾什維克為"人民政權"而戰;一會兒又被迫投向佛明叛軍與紅色政權為敵。
置身在革命大潮之中,他的身後仿佛有一群惡狼苦苦追逼。他投靠布瓊尼的軍隊時,原本只求革命能放他一馬,所以為革命奮勇作戰,拚死做到了團長。可是,終於逃不過黨的政治審查……葛利高里不得不向革命自首,於是革命消滅了他……
可憐的葛利高里!他的槍口就那麼調來調去地射殺著同類,而他並不想那麼做啊,可是他不那麼做別人饒得了他嗎?這是在革命啊!六十年來,中國也已經有過數以千萬計的葛利高里死於革命。
可見,蕭洛霍夫是偶然鑽出了歷史的窄門,一不當心就把文學帶上了歷史峰巔。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中了諾貝爾文學獎頭彩的中國作品,確實還滯留在歷史的陰溝中。而這一次,瑞典科學院的馬悅然老先生,被歷史擠扁了腦袋。
沙河眼疾畏光,一路上困苦不堪。每每閉目養息,自覺形象可憐,好似刑罷之後獨坐官牢中。
某晚在高雄,他突然問我讀過方苞《左忠毅公軼事》否?我知道那是一段左光斗與史可法師徒間泣血高誼的痛史。沙河賡即閉目背誦了其中一大段。
我想,左光斗酷刑剜目,身系囹圄而心在國是,令沙河唏噓不已者,恐不在忠君,而在士之擔當。
葛利高里被革命逼得無路可逃,曾使流沙河視人生為畏途;左光斗痛詆門徒史可法輕賤,又令流沙河愧不能有知識份子擔當。是中國現存三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悲哀。

三月八日,甫至墾丁,便急切打聽啞口海在何處?心中深藏願景:啞口海依舊包容著巨流河在此的江珠瑕英;伊人端坐在礁石上,美顏如初,一如往常那樣出神凝望……
她是齊先生。
友人寄贈齊邦媛先生《巨流河》,仿佛就在昨天,記得,未讀而心先凝重。
齊先生出自名門;齊氏在北方是閥閱世家。先生府君齊世英,慷慨俊傑。早年遊學東洋、西洋,滿懷報國激情。中途謀劃抗日,家鄉賡即淪陷;雖曾努力建設國家,終至流落海島。
從東北巨流河到臺灣啞口海,其間緯度超過20度,有嚴冬與盛夏之別。而齊先生邦媛,也由豆蔻年華漸至耄耋華髮——河就樣流著。
河催人涙下,是因為它偶有嗚咽之聲。譬如,由華北輾轉撤退四川,其間顛沛之苦自不必說,頭頂倭寇飛機轟炸,足下道路泥濘,老弱相攜,而每至一地,齊先生邦媛在內的莘莘學子竟弦歌不綴,讀書誦詩如故!這便是中華文化傳統。
抗戰時期之四川樂山,真是群星燦爛的福地。在破敗的文廟裡,有朱光潛、陳西瀅、淩叔華、袁昌英、蘇雪林講學;在烏尤寺山顛,有馬一浮、熊十力設壇授徒。因為倭寇轟炸,樂山城區半毀,電力中斷。又須防白日空襲,上課時間往往在早晨6點至8點。歷史學家錢穆講授"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學生手舉火把摸黑從住地趕往教室,人滿為患,後至者不得其門而入!錢先生不由慨歎:"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
河有時也會輕輕地歎息:朱光潛為幼稚的大二學生講授"英詩"課本The Golden Treasury 須學生自己抄寫。齊先生邦媛用"夢幻般的"淺藍色嘉樂紙筆記本,抄寫了整本《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一直保存到了她在臺灣的晚年。李劼人先生創辦的嘉樂紙就這樣為困難期中的中國墊著背;而朱光潛先生在嘉樂紙講義的淺藍色中突然涙眼模糊:他朗誦道——
If any chance to have a sigh,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若有人為我歎息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朱光潛取下眼鏡,眼涙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文革中我的手上也私藏有一本《英詩金庫》,那是從民國時代殘留下來的禁書。因為年資、功力俱淺,讀得費勁。所可告慰者,亦曾如齊先生邦媛那樣勤奮、努力讀過;以我輩之淺陋愚鈍,似更有理由如朱先生般掩卷歌哭。
一如王德威先生所見,齊先生從父親那裡繼承了高貴的溫和,以及內心的潔淨。即便對於仇虜,她也並沒有食肉寢皮的切齒之恨。美軍1800架飛機轟炸東京,她想到了那些頭上高髻、臉塗白粉、腳趾套著高蹺木屐的女人怎麼跑呢?
在終於盼來了抗戰勝利之後,"前進"的同學們紛紛跑去參加左派活動;文學課以聽高爾基、岡察洛夫、蕭洛霍夫為時尚。從意大利歸來的田德望博士決定開設"但丁《神曲》研究"課,報選的學生竟只有三人,齊先生在其中。臨到行課,兩位同學都不來,剩下齊先生一人聽講。田先生正襟危坐講臺,齊先生邦媛兩尺開外與老師相向,屏息聽講,師徒皆無懈怠之意,極其嚴肅!
這就是高貴的溫和;這就是內心的潔淨。
齊先生早年亦曾有過青梅竹馬的相知張大飛。大飛從軍惜別之際,她感覺到心狂跳不已,卻沒有一個動作,一句話語;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激勵之下,大飛駕機與倭寇空戰,為國捐軀,遺留給齊先生的只是那本永遠的《聖經》……
這就是含蓄與溫婉。
《巨流河》沖刷了歲月,連同中國的簪纓士族、縉紳子弟。沒有了中產階級,自然就沒有了詩書傳家。為了這個感悟,《巨流河》讀得我一次又一次的涙流滿面……
那次去沙河府上拜會,我問他可曾讀《巨流河》?回答說:
"我都哭過幾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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