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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8日星期日

王德邦: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体制

图:周永康在法庭上受审。



建立在六四镇压基础上的维稳体制,蜕变成制造动乱牟利的怪兽,其头子也成为中南海的心腹大患,这与中共靠到处树敌维系统治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乃彻头彻尾的政治异化。

防止社会动乱是中共维稳体制建立的由头,然而,庞大而严密的维稳体系,却没能阻止中国社会的动乱发生,尤其中共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以维稳为名的大规模镇压层出不穷,但社会却没有显现任何止稳迹象,相反还日益陷入高度紧张而行将爆裂状态。导致如此严峻时局,固然有体制性维稳制造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之因,但维稳主体急需动乱来救济的深切社会制度性根由,更是值得特别挖掘探究。

维稳经费与群体性事件比翼齐飞

比较一下中国近年来维稳经费增长数与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量,会清楚看到双方居然成正比例增长关系,即维稳经费逐年增长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

据2011年3月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称当年中国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即维稳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2010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中国2010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2013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至7200亿人民币,相当于115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0.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监狱和其它对内安全机构的维稳总开支将会增长8.7%,达到7960亿人民币(约合1235亿美元)。从这些日益增长的数据来看,对内的公共安全维稳形势极为严峻。

与增长的经费相应的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飙升。据媒体披露有关部门多年来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起,199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1万起。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1999年发生群体性事件3.2万起,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5.85万起,参与人数300多万人次,比2002年分别上升14.4%和6.6%,2004年发生群体性事件7.4万起,200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约9万起,2007年超过8万起,2008年9万起,2009年突破10万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说2010年是2006年的两倍约18万起,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先生说2011年每天500起全年约18.25万起。另据2013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披露:"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个人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每年以30%的速度上升。"
虽然近年来中国当局已不再公布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但从环境群体性事件每年30%的飙升可以预测到中国现在年群体性事件应该突破20万起了。

从维稳经费与群体性事件双双高企比翼齐飞的表面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激增,当局维稳不得不加强的结论,然而,透过这个表面,会发现其中隐藏极其违背常理的诡异因素,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维稳经费如此高增,而社会稳定却日趋严峻?为什么这两者多年来一直成正比关系而不是成反比关系?

维稳体制为何需要"动乱"救济

从维稳经费与社会群体性事件成正比增长的数据来看,动乱(增加)决定着维稳(加强),却没有显示维稳(加强)反作用动乱(减少),这是违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从而揭示维稳与动乱存在深层的依赖甚至颠倒的因果关系。由此人们有理由相信维稳体制自身就在制造动乱,维持并强化动乱,即维稳不是动乱之果,而恰恰成了动乱之因。

对此,现实中诸多事实也作出了明证:如四川国保就对一被从成都接回老家控制的维权人士说:你有种就作点大事,搞点有轰动的事,否则我们弄你都没劲。而广东国保索性公开对一民主维权人士说:你最好拿起枪来干,我们镇压你好有成就感,这样小打小闹(指聚会、抗议等)没意思。还有的地方警察不时提醒异议维权人士:要经常做些事。更有一些上访维权者被不时告知应该前往北京了。由此显见这些维稳部门的人员在苦心孤诣制造一些"不稳定",急切期待出些"大事情"。透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维稳体制对动乱的依赖,因而维稳具有制造、推动"动乱"的动力。其原因如下:

首先,那些直接承担社会"维稳"的部门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断向上面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扩充队伍,壮大本部门势力,进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门权力者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当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员。所以社会"动乱"的存在及不断"加大"是参与维稳部门向政府要权、要人、要经费的依据,因此需要有不断增加的"动乱",不断恶化的形势来提供理由,实在没有就虚构、夸大以达到让权力不敢轻视及离不开自身而顺应自己需求之目的。这种需要下,参与维稳的部门自然需要那些被其视为不稳定分子"经常做些事",甚至做些有轰动性的大事。

其次,参与"维稳"部门工作的个人需要建功立业,需要通过与动乱的斗争来显示自己的立场与对权力的忠诚,需要平息一些所谓"动乱"来充实自己的工作总结,丰富自己的工作履历,铺设自己的晋升之路,染红自己的翎戴。于是这些努力发现"动乱"是他们的本职,而苦心平息"动乱"是他们的业绩。如此,"动乱"自然成为他们的需要。

再次,直接从"动乱"中获利。后极权社会产生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些专门捍卫政权的情治部门与工作对象——"不稳定分子"在不断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许多地方的情治部门就会以"维稳"的名义由几名工作人员(有的甚至常常是携家带口地)陪工作对象到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地旅游。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工作消费,因此有情治人员主动要求工作对象要"做些事",否则他们不好向上面要经费。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那些情治人员而言,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不是所谓的"动乱分子",但为了工作及利益,他们需要这么些可以对上面保工作、保经费、保编制、保福利、保消费的"动乱人士"。

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势力

中共当局1989年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屠杀后所建立起来的维稳体制,已经成为持续制造中国动乱的肇因。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各种乱象与危局,如能从维稳体制制造"动乱"以自救的角度才会更好理解。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对周永康"维稳沙皇"的法办,以政法系为代表的维稳势力面临在权力架构中的轻重甚至去留问题。为了让新当权者形成对维稳的依赖而延续过往维稳老路,进而保全维稳势力及其权利,维稳派努力让社会陷入危机与动乱,就成为必然选项。于是各种激化社会矛盾的疯狂抓捕,激化群体事件的强征强拆与各种侵权名目,激起民族痛苦记忆的回归文革潮,等等,简直是民间哪根神经最痛就挑那根,使中国置身风雨飘摇中,以期达成维系过往维稳模式的目的。

同时,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狂潮,使寄生于维稳体制的权贵集团极为恐慌,为了尽快扼制反腐延续,维稳势力努力激化社会矛盾,挑起各种动乱,置权力于危机中,以期促使新当权者不得不放弃反腐而转向维稳保权。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多年来"动乱"日炽,危局深陷,尤其十八大来各种乱象丛生,诡异莫测,其中原委正是维稳体制及其代表势力的刻意为之。因此,中国要想走出动乱困局,就首先得结束罪恶的维稳体制,开启一个真正的法治、民主时代。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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