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文明与野蛮之战（附：是文明的冲突吗？——再谈911 ）

纪念911十五周年，重贴旧文：

纪念911十五周年 文明与野蛮之战....................胡平

(1)不只是恐怖主义，是超级恐怖主义，是极端恐怖主义       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纽约与华盛顿 ，在这两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与五角大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事件。       有人讥笑美国是纸老虎，它甚至不能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人赞赏袭击者的超人智慧，只用区区十几个人就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头号强国。这两种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次恐怖袭击之所以得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恐怖分子的凶残超出了世人的想象，因而超出了世人的戒备。它直接攻击了现代人的生存底线。       这实在是噩梦成真：几乎所有的关于未来人类世界的科幻恐怖电影，都是有一小批冷血而精明的狂徒试图用恐怖手段征服全人类。911恐怖袭击事件证明，这样的情景不一定需要更高的科技力量，只要恐怖分子更加的丧心病狂。       有人抱怨说，是好莱坞拍摄的大量表现恐怖主义罪行的影片，启发了、教会了恐怖分子。其实，这次恐怖袭击行为的残暴性质甚至已经超出好莱塢的影片。它甚至超出了富于想象的好莱坞的想象。倒不一定是先前没人能想得到，问题是想到了，写出来，演出来，没人会信，影评家和观众都会说你不真实，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恐怖分子也不会这么干呀！"       是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绝不只是恐怖主义，它是超级恐怖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绝对恐怖主义。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人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现代生活之所以可能，关键一点是，在互为陌生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最起码的相互信任，最低度的相互信任。正是这种最低度的相互信任，给予现代人以"本体性安全"。       我们从市场买回食物，相信其中没人故意放进毒药；我们去医院看病，相信医生不会成心把我们害死。我们知道世上有坏人和人为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如何躲避如何防范，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相信坏人做坏事也有它的逻辑。我们和坏人之间甚至也有一种信任的默契。       就拿劫持飞机一事来说吧。劫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一种如履薄冰的信任，细若游丝的信任，但毕竟不失为一种信任：       被劫者多少总还相信，劫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人质，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们当炸弹；       劫者则相信被劫者有这份相信，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摆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拼命；       各国政府也仅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机组人员不必与劫机者作殊死斗争。       然而，911事件摧毁了这种相互信任：       一旦被劫者强烈地担心，他们不是会当作人质而是会当作炸弹，他们还会听任摆布坐以待毙吗？       一旦各国政府强烈地担心，不仅机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难以保全，而且还可能对地面上几千人上万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害，他们不得不要求机组人员携带必要的装备，不顾危险地去搏斗，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劫机者得逞；迫不得已时，政府甚至不排除下令用炮弹把被劫的飞机击落。       新的劫机行为摧毁了旧式劫机行为赖以存在的各方互动心理，由此产生出新的心理预期与反应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只打算进行旧式劫机行为的恐怖分子们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使别人把他们和新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了。如果他们只抱有旧式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唯有放弃。       那么，这种新式劫机行为又有多高的可重复性呢？几乎为零。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验，任何劫机行为都会导致不惜同归于尽的反抗，除非劫机者本来就是想造成一次空难，否则，他们的目的决不可能实现。       这样说来，恐怕以后不会再有劫机事件了，除非空难。       911恐怖袭击树立了一个恐怖的榜样。以后发生这一类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有效地制服这种超级恐怖主义，它就会象癌细胞一样扩散。它破坏了当今地球村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安全感。   (2)不只是怯懦卑鄙，而且还用心险恶       911恐怖袭击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彻底隐匿性。       以往的恐怖行动，就算是匿名干的，事后也常常有人出来认账。恐怖分子当然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不愿意挨打；但他并不是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什么人，这至少还表示他不愿意你错打了别人，表示他愿意承担后果，承担责任，起码还有点敢做敢当的气概。911事件的主事者却始终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怯懦，不是卑鄙吗？       岂止怯懦卑鄙，而且用心险恶。这次袭击的主事者就是要让被袭一方费尽猜疑，巴不得你选错了回击对象，唯恐天下不乱，用心极其阴毒险恶。       我们知道，猜疑本来就是件伤感情的事。猜疑总是发生在缺少互信的双方，猜疑又加深了这种互不信任；即便后来弄清楚真凶，先前的猜疑引发的仇恨情绪并不会随之消失，它还会残留在双方心里。就算美国找对了911事件元凶，但由于被指控者不改口，否认到底，这就难免使一些人疑惑，尤其是相关的国家及其人民，他们会对正义的还击产生反感以至敌对情绪。幸亏现在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还大体正常，不至于因为突发的恐怖袭击事件而怀疑是对方所为，彼此兵戎相见，否则，由一次恐怖袭击事件而引爆核战争世界大战也不是不可能。       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是在为本族本国人民而奋斗。试想，当恐怖分子袭击别国人民时，它把本国本族的人民置于何地？恐怖袭击势必招致对方的回击，因此，恐怖分子事实上是把本国本族人民送到对方的炮火之下。如果恐怖分子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致于对方难以找出其所在的位置，那不过是把那些有保护他们嫌疑的国家和人民置于对方的炮火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是成心把那些最同情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置于对方的炮火之下。换句话，恐怖活动的头目们是把一些人当作自己攻击的活靶，而把另一些人当作对方回击的肉盾。恐怖主义巧妙藏身，暗中窃笑，巴不得对方找错回击目标，再激起被击一方的反击，混战一场，天下大乱，所以他们是在把一切人推向灾难的深渊，可见恐怖分子没有爱只有恨，所以他们是人类公敌。   (3)不是反美国，是反文明反人类       凭着道德直觉，我们就可以作出判断：911袭击是不可饶恕的恐怖主义暴行。然而一旦诉诸辩论，我们却发现，那种相反的判断居然也能讲出一套道理，而要彻底驳倒这套谬论好像还并非轻而易举。       导致思想混乱的原因，首先在于概念的混乱。因为人们对何谓恐怖主义就持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的问题又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是，张三眼中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李四心目中的英雄烈士。这并非没有道理，假如我们把暗杀一概视为恐怖主义，那么，你是否认为暗杀希特勒也是恐怖主义呢？       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在这里对恐怖主义进行学院式的条分缕析。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对古今中外各种恐怖袭击事件都分门别类地作出评价，我们这里只谈911。       911恐怖袭击事件不是针对政府要员或军警，更不是针对专制者独裁者，也不是针对任何直接责任人，而是针对无辜平民(包括被用作炸弹的被劫客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在这里，被袭平民还不是受牵连被波及，他们根本就是被有意选中的袭击目标。仅此一点，主事者便罪在不赦。       有人说，911恐怖袭击的本意是针对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美国人民应该为他们选出这样的政府负责，所以要针对美国平民。但问题是，就连这种无耻的狡辩也完全站不住脚。不要说飞机乘客中有非美国公民，尤其是世贸大厦，是当今世界最具国际性的非政府非军事建筑。其中，不论是上班族还是旅游客，非美国公民都占绝大部份，还包括一些非西方人。如果要在当今世界上找出一座最能体现民间性国际化的建筑物(联合国大楼属国际官方机构)，还有比世贸大厦更典型的吗？如果连对准这样一座建筑物发动恐怖袭击都不叫反人类，还有什么算得上反人类？       传统的恐怖活动一般都要传达某种信息，明文宣示其目的。911事件的第三大特点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这毫不奇怪，因为主事者深知，他找不出任何能够自圆其说的拿得上台面的目的。我们很难找出比911事件更典型的反文明反人类暴行。   (4)犯罪就是犯罪，借口不是理由       有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发生了911事件，小布什总统也难辞其咎。       不对。且不说小布什上台才几个月，而策动911袭击这样一种计划周密、准备充份的恐怖行动需要多长的时间(《波士顿环球报》文章说这次行动是在五年前就策划准备的)。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中东政策或外交政策招致了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象911行动一类恐怖袭击就有了理由；就算你全盘否定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事过任何建设性的努力，但最起码的，美国在那里既无军事占领，又无殖民统治，更无种族灭绝，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        还有人讲到911一类恐怖主义的产生土壤。好像邪恶不是由于邪恶，邪恶都仅仅是某种社会环境的产物。言下之意是，只要社会改善到某一程度，邪恶就将自行彻底消亡。这种乌托邦主张又忘记了人的"原罪"即本性中的阴暗面。我并非不知道一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会滋生犯罪，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911，象911这样超出常人想象的邪恶只可能出自超常的邪恶自身。       我看过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片，一个女人，经常装成护士进入产房，趁别人不注意时就下手把刚出生的婴儿弄死，屡屡得手。照说她的作案技巧也未见复杂高明，问题是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世上竟有如此邪恶之人，问题是这个女人的犯罪行为没有具体的犯罪动机(初生婴儿是绝对无辜的，而他们的父母是谁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弄死他们呢)，所以一般人对她不防备不怀疑。据说这个女人当年怀孕，婴儿刚出生就死在医院里了，从此对医院恨之入骨，见到别人生下活鲜鲜的婴儿就妒火中烧，必欲弄死而后快。以这个女人平日的伪装和作案时的镇静，她当然不是疯子。试问，对于这种犯罪，其滋生的社会土壤在哪里？对于这种犯罪，我们除了惩罚与防范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正常的仇恨都有其特定的具体对象。但世上还有一种无明的仇恨，它对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所谓阶级仇恨，种族仇恨，对异性的仇恨对外国人的仇恨，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对商人的仇恨，对不同政见不同信仰的仇恨，甚至对人类的仇恨。心怀这类仇恨的人把他们的仇恨无差别地射向任何一个属于该群体的具体个人，而且往往是越素不相识，越无冤无仇，在恨者心目中越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抽象，一个化身，恨起来越无牵无挂越容易。这类无明仇恨的产生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但缘由不是理由。譬如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很可能与他早年受过某些教授学者的冷遇有关，但这决不等于说他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就是必然的，应该的，有道理的。       就在911事件之前，世界舆论不是还普遍地认为当今时代是和平的时代，经济发展的时代吗？和此前的一百年相比，今天的世界，冷战终结，热战稀少，长期被视为火药桶的中东虽然不太平，但也不算太紧张，所以，不仅美国，其他大国也对中东问题相对松懈。怎么出了一个911事件，就又把它归结到"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了呢？超级恐怖主义显然是一小撮狂徒所为，未必是国际间矛盾深化激化所致。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倒有可能深化激化国际矛盾；而要处理好恐怖主义问题，关键是要把恐怖主义当作恐怖主义，而不是在那里又搞什么反对美国霸权。       恐怖犯罪就是恐怖犯罪。恐怖犯罪可以给自己找出一百个借口，但是它没有半点理由。更何况911恐怖袭击的主事者连一个借口还没有给出来呢。       这次恐怖袭击的犯罪集团绝不是反对所谓美国对世界的霸权。他们是挑战整个文明世界，他们是要建立野蛮对文明的霸权。   (5)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       有人说，你们谴责这次恐怖分子杀人，美国政府不是也杀过人吗，而且还杀得更多。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罪恶就都应该谴责，不论谁(包括美国政府)犯下罪恶都应该谴责。在眼下，只要你承认911恐怖袭击是犯罪，你就应该对之谴责。       第二，"勿杀人"是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人硬是违犯它去杀了人呢？那就 必须惩罚。想一想下边这个例子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死了两千多人，主要是军人；美国用原子弹炸广岛长崎，日本死了二十多万人，而且主要是平民。为什么舆论对珍珠港事件谴责不休，而对广岛长崎事件批评很少呢？照说生命都是平等的，难道二十万条日本人的生命还不及两千条美国人宝贵吗？       哀悼死者是一回事，对一桩事件的评判是另一回事。在上边的例子中，关键在于，是日本人破坏了规则，首先破坏了上述道德诫令；是日本人先发动战争，还采取了偷袭手段，这和美国自卫反击的行为有性质上的差异，因此两者决不可相提并论。       我们还应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决不只限于偷袭珍珠港，它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在中国，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它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二十万，而且主要是平民。不过我这里强调的是，在对珍珠港事件的谴责中包含有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对破坏规则的谴责。对日本的惩罚不只是为了自卫，而且，更是为了捍卫规则的不可侵犯性。       再举一个例，一个贪官贪污了一百万元，那么，是不是追回这一百万就完事大吉了呢？为什么还要对他再惩罚呢？可见惩罚的意义并非为了金钱上的收支两抵，惩罚还是为了捍卫规则的不可侵犯。单从数量上看，有时候，惩罚似乎超过了罪恶(如上例)；但有时候又低于罪恶，譬如对一个系列杀手也只能以一命相抵。因此，这主要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捍卫规则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评价一场流血冲突或者比较几场流血冲突时，主要不是看谁杀的人多谁杀的人少，主要是看谁在违犯规则谁在维护规则。       老话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是说对杀人之事须以情理作评判的尺 度，有的可恕，有的不可恕。讲到战争，战争当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然而，要让所有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对谁合情理谁不合情理，谁正义谁不正义都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制定一套中性的，具有普适性的，形式化的标准即规则。       我讲到了规则。文明就是一系列规则。人际之间，国际之间都必须遵循一系列规则。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规则，就算不幸打起仗来，也必须遵循打仗的规则，譬如开战的规则，对待战俘的规则，等等。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没有规则就是回归野蛮。   (6)驳"恐怖袭击是弱者的有效武器"       没有人敢于否认911恐怖分子违犯了规则，他们甚至连传统的恐怖主义规则都通通践踏无遗。然而有人说，规则是强者制定的，它只对强者有利；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想生存要想取胜，不得不打破强者制定的强加于弱者头上的所谓规则。前年，中国出了一本书，名曰《超限战》，鼓吹的就是这套理论。       此论似是而非。必须懂得，打仗讲规则，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则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事实上，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则的保护。如果强国弱国双方打仗都不讲规则，弱国只会更遭殃。       有人说，911恐怖袭击是一大创新，它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概念。不对。911恐怖袭击不是创新是复古，是倒退到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各部落、各国家之间打仗就都不讲规则，不分军人与平民，不分战时与平时，无所不用其极。在那时，饱受欺凌、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是用911式的恐怖袭击手段打击强者，只会迎来滔天大祸，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找出谁是袭击者，怎么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在古代历史上，被灭绝的部落、村镇、城市、族群、国家，难道还少了吗？       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五万人的日本兵竟能够对有十一万中国军人和五十多万中国平民的南京城实行大屠杀？一位日本军官当年就写道："面对一大群上千、五千、或是一万个人，光是要他们缴械就极端困难，他们如果要闹事的话，就是个大灾难。"事实是，日本人采取了极其阴险狠毒的办法。他们先假装答应要公平对待中国人，以换取他们结束抵抗，哄骗他们向日本人投降，把每一百或两百个中国人分成一群，然后再将他们诱骗到南京近郊不同的地方杀掉。而中国军人和老百姓之所以上当受骗，就因为他们事先完全没料到。毕竟离秦军坑杀四十万降卒的时代相距两千多年了，不杀战俘的规则早已深入人心。谁能料到日本人根本不管这一套呢！        我承认，有时候，实行恐怖袭击可能对相对弱势一方有利。不过，那必须是针对对方的军政要员，针对独裁者，因为在这里，杀死几个人就可能使整个局面改观。要不，就是象偷袭珍珠港那样，一举而重创对方的军事力量，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但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绝不在此例。相反，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既不能改变强弱对比，还会严重损害袭击者一方的道义形像，并促使对方同仇敌慨强力还击。       道理如此简单，事实如此清楚，为何还有人对911恐怖袭击拍手叫好呢？说穿了，是因为如今这批实行或赞赏对平民恐怖袭击的弱者，吃准了他们的对手是文明人，要讲规则，有自我约束，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报导，美国遭到袭击后，不少巴勒斯坦老百姓上街欢庆。这固然说明了他们恨美国，但是在这种恨的背后何尝没有对美国的信任。尽管他们知道美国在当今世上的军事优势远远胜过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轻易地消灭自己，但他们相信美国人不是希特勒。       基于类似的道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某些极权专制国家对反恐怖主义并不热心，而且，那里的老百姓好像也不大恐惧，很少切身之感。因为，在一个"一九八四年"式的国家里，"老大哥"的监视无处不在，除非掌权者自己，别人谁也搞不成恐怖主义。再有，老话说："宁犯君子，勿犯小人"。可是，当君子免不了要得罪小人，而小人得罪的多是君子。专制国家的政府内外树敌，没有比专制国家的政府树敌更多的了，但是，它的敌人多是文明人，善良人，讲规则，重人心，不会采取恐怖主义，更不会采取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7)文明与野蛮之战       反恐怖主义之战，是文明与野蛮之战。如前所说，恐怖主义，包括超级恐怖主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用文明的方式战胜恐怖主义倒是人类的新问题。       这一仗很不好打：攻也难，守也难；没有明确的敌人与战线，也没有明确的最后胜利。你很难准确地找出真正的敌人，你很难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完全避免伤及无辜。如果你担心找错打击的对象或担心伤及无辜因而不敢迅速地有力地打击敌人，你又很难防止恐怖分子发动新的袭击，导致新的无辜生命的丧失。尽管我们知道，正是自由社会对人民的广泛信任使得恐怖分子有可乘之机，但是，我们绝不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而取消对人民的信任。       不论有多少困难，人类必须打赢这一仗──为了我们的生存与文明的延续。 □  原载《北京之春》2001年10月号

是文明的冲突吗？——再谈911

胡平  2001年12月

(1)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八九以来，国际上有两种理论最流行，一个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一个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历史终结论大受奚落，文明冲突论倍加重视。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Dec,2001)登出一篇长文介绍亨廷顿学术生涯和政治思想，将亨廷顿誉为"先知"。

   不过，亨廷顿本人的反应比较谨慎。他并没有直接说911事件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只是说本拉登力图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美国政府必须要防止这种冲突发生。

   福山则发表文章为历史终结论辩护。他提醒读者，他所谓的"历史"指的是人类长期以来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其特征是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等体制的建立。福山宣称，现代化是一部强有力的货物列车，不会因为近来发生的事件而出轨，无论这些事件多么痛苦或者无先例可循，民主与自由市场还会继续发展扩张。911事件反映出激进的伊斯兰教派对伊斯兰国家在当代世界的衰败和西方国家的兴盛而产生的失落与仇恨，但是，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意味著自由民主理念必将在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

   严格说来，把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加以比较并不十分合适，因为前者属于历史哲学领域，后者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撇开这点不谈，福山理论与亨廷顿理论的基本分歧在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这套源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究竟是不是普遍适用的，抑或它们只适用于西方？

   按照亨廷顿，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只是西方的特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西方文明和那些非西方文明--譬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然而我们要进一步探询的是，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它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对此，亨廷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告诉西方人不要指望别人也会接受西方珍视的那套价值与制度，他强调西方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以便应对不同文明继续共存的现实。

   亨廷顿谈到文明的冲突时提到中国，这使人联想起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亨廷顿把中国算成儒家文明，这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今日中国，儒家文化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众所周知，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这个最大的特色恰恰最不"中国"。

   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的观点，认定今后的世界将是多种文明继续共存的世界，那么，避免不同的文明间发生冲突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各种文明严守自己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假如我们把严守边界定义为不搞军事扩张和不搞殖民统治，那自然很好办。事实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可不可以有经济往来呢？可不可以有文化交流呢？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是可以彼此隔绝的吗？

   ■ (2)"相遇的创伤"

   早在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工电时代的美国》一文里，布热津斯基就专门讨论到"相遇的创伤"。布热津斯基指出："由于传播系统的革命，世界不断在缩小，但新的工电社会的出现，却会使这逐渐缩小的世界成为更多分别的世界，这真是一个悖论。"

   不错，在过去，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存在著很大的区别；但是唯有在今日，区别才如此巨大。一方面有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生活环境几乎和一两千年没有多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以往，人与人或社会与社会的不同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因为时间与空间把人分开了。今天，工电仪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实际上却把分别加深了"。"由此产生的创伤几乎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嫉妒和怀著敌意"。不同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间的鸿沟越来越触目惊心，这就"使得业已困难的全球性谅解更为困难，助长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

   布热津斯基讲到美国。按照他的观点，"美国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经历到未来的社会"。"不论是好是坏，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可以看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而预料到自己的未来"。"美国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创造性'社会，其他国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跟美国'相比'的社会。""结果是人民大众通过在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买到的晶体管收音机(不久将是电视)而越来越强烈地察觉到自己相形之下的贫困和被剥夺"。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样，"落后国家很可能产生另一种意识形态，那便是对已开发世界的排斥，种族仇恨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浪漫主义而憎恨外国人的领袖们所利用"。"这种排斥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混合在一起，将会更为消灭有意义的地区合作"。

   布热津斯基引用肯尼斯.波丁的预言："电子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世界性的超级文化，而在这超级文化和往日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地区性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是日后五十年间的大问题。"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已经为尔后的文明冲突论埋下伏笔。

   ■ (3)撒旦的本质是诱惑

   回到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上来。

   我们知道，在结束了塔利班政权五年多的统治后，如今的阿富汗人又可以看电视了。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塔利班政府不准自己的老百姓看电视呢？因为根据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禁止一切有形象的事物，因此电视也在被禁之列。不过，这就和塔利班炸毁佛像一样，借口是反对偶像崇拜，实际上是为了废黜百家，独尊伊斯兰教；塔利班政府禁止人们看电视，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反映出他们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敌视与恐惧。

   塔利班政府的做法当然是走极端，就连其他的伊斯兰原教旨教派也很少有效仿的，但是，那种对西方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却在伊斯兰世界却比较普遍。

   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 S.Ahmed)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西方媒体大军兵临城下"。在作者看来，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治，不是来自军事，而是来自媒体，来自大众文化。"美国政治势力做不到的事，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做到了：美国已经可以支配全世界了。五角大楼没办成的，好莱坞办到了"。

   阿赫梅德声称，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席卷天下，唯有伊斯兰文化可以与之抗衡。西方文明是世俗的，重物质；伊斯兰文明是精神的，重信仰。在过去，当穆斯林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炮火的轰击而抵挡不住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退避到辽阔的沙漠和山区，沙漠和山区是可以避开西方势力的地方，在那里，穆斯林们可以继续生活在过去，就当现在并不存在。传统在那里保持著实力，风俗在那里保持著威信。俗话说得好："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阿赫梅德说，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渗透到穷乡僻壤，使人无可逃避。在有电的地方就有电视机。在穷得连电都不通的地方，因为有了柴油发电机和录放影机这两件奇妙的东西，人们也能看到最新出品的外国电影。一九八五年，阿赫梅德曾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巴基斯坦最偏远的地区--俾路支省的马克兰，发现那里最偏僻村落的居民都有这两样设备。于是，西方大众传播媒体，凭著它的快速、多变、新奇、发达，凭著它的无休止的喧哗、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跳动不安的画面，构成了极大的引诱和骚扰，使得传统宗教所主张的静默、含蓄和冥想等美德受到极大的冲击。西方传媒展现出的富裕奢华的生活，使得那些生活在贫穷封闭下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刺激起人们的羡慕和欲望，把传统的忍耐知足的平静心态彻底打破，从而使得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继续保持下去，再也回不到西方媒体进入之前的完整。

   霍梅尼把美国称为撒旦(魔鬼)。这一称谓不但表明了霍梅尼仇恨美国，而且也表明了在霍梅尼心目中美国为什么可恨。按照可兰经，撒旦被描绘为"蛊惑人心者"。这正是撒旦的本质：他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掠夺者。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诱惑者。

   这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可恨，不是--或主要不是--美国的作为，而是美国的存在。因为美国的强大、富裕、自由、开放，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借助于现代媒体，以理念的形式和音象的形式，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渗透到伊斯兰世界的每个角落，使得那里的人民心猿意马，使得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 (4)对比与联想

   顺便一提，阿赫梅德认为，"共产主义衰亡与极权统治崩溃乃是西方媒体的最大胜仗。西方媒体以持续不断的宣称攻势，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侵蚀到共产世界的深处，早在戈尔巴乔夫未上台以前就宣告共产主义必亡的命运了"。这话当然讲得不对，因为在共产国家著手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媒体根本不可能深入共产世界的内部。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民众哪里能接触到西方媒体？电视电影、录音带录像带自不必说，就连书籍(甚至包括学术性书籍)也是严格控制，"只限内部发行"；美国之音的广播则受到强烈干扰，而收听美国之音就是犯了"偷听敌台"罪，要挨批要判刑的。在这方面，伊斯兰世界倒比共产世界更开放些。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共产世界，西方媒体被铁幕阻隔，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坚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为头号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煽动反美，固然也指控美国的侵略剥削，但主要是指控美国要搞"和平演变"，指控美国宣扬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贪图享受追逐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以腐蚀人心，引诱人们走上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沦为西方的附庸。在这里，美国的可恨也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存在，由于它的诱惑力。这和霍梅尼把美国视为撒旦的观点异曲同工。我们中国人很可以从我们当年对美国的仇恨而理解到今日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

   不少人说，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是贫困与愚昧。若泛泛而论，此话自然不为错，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家大都是经济很不发展，教育很不普及。但是，绝大部分恐怖分子却并非贫困和愚昧之人。资料显示，大部分恐怖分子出身中产家庭，受过一定教育，有的还曾经在西方留学和工作(譬如911主犯阿塔)。美国新闻周刊的查卡瑞亚(Fareed Zakaria)告诉我们，那些强烈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并不是诉诸最穷苦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西方化有巨大的诱惑力(它意味著食品和医疗)。他们诉诸那些受过半吊子教育，进入中东城市或到西方寻求教育和工作的人。

   这又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文革。 你当然可以说中国发生文革也是因为国人的贫穷愚昧，但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作出热烈响应的却是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受到教育的大中学生。

   ■ (5)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化受挫的反动

   查卡瑞亚提醒道，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怨恨只是晚近才发生的现象。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要说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将会爆发文化的冲突，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查卡瑞亚到中东游历，那时候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印象仍然是正面的。

   我们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期，以色列已经和周边的阿拉伯人打过好几仗，占领了不少巴勒斯坦的地盘；中东地区丰饶的石油资源已经被发现被开采。如今一讲到美国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不强调以色列问题和石油问题；可是这两个问题当年就已经存在，且未必比今日不尖锐，为什么当年没有出现今日的反美仇美情绪和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呢？应该说，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勃兴于七十年代后期的反美仇美情绪，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紧密相关。

   简言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受挫的反动。

   二战结束，阿拉伯国家先后赢得独立。起初，它们也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积极追求现代化；曾经一度，也取得了若干成就。但是到后来却接连遭受挫折。它们尝试过多种道路--社会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可是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应运而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称，当今阿拉伯世界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可以想见，在充满著挫折、混乱、困惑和迷茫的阿拉伯国家，这种诉诸自身光荣传统并唤起往昔辉煌记忆的呼吁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感召力。尽管在众多的阿拉伯国家里，伊斯兰原教旨派赢得政权或占据社会主导的还很少，但其思想影响却相当大。一句"你是真正的穆斯林吗"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使得许多具有现代观念，因而不喜欢极端和偏执的人士们也不敢正面反对。

   查卡瑞亚讲到十年前他和一位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对话。查卡瑞亚对中东的政府们未能象东亚国家那样推动改革与发展深感失望："看看人家新加坡、香港和汉城吧"。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学者却尖锐地反驳道："就看看它们吧，它们只不过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它们的城市无非是休斯顿和达拉斯的廉价翻版。这对于那些原先的渔村或许还算不错。可是，我们是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的后裔。我们不能变成西方的附属品。"

   就这样，许多阿拉伯的穆斯林对现代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原先的热烈拥抱到后来的激烈拒绝。这其实是人在追求遇挫后并不少见的一种反应，吃不著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并宣称自己别有更高的追求。

   ■ (6)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人总免不了要和别人作比较。当他发现自己在某些自己本来也看重的项目上比不过别人，他就会产生自卑感。如果他很自大很虚荣，为了避免自卑感，他就可能学阿Q，竭力贬低这些项目的价值("孙子才画得圆呢")，并努力找出别的什么项目，赋予这些项目更高的价值，而在这些更有价值的项目上，自己比别人更具优势--至少是自己以为自己更具优势。"你们重物质，我们重精神，而精神当然比物质更重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功用就是，它给一个有著古老文明和辉煌过去的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饱经挫折而深受自卑之苦的时刻，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从而由自卑一跃变为自傲。

   前面提到的伊斯兰学者阿赫梅德并非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就连他也要重弹"西方文明重物质，伊斯兰世界重精神"的陈词老调。在阿赫梅德看来，举世滔滔，"唯有一种文化--伊斯兰--仍旧屹立不摇"。发达工业国文明的问题在于，"该有'心'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它的内在是空的，少了一套道德哲学"。

   话讲到这里，还只算讲了一半。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或精神信仰都有类似的功用。它们都可以为在世俗生活中感到挫折，感到失败的人提供一种精神的慰藉与优越感。所以毫不奇怪，就在现代化凯旋进军的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也在复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殊问题在于，它坚持政教合一，不满足于个人的灵魂得救或修身养性；它还要对异教展开圣战，重建穆斯林神权帝国。有人说这是伊斯兰教的本性使然，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迫害异己，政教不分。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有些伊斯兰教派(例如苏菲教派)就不是这样；另外，就连历史上的穆斯林帝国也比今天的原教旨主义更为大度宽容。这或许和原教旨主义产生的特殊背景有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在和西方现代文明相遭遇，先是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压倒，继而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然后又画虎不成，于是又回归传统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这就造成了其扭曲的性格：格外的暴烈，苛刻，不宽容，对西方现代文明不仅仅是拒绝，而且敌视仇恨。我们确实不应把它看作伊斯兰教的嫡传正宗。

   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敌视仇恨，作为其象征的美国就成了原教旨主义心目中的首要敌人。如前所说，在这里，美国的可恨主要是因为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的作为；然而，一旦连美国的存在都被赋予反面的意义，那么，美国的那些被视为不正义的作为(例如支持以色列和获取中东石油)也就加倍放大，上纲上线为更可恨的罪行。911恐怖袭击就体现了这种极端的敌视仇恨。

   ■ (7)中国的"原教旨主义"

   我们中国人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中更好地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晚期的某些思想，就好比中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其中，从六一、六二年到六五、六六年这一段最值得研究。"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点，岂非咄咄怪事？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巧妙地完成了一次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

   中共赢得政权后，本来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心急意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共"八大"决议声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的先进或发达上。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帝反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就像问"你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著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对内部更加严厉苛刻，对一切旧文化旧观念彻底否定，毫不宽容，说是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比老祖宗还要左上三分；对外部世界则充满敌意(几乎一切境外电台都被视为"敌台")，富于攻击性--虽然多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那时，最为这套思想疯魔的，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在那时，有多少狂热的青少年，只恨碰不上机会亲手杀死阶级敌人，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等等，等等。

   当然，所谓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只是一种比喻。在很多方面，它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很不相同。不过，作为同样的对现代化受挫的反动，同样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以及同样的扭曲性格，我们可以从中获取较深的理解和有益的教训。

   ■ (8)现代化观念具有普适性

   伊朗是原教旨派最早赢得权力的国家。意味深长的是，在原教旨派掌权二十三年后，伊朗在变得温和，尤其是伊朗的年青一代，明显地表现出对正常的世俗生活的向往，对宽容与自由的向往。如同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后再度转向开放，转向现代化。原教旨主义似乎有这样一个特点，它越是成功就越是失败。反动引起对反动的反动。可是，我们又不能为了让它自败就由任它成功。所以，要克服极端主义的狂热并非易事。

   我们可以把反恐怖主义之战看成一场文化战。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帮助那些社会走向开放，学会宽容。这也就意味著我们相信诸如人权、自由一类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亨廷顿是不相信这些观念有普遍适用性的，所以我们并不赞成文明冲突论。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