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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

徐柯建新: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茉莉花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茉莉花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个人只要不是自我封闭,只要多接触一些信息,就能弄懂党国是哪些人在统治:不过是几十个家庭(或几百个)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质与美、英、日等国相比,只会更加显著。将政权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偷换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三也。

  4、竞争与参与的问题

  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开放"与"竞争"等,"开放"问题上文说了,这里看看竞争: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域也讲竞争,但不是说完全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社会参与也不可能,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同层次也在做,像地方选举已经进行了,各个地方在党内的公推、公选;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把选举跟选拔结合起来。

  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谎,把走走样子的"选举"说成是中国模式中的"竞争",真是如秋风所说的,是在侮辱众人的智力。至于选举跟选拔的结合,不仅选举是走走样子,许多时候选拔也是秀秀给大家看的,对党国确实很有好处。

  5、政策调整问题

  郑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各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策调整比较慢。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政策变化还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几次政策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现在我们看到政策调整有困难,我自己个人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一旦有他坚强的意志力,做政策调整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调整,哪怕有时反对派真是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而党国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调整,制度也是需要大调整,但最近十年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调整,甚至还在走回头路。许多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执政者似乎有坚强的意志力将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固定化下来,而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做重大调整,"这个非常好"!郑先生说的反话真的非常好!

  6、符合自己文化习惯

  郑先生说:"我觉得一个政党制度还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东方文化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东方人就习惯威权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民主该如何解释?新加坡最近选举中反对党的突破该如何解释?

  退一步说:何为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注重民生、不与民争利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但是党国是否做到了呢?传统文化强调执政者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听取社会精英的批评,执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气地说,在许多方面,现政权的专制蛮横程度比传统帝制还要严重。

  7、谁在空想

  郑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我觉得不应当空想,要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的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既然大家都是学者,在这些方面,对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

  这里郑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试图寻找中国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将某种客观趋势当作政治理想,党国的权力政治看起来像是客观规律一样不可动摇,郑似乎希望在权力政治寻找可以赞美和改进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顶多只有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看起来像是规律其实是趋势的东西,而任何社会政治趋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动力。人类的社会政治动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另外,郑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国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丧失了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弥天大谎,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国,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一样。迈向自由民主并不需要照搬某国的模式,也不会丧失中国的独特性。无论是执政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都是坚持普世价值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面对过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郑先生的第二个空想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用网友的话说是"鄭先生是冷靜的客觀分析,基於現實的强權政治,提出漸進的改良方法"。面对的确实是强权,但郑先生并没有客观分析,他给人的那种理性客观的外表,不过是因为他试图将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的问题转化为探索独特政治模式的问题,仿佛那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整天呼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那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所谓客观来自于他的行文不同于党国腐朽的八股文,并且他对党国有一些温顺的批评。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够获得多多少少的成功,从来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哪怕是台湾较为顺利的民主转型,也不尽是因为遇到了开明的蒋经国,而是首先有强大的舆论抗争、社会抗争。而社会没有强烈的批评,强权政治就没有压力,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改进。不敢揭示真实的所谓理性态度与低调言论,根本就不能带来所谓渐进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结语

  当然,我也要承认秋风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儒家、违背了自由主义,其一是他批评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郑永年先生"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之优良,甚至比西方还要好",这还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的言行,确实比较刺眼,如果秋风先生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同秋风先生对郑永年的指责。这个社会,勇于直面暴政、丑陋、虚伪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学术名流,与郑先生一样,避重就轻、不敢直面权力政治的现实,反而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理论与模式,来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他们也有所谓的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学者们要说真话,说实话,否则既误导执政者、又误导民众。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么怕是跪着向皇上进言的儒臣,也是要说真话、说实话的,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今天,学者们在理论上处于比历史上的儒者更为优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党国也不敢公然反对的,学者们理应站起来,比旧时的儒臣更为坦率才行。至于郑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着党国执政者的脸色吃饭,他为什么也能如此地弥天大谎(不止这一次,以前还有很多次,可在选举网、共识网等搜索查看),那实在是"我想不明白"。

  徐柯建新,2011/5/31,有邻居,上海

——共识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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