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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8日星期一

蘇曉康:我們有過一部赶超史

一九八五年北京球迷騷亂的有关报导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乒乓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彷彿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彷彿「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乒乓「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乒乓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衝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臺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南韓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臺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靈感就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摘自拙作《屠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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