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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莫之许:话语场的喧嚣泡沫

勾犇漫画:手术

多年以来,大陆话语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类似的喧嚣,热闹几天之后,又无不归于沉寂,「愤怒嘉年华散去,无力感还会像夜幕席卷大地」(孙旭阳语),在一个不可问责的政体下,大陆的话语场既谈不上是公共舆论,当然也形成不了什么压力,其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仅仅是一堆八卦、段子、阴谋论、姿势的表演大全,还是如有些人所期望的,「每一次的舆论热潮都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的重申,是对一个良善共同体的愿望,一个来回反覆的力量和聚合的过程」?
有人将大陆话语场看成三种声音的竞技:官话、豪言、民声(王烁语),基本合乎实际,不过,正如王烁本人也承认的,豪言实际也分享了权势,无非是在两种官民两种语境中自如套利而已。大陆的资本力量成长于既有的极权制度环境之中,与体制有着高度的勾连乃至重合,也因此,民声对资本力量及其话语的质疑,到最后也都会转变为对现行体制的追问,换言之,官话和民声的对立,构成了大陆话语场的基本两极。
然而,两极之别,在官话与民声的两极中,官话高高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体制垄断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刊物,并通过各种手段,对于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施加全面的管制,近日,更试图推出管理层特别持股计划,持有互联网公司1%的股份,并因此获得包括否决权在内的诸多介入权利。
所谓民声,主要寄居在官办媒体集团所属的市场化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之上,十多年前,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联袂出现,曾让人产生过通过言论表达推进制度转型的遐想。但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除了财新等极少数异类,大陆市场化媒体在持续整肃之下,有别于官话的话语表达已经接近沉寂,而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其业务模式也正处在全面崩溃之中。
民声在当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兴社交媒体「两微一端」,当然,这些社交媒体同样也处在持续的管制整肃之下,如曾经的超级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其活跃度和影响力已与其巅峰期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提醒的是,大陆并不存在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在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大陆的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一直处于倒数位置,属于最不自由的国家行列,在2015年的年度排名中,大陆网络自由度更是位居倒数第一。这样的环境之中,无论是在题材、表达和评论上,仅有的民声,也犹如刀锋上的舞蹈,随时都会遭遇到最为严格的限制,其所呈现的真实性、批判性和深广度,也都只能处于最低的水准。
这才是大陆话语场的真实面貌,那些看似热闹非凡的喧嚣,其价值和意义,也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认为居于最低自由水准的大陆话语场具有多少推动作用,很可能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和想当然。
在严格的限制之下,不仅有价值的内容得不到充分的表达,还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替代甚至是挤出的效应,这是因为,人们总是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价值、逻辑和关怀的意义世界之中,人们的价值、逻辑和关怀总是需要得到满足或至少是舒缓,在既有的严格限制和人们的话语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既不至于冒犯到体制的限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需求的话语产品就被创造了出来。
大陆民声话语场的主流产品,基本都属于这样的产物,当下流行于微信朋友圈的各种人生鸡汤,前些年盛行于微博平台的社会发育、渐进改良话语,针对人群不同,但在功能上其实大同小异。
比如,体制转型需要不可或缺的政治动员等过程,但这样的话题被严格地限制,于是,一些替代论述遂应运而生。相对于前30年的体制全面控制,市场化的出现带来了某种相对异质的存在,也因此,市场化及其主体民营企业犹如最后一根稻草,被人们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有人因此鼓吹企业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将之视为福利改善和逐步形成良好制度的基础,一些人则着眼于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附加效应,如中产阶级的壮大,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发育空间,亲自由化的话语扩张等等,将之视为社会发育、渐进改良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替代论述不仅攫取了大陆民间的基本关注,也形成了诸如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某种政治正确地位,反映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话语喧嚣之中。
以从三聚氰胺到莆田医院为例,防止和杜绝有毒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无非是那么几个要素:可问责的政府、强大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媒体,自主和专业化的知识体系,等等,由于上述要素皆牵涉到体制的根本转型,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当魏则西事件等喧嚣在大陆话语场中出现时,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各种替代品,就跟《穹顶之下》时候泛滥的是「抵制雾霾、从我做起」一样。
针对产品质量问题,一些人推崇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的力量足以带来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一些人则将答案放在了企业的道德水准之上,又或者是期待能有更强大的政府监管。相比之下,更为及时、独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因其需要言论自由(独立媒体)和结社自由(公民社会)为前提,需要可问责的政府(民主选举)为保证,指向的是全面的体制转型,而在当下的话语场中难觅踪迹。
大陆话语场目前的态势无非如此,不仅官话处于绝对的优势和压制性地位,即使是极其弱小的民间话语,也主要是某种替代产品,当话语场因为魏则西死亡这样的事件而喧嚣时,扮演主角的也只能是这些话语的各种变形表达,而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话语突破。
在这个意义上,大陆话语场的每一次喧嚣,可能是民情心态变动的折射,尤其是当体制对于民间的攫取和挤压越来越严重时,话语的喧嚣程度,更可能成为民情心态移动的指标,但话语喧嚣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既不指向有效问题的有效解决,也带不来许多人曾经以为存在的渐进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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