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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

徐承恩: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2014年9月26日,香港爆發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外媒稱其為「雨傘革命」。(維基百科)


編者按:前年9月26日,香港重奪公民廣場一役掀起佔領運動序幕(後外媒稱其為「雨傘革命」),其主要訴求為爭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當初運動發起人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被控參與「非法集會」。今年7月21日,香港法院裁定三人有罪。​  轉載由香港文史作家徐承恩所寫一文,從其剖析,我們或可更深刻了解自當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權如何衝擊今日香港人心。


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 1970 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

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1971-1982)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廉政公署之成立,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 1997 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治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 1980 年代末,這座500萬人口的城邦已走了十萬計的人。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 1997 年前走向自由開放。

港人初期對中國頗有期待

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

而在 1980 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 1989 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此後中國政權向新一代施以麵包、把戲、棍棒和洗腦國民教育。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

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

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香港屢遭中共強權壓迫

在 1980 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共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中共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

中國開放改革於 1980 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 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中共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

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 1987 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 1980 年代末因經濟不景氣和政爭無以為繼。

胡耀邦於 1989 年 4 月 15 日與世長辭,中共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 月 18 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 21 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中共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中共的統治,但中共當局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亂。《人民日報》於 4 月 26 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學生與群眾於 27 日環繞北京城遊行抗議當局之誣衊。

天安門事件前夕

到 5 月 4 日抗爭者再次發起遊行,以「反官倒、反腐敗、爭自由」為口號,並於遊行後佔領天安門廣場。數百名學生於 13 日趁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造訪北京時開始絕食,他們不理醫護人員之勸告,拒絕飲牛奶或葡萄糖水,只肯以清水解渴。多名學生因血糖過低而不省人事。

李鵬到 18 日才敷衍地與吾爾開希和王丹等學運領袖會面,實質上是當面訓斥學生,如此缺乏誠意之會談固然會缺乏成果。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部下溫家寶的監視下,於 19 日凌晨探望學生,之後即遭軟禁。學生於 19 日暫停絕食,但李鵬還是於該晚宣佈北京戒嚴,並出動軍隊準備鎮壓。學生勇敢地留守天安門廣場繼續抗爭,而北京市民亦走上街頭勸軍人莫向手無寸鐵之抗爭者動粗。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中共當局。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

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

這種同仇敵愾的情緒,再加上香港人曾受文化中國主義之薰陶,令香港人自覺正在參與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媚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 5 月 20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

八號風球高掛  港民無懼風雨

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 24 日於維園集會,十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 27 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 28 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 150 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

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中共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 6 月 3 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

軍隊於 6 月 4 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

軍隊於 6 月 8 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共「解放軍」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

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8年零26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

六四事件促成香港公民意識

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中共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

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

6 月 4 日,有 150 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 6 月 7 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則由 36% 急增至 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 5 月 21 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 1997 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25%自稱為中國人。


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中共,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師、75% 的藥劑師、80% 的會計師及 90% 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 1997 年前離開香港。

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中共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 6 月 19 日,46 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治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上圖人物為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

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文章經故事網站授權轉載,網站連結 http://gushi.tw/archives/24669 )

※作者第三代香港人。於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主要鑽研香港權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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