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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1日星期四

郭罗基:癡翁非癡 ──悼洪林

图:2014年9月李洪林、于浩成(右)共庆90岁生日


才弔呆公,又哭癡翁。我心憂傷,誰人與共?

  癡翁與呆公同歲。去年十一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際,癡翁李洪林正在醫院做白內障手術。術後急通Skype,我見他狀況不錯,為之慶幸。不料,僅僅過了半年,二○一六年六月一日,癡翁也隨呆公去矣。

  經理性的啟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一九二五年生於遼寧蓋平縣的窮鄉僻壤。家中四個孩子,夭折了三個,洪林是碩果僅存。生於貧賤,又當國難臨頭。「九一八」事變後,六歲的洪林跟著父母流亡。東三省人唱著《流亡曲》湧入關內。《流亡曲》的唱詞中有兩句:「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洪林一家,浪跡天涯,真是走遍了黃河長江的十來個省市。顛沛流離,學無定所,少年洪林養成了自學的習慣;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著少年洪林必須思考,思考自己所處的這個國家,思考這個國家所呈現的社會。

  上大學,李洪林進入了西北農學院。大學是一個信息比較自由的地方。在這以前,他只知道國民黨宣傳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現在他知道,除了這「一個」,還有另「一個」。學校的政治課是《三民主義》,聽起來很乏味。勤於自學、善於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義」之外,找一找,還有沒有別的什麼主義?一找就找到馬克思主義。李洪林「赤化」了。他的學長李殿成是他的啟蒙者,但李殿成從來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李洪林問李殿成:「我們到哪裡去找共產黨?」李殿成說:「我就是共產黨。」李殿成是地下黨特委書記,非但可以介紹李洪林入黨,而且有權批准。他嚴肅地對李洪林說:「你要記住這個日子,從今天起,你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生命。」但這個「新的政治生命」給肉體生命帶來了危險。那時參加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是要殺頭的。李洪林認準共產主義是偉大的事業,一心一意為此而獻身。他自稱,當時的心態好像和尚出家一樣,「六根清淨,一心成佛」。他在《自傳》中說:「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經過思想上的理解,然後投身革命,參加組織。」參加革命還有別的什麼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八十年代,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們,也是從「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走過來的,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勵之、劉賓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銘、郭羅基等,都是四十年代在學校中參加地下黨的青少年;年長一點的于光遠、李昌、李銳、杜潤生、胡績偉、戈揚等,也是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自由化分子」沒有一個是從「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過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自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打江山的時候,無產階級分子沒有幾個,主要的成分是農民,農民中的先鋒是流氓無產者(即痞子先鋒)。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識分子。共產黨內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這兩部分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先鋒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是為了翻身,為追求利益而翻身。當他們翻過身來,又會把別人壓在身下。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為了獻身,為追求理想而獻身,精神上的需要超過物質上的索取。這兩部分不協調的人,在共產黨內演繹出許多驚詫的故事。

  李洪林入黨後,積極投入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爆發。全國學生開展「反饑餓、反內戰」的群眾運動。西北農學院也風起雲湧,李洪林被推選為罷課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通電。他所主編的《農經通訊》,傳播「反饑餓,反內戰」的消息,引起校內三青團的注意。

  千里跋涉赴延安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時局緊張。地下黨領導人李殿成離開西北農學院時,向李洪林交待任務,要他「獨立作戰」。年底,李洪林畢業,根據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農村去教書」,到了郿縣的鄉村師範。他在學生中建立了一個地下圖書館,流轉進步書籍,對學生進行思想啟蒙。這個地下圖書館被國民黨派來的「教導主任」(特務分子)發現,進行追查。李洪林擔心案發,迅速脫身,離開郿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李洪林與李殿成衝過封鎖綫,進入解放區;又橫跨華北和西北兩大解放區,長途跋涉,奔赴延安。到達延安的最後一站,有九十多里路,他興奮得一夜沒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別快。太陽還沒下山,遠遠望見寶塔山,李洪林來到仰慕已久的革命聖地,心情激動,賦詩一首:

  朝發甘谷驛,

  暮見寶塔山。

  輾轉三千里,

  畢竟到延安。

  國民黨要抓他,沒抓到。後來他被抓到了,投入監獄;抓他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李洪林可以逃脫國民黨的追捕,卻逃不脫共產黨的整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六十歲的時候又被共產黨列入黑名單。共產黨倒沒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載,有國難歸。有時,我想當年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是幸運的。他們沒有經歷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沒有因理想失落而陷於悲愴。豪情滿懷,死得其時。

  理想主義者的命運

  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一批從「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走過來的人,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坐天下的時候,這些忠誠的共產黨員漸漸地變成黨內的異議分子。黨內的異議分子被清除出黨,就成了黨外的反對派。李洪林的自傳,書名為《命運》。這就是命運,當年參加革命的理想主義者的命運,理想主義者不改初衷與世抗爭的命運。

  起初,李洪林也是這個體制的代言人。五十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躍進中,他為《紅旗》雜誌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一九五八年「以鋼為綱」,指標從五百三十五萬噸翻一番,翻到一千零七十萬噸。為此,發動九千萬人上山,砍光樹木,砸了鐵鍋,土法煉鋼。勞力都去煉鋼,莊稼熟了爛在地裡沒人收。而煉出來的「鋼」全是無用的鐵疙瘩,這種狂熱的勁頭已經斫喪了國家元氣。然而,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一千八百萬噸鋼產量的高指標。就在此時,李洪林受命於胡喬木,撰寫這樣一篇「鼓勁」的社論,坐在辦公室裡脫離實際地在紙面上論證「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辯證關係。這是一篇日後讓李洪林想起來就臉紅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還批判別人的「自由化」。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讓青春發出光輝!》,署名為「本報評論員」(作者是黎澍),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勵志篇。起初,讀者反映不錯,忽然一道閃電,說這篇文章是提倡「只專不紅」,於是展開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軍,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必須把青年培養成合乎無產階級需要的人才》,指責《讓青春發出光輝!》是「在培養青年問題上的『自由化』路綫」。

  現實在教育李洪林,這個體制總是自己製造自己的對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編輯內部刊物《思想界動態》。武漢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張治水,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洋洋三萬言,反映他在家鄉看到的「三面紅旗」在農村造成的災難。中央辦公廳將信轉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認為信的內容很重要,應當讓中央領導人知道。於是摘了幾千字,編發《思想界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並送到廬山會議上。當時正在批判彭德懷,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善觀氣色,立即扣押不發,還打電話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傳開,都說李洪林出事了。接著,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李洪林成了重點批判對象。據說,給毛主席寫信的張治水是「小彭德懷」,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懷」向黨進攻。《思想界動態》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鍛煉」。為了糾正「右傾」思想,讓他接觸實際;但接觸實際以後,他的思想卻越發「右傾」了。

  李洪林在農村看到的是一片衰敗景象。人民公社成了農民的牢籠,農民外出要飯還得經公社批准,農民非但沒有免於匱乏的自由,連要飯的自由都沒有,完全成了束縛於土地的農奴。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感到大事不妙,嚴重的問題是難以瞭解真實情況。他要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團)的戰士回家探親後每人寫個報告。他又向幾個省派出調查組,田家英負責的調查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領導下進駐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劉少奇的家鄉。這個地方大躍進以來餓死很多人,有的農戶死絕了。活著的人勉強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訪問一個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飯。鍋裡煮的是青杏加麩皮,沒有一點糧食。四個孩子圍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殼,孩子們正聚精會神地從中尋找碾米時遺留下來的稻粒,找到一粒,趕緊往嘴裡送。李洪林自責:「我們怎麼對得起這些可憐的孩子?」

  調查組由李洪林執筆,如實寫了一個報告。田家英認為這個報告把大躍進的破壞作用說得很透。報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惱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頓。田家英是有擔當的,把責任攔在自己身上,保護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瞭解真實情況,真實情況報上來又觸犯了逆鱗。

  從湖南回北京後,李洪林的內心衝突很激烈。入黨的時候誓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農民搞得沒有飯吃,這就是社會主義?最痛苦的是不能說真話,假話盛行。他不能昧著良心講假話,所以決心告別為政治服務的理論工作,把歷年的藏書除了幾本綫裝書都賣了,要求調動。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組為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隨大流成為研究人員,入了行就難以脫身。

  反對「現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後,李洪林被調去做救災工作。運送救災物資,第一要緊的是毛的小紅書和石膏像,糧食和藥品還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惡毒攻擊」,維護秩序也在其次。一個老漢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槍斃。毛的追悼會上,沒有眼淚也要乾嚎幾聲。凡此種種,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領袖和人民的關係。

  粉碎「四人幫」以後,李洪林的本職工作是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兼職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而他全神貫注的是寫文章,投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胡耀邦說: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出現了一批理論上的「闖將」。李洪林是這批「闖將」中的先鋒。

  華國鋒作為繼承「偉大領袖」的「英明領袖」,無以服眾,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靈,祭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繼續禁錮思想、反對變革、堵塞前進的道路。胡耀邦主導的真理標準討論,是破兩個「凡是」的法寶。只要亮出「實踐檢驗」,毛主席的決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麼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還是尊神,碰不得的,議論一下都不行的,議論、攻擊毛主席是要當「反革命」的。真理標準討論解放了思想,在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上又停住了。

  一九七八年初,李洪林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科學和迷信》。他後來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寫過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學和迷信》。我覺得如果不從毛澤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不可能從泥坑裡爬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大道。」(《百年話滄桑》)但文章的內容還說毛澤東思想是科學,毛主席是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幫搞的。

  解放思想的歷程是很艱難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話說穿。在一個時期內,只能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反對毛主席的錯誤。就是這樣一篇文章,《人民日報》猶豫不決,有人主張發,有人主張不發,結果還是不發。

  真理標準討論發動後,形勢有所變化。《中國青年》復刊,向李洪林約稿。他將《科學和迷信》改寫為《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文章經胡耀邦看過,建議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提出了「現代迷信」的概念,針對性更強。當時第二號權勢人物汪東興,指責《中國青年》不登華主席的題詞,沒有「高舉」,勒令查禁。有人把整個一本雜誌分頁貼在西單民主墻上,讓大家公議。群情洶洶,汪東興不得不收回成命。經過一番較量,《中國青年》聲名大振,特約評論員文章和「現代迷信」的說法不脛而走。

從反對「現代迷信」拱到尊神毛澤東

  思想解放派有一個策略,叫做「一點一點往前拱」,不能得寸進尺,得寸進寸總可以吧。

  《中國青年》的主編關志豪,派了一個編輯名叫程祖旋,遠道來到北大,向我約稿。他說:「現在從『迷信』拱到『現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們從十月份的《光明日報》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運動」的概念。他說:「能不能從『現代迷信』拱到『造神運動』,再拱出神是毛澤東?」我說:「可以呀!」欣然領命。

  文革中,我長久的思考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思想基礎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是人民的不覺悟。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對派即反聶派在「五四」廣場舉行群眾大會,我在會上作主題演講。演講的內容大多涉及校內的糾紛,我也力圖進行一些思想啟蒙。這次找到一個機會,以批評聶元梓為由借題發揮。我先抬出權威:「馬克思很贊賞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革命家的說法:『偉大人物之所以看起來偉大,是因為你自己跪著。』」然後對保聶派的人們說:「你們把聶元梓看得很偉大,也是因為你們自己跪著。」我發出一個號召:「可憐的人們,站起來吧!」我提供了一種思維方法:是站著看人還是跪著看人?我們這個反對派,不僅反聶元梓,還有一股潛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暗流。他們都是聰明人,聽懂了我的意思,狂熱鼓掌。這一點,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年代,我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趕浪頭,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時,為了批判劉少奇,正在放電影《清宮秘史》。影片中,奴才們見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從此,我們這個反對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擁護聶元梓的那一派,稱作「喳派」,聶元梓得了一個外號,叫「老佛爺」。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豈止北大擁護聶元梓的人們,真正的「老佛爺」也不是聶元梓。

  《中國青年》的約稿正中下懷。但我要謹慎小心,弄不好會被北大的保守勢力揪住辮子,翻出老賬,說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毛澤東說:「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不就是毛澤東思想嗎?那麼,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澤東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為二?如果說「不能」,理論就不徹底了,怎麼說服人?如果說「能」,那就不能禁止人們議論、批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所以我的題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理論要徹底」也是來自權威──馬克思。他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是思想解放運動中第一篇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文章。交稿後,《中國青年》又不敢發表了,說是「太露骨」。

  這就來到了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實際上的靈魂人物是于光遠。六個組的「闖將」們,每天晚上都三三兩兩地到他的房間進行串聯,交流信息,討論進程。在系統清算了兩個「凡是」之後,大家認為,下一個主題應該是針對兩個「凡是」所維護的尊神毛澤東。我說,我寫了一篇批判造神運動的文章,沒處發表。有幾個人就說,我們到會上去「加溫」。幾天之內,各個組都在討論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左傾路綫和毛澤東的責任。傳出去就是外電報道的中國「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長篇發言,李的題目是《領袖和人民》,王的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崇拜》。

  我本來也要在會上發言。張顯揚、王貴秀看過我的文章後,建議交《紅旗》發表。《紅旗》本是「凡是」派的陣地。主編熊復在會上作了檢討。張和王的意思是拿這篇文章去試探一下,他是真認錯還是假檢討?熊復接到文章後,不說發還是不發,而是「送審」。一般情況下,「送審」總是凶多吉少。這是矛盾上交,推卸責任。這一回,「送審」的是中宣部長胡耀邦,有點不一樣。過了幾天,傳下話來,他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紅旗》不得不奉命發表,刊登在三月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說了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殺頭。我免當「反革命」了。但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後,形勢逆轉,我的文章還是成了「大毒草」。

  李洪林、王若水的發言全文刊登理論務虛會的《簡報》。按規定,《簡報》不得外傳,實際上傳得很廣,還流行手抄本。為了衝開禁錮,人們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觀點。《簡報》傳到遼寧,推動了張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遼寧省委,正在重審張志新案,主張平反的和反對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主張平反的人們直起腰來,說:如果張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該槍斃;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論務虛會上大放厥詞,張志新就該平反。張志新有什麼錯?不過是講早了。張志新的平反,追認為烈士,又極大地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十九日,《人民日報》連續兩天發表了《領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論點「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們紛紛從監獄或勞改場所輾轉傳出信件,托親友寄給李洪林,要求為他們伸冤。李洪林把問題歸納一下,附上原件,寄給鄧小平。鄧批示:「請耀邦同志處理」。胡耀邦雷厲風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一次,限期報告處理結果。結果出來了,共有二百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啊!」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作出的一大貢獻。

  李洪林有三大貢獻

  李洪林還有兩大貢獻。

  理論務虛會原計劃分兩段進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參加,第二段擴大到全國的理論工作者。第一段進行的時候,引發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動京師,遠播四方。會議開始的時候,鄧小平有兩條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討論了一個多月,鄧小平卻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胡喬木也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鄧小平與胡喬木合謀,將「五個否定」改造製作為「四個堅持」。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後,理論務虛會草草收場。鄧小平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這個講話違反了他自己參與奠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導致左傾路綫回潮。

  在討論鄧小平的講話時,我們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心情非常鬱悶。當時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而他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對。我們這些「闖將」一時無用武之地。對鄧小平的講話既沒有擁護,也不表示反對。我記得李洪林在會下說:「我們要想想辦法,總能想出辦法來的。」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洪林的《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大家眼睛一亮,為之叫好,還是李洪林想出辦法來了。「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把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否定了,但沒有否定堅持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大家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寫四篇「堅持什麼樣的」基本原則。胡喬木說:李洪林是從反面提出問題的。清華大學的黨委告狀了,他們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穩定了學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發,全都衝亂了。衝得好!

  鄧小平講話後,引發「說三道四」的鬥爭。有人「說三」,說三中全會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項基本原則。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會的精神來解釋四項基本原則。他還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執行三中全會路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納入「執行三中全會路綫」的軌道,推動思想解放運動在頓挫中繼續前進。

  一九七九年初,三聯書店創辦《讀書》雜誌,向李洪林約稿。李洪林寫了一篇《打破讀書的禁區》。編者將題目改為《讀書無禁區》,作為創刊號的首選。文章面世後,有人熱烈歡迎,有人猛烈反對,總之是激烈爭論。《讀書》雜誌將不同意見同時發表,吸引了廣大的讀者,初創即打開局面。首印五萬冊,被搶購一空,又加印五萬冊。無論如何,「讀書無禁區」成了《讀書》雜誌的獨家招牌。

  讀書有沒有禁區?問題的實質是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沒有出書的自由?讀書無禁區,出書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書有禁區,所讀的書已在禁區之中,高喊「讀書無禁區」有何意義?與此相關,還應當是讀報無禁區,辦報有自由,即新聞自由。這些都是人民理應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會的常識,在中國卻是大問題。所以,是中國的現實賦予「讀書無禁區」以重大的意義。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這一口號以及它引起的爭論,至今餘音不絕,就因為中國的現實沒有多大改變。如今閱讀已延伸至互聯網,現代科技便於信息的自由傳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國發明了「擋火牆」,把大量信息當作野火擋在域外,中國人只能在禁區內上網。爭取信息自由──讀書無禁區,出書有自由;讀報無禁區,辦報有自由;上網無禁區,建網有自由;還將是中國人長期奮鬥的目標。

  癡心自由成囚徒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在三中全會之後颳了一陣逆風。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強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還掀起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頂風前進。到了一九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號,則是調轉了槍口,扼殺思想解放運動,一個一個收拾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闖將」。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飛鳥盡,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論往往矛頭向上,他們同樣也要將實踐標準用到鄧小平身上,是潛在的威脅。二是波蘭團結工會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構成對共產黨政權的威脅。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理論務虛會被說成「自由化之源」。一九八一年進入「反自由化」的週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壓下去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鋸。直到一九八九年,自由化思潮演變為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鄧小平調動軍隊,實行武器的批判,才結束了「反自由化」的一個週期,而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此壽終正寢。

  「反自由化」的第一個回合是一九八一年批判電影《苦戀》以及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太陽和人》。一九八二年,就輪到理論界了。三月,中宣部召開北京地區理論工作座談會,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是籌辦者。時任中宣部長的王任重,作了一個開明的講話,鼓勵大家「敢想、敢說、敢寫」,許諾實行「三不主義」,保證決不「秋後算賬」。《光明日報》副總編馬沛文發言,說:外界盛傳郭羅基被調動,限期到南京大學報到,否則將戶口強行遷出北京。「如果傳聞屬實,理論工作者怎麼能敢想、敢寫、敢說呢?郭羅基不就是前車之鑒嗎?」鄧力群拿著刊登馬沛文發言的簡報,向鄧小平告王任重的狀,說這個座談會鼓勵「自由化」。鄧小平一聽大發雷霆,當場拍板讓鄧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讓鄧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執行。鄧力群發動了一場政變,理論工作座談會中途換馬。鄧力群一上台,理論工作座談會變調,成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會。前不久,胡喬木摔出一頂帽子:「郭羅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鄧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羅基的材料。李拒絕,他說:背著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不應該再這樣幹。上海有一份座談會記錄,反對中央「反自由化」的決策。鄧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問發言者的名單。李洪林再次拒絕。鄧力群將李洪林免職,但不讓他離開中宣部,而是漸漸消磨地整人。

  一九八三年,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作報告,鄧力群作補充報告,他點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點人物是六個:周揚、王若水、胡績偉、李洪林、郭羅基、阮銘。「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只維持了二十八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卻揪住李洪林不放,開了五次大會,進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據理抗辯,批判完了,沒有結論。鄧力群這才允許李洪林離開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歡迎李洪林去。李洪林的命運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軟禁,他在福建卻受重用,擔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高潮期間,李洪林正在北京。五月十四日,他參與了戴晴發起的十二知識分子行動,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事後,被陳希同的「平暴報告」誣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將去,押送北京,關了將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過六十四歲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國民黨的牢獄之災,卻成為共產黨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學異化成迷信,

  理論昇華為風雲。

  鍾情不悔衣帶寬,

  憂國竟陷羅網深。

  長夜孤燈伊人淚,

  萬里河山兒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夢,

  劫後空餘百創身。

  八十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羅基的「迂夫」都是別人取的外號,唯李洪林的「癡翁」為自號自嘲。雖云癡,非常癡,乃癡心不改、癡情不移之癡。待到「劫後空餘百創身」,猶有「鍾情不悔」,豈非癡哉!

  自由化自有後來人

  九十年代,介紹李洪林入黨、並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問:「你看這個黨還像當年咱們苦苦尋找的那個黨嗎?」問句中已經包含了答案。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共產黨的專制化,我們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對國民黨的專制之後,又反對共產黨的專制。在「反自由化」運動中,昔日忠誠的共產黨員被共產黨清除出黨;也可以說,在理想主義者身上清除了腐敗的共產黨。歷史提出的任務是不會輕易消失的,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幾代人為之付出努力。我們這一代人過去了,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後之來者。中國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個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出現在東方,才可以說真正崛起了。

  洪林,安息吧!

二○一六年六月
於美國奧馬哈

——原载《争鸣》杂志2016年7月号、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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