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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

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宋石男)

(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有个公知朋友称,"中国人有句老话,事后诸葛亮。总喜欢用太多的后见之明来框削自身从未身历的生活和他人的选择,而不愿意尽可能更多去理解历史场景中的人事,完全呈现出一种局外人的轻松姿态和当代傲慢。多理解世俗生活的丰富性残酷性,而非用概念和后见之明来框削,这才是下判断的基础"。
这个朋友应该是针对朋友圈中对老舍的一些评价而发。或许还包括对钱杨之争乃至莫言获奖之争的感慨。我认为朋友这种观点,看上去实诚,其实糊涂。
今人皆为后见,对历史人物而言也皆属旁观者,但只要有史据有逻辑有立场,其评价就很难以"后见之明"一棒打杀。以"后见之明"否定不同立场者的历史评价,其实更是在否定不同立场者的现实评价。在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附共非耻即愚。这既是历史评价,也是现实立场。一切历史评价都蕴含现实评价。而历史评价之分岐,也往往不在历史,而在现实。
具体到老舍本人,我对他有了解之同情。少年时代我还是文学青年时,深深为他的一些短篇(如写初恋的《微神》)、中篇(如《月牙儿》)以及长篇(如《骆驼祥子》和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打动、吸引。可是,请让我们暂时搁置他的文学才华,转而看看1949年后他的另外一些政治色彩浓郁的作品。仅仅阅读他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及棍子文章,我们就很难说他的受难是完全无辜的。至少,比起大饥荒死亡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似乎没那么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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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
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我将老舍看成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这悲剧性,他个人也有份参与制造。就其后半生际遇而言,我是同情的,或者更准确说,是遗憾的。谁若简单地将他视为死得其所的极权帮闲,或者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在我看来都过于草率。死得其所意味着极权迫害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部分合理性,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则抹杀了老舍后半生际遇的复杂性,尤其是他应为个人言行承担的责任。不过,在老舍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上,我也不想过苛。事实上要作出此类道德判断也非常棘手。就老舍之死,我们能做的主要还是谴责极权。无论老舍本人就1949年后自己的言行应当负何等责任,极权迫害他致死的行为,都没有任何法理及道德的正当性。
写到末了,忽然想起一句话,"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这是老舍短篇小说《恋》中的话,或许也是他天真伤怀的一生谶语。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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