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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

莫之许:中国压制反对人士的新手段


中国更精细的「冻结时代」是最为可能的未来。
8月2日到8月6日,—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勾宏国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天津上演,最终,在官方指定律师、拒绝家属旁听、精心安排境外媒体等措施之下,当事人认罪悔过,官方媒体大书特书,一场公开的秘密审判,一场精心排演的「审判」大戏,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延续了此前「官媒审判」等手段的张扬,更特别突出颠覆罪等政治符号,为多年来所罕见,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化时代的降临。
1989年镇压后,中共重启市场化、全球化,全力发展经济以「绩效合法性」,进而巩固政权,同时,对于政治反对也继续保持着高压态势,并不吝于专政打击,如1998年针对中国民主党的严厉镇压。由于现行体制的运行高度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又高度依赖于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大陆当局为保持社会稳定,维持专政体制,固然会对于各种挑战持续压制打击,但也往往会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相对低调地进行(法轮功可能是一个例外)。
2008年底,刘晓波等人所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当局采取了「不争论」的立场,一边对刘晓波加以重判,一边却对《零八宪章》及其群体视若无物,并不曾动用宣传工具加以反击,即使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依然如此。此外,在罪名上,当局也会谨慎使用,在北京地区,自从刘晓波2008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之后,在此次天津案件之前,竟然没有一个人因同样罪名被捕,即使是声势不小的新公民运动,也都是以非政治的罪名加以处理。

中国面临极权恐怖政策复兴

近年来,这一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十八大之后,当局加大了对民间社会的压制和打击力度,在手段上也越发具有压制性,《刑事诉讼法》修正带来的指定场所监视居住、涉及国安罪名刑拘期间不得会见律师等等,被广泛使用,同时,也加强了附带的宣传攻势,高调「亮剑」,尤其是2013年清网行动以来,「电视认罪」开始流行,据不完全统计,经历过这种「官媒审判」,且被民间普遍视为政治打压的案件,至少有薛蛮子案、高瑜案、维权律师案(附带屠夫吴淦案、山东潍坊访民案、王宇案等)、张六毛案、浦志强案、劳工NGO案、铜锣湾书店案、彼得.达林案,以及张凯案等十多起。这一转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裴敏欣等人就认为,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
不过,直到此次审判为止,当局尽管扩大打击、高调亮剑,却依旧沿袭了过往去政治化的偏好,上述被公认是出于政治打压目的案件,罪名却并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是寻衅滋事、非法集会、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罪名,在一开始,此次天津审理的周世锋等人的案件也是如此,一年以前抓人时,官方宣称打掉的是「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而在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的反复轰炸中,而上述人等的主观意图,则为的是闹事取利,「对于律所而言,炒作是扬名获利的『捷径』。经过一系列热点案事件的炒作,锋锐所名声大振、财源广进。」
然而,案件最终转向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起诉、定罪,宣传机器的调门也更加高亢,审判的新闻,甚至登上了最为重要的宣传平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意味着,当局除了不再隐藏对于社会的压制立场之外,也不再回避,而是突出自己的政治意图。

高调亮剑

这一转变的出现,首先是中共体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升高的产物。市场化通过经济增长,向体制输送了「绩效合法性」,但市场化也产生了庞大的体制外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特有的体制现实面前,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在权利上,新社会阶层都具有相当的被剥夺感,从而对于体制有着某种疏离乃至对立,在中国市场化、法制化的基本进程下,民间维权运动逐步兴起,此外,社交媒体上的自由化言论也相当活跃,近年来,依托社交网络的兴起,中国民间更逐渐形成了一种死磕律师与访民圈、公民圈相结合,通过舆论尤其网络加以动员,最终进行现场围观的维权抗争模式。
对此,当局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无形社会压力,出体制扩大打击,高调亮剑的模式,目的在于形成对民间发育的普遍性性威慑。一方面持续将各种积极分子(新黑五类包括维权律师,地下宗教、访民群体、异议人士、网络意见领袖)通过专政的手段移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则通过高调的亮剑,吓阻潜在的积极分子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其实是一种主动冻结社会的策略,已经展露无余。

准政治性抗争形成

而在上述维权抗争模式中,有一些人走得更远,一些具有更明确政治反对意识的人士如胡石根参与了进来,并自觉地推动事件的进展,在上述维权抗争模式的基础上,更自觉地推进资金上的公募公用、更积极地采取各种动员方式,以实现人员上的规模扩大和跨区域的围观,在一些案件如此次起诉中反复提及的建三江事件和郑州三看等事件中,由于参与者俱有相对自觉的政治意识,采取了近乎正面抗争的表达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超越法治维权的准政治性抗争模式的形成。
在当局的眼里,前述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与体制的天然对立,犹如是一堆干柴,而这种具有鲜明政治指向的抗胀模式,则相当于一根火柴,必须加以尽早和彻底的扑灭,并形成对于具有明确政治反对意识人士的针对性打击。一年前的709大抓捕的发生表明,当局并没有无视这一模式的出现,而如今的审判则表明,当局抛弃了以往的去政治化模式,转而突出了民间抗争者的政治意图,其目的也很明显,通过政治审判,可以对政治积极分子形成针对性的打击和威慑,同时警告其他成员与之保持距离。换言之,这实际是进一步冻结社会的新阶段。
对于当局的这一意图,不应有所误判,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去政治化的思路,也体现在维权运动当中,对于此次当局的政治审判,也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胡石根等人努力的指向,但这不仅无助于认知当局的用心,也不足以彰显受难者的高度,更达不到任何可见的效果,突然折损了民间政治反对的立场,如赵楚先生所言: 「周世锋等宣判,主要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周等被告对此供认不讳。我觉得,本案中没有什么比这个罪名更准确、更无争议、更有历史意义的。假装周等人的支持者…….千方百计试图证明此罪名不成立,这既无耻无聊,也枉费心机。周等人及其真正支持者所为所思,当然是颠覆国家政权。」

中国富豪为大批逃亡做准备

而在另一方面,既要看到当局的用心,也不必过度惊慌。一方面,可以肯定,这一做法势必遭遇到越来越强的国际批评,甚至反制。事实上,随着外国公民被海外抓捕和被电视认罪,已经可以观察到国际媒体在中国人权事务上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一致的关注,以及外国政府在中国人权事务上越来越一致和协调的立场,这也表明,这一做法并不会无限制扩张,也有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
另一方面,政治高压也会使得更多人对未来失望,刺激更多的新社会阶层移民或转移资产,如沈大伟所言:「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也因此,当局提前清除反对力量、冻结社会的措施,固然能有效地降低有组织抗争的频率和规模,但对于体制而言,也要付出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离心离德的代价。
可以猜想,在国际环境、新社会阶层离心倾向和冻结措施这三重目标的制约下,当局最可能不断尝试采取某种组合策略,以便既可以有效地去除积极分子,继续冻结社会,又不至于过多地影响到富裕阶层等主流群体。此次审判当局的做法中,就显示出了种种「创意」或「策略」的成分,一改以前维稳时代只有蛮横,同时又很颟顸的状态,从考拉的微博亮相,动员香港媒体报导王宇,再到法庭上的逼迫认罪、以及整体上伪装公开审判等等,都体现出某种精细化操作的痕迹,因此,尽管可以断言新的政治化时代已经降临,但精细的而非粗放的冻结时代,才是更为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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