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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王軍濤:高瑜想幫中共解扣卻成當局眼中釘

高 瑜或許可以算當代中國最具有世界聲譽的新聞記者——她先後榮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自由金筆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記者 無國界新聞獎、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近年來,年屆古稀的高瑜筆鋒不老,身居北京的她,密切關注、及時反映中國的變化,凝聚共識,呼籲憲政。

2014年4月24日,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運牽動海內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訊新聞網和中國研究院聯合舉行研討會,來自中 國、美國、德國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紛紛發言。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這些發言,除個別人士未能聯絡到外,都經過了本人審訂。現全文刊載如下。



毛毛曾考慮請她寫鄧小平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我介紹一下高瑜。高瑜被抓之後我挺難受,她這是第三次被抓了,前兩次被抓都是跟我們的一些事情有關係。

高瑜是1944年出生的,她的簡歷中比較"硬"的東西我不介紹了,維基百科上都有,大家可以查一下。她在人大讀書的時候,丁子霖是她的班主任。她後來多次自豪地提到這一點。

高瑜在思想上一直是比較追求獨立的人,舉個例子:她的先生老趙,是"林立果小艦隊"的,當時被查,但那個時候她還是繼續跟他結婚、生子,老趙出來以後很長 時間沒有工作,高瑜沒有任何怨言。老趙由於在關押期間身心都受到摧殘,身體不好,但高瑜一直都在盡她的責任,從來沒有動搖過。

高瑜在1986年前後開始走向一個真正的記者職業生涯,她是從人民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做了,當時她在中新社,她走向這條路跟當年我、陳子明、陳小平在北京的 交往有關係。我跟高瑜認識是在1986年。當時胡耀邦搞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高瑜在中新社是高級記者,主要工作是向世界(主要是香港和台 灣)的一些刊物撰寫文章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名人和事件,這個精神文明決議和她的工作有關。當時某個部門也把我找去參加座談,她覺得我講的觀點比較 有新意,就把我請到她家裡去,從那個時候開始大約每兩個星期我就去一次她家,就某一個時髦的話題聊天,她請我吃飯。

由於她在中新社的工作關係,那個時候她就代表官方和港台媒體建立了聯繫,這些媒體應該說都是親中共當局的——其實我們把高瑜這個人呈現出來,會發現高瑜無 須保護:她是在1986年就開始考慮用她這支筆推動共產黨的改革。在這之前她也跟我講過她的興趣,她當時和林豆豆、羅點點都有聯繫,她想從被共產黨打入另 冊的人那裡了解情況,寫些歷史。

她跟鄧毛毛關係也好,鄧毛毛一度考慮由她來寫鄧小平。當時我們談起,如果寫鄧小平怎麼寫?我說你如果想推動改革開放的話,當然應該在改革開放的思路下,把 鄧的功勞多寫一點,給他定一個位。我知道鄧小平、朱鎔基這些人都喜歡看外邊的人對他怎麼評價,看到好的評價,會促進他們往前再走一步。

到後來她出事了,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主要社會關係,多是共產黨中推動改革開放的、或者是她覺得被打入另類的那些人,她覺得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對共產黨思考自 己的錯誤、問題和整個國家進步有好處,有積極意義,她總是寫這些內容的文章。她也說過,作為一個文化人,她特別想寫一個關於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劇本,這就看 出來她的文化底蘊也是相當地深厚。

和我認識了以後,我就把她和子明、陳小平、我們這個團隊中的閔琦等其他人,都介紹接觸了,正好我們在做一個新的團體,高瑜很願意幫我們做一些工作,她介紹 我們認識了徐四民——當時徐四民是香港政協委員中的媒體代表,每次他到北京,總是要跟我們見面談一次,然後會把我們的一些想法拿到全國政協的會議上去。每 次徐四民和我們談完都挺激動的,感慨中國還有這麼一批人。

1988年3月,我們接過《經濟學週報》,《經濟學週報》很快就有了一些變化,胡啟立在一次會議上就點了我的名字,說"聽說王軍濤去接了《經濟學週報》, 他是怎麼去的要查一下"。主編何家棟先生出於保護我,就把我從《經濟學週報》的副主編位置撤下來,安排我到深圳蛇口工業區、陝西延安地區和山東兗州礦務局 搞調研。這時候我們跟高瑜說,你能不能把中新社的高級記者辭掉,到《經濟學週報》來當副主編?我們那個報雖然是中宣部直屬的13家廳局級報紙,但實際上已 經民辦了。高瑜義無反顧就來了,而且做羅點點的工作,兩個人都到了《經濟學週報》,一個做副主編,一個做副社長。

高瑜來《經濟學週報》之後立即搞了幾篇重頭文章,其中有影響很大的、被陳希同"89報告"中提到了的嚴家祺與溫元凱對話錄,明確提出來"中國改革不進則 退,搞不好會進入勃列日涅夫停滯期"——你可以看出來,雖然陳希同報告中對這篇文章上那麼高的綱,但高瑜關注的其實還是共產黨的改革,並沒有在體制架構之 外去談。

她想幫著共產黨解扣

在這些過程當中,高瑜對政治越來越關心,與共產黨中有改革思想的、而且受過打壓的團體就有了廣泛的聯繫,和胡績偉先生等人大的一批主張改革的人也建立了很 好的關係。對於1989年政治事件,海外開放社會關注的重心都在學生身上,而共產黨的實際關注重心始終是在黨內的這些人。到了1989年,學生是在開槍十 天後開始受到通緝的,而高瑜和曹思源,都是在5月就開始被通緝,6月初就抓了他們。曹思源是因為要動員人大常委們開緊急會議,高瑜是因為在胡績偉等人和學 生之間做了一些斡旋,希望給一些時間,讓學生撤出廣場,同時希望人大表態,對學生的熱情給予肯定。這跟我所知道的閻明復、李鐵映甚至陳希同、李錫銘的說 法,並沒什麼太大區別,連李鵬公開對學生談的,也就是這麼個意思——當然李鵬公開說他是共產黨員,真正的觀點他不說,說出來的都是"你們動機是好的"之 類。

運動被鎮壓之後,共產黨不認賬了,高瑜也被抓了,查下來之後覺得高瑜確實也沒有什麼,就是在憲法和黨章的架構之中進行活動,一年之後(陳小平:450 天。)得到釋放,被羈押的時間也不算是很長——在度過"六四"週年以後,當共產黨覺得沒有什麼威脅的時候,很多人被陸續釋放。

釋放之後,高瑜就開始進行了另一輪工作。徐四民其實是一個連李鵬都很喜歡的人,高瑜的很多文章恰恰都發表在徐四民的《鏡報》上。她當時做了一件事,我在監 獄裡有23次絕食,我父親當時就寫文章向上邊反映這些事,是高瑜找了她的大學同學高潮,送到了喬石那裡,喬石就讓兩個《法制日報》記者、又是我們北大77 級的校友做調查,調查後說反映基本屬實,這樣就開始給我看病等等。後來高瑜又對中國其它的政治犯,特別是"六四"時受迫害的犯人的情況,做內外溝通,包括 讓徐四民出面勸李鵬,讓李鵬態度能軟一點,因為李鵬當時的態度最強硬。李鵬開始說不行,徐四民就說這對中國吸引外資沒有好處,李鵬說要是從中國吸引外資的 角度,可以考慮。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雖然在政治方面高瑜做了許多幫助異議人士爭取人權的工作,但很大意義上她也還是想幫著共產黨解扣,讓它的罪惡錯誤不要更重。她主要的 活動對象,還是共產黨中離休的或在任的幹部。高瑜在我出國之後就再次被抓了,後來何家棟先生在我出國後三個月給我來了一封信,提到預審員對他講,王軍濤判 了13年,只坐了四年半牢,有八年半沒坐,說讓高瑜和畢誼民兩個人把這個牢坐滿,畢誼民三年,高瑜六年——當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個說法,中國法律也沒有那麼 簡單。

他們那次說高瑜"洩密",其實指的是洩給徐四民的媒體。徐四民本身是全國政協委員啊,照理說在徐四民那裡發的文章也不足以給高瑜定罪,後來官方要求徐四民和共產黨"保持一致"。高瑜那次非常了不起,在監獄裡關押的時候,還和何家棟聯繫,講起裡面的情況。


高瑜著《我的六四》。

這次出獄之後,她繼續為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做了些事情,這個時候她獲得了一系列的國際大獎,奠定了她在海外媒體中的影響力。一開始高瑜還寫一些時論和時評 的文章,在薄熙來唱紅打黑的事情成了熱點之後,在十八大前後,中國向什麼方向走的話題突然有異議的時候,我覺得高瑜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嗅覺和能力就出來 了,她開始和各個方面的人廣泛接觸,我記得當時包括偉東、柏光等這些人的動向都是高瑜告訴我的,她接觸了很多人包括張木生、陳小魯、馬曉力等等,各派都接 觸,交際甚廣。高瑜自覺地選擇了一個定位,就是"推動中國政治走向著憲政和民主的方向"。越到後來她越清楚,她聯繫一批老的,過去在"一二九"一代的共產 黨裡的改革派,比如在《炎黃春秋》的一些老同志家裡定期聚會,她把他們的一些意見在海外的媒體上發出來,這些成了她的特色,因為她信息多,也跟其它一些媒 體,像何頻先生的明鏡集團等有交流和討論。

我覺得媒體就應該是這樣:別人有的東西我也登,但有自己獨立的信息來源,高瑜只是其中之一。從立場上來說,高瑜的時評雖然也有一些對習近平和共產黨執政者 的批評,但是基本上還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建議這個國家往什麼方向走更好。我記得習近平在南巡講話出來之後,我和她在skype上聊,她還說習近平的南巡 講話是準備繼承鄧、反對毛。當時胡錦濤在建國60週年後想打通毛鄧,這是有點左派回潮,而江是主張區分前後30年,高瑜說習近平的姿態還是繼承鄧,繼續推 進改革開放,對此她抱了些期待。她有一篇文章德國之聲沒有發,其中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薄熙來做了一些肯定。

高瑜不是一個激進派

我對高瑜的總體印象,我覺得高瑜就是一個記者,主要把社會各方面的信息綜合起來,通過媒體傳遞到社會上去,特別是把各種政治意見的討論表達出來。至於說 "洩密",我不相信。高瑜作為一個記者,最擅長的不是陳述事實、寫故事,最擅長的是把意見綜合地表達出來。再一個,她在政治光譜當中不是一個激進派,雖然 她和激進派有很多來往,和激進派做很好的朋友,有很多交流,在一些方面挺贊成和尊重他們,但她基本表述的立場,包括平常接觸的人,都還是共產黨中的在各個 歷史時期推動中國進步的一些人。

所謂她的"罪"中有一條,是說她參加了幾個海外的會,這讓我覺得有些蹊蹺——習近平抓的一些人,我覺得蹊蹺。在周永康主政後期,抓人是先警告你不許幹,你 出國我不讓你出國,如果你不聽,"犯規",那就要抓你了。但是習近平時期是不警告你,你幹了之後我再抓你。高瑜兩次出國開世界民主化大會,簽証護照等,當 局都放行讓她出來了,這要是在胡錦濤和周永康後期是不會讓你出來的。這就使得我想:抓高瑜是高層比較成熟的決定,還是底下有些力量想故意"做局"陷害高 瑜,把一些矛盾激化?我個人認為有這個可能。因為從1976年到現在,我參與中國政治,我知道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作為執政黨主要掌權者,一次只想解決一 個問題,也不想樹敵太多,但是他的政敵往往也給他製造出一些麻煩來。我希望中共當局要意識到高瑜是得到世界範圍內尊敬的記者,在這麼長的記者生涯中一直是 推動中國各種力量,形成中國改革開放進步的共識,在這一點上,她從來沒有站在被共產黨判定為敵對的、很激進的立場上。當然共產黨也有很多派別,有的是敵視 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但高瑜是站在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邊的,她所採取的方式和主張的路,還是在打造一個民族的共識。(未完待續。 選自明鏡出版社 《中國新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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