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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人物周刊:身体力行的宪法人——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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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著名宪法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张千帆午后的冬日里,一手托着羽绒服,配合摄影师的指令,表情一惯的严肃。
让他紧锁眉心的是一个揪心的消息——一年前找他求助的老上访户李桂荣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该怎么帮呢?这样的事律师和媒体都不感兴趣了。"他倍感无力。
"中国很多问题靠上访是解决不了的,与其去上访,不如通过其他途径。"他默然了片刻,叹了口气:"但制度建设是比较长远的,对她一家的境遇也不一定有什么直接作用。"
零下4度,阳光很好,一场举国瞩目的会议刚刚结束。离春天还需要好几个月,人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我们的采访一周后,一段主题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宪政》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疯传。在演讲中,张千帆痛陈专制社会对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国国民的人格缺陷。
这是一年前辛亥革命百年庆之际,他为北大新生所做的一次演讲。事先,活动征得了校方的批准,临时,又被通知"调整"到一个只能容纳150人的小教室。当天,来听讲座的学生黑压压地挤满了整个会场,连讲桌四周的空地都蹲满了听众。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时候怎么有人把这个翻了出来。"他在电话那头琢磨。
逆流而上
几天后,张千帆站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旧址上,感慨良多。
"以我一个搞法学的看,这是一次宪法大事件,它几乎涵盖了所有宪法领域,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党内民主,还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它酿成的恶果,最终导致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
在随后一场以"出世和入世"为主题的会议上,他面对在场的宗教、文化界人士,正色道:大家可以平衡好心态,也该享受生活,但也不要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产生逃避心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是没有谁赐予我们权利和自由的,最后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在日常教学之外,他投身于各种关涉民生、牵扯多重利益的社会"症结"项目研究,其中包括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问题、农村土地管理和拆迁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选举问题等等。
"宪法是拿来用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张千帆念唠起已故挚友蔡定剑的信条。他们相识于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在理念上非常相近。在悼念文章里,他盛赞这位"宪政殉道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直面现实,毫不犬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忧国忧民而积极进取"。
他在这篇题为《不死的殉道者》的文章中写道:"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是要见上帝的;等到哪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会不会也丢下同样的这句话——打了败仗。"
一年前,张千帆所主持的高考招生和教育公平的项目已经收尾。今年,国务院出台了随迁子女高考政策。
"我们学者的职责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找到最合理的方案。最合理的方案不一定最可行。现在实施的方案最可行,但问题很多。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越是合理的方案,变成越不可行,而很可行的方案,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他把自己的角色比喻成一个"脑子","我们没有胳膊、没有腿的,别人可以不理你,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思考,去说,去表达。"
在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程迈眼里,导师"清高,自尊心很强",面对官僚机器,坐在办公室里一封一封地发Email。为了拿到地方和中央资金对高校投入的一个数据,他们向调研的其中4所高校申请了"信息公开"。最终,上海的两所大学还是置之不理,"连理由都不给一个"。
张千帆直言自己基本放弃幻想。"就是你和某某某(官员)关系很好,都没有用的,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也不会去做什么。"在这个利益场里,每一个理性自私的人都在计算推动变革对自己的利害得失,行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为争取教育公平的随迁子女家长。他们自发在网络上建立群,参与研讨会,不定期到教育部去集会、申诉。"其实,他们是最不理性的一群人。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女早就错过高考了,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会因此受到很多冲击。"
"推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而是我们的方案所服务的这些人。现在,这个群体里终于有人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最后,我们也发现,问题有了进展,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区别于多数自由派精英对"暴民"的恐惧,张千帆乐观地认为:推动宪政的真正动力在民间。"你让他们考虑什么呢?让他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他的房子,他的居住环境,他的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有足够的理智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也很意外,像他这样的身份,生长在大城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到国外留学,对中国基层的问题有这样的关注和认识。"任职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吴元中感慨。几年前,他读到张千帆写的一篇法律论文,遂与他通信、相识。
在微博上,张千帆刚刚发布了《宪政讲坛》第十三期讲座的通知,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朋友来听。每年暑期的"世界宪法论坛"已办到第三年。第一届的主题是宗教法治和族群和谐,第二届是土地征收、城乡规划和农民土地权利保障问题,第三届是谈选举。论坛的研究对象被限定在"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问题很多,你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至少要搞清楚对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得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在博客上,张千帆写下大量的时评,以洗练的文笔直击庞大国家机器的最敏感穴位。"现实中有那么多扭曲的宪法问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们媒体让我发表,我一个星期可以写好几篇。"
他感慨着身为宪法学者在中国的幸和不幸。"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安身立命 精神所依
在中国法学界,张千帆的学术路径别具一格——他是生物物理学和政府学的双料博士,半路出家的法学人,自称是"外行人"。按学术同道的玩笑话,他是中国法学界里"最懂物理学的一个"。
16岁进南京大学固体物理系,20岁考取李政道主持的留学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辗转多年,张千帆最终还是选择了让父母不安的道路——和政治离得最近的宪法学。
多年的物理学训练,让他具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物理学做的都是真实验,你不是在那儿凭着空想构造物理学理论,你的理论必须在实践当中得到证实的。而且,事实是什么,你的理论就应该是什么。"
"基本上,我看待社会也是这种态度,属于比较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和问题主义的。物理学解释自然现象,人文科学解释社会现象,它从现象或者问题出发,最后的归属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80年代,中国的改革热火朝天,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也跃跃欲试,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的命运。在留美学生联谊会,张千帆被选为宣传负责人,他请来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讲中国问题,组织过游行活动。一群穷学生开着破车前往华盛顿,路上抛锚,又迷路了。"现在想来,也非常有意思。"
他觉察到自己的志趣正慢慢滑离正轨。1989年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张千帆做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放弃物理学,转攻自己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一开始还是很有挣扎,想是否仍以物理学为主业,在闲暇时间关注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主业一定会占去你一整天的精力和思考。"
没有了"半官派"身份,不再有奖学金,也没有人管饭。转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年,因为支付不了高昂的学费,他只得一边旁听法学院课程,一边搜集资料、进行学术写作。直到1995年拿到奖学金到德克萨斯大学攻读政府学博士,境遇才得以改善。
学业的难以继续、生活的窘迫,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一直行走在人生快车道的张千帆在几年里陷入了精神煎熬。他开始系统阅读儒家经典和相关学说,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激励,继而探索本土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制度理论的对接可能。
"我想人都是需要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之前学物理,就是要无穷尽地去探索未知,会想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在学习各种成型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本身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我从儒家得到的启示,就是关于人的尊严。儒家非常看重人的内在潜质,虽然没有把这两个字挂在表面,但始终贯穿其中。"
2012年,回国13年的张千帆整理了过往的思考和论文,出版新著《为了人的尊严》。在洋务派百年之后,他提出一种新的"中体西用"之说,试图为中国社会制度和道德构建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仅仅强调权利、争取权利是不够的,依然要回到尊严来看问题。在传统基本丧失的中国,如果执着在权利话语体系中,很容易走向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人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只把权利当福利,谁也无法突围。
他把尊严所赋予个人的道德义务类比为十字架,试图以此唤起中国人的内在自豪感,不做政治上的奴隶、道义上的懦夫、身份上的小偷。
"我觉得这套理论挺动人的,是不是?"他反问记者。至于在中国推动宪政,"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我的职业,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教的东西是虚的,是一套不管用的东西,那你也很失败、很没有尊严的。"
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民间
人物周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新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费尽心思地研究和诠释。而你一直认为,寄予太多期待是不现实的。
张千帆:对。这主要来自我对国内宪政进程的观察。尤其是2003年之后,我想得比较清楚。"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确定了中国式维权的一个模式:一定要有上层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但上层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压力。在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上,确实是雷厉风行,说废就废。但这种压力一开始是来自于社会,没有社会的压力,上层不会有这种行动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人在讲"顶层设计",甚至"顶顶层设计",这会是有改革期待的精英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张千帆:我觉得在比较好的社会条件下,当然可以期望顶层设计,而且改革必须要有个顶层设计,但这个设计更多是上下的一种互动,不是顶层出于良心或他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小岗村一开始也是村民自动发起的。
推行经济改革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对于执政党没什么害处,它本身是最大的获利者。但到下面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是自己割肉。没有来自底层的推动力,改革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改革时段也不一样,当时的领导人或许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是真心希望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觉得中国改革将是一种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改革。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改革的动力主要在民间。
人物周刊:相比自由派精英对民众的悲观和恐惧,你的态度很乐观。这种乐观是纯粹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还是其他什么思考?
张千帆:一部分是来自于观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你看中国一百多年来,从康梁变法到现在,都是失败。根源在哪?归根到底,他们就是一场精英运动,康梁就是精英。
人物周刊:说起来,这也是顶层设计。
张千帆:也是顶层设计,也失败了,因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看不起下层,说民智未开。到后来,孙中山也是一样,说首先要去教育、开化人民,等到条件具备了,再来实行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条件可能是永远不具备的。
在一个转型社会里,非常开明的往往是弱势,保守势力总归是强势。尤其是作为理性的人,我们都是首先看到自己的利益。有良知的改革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比较无知、愚昧或者短视,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以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果不靠体制外的力量,光是窝里斗,改革最后肯定失败。
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人民,你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说什么问题都不能信任他们,那最后等于是你把自己放到了一条死路上。当他们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房子被拆、居住环境、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民众都没有任何问题,他都有能力理性面对,不理性面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自由派在重谈启蒙,重谈开启民智。你有一些怎样的反思?
张千帆:我觉得启蒙不是教育,不是宣传,不是给他上课,而是你要给他提供制度实践的机会,他自己就启蒙了。否则,你总是给他上课,告诉他"你是自由的"、"你应该怎样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他永远不会理解的。
中国民众为什么不理解自由派?因为民众觉得自己已经挺自由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由。我们很少提个人的义务,可以随地吐痰,可以随地扔垃圾,可以在地铁上吃东西,平时没有什么人来管我们。所以,他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那套对他有什么用。
你说怎么样去启发民智?我觉得胡适讲得很好,要让他学会游泳的话,必须让他下水。要让他学会弹琴,必须有琴给他,他有琴可弹才能学得会,你光教他乐谱,或者在岸上教他游泳姿势,他永远学不会。所谓的启蒙,就是让他做现代社会的公民。无非就是在我们宪法设计的框架里,让他去发挥公民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只有让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学得会。
人物周刊:这种实践机会,也不是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的。
张千帆:我们至多只能给这个社会或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其实你不用去教导谁,你只要把属于他们的权利给他们,他们在实践过程当中自然就学会了。
做奴隶是最理性的
人物周刊:你主张用以尊严为核心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替代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会不会被认为不切实际呢?
张千帆:我觉得不是不切实际,事实上,尊严和权利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两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尤其在政治领域,尊严基本上也就是权利,因为国家很强大,维护个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有效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机制。
有人说在宪政领域,谈尊严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可能确实是这样。但在个人道德领域,它会更强调我们的义务感,至少是维护自己尊严和权利的义务。否则你会发现,我们的权利经常甚至每天都在被侵犯,但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采取行动。
所以,权利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当中还是不够的。尤其在我们听起来,权利不具备尊严的道德义务感。权利话语听起来软塌塌的。既然是我的权利,是否维权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管。但尊严是一个很有战斗性的概念,它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人。
人物周刊:一般的感觉,宪政谈得最多的是制度、公民的权利意识,你为什么这么强调道德和信仰?
张千帆:一方面,信仰也是一种宪法自由。另一方面,信仰和道德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包括维持国家制度,都属于一种必要条件。否则,你就是拿着宪法去谈宪法,空对空那也可以,但谁来支持这部宪法?谁能够站出来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你必须回归到信仰,回归到一些原则和理念上。
人物周刊:至少做推动工作的这些人,他要有一种超越理性、自私的个人的利益。
张千帆:理性自私是人的动物属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有理性自私就成了鼠辈,对不对?耗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理念的。看到眼前这块食物,它就在想怎么得到,可以不择手段地得到,看到威胁就各自逃窜。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种自利限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不能过度地扩张自己的私欲,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理性自利对社会来说也是最有利的,每个人的私利加起来就是公益。
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些所谓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是纯粹的理性自私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我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一点,在于人是一种道德动物。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这么高度的文明,是和道德、信仰分不开的。
没有一点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道德感之所以不那么强,是因为没有类似西方或者一些其他宗教国家的信仰。这导致了我们是一个老气横秋、工于心计的国民群体。《三国演义》这些传统小说都在教你怎么样去赢,在这个社会中占上风,怎么样通过各种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斗来斗去,看起来都是为了自己更好,实际上整个民族都在走下坡路。信仰对于突破我们理性的困境是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谈道德,会被许多人耻笑,他们认为那更多是个人私域的东西。他会说,在这个年代应该是谈制度谈法治的。
张千帆:我现在反而觉得谈制度很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制度有问题,但一涉及我们自己的时候,却还是乖乖地跟着这个制度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念,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或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好像也挺情有可原的,因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这么做。这不是很典型的一种缺乏信仰的表现吗?
实际上,做奴隶是很理性的。按照纯粹理性的观念,不应该有任何人出来推动,大家都应该搭便车,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便车可搭,因为根本没有车。这种囚徒困境,我想对于每个文明、每个国家都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点道德是非观念,这个国家就只能是一个满街耗子的国家。
人物周刊:可不可以这么讲,西方的一整套个人权利意识,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的经济人",是植根于西方的信仰和道德土壤?在传统的伦理已被铲得干干净净的中国,抽离其原本的信仰土壤,直接移植这一套个人权利意识,实际上是蛮可怕的。
张千帆:对,西方其实绝非没有道德信仰,只是这些不属于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考虑范围。中国儒家的道德和政治从一开始是一体的,它很延续。这种连续性也很正常,政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但在西方,你会发现它是分裂的,道德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世界,在那里你没有什么权利,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权利?你就是个罪人。但是,在政治领域或者在宪政领域,它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不怎么讲道德和义务。
我们光把眼睛盯着它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很容易忽视它的政治学说下面是有义务作为支撑的。事实上,政治制度或者宪政制度的运行一定要有一些底线道德。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运转得比较理性。
背起你的十字架
人物周刊:从"个人尊严",到儒家的"破布里找金子",个人感觉你像是在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世俗宗教。但是,无论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为设计的世俗宗教是很难推行的。
张千帆:对,因为中国传统就是一种世俗信仰,儒家是一套道德伦理体系。这也是我觉得儒家比较有生命力的地方。它是一种为己哲学,虽然有些也谈得很高远,但它是有层次、有阶梯的,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发展自己的道德伦理。儒家(孟子)强调"性本善",经过后天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做君子对谁好?首先是对自己好。他把自己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出来,他会比较自信,会生活得比较有自豪感。既对社会好,同时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生非常充实,非常有价值,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我们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让人看到自己的那种尊贵。我想没有人愿意被人践踏、侮辱,这不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让小孩子从小接触这样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比较积极、健康的人格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借用了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词,"每个人背上一个他力所能及的十字架"。
张千帆:是的,基督教是让耶稣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儒家则要提升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过这里我要对儒家提出一个批评,它后来放弃了这个理想,认为做君子当然好,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君子,大多数人还是小人。我认为,儒家应该把性善论坚持到底,把每个人都转化成君子,就相当于让他背起道德的十字架。做君子是要有一定担当的,但这不等于你一定要成为英雄,一个人为了整个社会去牺牲,去承担十字架的全部重量。
人物周刊:你说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十字架,可是,为什么我要去背这个十字架呢?
张千帆:因为它就是你的。儒家讲,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自己的善性。你不能放弃,放弃就是小人。这个十字架就是说,你的人性当中有尊贵的东西,你必须让自己过对得住自身尊严的生活。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讲,那就表明你有权利了,你有天赋人权:你能自由讲话,能拥有财产,有人身自由。但对于儒家来讲,这也表明你有义务守护自己的尊贵,不能自甘堕落。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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