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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赵元任、胡适、费孝通、金岳霖等给美军上课 ——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特训班中的中国学者(彭靖)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军偷袭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期间,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英文Army SpecialTrainingProgram(简称ASTP)。但是美国政府立即发现,国务院及军方中真正懂汉语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实在太少,一些高校中的年青美国汉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芝加哥大学的柯睿格等人,还要集中到华盛顿为军方收集、分析情报。于是,当时的许多中国留美学者开始在陆军特训班中承担重要角色。比如,赵元任主持哈佛大学的特训班工作,邓嗣禹主持芝加哥大学特训班工作,另外一些中外知名学者与汉学家,如胡适、费孝通、金岳霖等人,也参加了授课;周一良与夫人邓懿、杨联陞等人参加了助教工作。随着这些学者传记、回忆录和日记的公开与出版,为我们还原了许多相关的历史信息。
    一
    当时,美国在大学开设"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其目的是要训练将要被派到诸如中国、日本等地区任职的指挥军官,教他们学习各国的语言,同时学习各国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形。此外,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海军语言学校,在费吉尼亚的夏洛特尔设立陆军语言学校等。培训的时间由6个星期至17个月不等。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内容,主要是为了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很显然,如果采用战争前各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法,将无法满足战争需要。为此,那些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尝试对学员强化语言训练,在教学中注重现代汉语的听力与口语表达。接受过训练的美国学生,就能被派到所学语言的区域去开展工作。
    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年开始举办中文、日文培训班,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主要助教是周一良的夫人邓懿,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而受到赵的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曾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国语入门》的通俗读物。
    关于杨联陞在ASTP授课的经历,1944年3月14日杨联陞致胡适的信中说:"哈佛的海外政治学院远东组在风雨飘摇之后,裁剩下了一百四十人(旧五十,新九十)。还够忙一阵的。坏学生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大概可以教得快一点儿。"1946年4月,北大明确胡适出任校长之后,他曾很想和邓嗣禹一同回北大任教。1946年4月5日,杨联陞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简历:1943-1944年曾任哈佛大学海外政治学校任讲师,教课5学期。不过后来他还是去了联合国做过一阵子翻译。哈佛又聘他回去任教,杨联陞后来遂留在哈佛教中国史。自1948年起,他长期担任《哈佛亚洲学报》中国部分的实际负责人和联络人,并长年撰写书评。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也提到了他在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的这段经历。他说在1944年毕业前夕,因参加哈佛的ASTP工作,推迟了论文的写作。因为哈佛当时的日本学专家赖世和进入军队工作,负责ASTP日文班的叶理绥(SergeElisséeff)便将在哈佛自己培养的弟子周一良,留校担任日文班的助教。赖世和是一位广受日本人敬重的学者,后来曾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61-1966年)。
    1943年10月中旬,应邀来哈佛讲演的外聘中国学者是费孝通。邀请费孝通来演讲的人是哈佛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
    二
    当年,美国有一项称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援助项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是针对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对华关系项目,邀请中国在教育、农业、工程、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精英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从1943年到1947年,中国共有26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分四批应邀访美。第一批的人员中,除了费孝通,还有金岳霖、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等6人。
    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中国6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各推荐一名教授赴美讲学。1943年1月底,这6位人选最后确定: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生理学教授蔡翘,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乃诚,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其昀,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四川大学政治学教授萧作梁。这几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除了张其昀、萧作梁外,其他4位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英语流利。其中金岳霖和蔡翘都曾长期留学美国,金于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蔡于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刘乃诚和费孝通则是伦敦大学校友,分别于1930年和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6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是费孝通,时年32岁。
    1943年6月-1944年7月期间,费孝通在美国做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当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负责费孝通的北美旅行。费正清作为高思大使的特别助理,也曾为推进此项目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记载道:"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费孝通的主要留驻单位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哥大见到了社会史家魏特夫和人类学家林顿(RalphLinton)。林顿让自己的一位研究生帮助费孝通完成一部英文书稿。帕森斯当时实际负责哈佛SOA(海外管理学院,SchoolforOverseasAdministration)的事务,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费孝通和魏特夫去演讲。
    在这个学院的秋季课程表上列出了两次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的课:10月11日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国的乡村社会";10月18日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国的镇"。费孝通在哈佛期间,也和社会学系的教授们有所接触,只有帕森斯对他比较热情,其他人均比较傲慢和冷淡,这使得费孝通对哈佛社会学系感到十分失望。他在哈佛还接触了远东系、商学院的一些教授,但他在1943年10月21日写给费慰梅信中抱怨说,哈佛汉学家们比较空虚和迷失于过去,而只有商学院的玛约(EltonMayo)和怀特黑德(T.NorthWhitehead)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在远东系接触的汉学家应是魏鲁南,魏不关心当代中国,甚至不通现代汉语。当时在哈佛求学的杨联陞、周一良等人似乎和费没有接触,杨在给胡适的信里没有提到费的来访。
    在接受汉语培训的数千名美军士兵中,日后最为学界所知的是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W.Mote),他的中文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牟复礼在他2010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ChinaandtheVo⁃cationofHistoryintheTwenti⁃ethCentury》中介绍,当时来哈佛ASTP远东组做讲座的校内学者包括帕森斯(TalcottParsons)、沃德(LauristanWard)、华尔纳(Lang⁃donWarner)、魏鲁南(JamesWare)、叶理绥,以及校外学者胡适、费孝通、魏特夫等人。他的中文班主讲教授是赵元任,主要助教是周一良先生的夫人邓懿,但他和担任日文助教的周先生也有来往。牟复礼的ASTP经历对他个人的职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后来作为美军战略服务处人员参与监督京津冀一带日军投降之事。抗战结束后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史博士学位,最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奠基人。
    耶鲁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在1943年成立远东语文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金守拙(GeorgeKennedy),采用的是拼音法教学,所用的第一本教材《SpeakChi⁃nese》(中文口语)由金守拙、赫德曼(L.M.Hartman)编著,1944年由亨利霍尔特(HenryHolt&Co.)出版社出版,留美学者房兆楹曾为该书撰写过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练习会话的教材《ChineseDialogue》(华语对话),整个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系统便是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发展下去的。
    二战期间,房兆楹受美国陆军军部之聘,在耶鲁大学ASTP班教美国军人学习汉语。他和美国学者霍克特(CharlesF.Hockett)合作,在金守拙、赫德曼出版的《中文口语》的基础上,将此书扩充到两册本的汉语口语教材,列入美国"陆军部教育手册"(WarDepartmentEdu⁃cationManual),于1944-1945年在华盛顿出版。这个汉语口语课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976年、1980年再次印行。
    三
    芝加哥大学是较早接受美国陆军委托,在大学开办ASTP课程的学校,培训时间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4年4月结束,比哈佛大学开办的时间要早半年以上。芝大1942年下旬成立东方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邓嗣禹(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回忆文章《美国陆军特训班给予吾人学习西语的教训》中(载笔者2014年出版的《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一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芝加哥大学开办的课程,当时称为"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由邓嗣禹负责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先生也曾参与授课。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受过训练的学员,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习俗,能阅读中文报纸,并能用中文演讲,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顾立雅最初没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大负责培训项目,1943年他的授课内容结束后,他也来到华盛顿,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服务于美军情报部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返回母校。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介绍,芝加哥大学的特训班课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语言学习课程,二是地域研究课程。语言学习课程每周上17小时的课,采用的教材由邓嗣禹与顾立雅共同编写,如:《中文报刊归纳法》《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有关口语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邓嗣禹自编的教材。在此基础上,1947年他根据培训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社交汉语与语法注解》(ConversationChinesewithGram⁃matical),由杨联陞撰写序言。之后在此基础上,1965年他又出版了《高级社交汉语》(AdvancedCon⁃versationChinese)等书,在美国都成为畅销书,并多次再版。据1980年来华参加"中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学术讨论会"的耶鲁大学黄伯飞教授撰文介绍,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在80年代中期以前,所用口语教材都是采用邓嗣禹的这套教材。
    芝大特训班讲授的地域研究课程,当时每学期有10个小时。第一期学习地理,教师为芝大地理学系各教授所担任,程序是先讲远东地理,然后相当详细的讲中国地理;第二期讲中国历史,从北京猿人讲起,到最近的时事为止。凡是中国文化、美术、政治哲学等内容皆需要讲述。第三期讲是有关中国社会组织活动内容,注重近百年来的情景,并增加讨论课的内容。第四期是地域学习的课程,整合前三期所学内容为一体,请人类学专家将中国文化做综合介绍。
    除此之外,在这一年当中,他们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时间,学习欧洲历史、地理与政治的内容,使学生不仅了解中国的知识,而且对于世界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本校的授课教师中,有用中文演讲的,专门讲中国风俗的内容;有谈论时事的学者;还有介绍中国的旧剧作或书画的学者。除去听演讲内容之外,学生必须看课外参考书,数量要求为第周约100页。同时每月对学生有一次小考,每期有一次大考。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一年中文训练的成绩,使金岳霖先生大为诧异"。受训的学生俨然成为"中国通"。这是因为当时金岳霖也在芝大,并通过邓嗣禹与ASTP班的学员有许多接触。
    1943年6月,金岳霖与费孝通、张其昀等6人集中到重庆办理访美护照,并参加了5天的集训。在这期间,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曾会见并宴请了各位教授,并向教授们赠送了自己的像片,这对于6位教授都是莫大的荣誉。集训后,他们由重庆飞往美国,作为期一年的访问与讲学。
    8月5日-7日,来到美国两个月之后,金岳霖与费孝通一行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了题为"不可征服的中国"的论坛,到会的有美国学者40多人。6位华人教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演讲与介绍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美国学者、学生展开讨论。这些演讲和讨论文稿经过整理之后,结集为《来自不可征服中国的声音》(VoicesfromUnoccupiedChina)一书,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岳霖在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均参加过学术交流活动,但在芝加哥大学停留的时间最长。在芝大东方研究院,他用英文完成了《道、自然与人》一书。金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无论这部著作是否值得撰写或发表,它毕竟使我有机会感谢美国哈佛大学、感谢芝加哥大学,特别是感谢美国国务院。"可惜这本书当时没有能在美国出版。
    1943年,金岳霖还曾用英文撰写《ChinaPhilosophy》(《中国哲学》)一稿,作为在华美军讲课的讲稿,曾少量油印,1980年在《Social Science in》(《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首次刊出,后译成中文在《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发表。
    1944年3月-4月,第四学期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是由邓嗣禹代表芝大,聘请胡适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十余日,时间安排是每日讲演一次,每周有五次的时间,胡适也是芝大当时唯一的外聘学者。具体细节,我们可见胡适出发之前(1944年3月22日),写给王重民的信函:"我二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顺带为邓嗣禹的兵官学校作六个演讲。四月十三日可东归。"胡适在信中所指的"兵官学校",即是芝加哥大学当时开设的ASTP"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胡适演讲的具体时间,可界定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这段经历目前在《胡适全集》《胡适年谱》中均属于被遗漏的内容。
    这期间,胡适居住在芝大的教职员俱乐部,业余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他聊天,而且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胡适之前曾长期在北大任教,1938-1942年期间又出任过战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所以关于民国初年的事,他知道幕后背景与个人底细,这些内容在普通书中是不易看到的。胡适由于当大使期间多次在美国演讲,所以口才相当好,他可以从早谈到晚,而且滔滔不绝、娓娓动听,所讲的故事大多使人久闻不厌,毕生难忘。后来,胡适在收到讲课费的支票后,曾回信表示感谢,并多次称邓嗣禹为"邓老板"。1946年6月,胡适受聘为北大校长后,聘请邓嗣禹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邓嗣禹于7月到中国湖南,回老家省亲之后,8月中旬赴北大历史系就任。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到"杨振声先生看见我的学生给我写的中文信,使印度的检查者看不出他的双关语的牢骚,致杨先生说他们的中文有中国初中毕业生的程度"。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感慨道:"学一年中文,他们能会话,能演讲,能口译,能笔译,能看浅近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总算是不错了。回想我们学英文甚至学中文进步的迟慢,真是有天渊之别。"
    当时,任职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是由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第二批6人访问学者之一。杨振声(1890-1956)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4年7月,杨振声随同厦门大学的萨本栋、南开大学的陈序经、岭南大学容启东、中央研究院的汪敬熙、金陵大学的陈裕光等6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演讲与访学。当杨振声来到芝加哥大学时,芝大ASTP班的学员已经结束课程,奔赴中国抗日战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在芝大的师生情谊,时常用中文写信给邓嗣禹,汇报他们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各种情况。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1月18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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