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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沈大伟:习近平治下中国政治改革无望

张彦 2016年5月31日
5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站岗的武警。
Kim Kyung-Hoon/Reuters
5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站岗的武警。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撰写或编辑了逾30本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些著作的主题涵盖军事、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领导层的描绘。他最新的作品是《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虽然篇幅不长,但大胆地分析了可能会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一些事件。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中国内部的弱点,它与其他列宁主义政权的相似之处,以及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对中国日益失望的原因。

问:自拿破仑以来,世界上便充斥着有关中国的预测。还需要再多一个吗?


    答:没人拥有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研究中国的专家应该至少试着解析和理解其中的态势。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关键节点上,这点尤其重要。里面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问:你认为列宁主义政党无法长期掌权,可以这么讲吗?看起来它们似乎要么像苏联一样通过高压政策维持权力,因此踏上穷途末路,要么像台湾一样,走向开明,进行彻底的变革。
    答:我认为从历史上看,相比自由国家,列宁主义政权拥有的合法性更少、力量更弱、寿命更短。此外,就像你指出的,唯一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实现新工业化经济的列宁式政权是80年代的台湾。台湾在政治上实现了自由化和民主化——就像韩国和亚洲其他的昔日威权政权一样——令它的经济到达了十分发达的水平。这恰好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要么实现政治自由化,成为发达经济体;要么停留在"强硬的威权主义",陷入经济停滞。

    问:这意味着外界不需要太过担心中国的崛起?或许只需要在军事和外交上保持一点警觉,提防冒险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从长远看会自行消亡?
    答:是的。我在上一本书[《中国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中讲过,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国力在很多方面有欠缺。那本书是从外部审视中国,而这本新书是主要从内部着眼。在仔细探究了中国的权力来源之后,我发现它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而非优势。结果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对"中国崛起"这种表述一直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它错误地夸大了中国的力量,淡化了它的薄弱之处。

    问:中国共产党似乎对苏联的历史有深刻的认识,起初也试图通过改革来避免陷入停滞和衰落。这个改革的时期从何时开始,又在何时结束?
    答:我在这本书中提到,也在之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讲过,对于列宁主义政权而言,政治衰落是一个不可避免而又旷日持久的过程。苏联的衰落持续了27年时间,自勃列日涅夫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开始,直到1991年才最终完全崩塌。赫鲁晓夫一直在努力改革斯大林制度,但勃列日涅夫将国家重新拉回了漫长的官僚主义僵滞状态。等到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启改革,已经太晚了。
    邓小平明白这一点,这是他、赵紫阳、胡耀邦在80年代试图解决的问题。然后到1998年,改革派才再度有所作为——这段时期持续了十年,至2008-09年,中国又抛弃了相对的自由化。自那之后,收缩速度加快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崩溃。不过它的确意味着中国相对而言正陷入停滞。

    问:所以改革的这个阶段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他为何常常被描绘成可怕的角色?
    :这个过程肯定在习近平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开始了。当然,他也属于在2008-09年决定终结十年受控政治开放进程的那个最高领导层。不过,自2012年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确在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上加强了控制,将权力集中于他个人。

    问:早先你曾指出,习近平不太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是什么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相比对习近平个人的了解,这更多地与我对中国官僚政治的了解有关。不过我也感觉到习近平本人并没有自由派的基因,感觉到他的智识和政治取向是趋向更早的年代,而非面向21世纪。在中国观察人士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理论:习近平是在走向开放之前先进行严厉打击。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在党的机器和政府机关里肯定存在不少受挫的改革者。但习近平及其领导层依然深觉不安,坚信开放必然导致体制走向灭亡。

    问: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似乎普遍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失望情绪。
    :中国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的中国。这些人为之做出了太多和太久的努力。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中国前景一直是美国制定政策潜在的关键假定。它听起来有点简单化,或许还很天真,但美国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几十年。
    最近出现的失望情绪也存在其他许多原因:海外企业界正在经历各种问题,中国在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建人工岛并将南海军事化,还有它的外交争端,严厉打击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活动,向香港施压,以及其他不好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政权的专制取向,导致美国的一些人士对中国产生了真切的失望情绪。

    问:自1979年以来,你每年都会来中国。你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最像过去的哪个时期?
    :在过去的37年里,我在不间断地亲身感受中国,也在那里住过几段时间。其中有不少是非常不错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显然和1989-92年间比较像,也就是天安门事件[1989年军队镇压北京的抗议活动]之后。只不过不比当时那么糟糕。我那时就住在北京。整座城市处在戒严状态,压抑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中国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问:那我们也能期待中国出现比较大的改革推动力吗,就像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那样令经济自由化复苏?
    :这正是中国现在需要的,但我不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拿出的宏大改革计划基本上夭折了。原因不一而足。和1992年不同的是,如今的当权者不能简单地拨动开关,开启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而是需要配套政治改革——重大、持续的政治改革和自由化。除非共产党这样做——我觉得只要习近平还在位,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否则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实质性经济改革就永远无法实现。
    有关中国未来的关键变量是政治问题。共产党必须明白如何分享权力,这样才能维持它的权力。政治霸权肯定会带来相对的经济停滞,导致社会压力日益严重,政权和制度加速衰落。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欢迎在Twitter关注张彦 @iandenisjoh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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