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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

阮銘:對中共黨史偽造學派的清算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的價值

图:何方
中共無信史。原因何在?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的價值,就在對統治中國共產黨六十余年的黨史偽造學派進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認真清算。何方指出,中共制造偽史的源頭,是延安整風和產生於延安整風的「黨史編篡學」。何方稱之為「黨史編篡學」的「胡喬木學派」,包括後來加入的胡繩等人。我看稱之為中共黨史偽造學派更為真切。決定偽史「一錘敲定後不許動」的是毛澤東、陳雲、鄧小平等人。胡喬木不過是毛澤東、陳雲、鄧小平們的「一枝筆」,從替毛澤東偽造第一個歷史決議始,到替陳雲、鄧小平偽造第二個歷史決議止。今天毛澤東、陳雲、鄧小平、胡喬木雖已去世,這個歷史偽造學派仍以這兩個歷史決議統治中共黨史研究,不準越雷池一步。
一、塑造毛澤東神話的兩個歷史決議
何方的《黨史筆記》,著重清算了中共黨史偽造學派制造的第一個歷史決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這個歷史決議偽造的遵義會議神話。
對於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目的,有許多流行的說法,譬如說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之類。何方指出延安整風以「研究與清算黨的歷史」為手段,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樹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為論證毛澤東的正確和其他領導人的錯誤制造的假想敵。
事實是: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整風前,七大代表已從各地選出。一九四○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弼時負責七大籌備工作,成立了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毛澤東曾於一九四○年四月二日致電彭德懷、周恩來:「任(即任弼時)已到達延安,中央決定快點召開七大。」
但毛澤東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變了想法,認為「為確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統一全黨認識」;並親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來的歷史文件,準備編《六大以來》文獻集,作為開展黨內路線鬥爭、統一全黨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編黨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澤東任命胡喬木為自己的政治秘書,參與編集《六大以來》和起草《歷史決議》。何方指出:毛澤東編集《六大以來》和起草《歷史決議》,效法斯大林編《聯共黨史》的方式,即先設定黨內一直存在兩條路線鬥爭,毛澤東代表一條正確路線,別的中央領導人代表一條錯誤路線。選材的標準,就是證明毛澤東一貫正確,別的中央領導人一貫錯誤。胡喬木自己承認:「編輯《六大以來》,並不是有文必錄,主要是把兩條路線點明,為了引起整風運動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和對黨的歷史決議的起草。《六大以來》成為延安整風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風和歷史決議制造的第一個神話,就是遵義會議,即所謂決定中國命運的第一個歷史轉折點,糾正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何方以大量歷史資料證明,這個毛澤東造神運動的「歷史轉折」純屬偽造。
遵義會議是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在領導長征中的軍事路線錯誤。那時領導中央紅軍長征的是所謂「三人團」(總書記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會上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作「反報告」,對「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系統批判,並接受會議委托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案》。
會上改組了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總書記;經張聞天、王稼祥提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恩來、李德「三人團」;「由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成立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任組長。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會同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遵義會議文獻》,是制造遵義會議神話的高峰。為了在第二個歷史決議後再度拔高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領導的神話,中共黨史偽造學派根據陳雲的一個所謂《傳達提綱》和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覆》,以及一些人幾十年後的「回憶」,便按照陳雲的指示「一錘敲定後不許動」,把遵義神話敲定為「不許動」的黨史。何方指出這部《遵義會議文獻》充斥荒唐可笑與自相矛盾。如:
《遵義會議文獻》自相矛盾
──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重要發言,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張聞天批判「三人團」軍事路線的《反報告》,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同志軍事路線的錯誤》,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了。)

──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
──洛甫(張聞天)說,現在要更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
這是典型的「今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擁毛的文革語言和八十年代鄧小平「讓胡耀邦做做看」的辦法用來制造三十年代的遵義會議神話。
還有陳雲那份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在「考證」後說:這是陳雲在「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寫成。可疑的是從未發現有人聽過陳雲按這份「提綱」的「傳達」。而這份「傳達提綱」,也未在中國發現,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從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接收來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陳雲確認。這一「文獻」的標題,也不是「遵義會議傳達提綱」,而是《(乙)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何方認為,陳雲此件不但內容與事實不符,而且不可能是「傳達提綱」。他判斷可能是陳雲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陳潭秋、揚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後給共產國際寫的報告。
其實此事前人早有發現。因為陳雲給共產國際寫的《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產國際》(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國的黨史專家司馬璐早在他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中做過引證,並註明「原文是陳雲向共產國際所作的報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義會議上,毛批評博、周路上不願多打仗,行軍像搬家似的,認為這是不對的。可是,遵義會議後,毛指揮軍隊大打大跑,結果也引起很多不滿。
陳雲早年在《共產國際》期刊上發表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真本,比他半個世紀後「一錘敲定後不許動」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偽本,恐怕更接近事實。就在遵義會議之後行軍途中,林彪、彭德懷和劉少奇、楊尚昆,或寫信、或發電,或發牢騷,均表達不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哪裏有什麼「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
真正的歷史轉折,一錘敲定
真正的「歷史轉折」,真正的「一錘敲定」,是長達三年的延安整風和胡喬木起草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風進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為名,作出《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以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改組了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以毛澤東為「書記處主席」,並規定「主席對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這個《決定》取消了原來的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擔任了八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張聞天,從此在胡喬木學派的中共黨史上被抹掉了。這是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終身主席的絕對權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毛澤東「第一枝筆」胡喬木起草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制造了毛澤東歷史上一貫正確的神話: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著重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鄧小平繼承毛的歷史錯誤
毛澤東去世後,胡耀邦曾發起真理標準討論,一度戰勝繼續神化毛澤東、拒絕糾正毛澤東歷史錯誤的「凡是」派。鄧小平則左右搖擺,始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繼而又支持胡喬木「反自由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黨史問題上,鄧小平繼承毛澤東,仍用胡喬木這枝筆來起草《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對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指導思想,是繼承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神話。鄧小平說: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現在這一次,要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寫出來。」
胡喬木遵照鄧小平指導思想寫出的稿子,在提交黨內四千人討論時受到批評,許多人提出決議沒有從建國以來毛澤東錯誤造成的巨大災難中總結出歷史教訓,指出今後改革的方向,並主張不該繼續第一個決議對毛澤東的神化。
胡耀邦根據四千人討論的意見提議,《決議》可考慮改變一種寫法,著重聯系歷史經驗,寫當前任務和今後的做法。也就是避開對毛澤東思想的爭議,從錯誤中記取歷史教訓,明確前進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否定。鄧小平說:「決議稿闡述毛澤東思想,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鄧小平去同陳雲商量,陳雲出的點子是專門加一篇話寫建國以前的歷史。他說:「六十年一寫毛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胡喬木為代表的黨史偽造學派,在鄧小平、陳雲的指導下「一錘敲定」,重塑了被建國以來巨大歷史災難擊破的毛澤東神話。
二、清算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
何方指出,延安整風產生了胡喬木學派的中共黨史編篡學,罷黜百家,定於一尊,壟斷了整個黨史研究領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去不但沒有關於黨史的研究,甚至整個黨的歷史沒有哪個人考慮過。」毛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一書問世。後來又有瞿秋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一九三○年)。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和華崗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內容也都包括黨史。何方認為,這些早期黨史著作「直抒己見,不為尊者諱,沒有清規戒律的限制,沒有審查制度的約束,對問題有不同看法,錯誤雖在所難免,有些史實也不盡正確,但基本上都秉筆直書,繼承了中國史傳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際的優良傳統。」
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
延安整風創建的胡喬木學派「黨史編篡學」,正是背叛了這個優良傳統。名曰「反教條主義」,卻是十足仿照斯大林偽造《聯共黨史》的教條主義。《聯共黨史》以斯大林劃線偽造聯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中共黨史編篡學以毛澤東劃線偽造中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編篡歷史文獻《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有錯誤的文獻,如毛澤東反AB團的《前委通告第一號》(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提出「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根本改造贛西南黨」給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卻收進《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責任從毛澤東轉移給中央。毛澤東導致西路軍覆滅的有關文電,如下令「打通蘇聯通道」的《十月份作戰綱領》(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組成西路軍,創立河西根據地」的《作戰新計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重要指示電,均不收入,以掩蓋毛澤東的錯誤決策,把西路軍覆滅的責任轉嫁給張國燾。
相對於對毛澤東錯誤的掩蓋,對所謂「反毛」的「左」傾中央的錯誤則予以誇大。如「左」傾中央反對「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古(柏)」的文獻,《六大以來》收進四篇之多。事實上對「鄧、毛、謝、古」的黨內鬥爭,受錯誤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職處分,調走做別的工作。如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不久調任總政治部秘書長,後又出任《紅星報》主編。而毛的反AB團富田事變,錯殺成千上萬紅軍指揮員和革命戰士。
一部以毛澤東劃線精心取舍、形塑中央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文獻《六大以來》,三年延安整風和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從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開了十一個月之久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胡喬木根據《歷史決議》撰寫、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完成了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或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對中共黨史研究的絕對統治,同時制造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去世後,胡喬木學派曾一度遇到危機。胡耀邦領導的真理標準討論否定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否定了以毛澤東劃線作為判別歷史是非的標準。隨著胡耀邦對中共歷史上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重新檢討中共歷史問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成為當時的主流意見。
鄧: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
一九八○年三月,鄧小平提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的指導思想,仍然沿襲延安時期第一個歷史決議的寫法,以「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說:「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要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陳雲講得更露骨:「對毛主席的評價要一錘子敲定,否則我們這些人也會被否定。」

至於普遍關心對歷史問題的重新檢討和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鄧小平說:「對過去事情的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小組,仍由胡喬木負責。
從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喬木、鄧力群在鄧小平、陳雲直接領導下,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了一年零三個月(胡耀邦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之一,他的意見被鄧力群傳出鄧小平的一句話,「耀邦的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何方指出:「兩個決議一脈相承,前者(第一個決議)是後者的基礎,後者(第二個決議)是前者的延續。第二個決議還特意(根據陳雲意見)在前面加寫了一段對第一個決議的概括和復述,這也使兩者一起成為中共黨史編篡學的基礎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兩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實際上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區別只在於前者是制造,後者是維護。」
何方正確地指出,胡喬木由於「長期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使他成為思想理論界的官方權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軌的意識形態監護人。」但他又肯定「胡喬木還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義感,也幫助過一些專家學者;在包括黨史在內的理論問題上,那種敢於提出問題和撥亂反正的精神,至今尚無出其右者。」我以為這是何方以己之真誠與正直,錯度了胡喬木虛偽與陰險之心。
歷史學家黎澍,對胡喬木的人格品質曾有一針見血的揭露。黎澍說:「胡喬木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樹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典範。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改造,就是制造偽君子。毛澤東把胡喬木立為標兵,稱贊他『靈魂最美』、『改造最好』,胡喬木正是毛澤東心目中最美最好的偽君子。」
胡喬木獵殺「自由化」對象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歷次整肅知識分子、篡改偽造歷史。樹立毛思想、鄧理論絕對權威,靠的就是胡喬木這類知識分子中的偽君子。我曾親見胡喬木怎樣出謀劃策,不但構陷陸定一、周揚等與他同輩的黨內知識分子,就連他的後輩青年都不放過。
文革時胡喬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時接待來訪者談陸定一。胡喬木揭發陸定一的大字報就貼在中央宣傳部大院。胡喬木揭發毛澤東同陸定一在陜北行軍時曾遭敵機轟炸掃射,而向敵方通情報的可疑者是陸定一。描述過程離奇如間諜小說。我曾為此問過陶鑄,陶鑄說他從未聽說,也不可信。那時陶鑄任中宣部長,同時擔任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長,他對胡喬木的構陷不予理會。後來陶鑄被打倒,專案組被另一名偽君子陳伯達接管,陸定一竟被定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喬木在鄧小平手下的十年達到了權勢的頂峰,不但擴建了他的中共偽史學派的龐大隊伍,而且專為鄧小平、陳雲尋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的獵殺對象。胡喬木的戰略,是全面、徹底、乾凈的殲滅戰,年老的不放過,年少的也不放過。不但他自稱的「老戰友」,如陸定一、周揚、於光遠,一個個被他以鄧小平的名義,掃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垃圾堆;從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蘇紹智的新聞與理論,到劉曉慶的電影,李谷一的歌聲,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聽到過他那激昂慷慨、聲色俱厲的討伐,甚至宣布要同準備出版《胡適文存》的某出版社「決鬥」。真是所向披靡,偉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偽史與憤史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著《史通》,指出中國有良史傳統,也有偽史傳統。
劉知幾認為良史應具備三個條件:史學、史識、史才。後來章學誠加了一條史德。史學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別真偽。史識指駕馭與分析歷史事實的洞察力。史才指寫作才能。史德,就是為寫出信史、拒絕作偽而無所畏懼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難以產生信史的人為因素是,史料被偽史學派壟斷。敢於寫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壟斷史料的只有胡喬木的偽史學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憶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憶的記錄,而是偽史學派強加於死者的偽作。如何方指出:楊尚昆生前與劉英談黨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義會議由洛甫(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任總書記,得到大家的擁護。」這篇談話經楊尚昆本人審定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於《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楊尚昆去世,三年後(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這段歷史變成:「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偽史學派壟斷封閉史料
何方指出:遵義會議決議中根本沒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楊尚昆也無此「回憶」,這是偽史學派從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抄來的。我還要指出,「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這是眾望所歸」這些話,是從《鄧小平年譜》變造的。《鄧小平年譜》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擔任……這是眾望所歸」。時隔四十五年,用語竟一模一樣,這叫「今為古用」。
何方《黨史筆記》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會曾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開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前檔案,但有保留。後來一九九○年十月的《實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號文件》,作出詳細限制,如:「檔案形成之日已滿五十年,但仍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延期開放」;「開放會影響各級領導人個人形象、聲譽的檔案」;「涉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重大政治事件,還未做出結論的」;「開放會影響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檔案」;等數十項。
誰來決定這些禁令適用的範圍呢?唯有壟斷歷史文獻資料的胡喬木偽史學派。凡不利於兩個歷史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偽史制造的神話的,均禁止對民間開放。
求真之難,就在偽史學派對史料的壟斷封閉,致使有志修信史者無法接觸史料,壟斷史料者蓄意制作偽史。於是在史料被壟斷封閉的黨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種非信史亦非偽史的憤史。
「憤怒出詩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澤東的黨史著作,屬於這一類。憑一些人物訪問和零星歷史檔案作出的分析判斷,難以符合復雜的歷史事實。
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只是寫出個人親歷的一段歷史和自己當時筆錄的史實。原來我還想寫一本《毛澤東帝國》,已寫了部份章節的草稿,後來放棄了。因為在毛澤東時期,自己離帝國的核心太遠,視野所及之內,缺乏對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開放當年歷史檔案之前,要寫出「歷史的實錄」幾乎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中共歷史檔案解禁之日來臨,那也將是偽史學派隱退,信史誕生之時。
二○○五年中秋節,於臺灣淡水紅樹林
(何方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
(《爭鳴》200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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