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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6日星期一

余英時:方勵之影響了一代人

方励之
「方勵之的言論曾經激動過一個時代,當他離開這個世界時,他的名字依然被遮蔽。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此岸,古老的大陸,他是一個禁忌。在遙 遠的太平洋彼岸,76歲的他悄悄的走了,他的靈魂將自由地回歸,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攔 。」(摘自朱毅《無字碑前開始的方勵之北京追思》)
2012 年4月14日,國際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中國民主和人權倡導者方勵之長眠亞利桑納州土桑(Tucson)東草地棕櫚墓園,終年76歲。專程從洛杉磯前來告別 精神導師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悼詞上寫著兩行字「從北大到美國,您是我始終的導師;自思想到為人,我是您永遠的學生。」王丹的悼詞,在某種程度上, 代表了八九天安門一代人的心聲。
2012年4月6日,方勵之在亞利桑納州土桑市猝逝,引起全世界各地、包括海峽兩岸三地的科學家和各界人士 的沉痛哀悼,方勵之眾多同事、學生和親友,以及受他影響的一代人,紛紛寫了感人的悼念文章。在這些文章的基礎上,此書編輯委員會又向方勵之生前海內外友 人、尤其是人權和民主活動活躍人士徵稿,從方勵之對人權、民主、科學、教育和人文角度,來回憶與他的交往及生前事蹟,匯集70多篇文稿編輯成書。
《方 勵之紀念文集》編輯高伐林表示,希望「人文卷」能像此前出版的「科學卷」一樣,幫助讀者瞭解方勵之發揮一個科學家的本色,對人權和民主發展的貢獻,他的人 文才華,以及他如何從科學出發來影響中國的科技教育發展和社會政治改革,並為後人研究方勵之、研究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近現代科技史保留珍貴史料。
高伐林引述康德名言:「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他認為這句話彷彿是給方勵 之「量身打造」,他恰巧就「深深景仰」這「兩樣東西」: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索「頭上的燦爛星空」,同時也按照內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則」,不畏艱險,推 動中國的民主和人權進步。
歷史學家余英時為《方勵之紀念文集─人文卷》代序,並撰寫「方勵之的卓越成就」一文。他說:方先生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是他畢生關懷的不僅是知識的「真」,而且也是社會的「善」。
河 邊加州大學教授、漢學家林培瑞在《方勵之:八項美德》一文中說:「認識方先生24年,有幾百種記憶,一篇短文難以盡述」,但他列舉方勵之的八項難忘印象: 「挑選的標準有兩個: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說明方先生性格的特點。」林培瑞列舉的八項美德分別是:全然的真誠、對普通人的同情、機智、勇氣、人權意 識、獨立思考、剛強、童心。「總的來說給我的印象是:聰明、誠實、幽默;而且語言,不管是說的還是寫的,清晰到位、沒有任何廢話。」
方勵之 作為卓越的物理學家、深受學生愛戴的中國科技大學前副校長,1990年7月流亡美國,2012年4月6日客死異邦。林培瑞在紀念文章中,講述方勵之性格的 八點特質,他認為他是個偉人,為中國做出關鍵性的貢獻。1980年代,當方勵之開始公開倡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這個詞在中國極其陌生和「敏感」, 幾乎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上說出這兩個字,更不用說像方勵之那樣提倡普世價值了。
然而,不到30年,在他謝世之際,根植於中國民間草根的「維 權」運動已經廣泛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似乎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權利」的概念很普遍,已經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 己的「權利」。這麼重大變化當然不是任何人單槍匹馬的成果。然而,也可以說: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更大。「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方先生不僅聰 明絕頂,心地純善,而且是一偉大的人。」林培瑞說。
他最佩服方勵之的「先知先覺」。他回憶,1990年,方勵之還在美國使館「避難」期間, 《紐約書評》總編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勵之邀稿,並請林培瑞翻譯。方勵之答應了,稿子送到林培瑞手裡,他瞠目結舌,主題是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在中國,將來會被 遺忘,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套「遺忘術」。
林培瑞想,這怎麼可能?令人髮指的「六四」屠殺已經被全世界的媒體報導,餘波猶新,怎麼會很快被遺 忘?方勵之的理論根據是:1940年代王實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給黨提意見」的百花齊放運動,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跟1989年學運要求都是如 出一轍,可是每次運動都得從頭再來。每一次,後來者對抗議運動的歷史與前人的建樹,所知有限,甚至一無所知。為什麼?主要是因為中共那套能夠抹殺歷史的遺 忘術,當局正在故伎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願。
林培瑞按下震驚,把方勵之的文章翻譯出來了,《紐約書評》也刊登了。現在回頭去看,歷史證明了 方勵之的預言。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只是模糊知道1989年發生什麼事,而他們的「所知」常常也只是政府灌輸給他們的極度扭曲的歷史,在全世界寫下人們對 1989年「不可磨滅」的記憶時,唯獨方勵之在寫遺忘問題。「這段經驗,在我記憶中,能說明方勵之的獨立思考,就是上面說的八項美德之一」。
林 培瑞批評有人認為方勵之六四後應做烈士的論調,有人主張「不要神話方勵之」,認為在1989年天安門學運中,方勵之應該積極介入學生運動;大屠殺之後,方 勵之應該走出大使館,和他的學生在一起。林培瑞為方勵之辯護說,1989的學生運動是自發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勵之不去天安門的原因,是怕他 一旦去,當局會抓把柄,說運動是他發起的,這樣就貶低了學生的自發性。同樣道理,方勵之也勸林培瑞,做為美國人,也不要去。
林培瑞提到,方勵之在六四後上街,恐有生命危險。政府人士給他透露消息,說當局在研究怎樣處理「方勵之」時,曾經考慮安排「車禍」,李淑嫻尤其擔心丈夫的個人安全。
談 到方勵之對當下中國有何意義?林培瑞指出,1973年5月,他第一次到中國,「人權」「民權」之類詞彙根本看不到。1979年1月,第二次去,「權」字在 民主牆上出現,但民間沒有人敢用,是極端「敏感」的詞語。但30年以後,「權」字在中國民間社會裡相當普遍。不但出現許多「維權律師」,數百萬下崗工人、 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養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農村裡受虐待的農民,都知道自己有「權」,這是很大變化,不能不提方勵之的貢獻。
方勵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應該怎麼看?林培瑞問過余英時這個問題。身為當今世界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強調他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高度評價方勵之「在歷史上已取得絕對不朽的地位」。
余英時指出,五四胡適、羅隆基等先驅推動了人權概念,同時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倡「民主」。到了20世紀中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徹底中斷了中國嚮往民主和人 權的傳統。因此,方勵之在19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權,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繼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斷的傳統,只是方的勇氣大多了,因為胡適、羅隆基是在 較為自由的氣氛中提出自己看法,方勵之是頂著很大壓力提出來。
余英時認為,方勵之不但沒有過時、被人遺忘,而且他的貢獻一再加深。「我們不能想像,1980年代的方勵之有多大的魅力,所到之處演講人山人海,他影響了整個一代人,像王丹說的,整個八九一代人都是他教育出來的。」
林培瑞說,今天「方勵之」三個字仍不能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大部分年輕人也沒聽說過他。對這一點,余英時把胡適跟方勵之做了對比。他說胡適的名字在五四時期廣為人知,到了毛時代被徹底抹殺,但到世紀末又恢復了,現在知識界又享有特殊地位。
方 勵之的名譽將來會不會跟胡適一樣在公共輿論恢復?余英時認為有可能,林培瑞也認為很可能。這是因為方勵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的,普世真理、普世價值,在20 世紀末已經變成全球價值取向。方勵之喜歡說:「我研究的是物理,不是中國物理,愛因斯坦研究的也不是猶太物理。難道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人權嗎?」
林培瑞強調,方勵之這種思想突破是很深刻的,比一般擁護共產黨和一般反對共產黨的聲音都深刻一層。「我相信將來的中國歷史會承認這一點」。

曾慧燕
Wai Yin Tsang
 Regional Editor
外埠新聞中心主任
World Journal 世界日報
141-07 20th Ave  Whitestone,  NY 1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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