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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李洪林:我的“党性”和“人性”

 

问:您曾说过,您当时为了闹革命,把父母丢弃一边,让党性吞没了人性。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中并不罕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党性和人性?您认为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造成了党性吞没了人性?

 

党性和人性互不相容

李洪林:我入党是在上大学时,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耐心教育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从思想上有了一些认识的结果。不过把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清楚,我还没有这个水平,所以只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在常识范围内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的知识面很窄,只在共产党的文献中看到"党性"。而被划入其他阶级的人,好像没有谁自称属于什么"阶级",更没有谁炫耀自己具有什么优越的"党性"。所以"党性"应该属于共产党所专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 "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所以没有私利需要保护,因而最大公无私,革起命来也毫无顾忌,所以革命性最彻底。又因为工人所从事的是最有前途的现代化的大生产,所以最有远见,最有前途,而且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也是我年轻时之所以能够"六亲不认",舍身入党,并以能够从事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自豪的原因。

当时正是有了这种"觉悟",我才能把父母抛在一边,把个人安危和得失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

其实为了某种神圣目的而献身,本是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属于一个人内心的情操或道德自律,不是外来的命令或纪律。而"党性"则是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纲领、策略、组织纪律、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的总和。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简单地说,只有六个字:"个人服从组织"。所以对于党员来说,"听党的话,跟党走"就够了。"党性"和他的内心情操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

然而,不管是内在的道德操守,还是外来的组织纪律,都应该有个大前提:它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为它献身值不值得?而衡量这个意义的唯一标准,恰恰就是"人性"。"回顾所来径",只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才发觉自己恰恰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过问题。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人性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底线

人是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不管是"生物进化"也罢,"上帝造人"也罢,反正人是地球上万物发展的最高成就。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已经从野蛮进入文明。所谓"人性",应该是"人"的特征之总和。但是生物都有"返祖"现象,是否与保有祖传基因有关,我不懂得。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的说法,却已经为事实所证明。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过程。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是人性的第一要义,也是文明的起码标准。和它相伴随的,是对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的尊重,因为没有这两项,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便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而只能沦为牲畜或奴隶。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权,正是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这三个基本条件,即生命、财产和自由,做为生而具有的三项天赋权利,给以法律上的保障。

人性的含义当然不止于此。生命要延续,生活要维持,便产生了人类的血缘和非血缘的社会关系。从而衍生了亲情和友情,并且交织成千丝万缕、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在古今中外,都能打破时代和国界,同样激动人心呢?就是因为它的情节里面描画出真正的人性。我们怎样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怎样评价一种主义的价值,又怎样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呢?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人性的态度和作用,也就是看它究竟是保护人性,促进人性发展、提升人性水平,还是压制人性、扭曲人性、摧残人性、消灭人性?或者简单地说,是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还是使之倒退回"野蛮"?

人类社会至今都免不了战争,战争就要死人。但我国古人造字,以"止戈"为"武",就显示了不崇尚杀戮的人道主义精神。《孙子兵法》是专讲打仗的,但也强调对开战要谨慎,因为"兵,凶器;战,危事",所以主张"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都是为了少流血或不流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最初的部落战争,把俘虏直接杀掉或吃掉,所遵循的还是野兽间的丛林法则。后来把俘虏当做奴隶,不再杀掉,便是向文明前进了一大步。所以现在谁要杀害俘虏便是犯了战争罪。日本战犯不但在战争中滥杀无辜,而且直到现在,他们的当权者还把战犯的牌位供在靖国神社,并且坚持年年参拜,这就表明日本这个民族还没有摆脱野蛮阴影的笼罩。已经享受人类文明生活的日本人,应该为这种野蛮遗迹感到羞耻。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的"党性"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表现的"党性",多年来都被赋予最高尚的品格。其实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把它美化了,事实不是那样。

先说"一无所有"和"革命彻底性"。共产主义"经典"鼓励无产者起来造反的名言是:"你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其实中国民间早有一句俗语,表达了这种意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连鞋子都没有的人,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所谓"革命彻底性",就是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肆无忌惮的加以破坏。也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在做人上可以没有底线,在政治上也可以没有底线。原来还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底线。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向全世界宣告了,他们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和一切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既然人类一切文明传统都要砸成"废墟",还有什么值得珍惜,还有什么底线可言呢?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彻底革命"的样板吗?

再说无产阶级因为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劳动,所以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因而"最有前途",也"最有远见"。这也是共产主义"经典"和小册子最大的误区之一。大工业里是有很多工人在劳动,但大工业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脑力劳动的产物。

 

脑力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它使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从野蛮进入文明。当然,人类也为这个分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大多数人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使一小部分人解放出来,升入脑力劳动的殿堂,专门从事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以及组织生产、治理国家和传布宗教等等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这个分工的由来,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 ,而群体中个体的差异和公权力的存在,又酿成实际上的不平等。能够挤入文化殿堂,靠别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生活,专心致力于脑力劳动的,总是比较精明或握有公权力的少数人。因此,这个伟大的分工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成为阶级矛盾的伴生物,甚至脑力劳动都成为掌权者和富人的特权。而广大的体力劳动者中间,只有极少数有天分并有机会的人,有幸成为脑力劳动者。不知有多少天才幼苗,都在广大的草根阶级当中被埋没了。

但是,不管社会为这个分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不管这个分工伴随着多么大的不合理,脑力劳动者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都是不能抹杀的。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人类文明的,只能是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知识就是力量",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翻开人类的历史,没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怎么能有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也正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社会各界的精英和领导者,必定出于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高贵,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类文明传统的"载体"。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片面地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而把脑力劳动排除在外,认为一切脑力劳动者都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参与瓜分剩余价值,也就是属于剥削者。而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又用一知半解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划成了他所说的各个阶级,把知识分子贬为"皮上的毛"。更极端的是,他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美了流氓地痞的野蛮、无知和下流,而批判了人类文明的传统"温良恭俭让"。等到他一手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就完全颠倒了。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最为严重,它充分唤醒并激发了他们潜意识中的"兽性",让残忍、凶暴、邪恶的腥风血雨横扫中国大地,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下子倒退到野蛮时代。

作为这种吞没人性的兽行之典型案例,是文革时一个孩子向当局"揭发"他母亲反对毛泽东,要求处死他的母亲。当举行"公审大会"并真的当场枪决他母亲时,这个孩子居然亲自出席观赏!应该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比野兽世界更野蛮了。"虎毒不食子",野兽都有与生俱来的母子之情,连这种最原始的亲情都被 "党性"颠覆了。

 

第一个从内部批判"党文化"的思想家

已故的中共原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当代中国第一个从根本上对共产党的"党性"作出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他把共产党的"党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把它叫做"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不仅限于党员的个人修养,而且是这个党用来改造社会摧毁人性的强大武器。

朱厚泽指出: "党文化"的特征是以"党"的名义、"集体"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垄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它在经济上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消灭私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党专政;在文化上就是钳制全社会的思想,消灭一切异议。

这种"党文化"的根源正是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原教旨共产主义要和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它要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由共产党集中操控的"大机器",所有的人都是它的零件和螺丝钉。用党的语言,就是"党领导一切"。这种社会不可能容忍个人自由和独立个性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也就是作为一个"人"的特点或品格,这正是概括起来叫做"人性"的那个东西。所以"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或谁高谁低的问题。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作为一个党员,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所以必定有人性,有良知,这是与生俱来的。至于党性,这是后加的,当他入党宣誓时,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支配了,否则便不配作党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这就是"党性"的最高境界。但是党员的人性又不能自动泯灭,所以二者的矛盾便一直存在。他如果能用党性克服人性,就是"党性很强",否则就是"党性不纯"。一个党员身上这对矛盾的消长,对他的人生轨迹起着决定作用。

 

胡耀邦的光辉人生和悲剧结局

开辟了当代中国历史新篇章的胡耀邦,也是在"党性"和"人性"的矛盾运动中,达到自己光辉的顶点又走向悲剧结局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人性光辉的领袖。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精神,为历年冤案平反昭雪,从而使"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家属(大约牵涉到一亿人),一下子摆脱了长期遭受凌辱、可以随便被人"踏上一只脚"的悲惨境地,能够抬起头来重新获得"人"的尊严。这是当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搬开 "党文化"的重压,使亿万人的"人性"得以复苏的创举。

在解放这些"贱民"的同时,胡耀邦又领导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源头上,对"党文化"给以沉重的一击。因为 "两个凡是"就是毛泽东作为传家宝留给中共的"党文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片言只字,还有他在纸上画的圈圈——所有这些,全党和全国都必须照办。其实,正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党文化"统治了中国三十年,才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难道还要让中国人继续在这种"党文化"的愁云惨雾里讨生活吗?洞彻中共所面临的困局,胡耀邦毅然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勇敢地和"两个凡是"宣告决裂,这才为当代中国历史转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思想前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胡耀邦解放了"党文化"奴役下的亿万"贱民",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那条经典"党文化"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上改革开放的大道,从而使中共度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换句话说,胡耀邦之所以能把党挽救过来,是因为他冲击了"党文化"。

 

一场大梦

1946630日晚饭后,我和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校园里散步。谈到当前政局时,我焦急地问他:"不知哪里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当时我大喜过望,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天天给我讲革命道理、指导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友,就是我一直寻觅的共产党!原来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来的一个特委书记,已经考察了我五六个月,认为我已经具备入党条件,于是当即批准我入党,没有"候补期"。他还着重叮嘱我两点:一,今天是我"政治生命"开始的一天,要记住这一天,要一生忠于党。二,要"灰色"自己,就是注意隐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万一被捕,务必保守党的秘密,绝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们俩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上下级关系。所以他所要求于我的"党性",既是党的组织纪律,也是我的道德自律。我觉得把此生献给党,也就是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很长时间都未曾觉察有什么矛盾。所以从那时起,确实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党了。1947年全国大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六二大罢课"时,我一面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一面给指挥部起草罢课通电。同室同学黄琇是三青团员,反对罢课,但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他告诉我小心点,因为三青团正在"注意"我。但我并没退缩,因为此时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已经离开学校,我和他单线联系,自己是独立作战,与学校的地下党没有横向关系,不怕当局"注意"。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我不过就是一个"左倾"学生罢了,不可能从我身上找到什么"组织关系"。所以我不但继续参加罢课指挥部的工作,还在自己主编的《农经通讯》上,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西北农学院参加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大罢课"。

我是学农业经济的,毕业时,台湾糖业公司给学校来函,要聘用一名毕业生。那时学校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套,而是把糖业公司的来函直接贴出,接受所有毕业生的报名,然后按学业成绩录用。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台糖又是全国有名的大企业,待遇优厚,本可以去台糖就业,不但个人有个好工作,还可让父母亲改善一下贫苦生活。但当我向李殿成请示时,他指示我不要去台湾,而要我到陕西郿县乡村师范(相当于中专)去当教员,以便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该校条件艰苦,工资极低,每月只有140万元法币,光是教职员食堂的伙食费就要138万元。但我毫不犹豫地到郿县去了。

现在流行的"入党做官论",不管是赞扬还是挖苦,它反映的都是共产党掌权后的事实:要做官就必须入党。我那个时候入党,和现在是两个时代,不但无官可做、无钱可捞,而且自己还要贴钱。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毕业后,有几个月没找到工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我把父母珍藏多年、也是全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作为党费交给了他。

我上大学时享受全公费,又常给报纸写稿有稿费,所以买了不少三联书店和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的进步图书。我去郿县乡村师范时,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学生,成立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中,作为他们个人的书,互相私下传阅,所以学校当局根本不知道。不料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去的教导主任(是个特务)发现了,说是此书"左倾",拿去进行审查。那些书虽然都没有我的名字,但他迟早一定会追出来源,所以我必须立即离开,于是马上以"待遇太低"为借口辞职。校长无奈地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啊!"其实我生活虽然很苦,但却真舍不得离开,因为那些学生对我太好了!我临走时,全班同学团团围在身边深情地望着我,有几个孩子小声啼哭。我真难以面对这些淳朴的孩子,更不敢看他们闪着泪光的眼睛。这时一个学生哭着问道:"李老师,你啥时回来呀?"看着他明知无望却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的眼泪也忍不住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离别,唯独这次离别的情景,至今还在眼前,从未被岁月冲淡。如果说入党可以得到什么报酬的话,那么,郿县乡村师范那群学生发自内心的深情,就是我此生为"革命"献身所能得到的最可贵的回报。

 

从"游子回家"到"娘打孩子"

至于我反思"党性"和"人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原来做地下工作时,那是国民党的天下,必须时刻提防被捕,精神总是紧张的。说是"出生入死",并不过分。记得1948年十月,我刚刚闯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泊头镇时,真是心花怒放!因为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自己好像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好不容易到家了!"

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就驻在泊头镇,安排李殿成和我住在一个老乡家。我们长期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因此特别能睡,几乎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床。所以房东的小女孩就笑我们是"睡不醒"。我曾有诗《赠殿成》追忆我们当时情景:

喜尝泊镇梨,笑对儿童喧。

常年不眠夜,化作一梦酣。

但是这种"游子到家"心情,在党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淡薄了。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叙事文,叫做《右倾和左迁》,记录五十年代以后的坎坷人生。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排座次都是右为上,左为下,"左迁"是遭到贬斥。我因为1957年以后时常被批为"右倾",所以就经常"左迁"。有一种"娘打孩子论",用来给挨整的人宽心。但我根本想不通:我并没有错,为什么老挨打呢?而且这个 "娘"的心怎么那么狠,打起来怎么那么疼呢?所以我离开"党性"越来越远。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浩劫不必说了,连我最尊敬的彭德怀都被害死了,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1979年前后,这个距离曾经拉近,但是后来又远了,等到后来,我终于看透"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了。

 

为子不能尽孝,使我痛悔终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胡耀邦在党内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我对改革的前途和党的事业又有了希望。特别是1979年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他充满人性的伟大胸怀。在这样总书记的领导下,极大地缩短了我和党的距离。就像当年我在地下工作期间奋不顾身一样,我为自己又能投身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且甘愿献出一切。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是我平生写文章最多的时候,当时一概没有稿费。我父母双双病重在床,他们没有公费医疗,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二百元,要养活老人和孩子,根本无力给老人看病,所以他们只能在家卧床拖着。而我那时简直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白天上班以外,夜以继日写文章批判左毒。

我母亲自知来日无多,总是盼望我在床前多陪她一会儿。她每天下午都把家里的小闹钟拿在手上看时间,等候我下班去陪她坐一会儿。可是我下了班也不曾在床前坐多长时间,和她多说说话,而是略微问候问候,就钻到小屋子里写文章去了。想起这些,我真是后悔无及!母亲茹苦含辛把我抚育成人,在她永远离开世界之前,我连一天假都没请过,都不曾仔细问问她有什么遗言要叮嘱我,我实在是辜负了慈母心!如今已经永远不能弥补了!

但这种忘我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我就被胡乔木和邓力群列入"与党分道扬镳"的名单之中。改革的形势也迅速逆转。胡耀邦不但眼看着我遭到整肃而无力保护,最后连他自己的总书记职位也被宫廷政变颠覆了。


——耀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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