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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逍遥:我的父亲李洪林与胡耀邦


 

父亲和胡耀邦本无历史渊源,也无私交。因为父亲文笔好,思想犀利而且超前,胡耀邦欣赏父亲的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和迷信》,当时《人民日报》没敢发,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找父亲约稿,父亲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他们给胡耀邦看,他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知道了父亲,1979他将父亲调进中宣部,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

  19794月父亲围绕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接着又写了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把父亲叫到他家里。父亲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他很赞成父亲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父亲把四篇都写完。

  70年代末父亲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受害者希望父亲帮他们伸冤。那时父亲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父亲对这千里之外求救信,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把每一封信都附上自己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父亲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父亲搭救。父亲立刻写了一封信和这位读者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省委给他平反,他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文章传遍全国,更多的受害者给父亲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父亲的。这些人在监狱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父亲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面对一大堆信件,又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并把那些申诉信附上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这件事的处理过程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是胡耀邦告诉父亲:"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对此父亲非常欣慰,觉得不虚此生。他认为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父亲一介书生,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胡耀邦作为把中国带出文革的疯狂,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在民众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胡耀邦性格上的清纯和宽容,从人性上讲是优点,但作为总书记是弱点,是非常容易受伤的,父亲形容胡耀邦是胸无城府身无铠甲。胡耀邦非常看重父亲,但在父亲艰难的时候却没能站出来保护父亲。意识形态是非多,中宣部更被称为"是非之地 "。邓力群入主中宣部后就开始收拾父亲,把父亲免职挂起来,不给事做,提出调动还不放,他前后五次组织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集中批判父亲。如此高级的权威机关,如此大规模的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那段时间父亲想找胡耀邦直接申诉,考虑再三还是作罢。父亲在中南海上班,早晨上班常在海边小路上遇见胡耀邦晨练,但是每次擦肩而过只是互相招呼一声,不曾多说一句话。父亲的想法是:不能给他添麻烦,使他难以裁处,而且有损自己的尊严。父亲后来决心自己救自己,和邓力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力群精心策划的五次批判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以至于外界传出父亲大闹中宣部的说法。

  1986年父亲出席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他在讲理论工作的"阻力"时,指出:这种阻力就是党的领导方面的干预。他说:"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礙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说到这里,他比较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举起一只臂膀作为棍子在头上摇晃。不过他摇晃了一阵又为打棍者开脱说:"没有打下来……",父亲顶了他一句:"已经打下来了。"他一看是父亲,笑了笑说:"打破一点皮嘛!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打破一点皮",虽然有点轻描淡写,但他毕竟否定了自己刚说的话,承认棍子是打下来了。父亲认为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当场被人顶撞,毫不介意,并且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这种从谏如流的风格说明他心地光明,昭如日月。

  父亲说每次去胡耀邦家,都和朋友谈心似的,使人毫无拘束。父亲不愿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并不介意,他们很谈的来,每次谈的时间都比较长。他兴趣广泛,有一次提到《诗经》上的一个典故,父亲都为之语塞。胡耀邦"辞职"后父亲又被"免职"了。无官一身轻的父亲,几次想去看望他,但总是将欲行而踯躅:去跟他说什么呢?劝他放宽心,不必介意宦海浮沉?这种廉价的安慰,在这位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面前,能说得出口吗?尽管踌躇不前,父亲还是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他。1988年父亲在美国访问时写的《四种主义在中国》,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他请胡德平带一本给他父亲解解闷,并且打算等回北京时以此为由看望一下胡耀邦,谁知送书这件事竟是父亲和他最后一次"交往",此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1989年父亲回京准备参加"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415日下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耀邦同志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当晚父亲赶到他家,胡德平陪父亲在他们布置的简易灵堂里向耀邦遗像行礼。父亲非常悔恨自己,多少次到他家来和胡德平谈天,都是和胡耀邦见面的机会,为什么瞻前顾后失之交臂?如今这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也成为父亲心中永恒的伤痛!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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