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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

丁一夫:跟着达赖喇嘛,学习如何流亡

图:达赖喇嘛在纽约会见海外华人作家,右一为作者(2013年10月21日)


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并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和流亡相连的关键词:自由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是文革使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六月将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二十七周年。海外的中国人会有很多纪念活动,纪念文革,纪念六四。在文革后,尤其是八九后出走海外的很多朋友,都将在这样的纪念场合重逢。当初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都两鬓苍苍。三十年过去,今日中国的政治状况,很多方面还不如当年。故乡不只是不堪回首,我们中很多人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连回国奔丧尽孝都做不到。我们仍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个人生活、精神状态的某个方面处于流亡的状态。

1959年3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避免民众流血,突然出走印度。在到达避难之地后,达赖喇嘛和他年仅十几岁的弟弟,回望被喜马拉雅山阻隔的家乡。他说,"现在我们是难民了",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1990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用他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证明,和流亡相连的,还有一个美丽的关键词:自由。

2015年年底,我在南印度西藏下密院偶然遇到了一个中年俄罗斯男子,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西藏难民定居点已经住了几年。他是专门研究西藏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十余万追随达赖喇嘛出走的藏人,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十亿印度人中间,他们的身份认同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是在怎样的具体状态下"融入"了主流社会?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藏人政治认同?他们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期望是什么?

他的研究题目抓住了政治流亡者一个普遍的两难处境。和当代一些突发的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流亡群体不一样,藏人的流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看不到结束流亡返回家园的可能日期。在异国的生存发展和保持政治认同形成了无法回避的张力。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同样如此。我们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欧美自由国家给了中国政治异见者自由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融入主流社会却和保持原有政治意识构成一对矛盾,特别是从事文科且流亡时年龄较大的人,都面临着所谓"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的悲情局面。


藏人形成流亡基地自立互助


当年,达赖喇嘛和追随他出走的十余万流亡藏人,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印度次大陆的湿热气候对流亡初期的藏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多人死于疾病伤痛和营养不良。印度次大陆和欧美不同,那里本身有普遍的贫困问题,生活资源不足,还有数亿人口的汪洋大海。藏人在这个人口汪洋中,融入主流社会后,很可能意味着丢失政治认同,并逐渐失去自己的文化独特性。

在困难而危急的流亡初期,达赖喇嘛做出了决策,藏人既要在流亡之地生存发展,也要保持藏人的文化、语言和政治认同。于是,达赖喇嘛向印度政府提出,藏人要聚居,形成流亡基地,藏人的儿童要在专门为藏人办的学校里接受现代教育,藏人要建设自己的寺院;然后,藏人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自立互助,生存发展,并为印度社会做出贡献。

半个多世纪来,流亡藏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第三代都已经成长起来。西藏流亡社区是二战后世界流亡人群中最和平、最友好、最为组织良好、最受全世界尊重的流亡社会。我在印度、尼泊尔各地的藏人定居点看到,最好的建筑是寺院和学校,藏人的年轻一代大多都能用藏语、英语和印地语三种语言,老人得到了妥善照顾。各个难民村的领导机构是福利办公室,其主要工作是赡养老人,提供医疗等事务。各地藏人根据不同条件,发展自己的产业。南方以三大寺为核心的定居点,俨然成为丛林中欣欣向荣的现代城镇。冬季在全印度卖毛衣的商贩,几乎全是流亡藏人以合作社形式互相扶持的小贩。流亡藏人的学校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一般要招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当地印度人孩子。流亡藏人开办的旅馆饭店招收印度员工,为印度社会提供工作机会。

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很多在印度大学里完成了高等教育,有些则来到欧美,顺利融入了欧美主流社会。但是,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很多藏人仍然保持难民的政治身份。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改革成为民选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机构。流亡藏人的政治身份认同不存在丢失的危机。达赖喇嘛在2011年极具勇气和深谋远虑地宣布政治退休,把权力全部移交给流亡政府,让流亡政府得到锻炼机会,让民主机制逐渐成熟,至今已经五年。藏人的流亡基地就像孩子学步,尽管还不稳,终将强健起来。

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

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有些人迅速融入了主流社会,却和原有的政治诉求渐行渐远,还有些人以妥协为代价回归故乡,更多的人在生存和流亡之间挣扎。有一些人坚持当年的政治理念,至今保持难民身份。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中,有很多十分出色的人才,很多人做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但是,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悲情经常表现为沮丧感和孤独感,其原因是流亡者群体在自组织方面的数次失利,于是产生了古今中外政治流亡者难以避免的互相指责和碎片化。

相比之下,流亡藏人在互助和自立能力及其组织方面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这和达赖喇嘛的引导和指点是分不开的。达赖喇嘛是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理性传统的继承人,最推崇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的中道哲学。达赖喇嘛和藏人半个多世纪的流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但是达赖喇嘛从没被悲情所俘虏,从不沮丧,从不绝望。流亡初期,当全世界都以为西藏问题已经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的时候,达赖喇嘛继续他的弘法事业,给所有愿意听的人讲经,和著名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交流冥想修行的心得。当他终于能够访问西方的时候,途径任何地方,只要听说那里有高深的宗教修行者,他就前往要求会见交流。他和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精神领袖都有来往,都友好平等地交流。每到一地,他都争取访问大学,要求和著名科学家对话。他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对话,持续了三十年。无论处于什么境地,无论遇到什么挫折,达赖喇嘛的态度是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快乐来自于内心。他的快乐的笑声,出自内心,闻名世界。

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表现出政治流亡群体非常难得的团结互助和自立发展的能力。藏人内部也有地域、宗教流派和政治观点的差别,也有流亡中的种种艰辛,敌视流亡藏人的外部政治势力也在渗透和破坏藏人社会,但是,达赖喇嘛用他的理性、深思熟虑和幽默快乐的语言,四两拨千斤,稳定了藏人社区的人心。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的榜样在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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