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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綦彦臣:读史的宗教精神含义

耘余闲墨[12]


半梦半醉中的所谓主流社会给中国制造出种种「奇迹」,这些「奇迹」超乎一般宗教典籍中的神迹奇事,如《圣经·新约》记载的耶稣在海面(实为湖面)上行走。细看半梦(中国梦的进度有百分比),略观半醉(党网官媒动辄对「传统」进行诠释),就能感知许多最高级所指已经词不逮意。比如说,中国产能过剩之最不在钢铁、水泥、楼房,而在于教育上的产能过剩——生产了规模空前的「高级知识分子」或曰「知名学者」。因此,中国在预测持续一段时间内的另一最是: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老实做学问已经是最不可能的事情,若老实做学问就与「大师」之誉永无缘份了,甚至连「知名学者」的次级身份也混不上。最近,一位素称有民主素养的体制外学人(男士)写了一篇长文,对体制内的一位「大师」级别的文化学者(女士)进指责,称一听其言就有晕倒(加闭气)的感觉。该篇民主男士骂体制女士的网文发表在一个叫《看见》的微信公众上,具体日期是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于体制女士或曰当下「大师」诸人,我本无评价兴趣,倒是为民主男士不解传统之意而有所感才写这篇短文。逻辑言之:因该男不知彼女不懂传统而误进其套不得出,故愤怒不已;彼女之不懂固然可笑,但该男亦未能理解传统之本质含义。

以上说法尚需泛泛之例佐证。首先,传统在文献上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具体建筑形式更不只是孔子学院;其次,读经典至少应当包括记录制度演进的完整朝代史(传与志并重而不可偏废),比如汉以长期构制而强于此前秦周,再比如宋以更制无能而致随后世递哀,至晚清才有结局;再有,朝代史典如《汉书》与《宋史》虽然重于新旧两《唐书》并《明史》,但笔记野史亦当在读史选粹之中。读《宋史》不得不提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该有私人性质的历史评价笔记一度是南宋初禁野史运动的打击对象。晚清史现在颇受彼女之外的或许有异议声彩的体制内人士之青睐,因之发挥出对现体制及现治理的批判,但易宗夔之《新世说》亦有不可不读之权重。这不是显摆史学阅读量,也不是对纸媒曾云「历史学者綦彦臣掷地有声」有留恋,而是说有基于历史阅读的传统观念至少不能乏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人有本土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主体未在(亚宗教)儒学系内,亦未在多神化社会生态(古谓之淫祀),而在历史典籍阅读与体会;其二,阅读与体会发效于「影射」,「影射」不贬而褒,是为最广义的史鉴意义;其三,本土宗教精神与普世价值不冲突,当中体现出文明的通约性,《汉书》记关尹追随李耳与《圣经·新约》记税吏马太追随耶稣,道理一贯。

在这三点上看彼女,其所肆讲传统之一套,说明非但其不知本土宗教精神为何物,恐怕连《汉书》、《宋史》之专读亦无可能。专读《汉书》与《宋史》是制度史研究之必要,文化(泛义)之传播未必非依之不可,而且,不专读此二史尚有清代之《廿四史纲鉴》阅读为之要览,但是,析中国之传统(无论赞贬)而不深知汉宋,是为「无知」。汉既承秦周两弊,亦以复周去秦为指向而多所建构,因此,中国之谓文明在于汉制度。宋虽承唐制之多,但五代之遗毒(如军队之庞大而耗国家财政)亦唐制所衍,至宋而无以去,故宋之为大略要政者往往有汉制幻想。于今日之中国,宋之三冗(冗兵、冗费、冗员)几乎完全复制,说明中共统治一继有清之一八六〇洋务后再陷体用之困,二继传统负面无自脱而致伪传统下必坠于衰亡。所以说,「两个一百年」之中国梦是半梦状态,半醉之态更明显——踏心做学问成为最危险的事情,效法宋朝各种献辞颂圣之弊成为传统之新解。彼女者,「大师」之成,系于颂圣也。

宋制(史)中颂圣为仕道之一,小慧无智构成了知识产品严重过剩,大略要政层面的质量也非常低劣。范仲淹新政(庆历三年,一〇四三)匆忙而起,忽焉而灭;王安石心有不甘,二十六年后(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以更深亦更阔之规划大行改革,还走上了范前辈败路。正然是「范王事业何惨淡,宋埋亡因百多年」。赵宋选材之荒谬虽然比今日太子党上位稍好一点,但看唐询入仕便知今当红色贵族后人将如何祸害中国传统(之正面)。唐询,以父(唐肃)任起步于仕途,跃升点系于应「诏许天下之士献文章」,而得「诏赐进士及第」。当时竞争十分激烈,但唐询成为「量身订做」之操作的受益者,所谓「应诏者百数,有司第其善者,询数人而已」。

不用回避,我在这里的举例是很直接的影射,根本不用点名,读者就知「怎么回事」。在此知之外,更应知道的似乎是:不当得位者,自以为得之命;得之命必求验证,于是乎,兴阔诸名而穷其凶。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初稿;下午,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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