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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杨光: 「十日文革」之倏興忽滅

沉悶的「兩會」有新聲

  今年的「兩會」緊張、沉悶,正是近期中國政局的外在表現。但萬馬齊喑之際,卻發生了一連串頗不尋常的政治事件:諸如政協委員蔣洪接受財新網採訪大膽主張公民表達自由,財新網文章遭遇三連刪事件,前新華社記者周方實名控告中共網絡管理部門違憲違法侵犯公民言論自由事件,新疆官方網站無界新聞網刊登「忠誠的共產黨員」要求習近平辭職「公開信」事件,新華社發稿誤稱習近平為「中國最後領導人」編輯遭停職處分事件等等。這些事件雖為偶然、突發性質,並無相互聯繫,但恰好在習近平視察三大央媒,宣佈「媒體姓黨」,親自吹響最新一波個人崇拜升溫、輿論管控收緊的集結號之後,趕在中外媒體雲集、輿情高度緊繃的「兩會」期間紮堆發生,則意味深長,引人遐想,或將對未來政局產生微妙影響。這說明,政治高壓加劇之時,必有強力反彈事件滋生。而於此之前,最令人矚目、發人深省的事件,則是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所謂「十日文革」事件。某種意義上,上述諸事件的發生、發展,正是「十日文革」的挫敗所鋪墊,所孕育,所派生。

  「十日文革」由誰引發

  所謂「十日文革」,是人們對官方媒體圍攻批判任志強事件的戲稱。滿打滿算,批任運動總共持續了十餘天時間,來得轟轟烈烈,走得神神秘秘。此事件由習近平關於「媒體姓黨」的「二一九講話」直接引發。個性直率、口無遮攔的任志強先生因兩條調侃、質疑習講話的微博而捅了馬蜂窩,闖下了大禍。任大炮一聲炮響,「姓黨」之徒萬炮還擊,一場上綱上線、來勢洶洶的大批判運動立時爆發。一夜之間,出身革命高幹家庭的任志強便由血統純正的「優秀共產黨員」淪為十惡不赦的「反黨分子」、「公知推牆黨」、「資本翻天派」、「西方敵對勢力代言人」、「八千多萬共產黨員的恥辱」。

  任志強雖非無名之輩,但相對於一場政治運動而言,則仍有小題大做、牛刀殺雞之嫌。也許大批判另有更大的目標,若運動持續下去,勢必發展到揭同黨、打同類、追後台階段,這是中共政治運動的一般規律。事實上,對任志強的大批判已經牽連了孫海英、榮劍等多名微博大V無辜受罰,並被別有用心者故意轉向對王岐山的半公開化輿論攻擊。

  這場大批判運動雖然時間很短,目標很小,但它綜合運用了多種文革元素:正宗的大字報文風,十足的語言暴力,標準的「批倒批臭」陣勢,激烈的階級鬥爭氛圍,濃厚的個人崇拜意味,……凡此種種,無不令人產生時光倒流五十年的錯覺。

  任志強忘了去年剛剛頒佈的「不許妄議中央」的「政治規矩」,也忘了習總書記的「系列講話」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經獲得黨內法規同等地位,只可「學習、實踐」,不可批評指正,實際上也就是當代版的「最高指示」。任志強是個沒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的不識時務的人,當個人崇拜逆流蓄勢待發,蠢蠢欲動,當別人忙於寫馬屁文章、編阿諛歌曲、獻「絕對忠誠」之時,當崇拜者官運亨通、被崇拜者怡然自得之時,他不合時宜批評「重要講話」,挑戰最高權威,豈不正好給那些政壇上的無恥小人與無良惡人提供了一個鬥爭的靶子?奉送了一次當眾表演「絕對忠誠」、「誓死捍衛」的良機?

  官媒藉批任志強緊跟表忠

  官媒大批任志強,當然,首先就是批給習近平看的。在批任者而言,調門越高、帽子越大,罵得越凶、整得越狠,越表明對最高領袖跟得緊、看得齊、忠得鐵、愛得深。五十年前的毛版文革就是這樣一場競相走向瘋癲與暴亂的政治效忠比賽,今天的盜版文革,也脫不開這一模式。習近平最欣賞的小說家二月河在其帝王系列小說中著力渲染的「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的奴才意識、報效意識:誰敢對皇上不恭不敬,奴才必與他死磕死拼,這正是人們在此番批任運動中見到的醜惡情景。

  沒有人相信批判任志強是官媒不約而同的集體自發行動,正如沒有人相信香港銅鑼灣書商「被失蹤」是集體自發投案一樣。那麼,是哪個人、哪個機構,基於何種動機和理由而組織、發動了這場令世人側目、令國人驚悚的「十日文革」運動──是護主心切、容不得別人對「習大大」有一句批評、一語不恭的中共網信辦(事實是,絕大多數批任檄文均由官辦網絡媒體首先推出)?還是居心叵測、欲以「高級黑」手法敗壞最高領導人形象的敵對派系常委?抑或就是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眼裡揉不得沙子」(此為與習近平有姐弟之誼的耿飈長女耿瑩評習語)的習近平本人?目前仍然是謎。

  另一個更大的謎題是,「嚴肅處理」的組織程序尚待啟動,任志強尚未低頭服輸、到央視聚光燈下痛哭流涕認錯懺悔,以儆效尤的政治效果也還尚未達成,是誰、是什麼原因導致當局緊急剎車,鳴金收兵,忽然叫停了這場來勢洶洶的大批判運動?

  人們認為,叫停者想必就是習近平本人。因為從情理上講,任志強既然是公開質疑習「重要講話」而觸犯龍顏、惹禍上身才遭受官媒大批判,由別人來叫停,對最高領導人或有冒犯之嫌,是一件很犯忌諱的事情,誰來做都不合適;而如果這場大批判本來就是由習本人或其鐵杆親信親自授意、親自部署,由別人來叫停就不僅不合適,而且也不可能──除非習近平像當年的華國鋒一樣遭遇伏擊,已經失勢。同理,在習的權威和地位仍然穩固的情況下,直接叫停對習的個人崇拜,比如明文禁止播發歌頌習近平的阿諛文章和馬屁歌曲,也都應該並只能由習近平本人來完成。

  「習核心」未能在兩會取得認可

  問題在於,如果確實是習本人叫停了這場「十日文革」運動,那麼,是基於對大批判始料未及的文革化傾向感到害怕──就像其父習仲勳那樣──而幡然醒悟,主動制止?是因為大批判未建其功、反受其害,客觀上促成了官僚、公知和商界精英「反習大聯盟」的形成,而不得不有所妥協,有所退讓?還是因為苦心孤詣的個人崇拜新舉措只獲得了一部分省級大員的響應,而在中共高層無人抬轎,遭到冷遇(事實上,「習核心」的新提法只獲得了三分之二省份在省級「兩會」時的表態支持,而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公開表態支持),後續動作難以為繼,為避免尷尬而不得不主動叫停?抑或是識破了身邊「奸臣」利用大批判運動對習近平搞「高級黑」,對王岐山放冷箭,以實現抹黑領袖形象、製造高層分裂、離間習王關係、擾亂「打虎」運動的「陰謀」?──這裡的關鍵在於,「十日文革」究竟是不想搞了,還是實在搞不下去了,個中三昧,於十九大佈局,於中國政治走向,不可謂不緊要。但無論如何,「十日文革」被叫停,這總是一件好事,是大不幸中之萬幸。

  四年前的「兩會」剛剛結束,同為「紅二代」翹楚但比習近平更具個人魅力、更擅長操縱群眾、也更善於神化自己的薄熙來以戲劇化的方式身敗名裂。當時,人們長舒了一口氣,以為「新文革」的陰雲已從中國的政治天空被徹底驅除。但是,這三年來,人們聽到了許多薄熙來當初想說而不便說或不敢說的話,比如「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毛澤東思想須臾不能丟,丟了就會喪失根本」,「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對西方價值觀要寸步不讓」,「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媒體姓黨」等等,人們看到了許多薄熙來當初想做但來不及做或沒有條件做的事情,比如清網絡,整大V,扶持「自幹五」,驅逐「砸鍋黨」,整頓地下教會,恐嚇媒體和高校,清洗涉外NGO,越境綁架香港書商,召開新文藝座談會、新古田會議等等,在回歸毛澤東的道路上,儼然比薄熙來更極端、更激進,即以去年大張旗鼓抓捕維權律師為例,便令薄熙來、王立軍陷害李莊律師一案相形見絀,不值一提。如果說習近平被人「高級黑」、「極左化」、「文革化」,那也很難說是別人的「陰謀」,在更大的程度上,倒是他自願的、自找的。

  警惕另一位薄熙來式領袖

  薄熙來事發之後,曾經有兩種輿論:一種認為,時代已變,政局已變,人心已變,不必擔憂文革再現,畢竟如薄熙來般精明強幹的政治能人中共並不多見,薄熙來辦不到的事情,其他人亦休想得逞;另一種認為,一場整死幾百萬、株連幾千萬、讓偌大國家陷入史無前例巨大災難的所謂革命,雖已被鄧小平、胡耀邦、陳雲、葉劍英們定性為「十年浩劫」,卻仍然被薄熙來之流公開招魂,且於光天化日之下局部復辟,說明某種形式的新版文革、變相文革仍有重返中國的可能。如今,「十日文革」倏興忽滅,再次勾起了人們的回憶與反思,也再次激活了薄熙來事件之後的兩種輿論。看來,毛澤東陰魂不散,中共進步有限,國人、世人對習當局仍需保持警惕,嚴陣以待。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2016年4月号《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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