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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綦彦臣:财务自由与良心自由

耘余闲墨(10


尽管「自由」的含义仍然争论不休,尽管财务自由、良心自由均是很近晚的事情,但是,平衡两种自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更一般的情形下,有的读书人(也是学问人)财务自由了,良心自由却陷落了。或者说,为了换取财务自由而不得不牺牲一部分良心自由。还有,基本上没有财务自由压力的人往往又不愿选取良心自由,因为那种选择往往会使财务自由更及人身自由丧失。由此,也就联系到一个从古典社会传下的中国社会伦理大难题——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出自孟轲的文献(〈滕文公〉上篇),这说明财务自由与良心自由的关系已是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在他之前,孔丘未能解决此一难题,在其人生晚期不得不靠权贵家族的资助过活。

在孔丘之前呢,有一个特例,是为墨翟,他至少自称「上无事君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真正比较起来,墨比孔孟不仅人品好而且学问也优。中国于文明意义上未曾彻底丧亡,有赖于墨学隐性传承,其苦身焦形作为宗教性追求不仅为比例极为微小的清官循吏提供了道义资源,而且还为草莽间的社会承担提供了道义资源。而由墨翟这个特例言事,说明一个杰出的学问人具有了财务自由与良心自由之平衡后,会对当时社会有产生巨大影响,对其身处的文明之演进也有巨大意义。观乎历史,财务自由与良心自由最难平衡的时期是清朝。当然,清朝的状况也可以无影射地指示到今日中国。清代文字狱是史无前例之残酷的,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被迫在体制内获得承认。但是,官方对人力资源的购买力十分有限,鼓励读书的传统又造成了民间产能过剩,因此,就出现了怪招迭出的「炫才邀恩」之类事件。「炫才邀恩」的经典方式是投书献策,相当于现在近乎绝迹而「文革」至胡温时代屡有的「万言书」之类。有文献记载的重大「炫才邀恩」案其书写者无一例被处以刑罚,年龄最长者为八十六岁(湖南安化刘翱),被乾隆皇帝批示为发配乌鲁木齐充军。这还是减罪一等的处置,按巡抚李湖的意见是「斩决」。

「炫才邀恩」行为者或是穷文人或是有点钱而未获功名。但无论身份如何,其目标是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今,此类行为并不在少,以其大者,有一个庞大集团让众多底层成员付出了极为残酷的代价,但它已走上了吹捧「今上」、乞求「诏安」的道路。不能说这是一条不归路,但它绝对是不道德的,即与信仰初始的宗旨完全相违了。以其小者,有一个自称弥勒佛转世的「大思想家」,以不断自我标榜的「隐逸」身份捍卫「今上」,此种捍卫虽然没有「带鱼效应」式的当期收获,而未来未必没有被请进某种「座谈会」的可能。

追随主流目标或甘心效力于体制,书写者的写作质量无法达到哪怕勉强的程度。作为一个十分奇特的文明现象,还有待深度研究,本短文不展开来说。要说的是「带鱼效应」在清代也有很贴切的先例,其如学问不小的僧人想当然地把爱新觉罗皇族归为天下第一姓赵氏,再如有过长童生经历(年龄过四十)的读书人自称梦见了已故皇帝,后者向他传达了剿匪密旨。因梦有策,与当今某位「大思想家」的弥勒再世也算十分神似了!在「大(小)思想家」们以及「带鱼效应」的受益者那里,他们已经有了既定逻辑:凡上「今上」想干的事情,江泽民势力一定想搞破坏;凡是「今上」已干而未干好的事情,一定是江泽民势力捣乱的结果。这个最新版的「两个凡是」与财务良心两自由之平衡有关系,但其逻辑却成了问题:既有弥勒转世下来以「大思想家」之俗世身份护佑「今上」,那么,何以连「蛤蟆转世」的江泽民都治不了呢?限定在宗教神话范围内说事,也就难以排除这样的推论了:「妖蟆」是真的,邪功非常;转世弥勒是假的,不过人说鬼话而已!人说鬼话,在传统资源上是墨学系统的发明,他们明鬼神而能自行授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底层社会暴力反抗暴政的行动中,墨学发挥了最好的隐性作用,以致「狐鸣呼曰」仍在历史深处往今日传递信息,以致它仍然是追求良心自由而不顾财务自由的读书人的一份古典理想。

人说鬼话,在陈吴揭竿之后,发生变异于今日也算一大文明现象。吊诡的是,最新版的「两个凡是」之鬼话完全没有「人」的含义,它本身被自己的逻辑所嘲笑:要么,「妖蟆」太厉害了,对比之下,「今上」太无能以致猥琐;要么,弥勒再世只有「不是人」的人话内涵,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造假。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上午,初稿;三月七日晚,改定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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