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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6日星期三

茉莉:生者与死者 我们互相倾听——悼念江绪林

面对死亡,诗人歌德吟诵着:"人不过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过客。"中国的庄子也认为,人生不过是"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无论何人,我们都欠上帝一个死亡。

 

尽管见惯人间生死,但获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江绪林自杀身亡的消息,我在震惊之后还是陷入长久的哀伤与悲痛。我们都没有忘记六四11周年时,那位年轻学子怀着基督徒的爱与和解之信念,孤身举着11根蜡烛,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纪念六四死难者,因而被绑架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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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就在央视无耻宣称"央视姓党"的那一天,早已陷入忧郁之深渊的江绪林选择了自缢。中国政治大倒退的荒诞现实与知识分子的绝望,令人想起美国作家哈罗德·罗森堡的名言:"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他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 惊醒的人们表达爱与理解

 

 

殡仪馆的车急速地驶出校园,在寒冷的春夜送行,同事们和学生们都失声痛哭。网络上一片哀悼之声,朋友们在悲痛中写出一篇篇悼念文章,一些高校师生和民间人士在各地举办了追思会。当江绪林孤独离世之时,被噩耗惊醒的人们敞开心扉,纷纷向死者表达心中真诚的爱、理解与敬重。

 

在哲学家眼里,最能揭示人存在之意义的是死亡。江绪林之死把我们从混混噩噩之中的状态唤醒,令我们理解了奥登的诗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心怀悲悯的幸存者终于学会去表达友爱。那么,这种迟来的关怀与友爱,对于生者和死者又有何意义呢?

 

法国作家蒙田曾说"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他认为人死得早晚并不重要,死得值得才是重点。在去世之后获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爱,死者可以说不枉一死。死亡关闭了一切又开启了一切,人们祝愿江绪林在一个更美丽的地方获得新生。

 

对江绪林的祭悼,是一场生者与死者的相互注视与对话。人们回忆他的音容笑貌,记起他是如何的谦逊、直率、敏感与寡言。人们追问他的生平、工作、爱情与家庭,认识他求知好学的禀赋与独立的人格,了解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和社会关怀,更主要的是,试图去阐释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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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悼词和怀念文章之中,华师大政治学系主任刘擎的《追忆与启迪》是最令人注目的。这位被江绪林称为"罕见的谦逊与温和"的学者,多年来像兄长一样关怀照顾江绪林。在其真挚并具思辨性的悼词中,刘擎把江绪林比喻为现代学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他说"对于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谋深算的流俗风气,绪林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气质是一道格外刺目的警策光芒。"

 

 

 ◎ 逃离恐怖,免于生活之蹂躏

 

 

刘擎提出了一个痛切而无解的问题:"为何友谊最终不足以帮助绪林应对内心的绝望?"谈到面对江绪林的焦虑与轻生的念头,刘擎说他曾回避"抑郁症"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刘擎的悼词说明,江绪林是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但其自杀的深层原因却是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

 

每一种自杀背后都有多种原因。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分析各种自杀类型,将自杀解释为一种社会因素导致的现象。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宣称:"社会的道德结构都在制造自愿性死亡的偶发事件,自杀行为看似个人情操的表达,实则为社会状况之补足与延伸」。"

 

知识分子之死往往是他所属的时代之死。已故作家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所指的年代,是伽利略低头认罪、老舍跳进太平湖那一类年代。王小波认为,假如一个时代不讲理,只会以理服人的知识分子就觉得不如死掉。

 

那么,在江绪林离开这个世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不讲理"的时代呢?放眼江绪林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看到的是社会普遍而严重的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中国的大学也黑暗得难以想像。

 

更可怕的是恐怖统治在中国兴起,恶劣的文革之风卷土重来。近两年,中国当局更严厉地施行言论钳制、思想封锁和宗教迫害,江绪林目睹了不少人电视认罪,也获知不少人被非法拘禁、一些公民社会组织被监控,……。

 

因此,朋友们在悼念时说,江绪林之死,展示了"有理想的人在当下环境中的集体苦闷""他的忧郁是我们时代的忧郁,他的孤独是我们时代的孤独。我们处在一片天空之下。""眼睁睁看着极权吞噬生活,如同一个清醒的人直视着铡刀落向颈部,清醒而痛苦。""大限终将到来,我们都是未亡人。""我们无一不体会到存在的荒谬,所以怀念以致敬那些最坦诚的解脱者。"

 

早在一百年前,儒家学者梁济对社会极度失望,曾指斥世道:"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三天后,饱读诗书的梁济自杀身亡。历史总是上演同样的悲剧。因窒息而心碎,江绪林只能展翅逃离这个恐怖时代,以免于生活更多的蹂躏。

 

 

 ◎  有灵魂的思想者必然思考正义

 

 

江绪林的自杀似乎也与所学专业有关。他是北京大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其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在微博上的文字是:"上主啊,请你开启希望之门;哦,正义……我接受……。"

 

作为一个有灵魂的思想者,江绪林和罗尔斯一样,把"正义"视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他因此临死还在祈祷正义。这位哲学博士曾发表过研究罗尔斯《正义论》的文章。在一篇题为《爱与正义》书评里,江绪林说他钦佩香港学者周保松,因为"他对正义的一种经验的、真实的、亲切而富于理解的爱。"

 

而这正是江绪林最深的痛苦所在,尽管他和周保松一样热爱正义,但他人在大陆,不能像周保松一样没有顾虑地去寻求正义。他说:"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所处的香港社会也有空间正面包容对正义的寻求。"

 

既然在大陆正义难求,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一步,先自己过上安宁的日子,或者走进象牙塔去呢?江绪林不是没有这样尝试过。他曾想象自己在没有正义的环境下也能活得好,说:"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

 

这样想想,江绪林一度就不觉得悲伤了。但他认为,即使自己不委身正义,还是应该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认知,偶尔也帮帮手做点正义的事。两年前,他托朋友送给维权律师滕彪5000元钱,说是支持维权运动。

 

然而,只想帮帮手的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关注和敬佩的民主维权人士一个个入狱,一个个被暴力摧残。更令江绪林更绝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种人性美丽和光彩的人们(同事、学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动地配合着这一幕。"

 

黑暗而荒谬的现实如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吞噬了他生存下去的信心。对于很多满足于物资享受、不在乎自由与尊严的中国人,在这种没有正义的社会里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江绪林这类有精神洁癖、个性敏感而又体质孱弱的思考者来说,在百般挣扎之后万念俱灰,他也就生无可恋了。

 

 

 ◎ 向死而生,宁做异议者而死

 

 

如果我们相信友爱可以超越生命,当我们与死者对视对话时,对方也可能想知道,我们这些幸存者将要如何活下去,即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仅此一次的生命。

 

一些伟大宗教会给绝望的人以希望,使人产生活下去的勇气。但宗教显然没能帮到江绪林。江绪林是基督徒,他认识到"淳朴的信仰使生命本身焕发出希望的色彩",但是他又失望地论证说:"依赖宗教资源拯救社会的指望是不可以实现的。"

 

笔者更认同存在主义哲学,并以此作为个人的思想资源。就如法国作家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所说:"即使自然规律决定人最终是死亡,上帝也更愿意看到人们与之斗争,而不是双眼望着那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相信生命大于苦难,相信抗争胜于祈祷。当年纳粹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他们在受难之初就要求自己:不仅要保住性命,而且还要成为见证人。这些苦役犯因此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了。

 

那么,坚持活下去,向死而生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大概也是江绪林的地下之灵想要知道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按照笔者的理念,面对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行径,即使我们人在海外,也绝不应该独善其身。我们所能做是,当"姓党"的舆论叫嚣鼓噪了多少次,我们就用手中的如剑之笔做出多少次反抗。

 

"不做异议者,毋宁死!"江绪林之死引导我们思考,笔者在此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生死观。死亡是一件毋庸操心的事情,它必然会如期前来,而我们要好好操心的是,自己在死亡之前做了什么。

 

江绪林的自杀既是绝望也是寄望,他否定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却肯定了一种更高的精神价值——正义,这是他寄望于我们去维护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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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发表时有删节,这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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